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即子弹——从电影《南京照相馆》浅析中国抗战摄影

看完《南京照相馆》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影院，街道上华灯闪烁、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人群充满欢声笑语。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时空穿梭，80多年前国人被杀戮、摧残、蹂躏的照片与如今的和平画面交织，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它提醒我：中华民族那段最黑暗的历史，我们永不能忘。

在电影《南京照相馆》里，有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暗房的红光闪烁，一群人围在放大机前，看着一张张从显影液中浮现的照片，那些画面是日军的暴行，每一张都如同一颗子弹，重重地击打了影片中几个南京百姓内心的良知和爱国情怀。这一画面，深刻地诠释了 “照片即子弹” 的隐喻。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子弹无情地杀害了无数中国人，让南京城沦为惨绝人寰的人间炼狱。日军随军摄影师用相机摆拍记录下所谓的 “战果”，这些照片成为日军炫耀武力的“子弹”，俨然成为一场精神“杀戮”。与此同时，南京的这几个普通人，他们经历了从委曲求全的保命到民族家国意识觉醒后甘愿赴死的精神裂变，他们以鲜血和生命守护日军大屠杀暴行的照片，当这些照片公之于众，如同强大的子弹一般击碎日军的“亲善”谎言，揭露日军进行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使得日军的侵略行径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由此，笔者联想到中国抗战摄影的价值与意义，在抗战的特殊历史时期，相机即是步枪，照片即是子弹。子弹，是战场上直接杀伤敌人的武器；而照片，在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中，它同样是一种强大的武器，一种能够穿透谎言、揭露真相、刺痛人心的武器，如同子弹般直击要害。

谈及中国抗战摄影，不得不提及沙飞、王小亭、方大曾等中国抗战摄影师群体。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中国战地摄影师以相机为武器，用照片作子弹，用相机和谎言对抗，用照片向侵略者“射击”，与日寇展开了一场关乎真相与记忆的殊死搏斗。他们并非持枪冲锋的战士，却用影像构筑了另一条战线——在日军试图用刺刀和谎言抹杀历史时，他们用底片凝固暴行，让每一帧画面都成为射向侵略者良心的子弹。

日军用相机粉饰暴行，而中国摄影师则以镜头为刀，剖开虚伪的假象。正如学者所言：“在侵略者用胶片编织‘共荣’幻梦时，中国人的相机正在显影血写的现实。”  

沙飞：以相机为枪 抒写战地史诗

“我要做一粒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这是摄影师沙飞这个笔名的由来。

抗战爆发，沙飞毅然北上。他加入八路军，深入一线，用相机记录抗战岁月。他不仅拍摄了大量珍贵抗战影像，更倡导创办《晋察冀画报》，并培养了数百名摄影人才，成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他拍摄的著名作品《战斗在古长城》，将八路军战士的英姿与古老长城融为一体，象征着中华儿女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传递着不屈的抗战决心。

沙飞在《摄影与救亡》一文中曾经写道：“谁都知道，在国家如此危难的今日，要挽救民族的沦亡，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事。因此‘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但是，直到现在，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摄影即具备如述的种种优良的特质，所以，它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以相机为枪，奔走在最前线，沙飞用光影定格峥嵘岁月，唤醒民众，坚决抗战，影响着一代代红色摄影人。

王小亭：拍摄震撼世界的战地照片

淞沪抗战爆发后，大批难民通过上海南站乘火车逃离上海，8月28日下午2时10分，日军轰炸机窜至上海南站上空。当时有1800余人在南站候车，日军飞机不断俯冲轰炸，投弹20余枚，当即炸死难民250余人，炸伤500余人，沪杭铁路交通枢纽毁于一旦。摄影记者王小亭及时赶到现场，他看到一位浑身是血、嚎陶大哭的孩子，随即用电影摄影机拍摄了这个幼小的幸存者。

王小亭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军舰把胶片先带到菲律宾马尼拉，再由泛美航空公司班机带往美国。同年9月15日，美国各电影院放映了这段新闻影片，这个浑身是血、独自坐在一片废墟里惶恐大哭的幼童迅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响。米高梅公司随后将这个镜头定格制成照片，发表在全美各大报刊上。著名的《生活》周刊在1937年10月4日连用两个页码刊出这帧定格照片和救护人员包扎幼儿的过程，以标题《海外照片：1.36亿人见过的上海南站照片》做了详细报道：“在16架(一说为12或8架)日本轰炸机于8月28日投下炸弹之后，赫斯特新闻社著名摄影师、人称外号‘新闻片王’的王海升（即王小亭）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上海南站这个可怕的地区。他拍下了废墟中这个瘦弱的中国儿童。这张照片通过万国新闻社经赫斯特系统报纸刊出，有2500万读者，经35家非赫斯特系统报纸的有175万读者，以及美国800家其它报刊的转载达400万读者。同一张照片由外国报纸转载和向国外分发的报纸读者人数估计达2500万。在‘当日新闻’的新闻片放映中，累计观众约2300万看过这个儿童。‘摩维通新闻’购买和放映了这卷新闻片，估计也有2500万观众。这两卷新闻片又分别在外国放映，估计观众为3000万人。所以总计看见过这个中国儿童的人数达1.36亿……据外国记者报道，日本说日机是误炸南站的，但这批照片否定了这种说法。”

由此，日本人恨透了王小亭，日本特务机关对王小亭屡次通缉且诱捕再三未果，恼羞成怒，痛下杀手。1940年10月31日，王小亭随军至粤北乐昌渡口时，因日敌早已侦得他的行踪，飞机投弹突袭。王小亭当即震坠水中，两腿受伤，但仍挣扎泅水爬至岸旁，汽车和摄影机则沉于河底。登岸后，他辗转至广州，间道至香港。

伤病痊愈后，王小亭重返战场，以镜头为利刃继续抗日。其摄影设备之考究、摄影技术之高超、把握新闻主题之高妙、洗印剪裁之适当、投递传送之迅速，均为国内一流。

《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总计全球约1.36亿人观看，这张照片在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许多国家和个人开始采取行动援助中国抗战。苏、美、英、法等国纷纷伸出援手，通过募捐、义卖和义演等方式筹集资金和物资。许多国际友人还组成了医疗队，包括加拿大人白求恩率领的援华医疗队，以及英国进步人士和印度派遣的援华医疗队等。这些援助行动与《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这张照片所引发的国际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激发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也坚定了中国民众抗战的决心。可以说，这张照片成为了推动友好国家援华的重要因素之一。

方大曾：用生命按下快门的抗战记录者

方大曾，1912年生于北京，笔名小方，被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20世纪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为抗日救亡运动而奔走，他不顾炮火奔赴前线，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下中国士兵英勇抗战的事迹，发表了大量的战地报道和照片，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中国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曾这样评价：“方大曾写出的有关抗日军事活动的一大批新闻作品，是对伟大的全面抗战的忠实记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方大曾以中外新闻学社摄影记者、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及《大公报》战地特派员身份，赴前线采访。7月10日清晨，方大曾仔细整理好相机与胶卷，简单收拾行囊后，便与母亲和妹妹匆匆告别。尽管前线的战事愈发紧张，战火的硝烟正不断逼近，但方大曾却骑着自行车逆着人流，坚定地朝着卢沟桥的方向奔去。也正因此，他成为了第一个到达卢沟桥前线的中国记者。

7月10日晚，方大曾回到家中，在协和胡同10号的小院里开始了紧张的整理工作。7月11日至7月22日，他撰写出7000字左右的长篇战地通讯《卢沟桥抗战记》，并洗印出卢沟桥、长辛店遭日军炸毁后的照片。7月23日，他将稿件与照片一并寄出。8月1日，《世界知识》杂志予以刊登。

方大曾抗战期间的前线采访活动多在保定一带，他的最后一篇报道写于保定，最后足迹也留在保定。他在保定完成了《前线忆北平》、《保定以南》、《保定以北》、《抗战图存》、《为国捐躯》、《日军炮火下之宛平》等一系列专题摄影报道，被国内杂志、报纸广泛使用，影响甚广并流传至今。并向外传递了大量拍自前线的照片。不幸的是，时年25岁的方大曾最终失踪于战场，仅留下揭露日军轰炸平民的照片。

功绩：激励国人斗志 争取国际援华

抗战期间还有许许多多的战地摄影师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用相机为枪，让照片成为强大的精神武器。

这些以光影为弹的影像，最终成为唤醒民族斗志的精神火种。当上海、武汉等中国城市的街头张贴出日军暴行的照片时，围观的百姓从沉默到悲愤，从流泪到握拳；当这些照片通过国际渠道传播到海外，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影像和苦难中的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即便家园被毁、亲人离散，中国人民的意志从未被击垮。

在美国《生活》《时代》等国际知名杂志刊登的中国抗战照片，使欧美民众了解到中国的苦难，1938年，中国在纽约、伦敦等地举办“日军暴行照片展”，震撼国际社会，促使更多国家谴责日本侵略，加速推动了美国对华援助及对日制裁。

可以说，抗战摄影是中国在国际舆论战场上的“无声外交官”。 

中国抗战摄影，正是那把刺穿日军战争谎言的利刃，让暴力无法掩埋罪恶，让谎言难以遮蔽真相。中国战地摄影师以相机为武器，用照片作子弹，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他们用镜头聚焦苦难与抗争，让每一张照片都化作穿透黑暗的子弹，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更镌刻下中国人民在绝境中不屈的坚强意志。

战地摄影界有句名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抗战摄影的先辈正是以他们的生命与鲜血诠释了这一精神。他们的功绩，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