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大事儿，还得需要搞艺术的”

其实不要去怪那些“艺术家”们，行为取决于氛围，这氛围非一朝一夕所就，那帮人汲取养分也非一朝一夕而为。

“奉旨造反”罢了，这从来就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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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

网页链接】这条继续说。

苏联从前有个叫格罗斯曼的作家，1952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把斯大林时代吹成是“没有矛盾的天堂”。

然而仅仅不到十年，经受了苏共20th洗礼的他，于1961年写成《生存与命运》，书中宣称卫国战争是“两个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苏联不但称不上正义，甚至极权主义的程度较之希特勒更胜一筹。”

格罗斯曼生前没能见证自己的转身之作的发表，但是在1988年，这部把斯大林黑成碳的作品还是实现了它的“价值”，被苏修社会和西方媒体吹捧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嗯，1988年，神奇的年份【

以身殉道，一场“党政分开”之道】

这一年，曾在赫鲁晓夫时期大热的电影《晴朗的天空》被苏联中央电视台重播，这部控诉斯大林时代的影片受到了80年代末苏联文艺界的大捧。

除了前文的格罗斯曼，擅于随风舞动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们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写出中篇小说《大学生》歌颂斯大林、又在1976年将其改写(主角与反派全数调个)为《滨河街公寓》的特里丰诺夫;

比如在卫国战争期间大写各种抒情诗赞美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时大骂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比如一边自称“列宁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准则”，一边又在小说中大骂列宁与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亚科夫;

比如一边在苏联国营电影制片厂中领巨额公务薪金，一边又大骂苏共“残酷迫害”的维索斯基………

舆论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苏修当局都输门清儿【

财新网又作妖了，聊聊它的胡主编】，而艺术家们的创作更是舆论战中或雷霆万钧、或润物无声的重弹。

对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作用，斯大林本人其实很明白。

1932年联共(布)中央就通过了《关于苏联电影业》的决议，提出改组电影工业，加强它的技术基础，保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一艺术领域的胜利。

后来在苏联电影业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斯大林还给舒米亚茨基写了祝贺信：“苏维埃政权所掌握的电影是一种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电影具有从精神上影响群众的特别巨大的可能性，它帮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者，组织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战斗力。”

1935年格拉西莫夫导演的《七勇士》、1936年吉甘导演的《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德》、1937年扎尔哈依和赫依费茨导演的《波罗的海代表》和罗姆导演的《列宁在十月》，以及1939年的《列宁在1918》……

这些经典，无需多言。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对包括电影在内的苏联文艺界的教育，使得这份拨动民心、统领舆情的功力，同样在他离去后被后人用在了他的身上。

电影、小说、诗歌、唱跳rap……1956年之后，怎么抹黑斯大林、抹黑卫国战争就怎么来。

他的家人们，包括在卫国战争中捐躯牺牲的儿子雅科夫和从未得到元首家属待遇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全部在“苏共20th产儿”所打造的社会氛围里，被苏联的艺术家们的笔触、镜头和口水，大肆攻击，无端羞辱。

艺术家们瓦解了这个国家的领袖，将领袖满门忠烈一个不剩的侮辱了之后，也就顺利地为这个国家的覆灭铺平了道路。

然而国家的解体，却也又再次给了这帮不可一世的文艺人们深刻的教训。

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斯大林进行无情批判的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30年代还曾是暗杀斯大林小组的成员)，在看到90年代俄罗斯的混乱局面后，最终痛心后悔地说：“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极端反G反社会主义的《Gulag archipelago》的作者Solzhenitsyn，1994年从美国回到国内后，从西伯利亚乘火车返回莫斯科、在沿途看到俄罗斯一片败落景象时，垂首感叹：“我害了我的俄罗斯祖国”。

两年后，他发表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通过描写斯大林去世前后的境况，肯定了斯大林及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

Solzhenitsyn甚至还在小说中直面高呼：“俄罗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

可是，这一切已经来得太晚了。

领袖已经被他们推翻，国家也已经被他们玩死。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向来都是「无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