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学习鲁迅《死》

从1935年年底开始，周扬一伙秉承其主子王明的旨意，抛出了“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解散“左联”，成立“文艺家协会”，多方围攻鲁迅，全面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鲁迅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对他们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周扬一伙在鲁迅的批判下声名狼藉，狼狈不堪。于是，他们便放出“休战”、“团结”之类的烟幕，妄图蒙混过关。稍后，政治骗子xxx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架势跳了出来，写了一篇《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应该休战》，胡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并提出论争应当立即“体战”。他别有用心地说“应该大家牺牲成见，重新统一起来”，其实是在“休战”的幌子下攻击鲁迅，掩护周扬，妄图以此来稳住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营垒。

鲁迅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深深知道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决不能松懈斗志，“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鲁迅决心毫不留情地把这场路线斗争进行到底。他在1936年9月5日所写的杂文《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的。这篇杂文渗透了强烈的无产阶级爱憎感情，是鲁迅一生革命斗争经验的宝贵总结，也是他晚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坚定誓言，鲜明地体现了他和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敌人战斗到底、决不妥协的彻底革命精神。鲁迅写杂文《死》的时候，正面临着疾病的严重威胁。早在同年5月份，有个著名的肺科专家来给他诊治，发现了他患着严重的肺结核，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就死掉了。 6月，鲁迅连日记也中断了，“一时颇虞奄忽”。7月至8月，还是不能起床，革命同志对此十分关怀，纷纷来信来访，劝他及时治疗，易地休养。但是鲁迅仍然把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抛在脑后，而是倾注全力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之中。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如何看待生死，反映了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革命者是从不把个人的生死放在心上的，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鲁迅就是一个这样的革命者，《死》就是充分体现了革命生死观的宝贵篇章。

在这篇杂文中，鲁迅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和批判了为封建迷信支配着的各种反动的唯心的生死观。鲁指出，由于封建迷信的影响，许多人是相信死后变鬼的，但设想中的如何做鬼，却因人而异。鲁迅憎恨那些随意处置人民生死的剥削者、压迫者。他们自以为死后可以照样能作威作福，不受冥律的限制。鲁迅愤怒地指出，即使是按照封建迷信的说法，他们也是罪大恶极，该堕入“畜生道”的。鲁迅鄙视那些依附于统治者的“小有金钱的人”，对他们一到晚年，便寻葬地、合寿材、烧纸锭之类的行为，予以尖锐的讽刺。接着，鲁迅阐明了自己的革命生死观。他宣称对于死，自己是属于“随随便便”的“随便党”里的一个，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他不怕死，为了革命事业，从不把个人生死放在心上。到了晚年，由于生病，也由于一些人的好意或恶意的提示，这才记起了自己的年龄。但他想到的却不是自己。他认为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的好。他写道，“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要赶快做”，鲜明地表现了鲁迅晚年继续革命，争取为人民多做些事的坚定的革命意志。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愈近晚年，愈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直到逝世前一天还在执笔，留下了辉煌的战绩。

正是基于这种革命的生死观，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七条珍贵的遗嘱，充满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为人民、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共产主义思想。他在一封公开信中曾经说过，老与死，是自然的规则，丝毫也不足为奇。个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人民革命事业却方兴未艾，“希望是在于将来的”。因此，他面临死亡的威胁，仍是那样充满信心地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关注着革命事业。他的遗嘱，并非如他所说的是些“琐事”，而是有关革命的大事，其中凝结着他一生的战斗经验，体现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和坚定的革命意志。

在遗嘱中，鲁迅首先想到的，是不要因为自己的死，让敌人找到可乘之机，给革命带来损失。他说，“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就是为了防止敌人借自己的丧事钻空子，欺骗人民。历史证明，阶级敌人往往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加以疯狂的迫害和攻击，而当他逝世后，又千方百计地加以歪曲和诬蔑，或是把他化为无害的神像，或是利用他的威望来欺骗人民。鲁迅对敌人这一手是有足够的警惕的。不受他们“一文钱”，表现了鲁迅至死也要和敌人划清界限的严正态度。后面附加的“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又体现出他对同志间的阶级感情的深刻理解，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同时，鲁迅又考虑到，也不要因为自己的死，给这些战友、同志和亲人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影响他们继续革命。因此，他写下了“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等三条遗嘱。

在遗嘱中，鲁迅密切联系当时的斗争实际，总结了自己的最重要的战斗经验。他教导我们要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不务虚名。他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里充分地体现出鲁迅一贯实事求是地勤勤恳恳为人民工作的态度。其中关于“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话，也正是对周扬一伙的批判。鲁迅看透了这些挂着“革命”的招牌的所谓文学家、美术家，其实是采取了工头的立场，专门用鞭子鞭打别人的家伙。鲁迅不止一次地称他们为“空壳”，指出他们只是些“以嗡嗡营营为能事”的“青皮” (流氓)，揭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鲁迅还告诫我们要警惕政治骗子。他说，“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也就是说要“防被欺”，不要相信敌人的甜言蜜语，而要重事实，辨真伪， 善于识别他们。这类骗子，从到处发表“演讲录”高谈“国民革命”，而后“一阔脸就变”的蒋介石，到以“革命的大人物”自居却干着“系敌人所派遣”的勾当的周扬等等，鲁迅见得多了，他善于识别他们，和他们作不调和的斗争，他谆谆地教导我们要和那些反革命两面派划清界限，向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阶级敌人总是损着人民的牙眼，向革命猖狂进攻，而当他们失败之时，却往往装出可怜而无害的样子，提倡“勿报复”，或者装出“折中”、“公允”的样子，提出“费厄泼赖”、“休战”，以便保存自己，待机再起。鲁迅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懂得他们的反革命的策略，在这里就表现了他对这些敌人的憎恶和决不休战的韧劲。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鲁迅着重提出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则: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他写道，“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一生为人民奋战，受到敌人疯狂的仇视与围攻，结下了不少“怨敌”，这些“怨敌”，正是人民的敌人!他曾经说过，他的杂文，虽有时“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他与周扬一伙的斗争，也绝非“彼此个人间事”，而是有关革命的大局，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斗争，那就会贻害无穷。鲁迅从长期的阶级斗争中认清了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他早就提出过“打落水狗”的正确主张，这里又写下了至死也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的重要原则，这突出地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彻底革命的精神。

这篇杂文是一篇关于死的随感，从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事情谈起，信手拈来，仿佛在和读者促膝谈心一般，显得平易近人，亲切自然，然而有破有立。阐明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内容。行文紧凑而又灵活，处处扣紧“死”这个中心，然而又常常涉笔成趣，插入与本题似乎无关实质相联的几笔，对反动的有害的事物加以抨击。如文章写着:“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象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便是切合“死”的话题，对于反动派任意压迫人民、随意处置人民生死的暴行的沉痛的控诉。在几条遗嘱中，对那些“空头”人物，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作了鲜明生动的凝炼的概括，画龙点晴地把周扬一伙机会主义者、“休战”论者的嘴脸勾画出来了。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到了晚年，思想更为深刻，斗争艺术也更为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