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芙琳留下的相册

写在前面的话：

一本尘封于加拿大地下室的丝绣相册，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几行娟秀的蓝黑小楷……谁能想到，这竟是打开一段被遗忘历史大门的钥匙？

1960年秋，中加尚未建交，冷战阴云密布之际，加拿大工会代表团竟已悄然踏足太行山麓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成员伊芙琳·阿姆斯特朗，一位将毕生献给女权与劳工运动的斗士，带回的不仅是一份来自东方的赠礼，更是一个西方左翼女性眼中鲜活、变革中的“人民中国”。彼时的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工厂里的免费教育、同工同酬，公社里的集体探索……这些细节，如同琥珀般封存在这本相册和一份稀有的访问报告里。

作者李彦教授如一位耐心的侦探，循着护士苏珊为慈善筹款的线索，层层剥茧。她还原了伊芙琳清贫而激越的一生，更钩沉出那次特殊访问的完整图景：中国工人的自豪、公社试验的争议、棚户区的变迁、乃至贸易禁运的遗憾预言……历史于此，不再冰冷，而是充满了烟火气息与人性温度。六十余载风云过眼，当女权议题日益复杂，国际关系波谲云诡，重读这份来自异国活动家的真实记录，其间的真诚、困惑与洞察，跨越时空，直指人心。这不仅是对一位被遗忘先驱的致敬，更是对中加民间交往史一页珍贵补白的发掘。

翻开《伊芙琳留下的相册》，触摸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感受历史深处那份跨越意识形态的凝视与温度。

---

01

这是一个多事之夏。

小暑时，突然收到了拉瑞·汉纳特教授的邮件。他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白求恩研究专家，虽住在数千英里之遥的温哥华，多年来却一直与我合作，隔空探讨。

“我收到一封来自苏珊·欧文的邮件，她是一名护士，住在你们滑铁卢附近。她的姨母伊芙琳·阿姆斯特朗是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的活动家，曾致力于电气工人联合会。该工会是由加拿大共产党创立的组织，在50年代冷战时期曾遭受过巨大冲击。伊芙琳本人因参与创建了职业妇女组织，获得过入选‘加拿大劳工名人堂’的荣誉。”

拉瑞·汉纳特提到，伊芙琳在1960年访问过中国，参观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并收到了一本相册，里面有46张白求恩的照片。此外，她还收到了两幅丝绸绣画。

原来，这位叫苏珊的护士之所以联系汉纳特教授，是因她想出售姨母留下的这本相册和丝绸绣画，为她的慈善项目筹款，帮助精神病人恢复心理健康。她打探是否有人愿购买那些赠品，或至少能就其价值，为她提供参考意见。

“我向苏珊建议，让她最好找你咨询。考虑到你在白求恩研究领域的广泛了解，你恰恰是此类问题的最佳人选。”汉纳特教授写道。

我刚刚答应了与苏珊联络，就立即接到了汉纳特教授的反馈。

“彦，你知道吗？当我听说伊芙琳是在1960年访问中国时，我的神经被触动了！因为在1960年，苏联和中国之间令人遗憾的争端刚刚爆发。电气工人联合会最终选择了继续效忠苏联。因此，假如仅仅推迟一两年的话，伊芙琳这次旅行大概就是不可能的了！”并特意叮嘱我，“你应当作个调研，看看加拿大还有谁跟她一起去了中国，这种信息会很有用。无论如何，眼下是疑问一大堆，答案却稀少。但正如你所预见到的，伊芙琳这个人物，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主题，被写入你的文章中。”

尽管我正在组织滑铁卢大学暑期赴华班的项目，颇为繁忙，但还是挤出时间来，联系了这位精神病院的护士苏珊。

邮件沟通中，我发现，苏珊最关心的首先是那两幅丝绸绣画。上面的中文题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丝绸画有何价值？

从传来的图片看，一幅画是蝶戏牡丹，经海外方家协助辨认，绣的两行篆字是“永嘉马孟容写—大富贵亦寿考”。另一幅是仙女棹舟，上书“酒晋长春—朱鼎新印”几个字眼。

据方家说，这种丝绸绣画并不值钱，每幅顶多一两千元人民币罢了。我虽不忍让苏珊失望，但还是据实相告了。

“那么，相册呢？”她追问，“那些照片有价值吗？”

她传来的那些黑白照片，虽不清晰，但粗粗浏览后，根据我所掌握的史料，可基本断定，并无哥伦布式的新发现。显然，赠送给伊芙琳的那些照片，应当都是翻印加洗件。

唯一吸引了我目光的，是那本相册的封里。蓝黑色的墨水，留下了几行端正的小楷。

艾弗林·马格丽特·阿姆斯特朗留念

白求恩大夫在中国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赠

一九六零年九月廿八日

看到那个日期，我心头一动。中加两国建交，是在1970年。但早在1960年，伊芙琳就去中国交流了。她是何缘由而去，又是怎样入境的呢？她是独自一人前往太行山拜谒白求恩陵墓的吗？为什么这次意义非凡的活动，就连拉瑞·汉纳特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历史学家都没听说过呢？难道说，仅仅因为中苏两党在60年代初期的分裂，就导致了这次中外交流活动石沉大海的命运？

02

苏珊如约而至。车里钻出的白人妇女，花甲年纪，金发垂肩，身姿窈窕，动作敏捷。她是精神病院的护士，仅能利用午休时间，驱车前来。她谢绝了我的午餐邀请，声称仅能停留15到20分钟。

在办公室里坐下后，苏珊匆匆打开提包，掏出一本相册，还有个纸夹，里面有几张剪报、几帧旧照。

“我年轻时就见过这本相册。但自从我大姨去世后，她的遗物就都被搬到我家地下室去了。后来我母亲也去世了，她的东西也堆在那儿。几星期前，我整理地下室那些旧物，才看到了这本相册。听我的同事们说，白求恩在中国很受重视，因此我才开始打听。”苏珊语速飞快，一口气道出了前因后果，“我打算出售这些文物，为精神病关怀的项目筹款。”

相册约一尺宽，丝绣的封面，红白蓝相间，透着岁月的典雅。里面的每一页，苏珊都用塑料薄膜精心包裹了起来，保护着那些泛黄的两寸见方的黑白照片。我小心翼翼地翻看，眼角的余光捕捉到苏珊脸上期盼的神色。

“这些照片，似乎没什么新奇的。”我坦率相告，“但我可以和中国方面联系，进一步核实。不过，我对你大姨的经历倒是很感兴趣。”

苏珊点点头，难掩失望。她扫了一下腕上的手表，便谈起了她大姨。

伊芙琳出身于多伦多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兄弟姐妹9个，她排行老大。父母皆为爱尔兰移民，父亲是清洁工，母亲是家庭主妇。伊芙琳高中毕业后，家里便让她休学了，她开始打零工帮助父母养家，供弟弟们继续求学。

话匣子一打开，苏珊就收不住了。滔滔不绝，谈兴正浓，20分钟已到了。

在我的提醒下，她掏出手机，发了条短信，告诉我，她已向医院请了假，要求换成夜班，以便能留下来，与我多谈一会儿。

“我大姨身材高挑，至少也有一米七五。无论何时，她都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即便是在家中，也不例外。从没见她穿着睡衣在客厅里露过面！她没结过婚，也没和人同居过，无子女，无房子，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工会事业，为女权而奋斗。”

苏珊对大姨如此了解，皆因伊芙琳一生清贫，无积蓄，无房产，退休后便搬入了苏珊父母家中居住，与大家朝夕相处。

苏珊的父亲是小业主，自然与伊芙琳的政治观点不合。一个站在资方立场上看问题，一个代表劳工利益说话，二人常在饭桌上争得面红耳赤。

“放狗屁！”苏珊说，“我大姨生气的时候，就这样回敬我父亲。”

我笑了，心想，伊芙琳和她妹夫，其实都是靠辛勤劳动吃饭的本分人。

“我大姨烟瘾很大，谁劝都戒不了！”苏珊说，“有一天，我忽然注意到，她脖子上鼓起一个肿包，有板栗那么大。我立即开车带她去医院了。确诊，化疗，才3个月，人就走了。”

“你大姨为什么要去中国呢？”我问。

“听我母亲提过，说我大姨去中国，好像是为了女权运动方面的事。中国那时的女权是不是很先进啊？她大概是去取经吧。”

我点点头。“从1949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同工同酬，鼓励女性接受教育、就业，与旧时代相比，当然有了显著的飞跃。”

苏珊说：“没错！我小时候就听大姨说，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

“你大姨去中国，是跟谁去的？”我问，“她和谁在一起，这点很重要。”

苏珊听了，口中“嗯”了一声，含着诡秘。她翻开纸夹，找出来两张照片，递到我眼前。

一张照片上，是4位白人女性，中规中矩地站成一排合影。另一张，则是1967年在渥太华街头游行示威时，伊芙琳和另一位女性并肩站在队伍前列，昂首挺胸。

“你不是关心谁和她在一起吗？瞧，这两张照片中，站在我大姨身旁的，显然是同一个女人。对吧？嗯，我怀疑，她可能就是我大姨的所爱！”苏珊说着，眼中闪出意味深长的光来。

见我没反应，她忍不住，干脆直说了：“其实，我们全家老少好像都知道她的同性恋倾向。但在那个年月，你知道，人们对此都讳莫如深。不像今天，可以公开谈论。我大姨去世后，我曾问过我母亲，她是不是同性恋啊？我母亲立刻呵斥道：‘听着，今后永远不要议论这种话题！’”

我这才意识到，苏珊误解了我的疑问。“你大姨的所爱究竟是谁，我并不关心。我希望了解的是，她究竟与谁一起去的中国，因为那牵涉到的，是国际政治和中加两国交往历史。”

“噢！”苏珊恍然。她答应，将继续在地下室里翻找，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看着苏珊离去的背影，我浮想联翩。

1960年的中国，比起经济上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相差甚远。在哪些方面，中国吸引着伊芙琳远涉重洋，赴东土取经呢？果真是因为羡慕中国女性的地位吗？不错，在我出生成长的那个年代，中国女性受教育、就业的权利，已成不争的事实。我早就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了。然而，当我在加拿大留学的头几年，遇到那桩轰动全国的校园惨案时，才有了醒悟。

03

1989年12月6日，冰天雪地的日子里，一位矮小瘦削的白人男子，手持冲锋枪，闯入了位于蒙特利尔闹市区的一所理工学院。

进入一间教室后，他把正在上课的男女生分开，声称他“正在与女权分子作战”。那9名女生，被他说成是“一群女权分子”。他朝她们开了火，其中6人当场丧生。接下来，该男子在白雪皑皑的校园里四处转悠，继续寻找目标，射杀女性。作案时间长达20分钟之久，共有14名女生被杀，另有一位负伤。最后，该男子饮弹自尽。

在他留下的一纸告白书中，控诉是女权分子们毁掉了他的生活，并一一列出了19个名字，皆为魁北克省的著名女权分子。她们，原本也是他泄愤的靶子。

说实在的，在报纸上看到那个中年男人憔悴的面容、绝望的眼神时，我的心情有些复杂。不难猜想，家庭的破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悲哀。但假如这个社会有某种健全有效的机构存在，能及时施予心理辅导，纾解压力，也许就不会把一个可怜人逼疯，踏上这条害人害己的不归路了。

惨案过后，年复一年，每当寒风呼啸、万木萧疏的这个日子到来，加拿大各高校的师生们便会哀悼那14名无辜丧生的女生，提醒善良的人们，警惕性别歧视的恶魔撕毁我们宁静的生活。

然而，谁能想到呢，时隔34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那一幕，在鸟语花香的校园里再次上演了，且就在我的身边。

2023年6月2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午后，滑铁卢大学校园的一间教室里，传出了朗朗笑声。忽然，教室的门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位年轻男子。只见他盯着讲台前的女教师，沉着地问：“你就是这门课的教授吗？”

见女教师点头，来者二话不说，从肩包中拔出两把杀猪刀，挥舞着双手，劈将过去。

教室里40名学生惊叫着作鸟兽散，仅有两位上前，奋勇夺刀，却也吃了数下砍。所幸虽鲜血四溅，却无人丧生。

这年秋季开学后，校方颁布了新规，从今往后，网络上将不再公布各门课程的教师姓名及授课地点。用心可谓良苦。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2024年夏季，媒体透露了法庭审判消息，砍人者名乔万尼·维拉巴-艾乐曼，年方24，来自中美洲某国，母语为西班牙语，从滑铁卢大学毕业。获刑11年。照片上的金发碧眼，显然与华裔无关，我松了口气。

女教师姓甚名谁，消息未披露。因此，无从根据姓名的拼写，来判断其族裔。报道仅仅提及，案发时，那位副教授正在讲述“性别研究”的课程。警方称，此案系“与性别表述及性别界定相关的仇恨事件”。虽语焉不详，读者也能根据蛛丝马迹，略窥端倪。

简言之，你碗中的美味，或为他人眼里的毒药。

04

刚才谈话中，苏珊脸上露出欲言又止的诡秘神色，我自然懂得是为什么。

都说西方人享有言论自由，我却深感不然。中国人，才最是口无遮拦。在所谓的“自由”社会里，中国人因不解其利害，屡屡犯忌。

26年前，我首次登上滑铁卢大学讲坛，教授“中华文化概述”这门课时，就差点惹下麻烦。200名学生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目光扫过一双双凝视着我的眼睛，有点紧张。想活跃一下气氛，便采用调侃的方式，随口扯道：“在中国，人们基本上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不像在加拿大，各种肤色的人都有……”话音未落，在座的唯一一位黑人女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众目睽睽下，“哗啦哗啦”，收起课桌上的文具，拎着书包，跨着大步，离开了教室。其肢体动作如此剧烈，寓意不言自明。惊愕之下，我意识到犯了大忌。若有好事者较真，“肤色”那个字眼，足可扣上“种族歧视”的大帽。

不久后，一位黑人女博士应聘，来到了我们学院任教。我提醒自己，与她说话时要倍加小心，万万不可造次。一日，这位黑人女教授传给我一篇文章，说，希望帮助我了解一下，“种族歧视”都有哪些具体表现。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她在用委婉的方式替我“扫盲”吗？

细读了文章，这才清楚，种族歧视，不仅体现在语言上的冒犯，就连态度，也需端正。假如几人一起闲聊呢，你若单独对某个族裔背景明显不同的人表现出过分的热情，那也说明你在潜意识里未能一视同仁。每每见到这位黑人女同事，我总是笑脸相迎，主动热情打招呼，原来是有刻意之嫌了。不怪人家敏感，只怪自己无知。

然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不仅涉及肤色、种族，还有网络时代的语言。几年前，教研室一位女老师向我反映，她在讲授“中华文化”这门课时，把班里的学生分成了几个小组，让大家在课外作专题讨论。有个白人女生选了“功夫”这一话题。与她同组的一个男生，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看到女生在微信群里的留言后，回复了几个字母：MDZZ。白人女生不解其意，便去查询了网络用语，发现竟然是“妈的智障”。译成英文，可想而知触犯了哪条法律。

女生恼羞成怒，将此事告诉了家长。女生的母亲立即给老师写信，要求严肃处理这起人身侮辱事件，尤其是对一个母亲的侮辱！

听完女老师的汇报，我担心了。假如那个母亲气愤之下去报警，就有可能给这个男生带来灾难。必须及时扑灭火苗。于是，在我的建议下，中国男生请这位白人女生喝咖啡，当面向她诚恳道歉。女老师也在场陪同，作为见证人，以防再生波折。

处理完此事，我意识到，此前一直拒绝智能手机，不肯随行就市，看来是落伍了。与“现代知识”隔了几重山，若是遇上“MDZZ”这类林妹妹不曾说过的混账话，说不定就会引火烧身。无奈，痛下决心，置办了这劳什子。

05

送走苏珊后，我认真翻看了她留下来的资料。

首先攫住我目光的，是一张发黄的剪报。看不到年月日期，但照片中那位中年女性英姿飒爽，颇有杨门女将的风貌。定睛细读，原来是身为加拿大全国总工会代表的伊芙琳发表的文章，号召工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她说：

当今之世，大企业惯用的神话是，劳工的过分要求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工资追随物价而涨，乃人所共知的常识。

造成房价高涨的罪魁祸首，并非建筑工人，而是这个国家肆无忌惮的土地投机商们。将食品成本推到前所未有高价的，并非食品厂工人。获得无息贷款和特殊税务优惠的，并非工人，而是捞取了这些果实的大型公司。但他们却叫嚣说，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我们微不足道的工资要求所造成的。

身为工会会员和工人，我们必须继续向各级政府施压，那些对这个国家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负有直接责任的人们，应该受到限制，那些大企业集团不断追求高利润的行为，应当受到限制。

读罢此文，暗中感叹，伊芙琳虽因家贫，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她头脑清晰，言简意赅，胜过无数徒有虚名的政客、博导。

看到另一张剪报时，我心头一沉。那篇1989年9月初的文章标题是《伊芙琳·阿姆斯特朗是个战士》。

最近，一百多名工会成员、亲友和老同事聚在一起，向伊芙琳·阿姆斯特朗致以最后的敬意。长期以来，身为工会活动家和女权倡导者，她的高昂斗志在整个工会运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阿姆斯特朗姐妹于8月22日因癌症去世，享年68岁。

在反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斗争中，阿姆斯特朗姐妹作出了杰出贡献，因而备受赞扬。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有她的老朋友和同事琼·米勒等人。

阿姆斯特朗姐妹出生于1921年1月4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她曾在伊顿公司工作，于1947年受聘于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并于1986年退休。

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阿姆斯特朗姐妹在组织、捍卫和促进工会，特别是职业女性的权益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如米勒姐妹在悼念仪式上恰如其分的评价：伊芙琳是一名战士，也是一名倾力奉献的宣传家和组织者。她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

作为职业妇女权益的先驱人士，阿姆斯特朗姐妹在1975年成立的职业妇女组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当选为该组织的首任主席。人们说，早在我们知道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前，她就是第一位女权主义者了。

阿姆斯特朗姐妹也是当选为多伦多劳工委员会常委的首位女性。工会的组织部部长拉塞尔回忆说，在50年代麦卡锡时代的突袭搜查中，阿姆斯特朗姐妹为捍卫工会的生死存亡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说：“伊芙琳，你为你的工会、你的性别、你的国家以及全世界工人阶级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你非凡的一生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阿姆斯特朗姐妹于8月26日火化。有意奉献鲜花者，可向“职业妇女组织”捐款作为代替。

06

讣告中没有提及伊芙琳的中国之行。搜索后，我了解到，那个“职业妇女组织”成立于1975年5月，是在伊芙琳访问中国15年之后才诞生的。据悉，在当时的加拿大，除了建筑领域外，加拿大工会成员中女性的比例相当可观，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然而，却很少有女性在工会各级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伊芙琳发起成立的这个职业妇女组织，无疑具有深远意义。该组织宣布成立后，有200多名工会妇女加入其中。她们希望利用工会的资源，促进妇女在职业和政治生涯中以及更广泛的领域里，获得平等地位。在伊芙琳的领导下，该组织鼓励更多妇女参与工会并发挥领导作用，并为那些在职场上寻求平等的妇女提供谈判桌上的资源，就各种问题向政府呼吁。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北美大陆蓬勃兴起的罢工浪潮中，职业妇女组织曾团结一致，大显巾帼英雄之威风。譬如1984年冬天，职业妇女组织曾响应工会号召，举行了大罢工。她们成功地动员大批妇女，关闭了多伦多市中心最繁华的伊顿商场，集会游行，烛光守夜，并举办音乐会造势，扩大影响。多年来，职业妇女组织就妇女平等问题提供了大量简报，并就争取同工同酬、堕胎权、育儿和产假等权益举行过示威。她们还定期举办辅导班，提供公开演讲、集体谈判的培训，帮助妇女变得更加自信。在她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工会中担任领导职务，敦促同工同酬，并就产假和育儿假等条款进行谈判。

根据记载，这个职业妇女组织一直活跃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后呢？为何竟销声匿迹，无疾而终了？难道说，随着杰出的女权战士伊芙琳的离世，加拿大少了一员持枪跃马的女将，气势锐减，风光难再了？但也许，1989年的寒冬，发生在蒙特利尔的那桩惨案，似兜头泼来的一盆冷水，浇熄了女权运动熊熊燃烧的火焰。

时光推至1995年秋天，在北京怀柔召开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作了主旨发言，风头高调，俨然女权斗士的杰出榜样。然而，数年后轰动美国朝野的白宫“拉链门”丑闻，仍然暴露了在利益权衡下，斗士的局限。

怀柔那次盛会，加拿大职业女性也有人前往。事后，在渥太华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我遇到一位加拿大女记者。她提到了在怀柔时鸡同鸭讲的迷惘。原来，中西双方的女性曾唇枪舌剑，互相指责对方“落后”。据她说，中国女性感到奇怪的是，你们所追求的同工同酬、产假和育儿假、堕胎权那些东西，我们早就享有多年了啊！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对女性特征应有权益的承认与尊重，譬如说，回归家庭、享受全职家庭主妇的自由。

无疑，这种来自中国女性的追求，落在西方女性眼中，实属“倒退”与“堕落”。

回忆至此，心下黯然。假如伊芙琳多活20年，再次踏上那块土地的话，不知她会作何感想？当然，无论怎样界定“进步”与“倒退”，都阻挡不了各自的脚步。加拿大女权活动家们奋斗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同工同酬，已最终从法律上落实了。

大约10年前，我校一位年轻的白人女教授经调查，发现学校女教授的年薪平均下来，比男教授略微低了那么一点点。她是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式计算出来的。我不懂，也不关心那微小的差别。虽有几个男同事激烈反对她的科研成果，但末了我还是分到了一口苹果。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女权斗士们曾经的高尚理念、朴素初心，已日益复杂化，如杂交的果子，繁衍出数不清的新概念，令人愈来愈困惑了。

我不知道，假如今天有人想寻找同工同酬的漏洞时，该如何计算？因为涉及性别概念，有几个字母，已经流行了好几年。不免疑惑，加拿大职业妇女组织渐趋没落，最终衰亡，是否也与性别界定的复杂化难脱干系呢？

假如伊芙琳今天还活着，她已不必在亲朋好友前遮遮掩掩了。照片上那个与她并肩作战的女友，或者说为她致悼词的那位女性，果真是伊芙琳的所爱，二人也可堂而皇之地登记结婚，共筑爱巢了，免去寄人篱下，与妹夫在饭桌上对骂的尴尬局面。

然而，这一切，果真是伊芙琳奋斗终生孜孜以求的东西吗？

07

暑期班结束时，已是8月底了。怀着对故国的依依不舍，我返回了滑铁卢小城。

在京期间，曾与“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多位老朋友联络，打探1960年9月28日那天，是否留下过外国友人到访“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记录。反馈是，60多年前的档案，即便有，也早已丢失了。动荡岁月里，纪念馆里曾有几个柜子的资料被丢入垃圾堆。伊芙琳的到访，自然无从查起。

所幸皇天不负苦心人。长途飞行，返抵家中后，邮箱里已躺着苏珊的邮件，静静地等候着我的目光。

在地下室那些尘封已久的纸盒子里，苏珊翻找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灰黄色的封面朴实无华，上角印了一枝小巧的梅花。《我们对人民中国的访问：加拿大工会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人民的报告》。区区28页，为我解开了伊芙琳1960年的访华谜团。小册子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录了中加两国普通人交往的一幕幕场景，并透过外来者的目光，呈现了一段早已远去的青葱岁月。

的确，正如拉瑞·汉纳特所判断的，由于中加两国在1960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也由于接下来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导致了共产国际强大阵营的分崩离析。加拿大共产党选择了随大溜，跟随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因此，作为加共外围组织的加拿大电气工人联合会，也陷入了随之而来的尴尬。这本小册子的主人公们留下的墨迹，不但未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即便在加拿大也鲜为人知，而只能湮没在岁月的海洋中，被世人遗忘了。

小册子的“前言”，解释了那次访问的缘由。1959年5月，中国机械工人工会副主席李云川（音译）应加拿大工会之邀，在翻译秦福耀（音译）的陪同下，曾到访加拿大，参观了多伦多等工业城市。文中对这两位中国来宾的提法，颇为有趣。

李弟兄和秦弟兄所到之处，皆受到了热烈欢迎。电气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们对中国当前的发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李弟兄对会员们提出的关于新中国的工作、生活条件和总体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坦率回答，因而激发出更多兴趣，渴望了解中国工会的弟兄们所描述的惊人变化。

因此，在我们1959年11月举行的年度大会上，大家一致赞成，应当接受中国机械工会的邀请，访问他们的国家，并选举了五名赴华代表。

小册子详述了代表们产生的规则，显示出工会秉持的民主过程。除了高票当选的伊芙琳·阿姆斯特朗之外，其余4位皆为男性。其中一人，恰是多年后在伊芙琳的追悼会上致辞的那位工会组织部部长。这是加拿大工会代表团首次访华，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从加拿大到中国，几乎绕了半个地球。假如在10年前旅行的话，就可能要花费数周时间才能抵达北京。而今，我们于1960年8月31日晚上离开多伦多，在巴黎停留了一天一夜，在布拉格停留了3天，以便换乘不同航空公司的飞机。

我们的中国之旅，就像阿拉丁和他的神灯的现代版故事。喷气式飞机以每小时600多英里的速度，带我们踏上了旅途。

我们穿越了外蒙古的荒野，飞过连绵不绝的山脉，突然，便从崇山峻岭间降落到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来到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首都北京。

迎接我们的，是美丽的花束和欢迎贵宾的传统仪式。访问全程，到处都是亲切地握手。在新环境中我们轻松自如，健康良好，十分满足地度过了这次旅行。

此处的一帧插图，显示了站在北京机场、手捧鲜花合影留念的代表团成员们。已近不惑之年的伊芙琳身穿方格子连衣裙，金发盘在脑后。她身材高大，与她的男同胞比肩，甚至超过了其中两位，有鹤立鸡群之感。

我想起了苏珊的形容，说她大姨无论何时何地都十分注重衣着打扮。也许，伊芙琳刻意要彰显的，是“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的不同。

不由得想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女人如何才更有魅力？对此，我早已有了答案：自信。能够跨越约定俗成的人为设置的障碍后，就拥有了心灵的自由。

08

伊芙琳一行在北京的下榻处，是崇文门旁的新侨饭店。这家装修一新的高档酒店，在20世纪60年代的京城里也是首屈一指。

除了北京，在代表团访问的其他大都市，如上海、天津，他们了解到，早在1840年，外国列强就入侵并掌控了那里。曾有多达8个国家在上海和天津都拥有租界。租界里有外国军队，各自守卫着他们的“城中之城”。直到1949年，外国军队才撤离。

我们代表团十分震惊地获悉，解放前，在这些外国人居住的区域，经常会看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阐述这些事情时，我们的东道主表达了中国人民恢复主权后的自豪感，以及决不允许这种侮辱再次发生的决心。

代表团在中国度过了28天，马不停蹄，参观了从南到北9座不同城市。

“中国是个大国，比美国还要大。”小册子里这句话，显然考虑到了加拿大工会会员普遍的文化水平。

东道主表示，愿意带他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代表团最终决定的行程，包括哈尔滨、长春、鞍山、沈阳等东北地区的主要工业区。还有上海、天津等国际知名都市。

读到此，白求恩的名字，跃入了我的视线。

应我们的要求，还专门访问了石家庄。在那里，著名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首创了他的国际和平医院。这家新型的现代化医院至今仍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这仅是中国人纪念白求恩医生的众多方式之一。

有趣的是，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加拿大人知晓他们的同胞白求恩医生，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胸外科医生、手术器械和设备的发明者，在中国却受到了数百万人的爱戴。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为被压迫者提供服务的人道主义者。

因为我们是加拿大人，所以当我们抵达白求恩医院时，受到了异常热烈和感人肺腑的欢迎。但真正令我们惊讶的是，在中国旅行的3周多时间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竟然都知道并提起过这位伟大的加拿大医生。

1937年，在中国最黑暗的日子里，在抗日战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白求恩医生来到这里，以他非凡的勇气创造了传奇。

广为传颂的是，他曾连续数天数夜不睡觉，在设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极为困难的手术。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不仅废寝忘食地为中国培训年轻的外科手术医生，还根据需要为他们编写新的实用教材。

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最终目标充满了信心，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共产党能为亿万中国人民带来崭新的生活。

我心中的悬念，已全部得到了解答。虽然文中未提到相册与丝绸绣画，但我估计，代表团的5位成员，每人都应该得到了同样的礼物。这意味着，除了苏珊家地下室里找到的伊芙琳留下的遗物之外，还有另外4份，散落在了加拿大的不同角落。

09

在北京停留了数天后，代表团便前往哈尔滨了。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中国城市的清洁程度。

曾经流淌着污水、漂浮着垃圾的露天沟渠消失了。大小城镇的街道都保持得相当干净。常能看到一些宣传画，敦促人们消灭老鼠、蟑螂和苍蝇。过去，这些害虫四处泛滥，传播疾病并滋生瘟疫。尽管我们停留期间气候温暖，温度高达87华氏度，但我们总共只看到过3只苍蝇，没看到蚊子或其他害虫。

在各地工厂参观时，代表团成员与工会干部和车间工人展开了对话。

人们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他们说，仅仅几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工业稀少，人力资源白白浪费在了连年不断的战争中。军阀和外国人以及他们的帮凶，还有贪污腐败，使人民一直处于贫困之中。假如要判断当今的中国，就必须了解1949年以前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对数百万人来说，其贫困程度已达生死存亡的地步，无数人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丧生。

代表团发现，他们遇到的每个中国人都表现得热情好客，那种热情，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特征，却很难用笔墨形容。于是，他们得出了结论。

因为这个政府赋予了人民前所未有的地位。虽然仍有许多问题，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人们不再会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而去替一个挥金如土的奢侈雇主卖命了。他们自豪地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消灭了。一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都能有就业机会。男女同工同酬也得到了保障。

在代表团参观的每一个工厂，他们都目睹了个人和集体所发挥的热忱。从雇用有17万名工人的鞍山钢铁厂，到从事复杂工作的规模较小的工厂，如哈尔滨的仪器测量和刀具厂，无不如此。大家惊讶地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可以用更高效、更现代的方式来生产相同的产品。他们甚至看到了变压器，比加拿大一些大型工厂所制造的更高大、更复杂。此外，令他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工人普遍能享受到的免费教育。

我们获悉，过去只有少数富人才有能力送孩子上学。1949年时，80%的人口都是文盲，但在今天，教育已经普及并且是免费的，而且大受鼓励。

我们参观的每个工厂都有附设的学校。一种被称为免费夜校，工人们可在下班后去那里，要么提高他们的普通教育，要么在他们选择的领域里接受技术培训。

另一种是全日制学校，专门输送那些勤奋好学的年轻工人。他们被工会选拔后，接受长达四年的高级技术培训。这些工人在学习期间领取正常工资，培训也是免费的。

我猜测，参观时，伊芙琳一定联想到了她青年时代的辛酸，被迫辍学，打工养家，以便维持弟弟们升学。

10

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都知晓，代表团抵达中国的1960年，适逢神州大地所处的特殊时代。从当今流行的许多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中，人们读到的，几乎是一面倒的否定性描述，即便用“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来形容，似乎也不过分。

令我惊讶的是，加拿大代表团眼中呈现的那个岁月，竟与我们自己的描述大相径庭。究竟谁说的才更为客观、真实可信呢？该如何评价一年之前庐山会议上的激烈交锋呢？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任何事物都有多面。单纯的否定或肯定，皆有失偏颇。从代表团对大江南北两家“人民公社”的素描中，我看到了不少生动有趣的细节。为客观起见，我忠实翻译了下面的段落。里面提供的具体数字信息，也许可作为今人的参考，弥补缺憾。

我们早就听说，中国正在对一种称之为公社的社会模式进行实验。这种新模式于1958年开始出现。鉴于西方报纸上有很多这类报道，因此我们要求能有机会参观。

我们一共参观了两个公社，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农村，饶有兴趣地了解了一切信息，无论令人满意与否。

位于哈尔滨的那个，是城市里的公社，目前有13万名公社成员，其中一小部分居住在周围的农村。1958年之前，政府在这个地区建立了18家工厂，雇用了两万名工人。因此，居住在该地区的人们形成了公社的中心。

公社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提供机会，发挥个人和集体的主动性，鼓励人民不要等待和依赖中央或省政府，而是亲自动手，丰衣足食，解决在旧社会废墟上遗留的诸多问题。

人们参加会议、制定计划、选举领导、投入工作。他们的劳动成果是惊人的。仅仅两年时间，就从无到有，如今经营着150家工厂。这些工厂的规模从10人到1000人不等，总共有7000人之多，能够生产出所需要的一切商品。这些工厂均属公社所有，85%的工人是妇女。

该公社还开办了422个接收婴儿的托儿所。学龄前儿童的幼儿园有188所。公共食堂有356个，为大家提供可口的饭菜，或以成本价格买回家享用。此外，还有88个颇为独特的服务中心。仅需支付少量费用，就会有人替你打扫房屋、帮你购物或洗衣。公社还设有小商店、保健中心、图书馆和邮局。

该公社也从事建筑业务。我们参观了一个工地，工人们正在为1.5万户家庭建造平房。我们问：“钱是从何而来呢？”

有人解释说，当大家都组织起来时，自然就能创造财富了。

我们参观了一家生产电动机和电器的工厂。他们两年前白手起家，如今仍然在一群像谷仓样简陋的建筑里工作，但拥有800名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他们使用的是自制的老式机器，但他们生产出了在中国许多地区都在使用的电动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主要原材料来源，竟然是从位于公社内的某些国有大工厂收集来的废料。当我们参观这家简陋的集体所有制工厂时，人们正在一面建造自己的厂房，一面在为电机铸造框架。

另一家白手起家的工厂以简单粗糙的方式生产滚珠轴承，但最终的产品却并不粗糙。1959年，这家工厂一共生产了10万套滚珠轴承。由于农具短缺，就连铁锹、锄头等基本设备也供不应求，公社生产的部分产品就直接送到了本乡农民手中。

以眼下和长远的利益为目标，起到了兴奋剂的作用，有效地调动了巨大的劳动力，把人民组织了起来。人们目睹了，如何通过自身努力，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个哈尔滨公社在仅仅一年时间里，家庭收入就增加了28%，而物价则维持不变。

根据所见所闻，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对取得的成就深感满意。他们有信心为自己和孩子们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对他们来说，过上幸福生活，不再只是梦想了。

此处配有插图，是代表团与公社社员一起在田间劳动的画面。伊芙琳换上了长裤，弯下腰，兴致勃勃地挥动镰刀，收割白菜。

我毫不怀疑，他们所看到的场面是真实的，而非表演。至于后来为什么国人自己对这段历史加以“彻底否定”，我想，也许当初的失误，错在不分青红皂白，一窝蜂上马的统一行动。假如能够因地制宜，在全国不同地区采取多样化的经济模式，或可避免困境的发生。

11

接下来，代表团来到沈阳，记叙了国有企业的不同形态，作为对比。

这家生产变压器的工厂，是1950年解放后不久由政府开办的。目前员工总数为4900人，其中1200名为女性。70%的工人居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中。有5个食堂，一半以上的职工在食堂就餐。

在教育方面，该工厂与其他所有工厂一样，开办了18所业余学校，涵盖了小学教育到高等培训。我们在那里时，有400名工人正在攻读高中学位，300名工人正在接受大学培训，其中大部分是与电力相关的学科。

工厂配备了人员齐全的诊所，免费为员工提供医疗服务。也有两辆大巴，专门接送孕妇和婴儿的母亲上下班。

了解中国女工在教育、就业、福利上享有的各种待遇，是否如苏珊所说，是她大姨伊芙琳中国之行的目的呢？在1975年成立的加拿大职业妇女组织中，伊芙琳是否介绍过她在中国的见闻，以中国为榜样，激励众姐妹的斗志呢？

当然，代表团其他4位都是男性，他们更为关心的，也许是养家糊口的切身问题。

这里的平均月工资是75元。但把中国的钱换算成加拿大的钱毫无意义，因为根本无法反映出生活水平的概念。多年来，中国人一直根据购买大米的数量来计算工资收入。例如，一名普通工人在1949年之前从事类似的工作，每月工资可购买20至25公斤大米。如今，平均月工资75元就可购买289公斤大米。就直接工资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但间接的收入，还体现在为每个家庭成员所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上。

代表团注意到，沈阳工厂的工会组织受到了工人的高度评价。他们的工会委员是由3名民选的全职干部组成的。工会和管理层所关心的，除了安全生产，就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产量。那些发明了新方法或改进了增产途径的工人，会被授予各种荣誉。每家工厂里都挂着几十张先进工作者的照片。大家会展开讨论，商量如何赶超他们。这种被称为“社会主义竞赛”的做法，在加拿大人眼里堪称新鲜有趣。

当我们经过变压器厂时，听到了锣鼓和喇叭的噪声，盖过了机器的轰鸣。很快，就看到一群大约20名工人，举着横幅，领着一支乐队穿厂而过。原来，该小组当月因成绩出色而受到了工会的表彰。这是他们向全厂工人展示自豪的方式。

在沈阳期间，代表团也参观了于1950年成立的东北工学院。公立大学的免费教育、医疗保险，都令人赞叹。他们特别提到，80%的大学生在上学期间都获得了政府的现金补贴，且在毕业后也不必偿还。免费教育这一点，又与加拿大截然不同。

抵达天津时，代表团看到了由当地工会开办的工人疗养院，再次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差别。

天津市第二工人疗养院设在郊区，于1955年建成，有8座楼房，800个床位，3个食堂，一间很大的娱乐室，还有可容纳900人的剧院和办公大楼。周围是开阔的园林，里面种植着花卉、蔬菜和果树。

住在这里的患者皆为天津的工人，通常住院3至6个月。他们是由厂医转介的。许多患者患有哮喘、溃疡和其他疾病，医生要求他们长期疗养以治愈疾病。所有工人在住院期间均可领取全额工资，且医疗免费。当病人康复并得到医生批准后，他们也可在花园和菜地里帮忙。

除了天津，在杭州风景优美的西湖旁，代表团同样也看到了设备齐全的工人疗养院，不胜欣羡。

12

抵达上海，代表团不仅参观了被称为文化宫的工会大厦，了解到工人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还访问了名噪一时的虹桥人民公社，并提供了十分翔实的数据，展示他们的调研成果。

1949年解放时，土地被分配给该地区的贫困农民。当时各种农具和牲畜都极为短缺。农民们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成立互助组，互相帮助播种和收割，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仅有的农具。

1954年，他们成立了合作社。这些合作社规模很小，每个约有35户家庭。农民继续保留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虽然通过这种方式产量和收入均有增长，但农民自己意识到，规模更大的合作社应当会更好。

1956年，他们将合作扩大到约200户，所有土地都上交给合作社。现在，合作社集体拥有土地，而不是各自经营自家的一小块土地。农民的收入则根据每人的劳动量而定。他们说，产量的增长比以前快得多，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了。

1958年，这些农民听说了被称为公社的新事物，于是开会讨论，认为高级合作社仍然太小，无法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和农具。代表着4674个家庭、总共22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的农民进行了投票表决，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合并为公社。

虹桥人民公社的主任，是个年仅28岁的青年。他陪同代表团度过了一整天。大家了解到，公社的每届管理委员会成员任期仅为两年，每年要向代表大会做4次汇报。但如果群众对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不满意，代表们可对其予以罢免。在代表团眼里，这恰恰是民主理念的实践。

公社成立两年来，仅凭扩大的规模，就做到了许多前所未能之事。这些位于上海郊区的农田均为菜地。1960年时，他们每天能向上海供应55万斤蔬菜。

如今，公社还饲养了大量的猪和家禽，并开发了鱼类养殖场，一年就孵化了超过一百万条鱼。在公社成立前，这个地区没有一头奶牛。而今两年内就拥有了186头奶牛。

公社还建了8个小工厂，以满足需求。有铸造厂、农具厂、机械厂、饲料加工厂、杀虫剂厂、喷漆厂、服装厂等。这8家工厂雇用了近500名工人，皆为公社社员。过去，所有劳动都依赖肩挑手提。而今，公社已拥有4台大型拖拉机，39台小型拖拉机。目前，公社正在使用电气化灌溉，已有47台电动泵和五台柴油泵在运行，有效地帮助提高了收成。代表团不仅提到了电气化的普及，也对传说中的“大锅饭”是如何运作的，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人们世世代代都被迫像牛马一样起早贪黑地劳动。正如在中国许多地方一样，首要的问题是填饱肚子。这个公社声称，他们已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食物都是免费提供给所有家庭的。

说到食物是免费这点，我们要解释一下，这是如何运行的。分配制度是工资与供给的结合。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扣除生产成本、资本支出储备金和福利基金。剩下的70%以现金工资的形式分配，30%用于给大家提供免费食物。

我们在自己选择的一个村庄的公共食堂里吃了饭，还在晚餐时拜访了一些家庭。食物由大米、蔬菜和大量的鱼或肉组成，烹调得非常美味。

各家的房屋仍归个人所有，但公社计划在1961年为450户建造住房。计划不收取任何租金，仅收取少量的维修费用。

目前，该公社拥有96个社区食堂、182个托儿所和幼儿园、3所医院、17个急救站和15所小学。高中和大学培训则在公社以外进行。

我们对这个公社的简要描述，也许能使你了解到，为什么中国人民会用“大跃进”来形容它。如果中国其他5亿农民生活的变化和虹桥公社的农民一样巨大的话，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民会与政府同心同德了。

也许，西方媒体在海外对“公社”的报道，与代表团目睹的事物相去甚远。对此，他们特意作了强调。

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目了然的。没有任何政府、团体或个人可以仅仅为了我们而表演那些节目。我们乘车穿越该公社的许多村庄时，想停就停，要去哪儿就去哪儿。此外，男人和女人、特别是儿童脸上展现出来的快乐，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我们而故意装出来的。

此处的插图，是代表团在一次联谊会上齐唱《永远团结》，那是北美流行的一首工会歌曲。伊芙琳身穿浅色连衣裙，足蹬白色高跟鞋，手握扩音器，风度翩翩。

在上海，代表团要求查看普通工人的住宅，特别是贫民窟时，中国人毫不犹豫地带领他们去了棚户区。

棚户区的房屋狭窄拥挤，展开手臂，就可触摸到街道两侧的房屋。在那里住了一辈子的居民，多为乞丐和贫困工人。他们说，1949年以前，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下水道就是露天的臭水沟。肮脏加上贫穷，使这里成为流行病肆虐的区域。

我们采访的一位男子，已年过半百，在棚户区住了多年。他告诉我们，过去黑帮团伙是如何控制这一带的。15年前，他以每人30斤大米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这种情况在穷人中司空见惯。

此前，棚户区曾住过8万人。现已减少至两万了，并计划在3年内彻底拆除掉，建筑新房，容纳所有人。政府在这里的首要任务，就是安装封闭的下水道、自来水和电力设备。

不怕暴露疮疤和短板。坦诚与磊落，来自改天换地的决心。

参观完棚户区后，代表团来到住宅开发区，看到了从1952年起就开始兴建的大批公寓。虽然按照加拿大人的标准，这些两居室的简易楼房，显得相当狭小。但是，与他们交谈的中国工人无不深感满意。的确，能够搬离棚户区，住进这些带有厨房和浴室的“豪华”公寓，可谓天壤之别。

代表团也注意到了中西方之间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房租。在中国，房租普遍较低。即便是最新最好的住宅，房租最多也只占养家糊口者工资的5%，也就是家庭中一人工资的5%。房租甚至可低至仅占2%。但在加拿大，房租的比例平均约占普通劳动者月收入的1/3。

13

参观接近尾声时，代表团对双方社会的经济模式展开了思考。他们意识到，“李云川弟兄”访问加拿大时，曾就扩大与中国贸易的可能性，提出了许多问题。随着加拿大失业率的不断上升，代表团决定，要亲自探索一下各种可能性。

返回北京后，代表团提出要求，希望与冀朝鼎博士会面。他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银行副行长，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来访者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段话意味深长，我未加剪辑，原封不动地译成了中文。

冀博士告诉我们，对中国而言，与任何国家发展贸易的唯一条件就是互利共赢，无论其社会制度如何。他说，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经济发展就意味着会增加进口。自1950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了两倍半，并会持续增长。

我们特意询问了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冀博士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与英国等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贸易都非常活跃且不断扩展。西德和奥地利便是例子。它们对中国并不友好，但却与中国建立了非常活跃的贸易往来。电气产品、机械和工具，这些从西德进口的产品，加拿大本来也可以供应。中国的需求是巨大的，并将持续很多年。去年，中国从英国进口了价值1800万美元的铜板。众所周知，英国并不开采任何铜矿，而加拿大却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国之一。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如此之小，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呢？是因为中国不能用加元支付造成的吗？冀博士说，中国是用瑞士金法郎或英镑支付的。他指出，加拿大政府总体上对中国政府怀有敌意。然而，西德和许多其他与中国有大量贸易的国家，却不在乎蒋介石及台湾政权。

交流过后，我们得出的意见是，我们的政府犯下的最大错误，并继续在犯的错误，就是迎合美国政府，承认蒋介石的腐败集团，似乎他们代表了6.5亿中国人民。冀博士指出，即使面对带有挑衅的环境，加拿大和中国之间也于1959年就开始了少量贸易往来。但令中国政府惊讶的是，加拿大对来自中国的棉制品和鬃毛实施了禁运，声称这些东西被倾销到了加拿大。冀博士解释说，中国没理由向任何国家倾销商品，而且也确实没那样做。其所有产品既可用于国内市场，也可按世界流通的价格出售。因此，他的结论是，加拿大政府提出的不公正指责，很可能反映了来自美国的压力，或者来自蒋介石政权。他认为，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我们的结论是，面对加拿大不断增长的失业率，中国是大量成品和粮食的潜在市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并迅速制订出了合理的商业方案。但加拿大却违背自己的最佳利益，盲目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这对我们自己的伤害，要远远超过对中国的伤害。

我们一致认为，我国政府应迅速改变这一弄巧成拙的错误政策。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最重要的国家，无论我国政府是否喜欢，它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

我们的政府不仅因其奉行的“无论对错我们都支持美国政府”的策略而失去了大量贸易机会，而且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贸易模式。当我们的政府有时间来纠正其错误时，中国政府却可能由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再会感兴趣了。

读到此，我默然无语。政客们为了选票，昧着良心，首肯一切。然而，涉及国际间往来时，却又固执地抱残守旧。一个甲子前犯下的错误，今天依旧在犯。从几年前逮捕过境加拿大的孟女士，到近日突然宣布加征中国工业品进口关税，活脱脱就是一群被牵着线在舞台上蹦跶的木偶。假如伊芙琳和她的工会姐妹们活到了今天，会怎样看待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呢？是否会调整自己的诉求，制定出新的战略？

无论如何，人们当初对公平合理的淳朴概念，早已衍变成了一团乱麻。

14

结束访问的前夕，工会代表团体验到了北京城的喜庆气氛。灯笼、彩旗、鲜花、图画和标语，把首都的街道打扮得焕然一新。

9月30日晚上，在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里举行了国宴。加拿大代表团和数千名外国人一起，参加了盛大的招待会。

第二天清晨，乘车前往天安门时，他们在沿途看到了涌动的人潮，男女老少，个个欢欣雀跃。站在观礼台上观看游行时，代表团留下了这样的回忆。

实际上，游行这个词，有点用词不当。除了游行，还有精彩的民间舞蹈。一辆辆驰过的花车引人注目，展示了从生产成就到征服珠穆朗玛峰的一切成果。

耐人寻味的是，没有任何来自武装部队的展示。我们认为，没有军事表演这一点，恰恰符合我们几周来在中国的观察，因为我们所到之处，人们谈论的，都是对和平的渴望。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当数百名青少年涌向观礼台时，他们放出了数千只象征着和平的白鸽。

我们感到，这不仅仅是一种象征。经过数百年的半殖民地统治、腐败和战争，中国人民正在建设一个新社会。为了完成伟大的目标，他们真诚地渴望和平。他们满怀信心，定能实现这一光明前景。与中国人民一样，加拿大人民的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为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两国人民的友谊，应该成为所有善良人士共同追求的目标。

掩卷时，已是深夜，窗外一片黑暗，不见星辰，没有月光。我似乎刚刚离开了一个遥远的童话世界。那里曾有万紫千红的花瓣，在广阔的原野上纷纷飘落。炎热的夏季已告尾声，秋凉袭来。想起距小城不远处，苏珊殷切的目光，还在静静地期待着，心中便生出些许内疚，不知该如何对她言说。

好在伊芙琳留下的这本相册，引导着我，翻阅历史足迹，检视人类的进步，或曰谬误，进行了一场严肃的思考。

也许，仅仅把这个夏天的种种见闻如实记录下来便好。倘能换得微薄的稿酬，捐给苏珊的慈善事业，也可为这个精神病患者日渐增多的世界，奉上一点关怀，也为伊芙琳·阿姆斯特朗姐妹的在天之灵，点燃一束迟来的心香。

补记：当我告知苏珊关于相册的文章已在中国的一份史学刊物上发表后，她回复我道：“文章能发表，深感欣慰！我4月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健康危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两周，还突发心脏病，接受了两次手术。最终，我恢复得很好，正如阿姆斯特朗家族一贯的风格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