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回到孔子那里？──评儒术治国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为什么长期受推崇?据说是因为它能治国。“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宋以后，在大人先生中广为传播。其实，那是弥天大谎。

为权势者计划的治国方法

鲁迅先生说：“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计，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坟·春末闲谈》，《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卷第206页)

“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 ，是指奴隶们造反和由此可能引起的改朝换代，泗水亭长刘邦和皇觉寺小沙弥朱元璋就由造反而当皇帝。对付不安分奴隶的最简便办法是砍掉他们的脑袋。但脑袋砍掉了，他们就不再能服役，没有了他们，治人者也活不下去，因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非小人无以养君子”。而且砍掉脑袋也不一定一劳永逸，《山海经》里写刑天被砍去脑袋后，就以两乳为目脐为嘴，双手仍操持斧头和盾牌挥舞着，陶渊明还写了颂扬的诗，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最理想的是治人者身上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细腰蜂的幼虫以青虫等昆虫的体内物质为养料，它产卵前捕获其它昆虫的幼虫，并用自己的针将它刺昏，置于巢内，然后产卵其上，孵化的幼虫即以该虫为食料。鲁迅说：“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新鲜。”

毒针难以获得，不得已而求其次，就找几手治国治人的道道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就是劳心者设想出来要出售给权势者的一门一门治国治人学问。这些学问分两类，一类是用硬的一手来治，就是砍脑袋，一类是用软的一手来治，儒家学说便是。鲁迅说，“孔夫子曾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6卷第316页)孔夫子计划的治国方法，即儒术，虽然没有细腰蜂的毒针那样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但总还是聊胜于无的。

儒家的治国方法是专为权势者计划的，有一些一眼就能看出来，例如孔子的“正名”说。《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春秋末期，奴隶制社会礼坏乐崩，等级名分受到破坏，弑君犯上事件屡屡发生，孔子认为只有“正名”，才能恢复国家秩序。正名就是按上下尊卑划分等级，规定人人必须在划定的等级内规规矩矩地生活。如何划分等级和在等级内规规矩矩生活，孔子在接受齐景公询问时作了回答，景公很以为然。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说，国家想治理好，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齐景公听了很兴奋，说，“讲得好呀，如果天下大乱，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我仓库里虽有粮食，可是我吃得上吗?”

孔子“正名”，犹如现代国家制定宪法。孔子那时候没有“宪法”这名目，如果有这个名目，他会替鲁国的奴隶主制定一部宪法的，把奴隶主的特权一条一条写在上面，把奴隶们这也不准做，那也不准干的条款也一条一条地写在上面。

孔子的治国方法，很有一些是不大容易看出来是专为权势者计划的。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向老师请教治国之道：充足的粮食贮备，充足的军事装备以及庶民的信任这三者中，何者最重要?孔子的答复是取得民的信任最重要。他说，失去了民心，社会要发生动乱，国家要覆亡。又解释说，自古以来，国难当头，就要死人。军事力量薄弱，打败仗要死人，缺乏粮食，要饿死人。但死点人，甚至死很多人，跟国家社稷的覆亡比起来就是小事了。孔子的意思是，只要权势者的国家不倾覆，小民不幸饿死了多少，被入侵者杀戮了多少，是不必太介意的。北大教授李零在《丧家狗——我读论语》里评论说，孔子“这个说法，有点残酷”。

还有一些治国方法，连权势者也不大弄得明白孔夫子是专为自己计划的。例如权势者总觉得自己的国家越富越好，人口越多越好，孔子却对两个在鲁国从政的学生冉有、季路说：“丘也闻有国有家(家，大夫的采邑)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人口少)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安定不安定，不一定在于它富不富，人口多不多，而在于社会财富分配均不均。只要分配均，即使国家穷，人口不多，人民也能和睦相处。相处和睦就能安定，安定了国家就不会倾覆。

“均贫富”，是中国封建社会起义农民屡屡追求的目标，第一个提出这口号的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孔子在黄巢前1300余年替权势者计划的治国方法中就有了这“均贫富”内容。如果以后的统治者真能按孔子的计划去治国，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农民起义，水就只载舟，不再覆舟了。

孔子1600多年后，朱熹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均”字，注释为“各得其份”，使它变成“不患贫而患不各得其份”。这一诠释，无疑是极为高明的创新，不但权势者觉得好理解，好照着做了，连800多年后的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也受到启发，拿它来作了制定和谐社会财富分配原则的借鉴。他在位时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该原则的表述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孟子谈“民生”比孔子还多，而且言词激烈。他怒斥治国无术，不爱民的梁惠王：“您的膳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壮马，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地里躺着饿毙者的尸体，这是您的臣子在率领野兽吃人!”(《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仓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主张“制民恒产”。他对齐宣王说：“每户给100亩土地(相当于现在31亩多)。中央5亩建住宅。住宅四周植桑，再养蚕，家里五十岁的老人就有丝绵袄穿，又适时地饲养鸡和猪狗，七十岁老人就有肉吃，鼓励他们勤劳耕作，八口之家就能吃饱饭了。办好学校，教育孩子懂得孝敬父母，敬重兄长的大道理，老也有所养了。(原文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为什么要“制民恒产”? 孟子说，民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就不会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心就安不下来，心安不下来，就不会谨守道德，就会胡作非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只有“制民恒产”，社会才能稳定，权势者才会安宁。

孔孟之徒大多忧虑权势者过于贪婪，对劳力者剥夺过度，导致社会动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董仲舒用来描绘封建社会贫富差距现状的话，他害怕这种状况的出现，提醒汉武帝：“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11页)

孔孟在各种场合开口不离的这个“民”字，和当代“国退民进”，目下“民营企业”的“民”字是指资本家，不是指普通工人、农民一样，也不指劳力者。中国历史典籍上的“民”字，不同语境中有不同含义，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中的“民”，是“制民恒产”的“民”，是有产的自由民，不指生产奴隶。汉昭帝时“贤良文学”(即儒生)反对盐铁专卖，汉元帝时在位儒生要求撤销“常平仓”，北宋王安石变法时保守派官僚反对“青苗法”，打出的旗帜都是“毋与民争利”，这个“民”，指的是地主、大商贾和豪强。当然，也不能说，儒家对劳力者和穷人没有一点儿同情心。问题在他们关注劳力者和穷人生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是为治民的权势者以及富人谋求长治久安，并不真替劳力者和穷人着想。他们只是希望权势者和富人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老干“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蠢事,用现在的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会走可持续剥削的路子。

古今中外历史上权势者的管家，即精英们，大多懂得孔夫子计划的“可持续剥削”玩意儿是个治国高招，但谁都难以玩好它，原因是他们的主子不乐意玩。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特别是地球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示范效应，震慑了垄断资产阶级。二战后，他们被迫对工人阶级作了点让步，欧洲还玩出了几个福利国家。可是，英国撒切尔夫人、美国里根上台后，就非议之声鹊起，他们说：“我们不做保姆”(不做弱势群体的保姆)，新自由主义随之泛滥。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不管自由竞争时期还是垄断时期)都唯利是图、贪得无厌、急功近利。历史越向前发展，生产力越进步，社会财富这只蛋糕必然越做越大，但管家们切割给被剥削者，特别是劳力者的份额却越来越小。

这个分蛋糕问题，资产阶级解决不了，孔孟更解决不了，到社会主义时期，真正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才能初步解决。

中国历史上没有王道

孔夫子把他计划的治国方法，自诩为“王道”。实施王道，其实和实施霸道一样，都是为了权势者的利益。但如果民众从中可以暂时多少得点好处，也不失为一件 “共赢”的好事。允许民众自己选择，他们会选择王道。但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王道，鲁迅先生告诉我们：“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正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6卷第11页)

王道，《现代汉语词典》的释词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指君主以仁义治国的政策”。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

中国历史上有点心计的统治者治理天下，大多有硬的和软的两手，暴力和欺骗同时使用。如鲁迅说的，“对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但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1927年4月10日国民新报)这大度、宽容、慈悲、仁厚便是儒家学说中的所谓“仁义”。只有暴力这一手，权势者的地位难以持久稳固。贾谊是较早的明白人，他曾用极其夸张的文字总结过秦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说“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洲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仁义不施”，就是这软的一手没有用。

儒家学说初创于弱肉强食的春秋末期，因不合时宜，长期受冷遇。创始人孔夫子曾领着一群学生，坐了一辆木轮子大板车，在山东半岛崎岖的山路上碌碌奔波，向诸侯们兜售他计划的治国方法，到处碰壁，落得如丧家之犬，竟至于自叹“吾道穷矣”。战国时虽出了孟子这样杰出的继承人，儒家仍无起色。秦王朝建立后，又遭遇“焚书坑儒”之灾，历尽了磨难。直到汉武帝时候，才时来运转。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加以推敲，又会发现，刘彻实际上也并不真信奉儒家学说，古今学者中，还有人说他采纳董仲舒建议，标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班固杜撰的。

《资治通鉴》记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通鉴》原注：所言欲施仁义也。)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5-576页)武帝说，我本来是做做样子的，汲黯竟会当真，真是大刹风景，这家伙鲠直得近乎愚蠢了。

刘彻做皇帝54年，一面大量招揽儒士，一面放手杀人。他打击盗铸钱者，杀了几十万人，江充治巫蛊，谋害太子刘据(卫子夫生)案件，坐诛几万人，他前后任命丞相12人，杀了6人。《资治通鉴》记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上招延士大夫(儒家之徒)”，“或小有犯法，或欺网，辄按诛之。”“汲黯谏曰：‘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中华书局1856版第637-638页)

刘彻对付匈奴的手段也不是儒家的“王道”所能包容的。儒家说它的“四夷”对策是不主动去打他们，只管自己行仁政，吸引他们归附。刘彻不但把匈奴赶到大漠以北，又派兵越过大漠去打。他奖励军功有量化标准，杀敌达到一定数量才能封侯，将士在战场上杀敌后，凭割下耳朵的数量清点计功。飞将军李广能征善战，守土有大功，但杀人不达标，至死没有封侯。

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王道，不等于没有人搞过“王道”。是有人搞过的，如汉元帝刘奭，又如王莽，不过都失败了。

王道的核心内容是以德治国。《论语·为政》：“道之于政，齐之于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于德，齐之于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以法治国，民只因为害怕而不敢犯罪，以德治国，才能使他们知耻而循规蹈矩。《汉书·元帝纪》记载，“刘奭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武帝孙、刘据子)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汉宣帝不幸而言中，他在位25年，是西汉王朝极盛时期。去世，刘奭继位，是为元帝。《汉书·元帝纪》说，“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书，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8-299页)元帝在位十五年，儒术治国，使汉王朝由极盛而衰落了。

为什么“儒术治国”会是这样的结果?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戚文《两汉人物》中的《饱经苦难的汉宣帝和儒生皇帝汉元帝》一文认为，元帝的宽弘、恭俭、温雅非但没有给汉王朝带来和谐和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生存和土地联系在一起，要想延长一代王朝的寿命，必须尽力减缓土地向地主阶级集中的速度，汉武帝有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求地方政府严厉查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罪行，任命秉性刚强的“酷吏”为郡守，杀戮民愤极大的豪强及其党徒。汉宣帝继续以“刑名绳下”，打击那些过度掠夺农民的豪强。汉元帝一改武、宣的“严刑峻法”，实施宽政，豪强掠夺农民土地，横行不法，只是“薄责”而已，助长了兼并之风，加快了两极分化的速度。

元帝也“爱民”，每有水旱灾害，就下诏减赋。在兼并之风盛行，土地高度集中的年代，从减赋中得实惠的并不是广大贫苦农民，而是地主豪强。史学家笋悦在《汉纪》中说：“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但豪强富人，占田逾制，官收百一之赋，民输大半之税(佃户交给地主的田租在50%以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转引自戚文《两汉人物》第298页)

“儒术治国”必然重用儒生，元帝的四任宰相都是儒生出身。他无限扩大培养儒生的长安太学的规模，汉武帝只招50名，他多多益善，后因经费困难，才限定1000人。元帝优柔寡断，儒生们尽给他出馊主意。汉宣帝为了制止豪强、大商人利用天灾哄抬谷价，在一些地区设立常平仓，谷贱时平价收购，贮以备荒，谷贵时平价粜出，救荒赈恤。元帝即位第二年，即公元前47年，东部大灾，米价暴涨，正是常平仓发挥作用的时候，在位儒生们却说“常平仓可罢”，软弱的元帝就把各地的常平仓撤了，放手让豪强和大商贾苛剥灾民，引起社会动荡。

元帝的错误，是不明白儒家学说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他当作真刀真枪来使用，怎么不倒大霉?不特元帝时候，以后的历史也这样。鲁迅说：“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义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沪宁克复的那一边》，1927年4月10日国民新报)

真用“儒术治国”的皇帝，元帝之后还有王莽。

王莽是元帝的妻侄，在中国历史上的名气比元帝还大。三秦书店2003年出版的《王莽新政》，说他“博览经书”，是“汉代儒生群体的代表”，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马立诚先生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说他是“民选皇帝”，还借台湾学者柏杨之口翻了“王莽篡汉”的案，说“王莽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获取政权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新世界。”

王莽“缔造一个理想新世界”是回到孔子反复念叨的周代去。

西汉元帝以后，大地主豪强势力进一步膨胀，土地急剧高度集中，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王莽将此归咎于秦“坏圣制，废井田”。于是下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亩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实施的阻力很大，王莽寸步难行。“中郎区博谏莽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民而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区博这段话，是公开向孔子的“克己复礼”叫板，但事实如此，历史潮流如此，有什么办法呢?“莽知民怨，乃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于法。’”(三处引文出自《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5-1176页)王莽抑制土地兼并的努力彻底失败。

王莽篡汉以后，倒行逆施了十余年，终致政毁人亡，还被农民起义军割下舌头，他们说，王莽用这条长舌骗了许多人。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是王莽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

建立在百年基业上的强大秦王朝，“仁义不施”，二世而亡，但汉元帝刘奭真心实意施仁义，又使大汉王朝由极盛而衰落了，这“仁义”究竟该怎么施?看来还得回到汉武帝那儿。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仁义”，即王道，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统治者。他实际上并不“罢黜百家”，而是“霸王道杂之”。这“杂之”，又并不是混合，更不是融合，而是“儒表法里”。汉家制度的实质是霸道，王道是作为掩盖霸道的血色和腥味而使用的外包装。外包装没有实用价值，只起忽悠和骗人的作用。中国学者余英时说，儒家到西汉董仲舒时已出现“法家化倾向”，此后“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说，“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均转引自《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董仲舒是专治《春秋公羊传》的大师，却强调“法治”，硬将儒法两家糅合在一起，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可悲的是，孔圣人和他的儒家学说，并没有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的寿终正寝而摆脱被权势者，包括军头和武夫，当作旗帜挥舞的命运。例如，袁世凯是什么脚色，做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设计了古怪的服饰，在北京大演祭孔闹剧。孔夫子在“五四”时期受到严厉批评，但近三十年来，又被各式人等异乎寻常地热捧起来。

现在要恢复读经，回到孔子那里?

2004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5周年，山东省曲阜市政府在曲阜孔子家庙举行祭孔大典。政府祭孔，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备受媒体关注。中新社记者王鲁平撰文《千古巨人，万世先师》云：“整个大成殿装饰一新，殿前一幅对联写道：‘先师功德垂青史，儒学精华照五洲’，大殿前东西两侧摆放着古老乐器编钟和编磬;祭祀供桌上牛、羊、猪三牲，透出祭祀的古老与庄重。”“上午九点，随着司仪高亢有力的一声‘开庙门’，在悠扬典雅的乐曲声中，第一道神门‘圣时门’缓缓开启，在礼仪官的引导下，参加祭祀大典的官员沿神道走进孔庙。”，“曲阜市市长宣读了祭文，祭文4字为伍对仗，洋洋洒洒二百九十又六字，历数至圣先师之功德，叙述后世继承之作为，展望中华崛起之宏图，表达期盼大同和平之愿望。……市政府各部门官员集体祭拜了孔子。”此后，不但山东曲阜，还有浙江衢州(南孔)等，每年9月28日都举行官方祭孔典礼。

在2004年曲阜祭孔的同一天，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说：“我们要向儿童推广读经活动，推崇国学。”“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要回到孔夫子那里”。他还倡议将我国教师节从改革开放初期法定的每年9月10日改为孔子诞辰9月28日。(2004年9月29日《都市快报·中国报道》)

在中国，中小学恢复读经并不困难，不但因为孔学被冷落至今只有90余年(“五四”起算)，而且，我们的老祖宗还留下了非常成功的激励和引导青少年读经的经验。现在只要规定在每年高考语文试卷中必须有几十分经义内容，就会轰的一下在全国读起经来。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非要恢复读经，回到孔子那里才解决得了呢?

主张恢复读经的先生们说，“我们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物欲横流……，良心丧失的局面”，解决的办法是“回到孔子那里”。

孔子那里真有什么给市场经济治病的灵丹妙药?无非是几个修身养性的警句，如“仁者，爱人”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呀，“和为贵”，“吾日三省吾身”呀，等等。

菲德尔·卡斯特罗说：“市场是一只发了疯的野蛮的畜生，市场规律造成了人类最自私最无情的制度。”不消说这么一点儿陈词滥调，即使先生们写出一本《至圣先师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修养》来供牠读，怕也无济于牠的病的。江山易移，本性难改，这畜生最爱读的一本中国书是《厚黑学》，最爱听的一句中国话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是物质利益最大化，不问动机，只讲结果，“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有物质利益，能发展经济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儒家的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孔子“罕言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味追求物质利益就是“小人”。孟子跑到梁惠王那里，梁惠王说：“您老千里而来，会给寡人带来利益吧。”孟子说：“您为什么一开口就是利呢，…… 大王只要念叨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计较利呢?”(《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王可必曰利?……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董仲舒在论述这个价值观对于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时说：“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03页)董仲舒认为，追求私利是人的本性，是不需要提倡和鼓励的，像水从高处往下走一样，总是不停地流。如果放任自流，不加约束，国家就难以治理，官吏弃义逐利，就会贪赃枉法，动摇国基。

市场经济理论和儒家学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找孔孟之徒给市场经济治病，无疑是病笃乱投医。道不同，不相为谋。

孔孟之徒脾气古怪，很难说会乐意给这利益小人治病。即使他们乐意治，市场经济也乐意让他们治，效果也一定不好。他们的老祖宗目睹奴隶制度崩溃，又眼睁睁看着封建王朝频繁改朝换代，都束手无策，时至今日，忽然嚷嚷能给资产阶级治病，岂非痴人说梦。但万一有了神效呢?有了神效也不值得庆幸，那一定是他们用一种什么秘方，废了人家的武功，转了人家的基因。如果市场经济也“罕言利”了，它还是市场经济吗?

主张恢复读经，回到孔子那里的先生们又说，儒家学说中有“耻感文化”。这种 “耻感文化”，能重建中国官场道德。

2009年5月25日，《环球时报》发表题为“中国须寻回耻感文化”的社评，指出：“这些年来，以物质主义为衡量杠杆的社会风气，逐渐使中国人失去了应有的自我道德约束力。久而久之，耻感的丧失造成了不少社会恶习，侵蚀着中国的官场……也使学术界、文化界深受其害”，“要重建道德，就必须寻回耻感文化”。

这篇社评是由此前两天，即5月23日发生在韩国的一件大事引发的。这件大事是前总统卢武铉因自己以及家人、亲属受贿，面临检方调查，知耻而跳崖自杀。社评作者告诉我们：卢武铉的“耻感”来自中国孔夫子那里，在孔夫子的经书里。社评说：“从中国输入的儒家学说，一直是韩国社会的主流思想、道德支柱。”

然而，鲁迅先生告诉我们，读经真正读懂了的人们，从经书里最终寻到的不是“耻感”文化，而是虚伪和无耻。他在《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中指出：“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的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3卷第129页)

中国五代时期的冯道先生，就深谙此术，《新五代史》将他推崇为那时候的活孔子。范文澜先生却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把他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三十余年中，任你朝代更迭，此亡彼起，他稳居三公、三师高位。舍弃败弱，奉迎新强，他做得不过早，也不过迟，恰到时机，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合需要。他在后晋最受恩宠，晋高祖临死，召他一人受遗命，使宦官抱幼子石重睿置冯道怀中，要他出力辅立。晋高祖死，实力人物另立新帝，冯道一声不响，依旧做宰相。冯道自号长乐老，以表白其所作所为皆出于本心，心甘情愿。在丑恶的生命即将结束之际，作《长乐老自叙》一篇，叙述历事四朝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并以为荣，自谓孝于家，忠于国，做子做弟做人臣做师长做夫做父，都做得无愧色，无不合于儒道。

中国历史上，倒真出现过一个官民知耻的时代，是毛泽东主政的近三十年时间。那时候虽然物质财富不丰富，但民间奉公抑私，官场也清廉。这种道德状况，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与其后三十年突然暴发，也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官场贪腐、民间道德堕落的状况又形成鲜明反差。

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道德状况的出彩，源于毛泽东思想，不但和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没有任何联系，而且，那三十年里，孔子的地位和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又恰恰是最低的。

主张恢复读经，回到孔子那里的先生们还说，儒家学说可以用来构建中国和谐社会。

《当代思潮》2004年第六期发表的张岱年、方克立《以人为本：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文章，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用儒家学说构建和谐社会的图画：“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妇、兄弟关系，社会上的朋友关系，构成所谓‘五伦’。这种伦常关系，各有其特定的道德行为规范。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每个人既处于五伦的关系网络之中，又同时处于整个社会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网络之中。于是就有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每个人依此规范，在社会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履行一定的义务，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目标。”

这种没有阶级斗争、阶级矛盾，甚至没有人际摩擦的和谐社会，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没有?张先生和方先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想，如果汉武帝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恐怕今日还是刘彻的后代当皇帝。如果秦始皇不“焚书坑儒”，而是“独尊儒术”，而后出现这样的局面，秦朝真要一世一世传下去，直至万世了。事实却是孔子后，中国历史上老改朝换代，没有哪一朝能超过三百年。可见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种理想的和谐社会。

儒家学说在历史上构建不出和谐社会，是不是现在已经条件成熟，可以构建出来了?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那时候中国的“十大阶层”和谐相处，要求“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建设者”即劳资和谐相处，要求弱势群体和亿万富翁和谐相处，总之是“全体人民”和谐相处。

构建这样的和谐社会，儒家学说鞭长莫及。

儒家追求的和谐只是上等人内部的和谐，劳心者内部的和谐，君子内部的和谐。孔子认为，“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礼不下庶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子认为，上等人、劳心者、君子与下等人、劳力者、小人、女人是难以，也不必和谐相处的。

《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樊须即樊迟，孔子的学生，曾三次问“仁”，两次问“智”，孔子都作了回答。樊迟一次陪孔子散步，问怎样提高品德修养，怎样驱除邪念，怎样辨析疑惑，孔子夸奖樊迟问题提得好，是“善哉问”。但樊迟一问学稼为圃(他也并不是就要去种粮食、种蔬菜),不答复也就罢了，怎么就把他看成“小人”了?这件事告诉我们，孔子不但瞧不起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而且认为知识分子关心体力劳动也是没有出息。他能与劳力者，与下等人和谐相处，他的学说能用来构建全体人民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阻碍中国历史前进

主张恢复读经，回到孔子那里的先生们摆出来的又一个理由是：经书里有精华。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经书里没有精华?

孔子作为古代著名教育家，基本上就没有人否认过。现在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批又一批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学校，都以中国这位教育家的名字命名。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和地方出版过一套又一套中小学语文课本，除个别年份，每套里都有《论语》或者《孟子》的语段，也是承认经书里有精华的证据。

经书中的精华，我们不但注意了那些修身养性，教学求知的精辟言论，还注意了读经读出来的也不全是王莽、冯道之流，也有优秀人物。他们虽然在任何朝代都凤毛麟角，不可能成为官场的主流，而且大多命运乖张，甚至不得善终，但光彩照人。鲁迅称他们为“笨牛”，他们像佛教徒信奉释迦牟尼、基督徒信奉耶稣、穆斯林信奉穆罕默德那样笃信经书里的教条，全身心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非常洁身自好，那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决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牛劲”，就是我们现今的人民公仆也是大可师法的。海瑞是儒家的一个优秀人物，毛泽东曾经号召我们的干部学习海瑞精神。世人也崇尚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名句，并且身体力行的南宋最后一个状元文天祥的气节。

我们还认为，不光经书里有精华，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学说中都有精华，全是糟粕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学说，历史上没有立足之地。

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但“承继”不是生吞活剥，全盘吸收。毛泽东在1943年9月写给彭德怀的一封信里说：“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的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之后，才能实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与经济剥削。”

“总结”，同样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前和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有两次谈话。11月4日对该部工作提出批评说：“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搞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跟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0页)

毛泽东引用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出自《论语·卫灵公》，无疑是儒家学说中的精华之一，原文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慧”与“惠”通，“好行小慧”还可以解释为喜欢卖弄小聪明。毛泽东在引用时将“慧”字改成“惠”，专作“恩惠”讲，把“义”锁定在“社会主义”上，点明农业互助合作，就是搞社会主义。一字之变，一“义”之点，腐朽化作了神奇。

如果把儒学当作一种学说进行评价，那就要从整体上加以分析。主要看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顺应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还是阻碍或者延缓了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只看它有多少所谓精华，有多少精致的片言只语，也不看它曾经有过多少痴迷的信徒。

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时期，儒家竭力主张恢复旧制度，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蓬勃兴起，它又抱住中国封建僵尸不放，做着天朝尽善尽美的迷梦。就是说，在中国历史的两个重要时期，即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时期和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时期，儒家学说都起了反动作用。

秦灭六国后，围绕立国体制问题，儒法两家有过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秦始皇，采纳法家的郡县制主张，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政权，遭到博士淳于越等孔子之徒的强烈反对。他们主张封国土，建诸侯，倒退回西周去，疯狂叫嚣“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为了统一思想，始皇下令收缴和焚烧《诗》、《书》、百家语和史书(皇家收藏不烧)，并在咸阳活埋了460名妖言惑众的儒生和方士。因为此举，秦始皇背了两千多年“焚书坑儒”，实行“文化专制”的骂名。

毛泽东认为，这个历史事件要重新评论。他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郭老指郭沫若)首联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末联又说：“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唐人柳宗元，字子厚，著有《封建论》一篇。《封建论》用秦以后只有叛乱的封国和割据的军阀，没有叛乱的郡县的大量历史事实，论证了孔子“分封制”之失和秦始皇郡县制之得。

唐朝玄宗前期，为了加强边境防守，在若干重要地区设置军镇(即藩镇)，辖几个州，主将称节度使。开始，节度使只掌军权，后逐渐集军权和民政、财政权于一身，成了实际上的军阀。安史之乱由此引发，乱了8年。为了号召地方豪强勤王平乱和招安农民起义军，朝廷还在内地加封了许多节度使，使割据进一步发展，直至唐亡，持续了150多年。安史之乱后的大约半个多世纪里，柳宗元在世，他目睹了中央集权削弱后，唐王朝尾大不掉的困境。

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而又枭雄迭出的大国，如果郡县制，即中央集权制，不深入人心，历二千余年时而统一，时而大乱的历史而不瓦解，是难以想象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至今也只有咱们中国保持大一统。近年来国际上不时有人提什么“中国模式”，所指可能就是这郡县制。毛泽东当年拿这个题目写诗批孔，希望后人坚持柳宗元的正确观点，绝不是空穴来风。时至今日，西方及活跃在我们内部的第五纵队，仍时刻盼望通过联邦或邦联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成七大块、八大块。

汉以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蒙古人、满洲人统治者，都狂热吹捧孔夫子，一直加谥他到“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吓人高度。又把他的儒学和科举考试捆绑在一起，使儒家处在了真正“独尊”的地位。

科举是一种以考试取士，选拔官吏的制度，初创于隋，直到清末才废止。为了排斥“异端邪说”，历代统治者将儒家经典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明清两代又规定必须用八股文答卷。八股文以《四书》、《五经》文句命题，限制用特定的格式，一定的字数写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解释经义，“代圣贤立言”。《四书》又要求以朱熹的《集注》，《五经》以宋、元人的注疏为准绳，考生不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毫无实际用处，成了“敲门砖”。

隋以后，中国的教育机构，不管是公学还是私学，都围绕科举考试的指挥棒转，教学内容极其狭窄，几乎只有经学一门，不学自然科学，更不学实业。

中国知识分子在古代只有致仕一个门径。为了做官就必须埋头读经，做孔子之徒。17世纪中期，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人类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即精英阶层在埋头读经，做八股文，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坚船利炮打上门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读经，做八股文，直到1895年，甲午海战溃败，日本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后的5月，各省还有1300余名举人聚集北京参加会试。到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已经落后两百多年。

人群中的山羊

1933年12月5日，鲁迅在给姚克的信里，谈到他和施蛰存关于要不要劝青年到《庄子》与《文选》里去寻新词汇的论争问题时，感慨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时候就闹过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2卷第225页)他哪里会想到七、八十年后，有人会再提倡恢复读经，回到孔子那里去。

施蛰存先生也好，时下的孔学创新派也好，都属于精英阶层。鲁迅曾把他们比做“人群中的山羊”，他在《华盖集续编· 一点比喻》里说：

“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阖城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尔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胡羊们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往哪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3卷第217页)

1991年2月15日，即农历辛未羊年的大年初一，上海《解放日报》异乎寻常地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周瑞金等三人化名皇甫平的短文，题目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改革开放的“带头羊”，非“人群中的山羊”而何?

这些“人群中的山羊”，领着中国人搞市场经济，搞出许多弊病，使80%的体力劳动者沦为资本的奴隶。这时候，又跑来一批新“山羊”，说他们能治这个病，办法是跟他们回到孔子那里。善良的中国人刚做过一回“胡羊”，这一回可要想好，不要再麻木不仁，任人摆布了。笔者以为这批新“山羊”的教唆是大谬不然的，孔子那套东西不能治国，是被中国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

临末，笔者声明：本文大量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言论，但丝毫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用意。也许这声明是多余的，因为据说，鲁迅的旗帜早已经被憎恶他的精英们砍倒。鲁迅被数落的罪行中，有一条恰恰是“毁了中国传统文化”，用鲁迅的论述批儒，又正撞在了他们的枪口之下。

不过，他们终究难以将人民心目中的鲁迅轻易抹去。中宣部不是搞过一次“双百人物”评选活动吗?有一亿中国人投票。上了这“双百”榜的“五四”以来中国著名作家，只有鲁迅孤零零一人。现在变着法儿大骂他的大佬们一个没有上，连郭沫若、茅盾也没有上，巴金、老舍官方作了强词推荐，列入候选人名单，也无情地被筛选落榜。这就是人心，人民之心。本文大量引用鲁迅言论，只是认为先生对儒学和读经问题的分析正确精辟，不是想用来堵谁的嘴。目下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的，有不少是被捧为精读儒家精典的所谓大师级人物，自视很高，搬出鲁迅来是为了争一点平等讨论问题的权利。鲁迅读过十三经，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的。

(2018年4月2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