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发钱是改革，农民自己管钱是犯罪：我们要你“自杀”，是为了证明你没病

(瑞安是中国“三位一体”改革发源地。张梦云 摄)

没有死刑判决书，甚至没有犯罪事实，

只有一个“为了你好”的眼神，

你就得自己走进坟墓，还得帮着把土盖上，

顺便赞美一下这铲子真亮。

当需要政绩时，你是改革的弄潮儿，

官员们排着队来视察，镁光灯闪个不停;

当需要防风险时，你是金融的破坏者，

警车呼啸而至，手铐冰冷刺骨。

撰文|杨雄

出品|有戏Hopeful

深秋的江南，风里已经有了肃杀的味道。

在浙江温州瑞安市，晚稻把大地妆点成一片金黄，这本该是农民最喜欢的颜色——代表着落袋为安，代表着一年的辛劳换来了真金白银。但对于瑞安市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股东们来说，这金黄更像是一种讽刺的挽联。

他们没有等到丰收的喜悦，却等来了监管部门的“劝退”。这事儿不仅荒诞，而且有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幽默感。

瑞安是什么地方?

是“三位一体”改革的发源地。

这地方可谓是根正苗红的“革命老区”，汇民互助社更是拿着正规金融牌照的“嫡系部队”。

但现在，老区要被腾退了，嫡系要被裁撤了。理由并不是他们犯了法，也不是他们亏了钱。恰恰相反，他们活得太好了。

(关联报道：中国农村资金互助遭遇监管风暴，或被劝退或被治罪)

1、只要你活着，就是一种风险

汇民互助社的负责人大概至今没想通一个逻辑：我们有牌照，我们没违法，我们没爆雷，甚至我们还赚钱——净利润42万，不良率仅1.16%，比那些坐在高楼大厦里喝咖啡的商业银行还要健康。为什么非要我们死?

监管部门的回答充满了父爱般的慈祥与冷酷：“因为你们太小了，为了防止你们以后可能生病，现在请你们先自行了断。”

这就像是村里来了个医生，看你家孩子长得壮实，不仅没病还能下地干活，医生说：“这孩子虽然现在没病，但保不齐以后会得感冒，为了杜绝感冒的风险，建议这孩子别活了。”

社员们说：“这是我们农民自己的钱，这是我们自己的互助，银行嫌贫爱富不借给我们，我们自己帮自己也不行吗?”

不行。在某种宏大的金融叙事里，农民的信用是不存在的，除非这信用被纳入那几家庞大的、虽然经常坏账但永远“大而不倒”的商业银行体系中。

那份由20名社员代表按下的红手印陈情书，读来令人唏嘘。他们说：“那些银行本来就看不起我们。但是没想到整到我们头上，拆茅棚补瓦房凑数。”

这就叫“拆茅棚补瓦房”。为了完成上级关于“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考核指标，真正的风险大户——那些有着深厚背景的坏账银行——动不得，或者动起来太麻烦。

于是，目光就落到了这些老实巴耀、体量微小、虽然健康但毫无政治抵抗力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身上。

这就是行政逻辑的最高境界：消灭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风险的主体。 只要没有了互助社，自然就没有了互助社的风险。

至于农民贷不到款怎么办?至于高利贷会不会重回农村怎么办?对不起，那是社会治安问题，不是金融监管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名为“市场化退出”，实为“逼迫式自杀”的荒诞剧。没有死刑判决书，甚至没有犯罪事实，只有一个“为了你好”的眼神，你就得自己走进坟墓，还得帮着把土盖上，顺便赞美一下这铲子真亮。

2、昨天是示范典型，今天是阶下囚徒

如果说瑞安的汇民互助社面临的仅仅是“安乐死”，那么安徽萧县的臧立亭遭遇的则是“五马分尸”。

臧立亭，萧县立亭农副产品供销专业合作社的创始人。直到2021年，他还是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手里捧着农业农村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八部委联合颁发的“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奖牌。那时候，他是改革的先锋，是“三位一体”的模范，是带领乡亲们共同富裕的带头大哥。

两年后，他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犯，一审被判了15年。

这15年的刑期，像一记响亮的耳光，不仅打在臧立亭的脸上，也打在当初给他颁奖的那八个部委的脸上。当然，部委的脸皮厚，不觉得疼，疼的是臧立亭和那些相信他的农民。

这事儿魔幻就魔幻在，臧立亭干的事情没有变。前几年，这叫“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叫“解决三农融资难的有效途径”;后几年，风向一变，这叫“扰乱金融秩序”，叫“非法吸存”。

行为还是那个行为，钱还是那些钱，人还是那个人。唯一变的是什么?是解释权。

当需要政绩时，你是改革的弄潮儿，官员们排着队来视察，镁光灯闪个不停;当需要防风险时，你是金融的破坏者，警车呼啸而至，手铐冰冷刺骨。

法庭上，臧立亭的辩护很无力，尽管很有道理。他说这是在供销社指导下的“三位一体”改革，是封闭运行的资金互助。连那个曾经的“三农”专家徐祥临都看不下去了，专门跑去作证，说臧立亭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但在冰冷的判决书面前，专家的证词就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轻飘飘。法院的逻辑很硬：你承诺了固定回报，你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了资金(虽然那是社员)，你就是非吸。

至于中央一号文件怎么写的，至于“三位一体”的精神是什么，至于当年政府是怎么鼓励的，法官表示：我只看刑法条文，其他的，那是红头文件的事，红头文件不能当挡箭牌。

这就陷入了一个经典的中国式困境：改革总是要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但当改革遇到挫折或者风向转变时，那些曾经被鼓励的“突破”，瞬间就成了呈堂证供的“罪证”。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只不过这种局限性的代价，往往由具体的个人用自由甚至生命来支付。

3、只有“一体”，没有“三位”

无论是瑞安的“安乐死”，还是萧县的“阶下囚”，背后折射出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所谓的“三位一体”改革，在执行层面，往往只剩下了“一体”。

什么是“三位一体”?

生产、供销、信用。

这就像一张板凳的三条腿。现在的局面是，生产让你搞(种地)，供销让你搞(卖货)，但到了信用(钱)这一环，对不起，这是禁区。

知名金融专家陈林说得好：“信用合作是贯通各种合作的最佳纽带，是乡村振兴的命脉。”

没有钱的流动，生产和供销就是无血的躯壳。农民为什么穷?不仅仅是因为种地不赚钱，更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合法的金融手段，将自己的信用转化为资本。

商业银行是傲慢的，他们拿着吸管插在农村的血管上吸储，然后把钱输送到城市的房地产和基建狂欢中。他们不愿意弯下腰来，去服务那些贷款几千几万块的农民。

而当农民试图组织起来，用自己的钱帮自己人的时候，权力的傲慢又出现了。他们挥舞着“防范风险”的大棒，将这些幼苗连根拔起。

陈林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对于信用合作，行业管理缺位，只剩下监管和打压。

当年银监会批准了49家互助社后就关上了大门，这种“试点”变成了“绝版”。而后来在供销社体系下生长出来的互助组织，因为没有那张金贵的“金融牌照”，始终处于灰色地带。

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逻辑。因为怕出事，所以干脆不让你干。因为管理起来麻烦，所以干脆一刀切。

这就好比说，因为有人吃饭噎死了，所以我们决定禁止吃饭，或者只允许在五星级酒店的大厨监管下吃饭。至于那些吃不起五星级酒店的农民，你们就饿着吧，饿死总比噎死安全，至少饿死不算“金融安全事故”。

4、权力的洁癖与民间的污名

报道里提到一位原央行行长戴相龙的观点，他说不要把不规范的信用合作错判为非吸，要给改革试错的空间。

这话说的很中肯，很理性，很有高度。但在基层的执法实践中，这种高度往往无法落地。

基层执法者的逻辑是简单的、线性的、也是残酷的。他们没有耐心去分辨什么是“合作金融”，什么是“庞氏骗局”。在他们眼里，只要没牌照还敢动钱的，都是潜在的罪犯。

这种权力的洁癖，导致了民间的污名化。

现在提到“农民合作社”，提到“资金互助”，老百姓想到的不是互助共赢，而是跑路、爆雷、坐牢。这种信任的崩塌，比关掉几家互助社更可怕。

它切断了农村社会内部生长出秩序的可能性。它告诉所有人：不要试图自我组织，不要试图自我管理，你们只需要听话，只需要等待救济，或者等待收割。

瑞安的农民想不通，为什么“发源地”保不住一块牌子。他们太天真了。正因为是发源地，才更要“讲政治”，才更要“顾大局”。在某种大局下，几个农民的融资需求，几家互助社的生死存亡，不过是数据报表上可以抹去的一个小数点。

5 、秋风吹过稻田

回到报道开头的那片稻田。

瑞安的晚稻熟了，金黄一片。

但这丰收的景象掩盖不住空气中的寒意。

汇民互助社的墙上，也许还挂着当年的奖状和领导的合影。但在清算组进驻的那一刻，这些荣誉就变成了废纸。

臧立亭在铁窗后，也许还在回想那个被授予“国家示范社”的高光时刻。他可能至今都没明白，自己是怎么从座上宾变成阶下囚的。

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悲剧。我们试图给农民一双翅膀，让他们飞过贫困的泥沼。但当他们真的飞起来时，我们又惊恐于他们飞得不符合航空管制条例，于是毫不犹豫地折断了那双翅膀。

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和一群不得不继续在泥沼里挣扎的人。

风继续吹，稻浪起伏。看似丰收，实则荒芜。因为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只有庄稼，没有信用，更没有对创新者的宽容。

这不仅是瑞安的悲哀，也不仅是萧县的悲哀，这是所有试图在夹缝中寻找光亮的人们的共同悲哀。

毕竟，在法与情的博弈中，在这个时代，法常常不仅仅是法，它有时候是权力的鞭子;而情，通常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