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铁腕”管控佛教、道教、神祠

民国“铁腕”管控佛教、道教、神祠

让佛教更产生一个“加速度”地衰落

一提起“文革”的“破四旧”，佛教界愤恨不已，一些公知精英组成的“国粉”型“还乡团”,更如打了鸡血般亢奋，借题发挥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似乎千百年来，佛教的清净之地，只有“文革”进行了践踏。动则就拿被“文革”“浩劫”整事，动则就控诉迫害宗教自由，以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神论很难，批评宗教更难，岂非咄咄怪事?可自道光年就急剧衰落的佛教、道教、神祠等，在民国政府严令和“铁腕”管控下，更产生一个衰落的“加速度”，公知精英组成的“国粉团”，为何都怀脉脉的情怀，不去声讨控诉?!

一、新文化运动将批判佛教作为反封建任务之一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爆发后，推行的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在破除迷信迷信运动中，佛教被认为是迷信的宗教，是限制人思想的宗教，是阻碍人类进化的宗教。将批判佛教同解放思想连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将批判佛教置入更广阔的天空。

佛教遭到一边倒的批判，社会各界非议佛教的文字比比皆是。如，《起来吧，僧青年!》一文真实写照：“社会上发表的关于佛教的言论，似乎除了冷嘲热讽，反对，误解，怀疑，侮辱，诋毁等等外，未尝得有其他的好评。”

相当一部分社会名流认为“中国人中最无用的是和尚”，作为“国粉”非常推崇的近代文化名人胡适，更极具代表性地尖刻指出：“和尚不是人”。以致民国的僧侣地位极其卑贱，连小孩子见了和尚，都要骂一声“秃驴”，一般人假使在早晨看见了尼姑，便喊“倒霉!晦气!”佛教在中国，几乎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二、历届民国政府严格管控佛教、道教、神祠

“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爆发，但严厉管制与打击佛教等宗教，一直是中华民国自1912年元月正式成立后，坚定不移贯彻的施政方针。

1.袁世凯主政将佛教和道教财产全部管控。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即颁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将全国佛教寺产纳入社会公益事业，严格管控佛教和道教财产。“三十一条”的实施要点：以寺庙十分之七为校舍，其余作为僧道的居处;以寺庙田产等财产中十分之七供作学堂之用，其余作为僧道膳食之用;将使用庙产的总额明奏朝廷，以便表扬该僧道。1912年，“中国佛教会”、“中华佛教协会”、“佛教大同会”先后成立，组织了统一的“中国佛教总会”，要求政府保护佛教。然而，1915年，袁世凯明令取消佛教总会，总会被迫改名为“佛教会”，勉强维持到1918年后，袁世凯再次将其取消。

2.徐世昌管控佛教道教“萧规曹随”。袁世凯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各省军阀、地方官吏，以兴办教育慈善事业为名，将地方寺庙强行接收，对佛教界带来致命的打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死，揭开军阀割据时代。面对全国僧尼、寺院处于放任自流、无人保护之状态，佛教界向政府提出拟保护庙产对策十三条。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只将《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修改为二十四条，但只删除细节之处，重要条文仍保留如故。对袁世凯全部管控佛教和道教财产的政策，基本“萧规曹随”。

3.国民政府以反封建管制神祠、道教、佛教。1928年北伐成功后，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北洋政府”时期结束，而国民政府直接开展“反宗教运动”违反宪法，便以“破除迷信运动”为由，冠冕堂皇地压抑道教、佛教，大力瓦解旧的传统文化。

1928 年 10 月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废除偶像崇拜和神祇信仰。同时制定《淫祠邪祀调查表》，要求各地区分寺观性质，填表上报，作为废除依据。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通过了没收寺产、充作教育经费、改寺院为学校的决议。

1929年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寺庙管理暂时规则》和《管理寺庙条令》二十一条，以行政命令严控佛教、道教，北京甚至成立了破除迷信会，诉请政府勒令所有僧尼还俗改业，“十月，北平铁山寺被电车工会工人子弟学校侵占，白彦章、石又磊等并捣毁佛像，驱逐僧众”。而且，这种势头在全国愈演愈烈，全国到处发生没收寺产、焚毁经像、庙产兴学的事件，四川甚至提取寺产修路灯。“年来破处迷信运动甚嚣尘上，打倒佛像驱逐僧众之事亦屡见迭出”。

后在佛教界多方争取下，1929 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立法院第63次会议通过《监督寺庙条例》。将“管理寺庙”调整为“监督寺庙”，律令确定了寺产管理4条原则：其一，各级政府对寺庙只有监督权，并不能处置寺产，有利于保护寺产，防止寺产流失;其二，划定寺产与私产的界限，防止寺产转为私产;其三，界定寺庙的正当开支与非正当开支，防止僧道侵吞寺产;其四，确立寺产定期向政府报告的原则，防止僧道隐瞒或是随意处置寺产。但其中的 “该官署得革除其住持之职” “逐出寺庙” 等项，则为 “官权” 插手 “教权”留下打压空间。

特别规定了寺庙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的责任。“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还规定寺庙必须每年分两次向政府缴纳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款项。1932 年 9 月颁布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规定了出资标准，后批准了中国佛教会拟具的《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

三、不惜动用军事手段直接驱逐僧尼

在革命与庙产兴学的浪潮中，“捣毁佛像，驱逐僧众”，这种势头在民国愈演愈烈，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直接驱逐僧尼，火烧寺庙。

1927年，冯玉祥统治河南期间，以打倒迷信为由，将河南省数百所寺庙庙产统统充公，变成日后抗日军备一部分，30万僧尼一律驱逐，勒令还俗，强迫从军。开封相国寺为河南首刹，该寺住持叙惠法师勾结日本人，触怒冯玉祥派大批军警包围相国寺，驱逐所有僧侣，没收寺院全部财产，把相国寺改为中山市场。所有的佛像，除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被认为有美术价值予以保留外，悉数捣毁。

东传汉土第一座佛寺白马寺，提达摩面壁九年的禅宗祖庭少林寺等佛教重镇，全部改为学校、救济院、图书馆，或娱乐场所。更为惊心动魄的是军阀混战中，少林寺主持妙兴，组织寺庙武装，被吴佩孚收编当了团长，少林寺成了吴佩孚部队司令部。结果冯玉祥手下的石友三，不仅杀了200多少林寺僧侣武装，还把少林寺付之一炬。

继河南之后，陕西、山东、河北等地，也都纷纷跟从。因此，华北佛教几乎灭绝，华北佛教的大部分财产，变成日后中国军队抗日的一项重要支持。

中华佛教总会报告：“近据各省支分部报告，如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山西、四川、陕西、新疆、甘肃、两湖、两广、河南、福建、云南、贵州、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均纷纷攘夺庙产。假以团体名义，毁像逐僧者有之，苛派捐项者有之，勒令还俗者有之，甚至各乡董率领团勇强行威逼，稍有违抗，即行禀报该管官厅严行拘捕。”

中华民国历届政府到地方割据势力，近乎“铁腕”般管理佛教等宗教，佛教等宗教界和一些公知精英组成的“国粉团”,为何闭口不谈?为何不要求“落实政策”?!

(文中配图忠新自拍，压题片为大相国寺幸存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