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快富与两极分化皆因政策

广东快富与两极分化皆因政策

张凤耀

(2010年)

今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河源市调研扶贫开发工作时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就是说，广东省既有全国最富的地方，又有全国最穷的地方，最富、最穷的地方都在广东。《南方日报》把汪洋书记的这句话，简化为“富广东”“穷广东”，并开展“富广东”“穷广东”追踪报导。

“富广东”，早已全国闻名。官方媒体一致公认，“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进出口大省、财政大省，文化大省之一。有的地方富得流油，富得发“黄”(外媒称东莞市是中国“黄都”)。有的个人，也十分富有。如媒体披露，有的人拥有数以百亿元计的资产;某市一个区公安局副局长，有银行存款2亿多元;一个镇党委书记豪宅，造价估计一个亿;一桌饭10万元。等等。一时间，广东成了境内外冒险家乐园。

“穷广东”，鲜为人知。但据《南方日报》说：“从3月份开始，报社记者兵分7路，前往粤东西北和珠三角的贫困村庄，发现广东的贫困现象还很严重，我们感到很震撼”，“颠覆了广东富庶的刻板印象，剖析了一个真切的广东”。原来广东还有7840多个老区村未通机动车路，182个老区村未通电，7600多个老区村、306万人存在饮水安全和困难，全省有3409个贫困村，仍有200多万户贫困农民居住在泥坯房、茅草房中，人均年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还有300多万人，3409个贫困村中，贫困人口的比例高达41.2%，贫困人口中文盲占48.5%。而且，广东的贫困标准，低于江、浙标准。就是说，如把贫困标准提高到与江、浙相同，贫困人口还会变得更多。广东农村人口的贫困率是6.14%，全国平均是4.6%，广东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3.5%;可以说，广东的贫困率高得出人意料。

上述数字，是来自省扶贫办的官方数字。实际贫困人口，肯定比上述数字要大。省扶贫办的数字，只统计了粤东、西、北农村贫困数，没有包括大中城市和富裕地区农村中的贫困人群。广东大中城市和富裕地区农村中，同样有贫困人群，数量不是很少。

从《南方日报》公布材料看，说“富广东”的材料不多，尤其说致富原因的材料更少，几乎是零。说“穷广东”的话较多。报导中说穷的原因，归纳起来大概有：资源缺乏，交通不便，教育落后，人员素质差等。本人觉得，这些所谓“原因”，其实只是表象，只是目前贫困地区的现象，并非造成贫困的真正原因。譬如深圳，原是一个小渔村，什么也没有，如今成了发达的大城市;又如东莞，原来各方面都不及韶关(韶关在广东，原来仅次于广州)，现在东莞是富得发“黄”，成了“富广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韶关，相对于富得发“黄”的东莞说，倒是穷得叮当响。所以，不管是造富，还是致贫，不是上面说的那些原因。真正原因在政策。其中，省内关键性的三项政策，使得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同一地区，贫富差距拉大。

第一项是，税收政策。八、九十年代，珠三角与粤东、西、北设备进口关税政策不一样。前者可享受进口税优惠——免税，后者没有优惠。到珠三角投资的，还有所得税三年免二年减的优惠。这一来，境内外投资，纷纷集中于珠三角。随着投资的相对集中于珠三角，其它如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等等，也都随之流向珠三角。使得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发展出现不平衡状态，时间越长，不平衡也越严重，差距越拉越大。

第二项是，农村贷款政策。农村贷款向“大户”倾斜，只贷给“大户”，不贷给中小户，更不要说贫困困难户。这一来，农村资源又流向大户。大户越来越大，其余户，不但大不起来，由于资源(土地等)流失，反而变小、变贫，或者更贫困。

第三项是，企业改制政策。按照1993年的“转机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用“半卖半送，名卖实送”(只象征性地出点钱甚至公文不出)的方式，把企业公有资产(国有和集体所有)私有化，变成企业高管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私产，使少数官员和企业高管，一夜之间成富翁、老板，其余职工连抽象所有也失去，变为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出卖者。

另外，中央财政金融政策，也促使广东快速发展。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改革开放的前10年，全国银行贷款指标10%落在广东。此外，还有远多于贷款的融资和投资进入广东。中央在财政上又给广东特殊照顾。九十年代前期全国分税制实施前，中央允许广东实行包干制上缴中央财政，每年缴中央财政的只占省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几;而同期，上海上缴的是70%多，江苏、浙江，都近60%。如按同期江、浙一样比例上缴，广东每年要多缴200亿元以上。这就使广东像个暴发户;而广东，主要就在珠三角，尤其深圳。境外来的资金，同样也主要落户于珠三角。

几项政策合在一起，使得广东比别的地方有更多的钱。钱多好办事，富起来了。但是，富的富，穷的穷，两极分化。

综上所述，政策导致广东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户与户、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拉大。所以说，“富广东”、“穷广东”，都源于政策。政策，把原先地区间发展较平衡，户与户、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不大的广东，改变成会两个广东：一个“富广东”，又一个“穷广东”。所以，广东的富、贫，与人的聪敏、愚笨，或勤奋、懒散，关系不大，非主要因素，关键是政策，是人为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