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震：抹不黑的“东方”依旧“红”

抹不黑的“东方”依旧“红”

文/刘国震

1949年秋，已经痴迷上文学的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王占彪，写了两首诗，想投寄给报社，却苦于想不出一个满意的笔名。他在宿舍里边踱步边思索。恰在此时，几个女生唱着《东方红》从窗前走过。王占彪眼睛一亮，随手写下了两个大字：阿红。从此，他以“阿红”这个笔名纵横中国诗坛半个多世纪，被艾青誉为“诗歌的舵手”。

诗人阿红笔名由来的趣事，也足以见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东方红》就已经是一首家喻户晓且深受人民群众由衷喜爱的经典红歌。

从开国大典上伴随着伟人们登上天安门的脚步被军乐队奏响，到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播音的开始曲;从作为以周恩来为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曲，再到伴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升起在太空奏响，这支最初从黄土高原传唱开来的陕北民歌，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伴随着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披荆斩棘、阔步前进的脚步，成为气势磅礴、无以伦比的时代最强音。“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是对这首革命歌曲历史地位准确而生动的诠释。

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东方红》却遭到某些人的攻讦与非议，有代表性说辞便是：这歌把人神化，《国际歌》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个歌却说有大救星。一个唱无神论，一个唱有神论，相互矛盾。 这个似是而非的论调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真能唬住不少人，以致于有些人即使心中不服，也不大敢在公开场合唱了，怕人家给扣一顶“制造个人崇拜” 的政治帽子。

世界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星”，诸如影星、歌星、诗星、将星、福星、灾星……“救星”则是比喻那些帮助人们脱离苦难的集体或个人。而“救世主”是基督教徒对上帝或上帝之子耶稣的称呼，是教徒心目中无所不能的唯一“真神”。“救星”与“救世主”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人把《东方红》和《国际歌》对立起来，借《国际歌》否定《东方红》，是别有用心的偷换概念。《东方红》不是对一个孤立的个人的歌颂，而是中国革命的颂歌、中国共产党的颂歌、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颂歌。它的第一段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二段就唱“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可见，它是把毛泽东置于集体之中，作为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翻身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最为杰出的代表来歌颂的。它是对“人”的理性颂扬，而不是对“神”的盲目膜拜，正如歌曲第二段唱的那样：“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语)诞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缔造者与第一代领袖群体的核心毛泽东，是不是救星?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山河破碎、危机四起，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肢解的灾难深重的黑暗时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拯民众于水火，建立一个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抱负。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他们赴汤蹈火，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建立新中国流过血、洒过汗的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仁人志士和革命先驱，他们来自人民，造福人民，献身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一条群星璀璨的星河，都可以被比作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救星。这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无疑就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他多次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被誉为“大救星”，难道不是实至名归吗?

有人诘责《东方红》“造神”，我们看到的是，各类佛堂庙宇和宗教信徒在中国蔓延泛滥，恰恰始于这支歌被变相屏蔽或曰边缘化的年代。有人攻讦《东方红》与《国际歌》相悖，历史的事实是，人民可以高唱《国际歌》而不再担心被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头坐牢，恰恰始于《东方红》唱红神州大地的时代。

东方红，太阳升!

《东方红》是中国民歌的光荣，是人民文学的光荣。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

摧不垮的信仰封不住的喉，抹不黑的“东方”依旧“红” !

(原载《工农文学》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