全球化时代是如何走向“长期停滞”的

一

2008年“大衰退”后，全球经济，复苏力度之小，难度之大，令人唏嘘不已。2013年，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在IMF年会上的一次演讲，提出了“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假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标志性事件，表明一度流行于1930大萧条年代的长期停滞理论，在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回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视野。在2020年的今天，世界陷入了新冠肺炎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再受重创，“长期停滞”似乎前所未有的清晰呈现在人们面前。

萨默斯的演讲关注到危机前后的两组事实，其一，2008年危机之前，即便是泡沫已经很严重的时候，也没有观察到总需求过剩、通胀走高、失业率走低;其二，危机之后尽管措施频出，但数年时间过去了，经济增速仍是不见起色。作为解释，他提出了一个假说：在危机之前，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实际利率就已经为负了(-2%至-3%)。应该承认，萨默斯比很多美国经济学家看得更远，例如他就否认了危机仅仅源于周期性因素，而是主张讨论更为基础的结构性因素在中长期所发挥的作用。而且他的假说，在经济现象上，与人们所观察到的“史无前例”的负利率环境是保持一致的。从2010年开始的七、八年间，欧元区1年期、10年期、30年期的AAA级国债利率陆续跌入了负值区间，非但久久未见起色，反倒越陷越深。美国也步其后尘，泥足深陷。

二

如果不是按危机，而是按人均产值的年均增长率来衡量，我们发现，从1980年到2019年，西欧的人均产值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只有1.9%，美国也大致相仿(1.3%)。这一增长水平显著落后于1945至1975年的黄金增长时代，当时西欧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4%，美国约2.3%。很有可能，“长期停滞”早在1980年代前后即已出现，并已延续了三四十年，只是到了最近，由于危机特有的深刻与持续性质才逐渐为人们所留意。

当我们将目光移向1980年时，会发现该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首先，这一年美国由里根、英国由撒切尔夫人发动新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延续至今的资本全球化时代由此开启。其次，二战后长期繁荣的所谓黄金时代终结于1970年代。1970年代的危机以滞涨著称，经济低速增长与高通胀看似矛盾的共存。作为危机的应对，美英等国以80年代初的沃尔克利率改革驯服了通胀，却也实质上开启了一个低增长与低通胀长期并存的时代。因此，如果遵循同一个逻辑， 与1970年代的滞涨相反，人们也可以将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用“滞缩”来表述。为了克服一个危机，西方世界不惜用另一个影响更为长久更为深远的危机取而代之，以致于当下身陷“长期停滞”，既没有增长，也没有通胀。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了弄清现况，或许应该首先回到1970年代场景，体会那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困境。对于生活于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而言，1970年代是迥然不同、难以想象的。那时发达国家工人阶级运动风起云涌，工会的战斗能力很强，各类工业行动的密度和频度或许是空前绝后的。尽管通胀率较高，但劳动者名义工资的增长率似乎总是高于通胀率。两者孰先孰后，经济学者争论不休，犹如一条咬住了自己尾巴的蛇，总在循环反复之中。面对着七十年代不利贸易条件的变化，工资保持着难以遏制的惯性上涨，资本家阶级被迫通过各类生产要素与商品价格的轮番涨价，在满足工资劳动者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转嫁成本。

让我们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继续深入考察。沿着托马斯.韦斯科普夫富有启发的思路，可以把利润率公式写成如下恒等式：r=(Y/Z)*(Z/K)*(P/Y)

公式中，P代表总利润，Y为净产出，K为存量资本、Z为潜在产出(资本被充分利用时的产出水平)。因此利润率是生产能力利用率(Y/Z)、潜在产出资本比率(Z/K)和利润份额(P/Y)三者的乘积。这一思路的好处在于可以将三种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的理论结合起来，并通过时间序列的定量分析，区分三大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对最终结果的各自影响。利润率的下降，可能是由消费不足引起的，消费不足相关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收入及利润实现上的困难，其表征是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降低;或者，也可能是由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的比例)的提高引起的，这反映在潜在产出资本比率{近似于(v+m)/(c+v)}的下降;最后，利润率可能因为利润份额的下降而下降，这是由过度积累带来的，1970年代的情形就是如此。

韦斯科普夫提供的经验数据表明，美国在1949至1975 年间的利润份额平均为19.2%，但1970至1975年的五年周期内仅为15.5%。工资似乎比利润更能抵御相对于产出的损失，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下降了。利润率从1949到1975年的长期下降，大部分都可归因于实际工资份额的上升，它表明劳动者力量的增强。

利润率的下降引致了一场“滞涨”危机。资本主义有时会产生一个比均衡条件下的积累率更高的积累率，但是过高的积累率迟早会跌落下来。这场由工资与利润比例失衡的矛盾，本来也没有危及有效需求，可以有条件在渐进平稳的过程中完成比例的修复。但资本家阶级放弃了纯粹的经济考量，而是更多的偏好于意识形态因素，以危机为借口，开启了新自由主义进程。沃尔克的高利率降服了高通胀，更为重要的，里根与撒切尔为富人的大幅度减税，同时向工会全面反攻，从法律上和组织上解除了工人阶级咄咄逼人的武装。资本家阶级以其清醒的阶级自觉与对长远未来的高瞻远瞩，在一个短暂而不详的危机，与另一个长远而弥漫的危机之间做出了选择。新的时代，是增长缓慢而危机四伏的，却也是底层劳动者无比失落而顶层富裕者扬眉吐气的年代。历史巨轮的航向因此被扭转了。

三

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美国，贫者愈贫，富者恒富，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贫富最为悬殊的国家。参考皮凯蒂的数据，在收入分配上，从1978年至2015年，该国顶层 1%人口的收入份额从11%上升到 20%，顶层10%人口的收入份额则从35%上升到 47%。底层50%人口的收入份额则从20%减少至12%。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个新时代里，整个富人阶层获得的额外收入有四分之三流入了顶层1%人口的囊中。再切换个角度，在同一时段里，美国中间40%人口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以下均按不变价格)0.9%，累计增长42%，顶层10%人口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1%，累计增长115%，顶层1%人口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3%，累计增长198%。差距在不断拉大，但好在这些人群的收入多少还在增长。但真正令人震惊的，底层50%人口的人均收入，累计增长-1%。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底层劳动者在政治上受挫的真正后果显现了。他们不仅政治上无权无势，组织上一盘散沙，精神上备受折磨，甚至在经济上，也仍然一贫如洗，他们可谓是全球化时代彻底的失落者。

至于顶层10%甚至1%的富裕阶级，他们是新时代真正的胜利者吗?大概是吧，毕竟只有他们才攫取了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好处。但又必须有所保留。让我们回归到前面的利润率公式，利润份额(P/Y)的减少被逆转了，但利润份额的上升，成功带来了利润率的重新回升吗?恰恰相反，来自多份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显示，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利润率一直没有明显的反弹，反而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下降到一个二战以来的历史性低点。新世纪以来多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债台高筑的宏观经济，也从经济现象和后果上提供了更多的佐证。原来，生产能力利用率(Y/Z)的下降在幅度上抵消了甚至超越了利润份额的上涨。导源于工资劳动者消费不足的有效需求不足，造就了日益严重的产能闲置与产品积压，从而严重制约了利润率的反弹空间。资本家积累了更多的资本，却因为投资出路的缺乏而苦恼不已。

资本主义因为资本家的过分成功而失败，这难道不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历史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