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志纲基于“人性”的市场经济“生态学”的思辨

近日于网上读到王志纲的一篇题目为《深圳，上帝释放了魔鬼，魔鬼创造了天堂》的文章，感慨良多。文章以深圳改开40年巨变为基调，从“人性”出发，深刻而犀利地论述了“公”“私”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在推动社会变革、发展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他的实用性理论，契合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但与此同时，他的理论也是对人们传统道德观的反叛，且潜藏着人类社会自我颠覆的危险因素。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性中的“道”与“魔”永远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将人性的这一律条套用人类社会，同样适用。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文中基于“人性论”及由此衍生的市场“丛林法则”的观点，对比改开前崇尚“大公无私”的计划经济时代，提出一些管见，以激发大家对人性的“善”与“恶”，对人类社会的光明与黑暗更深层、更理性的思考。

文章观点、文法不当、谬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对王志纲基于“人性”的市场经济“生态学”的思辨

彭水周

一

近日，在网上读到一篇题目叫《深圳，上帝释放了魔鬼，魔鬼创造了天堂》的文章，心头如国庆期间落下的阴冷的秋雨，寒意直透心肺。文章以冷峻的笔调，剖析了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光辉典范所走过的凤凰涅槃的艰难历程，毫无隐晦地阐释了深圳特区崛起、成功的政治背景和深层次原因。

本文作者是学经济出身的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市场化民间学者和意见领袖王志纲。

提起王志纲，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及房地产发展史稍有涉猎的人不会不知道，他是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的智囊。改开之初的1982年至1984年，他在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85年至1994年任新华社记者，主要担负国家宏观重大经济题材的调研和报道工作，深度参与了广东乃至中国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探索的关键过程，曾因采写《中国走势采访录》而受到中央决策层高度重视，被邀请进中南海汇报。期间，主持拍摄了多部讴歌改革开放的大型电视专题片;1994年底“下海”，成为独立策划人;1995年创办“王志纲工作室”(智纲智库)，主要服务对象是蓬勃兴起的地产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起到“操盘手”的巨大推动作用，因功勋卓著，曾作为唯一非地产商荣膺“中国房地产界25 年功勋人物”殊荣，荣获“中国城市化进程特别贡献奖”。因其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作出的努力和特殊贡献，2008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幕后推手之一”， 1998年被推选为贵州省政协委员，2000年和2001年应邀担任广东私企商会和广东工商联直属商会首席顾问。他不仅是国内企业家、城市、区域政府领导炙手可热的参谋、智囊，而且其创办的“王志纲工作室”(智纲智库)蜚声海外。

二

王志纲在文中称自己是深圳改开、发展四十年的亲历者、观察者，同时也是推动者，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发生天翻地覆巨变的缩影，他的文章旨在通过深圳成功范例，深层剖析其成功的原因，并由此由点及面，探析中国四十年来何以快速崛起的内在逻辑及其成功的必然性，以廓清国人思想误区，坚定信念，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王志纲首先对深圳崛起的发端作了一个简明事实陈述。

深圳所处特殊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它比邻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他说，改开之初，广东省委领导到基层视察，发现公安、武警、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想要逃港的人，但是再多的公安武警根本挡不住。这么多年来，他见到过很多堪称一代枭雄的从大陆逃到香港的老板，这些人，一讲到自己当年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逃港时，一个个不善言辞的人都变得口若悬河，一个个毫无感情的人会泪流满面，一个个性情木讷的人脸上都神采飞扬。为什么，因为这段经历是彻底改变他们命运的最惊险刺激、同时也是最艰难辛酸、最刻骨铭心的经历。

王志纲揭示内地人逃港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大而言之，是缘于中国濒临“被开除球籍”的危机的倒逼，小而言之，是个人家庭生活穷困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民主政治环境，对美好幸福生活向往的自然人性迸发的结果。

王志纲顺其改开春风激活计划经济制度下中国社会一潭“死水”的意识流寻幽探微，娓娓道来：当时，在广州、深圳之间一百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他评析，农民工背井离乡，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活贫困和生存问题。他们在农村老家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在地里找食吃，连自由迁徙的权力都没有。是改革开放政策给予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机遇。他们离开家乡，到遥远的珠三角打工。表面上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在异地他乡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他们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收获的却是未来。

三

王志纲由此谈到改开后与农民工一样抱着朴素发财梦的另一阶层——胆大、精明的“先富阶层”。

关于这一阶层，说好听点，他们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首批“吃螃蟹”的“英雄先驱”;说难听点，在当时中国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新旧观念角力、政策风向尚未明朗之际，他们是一群将脑袋拎在手上耍的“亡命之徒”。这些早年从珠三角泅水逃到香港去的人，在中国改开春风劲吹下，作为第一批港商荣归“掘金”。

改开之前的中国，在世界资本列强重重封锁下，全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用集体智慧和勤劳汗水，用短短27年时间，建立起拥有健全工农业体系和强大国防科工基础，拥有崇高国际威望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成为世界版图中未受资本荼毒的令世界资本垂涎三尺的肥沃“洼地”，这里纯朴的人民是一张“白纸”，这里实行的全民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法制下的全国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纯净生态，为改革开放制度设计提供了最好的脚本。总之，它是用我们先辈鲜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一片巨大沃壤，改开后，它必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境外资本驰骋、攫利的天堂乐土，直到漫灌的“资本之水”使“洼地”水位同全球资本区域齐平，新一轮世界资本逐利的较量杀机重新萌生。

就是在中国推动政经改革之际，多从本土“杀”出去的香港商人，一个“回马枪”重又杀回来，在大多数国人尚沉浸在计划经济余晖里的的黄金时机，敏锐地判断中国时局走向，捕捉攫利先机。他们在本土竖起厂房，在中国政府赋予深圳特区特殊政策支持下，迅速形成“三来一补”国际加工厂。所谓“三来”，即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一补”即中央专门支持特区先行先试的经济发展特殊补偿贸易政策，它是我国(特别是广东省)在改开初期创立的一种企业合作贸易形式。实际操作是，香港商人只要有订单，就不用给钱，由村集体拿出土地来入股，借钱找包工头把厂房盖好，港商只须把一些二手设备搬过来，就可以开工生产，最后利润两边按比例分账。港商付出的成本之低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土地不要钱，厂房不要钱，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廉价劳动力。

这些港商就是这样通过最粗放的原始手段，在珠三角日进斗金，疯狂地填充自己的永不满足的逐利的人性欲壑。施行“丛林法则”的珠三角经济迅速繁荣成为必然。从1980年到1988年，短短八年时间，珠三角就蹿升为中国新兴制造业高地，建起了成千上万个工厂。拿东莞来说吧，从只能容纳六十万人口的小小县级市，快速膨胀为容纳一千万青壮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这是境外资本首次涌入中国开放的经济特区——弹丸之地深圳形成的特殊的“洼地效应”， 资本追逐超级利润的疯狂于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很快形成高悬中国头上的“堰塞湖”，以其巨大的经济成效倒逼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以释放深圳壅塞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资本与政策红利，以更宏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怀，向西方资本、技术打开封闭的闸门。

在中国社会大变革转型时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发财有理，致富光荣”等新思潮裹挟下，尤其是受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派光怪陆离的繁荣表象的诱惑，使得在“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神圣庄严社会主义道德长期压抑下的人性私欲被重新激活，人们重新高举“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古老信条，奔向令他们激情澎湃的原始丛林。

珠三角本地农民，想法很简单：只须在自家农地建好厂房，转手租出去，白花花的银子就流进了腰包。伴随“三来一补”企业和随之衍生的地方乡镇企业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新职位，以至于出现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在内的所有乡村干部、派出所干部和连小学毕业生都算在内的知识分子悉数出任官职，都填不满工厂厂长、经理职位的亘古奇观。在一个村拥有几十、上百家企业的情况下，村里每个男人都可以在厂里挂个名利兼收的副厂长的头衔。

对这一点，王志纲不吝溢美之词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他以政治家的冷峻、经济学家的睿智、商人的精明，毫不隐晦催生这片繁荣景象背后的罪恶——资本家、奸商的冷血无耻与血汗工厂挣扎在流水线上的劳工们的痛苦呻吟。他说香港商人不是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国际友人白求恩，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一个个利欲熏心，为了一己私利，视工人为替自己赚钱的工具，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剥削与压榨，甚至于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遍地开花的企业中，有不少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和防护用具。

四

至此，王志纲以其纯粹的实用主义立场发表了一通颇有影射意味的言论，不难看出，这是发自他心底的由衷之言，也是吻合人性劣根、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智者洞悉：在深圳崛起的黑暗艰辛而又神奇辉煌的过程中，圣人在哪里?没看到;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也没看到。只看到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众多毫无基础的农民工，一群渴望致富的当地农民，他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而驱使他们不懈奋进的，正是被释放的人性。——虽然这里面有太多说起来不人道、非人性的故事，但它符合常识。

“人性”一词在《深圳，上帝释放了魔鬼，魔鬼创造了天堂》一文中被王志纲反复提及，是支撑其论述讴歌改革开放底气的精神支柱。

王志纲在论述“人性”时，仍是以深圳这个试水的“点”带全国市场化改革的“面”。他说：深圳成功的密码的核心是人性。多少年来(指中国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毛泽东时代)，大家都希望成为雷锋，最后发现在这种要求下，产生的多是伪君子。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澎湃的动力，也是一朵“恶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导，而不是单纯的打压。中国改革开放40年，就是释放人性，释放人的贪婪、侥幸和虚荣的40年。深圳的成功，从基因到生态，归根结底，靠的就是人性，人的本能。40年来，我采访过、接触过、服务过很多成功人士和企业家，说一千道一万，这些人都是一句话，就是欲望的释放。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深圳，就像是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深圳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被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这片谁也不认识谁的土地上，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

这种放纵不是纲纪废弛、打砸抢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是在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的广泛中间地带寻找共识。是对灰色地带的容忍，容忍重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容忍血汗工资制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容忍倒卖批文、合法走私贸易的存在，容忍山寨产品的风行，容忍民营企业家在法律边缘的游走……  这样的容忍使深圳在一段时间广受批评，成为众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

他借用自然生态学概念作了一个符合“丛林法则”的恰当的譬喻：维持一片湿地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保持好环境中千分之三的含盐量;同样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块大湿地，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

他依据“丛林法则”，以其严密理性逻辑继续礼赞：深圳并不完美，也不是伟光正，而是上帝释放了“魔鬼”，人性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释放，无数充满活力与欲望，希望改变命运、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来，鱼龙混杂、大浪淘沙，最终“魔鬼”创造出了天堂。最后，他以深圳“人性论”“丛林法则”实践的成功的铁的事实，倨傲地抛开自认为虚假的人间道义，主观地在颠倒人们传统善恶认知和评判法则，来了个“倒转乾坤”，将自己的情绪与理性思辨推至顶峰：大私造就了大公，大恶造就了大善，大破造就了大立，辩证法在“深圳之变”中得到了最佳体现。

五

是的，王志纲言论是对的，无懈可击。他的底气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来自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胜于雄辩”，来自于他丰富的资本主义理论知识和海纳百川的丰富阅历与长期身体力行的实践，更来自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对顶层设计路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世界政经大势走向的理智研判。

但他可能由于上述一切理由成就了自己非凡自信，而看不到人有别于畜牲、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他嗤之以鼻加以贬斥的道德，看不到实行自由竞争“丛林法则”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浮华之下的百孔千疮，正将全人类拖入万劫不复毁灭深渊的险恶前景，更是罔顾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一辛存者，正是数千年来，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超越人性之恶的丛林兽性的道德教化的结果，它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恢宏磅礴辉煌史诗。舍本逐末的实用主义，相对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尚含意，它的滥殇，只能是人类文明的倒退。而“丛林法则”是无须什么道德教化的，他只是人作为与所有动物同畴的动物本能欲望向社会的自然释放，是最原始、最初级的社会模式。正如王志纲所说，在这里，“只看到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农民，驱使他们奋进的是被释放的人性。这里面有太多说起来不人道、非人性的故事，但它符合常识。”他指的所谓“人性”即人的原始的利己“本能性”，而非人们基于传统认知所理解的糅合了道德温情的“人性”;甚至，在王志纲的“人性”面前，维护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一切社会制度，将因弱肉强食、强者集权而变得形同虚设。

六

否定了上帝、天堂，那么魔鬼与地狱便登堂入室，这里的天堂与地狱，是辩证法中的一块硬币的正反两面，非此即彼，绝对的静止真空状态是不存在的。判决人间高尚道德、美好理想有罪，堵塞通往“善”的通道，那么蛰伏在人们心底的贪婪私欲的恶必然复活、出笼。

王志纲显然是反感“雷锋精神”的，由此不难窥见，实质上，他反感造就“雷锋精神”的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毛泽东时代。他说：那个年代，大家都希望成为雷锋，最后却发现在这种要求下，产生的多是伪君子。

事实真的如王志纲所说的吗?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只要稍有良知，便知道毛泽东时代人们道德水准和社会政治生态，绝非王志纲的“一言以蔽之”。雷锋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格是曾经真实的存在，焦裕禄、谷文昌、王进喜、孔繁森、钱学森…… 乃至经受毛泽东时代锻炼、深受那个时代风气熏陶，至今仍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有名的无名的无数“雷锋”，以其一切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言行时刻感动、感召着我们。历史并未走远，它雄辩的证明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虚伪只是诞生于伪善的灵魂，正如那句名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弃恶扬善的教化，小而言之，是衡量教育是否误人子弟的标准，大而言之，是评判社会制度好坏及其作用下的人们形成的社会、人生价值观的标尺。

王志纲说：“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澎湃的动力，也是一朵‘恶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导，而不是单纯的打压。”毛泽东时代政治，是社会主义法制与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并重，且主要强调的是触及人的思想灵魂的教育改造，它春风化雨，造就了千百万“雷锋”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平治世，绝非王志纲所说的“单纯打压”。最典型的实例，如改造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战犯，用高尚的道义教育感化他们，矫正他们扭曲的灵魂，促使他们反省、认清自己的罪恶，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感戴共产党恩情，在晚年以真诚的忏悔、赎罪之心，竭诚服务祖国、服务人民。还有以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将肆虐中国、荼毒人民数千年的“黄赌毒”扫荡殆尽，

王志纲坦言深圳改革开放40年是释放人性的40年，释放人的贪婪、侥幸和虚荣的40年，不过是以偏概全之论。准确的说，是释放人的贪婪、侥幸和虚荣的恶的本性的40年，而人是有记忆和建立在记忆之上的感性、理性、逻辑思维的社会化动物，人通过工作、生活淬砺而形成的人性，绝非只有贪婪、侥幸和虚荣这些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属于“卑劣”的因子。由此推论，深圳的成功，从基因到生态，归根结底，靠的就是尽情释放了这些“卑劣”的人性因子，即人的“恶”的本能。

尽管王志纲用颇为骄傲的口吻，为自己的论断找出佐证，说40年来，他采访过、接触过、服务过很多成功人士和企业家，这些人说一千、道一万，总的来说都是一句话，就是欲望的释放。但我们依然能发现其证据的瑕疵，他的赖以骄傲的底气之源，即采访的对象，都是改革开放中的“既得利益者”，不难想象，其中，包括那些当年冒着牢狱危险偷渡香港刨金，后来荣归故里办厂搂金，建立自己商业帝国的“亡命之徒”。其实，作为这些践行改革开放国策的先驱、功臣的鼓吹手，王志纲以另一种理论传播、引导的意识领域工作者的特殊身份跻身其间，可算是这些改开精英的同路人。这一事实多少为他的论断的佐证打了折扣。但与之并行的另一事实是，那些抛妻别子涌入深圳，在工厂流水线上流血流汗的蝼蚁般打工者，同样是奔着“发家致富”的梦想而来。

七

王志纲在文中将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特区，比着18世纪末到19世纪美国西部地区大开发，他说：40年来的深圳建设发展，就像是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深圳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被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深圳这片谁也不认识谁的土地上，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

他的类比虽貌似有理，但同样经不起稍具历史常识和基本理性的人的推敲。不错，美国西进运动极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首先它是建立在美国对外开疆拓土的侵略行径之上，在西部运动中，他们——这些顶着文明桂冠的侵略者对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实施了灭绝性屠戮，他们从这片丰饶的处女地上攫获的每一个铜板，都萦绕着印第安人的冤魂，浸透了印第安人的血泪。其二，当时的美国西部，人类社会赖以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几乎是“一张白纸”，基本属于“蛮荒时期”，尽管它广袤的怀抱里，拥有丰富的矿产、水利、森林资源和漫长的海岸线、优良的港湾。而深圳首先是中国大家庭里的一分子，拥有健全优越的社会主义政经制度，拥有人民安居乐业的完备的基础性生产、生活设施，拥有安定团结的良好社会环境，他的强大后盾，是正朝着“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迅奔的伟大祖国。深圳的开放、开发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民生、民众知识、道德素养等物质与精神的有形、无形的沃壤之上，绝不可与数百年前美国西部开发相提并论。

倒是王志纲说的砸破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樊笼的深圳，到处“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被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的颇具魔幻色彩的描述，很是贴切、形象。

八

王志纲对深圳“人性”自由放纵的评论“不是纲纪废弛、打砸抢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宏观上来说是对的，但拉近距离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片喧嚣、繁华之下，到处遍布的，是基于“人性”的从各处渗漏出来的肮脏的污渍。这就像是从远处瞭望，或是从高空俯瞰一片美丽葱茏、赏心悦目的森林，但当你走近它，便发现它的遮天蔽日是如此的令人窒息，投身其中，随处见到的是凶狠毒辣、相互厮杀的狼虫虎豹，用枯枝败叶、撕碎的动物残骸、阴冷的雨水和着泥土沤成的腐殖物，散发出来的恶臭直熏得你头晕目眩。

王志纲以其资深新闻工作者的素养，对这种现象作了基于“人性”的率直描写，“这是对灰色地带的容忍：容忍重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容忍血汗工资制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容忍倒卖批文、合法走私贸易的存在，容忍山寨产品的风行，容忍民营企业家在法律边缘游走…… 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

从这段话里，我们直接感受到“丛林法则”这个词的涵意，只不过它具备了“人性”这张有别于兽类的 “皮”，就像人用以掩藏裸体的衣服一样。如运用逻辑思维推论，裹在遮羞的衣服里的有着有别于兽类的高智商的人的“人性”，一旦入彀“丛林法则”，将比禽兽还要禽兽。

九

王志纲借用自然生态学譬喻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丛林法则”(其实自然生态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丛林法则学)。他把深圳比作一块大湿地，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调配、维持市场“湿地”盐分的合适比例，即担当维护市场蓬勃兴盛的“保姆”角色，以确保湿地物种多样性。这些不同物种在“丛林”竞争环境中自我调适的同时，自然形成各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湿地生物衍生链。对此，王志纲用充满激情的语气生动地说：“至于湿地生物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

将王志纲的湿地生态学理论对应现实解读，就是政企分开，政府管理与市场运行切割，无论释放“人性”的市场搅得怎样的天昏地暗，黑白颠倒，都属于无所谓美丑、善恶界限的优胜劣汰的自然“丛林法则”，与政府无关。为什么“民营经济才是市场舞台的主角”?依王志纲推崇的“丛林”论逻辑，是因为最能反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 “人性”根本，最能体现市场经济原教旨，也是最能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人的原始内生动力的，正是私有化民营经济。这与王志纲的理论认知相契合。实话实说，王志纲的市场经济理论认知，是中国改开时代政经体制改革的具体体现，根据“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哲理论断，它吻合时代发展要求。

然而，王志纲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拥有高智商的人类社会毕竟不是“丛林”中尚处原始形态的茹毛饮血的兽类世界。改开初期，针对共产党执政与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关系，社会上流行“笼子与鸟”的辩证趣谈，有人坚信：中国共产党作为久经考验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他执掌的社会主义政权就好比一只固若金汤的鸟笼，而私有制经济只不过是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鸟。言下之意，私营经济永远逃不出“笼子”的掌控。但也有人心存疑虑，他们担心，一旦私有经济这只鸟长大了，磨砺出钢喙铁爪，而笼子渐行锈蚀破败了，鸟儿不就能破笼而出了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已被历史发展证明了的真理，私有制社会治理语境下，私有制经济的不断壮大，必然渗透上层建筑，进而操纵国家运行机器，从而改革原来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制定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法律，而将国家公器窃为替自己服务的私人工具，——尽管他在“偷梁换柱”的同时，往往打出掩藏祸心的眩惑百姓的美丽幌子。

十

王志纲石破天惊的“上帝”“魔鬼”颠倒论——“大私终于造就了大公，大恶终于造就了大善，大破终于造就了大立”，虽然在接受传统教育的人们听来，是如此刺耳，但却符合“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的事物发展辩证法。此妙论还使人联想到一句熟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杀人杀多了，便会幡然醒悟，重构梵天慈悲世界。但佛、魔终究异道，佛的世界果真要以祭献无数无辜者的鲜血、生命，用他们的深重苦难换得重生吗?又有谁能证明，浴血诞生的新的世界果真就是消灭了一切魑魅魍魉，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每个角落，人们彼此相亲相爱的欢乐和谐的理想世界? ——其实王志纲对“深圳涅槃”的理想化讴歌不过源自他或是他所处的那个优越群体的自我陶醉的想象罢了。

十一

王志纲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列举了深圳成功的密码。

一是蛇口基因，蛇口具有全球化意识，它创办之初，就是一个被政策允许开放的口子。在这里，由于一切均可先行先试，所以更加易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全球化，很多深圳的大企业都是从蛇口走出来的，这也是当时深圳何以能够撑得起全球企业的根本原因。但这里，王志纲掩盖了深圳崛起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即前文提到的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极为廉价的各种丰富资源“洼地”，虹吸世界资本的“丛林”效应。

二是他多次提及的政策生态环境。他说相比国内大部分政府，深圳特区政府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不与市场进行博弈，只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在市场失语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形象一点说，就是做市场的贴心“保姆”。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体会，通过事实来说明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角色定位的重要性。他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了很大决心，也付出了很大努力，把一百多家中小型电子工业企业打包成立了赛格集团，其中上市公司都有不少，其董事长的级别也很高，可谓傲视群雄。然而谁也没想到，有着超强配置的赛格集团，即使在最兴盛时候，全力打造的电子工业产业也未兴起，具有竞争力的终端产品也没做起来。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市场的自由调适下，却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华强北。随着2000年赛格广场全面落成，华强北步入辉煌，而名扬天下的赛格集团却逐渐地黯然谢幕。与此同时，原来深圳市扶持的很多大型工业国有企业，也因为“水性不佳”而逐渐被市场淘汰，它们就像是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一样，体型庞大，动作缓慢，当环境变成了热带雨林，恐龙不在了，人们惊讶的发现：恐龙的尸骨腐烂以后，变成热带雨林的肥料，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热带雨林中，“兔子吃草，狐狸吃兔子，狼吃狐狸”的生态迅速形成，自由演化，产生了一大批华为、腾讯等民营企业参天大树。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当时中央决定试水深圳特区、在政策上大开口子，大力鼓励深圳探索走市场经济道路，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排头兵和风向标。

在特殊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博弈境况下，在深圳再由政府按原先计划经济老套路，兴办国企，发展集体经济，无疑是欠适宜的，政策环境变了，组成社会的各有机部分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化;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也随之改变，政府的职能势必也要随之改变，如果仍固执己见，墨守成规，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南橘北枳，费力不讨好。这并非王志纲所说的是因为“水性不佳”，而是根本不识深圳这池“水”已非昔日那池“水”了，是不识时务，最后被汹涌的市场潮水淹没乃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政府硬要逆水行舟，扶持的国企和集体经济只能作为陪衬、烘托私营经济红花的绿叶，使私营经济红花更加艳丽，而不难预料的最后结果，只能是为中国全面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加快扫清障碍。

了解了这一点，那么，大家对王志纲的国有企业“恐龙”说也就无所诧异了。因为这些“恐龙”最适宜的生存环境是计划经济时代，昔日它们创造的举世无双的辉煌业绩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实行“丛林法则”的市场经济时代，它们只能像王志纲所说的，在变成了热带雨林的新的环境里，它们将渐行衰微，甚至最后灭亡，其腐烂的伟岸尸骨，变成滋养热带雨林的养料、喂饱各种虫豸的美食。

变则通，不变则死，这既是自然演进法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十二

王志纲视深圳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他说，这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最简单的顺从人性，从“一个脑袋想问题”到“千万个脑袋想问题”，即处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能动的经济主体，围绕私自欲望和利益思考，亦即社会制度的私有化。

其实，新中国建立前的数千年发展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亦或是后来被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砸开国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走的都是私有化道路，只有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彻底砸碎了套在广大劳苦大众身上、使他们饱受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沉重私有制枷锁，才走上由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

以王志纲的理论认知，不难推导出中国共产党推翻私有制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是错误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违反了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是违背了最简单的人性，共产主义理想也是脱离现实的幻想，是空中楼阁。

十三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于内顺应了人们改善生活条件、追求发家致富的“人性”要求，于外顺应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潮流，是内外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尽管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经历了一些波折，最终改革的力量冲破了计划经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樊篱，但经济改革模式终究承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长河的余脉，4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推进，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累积的矛盾和问题也暗流汹涌。

王志纲深邃的睿智与冷峻的理性，使他深刻体会、洞悉当年的改开先驱——深圳一路走来，所历经的无数险难，以及当下面临的重重危机，

当深圳特区，乃至后来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大市场，它便成为世界“资本丛林”中一员，须遵循快吃慢、大吃小、强吃弱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丛林法则”。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世界“资本丛林”的所谓“规则”“道义”，不过是为“丛林”游戏镶饰的一道惑人的漂亮花边，主宰游戏的是往往是明目张胆的霸权、尔虞我诈的阴谋。——这就是不同于动物世界的人类世界“丛林法则”的高级境界，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是“最简单的人性”。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水区，向外资打开缺口后，“洼地效应”使其经济发展速度、成效在全国一骑绝尘。但随着汹涌的资本洪流涌入，弹丸“洼地”渐趋平溢，资本之“水”渴求更广阔的“洼地”，深圳初始荣光便开始渐行消褪，而由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吸血、扩张经济，一旦失去维持其发展、膨胀的鲜活血液，它必然走向崩溃、死亡。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深圳特殊外贸政策红利基本用完了，而新的产业还在艰难孕育。正如王志纲所说：“当时，深圳面临着‘四个难以为继’：地少人多，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在危机的驱使下，深圳开始走上“腾笼换鸟”的二次创业之路，把工业、制造业产业升级换代、科技创新作为激发经济活力、促使经济再次腾飞的新的引擎，使深圳摆脱被市场边缘化、被“吃掉”的危机。

深圳发展到今天，累积的随着市场、人性变异的新的更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它主要表现在“经济的脱实向虚、泡沫化和空心化”。尤其是高企的房价和生活成本，让今天的年轻人远没有改开之初的人们富于幸福感，“这一切都标志着深圳光鲜外表之下，新的危机正在酝酿”。

王志纲这里提到的今天的人们和改开之初的人们大相径庭的幸福感，同样是源于资本市场“洼地效应”，当初与现在的感受都不过是这种效应的作用的结果，当初人们富有充裕的幸福感，不过是享受了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红利而已。

十四

难能可贵的是，王志纲对创造“深圳奇迹”背后的 “罪恶”原动力毫不避讳，他在文中说，当时，不光是西方的学者和政客看衰中国，连中国大批先富起来的精英也多持这种态度。他这里所谓“看衰中国”，指的是这些外国人和国内先富的精英阶层，都不相信毛泽东时代如此制度自信的社会主义中国，最终真的会以西方为楷模，彻底地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王志纲率直地说，这些人的这种看法，不仅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5年前，乃至今天，都像一个恐怖的魔咒盘踞在他们心里。他说自己身边有很多“两国一家”的成功人士始终不看好中国，一心想着逃离，他们把老婆和孩子安顿在海外，自己在国内继续赚钱。

王志纲剖析这些先富者持有这种恐惧心理的病灶，是“沉船心理”在作祟，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一艘四处漏水，迟早会沉没的破船，在沉没之前，最好的办法是换船。因此，尽管他们在中国大发横财，但始终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对于他们的暴富，王志纲坦言，这些人的财富积累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所以他们越是赚钱，越要换船，甚至临走前还要拆一块船板。

早先，美国因中国移民过多对中国移民采取了限制措施，于是，新西兰、澳洲等国家地区一度成为中国人移民乐土。后来奥巴马上台，给中国富人提供了“投资移民”新政策，大批在国内赚得盆满缽满的中国土豪携带财富重新涌向美国。王志纲说，自己曾在洛杉矶的一家中国餐厅用餐，遇到了好多移民美国的中国“老熟人”，其中还有一些被中方通缉的躲在美国当寓公的罪犯。他们告诉他，光是深圳沙河高尔夫球会的3000名会员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住在美国，甚至可以单独组成一支球队。他问他们带了多少钱移民美国，回答最少的也有200万美金，多的更是不计其数。在逗留美国期间，他看到这些富豪的房子，都是千万美元级别的豪宅。

其实，王志纲并未明说的言下之意是，这些富豪的“沉船心理”，源于他们财富攫取的“原罪”，即王志纲说的“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他们之所以越是赚钱，越要换船，是因为他们赚取的财富沾有太多见不得光的、甚至违法的腌臜的东西，他们以自己深埋的良心之眼，窥见自己的“缺德”和“罪恶”，并坚信他们违背传统天道的“恶行”，像无数的冰冷斧凿，将中国这艘大船捣个稀烂，使之沉入黑暗海底。可以肯定的说，这些背着沉重“原罪”的中国富豪，无论是处在地球哪个地方，也挣脱不了封印幸福、快乐的良知枷锁，只要共产党红旗不倒，只要中国继续秉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夜半惊魂”的噩梦将伴其终身。

还有，这些从人性“丛林”中杀出来的富豪们，至死都不会明白，人生的意义不仅是返祖性动物本能欲望的原始宣泄和金钱帝国的野蛮、血腥扩张，不会明白所谓家国情怀与以基本的人之所以为人为基础的高尚“人性”的真正意义。他们至死都不会明白自己充当“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为何无论多么富可敌国，在主人的眼里也只是“二等公民”。

现实中，同样是狗，大狼狗永远是大狼狗，小京哈永远是小京哈，这是由同类物种中不同种类的基因本性决定的不可更改的事实。

十五

王志纲于文章中所说的支撑这些富豪“内捞外逃”的“沉船心理”逻辑是对中美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只是表象的直观。他说：“但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全球化经历巨变，特朗普这个精明的商人、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上台之后，发现遏制中国为时已晚，但又不得不做，所以才对中国表现出如此烦躁，如此横蛮，如此不择手段。特朗普对中国实施正面狙击和打压，两国关系骤然紧张。特别是出现疫情以后，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孱弱暴露无遗，梦寐以求的自由王国、山巅之城突然破灭了，现在他们(外逃富豪)想换船回来，可惜已经是难上加难了。这一批成功人士开始思考：到底谁是沉船?”

说到这里，王志纲话锋一转：“我和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一直坚信中国的未来，坚信中国一定是全球机遇的汇集之地。”

两相对比，那些财大气粗的“土豪”在王志纲的高瞻远瞩面前顿时暗淡无光。

王志纲在这段话中提到了“全球化”，“全球化”理念同样基于他的“丛林理论”，意即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热带丛林”，改革开放的中国投入“丛林”“逐鹿”，因在世界政经变局中把握机遇，谋求发展，于各大经济体中崭露头角，而遭到由特朗普主政的美国非理性、非道义的疯狂打压。

王志纲还以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中美迥然天壤的抗疫成效对比，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孱弱，让那些短视富豪们突然发现赖以托付身家的似乎永远屹立不倒的资本主义自由之鹰——美利坚合众国显出大厦将倾、四面楚歌的颓势，山姆大叔对他们这些“二等公民”的财富虎视眈眈，只差公然抢劫了，一个个惶惶如丧家之犬，想换船回来，可是由于时局事过境迁，已难上加难。

虽然在这段话中，王志纲只点明在疫情面前美国暴露的国家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说明隐藏在其背后的原因，但谁都知道，导致这一问题的根由，直接指向美国推行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推崇“丛林法则”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罪魁祸首;王志纲也没有谈中美抗疫成果的对比优劣，但我们可以明白读出掩盖在他话语下的对中国抗疫成果的赞颂。同时，大家也都明白，中国抗疫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成为世界学习的榜样，是因为中国“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而这一在民族危难时刻“众志成城、同舟共济”的优越制度，正是于倡导“大公无私”的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一不争的事实，王志纲了然于胸。

十六

从王志纲的人生历程来看，他属于弄潮时代的且深谙“水性”的“商、学一体”复合型人才，他目光如炬，将中国作为组成世界“丛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研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全球化”即资本全球化，它拆除了资本自由流动、自行繁殖的樊篱。所以在王志纲的“丛林法则”语境里，是缺乏所谓民族概念的，凸显的唯一核心是“利益”，他运用其资深新闻工作者和市场经济理论家的犀利直白而又有所隐晦的言辞，告诉大家，自己始终坚信中国的未来，坚信中国一定是全球机遇的汇集之地。在这里，他并未采用“爱国贼”们爱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已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等富于煽惑性口号，“中国一定是全球机遇的汇集之地”这句最体现其过人睿智的理性断言，是他展望中国美好未来的自信“压舱石”，他所依据的依然是物竞天择的市场“丛林法则”，所谓“全球机遇汇集之地”，是说制度、意识形态、自然资源、人力、科技等软、硬要素健全完备、潜力巨大，幅员辽阔的中国“富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必然是全球资本、富豪竞逐、享乐的天堂。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