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极左”历史批判语境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作者按：鉴于当前我们正面临世界政治大变局的关键时刻，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累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尤其是近年来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脚步，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对我国强力渗透，导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且对我国政经制度改革及各项政策制定产生危险诱导作用这一严峻现实，写了这篇文章，试图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通过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存在的“左”“右”之争进行哲学思辨，探析“左”“右”现象于人类社会发展中何以存在及其目的指向问题，针砭、预警改开以来在政策制定与政策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偏颇和问题，揭批当下“极左”历史批判语境下的新自由主义“极左”思潮，给人们敲响警钟。文中语法及观点不当、欠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警惕“极左”历史批判语境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彭水周

一

抗疫期间，湖北省作协前主席因其日记专事渲染“苦难与黑暗”而广受批评，但她非但不反求诸己，反而对批评者冠以“疯狗”而破口大骂，甚至居高临下地向批评者扔出一顶具有政治恫吓意义的大帽子：“中国的那些极左分子，基本上是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太想回到文革，太仇视改革开放。”

在这极具个性化的恶狠狠的断语中，这位前作协主席使用了改开以来人们闻之色变的冠有定语的形容词“极左”。曾几何时，该词由单纯的政治社会及人类个体思想行为表述异化为我国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专用词，成为悬在人们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利剑。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进化都是伴随矛盾的不断继起不断解决向前行进。这里所讲的矛盾，蕴含着意识形态“左”与“右”的辩证对立统一及其方法论;“左”与“右”不过是推动万物进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一词实质意义的一体两面。

人类在改造世界进程中，思想行为的“极左”与“极右”都将导致过程与结果有悖科学发展的扭曲、谬误。但人类社会发展史也表明，处于“左”“右”之间的绝对中立和平的社会形态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社会的中立和平形态只是予人相对广袤时空的瞬间存在的一种错觉。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与自然、人类与自身的斗争史，抽离了斗争，人类就只能存在于子乌虚有的玄幻世界里。从这一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出发，所谓“极左”与“极右”，均不过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各特殊阶段由阶级矛盾激化导致社会变革思潮激荡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现象而已，那些动辄将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些人扣上“极左”或“极右”帽子的人，其挟带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偏激心理本身就是倒戈自戕，实证潜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极左”或“极右”的思想因子。

二

在人们传统意识中，“极左”和“极右”是代表人们思想、行为迥然不同的两个相对立极端的贬义词，均含有罔顾事物发展规律和现实客观条件、由狭隘主观意愿激发的丧失理性的狂热思想行为。“左”一般代表激进，“右”一般代表守旧，于这两个方位词词首冠以“极”字，则表明它们均严重违背了事物一般发展规律，具有较大破坏性。

“极左”与“极右”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特殊时期由政治制度、社会生产关系、人们思想意识等各种因素交织，因人们主观作用和客观因素偶合，蒙蔽了心智，致使人类社会前进脚步踏入歧途。

17-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兴起，反映于政经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争，由初始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制度模式设计理念之争，渐渐演变为后来的以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奠基人亚当.斯密《国富论》为政经体制设计蓝本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而这种取代封建奴隶社会制度，注入革命的自由民主新鲜血液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由其代表社会进步的追求初始本质意义的自由民主逐渐滑入由资本寡头操控政纲的伪自由民主的新资本自由主义“极左”泥潭。今天，由资本主义制度裹挟下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导致诸多不可化解的矛盾和问题累积的火药库，必将由人为作用或偶然契机点燃引爆火药库的导火索，摧毁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要求、阻碍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野蛮血腥资本主义制度。当下涉嫌资本深喉、肆虐全球的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于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蝶翅效应所显现的摧枯拉朽力量，俨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

谈到“左”“右”，人们不会忘记曾给中国革命带来深重灾难的我党早期领导人王明。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反抗外侮、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21岁时加入党组织，并于社会主义苏联专门培养中国革命才俊的“中山大学”学习4年的王明，以其对马列书本知识的博闻强记和宏论滔滔的即兴演讲，以及奉苏联革命经验为不二圣典、唯苏共教官马首是瞻，深得共产国际赏识和信赖。回国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毫无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王明及其拥趸者很快掌控党和红军政治、军事最高决策权、指挥权。

王明们唯马列理念而理论、唯苏联革命经验而经验的生搬硬套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指挥党和红军对敌斗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臻于巅峰。在长达数月反围剿惨烈战斗中，王明们提出的师出苏联的“寸土必守、寸土必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和强大敌人进行正面对抗的“正规战”口号，在彼此兵力数量、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等战争要素有着天壤之别的现实情况下，无异于飞蛾扑火。王明罔顾客观现实条件、执拗推行照搬外国经验的“极左”教条主义，致使党和红军濒临灭顶之灾。

然而，颇具戏剧性讽刺意味的是，王明们在因军事决策严重失误，致使党和红军几陷绝境的至暗时刻，又从“极左”急转至“极右”，由开始的进攻主义变为逃跑主义，酿成“血战湘江”恶果。直至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召开，主导党和红军的王明教条主义流毒才得以彻底肃清。

还是这个王明，在解放后的1956年，竟以治病为借口，携家人叛逃苏联，彻底走上了背叛祖国和人民的不归路，最后死于异国他乡。

四

上世纪末，我国鉴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全球经济发展大势，继1972年打破中美对垒坚冰，同美国建交后，全面实行借鉴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内全面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提出“不争论，一切向前看”“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淡化毛泽东时期理想主义色彩的实用主义口号，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发家致富奔小康的高昂激情，有效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沿承毛泽东时期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此后，随着我国政经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意识形态领域对改开前后两个同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的发展阶段于概念性话语表述上，却有意或无意的进行了人为切割。由改开初始通过新兴作家群体创作的大量渲染夸大苦难的“伤痕文学”，对新中国前期政经体制几乎一边倒的进行控诉、批判，尤其是对文革运动的彻底否定，发展到后来，打着深刻政治烙印的“文革”一词几乎成为毛泽东时代专用代名词，由于其已经政治定性的否定意义而使新中国前27年套上耻辱枷锁，直至今天，仍成为主流舆论不敢妄涉的禁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极左”“余孽”恐怖棒喝。这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谓一种由刻意规避客观历史引起在主观上选择性阉割历史的病态心理，或者说是一种惧怕历史反思之反思的逆反心理作祟。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认为，在宏观历史世界里，任何事物发展自有其于无数偶然因素中蕴含必然结果的一般规律性，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每个历史特殊阶段具体形态呈现，都是伴随自然进化和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新的因素同旧的社会制度下生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派生的诸多旧的社会因素纠集发酵产生的结果，而人民是创造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畏过去，也无惧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不可以前后相互否定，而背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法。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主观人为切割，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无畏，便是别有用心。

五

改开以来，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较大成就，增强了国力，改善、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看到伴随发展客观产生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世上任何事物发展无不伴随着矛盾和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题中之义。随着对外开放和政经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决策层面的市场化惯性思维，导致在一些政策制定上出现背离社会主义性质及与共和国发展历史非有机统一的偏颇。如教育体制改革，已由改开之初对文革时期重行忽知的矫枉过正，滑入戕害学生身心的僵化应试教育泥潭;在制度改革方面，对外开放由起初的学习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适当引进外资的有甄别选择的“拿来主义”，逐渐演变为急功近利、激进短视的“照搬主义”，致使在尖端科技领域普遍丧失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技术，成为“中国制造”占领世界产业市场制高点的致命软肋。

曾经一段时间，照搬西方所谓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制度，呼吁军队国家化的旨在颠覆共产党政权和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墙”言论甚嚣尘上。这些诡异的悖常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我们改革开放后行政策出现偏离初衷的危险，由当初去政治斗争的纠左跌入丧失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由西方政经语境构设的陷阱，表明我们以借鉴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改开初衷，以与时俱进的发展思想推进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改开理念出现异化，呈现出内外资本势力媾合、人为诱导政策走向的危险态势。

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必须认清这一事实：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经过数百年演变、蜕化，早已丧失了其初始倡导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积极意义，其制度设计已由不可调和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夯实的不可持续的制度原罪，导致其社会治理功用日益弱化的同时，致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世界社会秩序百孔千疮。

六

今天，早已丧失推动历史前进革命动力，由固化的贪婪颟顸的资本特权阶级一统天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然裸奔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穷途末路上。追求公平正义、和平幸福的社会主义曙光正刺破重重雾障，洒满其强势回归征途。复兴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由于历史契机，落在了亿万中华儿女肩上，——这也凸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在全国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深远意义。在历史转折点到来的关键时刻，我们更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巅峰，以深邃洞察力，辨明历史发展方向，找准自身在世界舞台上角色定位，牢牢把握中华民族驶向伟大复兴的巨轮之舵，朝着构建世界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在复兴社会主义豪迈征程中，我们尤其要站在政治高度，高度警惕那些抛弃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法武断历史，拉“防左”大旗作虎皮，一味泼污、攻击新中国前期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故意切割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别有用心者言行，提防入彀西方布下的圈套，“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诚如美国麻省大学舒喜乐教授在题为《在中国与全球历史中理解中国的食品政治》讲座中惕然发声：“相比于(20世纪)70年代，今天的中国人更多地参加到跨国活动中，毛泽东主义的观念仍有回响，但是毛时期的影响作用却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当中国按照西方路线努力实现政治体制现代化时，在很大程度上却忘记了过去自己给西方带来的影响。”

其实，只要稍具理性者，通过新自由主义势力多年来毫不隐讳的高调激进言行，便不难看出他们基于追求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去国家民族的泛“人性论”的自我正义标榜，恰恰是一种吻合西方后资本主义政治语境的“极左”言行，西方由后资本主义制度滋生的正被世界人民唾弃的腐朽没落的政治意识形态勉力支撑的资本主义大厦，已在当前全球疫情冲击下摇摇欲坠。

七

关于植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人们思想、行为的所谓“左”“右”表现，我们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认清其客观蕴含的阶级属性，即其是为什么人服务的目的性。如果是为一小撮专事剥削欺压广大人民群众的资本精英阶级利益推行“左”“右”或“极左”“极右”政策，那么这样的“左”“右”便构成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人类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敌我矛盾，必须彻底清算、坚决打击;如果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于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偏离客观现实发展要求的“左”“右”错误，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适用于党纪纠错惩处机制。正如毛泽东同志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的人民史观：“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当下，我国在与时俱进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政经体制改革中，要时刻注意不能偏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集体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要时刻注意制定出台的每一项新的政策是否契合广大人民群众现实诉求和对幸福美好生活期盼。要敢于正视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政策失误和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引发的矛盾，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鉴别评判武器，对改开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重大决策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效用，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剖析，并在此过程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广开言路，博采良言，通过实行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逆向溯源查漏纠错，摒除宏观政策制定及政策施行过程中有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极左”“极右”思想行为，尤其要坚决铲除借全盘否定、恶意抹黑新中国前期建设成就，借改开之名颠覆共产党政权、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西化异己势力，时刻警惕借否定文革之名售“推墙”之奸、擎反“左”之旗行“极左”之实的“易帜党”兴风作浪。坚持从严治党，凡事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实事求是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优良作风，检视改开以来诸如商品房开发建设中强拆强迁问题，城镇化建设、农村土地流转导致农业衰敝、农村“空心化”问题，科学界尚无统一定论的绝育转基因农作物普遍种植给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带来的隐患，全球经济一体化口号下对外资撤除所有壁垒屏障的国企改革政策对国家政经安全影响，过于宽松的宗教开放政策对民族主体精神的侵蚀导致国民思想异化信仰迷失等等由于政策偏颇及在政策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极左”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确保各项政策核心诉求始终同保护和谋求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的宗旨保持一致，从而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确保党的执政理念正确性、先进性，为中华民族实现复兴伟业奠定坚实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