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学习鲁迅《写在‘坟’后面》

《写在<坟>后面》，作于1926年。这期间正是鲁迅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前夕。在这篇文章里，留下了他在转变途中坚实的、清晰的脚印。五四运动高潮之后，鲁迅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的分化而产生过彷徨之感。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的“绅士”们，公开投入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怀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凶恶敌人;另有一些人，则渐渐消极颓唐，退下阵来。正如鲁迅所说:原来“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而鲁迅，则仍然“大呼猛进”，坚持战斗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线，继续同封建军阀和复古主义者斗争，无情地揭露胡适、陈源、徐志摩之流“正人君子”的帮凶嘴脸。但由于鲁迅思想上受了进化论的局限，还不明确革命的前途和革命的力量。

1926年秋，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更由于受到南方革命形势的吸引，鲁迅离开北京，来到厦门大学，他看到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当时共产党人的英勇奋斗，感到“极快人意”， 深受鼓舞。他决心“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并希望能“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同时，形势的急剧发展，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也更深化了他的思想的矛盾。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信徒、干将也纷纷来到厦大，继续攻击、排挤鲁迅;而一些过去他曾苦心培育的文学青年如高长虹之流，这时也暴露出极端个人主义的面目，在报刊上恶毒攻击鲁迅，企图一举“打杀”之，这些都给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使他深感黑暗势力之顽固，同时对“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进化论的信念也开始动摇。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使鲁迅迫切地要把自己的战斗和思想作一番认真的清理和剖析，为继续新的战斗作准备。

正在这个时侯，他的杂文集《坟》行将出版。这个集子收入了他的23篇文章，前4篇是1907年用文言写的论文;后19篇则是写于1918年至1925年的白话论文和杂感。这些都是鲁迅在“五四”前后，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文人进行英勇斗争的战绩。编定这个集子之后，10月30日，鲁迅写了一篇《题记》，指出编印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有人”，即是指胡适、陈源之流“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鲁迅认为，他们憎恶自己的文章，正好说明了还有保存它们的必要。但同时，也流露出对自己过去的战斗深深的不满，要将这些文章“埋藏”掉的思想。11月11日夜，在一片静寂的气氛中，他再次想到《坟》即将出版，深恐这些过去的文章，“未熟的果实”，会“毒害”了读者，他觉得应给《坟》写一篇后记，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写在<坟>后面》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产生的。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以一个革命战士的宽广胸怀，以亲切感人的语言，认真地、一分为二地总结自己以往的战斗，解剖自己的思想:他肯定自己过去一些作品的战斗价值，重申要与敌人不妥协地战斗下去的决心;同时以对人民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严格地、坦率地揭示自己的弱点。整篇文章体现了一种边战斗、边改造的伟大革命精神。回顾过去，解剖自己，鲁迅首先明确地肯定自己随着革命步伐而进行的战斗。他说自己虽把这个集子取名为“坟”，却不是“绝无眷恋”。印行它，就是愿使“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面呕吐，我也很高兴的”。他特地提到集子中的《摩罗诗力说》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是因为这两篇文章体现着一种顽强地反抗黑暗势力，“不克厥敌，战则不止”以及“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为了要同敌人持久地、有效地战斗下去，就要讲究策略，讲究斗争的艺术，鲁迅一贯反对在荷枪实弹的敌人面前，像《三国演义》里的许褚那样“赤膊上阵”，他要坚持“壕堑战”，也就是要“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而不“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不“全露出我的血肉来”，不然，“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他向那些自称“无枪阶级”、企图引诱鲁迅走出壕堑而使之“死无葬身之所”的陈源之流宣告:要继续采取这种战略，是“偏要使”你们这些“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这也如同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上所说，他始终要让他们看到，在他们面前“恶鬼似的站着‘鲁迅’这两个字”。

回顾过去，解剖自己，鲁迅又极不满于自己过去的战果。他说，那是“未熟的果实”。他怀疑那些文章还未能有力地打击敌人。鲁迅觉察到，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才是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他在文章中说，“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并以“做土工”为例，说不明白是在筑台还是掘坑。而无论是筑台还是掘坑，没有显著的益处。鲁迅就是这样坦率地叙说自己要战斗而不明前途的苦闷，明确地揭示了自己的这个根本性的弱点。

在作为“一点余文”的文字里，鲁迅又从自己读古文的问题谈起，深刻地解剖了封建剥削阶级的一些传统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和毒害。鲁迅说自己长年来读了许多旧书，“耳濡目染”，在语言上“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他说，“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他要砌一座“坟”，一面作纪念，一面否定过去的一切。鲁迅在这里指出，“天纵之圣” (天上掉下来的圣贤)是没有的，旧的“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一切事物都在发展之中。正是从这种辩证的发展观点出发，鲁迅才能不断地对自己有所否定，能随着革命的步伐， 不断前进，能“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具有这种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精神，所以鲁迅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估计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尽管他的作品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但他总感到在整个革命中，自己的作品“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这种严格要求自己，具有自知之明的精神，是鲁迅不断前进，终于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鲁迅对自己思想弱点的坦率的揭示和剖析，其本身也就是对当时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和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和冲击。因为一个人的旧思想，是来自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的旧传统，批判自己的旧思想，必定要批判旧社会和它的代表人物。鲁迅“诅咒”自己从封建文化中得来的“可恶思想”时，就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可恶思想和它的维护者，即复古主义者和与他们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要认识到一小撮保皇余孽和崇洋媚外之流尽管表面上在演“狗咬狗”的把戏，企图麻痹分化群众，转移阶级斗争方向，大概前者打出所谓“传统文化”、“民族大义”的招牌，后者也叫嚷什么“自由民主”作口号，但两者在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基础上是穿同一条裤子的，终不过是反动派养的两条狗罢了!)鲁迅在“诅咒”自己从旧书中得来的思想时，大声疾呼:“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这里的“聪明人”，就是指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他们妄图以剥削阶级的传统思想来统治世界，束缚群众，自己也借此步步“高升”，名利双收，他们是历史发展的阻力!而“支持世界”的，创造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恰恰是当时识字不多、受剥削阶级传统思想影响较少的劳动者。这是对封建剥削阶级传统思想何等有力的批判!

鲁迅之所要抓住自己读古文的问题来解剖自己，其目的也正是为了要打击敌人，因为当时的复古主义者就别有用心地用鲁迅也读了许多古文为例证来提倡复古，现在鲁迅就在这个方面进行自我解剖，自我否定，这就无异于给他们当头一棒，是对他们妄图扑杀革命新文艺、用封建主义文化(孔孟之道)继续毒害人民的反动面目的有力揭露。鲁迅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他那种对自己思想中“古老的鬼魂”的无情解剖，正是致“强敌”于死命的“反戈一击”。

鲁迅对自己思想弱点的坦率的揭示和批判，是出于他对人民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鲁迅对自己过去的战斗和思想深感不满的心情，是长期以来就有的。他早对许广平说过:“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当他看到自己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的爱戴时，他的这种心情就更为强烈。这一点，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突出。他明确地告诉青年，他并“不是什么战士”，“也不能算前驱”，自己的作品也不是什么“前塗的目标，范本”。其目的无非是怕青年中了他“未熟的果实”的“毒”。他在文章里还回忆起一件往事:“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这是一种对青年的多么深沉的爱，一种多么令人感动的革命责任感呵!正是从这种革命责任感出发，他要把自己的弱点无保留地坦露出来，热望青年不要受到不好的影响，热望他们比自己更有作为，并且以此来鞭策自己，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弱点，更快地克服它，跟上新的革命形势，进行更有成效的战斗，对革命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鲁迅这种为革命而严格解剖自己的精神，同那些自称“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的胡适、陈源、徐志摩之流，以及后来那些以“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居的周扬一伙政治骗子的精神境界，真有天壤之别。他们出于剥削阶级的本性，为了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总是要竭力伪装自己，吓唬别人，事实证明，他们是不可能解剖自己的。鲁迅为革命而解剖自己的精神，使他在目睹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能吸取阶级斗争的血的教训，彻底破除了进化论思想，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实现了世界观的质的飞跃。在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以后，还仍然坚持严格解剖自己。他在这篇文章中留下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句发人深思的名言，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可宝贵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