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臻 | 从陈映真研究感受到的洞见与疑惑

· 编者按 ·

很多好书，初看常使人叹赏乃至折服，但若再读或细品，又有大量疑惑涌现。而有疑到无疑的转变，就有一番觉悟和长进。

保马今日推送文章是对贺照田老师两本著作之书评，作者对贺老师书中的诸多洞见十分叹服，但也在洞见背后也提出了许多疑问。例如对于陈映真思想脉络中危机时刻的历史定位以及其思想资源中包含的其他可能性问题，作者从自身的阅读体验出发都给出了不同意见。此外，论及书中潜在的“溃败”类话语，作者指出立足于其之上的问题探究思路过于理想主义。我们需要对这一类的主流固化思路保持反思能力，同时要在更为综合的历史现实视野之下以客观的方式去把握和探究问题。

当代思想史、精神史书写的洞见与疑惑

——读贺照田《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和《革命—后革命：中国崛起的历史、思想、文化省思》

一

老话说，读书贵有疑。宋人朱熹的名言大家都看过：“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明人陈献章也说：“前辈谓学者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很多好书，初看当然很叹赏乃至折服。但如果再读或者细品，又会有大量的疑问涌现。这个过程很有意思，这才是读书好玩的地方。最近读贺照田老师的两本好书，我大致经历了这一过程，摘取读书笔记如下。这笔记很粗糙，也没有时间去细化了。

最开始关注贺照田老师的文章，是《读书》上读到了他的那篇《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精彩，深受启发。后来因为持续关注陈映真，读到了贺的《当革命遭遇危机……——读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也很叹赏。然后知道他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赶快买来读。最近看到书讯，说贺老师在台湾交通大学出版了《革命—后革命——中国崛起的历史、思想、文化省思》，也赶快买来读。

贺照田的书，提供了观照现当代历史新的视角，尤其是关于当代历史现实变迁背后的思想无意识以及感觉、心态和精神等等，这一研究思路别开生面。加之贺照田的分析非常细腻、深入，文字也是娓娓道来的，绝不是常见的那种粗糙泛滥的理论论述，比较接地气，所以，读起来也很舒服。关注当代中国历史和思想的朋友们，建议买来读一读。

好话不多说，摘录一点疑惑，请朋友们直率批评。

二

贺照田的长文《当革命遭遇危机……——读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对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有很精彩的分析，勾勒了陈映真七零年代末到八零年代中叶的深层思想脉络，细腻而深入，有很多创见。我所困惑的在于两点：

第一，他认为在七零年代末，文革现象在台湾受到大范围报道，社会主义实践遭受重大的挫折，乃至形象被颠覆，使得这一革命的信仰者陈映真内心遭受巨大的思想情感冲击，认为“陈映真事后很少谈及的，中国社会主义除了重大问题所带给他的冲击与痛苦，是核心性的，根本性的”。他的这一界定，是不是太大、太重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以之作为论据的，在注解中对陈映真《后街》的分析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分析的版本是洪范版，与原版本比较有较大的删改。

当然，我对自己的这一判断还没有明确的把握，还需要进一步细读《陈映真全集》才能进行论断。但以我至今阅读《陈映真全集》的体验，恰恰相反，九十年代才是对陈映真冲击最大的时刻，也是最艰难的、思想需要更多挣扎的时刻。一方面是台独及其扭曲的意识形态全面兴起，并成为台湾的霸权性意识形态，基本淹没了一切，由此覆盖了遮蔽了基本的历史判断和是非大义。另一方面则是大陆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主义性质遭受巨大挑战，其中关于“类资本主义”的争论，给陈映真无论认识台湾社会性质还是大陆社会性质，都构成了重大挑战。这中间的关键在于，大陆的社会形态对他的左翼思想打击进一步深入，他很可能陷入更深刻的苦闷之中。因为这种社会形态的急剧演变，触及了某种信仰的底线(八十年代似乎还有很大的余地)，所以这是他在九十年代那么焦灼的进行社会性质分析，并为此花费极多的精力和时间的原因。

在这一历史现实下，他自己的思想也遭受了极端的孤立和嘲讽。九十年代之后，他在海峡两岸失去了一个被理解和被思考的坐标，他自己都曾说，有一种被时代孤立乃至“抛弃”的感觉。然而，八十年代他在海峡两岸还没有这么不合时宜，那个时候海峡两岸在陈映真的思想视野之中，依然是有某种共同的思想主题和展望的视野的,陈映真曾一度称之为“民众的民主统一”。我们可以直白的说，八十年代再怎么遭受“危机”，至少在海峡两岸都有“同志”、“同仁”、“民众”和可以被理解和共鸣的坐标(他对大陆当时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声援)。但进入九十年代，这一坐标基本消失了!而他的理想，基本被海峡两岸认为是落伍的，不合于时代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的。

我以为，这种重大的思想、精神和现实挑战，更甚于八十年代，使得九十年代陈映真的文字和实践背后，弥漫着一种孤独、焦灼乃至悲壮的气息，这是我在阅读《陈映真全集》时的一个鲜明感受。贺照田分析陈映真面对这一挑战时，认为陈映真当时存在“沉默”、“失语”的现象，而我的阅读经验似乎刚好相反，陈映真在八零年代对大陆仍然有很多的发声与批评，但在九零年代，明显可以感觉他的批评没有那么“尖锐”、也少了一些，没有八零年代那么多、那么明快了。所以，如果说陈映真面对大陆的变化所造成的冲击，在八零年代很剧烈的话，那么，到了八九年及其后，这种剧烈似乎更深沉，“沉默”和“失语”可能更多，更为复杂而可贵。

当然，陈映真在九十年代虽然被极端孤立，但是他确实是伟大的“战士”，在行动上依旧如此仁爱、坚决、勇毅，做了大量的更为艰苦的工作。这是我对他的九十年代尤有敬意的原因。

第二，他对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分析，侧重于陈映真自己对理想主义的省思，尤其是从基督教资源中所传承而来的深厚的思想、情感、精神、信仰的力量及其转化。但是，这种处理的思路是不是太单向度了。

诚如贺照田所说，这种以《人间》杂志为核心的，不仅挖掘、见证、报道苦难，而且在苦难中“还着眼于挖掘他们承担苦难、坚于责任、享受生活、享受爱的强韧和能力”、“敏于这当中人性的光辉，敏于挖掘报道对象的承担苦难、坚于责任、享受生活、享受爱、给予爱的强韧和能力”，并以此“成功地找到了一种对当时台湾现实和这现实中人性的呈现和把握方式”，“与伴随着责任感与观念调整所产生出的关怀实践和责任参与”。陈映真及其同仁的《人间》这一实践路径，我觉得除了陈映真基于基督教资源以及其自身天赋的爱与希望之深厚外，另一个重要的，在陈映真思想深处一脉贯穿的，就是左翼的思想及其“人民”理念。这一个在贺照田的处理思路中，似乎被“社会主义遭受重大危机、陈映真思想陷入苦闷乃至彷徨”所遮蔽了。

之所以我这种感觉，是因为在阅读《陈映真全集》以及《人间》同事回忆陈映真的相关文章中，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据《人间》同事回忆(如曾淑美等等)，陈映真经常对《人间》从事报道的同事强调，采访报道的过程中，要“向底层人民学习”，而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苦难，给予同情。陈映真自己在当时及此后的回忆里，也多次反复强调，办《人间》，不是去审视和同情人民的苦难，恰恰相反，是向人民学习、是接受人民教育的一个过程。他还几次在访谈中特别强调“接受教育”的思路，这很值得玩味。熟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左翼历史的人应该能鲜明的感觉到，陈映真的这种立场、精神、思维和视角，是与毛泽东为代表的“人民”思想、接受中下层人民的教育的实践一脉相承，有着深厚的呼应。

以陈映真青年时代以来对中国共产革命的高度崇仰，对毛泽东思想的熟悉和认可，这种《人间》时期的理想主义重构与再出发，是如何与左翼“人民”观，与学习人民、接受人民教育有着深厚的关联。我们可以指出，在七零年代末遭受社会主义信仰危机之后，这种左翼思想的一翼，深深化入陈映真的骨血之中，并被其转化为《人间》的关键性思想资源之一。而这一脉络，在贺照田的分析体系中无法得到呈现，恰恰被遮蔽了。

三

贺照田的研究思路中，一个关怀的核心，就是当代思想转变背后的感觉、情绪、精神乃至无意识。他的两个出发点尤为值得赞赏，一是牢牢立足于现实关怀及其“苦难”，但这种“苦难”又不是一般的肤浅的苦难叙事，而是深入追究现实背后的思想、精神、伦理困境，并且紧紧联系着当代以来社会主义遭受危机的这一根本性问题。二是他充满反思意识，这种反思恰恰是对知识界和学术界主流思潮不断反思的能力，他的反思的立足点是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的思想大转折，在这一“革命—后革命”转折的关键点上，他做了很多深入而精彩的探索。

但正如上面对他的陈映真一文的分析，恰恰是他的立足点和思路，给他造成了某种遮蔽。

比如，这两本书的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从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现在，回头对照新时期发生时推动者的企望蓝图，物质文明方面的成就可说顺利实现了当初推动着的抱负。同样让人惊讶的，是精神文明方面远远出乎当初历史推动人意料的惊人的不理想”，他反复指出，“中国大陆在精神文明方面越来越严酷的现实”、“道德、精神状况越来越让人困扰”，他一直用“溃败”、“溃不成军”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一切，这是他的一个背景性前提——

“我们很难想象，此一被视为有着几千年伦理本位传统的中国，有着毛泽东时代几十年理想主义强调和教育的中国，会在市场的降临中溃败到如此的地步，且是如此一种溃败方式——不仅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日常生活、日常伦理，在九十年代表现上如此容易便被商业逻辑、商业媒体关于生活的理解与想象所穿透;而且市场逻辑、物质主义逻辑之外的关于何为人生成功、人生充实的感觉与想象也一时间溃不成军。”

贺照田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他深入而又丰富的分析。并不断追究“革命—后革命”时代理想主义断裂、虚无主义泛滥的缘由及其局限。然而，偏偏是这个前提越来越让我困惑。因为这个前提，恰恰是主流知识界、学术界、文学界这几十年来的一个主流观点，被固化的观点。我是八零年代末出生的人，从我们阅读和上网开始，这样一个观点似乎就是一种知识界的意识形态主流，一个天然的无须质疑的前提。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有这一个批判性观点。贺照田立足于发掘思想界的潜意识乃至无意识，可是他自己却还是接受了这一个无需置疑的知识界的前提，这总让我困惑。

我不是想否认大陆在思想精神伦理上的困境，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这种“溃败”，这是稍具视野的人考察九零年代以来的文化状况时，难免有的一种观感。因此，贺照田的研究是非常富有针对性、有效性和启发性的，他的很多文章，都很精彩，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代思想史、精神史的另一种路径。这是不容否定的，也是首先要强调的。

但，我的困惑在于：这四十年来中国大陆翻天覆地的精神历史，完全将之称为“溃败”，我们的知识界是不是有点太简单和直接了?或者说，这个视角本身就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化的?我这一代人，从能上网开始，所见的泛滥的就是批评大陆的不文明、精神素质低(当年港台对大陆游客的集中的反复的负面报道及其反中情绪，就是热门案例)，就是拜金主义、无道德承担的个人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在知识界的主流论述里，这似乎是我们这一代成长的天然背景，甚至在很多文学家笔下，这成了我们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的精神标签。

然后我这些年的一个大困惑恰恰在于，我们真的有这么差吗?一定是如贺照田老师所说的“中国大陆在精神文明方面越来越严酷的现实”吗?这个“越来越”，其判断的依据在哪里?

我算是个普通的小知识分子，出生于湖南西南部的山村，现在在省会城市做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近些年来，我也在持续观察和思考我所置身的乡村和城市的变迁。这中间的思想伦理困境和虚无主义，人所共见，论者太多。乡村的困境，有大量的书籍呈现(《中国在梁庄》、《大地上的亲人》、《山南水北》、《崖边报告》、《大国之基》等等)，但是，立足于我自己所置身的乡村——我的故乡，观察我置身的这座城市的现实，包括我日常生活中所碰触和观察各类普通人群，我依然觉得，这种固化的思维需要反思。

其一，我觉得中国的精神现实并不是铁板一块，内涵多种因素和趋势，有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更细致综合地分析。我觉得，90年代到2010年代初叶，这一“溃败”、“溃不成军”的趋势确实呈现，在某些领域还呈现得惊心动魄，但是，这些年来，我所看到的乡村现实和城市现实，包括一般人的道德伦理，真的不能用“溃败”和“溃不成军”来形容。恰恰相反，周围一般的现实中，既有黯淡与沉重的一面，但也有很多的暖色调和文明进步的一面。包括我所看到的故乡，除了在物质、环境建设上的进步之外，精神文明方面也并不全是“溃败”，相反，在观察中，我觉得在不少方面其实“正常”。如果一定要将现在中国大陆的的精神文明定性为“溃败”，那就要有一个综合性的对比，把其他国家和地域拉进来客观对比，这需要客观分析。

其二，这种“溃败”和“溃不成军”，绝不仅仅是一个“革命—后革命”的问题。往前看，至少在鲁迅的时代，他们已经在文学创作中反复书写过乡村、城市和整个中国的“荒凉”与“溃败”了，而且呈现得比现在还深刻和严重。这种心灵、精神、伦理的溃败，与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苦难和衰败息息相关。如果鲁迅或费孝通的观察是正确的，那么，我很怀疑，这种“荒凉”和“溃败”曾经被真正克服过。在40、50、60年代的左翼文学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乡村的“繁荣”和“生机”，但在晚近90年代以来的文学书写中，很多过来人却在书写那个革命时代的乡村饥荒与空洞、溃败。所以，这种“溃败”是一个知识分子百年来习惯性的视角，需要更综合性的视野来反思和把握。

其三，这种“荒凉”和“溃败”也不仅仅是一个近代历史的问题。可能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至少读《金瓶梅》、《红楼梦》以及当时其他的社会记录和世态人心，其实当能发掘那种惊心动魄的“衰败”和虚无主义的深度。如何在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处理这一历史文化的大问题?甚至我们似乎还可以推论，在很多历史转变的大时期，这些现象都有呈现，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等等。

其四，这种“荒凉”和“溃败”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在历史剧烈转变进入现代的时期，西方有没有过这样的精神经历。从西方近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孤绝和虚无来看，这种精神伦理的困境，仅仅是中国的吗?中国在有传统向现代化的急剧转变中，早已有了各种“现代性”的困境。中国底子薄、落后、人口众多、贫苦，在这一基础上的转型，当然会呈现很多精神的“溃败”。这需要更丰富的视野来把握。

正是在这一前提上存在问题，以至于我对贺照田的某些具体思路也深感困惑。

比如，他的书里有一个思路，认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无论政府还是知识界，都没法很好地认识和分析大陆思想界、精神界的困境，及其虚无主义的根源。这就导致了在后来的历史巨变中，原来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彻底失落，贺照田似乎认为，只要有精确的分析和引导，那个虚无主义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而理想主义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可是据我的观察和阅读体验，那个“理想主义”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得到大面积的保持和转换。以贯穿了“革命-后革命”时代的两位著名作家韩少功和张承志而言，他们都很深刻地坚持了当年的理想主义，不仅形之于文学，而且深深融入生命的实践之中，并且对时代发出持续的深入批判，他们的文字和实践，都非常可贵。但是，细读他们八零年代初中期的作品，其实会发现，这种“理想主义”的承继和转换，是艰难的、孤独的，一开始就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或主流知识分子所能理解和承继的(如《西望茅草地》和《北方的河》)。

而且，在张承志和韩少功的文学里，我们可以发现，那个理想主义本身早在七零年代就开始“溃败”，而所谓80年代的主流的理想主义，在张承志那里根本不成其为“理想主义”，在韩少功的观察中也是虚假的“理想主义”。最近韩少功的长篇小说《修改过程》，集中描写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80年代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背后的浅薄、荒诞，有很深入地表达与反思。所以，90年代的理想主义溃败，固然有八九年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韩少功早已洞察了80年代启蒙主义、理想主义背后的浅薄空洞。他当时的思想和实践，就已经很不合时宜。

所以，应该说，这种溃败，与整个中国的思想现状以及社会剧烈而彻底的变革有关。于今回望，在那种的社会的彻底变换之中，不“虚无主义”，才真是咄咄怪事。唯一的解救之道，我认为可能是放慢社会发展和变型的节奏，只有在缓慢变化的社会节奏之中，才能基本延续和保存原有思想精神框架，在调整中渐渐平稳发展。但是，现实显然不可能如此。

因此，我能够理解贺照田对于大陆虚无主义历史根源的分析，但是我无法理解他的化解之道，以及基于这种化解之道上的某种展望。我觉得他的思路是非常理想主义的，与80、90年代的现实也许并不完全贴合。或许，这种对理想主义、虚无主义的分析和化解，要放置到更广大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中来解析，才能有清晰的定位。

虽然话还没说完，但这文章已经“又臭又长”，该停止了。最后，我想说一点：贺照田老师的分析确实很精彩，但似乎可以更多地将当代很多典型的文学文本和文学家纳入他的分析框架之中。毕竟，文学对于时代思想、精神、伦理的变迁，有着更为敏锐、丰富、微妙、矛盾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