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学习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是鲁迅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声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篇重要的战斗文章。1932年11月,周起应在他把持的《文学月报》第四期上,别有用心地发表了一首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这首诗以批判“自由人”胡秋原为幌子,兜售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用“辱骂”、“恐吓”和“无聊的攻击”,破坏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严肃的阶级斗争。(1932年11月,周主编《文学月报》,浙江宁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笔名创作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在《文学月报》第4期上发表。为了讽刺“自由人” 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芸生在诗中使用了大量侮辱、恐吓甚至下流的语言,比如“×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这时鲁迅刚从北平(今北京)探亲回到上海,见到这首长诗,异常气愤,就于12月10日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尖锐地批判了周扬一伙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本质。鲁迅以匕首般犀利的文字,揭露他们在极“左”词句掩盖下出卖革命的实质,维护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原则,从而加强了左翼文艺队伍在反文化“围剿”中的战斗力。
鲁迅在开头直截了当地指出长诗存在着严重问题,并抓住“开玩笑”、“辱骂”、“恐吓”三个主要错误,一层深似一层地揭露和批判了周扬一伙的恶劣行为。文章严正地指出,借对方姓氏开玩笑,“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动辄施之以恐吓,甚至随意提笔判定别人的生死,等等,全是恶劣的作风,决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态度,以此对待严肃的阶级斗争是极端错误的,它不过是“一味鼓噪”,虚张声势,不能损害敌人一根毫毛!鲁迅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指出他们那种充斥“骂詈”的作品实际上是诬蔑革命,丑化工农。他们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工农身上,“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把无产者的革命诬蔑为只图“剖西瓜”似的杀人。鲁迅严正地指出,“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说他们“杀人放火”这只能是阶级敌人的诬陷。而周扬之流竟也如此,这就充分暴露了周扬等人其实是一伙极端仇恨革命敌视工农的假革命、反革命!
鲁迅以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从“辱骂”“恐吓” 的表面现象看出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也看出了周场一伙的那种腐朽的文风,正是为了适应他们一伙在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鲁迅以“非常失望”、“大可以不必作的”、“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尤其不堪”、“极不对的”等等词句,表达了自己对这种文风的毫不含胡的否定,显示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革命精神。紧接着鲁迅进一步揭示了他们这种腐朽的文风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文章说:“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明确地告诉人们,“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等等,正是历来剥削阶级所玩弄的卑劣伎俩,是地主资产阶级文风的祖传衣钵;周扬等人正是坚持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承受了这份“遗产”。而且,变本加厉“应用”得"更加厉害”了。鲁迅无情地撕下了他们的外衣,尖锐地指出,他们和叭儿狗文艺家其实是一丘之貉,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
文风是有阶级性的,剥削阶级的腐朽文风是他们的反动、没落的阶级性所决定的。正如毛主席教导的:“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为了扫荡周扬之流推行的新旧八股,提高左翼文艺队伍的战斗力,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的鲜明的观点。这是鲁迅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总结了思想文化领域里阶级斗争经验而提出的一条重要的战斗原则。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使鲁迅深深体会到,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能够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一定能够战胜剥削阶级的一切反动谬论。但是,思想文化领域里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根柢”是“非常坚固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切切实实的“论争”才能击败敌人。所谓“注重论争”,就是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革命斗争实践,调查研究,有的放矢,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对事物作具体的准确的阶级分析, 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注重论争”,就是注重揭示问题的本质和事物的客观规律,抓住论敌的要害,战而胜之。总之,抱着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其目的全在于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鲁迅还指出:“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所谓“嘲笑”“热骂”“皆成文章”者,就是要求革命作者要有正确而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绝不是像周扬他们那种“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的流氓作风。《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就是鲁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论争的典范作品。它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透过“辱骂”“恐吓”的表面现象看出周扬一伙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抓住问题的核心进行具体的分析,而在行文中又常常引用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事例进行论证,使文章有理有据,有破有立,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这种科学的战斗的态度,同王明、周扬之流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恶劣文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文章击中了对方的要害,因此,周扬之流对鲁迅更加痛恨。他们对鲁迅的批判采取了两面派手法,一面公开表示: “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一面却暗中策划反扑,指使祝秀侠(首甲)等发表《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对鲁迅发起围攻,仍然大耍“恐吓”“诬陷”的无赖手段,恶毒攻击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对此,鲁迅曾愤怒地写信进行了反击。这个事实再一次暴露了周扬一伙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毛主席对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所阐述的观点十分重视,1942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光辉文献中批判王明之流八股文风时,就曾指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毛主席对鲁迅这篇文章作了高度的评价,充分地肯定了它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毛主席还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这正是我们学习鲁迅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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