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学习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鲁迅前期的一篇重要杂文。在这篇杂文中，鲁迅深刻地总结了历史上和现实中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著名原则，体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坚定性。鲁迅十分重视这篇文章，他后来说，这篇文章“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鲁迅写这篇杂文的时候，中国革命出现了高潮，鲁迅本人思想上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1925年，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极其激烈的年代，全国各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风起云涌，在毛主席和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正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地展开，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正在准备北伐战争，全国各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风起云涌。以“五卅”运动为标志，全国出现了革命的高潮。这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进步力量反对段祺瑞政府反动教育制度的斗争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925年11月，北京革命群众掀起了“反奉倒段”(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段祺瑞)运动，28日，数千群众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段祺瑞政府反动卖国政策，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教育总长章士钊、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等人的住宅，并通电全国，要段祺瑞下野。在这种压力下，首当其冲的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只得被迫下台，移居天津，女师大进步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教育部的斗争，也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鲁迅一直同北洋军阀及其走狗进行着斗争，同时，鲁迅在1925年已经开始初步接触马列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火热的群众斗争和马列著作的学习大大提高了鲁迅的政治嗅觉，使得他对当前的斗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对以往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也作了更加系统的思考和探索。鲁迅并没有因为女师大学生运动的初步胜利而放松斗志。正在段祺瑞当局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挂着“自由主义”招牌的林语堂却和周作人一唱一和，相继在《语丝》上发表文章，鼓吹“费厄泼赖”，主张对“失败的”敌人要宽大，不要穷追猛打，盯住不放。他们胡说不这样就不够“光明磊落”，缺乏“绅士”风度。林语堂、周作人的反动面目在当时还未暴露，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也曾附和过鲁迅对买办文人胡适一伙主办的“现代评论派”的抨击，而《语丝》又是鲁迅同北洋军阀及其走狗“现代评论派”作战的重要阵地，像林语堂、周作人这样的人在《语丝》这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费厄泼赖”，十分容易迷惑人，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因此，鲁迅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在1925年年底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予以系统的批驳。问题是从林语堂、周作人的文章引起的，但鲁迅并没有把“费厄泼赖”看成仅仅是个别人的荒谬言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加以考察。鲁迅在文章中开门见山地提出“打落水狗”的鲜明主题以后，立即扣紧这个主题，从历史到现实，从前因到后果，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和批判， 具有无可辩驳的思想深度和逻辑力量。

鲁迅首先批驳了主张不打“落水狗”的人的两个荒谬论据:一是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二是引拳师不打倒地的敌手为例，以为“打落水狗”不够“光明正大”。当时，这两个荒谬论据都为林语堂、周作人所津津乐道，而某些思想胡涂的人也最容易对此上当受骗。周作人在1925年12月的《语丝》上发表了一篇《失题》，竟然把“打落水狗”说成就是“打死老虎”的意思，林语堂则在《语丝》上发表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 中，称军阀头子段祺瑞为“失败者”，胡说什么:“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鲁迅坚决批驳了他们的胡言乱语，指出他们的荒谬论据完全不能成立。鲁迅说“打死老虎”是“卑怯”的表现，而“与狗奋战”则是完全值得提倡的，根本谈不上“卑怯”、“无聊”。鲁迅又尖锐地指出“落水狗”要不要打，根本的问题是要看狗性会不会变，他说“落水狗”从来不会“光明正大”，从来不解什么“道义”，也从来不会在“落水”之后表示“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它的惯伎是爬上岸之后，乘人不备，“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鲁迅用了精炼而又形象的语句，以人们熟知的生活现象驳斥了林语堂一伙的欺骗宣传，表达了鲜明的爱憎。究竟谁是“刚勇的斗士”，谁是卑劣可恶的家伙，被鲁迅区分得一清二楚。

反动派由其反革命本性所决定，决不会因一时的“失败” 和“挫折”就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采取更阴险、更狡猾的策略，以保存实力，何机反扑。谁忘记这一点，谁就一定会上大当，吃大亏;谁抹煞这一点，谁实际上就是纵恶养奸，帮助敌人，断送革命。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真理，是一条符合阶级斗争实际的客观规律。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不仅以生动的形象描绘揭示了这条规律， 而且通过对历史，特别是通过对辛亥革命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通过对现实斗争中反动派的阴谋的揭露和剖析，使读者更深刻、更清楚地认识这条规律。

辛亥革命，人们记忆犹新。很多人看到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失败了，看到封建军阀上台以后革命党人又遭到了屠杀。但是，封建势力眼看被打倒了为什么还能够篡夺政权?革命党人为什么又一次付出了血的代价?很多人并不清楚。因此，总结这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正是对林语堂之流的谬论的有力批判，正是留给今后的革命者的一份宝贵的遗产。鲁迅以事实说明，反动的封建势力，本来就是革命的死敌，革命前，他们极端仇视革命，以革命者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革命后，清王朝覆灭了，这些反动派虽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狗，好像落水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心没有死，本性也没有改变。他们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一直在等待时机。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竟自以为胜利了，就宣布不修“旧怨”，主张对敌宽容，不打落水狗，听凭它们爬上岸来。革命党人这种“费厄泼赖”的政策给了敌人喘息养伤、准备反扑的最好的机会，仅一年多点时间，袁世凯上了台，老军阀一个个都上了岸，他们相互勾结，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屠杀革命党人，使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是鲁迅长期埋在心底，迫切想告诉广大人民群众的惨痛教训。

王金发主观上想不修“旧怨”，结果被“旧怨”所害，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他是反清组织光复会的会员，革命女英雄秋瑾的同志。辛亥革命前，秋瑾在绍兴从事革命活动，被地主章介眉告密而遭到杀害。辛亥革命以后，王金发做了绍兴都督，一到那里就调集章介眉的档案，把章逮捕起来，准备报仇。后来，王金发受到旧地主、旧官吏、旧乡绅的糖衣包围，忘乎所以，竟然把章介眉放了出来。可是到了1913年底，恰恰就是这个章介眉再次伸出魔爪--唆使浙江军阀朱瑞，把王金发抓住枪决了。鲁迅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先后三次提到过王金发的例子，可见他对这件事具有很深的印象，怀着很大的悲愤。 鲁迅从一系列惨痛的事例中得出明确的结论:不打“落水狗” 就会“误人子弟”，就会使得今后的青年与黑暗势力斗争时“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鲁迅不仅以历史的教训驳斥了林语堂之流的谬论，还以现实阶级斗争的事实揭穿了他们的欺骗宣传。林语堂一伙胡说，1925年末，段祺瑞政府即将垮台，这个政府中的某些人包括段祺瑞在内已经成了落水狗，成了死老虎，不能再打了，再打就不光明正大，就近于卑怯。这是对当时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形势的故意歪曲。这时，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群众斗争风暴，虽然对段祺瑞政府发起了冲击，迫使某些人物下台，但是，北洋军阀背靠着帝国主义，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他们的政权并没有变化，就是下台的某些人，不久又回到了政府中来。所以鲁迅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不能把“塌台人物”与“落水狗”相提并论，前者看似失势，近乎“落水”，“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也就是说在“租界”的洋大人--帝国主义强盗支持下时刻妄图东山再起。鲁迅在当时已经认识到，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争夺中国日趋激烈，它们各自扶持自己的走狗，互相倾轧，以致造成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断更换内阁的“此起彼伏如转轮”的混乱的政治局面，鲁迅为此提醒人们不要放松对“塌台人物”及其后台的警惕。鲁迅所揭示的正是旧中国这样一特有的现象，这种揭示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林语堂鼓吹的“费厄泼赖”谬论虽然是“舶来品”，但它与祖传的“中庸之道”有相通之处，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可以说，在“费厄泼赖”的“绅士”衣衫背后，藏的不过是孔孟之道的破烂货罢了，这篇文章不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穿了“费厄泼赖”谬论的危害性，而且探本溯源，进而批判了他们的理论基础，揭露了“仁恕”、“勿报复”、“勿以恶抗恶”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理论的欺骗性和反动性。鲁迅指出，在反动势力残酷压迫人民的时候，公理论者“不说一句话”，听凭他们为所欲为，并不打抱不平。相反，当革命来到的时候，当反动势力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却大嚷特嚷，以阶级调和论麻醉人民，用“勿报复”的说教来捆住人民的手脚，借此保护反动势力过关，使他们免于灭亡，以便东山再起，夺回失去的天堂。那些所谓的“仁恕”、“勿报复”的说教，从来是一种欺骗宣传，都是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鲁迅批判了这些欺骗宣传，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坚定地阐述了对敌斗争的策略。反动阶级以为用了“党同伐异”等罪名，可以使别人语塞手软，不敢还击，鲁迅却是理直气壮地指出，“党同伐异”是普遍的社会现象，革命人民怎样才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中庸之道”鼓吹者常常责备别人“疾恶太严”，鲁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一针见血地说:“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鲁迅又进而指出，对付敌人的最好办法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跟黑暗势力作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鲁迅的所有这些论述，处处和敌人的谬论正相反对，有力地捅了孔孟的“中庸之道”的老窝，揭穿了“绅士”们的“费厄泼赖”的画皮。

鲁迅是一个有远见的、彻底的革命者，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必须痛打叭儿狗。所谓叭儿狗，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帮闲和帮凶。这些家伙在本质上来说，虽然同张牙舞爪的主子同样凶恶，可是偏要装出一副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 似的脸来。”当时“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一伙就是这样的叭儿狗，他们明明通过办杂志、造舆论等多种途径，向北洋军阀献媚讨好，但在公开场合又装得十分清高。他们竭力声援北洋军阀教育部和女师大反动学校当局，诬蔑女师大的进步学生，但又要装出“局外人”的姿态，说是从未参与过这场风潮。鲁迅用“叭儿狗”这个典型形象，概括了胡适、陈西滢之流的阶级本质和个性特征。痛打叭儿狗，就是要痛打那些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政客、谋士和御用文人，就是要痛打那些更狡猾、更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一篇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文艺性政论。它具备政论文的必要条件:论点正确，论据充分，说理透彻，逻辑严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文艺色彩。以生动的艺术语言来阐述真理，把深刻的道理寓于典型的艺术形象的刻画之中，充分体现了鲁迅独特的战斗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