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李鹏同志的意识形态定力，做党和人民的先进战士

李鹏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李鹏同志的政治实践经验表明，是否具有坚强的意识形态定力决定着是否能有效防止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和平演变，而这也决定这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未来。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巨大、复杂和多方面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工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意味着不仅要建立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要培养无愧于自己的时代的新人。要用最先进和最人道的道德原则，用崇高的理想进行培养。1949年以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直神圣的忠于这些崇高的理想，尤其是在进入新时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这正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阵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在发展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物质交换时，也就随着自己这一活动而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自己思维的产物。”[1]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在创造我国目前所拥有的巨大生产力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思维及其精神面貌也在随之变化。由于经济关系领域中发生了客观变化，由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进行了积极而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起了进攻，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终于在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混乱后在我国确定了绝对的统治。今天，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这样一些优秀品质，如思想坚定性、政治积极性和集体主义和同志式的友爱精神、意识到自己的劳动在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中的意义以及对一切违反社会主义准则和道德、阻碍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行为采取不可调和态度。

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条件下，在国内外紧张局势缓和的情况下，两种对立制度的思想博弈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激烈。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2]这一指示也充分说明了同和平演变行为作斗争的政治重要性，而日前香港的局势也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间谍机关也正在利用这种破坏行为对我国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

一般来说，和平演变活动的领域涉及政治、哲学、法学、道德、美学、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观点和思想，也就是说，涉及思想斗争的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和平演变活动具有意识形态斗争的许多特点，但它不是由于两种对立制度的现实存在而客观产生的那种通常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平演变活动，这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的一种破坏活动形式，它的目的是削弱和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破坏活动是通过专门的手段进行的，常常是直接干涉我国的内政，因而是违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违背我国法律法规的。这种破坏活动虽然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但这一事实改变不了它有破坏和违法的性质。这就首先决定了我们同和平演变活动作斗争的尖锐性和不可调和性，而不论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如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敌人由于无法阻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影响，于是就采用最阴险的手段来争夺人心，列宁指出，“一旦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思想影响失败、破产和削弱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到处采用或准备采用最疯狂的造谣诽谤的手段。”[3]

在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活动的方面，李鹏同志无疑是一位先行者。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下，李鹏同志旗帜鲜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势，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

在处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过程中，李鹏同志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指出，“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取得肆无忌惮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的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出煽风点火，秘密串连，鼓动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5]

李鹏同志指出，在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活动时，“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揭露极少数人的政治阴谋”[6]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始终的意识形态定力的体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近完全失去了依靠经济制裁来阻止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能力了，和美国的贸易战体现了这一点。之所以他们不能，原因是因为我国目前已拥有强大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和巨大的科学文化潜力，也就是说我国的国家实力已经无可比拟的增长了。

在历史特定条件下已经出现了变化的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更加重视利用各种杠杆，通过对我国进行内部颠覆来达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和平演变就是他们的首要武器。

但是，我们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的行为作坚决斗争的时候，并不像西方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反对在科学和文化的各个部门同其他国家进行广泛交往。正如李鹏同志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做的那样，“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后，他积极支持、宣传和贯彻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坚决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党中央领导下主持制定“九五”计划，布局建设一批国家重大项目，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7]

历史经验证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不交流全世界的各个文明的各自的先进成就，那么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能顺利发展的。我国主张同其他国家积极发展科学和文化交流，但是我们反对利用文化接触来达到颠覆和破坏的目的，因为这种目的的同文化财富的真正交流毫无共同之处。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时候，还追求其他目的。也就是企图以各种手段破坏我国的国际声誉，削弱我国的国际政治影响，从而缓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分化人民群众，麻痹他们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志。所以，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不仅是我国的内部事务，它同时也是国际事务。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同和平演变作斗争中有内外两个方面。这一活动的策划者在国外，而他们的破坏行动的矛头却指向我国国内，对象就是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一小部分观点和行为都是违背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法律的人。产生这类观点和行为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例如思想锻炼不够、政治上误入歧途、宗教上的盲目信仰和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生活困难和道德败坏。尤其是以一部分的青年学生和社会人士为主，这部分人就是最容易被策反和和平演变的目标。

李鹏同志是在防止和平演变的工作方面的我们的杰出榜样。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所做的工作奠定了我国的意识形态防线的坚实基础。但是他也经历了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他身为党的最高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多数，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能不重视的力量。但是李鹏同志从来就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历史中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个别领导人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李鹏同志总是毫不犹豫的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不会害怕去独自一人面对党的总书记，因为他认为，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政策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某些同志在对和平演变持姑息态度的时候，是李鹏同志站出来主持了大局并协助邓小平同志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保障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保卫了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以及在党的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在每个历史时期，党都对自己在意识形态战线工作的每个同志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在所有这些要求中居于首位的是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定力，正像李鹏同志所具有的那样——高度思想水平的、政治上成熟的、为党的路线而奋斗的先进战士的品质，同时还具备高度的原则性、自我牺牲精神和为党工作的激情。

我们要学习李鹏同志的意识形态定力，时刻牢记自己所承担的高度政治责任，牢记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具有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和党性的目标，做党和人民的先进战士，因为这是一件值得为之奋斗、值得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和生命的事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学习像李鹏同志这样的优秀同志的精神和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8]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95年人民出版社，第14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页

[3]《列宁全集》第20卷，1989年版，人民出版社，第490页

[4]《人民日报》，2019年7月24日，第1版

[5]《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1989年第1期

[6]同上刊

[7]《人民日报》，2019年7月24日，第1版

[8]《求是》，2019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