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判】评小说《水浒传》（中）

小说的主要内容

《水浒》描写了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业的逐渐发展壮大和接受招安、走向失败的全部过程。分析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曾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就发展壮大，路线错了，就把起义事业整个断送掉了!由于农民起义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斗争任务不同，正确路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焦点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就《水浒》说，是两大阶段:大聚义以前，主要是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关门主义、招降纳叛的对立;大聚义以后，集中地表现为争取招安与抵制招安的斗争。

最初占据梁山的王伦是出个“落第腐儒”，他自私狭隘嫉贤妒能，实行关门主义，阻碍着起义事业的发展。林冲火并王伦，夺了他的权，是开创革命基地的必要措施，是正义的行动。接着，晁盖做了梁山泊的领袖。他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坚持武装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起义队伍。晁盖一上山，立即组织起义军的力量，水陆配合，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进剿” 的官军，扎定了阵脚，稳住了局面。他和吴用、阮氏三兄弟等人亲密合作，屯粮、造船、造军器，操练人马，准备迎接更大规模的战斗。继而通过“白龙庙小聚义”、“三打祝家庄” “三山聚义打青州”等多次战斗，狠狠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地主，并把李逵、鲁智深、武松、李俊等起义英雄接应到梁山大寨。晁盖任人唯贤，论功排座，明确宣告山寨的胜利“皆托众弟兄的才能”，使得起义军团结兴旺，迅速壮大，为梁山起义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晁盖原属地主阶级，但他背叛了本阶级，在起义英雄中颇有威望，“智取生辰纲”的集体斗争就是由他组织和领导的。案情被官府侦知以后，他放火烧了自己的庄院，率众拒捕，决心投奔梁山。晁盖是通过打击贪官污吏、反抗封建官府的斗争实践从地主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而投身于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的，他具有坚定的斗争精神，能够执行正确的农民起义路线。但《永浒》的作者竟然把晁盖排斥于108人之外，并且让他中箭身亡，这完全是出于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政治意图而作的安排。

晁盖死后，宋江窃据了梁山泊的领导地位。他一上台就把梁山泊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他修正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纂改农民起义军的性质的第一个明显信号。“同心竭力，共聚大义”， 反抗朝廷，争取胜利，这是起义军革命意志集中的体现，“聚义厅”正是这一意志的结晶，象征着朴素的农民革命政权。而“忠义堂”的“忠义”，把“义”从属于“忠”，并服务于“忠”，这就意味着要对封建王朝“忠诚”。这一字之易，就从根本上“修正”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随后，梁山“大聚义”，宋江又在“忠义堂”前竖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公开亮出了投降主义的政治纲领。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宋江已完完全全是宋朝皇帝豢养的一只忠实走狗了!值得注意的是，宋江在干这一切反革命勾当时是打着继承晁盖事业的旗号进行的。“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但在“忠义堂” 上却始终供着晁盖的灵牌，“挂羊头卖狗肉”，这是宋江这个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野心家极其狡猾阴险的一手。

在扩大梁山队伍的问题上，宋江接过了晁盖“招接四方入伙好汉”的旗帜，却塞进了他自己的黑货，大搞招降纳叛的活动。宋江的招降纳叛与王伦的关门主义走的是两个极端，但从路线上看，二者的根本性质是一致的，都是与农民起义的正确的组织路线相对抗的。宋江迫不及待地设下计谋，首先把卢俊义请上山。卢俊义本是大名府的一个大地主，专与农民起义军作对头，立志要使梁山泊“人人皆死，个个不留”，但却被宋江请到了山上。宋江说得很清楚，他就是要让卢俊义来带领梁山好汉“归顺朝廷”。他不但看中了卢俊义的所谓名声地位、武艺才干，其至连卢俊义的身貌仪表也被他认为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利条件。后来，宋江又多次对俘获的朝廷军官“亲解其缚”，“纳头便拜”，收罗了一大批降将。在劝说这些军官“入伙”时，宋江所使用的言辞是大同小异的，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宣布他准备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些军官已经损兵折将，与其回到朝廷被问罪，倒不如权借梁山避难，日后再图升迁。于是，等待招安就成了他们“入伙”的基本条件。

上层人物聚集梁山，改变了起义军将领中阶级成份的比例，这是宋江为最后实行投降而在组织上所做的准备。宋江还把这些人物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其他人也多在“五虎将”、“八骠骑”之列。宋江已经篡改了晁盖的任人唯贤的原则，而把上山以前社会地位的高低来作为排座次的主要依据。所以，一百零八将梁山大聚义，表面看来似乎是起义军兴旺壮大的发展高峰，其实却是宋江进一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起义事业引向失败的转折点。离开了共同的阶级立场和正确路线，团结就势必成为前句空话。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论“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如念珠子，个个连牵”等等，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阶级调和是搞不成的，用超阶级的“义气”思想维系着的表面团结是不能持久的。大聚义之后，农民起义向何处去?是继续前进，推翻封建王朝呢?还是争取招安，向封建王朝投降?梁山泊面临着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严重问题，招安与反招安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如前文我们提到，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用来对付农民起义的手段，除了残酷的武装镇压以外，还往往采取阴险的政治欺骗的办法。例如南宋时代，封建王朝由于自身的软弱，更多地采取所谓“抚”的一手，创设了“镇抚使”之类的官职，让接受招安者充任，使之镇压所辖地区的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前反革命两手策略，使得农民起义队伍中往往会出现招安与反招安两条对立的路线，这是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比起武装镇压来，招安政策对封建王朝更为有利，因而我们可以说，《水浒》大力歌颂宋江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完全是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革命需要。小说的第71回写了一个“菊花之会”，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之间展开了第一次尖锐的正面冲突。宋江召集全体将领，宣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望天王降诏，早招安”。主张正确路线的起义英雄纷纷表示反对。李逵愤怒地踢翻酒席，大骂起来:“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武松沉痛地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则用直裰染皂不能洗白的比喻说明“招安不济事”，明确地表示，要招安，就散伙。菊花会上，李逵强烈地反对招安几乎被宋江杀头，可见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程度。宴会结束时，对宋江的招安主张，“众皆称谢不已”。这里我们看到，交锋的结果，投降主义路线占了上风。

《水浒》里的农民起义路线的具体内容，可以用李逵不止一次宣称过的口号来表述，那就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起义英雄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他们要推翻现有的王朝，打倒现有的皇帝。这条路线，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体现了革命农民在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中坚定性。梁山泊里的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双方营垒有个明显的分界:出身下层的和真正从封建地主阶级当中分化出来的起义英雄们是反对招安的;那些出身上层，对当朝皇帝忠心耿耿，权借梁山避难的人们，则跟随宋江走招安的道路。前一类英雄主要是受剥削、受压迫最深重的劳动人民，现实生活中贫困与不平。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斗争。他们那种强烈的革命精神是极其可贵的。后一类人物就不然了，他们本身是封建统治级的成员，与王朝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被迫上山，身在水泊，心怀朝廷;他们只能从切身遭遇和个人恩怨出发反对某些贪官，而他们与某些贪官的矛盾斗争也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的狗咬狗。

宋江依靠着起义队伍中的一大批上层出身的人物，利用了他在起义军中窃取到的地位和权力，特别是利用了起义英雄们由于受到“义气”的束缚而对他的信赖，强制地推行了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小说作者在大力宣扬这条反动路线的同时，对起义英雄们的抵制行动也作了一些描述，例如:李逵撕诏书，痛打陈太尉，阮小七偷换御酒，李俊、张横杀死俘获的敌将，都还算是比较突出的事例。但是，作者不过是把这些内容摆在陪衬的地位，在乌云漫天的形势下，他们的抵制并未能扭转局面。宋江在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争取招安的过程中，与封建朝廷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他要卖身投靠，也必然要把农民起义军的实力当作他进身的资本。三败高俅、两赢童贯，从宋江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打个样儿给皇帝看看，显示显示力量，以便在接受招安的条件上跟朝廷讨价还价。结果并不像宋江想的那么美妙，诏书虽然换了几次，但只不过是在“敕令”与“安抚”的语气上有所差别，封建朝廷没有让步，宋江却露尽了摇尾乞怜的丑态!

为了早日得到皇帝的一纸招安诏书，宋江用尽了心机，使尽了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场中那一套腐败的东西他都使出来了。我们十分厌恶地看到:他和被俘虏的高俅握手言欢，举杯共饮，低三下四地拜托人家乞求皇帝恩赐招安;他派人带上金银珠宝偷偷地去宿太尉家送贿赂，托人情;甚至他自己还亲身潜入皇帝的姘头、妓女李师师家里去探听门路。这一切都说明，随着投降主义路线的步步推行，宋江这个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丑恶嘴脸，暴露得越来越清楚。宋江有一个暴露的过程，人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诏书下来，接受招安已成定局，他向全体起义军宣布的时候，“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许多士兵都不跟着他走了。一百零八将，由于“义气”观念的维系，暂时还没有散伙。但是，往日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去征方腊的过程中，一百零八将“十停去七”，死亡大半，剩下来的起义英雄也逐渐从血泊中认清了宋江路线带给他们的悲剧。“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 宋江正是用农民革命的鲜血染红了他头上的官帽。但是，宋江的官运并不亨通。统治阶级在充分利用了这条走狗后，便来了个“兔死狗烹”，高俅一伙终于用毒酒把他害死了，然而，宋江这个奴才至死也忠于反动统治阶级，喝了药酒还说:“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他死不瞑目的只有一件，就是怕李逵“再哨聚山林”，坏了他“忠义之名”。于是，连夜把李逵骗来。李逵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迫害，果然大叫:“反了吧”!宋江怕的正是这一点，为了替封建王朝清除“隐患”，他给李逵喝了慢性毒酒，亲手害死了李逵。这个被作者称为“呼保义”的宋江，终于用他自己的卑鄙行径，把蒙在脸上的那层虚伪面纱剥落得干干净净了。宋江死后， 还“忠魂不散”，跪倒在皇帝面前，再三表白自己“素无异心”，并报告药杀李逵的“功绩”。封建皇帝终于大受感动，为了嘉奖这样一个忠实的狗奴才，决定给封侯建庙，成全了宋江“生当庙食死封候”的“凌云志”。

从《水浒》所描写的农民起义事业的发展壮大和走向失数的全部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武装镇压，扑灭不了梁山泊的革命烈火，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瓦解了一场烈烈的农民大起义。路线决定成败，路线决定一切，这是我们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得到的启示。《水浒》的全部内容，贯穿着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受了招安。正如鲁迅先生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因为不反皇帝，所以宋江路线支配下的反贪官，就必然是从维护和巩固现有封建王朝的反动政治目的出发的，是奴才帮助皇帝整顿朝纲的一种效忠行为。受招安是忠于皇帝，反贪官也是忠于皇帝。与宋江路线相对立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农民起义路线，它的核心恰好是要打倒现有的皇帝。李逵等起义英雄也反贪官，但与宋江的反贪官有着本质的区别。起义英雄们是把反贪官作为农民革命的斗争任务之一，作为推翻现有封建王朝的必要步骤之一来看待的，他们的设想是从江州打到东京，反了贪官就反皇帝，自下而上，步步推进。所以，在《水浒》里，反不反皇帝，是区别农民起义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分水岭，是鉴定英雄和奴才的试金石。

总结宋江的一生，是推行投降主义、出卖农民革命、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的一生。是封建王朝的忠臣，地主阶级的孝子，农民革命的死敌。对于这样一个反对农民革命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水浒》的作者却赞不绝口，而且通过各方面的艺术描写，把他的投降路线鼓吹为农民革命的正确路线，把投降说成是起义的唯一出路，这就充分暴露了《水浒》作者的反动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