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达：一场政治启蒙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连载7~8）

（连载7）

在那场政治启蒙运动的初期，出现了红卫兵串联活动，“学名”叫“大串联”。串联先是从各地去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开始的，然后是北京的很多红卫兵在八月底、九月初大规模外出串联，到各地去煽风点火（这些红卫兵几乎都是北京的高干子弟或出身“红五类”，把揪斗的经验和做法普及到全国）。北京红卫兵的到来，在客观上打破了各地的一潭死水，实际上是给各地的“保皇派”红卫兵打了强心针，使他们有了“首都经验和做法”的底气，更好地进行“保卫”自己的老子和不同异见的人。

各地的红卫兵利用交通工具，在各个市际、省际，乃至全国进行串联活动，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除飞机外），都对串联的红卫兵实行全免费。同时在各地还专门成立了各种名称的接待站，主要的简称几乎都为“红卫兵接待站”。主要接待来当地串联或路过当地中转的红卫兵。外地红卫兵到了当地后，先来这个接待站报到，然后分配住宿地点、吃饭地点等事宜，再发给一个在市内乘坐交通工具免费的证明。在那时，所有的住宿、吃饭、乘坐交通工具等一切开支，就是一句话，吃喝拉撒全部是免费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当年（1966年）的十一月底，我记得当时中央有个通知，要求暂停全国性的串联。所以，这种接待站在以后就逐渐地撤消了。

我依稀记得，徐州这个接待站的全称应该是“徐州市外地革命师生来徐接待站”。印象中这个接待站好象是在三民街原市委大院的南隔壁的一个独楼小院内（这个小院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徐州市劳动局在那办公），院内有个小铁门和小木门分别与市委大院相通。

当时的市委北大院是外地红卫兵来徐州的集中接待地点之一。那个大院是比较大的, 有青砖的三、四层高的楼房十来个，院内种满了花草树木，还有大片的空地。比三民街上的那个市委大院还要大一些，还要空旷一些。

当时的市委北大院内是“人山人海”，大院外是红旗飘扬，人员进进出出，院内院外到处歌声嘹亮。

北大院内的各个房间，都住满了各地来徐州串联或路过徐州的红卫兵。他们住的室内是没有床的，全是打的地铺。地上铺了厚厚的稻草，上面铺的是接待站发的褥子，盖的是接待站发的被子。

他们住的房间都是原来的办公室或会议室改造的，有很多的房间里，都是男女生混住。现在回想起这个情况，心中很是满满的温馨回忆。那个时代的人啊，对于理想和信仰，是多么地心无旁骛，是多么地纯洁无瑕呀。

我只在那个地方吃过一次中午饭，食堂好象是在院子的最后面。吃的是什么，我已忘记了。但整个食堂里的饭桌上，几乎没有剩菜和剩饭，这个我是记得的。当时的这种“光盘”之状况，让现今的人看一下，一定会很惭愧的。

（连载8）

转眼之间，时光走到了1967年。

1967年1月6日，上海“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发出通令宣布：原上海市委、市政府及下属各级机构，即日起停止办公。从即日起，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被上海“工总司”等上海造反派掌握。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贺电，肯定了上海“一月夺权”的行动。此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和介绍上海“一月夺权”的“经验”，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当时的徐州，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即使有了，也不过只是个喊喊口号、举举旗帜的群众组织，其头头大多也是普通的工厂工人或单位的职工，大体上是属于无太多头脑和思想的，没有什么从政之经验或“机遇”和靠山。造反派群众组织中的绝大多数人（组员），也都属于现在所称的“底层”，他们只有热情，只有忠诚。但那时，却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保皇”派群众组织。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些真正意义上的“保皇”派群众组织，由于其大部分成员，尤其是一些头头，长期沉浸在“官场”，或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官宦之家，既有广厚的人脉资源，又有灵通的政治消息。所以，当“一月夺权”风暴来袭时，这些“保皇”派组织马上在背后靠山的支持下，夺取了徐州市的党政大权。

关于这点，可以从1967年1月21日的“夺权”协议上看出来。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虽然名义上署名在前，但夺权后的实际上的大权，却被署名为第二位的“八一红卫兵”的“保皇”派所掌控。从这两个署名组织的各前一个负责人姓名即知，在我的印象中，前一个人为徐州淮海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学生，后一个人为徐州四中的高三学生。两人虽同为学生，但背景不同，后一人为军干子弟，为徐州当地人。当时参与夺权的是两个学生群众组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工人及其他阶层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参与。所以说，这种“夺权”，从实际的意义上讲，就是“老子”把权力传给了“儿子”。

在他们这些人一月份的夺权成功后，又发生了徐州的“二月逆流”。当时的徐州卫戌区和军管会，大规模地抓捕了从学生到工人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及其骨干百余人。我记得当时的军管会还出了个布告，宣布徐州庞庄煤矿一个造反派群众为反革命组织，其负责人为工人丁长生（大概是这名），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好象是专为抓他而出了这个布告。即使不是专为他发，但在我的印象中，好象他是“名列前茅”的。

在徐州卫戌区及军管会的“二月逆流”的强力镇压下，徐州几乎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悉数“灭亡”。即使“不灭亡”的，其组织班子成员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造反派组织。此后，以徐州卫戌区军人为主体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3月18日成立（见下面的图片，可以看到主席台上坐着的几乎全是军人。）。至此，徐州的政治启蒙（文革）运动进入了“万马齐喑”的白色恐怖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的“革命委员会”，我当时是很不理解。毛主席不是说过吗，革命委员会应该是“三结合”的，即“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负责人、党政机关革命领导干部”。但那主席台上坐的为什么军人居多，干部少之，而工人、农民、学生更极少。在当时，我就认为这个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有问题，后来在看了这个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名单后，发现军人当了主任和副主任，委员中也是军人及干部占了多数，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则少之又少。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排序，应该是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为主的呀，现在咋变成了以“人民解放军当地负责人”及“党政机关革命领导干部”为主了呢？这样的话，这个革命委员会就没有了广泛性、代表性、也就失去了权威性。这与毛主席说的这场运动要以人民群众为主、依靠人民群众、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创造历史的说法不符。

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革命委员会不能代表人民和造反派。但那时我才十五岁不到，也没办法呀。虽然接受了它，但总心有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