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家”“国”：土改与孙犁的“文变”

引论  革命时势转移与作家的内在危机

孙犁的创作生涯经历了早年、晚年两个高峰，形成优美抒情和审丑批判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以至有“两个孙犁”之说。在这两个高峰之间则是近20年的辍笔，即孙犁自言“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1。学界探讨孙犁“文变”之因，大部分强调外在的政治压迫。例如认为孙犁坚守“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个性，作为“多余人”必然遭受挤压2;或判定孙犁因政治运动冲击倍感焦虑，导致生理加心理的“病”，所以创作衰竭3。这一类观点批判革命戕害个性、践踏人道尊严，契合“文革”后疗救创伤的社会心理，体现了明显的个性/革命或人道/革命的二元对立思路,其影响力不限于孙犁研究，而是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对1940-50年代之交这一时段的作家作品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二元冲突论所推崇的“人道”、“个性”具有特定历史内涵，指向“五四”时代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性话语。“新时期”以来，知识界有意无意地引以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标准，某些细节问题却未及推敲。具体到孙犁，虽然其笔下多有诗意抒情甚至“小资产阶级情感、趣味”;但从他的实际经历而言，却是一个成长于中共抗战队伍的战士作家。抗日战争中，孙犁从游击队员、随军记者和编辑蜕变为职业创作者，其文学观念之形成与晋察冀的抗战形势、文艺政策密切关联;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又亲历土改运动、担任工作组干部，文风为之一变。所谓“孙犁的文学观念与价值判断，都深受五四启蒙主义影响，一生坚持人道主义思想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4，分明挟带当代“重返五四”的冲动，却未必贴切研究对象本身。考察孙犁生平，他1933年才中学毕业，当时新文化运动早已落幕，接受“五四”也只能从鲁迅等作家作品那里隔代“遗传”。对他来说，“遗传因子”即使深重也深重不过生于斯的冀中乡土、长于斯的华北革命运动。研究孙犁沿用“五四”概念却不细究他亲历抗战、土改的历史，存在明显偏差。另外，正如二元冲突论大力推崇所谓不随主流、个性独立，孙犁作为“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自有强大主体性，他创作的“变法”追根究底还是内在之变。竹内好强调“现代文学本身的悖论或困境”旨在反思简单二元论，指出现代/当代、文学/政治并非彻底断裂而存在不可忽视的“媒介关系”。5贺桂梅研究历经现代/当代转折的作家作品，更明确指出了政治压迫说的片面性：“不能仅仅用毛泽东话语的控制作为惟一解释，而必须意识到作家在40年代的创作状况，他们作为现代文学的主要创作者自身遭遇的困境，以及在转向或停顿过程中的内在逻辑。”6

在孙犁研究中，二元冲突论一方面提供了阐释模式，另一方面也留下有待商榷的空间。1940-50年代之交处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转折的时代”，正是孙犁“文变”之始。孙犁抗战胜利后返回冀中家乡，在博野县、饶阳县担任土改干部。他一改书写抗战的优美风格而正视现实暗面，先后创作《婚姻》《村歌》《秋千》《女保管》《石猴》《正月》《纪念》《铁木前传》等，堪与丁玲、赵树理的同类题材比肩。然而无论整体的土改文学研究还是作家个体研究，都对此阶段的孙犁重视不够。从已有成果来看，《孙犁在饶阳》一书提供了重要史料7，有的研究者分析孙犁土改叙事的“新人”、“物意象”等颇有启发性8。本文通过聚焦孙犁的土改及合作化题材，探究其“文变”。相对二元冲突论的立足外因，笔者关注作家遭遇的内在危机。从抗战到土改，中国革命的内容和目标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日益发展并冲击乡土中国。孙犁这样生长于农村的知识分子，也因此遭遇精神地震。孙犁固然有“还家”情结，对乡土伦理感同身受;但他又认可中共政府实施的农村改造，由此陷入思想与创作的困境。强调孙犁的内在冲突，意在对话过于借重“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既定阐释，把研究坐标从西方现代性调整为“革命中国”9。孙犁的“文变”主要是中国革命时势转移的产物，结合抗战、土改的历史语境解读其人其作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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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家”及其问题

历史研究者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如同“高山滚石”：“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10由于革命的动能和势能往往超出人的意料及掌控，促使身处其中者不间断地调试，以变求变。随着抗战结束、解放区全面启动土改，孙犁的创作也出现新变。孙犁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参加河北自卫军，他提及农民参战的想法：

农民的乡土观念是很重的。热土难离，更何况抛妻别子。……他们热爱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妻子。他们当兵打仗，正是为了保卫他们。暂时的分别，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11

自幼生长于农村的孙犁对这样的“乡土观念”深以为然，他反复讲述有关还家团聚的故事，对家园眷恋构成其抗战书写的核心：“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12好不容易盼到战争结束，作家却不禁质疑曾倾注无比热情的“还家”想象，足见心理落差。

1950年孙犁写作《婚姻》，故事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却出现了他笔下罕有的“不团圆”。主人公如意和宝年从小一起长大、在抗战中逃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战争结束，两人的婚恋却遭到意想不到的阻碍。事情起因是村里分配拆鬼子炮楼剩下的砖，每人都想多分一些，村东、村西成了对立的两派。以村长为首的一派看如意竟敢出头反对，便以“反淫乱”为名把她关起来，又撤掉了宝年的民兵职务。宝年家的老人觉得丢脸，反对他们继续往来。小说最后设置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两个青年人商量去县里告状，要努力争取婚恋自由。《婚姻》里原有预设：“打走鬼子做夫妻，这好像是不成问题的”，而孙犁又曾特意申明写“团圆”的意义：“如果没有团圆，我将非常不满，生活的希望在哪里?辛苦的代价在哪里?翻身就是时代的大团圆，大归结。”13这样一来，如意和宝年的“不团圆”并非偶然，而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打走鬼子做夫妻”不仅是如意、宝年的心愿，尤其反映了萦绕在孙犁心底的“还家”情结。如果把《婚姻》与他同时期的小说《光荣》对读，“不团圆”实在包含大遗憾。《光荣》是孙犁自己最喜欢的作品14，讲述了一个“打走鬼子做夫妻”的完美故事。故事从原生、秀梅的少年时代开始。在黄昏的滹沱河滩，两人从逃兵那里缴获了一支枪，秀梅就鼓励原生去参加游击队。漫长的征战岁月中，原生家里包办的媳妇跑了，秀梅一直默默地帮助照料各种家事。终于等到原生胸佩奖章、骑着战马回来的一天，他和秀梅欢欢喜喜要成亲：“谁也觉得这两个人要结了婚，是那么美满，就好像雨既然从天上降下来，就一定是要落在地上，那么合理应当。”15

类似《光荣》的“合理应当”故事，孙犁反复讲过许多遍，基本情节都是女人支持男人去打仗、等着他胜利归来，不同细节铺叙为一个又一个动人篇章。《荷花淀》描述水生夫妻在月光下话别，因为妻子思念丈夫竟促成了一场歼灭日寇的伏击战。《嘱咐》里水生游击八年后突然归来，水生嫂与丈夫短暂相聚，第二天清早就驾着冰床子送他归队。与《光荣》最接近的，还是《风云初记》里春儿与芒种的一段。春儿从逃兵那里得到一支枪，就鼓动爱人芒种背枪投奔游击队。小说描绘春儿送芒种的场景：

芒种背上枪，面对着春儿，挺直了身子。春儿又在枪口上拴了一条小红布……两个人一前一后，在街上一走，一群小孩子跟前，跑着跳着，扯扯芒种的褂子，又拉拉他的枪，农民们说：“芒种这是吃大锅饭去吗?”

芒种笑着说：“打日本去!”

妇女们问：“春儿干什么也穿得这么新鲜?”

春儿笑着说：“我这是去送当兵的!”16

战争是人类巨大的灾难之源，杜甫的“三别”之所以流传千古，因为它生动而深刻地记录并控诉整个时代的离乱之悲。但孙犁写离别却别有一番生机，那些主动征战的男人、照料家小的女人虽然难免伤感，却坚信终有一天胜利团圆，所以显得乐观坚韧。借小说人物的话，孙犁不断强调“还家”信念。水生将要参加游击抗战，他交代水生嫂：“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17水生嫂驾着冰床子送水生归队，临别嘱咐：

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为什么着急把你送到战场上去?我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地回来，和我见面。……记着，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的胜利消息。18

在孙犁笔下，“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也见证了许多为了还家的离别。《投宿》写游击行军途中，“我”偶然借宿在一对年轻夫妻的新房，他们已经先后离家去抗战。对着整洁干净的房子，“我”仿佛看到两个少年的恩爱与坚毅，这里不是人去房空而是虚室以待。与还乡团作战时，“我”和战友驻扎在小鸭家，她的父亲也正在东北作战。“我”把小鸭父亲的信一字一句读给大家听：

上面写着：他在这八九年里，走遍了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现在又开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上面写着他爬过多么高的山，渡过多么险的河，现在已经升为营长。上面写着他怎样和日本鬼子作战，现在又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上面写着他们解放了东北多少万苦难的人民，那里的人民十四年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苦难!上面写着他身体很好，胜利的日子就要到来。19

一去八九年，一去千万里，只要还有盼归的家，战士就有永不泯灭的热情。孙犁谈成名作《荷花淀》，也强调其中渗透着既是私人又是公共的思乡情：“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的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20正因为有“还家”信念作为筋骨，孙犁的抗战小说极少悲惨哀矜。又因为执着“还家”，他很少直书苦难而专注描绘日常安稳，而着意为乱世涂抹一层光亮的底色。

如意、宝年的婚恋意外受阻，分明透露了孙犁的失落心理。《婚姻》原题《一篇关于农村婚姻问题的报告》21，可见其纪实性。其中农民为争夺拆炮楼剩下的砖滋生事端，充满隐喻意义。打跑鬼子本是老百姓的急迫期望，然而一旦鬼子的炮楼丧失监控效用、变成被分配的战利品，却引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倾轧。从孙犁的“还家”叙事链条来看，《婚姻》属于一个“意外”。它打破团圆惯例，以夺利、倾轧之恶质疑了“打完鬼子做夫妻”这一简单却坚定的信念，与《荷花淀》等故事系列形成落差。尽管孙犁自省小说没有写出“土改革命给新婚姻开辟的道路”22，然而它连接抗战和战后、反映了作家微妙的心理变化，非常意味深长。

冷眼观察土改平分中的众生相，孙犁笔下那片纯粹、充满人情美的乡土变得模糊而复杂。与《婚姻》类似的是，作家写以土改为背景的《村歌》《石猴》《女保管》等，一旦笔涉财物的占有分配，毫不避讳人性的自私甚至丑恶部分。《村歌》写村民们乱使用村里公有的牲口，既不限次数也不顾喂养。有的为了完成耕种，连生病的、刚生育完的牛也驱赶下地，还对爱惜不忍的人恶语相向。《石猴》记录了干部随意占用财物造成的恶劣影响。老侯从浮财堆拿了一个石猴做荷包吊坠，这一“随意”导致到处谣传土改工作组乃至边区政府要抢夺农民的斗争果实。《女保管》写村里为保管浮财成立了保管股，路过走过的人见这里供应伙食，不饿也要喝一碗。保管员刘国花只吃自己带的馒头，反倒成了揩油者们嘲笑的对象：“人们喝着杂汤面，冲着她喊‘模范’。”好不容易等到分配浮财，许多人斤斤计较，弄得一片嘈杂混乱：“每个人都记起了老婆孩子的嘱咐，挑选着合适的果实，包括衣服的颜色、身量、价钱。打算子的不断出错，计件数的数了又数，衣裳堆也乱了，踏在脚下，压在屁股底下……”23

2

“家园”震荡

与创作中的“还家”情结一致，孙犁抗战胜利后即主动要求返回家乡。他无法预料的是，自己将遭遇现实和精神上双重的“家园难返”。尤其1947年解放区开展土地复查、重新划成分，发起“搬石头”、反“客里空”等整肃风潮，直接影响孙犁及其家庭。冀中乡土社会因土改运动而剧烈震荡，是孙犁“还家”想象被冲击、解构的现实情境。

孙犁描述战后还家的情景，仿佛与《嘱咐》里的水生合体：“黄昏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24然而，他来不及体味多久还家的喜悦，就卷入了当地的土改运动。时值解放战争爆发，中共政府在解放区全面推行土改，中央局所在的晋察冀区更是重中之重。孙犁返乡，与他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本是战士凯旋。出乎意料的是，他和家人都沦为落伍者甚至反动者。孙犁记录遭批判的一幕：

冬，土改会议，气氛甚左。王林组长，本拟先谈孔厥。我以前没有政治经验，不知此次会议的严重性，又急于想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成分，要求先讨论自己，遂陷重围。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25

这一幕发生在1947年冬，正值土改运动偏激化阶段。1946-48年期间，解放区土改政策历经了从温和到偏激再到纠偏的曲折过程，局势变化已然超出中共政府的意料和掌控26。中共中央局1946年颁布《五四指示》，标志着解放区土改全面展开。当时政策比较温和，主张在不侵犯中农、不变动富农土地，适当照顾中小地主的条件下，帮助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取土地。政府还一度发行公债，允许拥有较多田地者通过赎买形式保地。然而土改面临“华北难题”，即华北地区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社会、土地集中不显著，尤其经历抗战期间的土地改革之后，这里的客观情况不适宜发动全面土改27，温和的政策难以进一步推进运动。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号召“彻底平分土地”，正是为了大幅度调动民众积极性。以“再发现”地主富农为目标，中共政府采取了土地复查、重新划成分等一系列措施。此后，“查三代”、“看政治态度”、“看摊摊大小”等不合理的阶级划分方法变得流行起来，本来受保护的富农甚至中农纷纷被划入地主阶级。新一轮土改运动中，地主固然被扫地出门，而许多并非地主的人亦受到严重伤害。在解放区各根据地，错划阶级、肉体消灭造成的乱打乱杀一时不可控制。在中央领导人中，任弼时最先质疑土改运动的“过火”现象，他在具体调查基础上积极推动整顿乱局。中共政府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之后，下力度纠偏，暴力土改浪潮在1948年初基本得到控制。

土改政策偏激化的两三年只是历史“弹指一挥间”，对孙犁和家人却不可避免地造成压力和阴影。孙犁急于知道自己家是什么成分，因为已有不好预感。孙父早年进城经商，抗战爆发后回家务农。经过几十年苦熬，他从商铺学徒升任掌柜，陆续置买田地、车辆和牲口，在当地比较富裕。据与孙犁多有交往的王林描述：

他家的房子，是新盖的卧立砖的三合院平顶房，北屋三大间，东西厢房各两大间，门洞大门。门洞外是个大院，院东半个是土具油坊。……如只从房舍上看，在农村称得起是个“财主”。28

为家产所累，孙家在土地复查中被定为“富农”，这一阶级成分在土改偏激化时期意味着莫大灾难。家里的房子拆得只剩三间带耳房的北屋、地被分了出去，连孙犁妻子陪嫁的柜子等物品都被搬走。当时，孙犁自己正在离家不远的博野县参加土改试点，他想回家探望也被怀疑是去通风报信。

孙犁被隔离、“搬石头”，开会时与人争辩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在当时严查家庭成分的情形之下这本就在所难免。“搬石头”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指土改复查、重划成分期间批斗地富出身的党员，这类人被视为革命运动的障碍、压在贫雇农身上的“石头”29。“搬石头”发展为一时风气，源自刘少奇提出的“党内不纯”问题。刘少奇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强调推进土改需要开展整党活动。他认为由于抗战时期不经严格审查就接收了很多地主、富农子女加入党内，导致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在县以上机关占了优势，必须对地富站在党内反对土地改革的情况引起注意30。晋察冀区列出“搬石头”的具体规则有：“干部到村第一步先搬石头，去障碍。村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一律停止党籍，撤销工作，听候群众审查决定，其中比较好者，可保留党籍，但要调到别的地方工作。”31“搬石头”原意是整肃干部队伍、进一步调动贫雇农积极性，但严苛的出身检查也导致偏差。以孙犁参加土改实践的饶阳县为例，在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和停止党籍的党员998人，后来经查证弄错了656人，占65.7%。32放眼整个晋察冀区，因此被迫停止党籍者有数万人之多。33孙犁无法改变家庭被划为“富农”的命运，他的个人境况也变得岌岌可危。

《秋千》没有收入任何文集，似乎无关紧要。这篇小说不仅来源于孙犁的实际经历，而且与他的家庭遭际颇有相似，是值得细读的篇章。小说里的张岗镇面临重新“划成分”，村里有人“追三代”、指认大娟爷爷是一个地主，要把她家打入地富阶级。事实上，大娟家在日本入侵时就破产了，爷爷落下半身不遂、爹娘早亡，全靠这十多岁的女孩一人支撑。大娟竭力说明自己没过过一天地主生活，有的人还是不依不饶。一向活泼的女孩受到打击，变得沉默离群。主持土改工作的李同志抱着公正处事态度，仔细打听大娟爷爷早年的情况，终于帮助她家躲过劫难。大娟实有其人，名叫边凤旗。孙犁在饶阳县东张岗村时帮助她的家庭，对应小说的李同志角色。34当大娟家终于被还以清白，李同志申明：“我们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个制度存在几千年了，你们想想有多少人，在这个制度下面含冤死去，有多少人叫这个制度碾个粉碎?”为强化“剥削”才是划分阶级的正确标准，小说抒写村里女孩荡秋千的欢乐场面时，作家又跳出来发言：“正月里，只有剥削过人的家庭，不得欢乐。”大娟一家的遭遇反映了土改中的乱划成分问题，孙犁把批判矛头指向“追三代”这种没有地富也要发现地富的偏激政策。

与家庭被批斗几乎同时，孙犁的创作遭到批判，二者纠结错综。1947年，孙犁写的几篇白洋淀游记被《冀中导报》集中批判：

当我再去白洋淀，写了《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几篇短文，因写错新安街道等事，土改时，联系家庭出身，竟遭批判，定为“客里空”的典型。消息传至乡里，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加深老母对我的挂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35

同口镇、安新县(旧称“新安”)是孙犁入伍前教书、生活的地方，也是名作《荷花淀》所写的平原水乡。孙犁旧地重游写下短文，既有追忆过往又有描绘故乡新貌的意思，不料这一精神还乡也变得暧昧起来。《一别十年同口镇》花了大量笔墨描写农民土改翻身新气象，末尾一段提到陈乔的家庭。孙犁与陈乔原是育德中学同学，后来又一起共事于河北自卫军政府，他重游同口就借宿在陈家。当时陈家被划定为“富农”，但一家人勤劳地以制作卷烟为生。孙犁对之肯定：“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以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36这是寄语离家在外的陈乔，多少也夹杂对自己家庭的情感，却恰恰成了站在错误阶级立场的证据。

《新安游记》记错某条街道方向的细枝末节，落实为“客里空”典型就成了一个事关土改政治的严峻问题。孙犁的乡亲固然不知道什么是“客里空”，后世也多不了解它与土改运动的密切关联。反“客里空”运动最先在晋绥根据地兴起，从表面上看是新闻界发动的一场自我批评、自我教育运动，实际上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影响力大大超出新闻界37。“客里空”原是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一个人物，他身为记者，却为博取眼球制造假新闻，被称为“好吹嘘的人”、“饶舌者”。《前线》刚被介绍到国内时，“客里空”作为剧中配角并不引人注意，直到土改复查期间才变得广为人知。中共政府为进一步推动土改，进而检讨运动中“右”的错误。《晋绥日报》因报导地主“献地”信息首当其冲，被批刊登不真实新闻。实际上，新闻是否真实、准确仅作为切入口，批判重点是刊登“献地”内容传达了不正确信号，即夸大地主的自觉性，过分宣传和平土改，属“右”的错误。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晋绥日报》继而选登《前线》中“客里空”出场的部分，斥其为“大胆的谎言家和阿谀者，不愿看见祖国战争中真正的英雄们的生活”。此后，“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农团代替党支部”等论调频繁出现在该报的土改宣传中。继晋绥根据地之后，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纷纷学习反“客里空”。延续一年左右的反“客里空”运动，从检查记者、编辑、通讯员的报道失实升级为检查“阶级立场不稳”、“包庇地富”。许多解放区新闻工作者遭受历史审查，有的人还被扣上“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当时被撤职的编辑人直言，反“客里空”运动是按照“贫雇农路线”整顿通讯员队伍的一个例子。38孙犁返回冀中之后，重要职业身份之一就是新闻媒体人，先后主编《平原杂志》，担任《冀中导报》的记者和编辑。反“客里空”运动为土改推波助澜，整肃像孙犁这样出身地富的新闻从业者，仅仅其中一例。

3

从乡土家园到阶级国家

革命发展到土改阶段，其目标和内涵都趋于复杂，除与国民党作战、动员群众夺取土地等现实斗争之外，更增加了改造农村的建设社会主义体制内容。随着阶级、集体化等意识形态不断渗入乡村社会，破除家庭伦理的浪潮愈发高涨。在抗战时期卫国与保家同一，能有效动员农民参战;土改推行的“破家”以立国理念却再难得其共鸣。孙犁身为中共党员以及政策执行者，一方面尽量学习、理解变得复杂化与激进化的革命;另一方面，眼见生动有情的乡土家园受到冲击，他深感遗憾和不舍。在乡土家园到阶级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孙犁彷徨两间，难以适应变局。

孙犁的土改题材正视现实问题，却与所谓“个性”、“人道”相去甚远。从具体作品来看，孙犁不仅不塑造反抗体制的“个人”，反而寄希望于政府解决问题。《婚姻》里如意、宝年决定告状：“明天，我们到县里去说理，我就不信抗战八年多，换不来个婚姻自由!”《石猴》等记录平分的小说尽管暴露人性缺点、提醒政策执行的艰难，但自有李同志、老邴同志等为人廉正、体恤民情，还有保管员刘国花一丝不苟地坚守岗位。他们抵制个人私欲，成就了好的干部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秋千》这篇包含孙犁身世之感的小说，采取了相当传统的“洗冤”模式。大娟和她的家庭避免“地富”厄运，李同志心怀同情、细心访查是一方面，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央及时传达“新精神”：

正月里，工作组学习了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读了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李同志又拿到冬学里去讲解，重新讨论了几家的成分。……大娟家有过剥削，是老年间的事了，也没有连续三年，按新精神定成分，她还是农民。39

对照历史来看，这里强调了中共纠偏暴力土改的具体作为：一是重新颁布1933年的两个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关于土改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用以规范乱划阶级、乱打乱杀现象。二是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他批判“查三代”等错乱的划成分标准，强调稳定军心民心的重要性。二者都是暴力土改浪潮得以控制的重要关节点。化解大娟家庭还有自家遭遇的不公，孙犁寄托于政策澄清，可见对当政者抱有充分的信心。

认可中共政府的农村改造又时时反顾乡土伦理，身为工作组干部却深刻同情农民观念，才是孙犁真正的难题所在。还在全面土改展开之初，孙犁眼见父亲与政策龃龉就陷入矛盾：

那时农村实行合理负担，富裕人家要买公债，又遇上荒年，父亲不愿卖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从他手里卖去分毫。他先是动员家里人卖去首饰、衣服、家具，然后又步行到安国县老东家那里，求讨来一批钱，支持过去。他以为这样做很合理，对我详细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听着。40

父亲以为的“很合理”，儿子看来未必合理。参加抗战以来，孙犁逐步成长为作家、党员，认识到共产革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等各方面联动，在赶走侵略者之后更要建立新国家。具体到土改、合作化运动，就是要以劳动合作的阶级共同体取代血缘家族、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灭传统宗法体制，展开为一场以“破家”为前提的革命风暴。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41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来看，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批判宗族家庭以及相关伦理的斗争从未停歇、愈演愈烈。就像有研究者说的那样，“建立在血缘和亲缘之上的‘家庭’始终是现代性主体的‘他者’”42。解放区启动全面土改，正是一个“家”“国”冲突的典型时期。

孙犁习得“破家”的道理，却对守“家”的父亲情有所悯。勤俭持家、长宜子孙是老人的一片苦心，推而广之则是“一代人的哲学”：

(父亲)一生所得，除买地五十亩外，在村北盖新房一所。场院设备：牲口棚、草棚、磨棚俱全。为子孙置下产业，死而后已，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哲学。43

当土改运动不止于“耕者有其田”的经济分配，而上升为废除宗法体制的政治学、重建基层权力主体的社会学，已然大大超出农民的理解范畴。孙犁的父亲作为农民群体的一个缩影，视土地为根本，固守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利益。从土改平分，他只看到好不容易得到的土地要拱手送出，辛苦积攒的家产要充公，所以本能地发生抵触。

孙犁更感尴尬的是，他恰恰在国家意识形态日益扩张的当口被托付“家”的责任。孙犁是独子，抗战从军后无法兼顾家里，连自己长子夭亡也没能返回探望。他缺席家庭的岁月，一直由父亲发挥顶梁柱作用。孙父去世的1946年正逢《五四指示》颁布，老人本就身体有病，眼见毕生积累的田地、财富损减，难免发生牢骚加重病情。彼时彼境，孙犁是土改工作的干部，又是不得不接过家庭重担的儿子。在回忆散文以及自传中，他几次提及父亲之死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责任——这是无可逃避的伦理。事实上，孙犁对自己的抛家、忘家心怀愧疚：“余少小离家，壮年军伍。虽亦眷恋故土，实少见屋顶炊烟。……回味一生，亲人团聚之情少，生离死别之痛多。”44他晚年写自传小说《无题》，其中老战士死后不能展眉，是为一生未尽责家庭而忏悔痛苦45。“家”“国”两难，可见一斑。

《铁木前传》作为孙犁辍笔前的最后一部作品，突出反映了他的内在冲突。值得辨析的是，其中并非“个性主义”和革命政治的矛盾46，而是肯定中共意识形态前提之下的情理冲突。小说从抗战前一直写到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时间跨度之长、涉及历史内容之多，可见谱写史诗的意图。《铁木前传》的故事主线是铁匠傅老刚、木匠黎老东两家从亲密无间到崩裂隔绝，傅、黎两人的一段对话浓缩了主要矛盾：

“年轻人进步是好事，”傅老刚劝说着，“亲家，要不是这个世道，你的生活能过得这样好吗?”

“你说的这话对。”黎老东说，“时代是不断前进的，可是，我们过日子，还得按照老理儿才行。”47

“进步的时代”与“过日子的老理儿”的对立，象征日益发展的国家意识形态与乡土家园的背离。傅老刚愿意把自己的家当、技术都投入合作组，帮助村里的钻井队打井栽树，是进步地加入了集体建设;黎老东只想打一辆大车跑运输，为儿子积攒家业，还是秉承勤劳发家的“老理儿”。铁木二匠渐生分歧乃至绝交，他们的儿女六儿、九儿也从两小无猜变得疏远隔阂。六儿长大后迷上美艳动人、懂得享受生活的小满儿，九儿则与积极参加合作化运动的四儿成了同路人。小说第十六章，定格了一幅象征画面：当九儿等热烈商讨打井栽树、改造恶劣环境之时，南面沙岗上却站着另一队人马，以六儿打头，身后跟着小满儿、杨卯儿、黎大傻和他老婆等。他们在吃喝玩乐上搭伙，从不参加集体劳动，更不用说加入生产组及合作社。两种人群对视无言、反向而行，乡土世界一分为二。

孙犁的难题在于不能一分为二。傅老刚、九儿、四儿等在劳动中结合为阶级共同体，无疑代表了先进方向，但众所公认《铁木前传》描写落后分子格外生动。六儿疏懒大方、不务正业，却让老父亲觉得最是亲切贴心。杨卯儿痴憨好色，竟有几分贾宝玉式的混世和天真。小满儿风姿绰约走到村口碾米，引得无数青年围观、两个泼妇打架，一派热闹有味的乡村日常……这些人事违逆意识形态规则，却留下多元有情的乡土家园。所以，九儿一边挥别六儿代表的落伍世界，一边却忍不住时时回想与他青梅竹马的年少时光。她追问情感何以消逝的困惑，连接着孙犁的创作心态：“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48孙犁虽然踏入新的时代，仍然难忘原生、秀梅式乡土团圆，那是他自己最喜欢的故事。还有水生嫂和水生、春儿和芒种……这些儿女情长既寄托着淳朴的还家渴望，也象征着作家美好的回忆、承载了他的“白日梦”。傅老刚、黎老东的友情断绝以及他们儿女一代的爱情消亡，则包含不得已的情殇，化为追忆乡土家园的挽歌。有研究者梳理孙犁笔下“革命与乡土”从共融到对抗的变化49，其实也说明了革命时势转移的道理。作家在抗战年代诗意抒情，前提是边区政府尊重乡土传统、保护华北小农经济。当田园牧歌转变为挽歌，正是土改运动重建农村基层、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时。

《铁木前传》注定是一部无法完成的作品。从具体情况看，孙犁在写作期间突患重病，只好在医院匆匆补上一个结尾。然而，小说末章的突出问题不在仓促潦草而是罔顾逻辑，暴露出作者无法处理的“病灶”。综观整篇小说，起头于孩子们欣喜地围观铁匠、木匠的做工场景，那时人们生活在一个圆融的、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乡土家园;随着叙事发展，人与人之间分歧分化直至彻底分道扬镳。扩大观之，这是一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打破传统乡土的历史叙事。小说内部的分裂难以弥合，结尾处却“突然”折返童年。这是孙犁情之所至，也为了刻意营造首尾相连的效果。但文本的裂隙欲盖弥彰，“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无非又一次提醒童年不再、家园难返。《铁木前传》被孙犁视为“不祥之物”，因为文字未完而突患重病，后来在“文革”期间更招致数次抄家;从思想精神方面来说，这篇分裂残缺却丰富多义的小说实为作者一次难与人言的内心危机大爆发。

结语  孙犁的危机及应对

在1980年代以来的研究中，孙犁主要被定位为一个疏离政治、坚守个性的知识分子。然而后发达国家的文学不论如何个性化、审美化，都不可能脱离其文化和社会倍受冲击的现实境遇50。孙犁“文变”与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等西方思潮没有直接关联，主要是中国革命时势转移的产物。孙犁本人对“时势”亦相当敏感：“作家也如同帝王将相，常常是应运而生的。当然也常常应运而死。”51总结赵树理一生的创作，他说过差不多的话：

这一作家(赵树理)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是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但是，歌手的时代，有时要成为过去。52

评价赵树理时，孙犁多少也有感于自身。他和赵树理都生长于乡土、成名于延安解放区，从抗战到土改再到后来的“文革”又都趋向沉落。察人察己，孙犁看到个人既受时代限定又得时代成全，能做“歌手”有赖二者的耦合。晋察冀战时文艺观与延安体制的“遇合”成就了孙犁早年创作的高峰，《荷花淀》等作品无须迎合，即抵达“与时代、与个人完美真实的结合”，那时的作家属于应运而生53。在1940-50年代的转折时代他却难以呼应迅猛变局，土改题材的走板走调直至《铁木前传》难掩分裂、戛然中止，虽非所愿实有不能。

从抗战到土改，从保卫乡土家园到建设阶级国家，孙犁对“现代”、对“国家”只能抵抗着接受。这固然造成负累，但就其整体的创作生涯而言未尝不是一种“回心”。所谓革命“多余人”必然承受悲剧宿命，不过一时一地;在更长的历史时间段中，命运因时势转移而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高歌猛进之时，孙犁辍笔止言，但他将以耕堂文体“复活”。在近20年的荒废岁月里，孙犁历经抄家、自杀也持续地读古书、读鲁迅并因感情生活中的通信促使其逐渐恢复书写。54长久沉默炼成他萧肃沉郁的文字风格，确证身处边缘既是顿挫也是应对危机的方法。等到“新时期”流行人道主义，孙犁扣住了潮流节拍：“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55;然而他还有不合时宜的一面，坚称最爱自己的抗日小说，从不后悔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强调文学与政治不可分离……在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中，孙犁已然谙习辩证法——革命催促以变求变也让人领会何以不变应万变。在这种意义上，孙犁的“新时期”归来是类似早年高峰的又一次应运而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左翼文学内部的多重革命话语研究”[编号：16BZW131]、河北省高校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编号：BJ2017090]的阶段性成果)

1    孙犁：《信稿(二)》，《孙犁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下引《孙犁全集》其他各卷，与第5卷版本相同，不再一一注明。

2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3   叶君：《论孙犁的“病”》，《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4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

5   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

6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7   何同桂、牛广欣：《孙犁在饶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

8   相关研究如傅瑛《论孙犁和平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3期)、鲁太光《“土改小说”中的新人叙事》(《当代小说中的土地问题》，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李华秀《孙犁土改小说中“物”意象及其叙事功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9   “革命中国”作为一个比喻性说法，“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革命中国”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区别且并立，强调其反传统、“反现代的现代性”的特性。参见蔡翔：《“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  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1  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孙犁全集》第5卷，第56页。

12  孙犁：《文集自序》，《孙犁全集》第10卷，第466页。

13  孙犁：《看过〈王秀銮〉》，《孙犁全集》第2卷，第474页。

14   孙犁：《答吴泰昌问》，《孙犁全集》第6卷，第8页。

15孙犁：《光荣》，《孙犁全集》第1卷，第189页。

16   孙犁：《风云初记》，《孙犁全集》第4卷，第60-61页。

17  孙犁：《荷花淀》，《孙犁全集》第1卷，第33页。

18  孙犁：《嘱咐》，《孙犁全集》第1卷，第218页。

19  孙犁：《纪念》，同上书，第203-204页。

20  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孙犁全集》第5卷，第57页。

21  《一篇关于农村婚姻问题的报告》发表之后，孙犁收到读者萧来的批评信。为此，他写作《对〈一篇关于农村婚姻问题的报告〉的检讨》，与萧来信一起刊登在1950年7月28日《文艺周刊》。1981年，孙犁将作品改题《婚姻》，收入《孙犁文集》，基本保持原貌。

22  孙犁：《对〈一篇关于农村婚姻问题的报告〉的检讨》，《孙犁全集》第10卷，第439页。

23  孙犁：《女保管》，同上书，第32页。

24  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孙犁全集》第8卷，第12页。

25  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孙犁全集》第8卷，第17页。

26  关于解放区土改政策的变化不定，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土改政策之变是中共政府处心积虑、运筹帷幄的结果。杨奎松则认为土改政策在复杂的历史局势中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超出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掌控。参见杨奎松：《1946-1948年中共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27  参考李放春：《“华北难题”与土改“阶级斗争”——评胡素珊的“统治阶级论”》，《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28  王端阳：《王林的交代：关于梁斌、孙犁》，《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2期。

29  罗平汉编：《土地改革运动史(1946-1948)》，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0-317页。

30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8月20-21日)。参见刘崇文、陈绍畴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0页。

31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土地会议的总结报告》(1947年11月30日)，《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中央档案馆出版社，1998年，第336页。

32  罗平汉编：《土地改革运动史(1946-1948)》，第316页。

33  《中共中央关于土改和政党问题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1948年2月23日)，范捷、孙泓洁编著：《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河北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386-387页。

34  《寻访孙犁笔下的喜格儿》，参见何同桂、牛广欣：《孙犁在饶阳》。

35  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孙犁全集》第8卷，第14页。

36  孙犁：《一别十年同口镇》，《孙犁全集》第2卷，第162页。

37  参见孔德芳：《对反“客里空”运动的再认识》，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38  康溥泉：《良师教导终身受益》，参见《战斗的号角——从〈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的回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39  孙犁：《秋千》，《孙犁全集》第10卷，第25页。

40  孙犁：《父亲的记忆》，《孙犁全集》第7卷，第269-270页。

4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42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

43  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孙犁全集》第8卷，第15页。

44  孙犁：《故园的消失》，《孙犁全集》第9卷，第282页。

45  孙犁：《无题》，同上书，第270页。

46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

47  孙犁：《铁木前传》，《孙犁全集》第2卷，第107页。

48  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孙犁全集》第5卷，第369页。

49  周维东：《革命与乡土——晋察冀边区的乡村建设与孙犁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50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收入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51  孙犁：《读作品记(二)》，《孙犁全集》第6卷，第13页。

52  孙犁：《谈赵树理》，《孙犁全集》第5卷，第110页。

53  参见熊权：《“革命人”孙犁：“优美”的历史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2019年第2期。

54  参见刘运峰：《孙犁晚年的一场婚变》，《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2期。

55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全集》第5卷，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