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上的砖是怎么脱落的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五月底，华北平原上已经热浪滚滚，耿志国提着褪色的军用行李包站在县城汽车站门口，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流下，在洗得发白的军装上留下一道深色的痕迹。

十三年军旅生涯，最后就浓缩成这么一个鼓鼓囊囊的行李包。耿志国摸了摸上衣口袋里的转业证明和安置通知书，纸张已经被他的体温捂得温热。他抬头看了看汽车站对面新盖起来的商品房小区，“阳光花园”四个烫金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刺目的光芒，像一记无声的嘲讽。

“同志，去县民政局怎么走？”耿志国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

那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目光在他肩膀已经摘掉肩章的位置停留了片刻：“转业军人？沿这条街向前走，右转一百米就可以看到民政局的牌子了。”

“谢谢。”耿志国挺直腰板敬了个礼，随即意识到自己已经退伍，手臂尴尬地放了下来。

耿志国走在脏乱的街道上，看着满大街的自行车、新开的歌舞厅、贴着彩色瓷砖的商店门脸。十三年，足够让一个地方变得面目全非。他的思绪不禁飘回刚入伍的时候，在山海关老龙头上，部队响亮的口号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可后来，为了发展旅游业，那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宣传口号，却成了他们部队撤离老龙头的号角。

县民政局在一栋七十年代建的三层灰砖楼里，走廊阴暗潮湿，墙皮剥落。耿志国按照指示牌走到二楼最东头的房间，门框上钉着块已经掉漆的木牌：“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

他整理了一下衣领，轻轻敲门。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沙哑的男声。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伏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头顶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不散满屋的烟味。

“报告！原XX集团军XX师四级专业军士长耿志国，前来报到！”耿志国本能地立正站好——这是他十三年来刻进骨髓的习惯。

男人抬起头，眯着眼睛透过老花镜看他：“稍息吧，早不是部队了。”他掐灭手里的烟，“材料都带齐了？”

耿志国赶紧从包里掏出档案袋，双手递过去：“都在这儿了，首长。”

“别叫首长，我姓徐。”男人接过档案，随手翻了翻，“耿志国...你是耿家庄的？”

“是，徐主任知道我们村？”

徐主任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七五年到七七年，我在你们村插队。老耿支书还在吗？”

“那是我大伯，去年刚过世。”耿志国眼睛一亮，“徐主任在我们村待过？那可真是巧了。”

徐主任的表情松动了一些，他重新戴上眼镜，仔细看了看耿志国的脸：“你是老耿支书的侄子...我想起来了，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在村口大槐树下玩？那时候你才这么高。”他比划了一个不到腰的高度。

“是我是我！”耿志国激动地说，“徐主任记性真好！”

“什么主任不主任的，那时候你们小孩都叫我徐知青。”徐援朝脸上浮现出一丝怀念的神情，但很快又恢复了公事公办的表情，“坐吧，说说你的情况。四级专业军士，满八年转业，按政策...”

“应该安排事业单位或者国营企业。”耿志国接过话头，他在部队时研究过《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清楚自己作为满十三年军龄的士官应有的待遇。

“政策是政策。”徐援朝打断他，声音里带着无奈，“你知道现在县里什么情况吗？国营企业六成以上亏损，事业单位超编率达37%。去年复员及转业的应安置退伍军人，到现在还有十几个在等待岗位。”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本油腻的台账，“你看这栏——‘企业自主用工权’，现在连粮食局都在搞承包制，咱们安置办是块夹心饼啊。上面的政策让安置，可下面企业不配合，我们也没办法。”

耿志国的后背渗出一层冷汗：“我在部队是汽车修理技师，有装甲车辆维修特级证书...”

“我知道，材料上写着呢。”徐援朝叹了口气，指尖敲了敲档案里那张泛黄的《军士退出现役登记表》，“你这表上盖着‘师级单位政治机关’的章，可到了地方...这样吧，看在你大伯的面子上，我给你优先排号。不过...”他压低声音，“你得自己先找找门路，现在的政策是‘双向选择’，有接收单位肯盖章，咱们安置办才能走程序。明白吗？”

耿志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中涌起一阵悲凉。曾经在部队，他们是保卫国家的“长城砖”，可如今转业，所谓的安置政策，却像是在一点点拆除这座“长城”。

离开安置办，耿志国在县城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正午的太阳晒得他头晕，他在一家小饭馆门口停下，摸了摸口袋里的钱——转业时发的安家费总共不到四千，买房就花了三万多，全是借的。

“一碗素面。”他对老板娘说。

面端上来，清汤寡水，飘着几片菜叶。耿志国狼吞虎咽地吃完，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十三年部队生活，让他几乎忘记了饥饿的滋味。

吃完饭，他按照徐援朝的建议，开始一家家单位跑。县运输公司、汽修厂、农机站...回答大同小异：“不要人”、“编制满了”、“效益不好”。

傍晚时分，耿志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临时租住的小平房。妻子李淑珍正在门口洗衣服，看到他回来，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怎么样？”

耿志国摇摇头，蹲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半包皱巴巴的香烟——那是临走时徐援朝塞给他的。

“别急，才第一天。”李淑珍给他倒了杯水，“听同事说，他的爱人在铜加工厂上班，听说效益不错，要不明天去问问？”

耿志国眼睛一亮。铜加工厂是市里的明星企业，已经改为XX股份公司，听说工人每月工资加奖金能拿四五百块钱，比他转业前工资还高。

第二天一早，耿志国就来到XX股份公司人事科。科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时髦的卷发，涂着鲜艳的口红。

“转业军人？”她翻看着耿志国的材料，“我们厂原则上欢迎军人，不过...”她欲言又止。

“科长，我在部队是修车的，但我学习能力强，什么工种都能干。”耿志国急切地说。

女科长笑了笑：“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新员工都要参加岗前培训，培训费六千元，你能接受吗？”

耿志国以为自己听错了：“多少？”

“六千。包括技术培训、安全教育和厂服等费用。”女科长的语气变得公式化，“这是规定。”

六千元！相当于他近三年的工资！耿志国感到一阵眩晕：“这...这是国家规定的吗？”

“厂里规定的。”女科长合上文件夹，“交钱才能安排工作，不交就算了。现在想进我们厂的人排队呢。”

耿志国失魂落魄地走出铜加工厂大门，站在烈日下一动不动。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但他感觉不到热，只觉得心里一片冰凉。他呆立许久，直到毒辣的阳光把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安置办走。路上经过一家音像店，《潇洒走一回》的歌声从喇叭里飘出来，欢快的旋律与他此刻的心境格格不入。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奔向新生活的热切，只有他像个迷失方向的孤舟，在时代的浪潮里随波逐流。

他又回到安置办，徐援朝听完他的讲述，沉默地抽完一支烟。

“小耿啊，这事...”徐援朝叹了口气，“铜加工厂现在是股份制企业，我们安置办管不了。要不这样，我给你安排到县农机厂，虽然效益差了点，但至少不用交钱。”

“农机厂？”耿志国听说过，那是个濒临倒闭的老厂，工人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

“别挑三拣四了。”徐援朝压低声音，“政策是说‘安置’，可没说安置到哪儿。去年有个转业兵不服从分配，最后被安排到离县城三十里的乡办砖厂。你想想清楚。”

耿志国想起妻子期待的眼神，想起女儿需要交的学费，想起买房欠下的巨额债务...他咬了咬牙：“徐主任，能不能借我点钱？我把纺织厂那个培训费交了。”

徐援朝惊讶地看着他：“六千块啊！我一个月工资才不到三百元，上哪给你弄这么多钱？”

“我...我可以打借条，慢慢还...”

“糊涂！”徐援朝拍了下桌子，“你知道现在多少人下岗？铜加工厂说垮就垮，到时候你钱白交了，工作也没了，找谁哭去？”

耿志国低下头，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膝盖上的军裤——这条裤子他已经穿了六年，膝盖处磨得发白。

最终，耿志国还是选择了农机厂。报道那天，厂长带着他在破败的厂区转了一圈，车间里机器锈迹斑斑，几个工人围在一起打扑克。

“小耿啊，厂里现在没活，你先回家等着，有活了通知你。”厂长拍拍他的肩膀，“工资嘛...等厂里效益好了补发。”

耿志国站在空荡荡的车间里，耳边仿佛又响起部队首长的叮嘱：“你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转业后一定会得到妥善安置...”

一周后，耿志国再次来到铜加工厂，把借遍亲朋好友凑齐的六千块钱交给了人事科长。当他拿到那张盖着红章的收据时，手抖得几乎拿不住。

“下周一报到，记得带两张一寸照片。”女科长头也不抬地说。

回家的路上，耿志国经过县城的广场，一群小孩正在放风筝。他抬头望去，只见一只红色的风筝在蓝天中越飞越高，突然线断了，风筝随风飘远，很快消失在视线之外。

耿志国摸了摸胸前，那里曾经别着闪亮的军功章。他想起不久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举国愤怒却无可奈何；银河号事件中，美国强行登船检查，我们的海军只能远远看着...

“长城上的砖是怎么脱落的？”耿志国喃喃自语，答案在他心中渐渐清晰——不是一夜之间，而是被所谓的“发展政策”，一块一块地撬松，直到轰然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