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判】评小说《水浒传》（上）

小说的历史背景

《水浒》是一部以农民战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具体来说，就是所谓写北宋末年在北方爆发的宋江起义。这部书是在元末明初出笼的，距今约600多年。我国封建社会在宋代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也就是从封建社会前期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统治日益腐朽，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宋朝以后，经历元、明、清几个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起义次数十分频繁，规模一般都很大，农民起义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和斗争纲领更加明确，反封建的内容也日益深化。北宋初年，在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之前，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提出了“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在封建社会里，造成贫富不均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所以“均贫富”实际上是针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而《水浒》的出笼和流传，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农民革命蓬勃发展，封建统治笈笈可危的时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农民起义有一个反革命原则，他们历来都是实行所谓“宽猛相济”，“剿抚兼施”的反革命两手，也就是围剿与招安两手，他们能打垮的，就气势汹汹地实行围剿屠杀;暂时打不垮的，他们就实行政治欺骗，分化瓦解，实行所谓招安。两种手段一个目的，都是为了扑灭农民革命烈火，维护和挽救垂危的封建统治。《水浒》肆意宣扬投降，宣扬招安受抚，正是适应封建统治者这种瓦解农民革命的政治需要。这是《水浒》出笼总的历史背景。

其实，在北宋末年，我国历史上同时爆发了两支农民起义。一是江浙方腊领导的起义;一是山东宋江的起义。从历史记载来看，这两次起义有许多不同点：比如，方腊起义史料很多很丰富，而宋江起义史料不多，同时大多有雷同之处;方腊起义规模很大，是宋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而宋江起义规模不大，如《宋史侯蒙传》载:“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即使不止此数，规模肯定较方腊起义小得多。);方腊起义，斗争目标、纲领很明确，提出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光明一定战胜黑暗”、“南面而君”，是反封建皇帝的。而宋江起义，目标、纲领、口号，在史料上均没有记载，因而无从可考;方腊起义来势很猛，成效甚大，起义仅两三个月就攻克了包括杭州在内的6州52县。而宋江起义的声势就差多了;方腊起义曾正式建立过“永乐”农民革命政权，宋江起义则无此类记载;方腊起义斗争性很强，一直坚持到底，在浙江清溪县梓桐洞坚持保卫战达两个多月，最后粮尽援绝，方腊父子及起义大小首领数十人被韩世忠所俘，英勇不屈，最后被解往汴京(开封)就义牺牲。而宋江在海州遭到知州张叔夜的伏击，兵败后曾投降过。(《宋史卷353张叔夜传》载: “伏兵乘之，擒其副将，江乃降。”) 从这两次起义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水浒》作者之所以选宋江而不选方腊起义，甚至通过作品疯狂地咒骂和污蔑方腊起义，这正是由《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这个主题所决定的，也是作者的反动政治立场所决定的。第一，选宋江是因为正史里有过宋江投降的简单记载，作者可借以肆意宣扬投降主义。第二，宋江起义史料记载十分简略，作者可以通过作品以文艺的形式把受招安投降无限夸大，无限渲染，借以欺骗人民。这是我们在分析《水浒》具体的历史背景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关于小说的形成和发展

《水浒》这部书不是一次、也不是由一人写成的。南宋时期，开始流传着一些十分简单的故事，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等。南宋遗民龚开(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三十六人的姓名、绰号和《水浒》基本相符，却有一点显著不同，即三十六人中有“铁天王晁盖”。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水浒》故事，是宋末元初刻印的《大宋宣和遗事》，这本书是撮旧籍而成的，作者可能是南宋时人。书中有关粱山泊故事只有两千多字。着重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伙劫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等故事。末尾写到受招安和“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只是一笔带过。故事虽然很简单，但已粗具《水浒》的雏形。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三十六员猛将”中也有“铁天王晁盖”之名。可见，《水浒》的最后加工改写者，屏晁盖于108人之外，让他“归天及早”，而要宋江“把寨为头”，以便宣扬宋江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别有用心的。在元杂剧中，《水浒》故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水浒》戏现存剧目几十种，其中以写李逵的为最多，此外还写了燕青、武松、杨雄、张顺、关胜、徐宁、花荣和鲁智深等。在这些剧本中，梁山泊的规模已由三十六人一变而增至“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对梁山泊环境的描写也接近《水浒》了。大约到了元末明初，才有人把这些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搜集整理，量新组织编写，成为长篇小说的《水浒传》。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经过一些人的加工改写，最后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小说《水浒》成书以后，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版本， 多数版本在《水浒》书名前冠以“忠义”两字。所有序言中，都要就“忠义”以及“盗寇”发一大篇议论，无非是歌颂封建皇帝如何圣明，表彰投降的盗寇如何尽忠。从明代中叶以后四百多年，《水浒》在各个历史时期，配合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用投降主义思想毒害人民群众，对社会的反动影响不少。特别是对农民起义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比如在太平天国革命中，那个在革命队伍内部大搞分裂主义，投降主义的石达开就很爱《水浒》，并以“小宋公明”自居。《水浒》刻本很多，有简本和繁本之别。

现在我们读到的大都是细节描写细致的繁本。主要分三类:

一、100回本

《水浒》最早的本子是100回本，出现于明朝嘉靖年间，是由一个袭封武定侯的大贵族、大宫僚郭勋主持刊刻的。郭勋曾封翊国公，并授明代最荣耀的太师官衔。他不仅刊印《水浒》，而且还从头至尾进行修改。这样一个人物对发行《水浒》如此卖力，不正好说明它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吗?!嘉靖年《水浒》刻本只有残本流传下来，现在能看到的完整的百回本《水浒》都是万历以后的刻本。这种版本从“洪太尉误走妖魔”开始，写到宋江投降后征辽、征方腊，直至被“御酒”毒死，而无征田虎、征王庆的情节。

二、120回本。

120回本《水浒》出现于明朝万历末年，在百回本的基础上增加“平田虎”、“平王庆”的故事，插于“征辽”与“征方”之间。这两部分是在百回本流行以后，由某些封建文人逐步搞成的。它同百回本一样宣扬投降主义，对宋江充当封建统治者的帮凶镇压王庆、田虎两支农民起义军，大加颂扬。在描写王庆、田虎的过程中，对农民起义军是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

三、70回本和71回本。

明末崇祯年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革命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明王朝迅速地土崩瓦解。反动文人金圣叹怀着对起义者的刻骨仇恨，又将《水浒》删成70同本。他把原本的‘引首’与第一回并合成“楔子”，71回“排座次”以后全部删去。70回本虽然砍掉“排座次”以后的部分，但它仍然是宣扬投降主义的。不过砍掉了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的情节，宋江的叛徒嘴险就不如原本那样清楚，砍掉了就显得很突兀。金圣叹在对《水浒》内容作删减的同时，添上了“惊噩梦”作为总结。他以作梦的手法，描写108人一起被俘，并被一起处斩，妄图用斩尽杀绝的恐怖手段去吓唬广大劳动人民。这当然是枉费心机!70回刊本后不到三年，明王朝就被李自成农民革命军推翻了。

关于小说的作者

关于《水浒》定型定稿的作者，说法不一。有人说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也有人认为是施耐庵或罗贯中单独编撰。但以施耐庵最后加工定本的说法比较可靠。在成书的过程中，与罗贯中也有较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他是宣扬封建正统和封建纲常法纪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的。他敌视农民革命的反动政治立场在《三国演义》中暴露得十分赤裸了，在编修《水浒》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会脱离这一政治目的。关于施耐庵的情况，据《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中说:他与元末张士诚有过一段来往。一些吹捧《水浒》的观点曾对此大肆宣扬，说施耐庵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有亲身体会，因而《水浒》是歌颂农民革命的。其实不然，就张士诚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投降派。张士诚本是一个私盐贩头子，因与地方官和富家大姓有矛盾，才起兵“反元”，他实际上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当时元末农民大起义正在全国各不断胜利发展，元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张为了得到封侯进爵，竟接受了元廷的官号和朝衣、御酒，每年从海路运粮11万石往当时的元朝首都接济元王朝，把他的“义军”变官军，在南方镇压朱元璋起义，在北方镇压刘福通起义。事实上，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龙凤”农民革命政权，是在1363年被张士诚所镇压，施耐庵与张士诚的这一段经历，对于他加工创作《水浒》，宣扬投降主义，不能不起着重大的作用。施耐庵动手写作《水浒》之时，正是元末农民起义“火飞华岳三关破，血浸秦川万马奔”之时，施耐庵正是以《水浒》作谏书，当奏折为封建统治阶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谓“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痍伤”，(第82回)便明明白白地透露了他创作《水浒》的阶级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