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共的两国劳动者

厂房深处，传送带的节奏如同永不疲倦的机械心脏。中国女工李秀兰与越南女工阮氏梅并肩而坐，她们的动作在无数次重复中趋同——这是劳动纪律刻进肌肉的记忆。表面差异之下，一种更深层的同一性正在生成：她们的手套同样磨损，她们的工时同样漫长，她们的劳动同样转化为报表上那个抽象的数字。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将具体劳动抽象为抽象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国籍、性别、年龄——这些具体差异在资本逻辑中都被无情地抹平。外国劳动者可能因移民身份承受额外压力，但这种特殊性恰恰印证了普遍法则：资本会利用一切社会差异来分化劳动主体，同时又在生产过程中将所有人还原为剩余价值的源泉。列宁曾犀利指出，资产阶级“按民族分工人，按阶级合资本家”，这句论断在今天全球化车间里获得了新的回响。

现代工厂的流水线是资本抽象化力量的具象呈现。当李秀兰和阮氏梅的手完成同样规格的产品，她们的劳动已被量化成可互换的单位。这种量化不是偶然的技术选择，而是资本关系的必然表达。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使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性质，使生产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在这里，劳动者之间的具体差异——无论是文化背景还是生活经历——都被简化为生产效率的微小变量。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巧妙地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当工人们将生活困境归咎于“外来竞争者”，他们实际上接受了资本设定的认知框架。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分析过，垄断资产阶级通过超额利润收买“工人贵族”，制造无产阶级内部分层。今天，这种分化策略更加精细：通过签证分级、福利差异，在劳动者中制造等级幻觉，掩盖剩余价值剥削的普遍事实。

从所有制关系看，中外劳动者与资本的关系具有同构性。他们都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都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生存资料。这种共同的结构性位置，比一切表面差异都更为根本。外国劳动者的“他者”身份，不过是资本在特定历史阶段为分化无产阶级而建构的文化附加物。马克思早已警示，只要生产资料垄断存在，所有劳动者——无论来自何方——都将面临同样的异化命运。

资本全球流动与劳动力跨国迁移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的双重运动。前者畅通无阻，后者层层设障——这种不对称性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它需要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实现最优配置，却又必须通过边界控制维持劳动市场的分层管理。外国劳动者所处的特殊困境，恰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

流水线的节奏永不停止，如同资本增殖的永恒运动。但在每个疲惫的换班时刻，当不同国籍的工人交换短暂眼神，一种基于共同处境的阶级意识正在悄然萌芽。这种意识超越国界，指向那个真正的分界线——不是护照的颜色，而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当劳动者突破分化迷雾，认清共同的阶级位置，他们就有可能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这条路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对真实生产关系的洞察，都是通往解放的必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