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 | 我所经历的肺炎疫情与防疫

周新成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一、归乡行程：担忧之始

在家自我隔离期间，常常夜不能寐，无法想象自己如果感染上了肺炎怎么办。之所以如此担忧，是因为这一年我从武汉回家的行程相比普通人实在太过特殊。1月18日钟南山院士还没有接受央视采访证实肺炎可“人传人”并且有医护人员感染的时候，武汉似乎很平静——武汉曾经也有过这场肺炎引发众人担忧的时刻，那是在元旦，几张医生在群里发言的消息截图疯传——“武汉有人感染SARS”——让我们都在讨论是不是要取消原定的跨年计划。然而此后半个月，在官方说明“无明显人传人”“可防可控”之后我们都松懈下来了。虽然在此期间每次出门我仍会带着口罩，但是地铁一个车厢内却鲜有戴口罩的。而在18日回家，如果不是舍友在回家之前在桌子上给我留下了一包外科医用口罩，我很难确定当时会不会拖着行李去药店买口罩。

我并没有直接从武汉回到家乡苏北小县城，因为姐姐在苏南某地工作，我先乘高铁到了苏南我姐那里。待了两天之后又回到了苏北另一座县城我姐夫家里坐了两天客，然后才回家。而这时，我们苏北这里的防疫战才陆续开始大规模打响。也就是说，回到家的我就进入了自我隔离状态。隔离在单独一个屋子里的我，开始有大量的时间浏览各种社交媒体、新闻媒体，愈发感受到疫情的严峻性。而一回想，我在苏南接触了姐姐姐夫及他们的一些朋友，尤其是此时姐姐已怀孕。而到了姐夫的老家，我又接触了他家许多亲戚。回到家的第一天，我又接触了我的另一个姐姐及其家人。这不得不让我感到焦虑。从南方刚回到苏北，连续几天的咽喉干痛让我更是焦虑，因为新闻屡屡曝出感染了肺炎但未出现发热等典型症状的病人。甚至还有武汉返乡人员其自身未确诊感染肺炎，但与其接触过的亲人却相继被感染的新闻。此外，我家在湖北某县城的女朋友在武汉时一直与我待在一起，与我从汉口火车站乘不同车次同时返乡。对我接触过的亲人、朋友的担忧一度让我后悔如果迟两天的话我就待在武汉不回来了。

二、网络喧嚣：信息轰炸

从对家人可能会因为接触过我而被感染的担忧到初期隔离的焦虑、甚至于出现了恐慌的心态，与前几日网络上各种消息的传播不无相关。直到1月20日钟南山接受采访疫情真实的、严峻的情况才被普通民众知晓与重视。而仅仅三天后(23日)武汉凌晨宣布上午十时起“封城”，足可见此次疫情的严峻。而由于前期疫情相关信息公开的不足、封城的仓促、疫情的全国性的蔓延，网络上开始爆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大体可将网络各式各样爆炸的信息分为几类：第一、官方疫情相关信息;第二、各机构求援类信息;第三，正规新闻媒体的稿件、报道;第三，自媒体关于各种疫情相关问题的分析;第四，个人发布的各种疫情相关信息。信息的爆炸让本身就心有担忧的人更加感到焦虑。在自我隔离的前几日，作为一个武汉返乡人员像一个还没学会游泳的人突然被扔到水里，惊慌失措又迫不及待地寻找水岸。

而在信息轰炸中，信息泄露也成为我很是关注的一个问题。我离开武汉所到的第一站苏南某地当地相关部门(也有可能是相关个人)调出我的个人身份证、详细住址等信息，被人传到当地微信群里被我姐发现了截图发给我。相关信息没有任何打码，就这样在网上流传。而在我将此事发在朋友圈表达自己的看法时，有朋友评论其同学信息也被泄露，并已经有人加其微信对其进行骚扰。有同学信息泄露以后，有人给他的家长打电话进行言语辱骂。

此外，各地曝出的防疫措施与方法通过快手、抖音、微信、微博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对“武汉人”“湖北人”是隔离“病毒”还是连着“人心”一起隔离的问题。虽然我本人没有遭遇到如封门、语言身体暴力这样的极端隔离措施，但是与我同样从武汉回乡的朋友却每天都被当作“敌人”一样被强迫举着体温计拍照。从这些基层防疫措施也能看到我们当前基层建设存在的一些与此说是问题不如说是“悖论”的症结。如何在疫情有效防治和尊重个体的基本权力以及遵守法律法规之间寻找平衡点也是基层应对紧急事件时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防疫之战：路在何方

1月22日回到老家，此时武汉尚未“封城”。虽然两天前钟南山院士的访谈已经使得防疫之战在网络上“打响”，但是农村老家这里村民还没有意识到形式的严峻性，基层工作也还没有铺开。也就是在这个期间，网络上开始了“劝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戴口罩”之难的疯狂吐槽。不是上辈人不听劝，而是他们有些人上网时间远没有我们多，接触到的网络信息也没有我们多。而此刻电视新闻对肺炎防治的报道并没有大量铺开。

随着基层工作的展开，作为武汉返乡人员。除夕前书记来电开始核实我的信息，我家大门上在年初一开始被贴上“此户由武汉返乡人员，请勿来往”。书记也来电要求我居家隔离，并拍成视频发送到其微信。年初一之后，村里开始来了装有大喇叭的车循坏播放县启动公共卫生一级响应的文件内容与防治疫情注意事项。此后，村里的大喇叭也开启了每天的循环播放。我家的大门上也出现了更多的布告，提醒居家隔离事项。而随着一些高铁火车上有确诊病人的消息传出，村里也开始陆续来电询问我18日当天从武汉到苏南所乘高铁车次以及从苏南回家的方式。我姐夫家门上也被贴上了“此户由武汉返乡人员，请勿来往”。30日，村里又有工作人员来电，询问我是否在家之后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便挂了电话。

1月29日，村里的社区医生来电，告诉我如果有人打电话来询问我社区医生是否上门进行了测量体温与消毒，我要回答每天都来测两次体温，每天都来家里喷洒消毒剂。今天(1月31日)，当我走出家门的时候，发现上午又有村工作人员在我家门口用石灰圈了一道白线。在这种情况下，往年来串门的邻居亲朋也自动不来了，偶尔有邻居来也主动隔着门和我打招呼说几句话。

而在我与读书小组其他同学的交谈询问过程中也了解到，各地防疫措施各有不同。有山东同学被要求每天两次量体温，并由社区上门与同学一起举着体温计拍照拍视频，甚至还出现一天早上三个不同基层部门上门量提问的情况。如果社区医生没有上门，则要求同学将体温计摆在胸口、带上口罩，进行拍照。而面对同学的质疑，社区工作人员也含糊其词，只是说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有同学身处湖北小县城农村，封村之后无法买到口罩，在家里自行隔离。

面临这样的防疫情况，往年“连绵不断”的酒席今天一家也没有了，各种走亲访友也不再常见。但是，一直作为乡村过年必不可少的活动——打麻将——却并没有禁绝。即使是我父亲这样家中有武汉返乡人员，仍然会偶尔去邻居家里打麻将。

而关于疫情究竟会怎么发展，村里人也各有各的担心。有些人担忧外出打工的问题，有些人担忧自己的小生意还怎么做，有些人担忧疫情会不会继续蔓延。而对于我来说，随着潜伏期的度过，对家人的担忧变得更少了。除了担忧何时能够回武汉开学，更大的关注点转到了对全国范围内的疫情防治及其相关问题。从开始的对个体、对家人的担忧转变成了对信息的搜寻掌握、对疫情发展的关注、对疫情整个过程的反思。

疫情是罕见的灾难，但疫情暴露出的社会方面方面的问题却是一直潜藏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之中的。对于个体来说，在面对疫情这样的突发灾难中，如何调整建设自己的良好心态、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学会分辨信息，理智判断，发扬公民精神，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个体需要思考的。对于基层来说，如何在采取更有效措施处理应对公共紧急事件同时坚守道德和法律底线，是疫情之后基层建设所需要研究的问题，如何将群众工作方法落实到位，是基层所着力要面对的问题。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疫情这样的公共紧急事件是检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真正达到现代化的“考卷”上的难题，能不能答好这张考卷，全国人们都在看着。而这张考卷能否答好，也与千百万人民的命运、生活息息相关。对于整个社会，良好的社会心态建设、全社会的守望相助、社会各类组织的建设与良好运行是个体、政府、社会其他组织共同推进的。

疫情终会被我们进行的防疫之战消灭，但疫情背后的种种社会问题则需要我们共同面对，反思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