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大道》连载（五）

 第三部

 

 

 

 

　　                       一     前进的列车

 

 

　　这个长长的、曲里拐弯儿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三年。春节前后，高大泉的脾气变得有点儿怪，动不动就发烦发躁。在门口以外他还能够压着、摁着自个儿；一回到家里，总是忍不住地往外冒。小龙淘气，在炕上折跟斗玩儿，用脚丫子把新棚不久的窗户纸儿，给捅破一个大窟窿。高大泉见了，不骂儿子，不打儿子，却急赤白脸地把媳妇吕瑞芬怨一顿。吕瑞芬为这个，对他很生气。当然啦，夫妻没有隔夜“仇” ，吵闹过后，晚上往一个被窝里一钻，全都烟消云散。高大泉和吕瑞芬这样一对共过患难的恩爱夫妻，更说不上什么“仇”不“仇”的啦！（原来书里写的高大泉一心为公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不过是详写。私人生活略写，不是没有。高大泉儿女双全。估计这一段应该是后来有改动，发现三四部有一些一二部没有的情调和用词，当然很少。一二部出版在1976年以前，我手头的四部齐全的纸质书是1995年版的。而且我发现电子版的第一第二部好像比这版的纸书多一些内容，估计一二部的电子版，不是来源于这套纸书。而到三四部的时候，就基本一致了。）　　老支委周忠，对高大泉的情绪脸色早有察觉，也摸得透。他暗地里对另一个支委朱铁汉说：“咱支书是劳心费神儿过了度闹的，到外边散散心、败败火就好了。查对范克明根底的事儿，咱们就撺掇他去办吧！” 

　　高大泉就这样出了一趟远门儿：去唐山，又查到个靠山的村子；随后急忙往回返，不料想中途遇上坏天气。

　　风卷着雪，雪绞着风，像浓烟稠雾，把冀东的大平原塞满了，把土地和天空连接在一块儿了。从山海关那边开过来的火车，顶上盖着厚厚的雪被，窗上挂着条条的冰帘，朝着正西的方向，徐徐地开动着。

　　乘车的旅客特别多，不仅没有空闲座位，连站人的通道上，也堆积着行李、包裹、口袋和装着杂七杂八东西的篮子。没抢着座儿的人，就都侧着身子，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式各样的穿戴，相互不同的表情；有高腔大嗓说笑的，有嘁嘁喳喳“咬耳根”的，有闭着眼睛养神儿的。从外表看，很难断定他们都从事哪一种行业，又为啥去忙碌奔波。整个车厢，在烟雾腾腾的热气里，混合着甜咸腥香的种种食品味道，让心中有急火的人憋得冒汗，把不习惯出门旅行的人熏得头晕。

　　高大泉站在临近车厢门口那一排长条椅子的边上，就有点受不住这里的气味。这个天门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三十岁刚出头的庄稼汉，头上戴着一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帽子，身上披着一件赶大车人常穿的那种既沉重又破旧的棉大衣。他的脸色通红通红，眉头皱个疙瘩，两只眼睛好似发怒一般，盯着对面那张挂了冰凌的车窗，好久都没有动弹一下。

　　列车上响过一阵根本听不清的广播之后，“嘎登”一下停住了。接着那些提包裹，举篮子的人，一个跟一个，急匆匆地往车下挤。同时，拥在月台上的人，提着行李，背着布袋，急火火地往车上挤。车上车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被这种异常的骚动干扰和牵动，变成乱哄哄的一团。

　　站台上一阵“铃铃”的信号声。火车的下端一阵“嗤嗤”的放气声。火车头那边，发出“呜—— 呜”的长叫声。整个车厢里的人一拥，挂在行李架上的东西一摇，窗外的站牌子和树木开始移动，列车又向着前边的一个什么车站奔驰了。

　　刚刚登上火车的人一边四下张望地移动着，一边嘴里嘟囔：“哎呀，没想到今天这么多的人！”

　　原来在车上的人，一边把身子坐牢靠，一边嘴里抱怨：“真是的，这车挤得真厉害！”

　　有人说：“坐车的多，车显着少哇！”

　　另一个人附和一句：“这车还是从旧铁路局接收下来的破烂货哪。工人们想了好多办法，才让它起死回生。要说也够不容易的了。”

　　旁边的人搭腔：“别忙，我们自己很快就要造出新火车啦。车辆厂的工人和工程师们，没白天没黑夜的拼哪！”

　　挨着他的人点点头：“应当给工人同志写个信，让他们快点儿制造。坐坐自己出产的火车，那该有多神气！”

　　一个列车员和颜悦色地挤过来，左右看着，帮着旅客把行李架上的东西放正，让几个人把吊在窗帘挂勾上的东西摘下来。随后，他挤在高大泉的跟前停住，指着他身边座位上一条饱饱满满的口袋，问：“旅客同志，这东西是你的呀？” 

　　高大泉摇摇头。

　　列车员又转脸问一个挨着高大泉站立的中年妇女：“同志，口袋是你的吗？” 

那个妇女也摇摇头。

列车员用眼睛扫视着座位上的人：“这口袋是哪位旅客的呀？” 座位的里端，有个把脸贴着窗户朝外张望的胖老头，很不情愿地轻声地回答一句：“我的。”

　　列车员说：“请你把它放到座位下边。”

　　老头说：“就放在这儿吧。”

　　列车员说：“座位是坐人的，不能放东西。”他说着，就要帮着提那个口袋。

　　老头子转过头来，用手捂住不让动。

　　列车员已经抓住口袋嘴儿，拉几下没有拉起来、就停住问：“这么沉？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　　老头打个沉才回答：“吃的粮食。”

　　列车员那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又是粮食。我们是客运车，不是货车；旅客携带多少东西有规定，你这粮食超过了重量，请到三号车厢打行李票吧。”

老头怒气地说：“我从来没有打过行李票！”　

　列车员说：“那是不对的，因为你没被发现。”

　　老头要耍赖：“下次再打，这回我没带钱。”

　　这当儿，一名很壮实的乘警挤过来。他听列车员把情况一说，朝那个胖老头看一眼，忽然皱起眉头：“又是你呀？你怎么还搞这种事儿？” 

　　胖老头一见那个乘警来到，就显出有点紧张，听到追问，却故作镇静地说：“这有什么办法，我没粮食吃嘛…… ”

　　乘警说：“你一个星期鼓捣两趟，每一趟起码得有三百斤，都弄到哪去啦？” 

　　“反正我扔不了。”

　　乘警让那个胖老头拿出证件。

　　胖老头强词夺理地说：“有买有卖，有卖有买，古之常规，还有什么证件？粮食是我花钱买的，犯什么法啦？” 

　　乘警说：“你为什么不花钱打行李票呢？走吧，到车长那儿说说去。”

　　胖老头不肯动，还拿出一副很凶的样子大嚷大叫：“弄点粮食你们也管？这不是新社会吗？凭啥叫我们饿肚子？这行李票我偏不打…… ”　　好多旅客挤过来，都帮着乘警斥责胖老头。

　　“管不着你买粮食，管得着你坐车，不打行李票就是犯法行为！” 

　　“他再耍赖，到下站把口袋给他扔下去。这种人非治治不可！”高大泉早被这个蛮不讲理的胖老头激怒了。可是他既不吵嚷，也不瞪眼，而是一声不吭地伸出大手，抓起那个装满粮食的口袋嘴。几乎没用什么力气，那沉重的粮食口袋就被他拖到通道上了。胖老头急了眼，气势汹汹地要夺口袋。

　　高大泉把身子一横，挡住了去路；有几个旅客也跟他站在一起，好像垒起一道墙壁。

　　胖老头一见引起众怒，不敢再硬往这“墙”上碰撞，只好嘟嘟囔囔地站起身。

　　乘警赞许、感激地朝高大泉和他旁边的几个人看一眼，随即又弯下腰朝座位底下看看，直起身，盯着胖老头问：“喂，下边这口袋也是你的吧？” 

　　胖老头小声地说：“是我的，是我的。”接着，他就狼狈不堪地蹲下身，把藏着的另一袋装满粮食的口袋也拉了出来。

　　众人更加气愤地嚷嚷开了：

　　“你的胃口可真不小，搞这么多！”

　　“你一定是个粮食贩子。”　　乘警和列车员带着那个胖老头挤出车厢之后，众人仍然不平地议论纷纷：

　　“这两年没听说什么地方闹大灾呀，这吃的粮食怎么还是忽紧忽松的呢？” 

　　“就是嘛，都士改了，农民怎么还打不出粮食来呀？” “人口增加了，吃糠咽菜的人少了，供不足呀！”（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新中国，人人都有饭吃，但不见得马上就能吃得饱饱的。右派攻击毛泽东时代饿肚子。民国时代不饿肚子吗？只不过私有制下饿肚子是“你没本事”，“政府管不着”。新中国了，饿肚子就不行了。旧社会几十年人口不增长，没人声讨“饿死几个亿”，新社会遇到三年饥荒，死了一些人，立马就把“饿死几千万”的谣言，传播的全世界知道。除了有些人别有用心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对司空见惯的事情，变得麻木，比如旧中国多少儿童夭折、多少“倒卧”清晨大车被拉出城外，埋在乱葬岗。但是对偶然的事情记忆颇深，比如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挨饿了，哪哪饿死人了。）

　　一个穿着铁路工人服装的壮年，从车厢的另一边挤出来，把高大泉端详一阵儿，忽然喊道：“哟嗬，这不是高大泉吗？” 高大泉扭头一看，惊喜地把两只手一齐伸出，使劲儿抓住那个人的肩膀，兴奋地说：“老站长，老站长！ 咱们好几年不见了。”老站长说：“是呀。你带着一伙人到车站上做小工，是一九五O 年冬天吧？那会儿，你总嚷嚷着让翻身农民长起翅磅来。听说，你们已经起飞了。”

　　高大泉笑笑说：“刚离地皮，飞得还不高，跑得还不远。我这回到唐山那边办点事儿，听说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传达了。我们农村干啥？咋干？我急着赶回去，想快点摸个底儿。”“是呀，我跟你一样也在急着赶路。”

　　“您到哪儿去？” 

　　“我又调动工作了。到海边上开荒地，创建一个国营农场。发展国营农场。也是五年计划里边的一项任务。粮食是宝中宝，棉花是工业原料，没有它们，啥建设也难搞。咱们又得一块儿学、一块儿闯啦！”（是不是军粮城农场啊？离着塘沽海边很近啊！据我所知，光河北饶阳就去了很多人。）

　　他们挤在旅客中间，旁若无人地畅谈起来；一直谈到老站长到站下车，才不得不把说不完的话扯断。

话儿断了，思绪难断。高大泉回想起那件有意义的往事：土地改革以后的第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他为了让几个困难户，能有本钱把分到手的土地播撒上籽种，就带着他们到北京一个小火车站做了一阵子小工。那个站上的老站长和工人们，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真给那伙庄稼人开了脑筋，鼓了劲头。他们回村以后，能那么快速地办起互助组，又搞起农业社，得算上老站长和工人老大哥们的一份功劳。

高大泉的心里，又品味起老站长刚才对他说的那句话：“…… 粮食是宝中宝，棉花是工业原料，没有它们，啥建设也难搞。咱们又得一块儿学、一块儿闯啦！”老站长是个苦出身的老革命。当年，他从一个赶驴驮运粪土的庄稼孩子，变成一个骑大马、举大刀的杀敌战士；后来，他又变成一个冒严寒装卸货物、提红灯指挥车辆的铁路工人；如今，这位老党员，将到大海边沿的千里荒滩上，调遣新式的农具拖拉机， 人家这才叫真学、真闯，真进步呀！ 得跟这样的人看齐才对呀！（有人说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不懂经济，不懂经济？这些国民经济的布局是蒋介石派特务过来搞的？）

　　他想到这儿，有些兴奋，挪动脚步，往门口挤，想到车长室，听一听那个鼓捣粮食的胖老头到底是干什么的，公安部门会用什么办法整治这种人。可是他挤了挤，实在费劲儿，就朝旁边靠靠，停在上下车的门口。

　　　他望着门窗外边闪过的雪景，思绪又转移到刚才因为胖老头那两布袋粮食而引起的议论上面。许多二十年前的往事，一件件地涌到他的眼前：那个瘦骨嶙嶙的爹爹，饥病交加，躺在破床铺上绝望地叹息；蓟运河边，要投水自杀的女人，后边追赶着她的孩子；田雨和一伙拔麦子打短工的人，一口一口呕吐的绿色的野菜水，这是一幅幅多么凄惨的情景！ 

　　他想，回到芳草地以后，一定要把新成立起来的农业社巩固住，尽快地发展下去，给多数还单干的庄稼人做个好样子，让大家都看到走集体的道路比走单干的道路优越，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地种好，才能够多打粮食。旧社会的那些悲剧才不会重新登台再唱起来！

　　他不知不觉地又想起县长谷新民。在芳草地成立农业社那个喜庆日子里，一个全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高兴得抿不上嘴，可他，为什么那么冷冷淡淡的样子呢？党中央发出了互助合作决议，今后的目标、辙眼都定准了呀！难道说，谷新民县长还没有弄明白吗？'

　　高大泉还想起，去年冬天，区里召开党员大会的情景。那一年里，天门区的工作大有起色，受到县里的表扬，得到周围区的赞美，区委书记王友清应当明白，那个起色是互助合作组织做出了好样子，把农民带动起来的结果。那么，在会议发言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让芳草地介绍办农业社的经验，偏让讲搞互助组的办法呢？难道说，他还敢不待见积极搞互助合作的人吗？

　　高大泉很自然地联想到张金发。在他动身出门的头一天晚上，那个搞了一年假互助组的村长，忽然匆匆忙忙地向支部报告，说办起一个农业社。他们把这件事情做得挺神秘，私下里悄悄地串联，牌子都写好要挂出来了，才公开声张。而且被他们拉进去的社员，都是一些中农以上的富足户，不仅有冯少怀，还让他当了那个社的社委委员。他到处鸣锣敲鼓地嚷嚷，要大干一场，要赶过东方红农业社。那么，这一回，张金发到底是真要回头干好事儿，还是换汤不换药呢？

　　高大泉的眼前，又出现了范克明的影子。去年秋后，朱铁汉和周永振为了调查范克明的情况，到唐山跑了一趟，拿到几份证明材料。有一 个曾经跟范克明一块儿扛过长活的老人，最了解范克明在地主家活动底细，可惜，正巧赶上老人家到东北看儿子，没有找到。这一回高大泉亲自找到了那个老头和朱铁汉他们访问过的人，作了详细调查。所有被调查的人，全都证明范克明是个苦大仇深的穷长工。高大泉一路上不断地思考，既然范克明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总是那么阴阳怪气的呢？是被张金发串通得变坏了，还是另有缘故？

　　高大泉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庄稼人为了奔个好日子，从土地改革开始，遭了多少难处，伤了多少脑筋，才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往后的日子长着哪，谁能推算出来，还有多少沟，多少坎儿？思虑起来，真叫人发怵呀！（高大泉真有远见啊！）

　　他轻轻地叹口气，心里说：再苦再难，也得干下去；自个儿早发誓把浑身一百多斤交给党了，能反悔？能抹桌子不算数？那叫啥人？咱至死也不能丢那份儿脸！ …… 他故作轻松地往关闭着的车门前靠近，用嘴里的热气哈了哈车门玻璃上的冰花；见冰花融化以后，又用他那粗大的手掌擦了擦。

　　外面的一切，显得清楚多了。辽阔的大草甸子上，被白花花的大雪覆盖住；仍在飘洒着的雪花，像面粉在箩底下流泻，像棉花在弹弓上飞舞 大草甸子是肥沃的，有劲的，是个粮食囤、棉花垛哟！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条跟铁道线的路基横插着的小路上，有几团人影，像等火车过去以后再穿行到那一边去。忽然，他的心猛的一动， 不由自主地拍打起玻璃，连声喊：“喂，喂，梁同志，梁同志！” 

他喊了几声，立即意识到，这是毫没用处的举动。见旁边人在奇怪地看他，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二    初春的风雪

 

 

　　县委书记梁海山，昨天上午从春水河赶到芳草地，晚上住在天门镇。他原计划在一个区里花上二到四天时间，到主要的村庄走一走，看一看。这样，他就能够在春耕大忙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把全县十几个区都跑上一遍。没想到，傍晚时分，突然降落了这样一场暴风雪。风雪给他的行动造成不小的困难，在天门区耽搁的时间势必要延长。

　　梁海山是个从不甘心被意外事故打乱计划的人。早晨起来的时候，风雪小了点，他就让警卫员小苏把自行车打足了气儿，带着陪同他走访的王友清和田雨，从天门镇冲出来，打算闯一闯。铺着雪的路面很软，顶着风，雪花如同沙子粒一样抽脸，他们骑了一段，怎么使劲儿，也挪不动那两个轴辘，只好推着走。他们在风雪里推着几十斤重的东西行路，非常艰难；没走多远，身上的衬衣全被汗水浸湿，两只手冻得摸不住车把。（看看当时干部的装备）

　　跟在县委书记身后的三个人，心境是很不相同的。

　　田雨是这个冒险行动的积极支持者。他觉得，这一年来，天门区的工作虽然有些起色，但是各方面的问题还是不少的。他希望县委书记多走几个村庄，多看一些实际情况，多听一些群众反映；这样，就能给天门区委的工作多出一些具体的方法和主意，有利于今后开展工作。王友清却认为，县委书记这样奔波，不仅耽误时间，也很难摸清天门区的全面情况，不如在区公所召开一个会议，让各行业的人都作一个详细的汇报，效果会更好一些。他觉得，自从去年冬天宣传，贯彻党的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以来，天门区发生了从来没有的变化，取得惊人的成绩，但是一直没有很详细地向县委领导反映；这几天正是让县委书记亲耳听听功劳簿的极好机会，如果错过了，实在有点可惜。小苏没有他们两个想得那么多。他的任务是保护领导同志的安全，而这样的走访，是很不安全的。因为只有他知道，梁海山正害感冒。前天才退了烧。（借警卫员的内心活动，侧面描写梁海山的拼命精神。）

　　王友清勉强地走着，越走越觉得应当停止前进，返回天门镇。他见浑身是雪的梁海山仍然兴致勃勃，恐怕直接出面劝阻挨批评，就靠近小苏，说：“这风雪一阵比一阵儿大，走到天晚，路也难找了。你劝劝梁书记，反正天门也有工作干，等天晴了再下乡，多方便哪！ ”

　　小苏对这个提议自然十分赞成，就追上前面的梁海山和田雨，大声地喊：“梁书记，不能在往前走啦！”　　风雪的呼啸，把年轻人的喊声撕扯得零零碎碎。他又接着喊了好几声，前边的两个人才听到。

　　梁海山扭过头来问：“小苏，谁不能往前走啦？” 

　　小苏使劲追到跟前，回答说：“咱们呗！” 

　　“咱们怎么啦？” 

　　“这天气太坏，路太难走…… ”

　　梁海山抬起一只手指指，说：“你看那车跑没跑哇？” 

　　“人哪能跟火车比呀！” 

　　“火车不是人造的吗？人造的火车能跑，人自己倒不能跑了，这，是啥道理呢？” 

　　小苏被这句话给问住了，半晌才说：“火车能跑，因为上边有机器…… ”

　　梁海山说：“我们应当比火车更优越、更棒，因为我们有头脑，有一个能思想的头脑。”

　　“火车里边还有火哪！” 

　　“你心里没火？没火，你这头上怎么直冒汗？” （领导和警卫员之间看来是常开玩笑。）

　　走在一旁的区长田雨，先被这句话给说笑了。

　　小苏故意不笑，把车子猛往前一推，一搬车把，横在梁海山的车前面：“今儿个说什么，我也不让你走啦。咱们赶快转回去。” 梁海山故意绷起脸来：“嗨，老田，你看见没有，这样的警卫员，不赶早撤职，行不行？” 

　　小苏说：“撤职也得回到县里才能撤，这会儿你就得听我的。”梁海山又冲着田雨说：“你听听，他糊涂到什么程度，全弄反了，上级得服从下级。真是岂有此理！不行，咱们得坚持原则，快赶路！” 

　　王友清见小苏也碰了钉子，就插言说：“梁书记，今天咱们先转回去，明天再到这边来。这样只是把次序前后调了调，仍旧是按您那打算进行的，并没耽误什么。”

　　梁海山说：“你这个折衷办法，实际上把我们的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就要先看看实在的，自己过过脑子，再听你们的汇报；不能先在上边带上个框框，再到下边套一套，就万事大吉，照你说的，颠倒过来做，我的打算变没变呢？这样干工作，有没有可能贻误大事呢？” （工作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次序）

　　王友清觉着县委书记这句话是一种批评，脸上有点挂不住劲，就不吭声了。

　　田雨说：“我提个建议吧。咱们照旧往前走，过铁路，顺便找一个近便的村，跟群众和村干部谈谈，就手休息一下，暖和暖和。那时候，咱们看一看这风雪大小再定下一步。”

　　梁海山问小苏：“你说这样办行不行？”　　小苏一晃脑袋：“我说行你就听啦！ ”

　　梁海山说：“不论谁，只要推着我往前走，我就听；变着法子拖我的后腿，那就请靠边吧！”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能不进步吗？）

　　小苏这回笑了。一来因为梁海山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气特别逗笑，最重要的一条，是梁海山听了劝告，不再硬奔那个离这里还很远的村庄，能让领导休息一下。

　　他们过了铁路，接着又左右探视寻索着往前赶。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既看不清道路的痕迹，也找不到可以指示的目标。身边的风，越来越猛；脚下的积雪，也越来越厚，好像发了疯似的，要把一切空间都封闭起来。

　　梁海山奋力地往前移动着脚步，急于想找到一个地庄，找到村干部和群众，好跟他们谈谈心思，听听他们在新形势下，头脑里正想着什么问题，又是怎样解答的。他觉得，自己摸清了这一切，返回城里，才能在县委会上讨论制定全县的方针大计，才能按着党的政策原则，指点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实现美好目标的斗争。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认识到跟基层干部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就如同空气和水对人那样不可脱离。每当被会议或其他公事缠在城里的办公室，他就感到十分别扭，眼睛不明，耳朵不灵，思考问题的时候，脑子也转动得缓慢。特别是现在（过了六十多年了，有些人反而觉得深入群众才别扭，甚至用行政手段把自己和群众隔离开来。小事拖大，大事拖死。）。他觉得一寸光阴比一寸金子还贵重。一九五三年，是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这是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几年的生产恢复，憋足了劲头，要朝着既定的目标开始奔跑的第一步。县委书记想，从农业这个角度看，如果全国的每一个县，今年都能保证完成它担负的粮棉任务，那么，整个五年计划就有了良好的开端，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对今后的四年有决定意义，甚至于第二、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及对实现最终的奋斗目标，影响都是很大的。他想，就自己所负责的这个县来讲，经过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和“五反”等等运动，特别是贯彻了中央的互助合作决议，每个区都试办了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社，每个村都成立了互助组，集体的力量得到初步显示，集体组织受到更多的人注目和关心，人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都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县委书记同时也十分冷静和清醒地考虑到，共产党人要彻底改造中国的伟大创举，还会遇到种种预料不到的具体困难，只有勇敢地克服这些困难，才能取得胜利。他一再提醒县、区、村三级干部，千万要防止那种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不注意深入基层、不扎扎实实地做些具体事情的危险倾向，这几天，他跑了几个区，跟各种人谈了话，也亲眼看到一些情况。他急于想多听，多看，多征求意见，以便使自己的认识更明朗，更能够下定决心。在这样的时刻里，他怎么能够顾及个人的劳累，又怎能畏惧风雪严寒呢？（给上面的行动一个解释、一个理由。）

　　他向前走着，四面观看着。忽然，他发现左前方有一个小黑点儿，在白皑皑的大雪里蠕动。他收住步，对身旁的人说：“你们看，那边过来一个人。”

　　田雨也看到那个一直朝着这边急行猛走的身影，就说：“是一个人，跑得真快呀！”

　　小苏眼盯着那边插一句说：“准是有急事儿。看看，空着手走路，比咱们弄这么一个自行车方便多了。”

　　梁海山微笑地说：“你这句话讲对了。急火，急火，有急事儿的人心里有火，有火才能发动机器向前进。没自行车，就是没包袱，轻装前进。你呢？心里有个包袱，就是休息牌的灭火机！”小苏和田雨两个人都嘿嘿地笑了。

　　说话之间，那个朝他们奔跑过来的人临近了，一边跑着，还一边冲着他们喊叫；因为风的呼啸，听不清楚喊的是什么话。小苏警惕地推起车子，迎上前去。

　　梁海山没等小苏迎到那个人的跟前，就认出来了，高兴地对田雨说：“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你们芳草地的高大泉！”

　　田雨也似乎认出，奇怪地说：“他到唐山那边调查范克明的情况，怎么到这儿来了？” 

　　“许是刚回来的。”

　　“他回家不该在这个站下车呀！” 

　　

　　浑身上下披着雪，脸上流着汗的高大泉，终于跑到县、区领导跟前了。他异常兴奋，连呼带喘地说：“老梁，老田，嘿，真巧，在这儿碰上了！”

　　梁海山握着高大泉的手，笑眯眯地上七下下打量他。田雨说：“梁书记远远地就发现了你，我还当是认错了人哪！” 高大泉说：“我在火车上看见你们站铁路边上，我就在这一站下车了。后边那位是谁呀？”　　小苏说：“是区里的王书记。”

　　高大泉看看梁海山，又看看田雨，问：“这么大的风雪，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呢？” 

　　田雨回答：“想找一个村子访问访问，再暖一暖。让风雪这么一搅，我也认不清村子在哪个地方了。”

　　高大泉说：“再往前走，好远才能到村子。到那边去吧。那边有个破窑，先进去避避风。”

　　小苏说：“这附近哪有窑哇？” 

　　高大泉从梁海山手里接过自行车，冲着小苏朝前打个手势：“走吧，我说有准有，几步就到。”

　　他们拐了一个弯儿，越过一道积雪挺厚的沟。不远的坡坎下边，果然有一个破旧的土窑。土窑的四壁完好，就是顶子塌了一块，雪花从那里漏下来。地下堆起盆口那么大一片，好似镶嵌着一块玉石。窑顶上的破口地方，有一根树枝，一片暗红色的叶子挂在上边，微微地抖动。

　　他们进了窑，避开了风雪的袭击，把车子靠在壁上，使劲儿跺着脚。这个寂静的场所，立刻就充满了活跃气氛。

　　高大泉说：“你们先等一下，我去迎迎王书记，别让他找不到，迷了路，跑到别处去。”（哈哈，有理。）他说着，弯腰出了破窑，见坎子边上的雪里露出几棵秫秸梢，就顺手扯下来，走几步，见一棵树被雪团压弯了枝子，他伸手扳住，“嘎巴、嘎巴”地撅了几根，连同秫秸一齐抱在怀里。他到了拐弯的地方，正好迎上了从后边跟上来的王友清。这一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几个月以前是很别扭的，如今己经起了变化。这是因为芳草地的互助合作组织几乎是自发地开展起来，正巧符合了党的“决议”精神和上级的要求，不仅给天门区带来了能跟燕山区并立比美的光彩；也为天门区的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在这一点上，王友清还没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甚至连自己为啥过去不支持芳草地搞互助合作，为什么在过去那样的情况下，芳草地偏偏迈正了步子、走对了路子，这样一个起码的问题，他都没有细细思量思量。他却自然而然地把芳草地取得的成绩，全看成是自己的（这样的干部，不，应该尊称为“官员”，实在是太多了）。尽管王友清肚子里边对高大泉还有点疙瘩，但是，在打交道的时候，比过去融洽得多了。高大泉明知他跟这位领导没有达到贴心的地步，也为区委书记有所转变而高兴。王友清这会儿被众人丢在后边，正往前追赶，听到前边有人喊叫，抬头一看是高大泉，不由得愣了一下：“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高大泉回答说：“我刚下火车…… ”

　　王友清这才想起高大泉出差的事儿。关于芳草地的几个干部对区公所的炊事员范克明产生根本性的怀疑，紧接着又派人调查，王友清是不赞成的。他说，调查一回，证明人家没有啥政治问题，就算了，何必小题大作，纠缠不休呢？为这件事情，王友清还跟田雨争论过两次。这会儿，他把高大泉打量一下，几乎带着几分好奇心地问：“你又辛苦了一趟，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呢？” 

　　高大泉说，“跟铁汉他们了解的差不多。”

　　王友清“哼”了一声，一边推着车子，艰难地往前移动脚步，一边借机会教训高大泉说：“老范这个人是有点小毛病，我也不是看不出来。但咱们是领导干部，不能因为他有点小毛病，就从根子上怀疑人家。要是把这样的方法变成套套，同志们之间怎么在一块儿过日子呀？”　　高大泉分辩说：“他是在大军进关的节骨眼上，独自一个人落户到我们村的，又是我们村长把他介绍到区公所去的；他露出好多让人犯疑的东西，设法把他的根底摸清楚，能更好地对症下药帮助他。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王友清摇摇头：“其实呀，你是白操这份心，白跑这种冤枉路。事前我要是一定不让你去，你嘴上不说，心里也准得怪我包庇他。这回就踏实了吧？” 

　　高大泉认真地说：“不，王书记。对这个人，我怎么着也不能把心踏下来。”

王友清一翻白眼：“这是为什么呀？”　　

高大泉心中有数地回答：“就算他根子上没问题，梢子上也有问题。”

　　“你有什么根据还要怀疑人家？” 

　　“不是怀疑，是他的行踪有鬼！ 他总往村里跑，拉一个，打一个，到处乱挑动，这不是根据吗？我希望区委领导要好好地教育他。”

　　“嗨，你还指挥到区委身上了？” 

　　“不能指挥，我能提意见，他是区里的人，他的任务就是做好饭菜，他有啥权力到处乱插手呢？往后他要是再到芳草地乱搅和，我就发动群众当面揭他！”　　王友清停住，皱着眉头盯着高大泉的脸，用一种挖苦的口气说：“大泉同志，一个堂堂的党支部书记，跟一个炊事员过不去，有意思吗？” 

　　高大泉被区委书记的这副蛮横神态和这句挖苦人的话激得冒火了：“就因为我是党支部书记，对他的所作所为才应当一分一毫不含糊。您还应当弄清楚，不是我们跟他过不去，是我们要往前走，他偏跟一些人扯成伙，横拦竖挡，想让我们迈不开步！您说说，这个意思还不够哇！”（大泉就是直率，而这种直率只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才会被容纳）

　　王友清把车子往前一拥，赌气地说：“好，好！你是县委重视的干部，区里管不了，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这样说着，就丢下高大泉走了。

　　高大泉望着他的后背，心里的火还是一拱一拱的。他暗想：一个区委领导，对待下级的同志，怎么能这样随便耍态度呢？他又反过来想：王友清的这种作风，不是一般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肚子里边还跟芳草地农业社结着疙瘩，所以就分不清是非曲直，遇到什么事儿，免不了要拧着劲儿看，拧着劲儿办，拧着劲儿说。他想：既然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刚才就不该对他冒火，不该用不好的态度对不好的态度。他想：自己入党好几年了。又在村里担负了领导工作，对自己要求的尺子得高一点儿，我得好好地磨练呀！（想了半天就是没想领导会给自己小鞋穿，这样的胸襟！） 

　　他这样想着，一边走，一边从雪地里扒拉出于树枝和柴禾节儿，一根一根地拣起来。最后，他弄了一大抱，回到破窑里。小苏从他怀里接着柴禾说：“嘿，还是你有办法。我这儿冷得干着急，却没想到找点柴禾去。” 

　　高大泉笑笑，蹲下身，把秫秸棍和树枝子撅成一截一截的，同时又横两根竖两根地搭起来。

　　梁海山用抽烟划着的火柴，把那个己经成了塔形的小柴禾垛从底下点着。

　　燃烧起来的柴草，剥剥地响着，先冒青烟，后翻白烟，又卷起浓烟；接着，火苗儿渐渐地扩大、升高，烟雾像蘑菇云似的，渐渐地飞到窑顶上去了。

　　大家围上火堆，伸出手来烤，立刻感到一种非常舒适的温暖；一根根曾被冻得发僵的手指变得灵活了，一张张曾被冷风吹得发白的脸孔变得红润了；所有人的情绪都随着跳动的火焰活跃起来。田雨间高大泉：“你这回去一趟，调查来的情况有什么进展没有？” 

　　梁海山接过来说：“这还用问。要是有了重大发现，一见面他就对你讲了。”

　　王友清因为刚才的火气没有消，有意地插了一句：“事实就是那样的事实，还能有什么重大发现呢？

　　高大泉听了三位领导的话，说了一句本来无意顶撞王友清，实际上却起了同样的作用的话。他说：“说实在的，这一次我还真有个发现…… ”

　　王友清以一种讽刺的口气接着话音追问：“你发现他什么历史问题了？当着梁书记的面汇报汇报吧！” 

　　高大泉打个沉，想尽力注意自己的态度，不把回答的话变成争论。他说：“不管他有历史问题，还是没有历史问题，反正，凭他这几年留下的声音，跺下的脚印儿，我就信不住他！……”

　　梁海山故意岔开话头，告诉高大泉说：“我们在你们芳草地呆了一天，生产工作啦，春耕准备啦，大伙儿的心气啦，牲口膘啦，都是挺不错的，据田雨同志说，朱铁汉那个同志过去年轻，火气冲，处理事儿有些头脑简单，如今也长进了。我挺喜欢他，他是个爽快人儿，很有冲劲。支部还主动地办了个党员训练班，民校也扩大了。看样子，你们那个农业社能巩固发展下去。这就是咱们搞农村工作的胜利保障。”

　　高大泉听到这些，很高兴，对家里的事儿也放心了。他问：“您对我们的工作有啥指示呢？” 

　　梁海山说：“我回去只是听和看，说得少，因为我正在琢磨一个问题，就是咱全县人，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咋出力的事儿…… ”高大泉蹲在火堆旁边，想接着往下听，县委书记却把话收住，只顾用一根小棍儿拨拉火灰。他有几分着急，就又叮问一句：“梁书记，上级又给咱农村布置新任务了？” 

　　“任务还用布置，跟在五年计划的后边，自个儿就来了。”梁海山这样回答一句，头也没抬，好似在观察火堆里边的奥妙；接着，一边沉思，一边说，“城市跟农村要吃的，工厂跟农村要原料，让农村跟着他们的步子，一二一地一齐往前走。可是，我们的农村是啥样的农村呢？这个你们比我清楚。怎样让农业生产也纳入国家计划经济？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组织跟这种纳入关系是什么？农民把土地、牲口合伙集体了，小农经济的思想、习惯要不要改变？怎么培养他们的国家观念、集体主义思想？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多得很，都是任务！ 都是我们今儿个围在火堆旁边这三级领导的具体任务。你们还挺轻松的吧？我可感到肩膀头压得受不住啦！” 

　　破窑外边，风刮着，雪飞着，挤在门口，“哞哞”地叫唤。窑顶破洞上的那片暗红色的叶子，使劲儿抖动。

　　田雨不声不响地往火堆上加了一把撅折的树枝子。王友清把屁股底下坐的砖头，往前挪挪，两只手一下一下地扑捉飘呼的火苗子。

　　高大泉没有动一下。不知为什么，县委书记所说的压力，使他的眼前浮现起火车上的情景：倒卖粮食的胖老头，老站长那些语重心长的话。…… 

　　“哈哈哈！ 哈哈哈！”县委书记梁海山突然大笑起来，说，“让我把你们给吓住了。我可不是安心要吓唬你们呀！我是想让你们跟我一块儿把脑瓜子转转弯儿，转到五年计划的轨道上，一块儿观察观察问题，琢磨琢磨办法，把各自分工的工作搞得漂亮一点儿。有啥怕的？对共产党人来说，压力就是动力，它逼我们增智慧、长本事；它逼我们下决心，排万难，夺胜利！对不对呢？来，来，来，都往前坐坐，一块儿谈谈心思。”

　　

 

　　                                三    阴谋

 

 

　　芳草地“竞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辆大车，也受到这场大风雪的牵制，被阻截在天门镇。

　　他们这一次出车，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到县城里拉回一些喂牲口用的豆饼。他们却故意用新油漆过的胶轮，套新买来的大马，连套绳和鞍子都是一水新的。而且还由社主任张金发亲自跟车，副业股长冯少怀亲自赶车。这样的铺排，完全是为了“郑重其事”。他们想用这样的行动，向区里领导和芳草地的人显示：在一九五三年里，竞赛农业社要“货真价实”地大干一场。

　　在去年冬天整党的时候，张金发挨了批评，作了检讨，下狠心来个“光棍回头”，要争一口气。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生拼硬凑地办起一个比高大泉那个东方红农业社阔气十倍的农业社。他原来那个挂牌子的互助组一分两半儿。秦富说什么也不肯入农业社，好说好散，宣布离开了他们这一伙；滚刀肉自己愿意入，只有张金发点头，别的人说什么也不肯要他，吵闹一场，也退出去了；刘万和高二林加入了东方红农业社，谁也没有本事再把他们拖回来。这样一闹，留在张金发身边的人太少、太不成阵势，他就跟冯少怀两个人一块儿商量，使了一些小手腕，圈拢了一伙中农户，抓住了一个贫农出身的团员秦方，用“交情”，拉住了在村里有头有面的周士勤。这样七拼八揍，总算把一个农业社的架子支了起来。他们匆匆忙忙地开了个成立会议，订了一份简短的社章，挂起一块又宽又长的木牌子。因为他们憋着劲要在收入和名声方面，都超过东方红农业社。所以就给这个社起了个名字叫“竞赛”。那天上午，县委书记梁海山由区委书记和区长陪同，在芳草地开了个干部和群众的座谈会，让大家谈心思、摆想法；最后，还听了两个社的工作汇报。梁海山虽然提了好多问题，可是既没有表扬东方红农业社，也没有说一句批评“竞赛”农业社的话。临散会的时候，这位县委书记还挺和气地对张金发说：“金发同志，你们区里领导跟我说，对你是抱着希望的。你应当按着正道儿干呀！”张金发对这句话动了心，反复地品滋味，掂分量，揣摸猜测着每一个字儿里边都包含着什么意思。可惜，他心里折腾好久，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最后，他抓个空子，把王友清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墙角，拐弯抹角地让王友清给他解答。王友清说：“你怎么这样迟钝！梁书记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争气，希望你还像土地改革那样先进—— 跟我是一个意思，跟区委一块儿扶着天门区这杆先进的红旗别倒下呀！ ”这一次张金发可真动了感情，心想：他高大泉能干的事情，我张金发为什么不能干？他暗暗发誓：这回我要真干，大干，绝不挂牌子。可是县、区领导一走，他又有点发懵：真干，干什么呢？大干，又怎么干呢？挂牌子搞互助合作，跟“货真价实”地搞互助合作，根本上的区别是什么？他对这些都是似知非知、糊里糊涂的。幸好那天他看见周忠和秦恺到天门镇去买豆饼，这才使他抓住竞赛的具体目标。他说：“这还不好办，他们买一车，咱们买他二十车？ ”当天晚上他就套起大车进城了。跟随他的冯少怀，这一回也显着很卖劲儿。如果说，因为搞假互助组害人挨“围攻”以前，他靠近张金发完全出于“现得利”的利用的话，那么，现如今由于形势所迫，前程所需，已经改为“放长线，钓大鱼”了。他要紧紧地靠在张金发的身上，真心实意地扶植张金发。他这样做，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土改那伙积极分子，特别是高大泉和朱铁汉几个铁腕人物，想把他冯少怀划成富农分子的心没死，他冯少怀在芳草地的党内没有个牢固的靠山可不行。二是李国柱和他断交，高二林和他决裂，东方红农业社越来越火爆兴旺，大多数庄稼人都把他看成“白脸的奸臣”，他再不找个伴儿，平时难以施展身手，一有风吹草动，那就会成为孤军作战。第三，是一点若明若暗、闪烁不定的光点点，给了他还能挺身而起的希望。例如，谷新民对农业社的冷淡，王友清对张金发感情上的暖昧，苏存义往地里埋界石，那个肥溜溜的小算盘秦富，连张金发这样的社都死也不肯入，这一切都说明芳草地这盘棋没有定局，中国要变成个啥样子，也没有板上钉钉！他忽然绝路逢生般地想：别人可以在大旋风里边跟着转、混着看，我冯少怀为什么不能够把守势改成进攻，把偷偷摸摸的变个冠冕堂皇的呢！于是，他来了个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决定加入他恨之入骨的农业社，把他的看家宝贝大黑骡子和大胶皮车也都写到集体财产的帐本上了。在各入社的户往一块儿合并的时候，连周士勤都死乞白赖地要多留自留地，他冯少怀却一亩也没留；甚至声明，要是社里需要和政策允许，住的房子也可以献出来。女人紫茄子为这件事情跟他吵吵，跟他哭啼，上吊抹脖子地闹了好几天。他故意当着劝架的和看热闹的人喊叫：“搞社会主义，就得舍得把个人私有的东西，都变成大伙儿公有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现在还有人这样胡咧咧），共产主义嘛！来真格儿的，我冯少怀比他们哪一个都更有坚决性儿！”等到夜静更深钻进被窝里，他又嘴巴贴着紫茄子的耳朵小声说：“如今的世事，不能死心眼儿，得随机应变，花样翻新，才能得到好处。你掂量掂量：土地好像是归伙了，实际上呢，农业社里有人给你耕，给你种，不投工本，不花粮种，不操心费力；到了秋收，地六劳四，干分地股子红，比咱们自己经营，那可合算多了。再又说，咱闹发财，也不能光指望从土圪垃里往外刨呀！我得从地里腾出手来，往能伸手的地方抓钱！”（把农业社当成自己的“长短工”了，“小算盘”自愧不如啊）紫茄子自然很信服这个有本领的丈夫，终于被他说服。他入社了，他登台了，他要开始扮演新节目了。可是，张金发这个靠山怎么个长期依靠法？农业社这个风怎么个顺顺当当地借法？那个冠冕堂皇地进攻怎么个十拿九稳地进法？他的脑袋里没有数，肚子里没有谱，感到空空荡荡，渺渺茫茫，像个输红了眼的赌棍，举着手，不知道这个宝该往哪儿押。就在这个时候，耳目灵通、鼻子眼尖的冯少怀，从报纸上，从县、区干部下达的指示上，听到国家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他又在县城里看到一点动向，闻到一点味道，脑瓜子里转了九十九道弯之后，忽然灵机一动，觉着他奉为活命的“发财之道”又能够通行了。这样，他就拿跟随张金发出门买豆饼的名义当引子，把张金发引到天门镇。

　　他们两人迎着风，冒着雪，赶着牲口，拐进西门，来到大街上的十字路口。

　　冯少怀勒住缰绳，扭头问张金发：“我说社长呀，咱们得找个合适的地方喝点热水，喂喂牲口了。”

　　车上边缩在大皮袄里的张金发说：“真是冷得要命，得暖和暖和了。那就上大车店吧。”

　　冯少怀说：“大车店人多杂乱，又不干净，那怎么呆呀！ 咱们到老沈的柜上坐坐得啦。”

　　张金发有点犹豫：“我可好久没登他的门坎儿了，这么冷不防地去那儿好吗？” 

　　冯少怀说：“工农兵学商，全是人民群众；人家不沾灰，不带土，是个光溜溜干净身子的商人，去他那儿有啥不好的！” 

　　“别人看见，传到高大泉耳朵里边，又得说我的闲话。还是少给他们开点下蛆的缝儿为妙。”　　“这会儿冰天雪地，哪有什么行人走路。咱们从后门进去，到柜房里边的小屋坐，暖洞一般，严密极啦。”

　　张金发轻轻地摇摇头：“三反五反那场乱子，就因为我跟他有那么一点点来往，差点掉进去，我真不想多沾他们了…… ”冯少怀立刻抓住这句话说：“你要还记着这个，今儿个更得到那儿去一趟啦。老沈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好汉子。三反五反那时候，把他整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都没有咬我一口。你是最讲义气的，这样的人不交，还交谁呢？” 

　　张金发听着，不仅明白了弘外之音，还动了心。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怀里揣着的表。这只金壳怀表，是大资本家权经理赠送的。张金发伸手接表的时候，沈义仁是在场的：“三反五反”开始，姓权的往给志愿军包做的鞋底里掺纸，犯了罪，好多替他在农村经手搞纳鞋底事儿的人，都受到牵连，唯有张金发平安无事。受贿的表，既没失掉，也没有给张金发招来什么灾祸。这样的结果，靠的什么，这还不清楚？他想：沈义仁如此讲交情，我也不能不够朋友；况且，往后要跟高大泉那个社赛个高低，沈义仁也许是个有点用处的人；再说，如今“三反五反”运动已告结束，雨过地皮湿，跟沈义仁走动走动，就算有人说什么闲话，又该怎么样呢！

　　冯少怀一见张金发这副举棋不定的样子，就明白了他的心思，赶紧吆喝牲口，让大车拐到后街，进了粮店的后门。

　　三合顺粮店的实在东家是沈义仁，为了各方面都方便，他让那个被他使用了多年的帐房先生李财当挂名的掌柜。他对外人讲，那粮店，他自己只是入了点股子，在天门镇的街面上，别看这个店铺的门面不大，院子也不深，实际上很有根底，很有威力。它对天门镇粮食市场，如同称杆上的秤砣，能够掌握上市量的繁盛萧条，左右粮食价码的高低；沈义仁要想掐集镇的脖子，两只手轻轻地一攥，就会使天门镇感到出气不均匀。这样的神通，倒不是单靠金钱的资本，主要是他们在此地盘踞的时间长，手伸得远，东西南北几十里之内的乡村里，都有他们的老主顾、老世交。他们跟各种各样的机灵人互助挂着钩，形成一张虽然看不到踪影，却很细密的罗网。大草甸子上的冯少怀，是这张罗网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今，又要套上张金发这么一个扣眼，势力更显得壮大了。

　　李财一见张金发和冯少怀两个人浑身是雪地走进来，如逢喜神天降，满脸堆笑，迈着又轻又快的步子，迎到雪地里，连声不迭地招呼：“哎呀，哎呀，稀客哟！一快请到屋里坐，快请到屋里坐。”

　　冯少怀是这个粮店的股东，自然不会客气，只是朝他点了点头，就大摇大摆地往里走。

　　张金发总算门口不熟，不好随便，就笑着跟李财客套几句，又说：“等我把牲口安置一下。”

　　李财拉扯着他衣袖：“到家了，还让张村长您受累？快请吧！ ”他转身朝厢房喊：“小伙计，卸车，给牲口加点好料，把大车用席子苫上！” 

　　张金发见两个小伙计应声跑了出来，这才跟冯少怀一起进了正房的小屋里。

　　李财拿过短把的小笤帚，替张金发扫身上的雪，嘴里依旧像抹了蜜一般地说：“张村长，好久不光临了，我们都很想念您。如今您显着清瘦些。几百户的大村庄，操心哪！听说您又办起一个财源兴隆的农业社…… ”

　　张金发对后边这句话极爱听，就何：“你们这里边也听说我办农业社了？” 

　　李财说：“唉，咱全天门区，就是芳草地有两个农业社，一穷一富，一软一硬，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呢！” 

　　张金发嘻嘻地笑了。他心里想，如今是窗户纸里边吹喇叭，已经名声在外了；只要有了这样的名声，我张金发就不再比他高大泉矮一头。

　　他们喝了几口热茶以后，冯少怀冲着李财问：“沈掌柜出门了吗？” 

　　李财说：“他这几夫正在布店处理善后。我马上打发人请他来。”

　　冯少怀本来知道真情，却故意问：“他处理什么善后呀？” . “那个布店开不下去啦！”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入冬以来，这种货物显着匾乏；门板儿开着，只能出，不能进…… 这不好办哪！”

　　这会儿，外面的柜房里，突然有人大声地说话。接着，一个中年伙计揭开门帘子，探进脑袋，低声细语地说：“李先生，有请。”李财立刻收住话茬儿，对张金发和冯少怀两个人连连点头道歉：“对不起，请二位喝茶、抽烟、稍候片刻。”他说着，就跟伙计走到柜房，隔着那高高的盛面装米的大柜子和吊着的秤杆儿，朝外看一眼，他见挨炉子坐着一个农民打扮的“半大”老头。细看才认出，那是区公所的炊事员范克明。李财那份随时准备着的现成的笑容又赶忙挂在脸上，迎出柜台：“范师傅，够忙的吧？” 

　　范克明说：“锅灶刀勺，一天三阵儿，老样子呗，有啥忙呀闲的。”

　　李财提过茶壶倒水，对伙计说：“给范师傅拿烟来。” 范克明一边接碗，一边盯着李财的眼睛问。“你里边有客人吧？” 

　　李财故意打岔：“您不就是客人嘛！” （现在我们是不是经常说这样的话？都会买卖腔了。）

　　范克明说：“我看见雪地上有大胶皮轴辘印子，一直弯到你们的后大门去了。”

　　“那是拉粮食来的…… ”

　　“嗨，你们还拉粮食哪？每一集上市的粮食，都让你们给抓空了，又朝外头伸出手去啦？” 

　　“哪里，哪里，您不知道，我们这粮店，供着一个镇的人吃用，还勉勉强强地够对付的，附近的学校、施工单位也到这儿来买米称面，可就供不应求，只能扫囤底了。”

　　“算了，又不搞‘粮改’跟我诉什么苦哇？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来你这儿弄点白面。先给我闹上十袋吧…… ”

　　“多少？” 

　　“十袋。”

　　“我的范师傅，您要这么多面干什么？” 

　　“开饭店的不怕大肚汉，卖粮食的不怕大锅伙，你怎么一见政府的人，就来这一套。我们白吃不给钱哪？” 

　　“瞧范师傅，您真会开玩笑。我们这小买卖人，靠的就是国家，爱的也是国家，还有什么别的套套呢？我是觉着您要这么多面太少见。”

　　“吹饭的人多啦嘛！” 

　　“区公所增加了干部？” 

　　“县里的梁书记来天门视察，让县里的粮食公司在镇供销社辟一个米面代销部。加上一个新门面，就得收购；收购了粮食，就得盖仓库住房。他们找来一群木瓦工，还有一群小工，都就近在区公所吃饭，可把我给忙苦了。就这么一回事儿，明白了吧？李先生！”（阶级意识超强的义务情报员） “是这样啊！ 好，好，我们为多大难，也要给您凑上这个十袋面的数儿，回头让伙计送去吧。”

　　范克明喝了一口茶水，又说：“告诉你，这只是开个头。过几天，车辆一多，在我那儿吃饭的就得跟着多，到你这儿买粮的也少不了。你们这一下子可发财了。”

　　李财赶紧问：“车辆怎么还要多？” 

　　范克明说：“这也是梁书记亲自指示的。供销社要从北京、天津、通州调一火车工业品，专门供应乡村，好从农民手里换粮食—— 工农联盟嘛！”

　　李财连连点头：“这样好。我们尽力办吧。”

　　范克明站起身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可得早点送去，别误了我的事儿。不论谁没有粮食做饭吃，什么也干不成啦！” 

　　这个做粮食交易的门面，跟里边那个内柜房，只隔着一道糊着彩纸的雕花格子的隔扇，外边的人说什么，里边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张金发听完范克明和李财的交谈，神色有些异常地问冯少怀：

　　“怎么又闹起粮荒来了？” 

　　冯少怀心里有数地笑笑，说：“这不过是开台锣鼓，闹粮荒的大戏还在后边唱哪！过个一年两年，你再看吧—— 说老实话，咱们不看远点可不行呀！”

　　“这是为啥呢？” 

　　“那天你没去区公所开会？今年政府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了呀！”

　　“我听田区长作了个报告。国家搞五年计划，跟闹粮荒有啥关系呢？” 

　　“五年计划，就是搞建设：在城里修盖办公事的楼房，建造飞机大炮的工厂，往城里边大量增加光吃粮食不种粮食的人。远处咱们没见着，就拿咱天门镇来说吧，这一冬一春，建了多少工厂、机关、学校，添了多少张嘴巴？嘴巴通着肚子，肚子空着办不了事儿，哪一天都得往里边填个三回两回的。这么一来，粮食还不紧哪？”张金发觉得冯少怀这几句话有道理，就接着发起感慨：“是呀，是呀。粮食是命根子，一家一户过小日子，这玩艺缺不得少不得，过一个国家的大日子，更是大事一宗。”

　　冯少怀说：“粮食不光是命根子，也是宝葫芦。我心里边已经有个谱。咱们这个竞赛社，要是真能一心抱住它，就得有点绝招。绝招一使起来，我跟你打保票，不用说赛过高大泉那个穷光蛋社，就是全河北省挂名的社，咱也能比倒它！”　　张金发对冯少怀这番话里包含着的意思，已经心领神会地听明白了；却故意问：“你讲清楚点儿，怎么个抱法？用啥绝招？” 冯少怀从椅子上拾起屁股，坐到张金发跟前的炕沿上，小声说：“你想，东方红农业社，要说人力地亩都不比咱那社差。咱们要是两眼只盯着土块，两手只折腾地块，跟东方红赛起来，使出吃奶的劲，也难保险输赢。从头说吧，整地，挖井，春种，夏锄，秋天收拾，一颗一颗地伺候，一粒一粒地数点，让那地皮上给你增加一成收成，得费多大的事？这还得老天爷发慈悲，肯赏给你，它要是一不高兴，下一场雨，刮一次风，扔下一阵冰雹，再不就给你来个滴水不送，旱起来—— 老兄，得啦，一个粒你不用想得到，伸手丫子、张嘴巴子哭吧！” 

　　张金发点着头插一句：“是这样，种地就是出苦力、撞运气的事儿。” 

　　冯少怀继续说：“咱们要是有点见识，又有个胆子，趁如今春荒没到，快点动手，把钱凑到一块儿，买一点棒子、小米，存起来；过了麦收，庄稼人就要以细换粗，咱们一斗棒子，就能换一斗半麦子，一斗小米能换两斗半麦子；再到大秋后，庄稼人种麦子急着要种子了，一斗麦子，又能换上二斗半棒子，或是一斗半小米。你算算，就这么一转手，得顶多少顷地的收成呀！”（国家紧俏物资就是投机分子——火车上的老头，现在粮店里的这几个人——的伸手对象。）

　　张金发被冯少怀这番话给说得两只眼睛直眨巴，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在这一小会儿的工夫，他的脑子里，像“拉洋片”的一样，一张又一张，闪过许多的各种颜色的图景。他想起年少时候就雄心勃勃，想要发财过好日子。为了发财，他要做买卖没有本，要耍手艺啥不会，要攀个高枝儿没有门口，才不得不去给歪嘴子打长工、当打头的。他拼着命地干，生着法讨东家的好，到头来好梦没做成，闹个两手空。他想起土改以后，埋藏在心头的那一股子发财之心，曾经又还了魂。为了发财，他跟随工作组闹斗争，不怕担风险，不惜得罪人，拼了命干工作。他辛辛苦苦闹一遭，结果呢，趁水和泥没和成，反而差一丁点儿让高大泉给撂倒在地。紧接着，倒霉的事儿不断地找他，连续地摔跟斗，撞钉子。他想顺着风干，变个法儿，搞个假互助组，另外趟一条路，再奔发财的目标。他虽然费尽了心机，使绝了计谋，这回更惨：节节往下败，步步往下溜，逼得他不得不下狠心，放下那个单纯发财的心，搞起这个“竞赛”社。他妄想用这万不得已的办法，把好不容易得到的荣誉地位再捞回一点儿来；可是，从许多窗户门口往远看，要是跟高大泉顺着一条道儿、肩膀贴肩膀地比，十有八九赛不过他高大泉。到了最后，如果再闹个名得不到，利收不来，白白跳跶一年，那可真糟心！他想，要是让自己操办起来的农业社按照冯少怀刚才说的那条道走一走，真是要本钱有本钱，要人才有人才，要力量有力量，要门路有门路，那可就顺当多了。他想到这里，心口窝直扇小翅膀，瘦黄的脸上冒出一层细小的汗珠子。冯少怀一见张金发神态的变化（冯少怀是自学成才的“心理咨询师”），就知道这个财迷心窍的人入了垄；他跟三合顺几个同伙暗地里策划着要搞的名堂，在面前这个党员、村长的身上，已经有了大功将成的希望，冯少怀心里边很高兴，却不露出来，就朝返转回来的李财挤了挤眼，快说：“请沈掌柜的去吧，我们张村长还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洽哪！” 

　　李财会意，连忙点头退出屋。

　　过了一小会儿，沈义仁扭着肥胖的身子，笑呵呵地走了进来，扑到跟前，一把拉住了张金发的手：“仁兄，我正要登门拜访，不想今日驾到，真是天助我也。”他转头吩咐，“李先生，今日咱们得到聚仙楼开个雅座，乐呵乐呵！” 

　　张金发推辞说：“不要太破费了。”　　沈义仁说：“不，不。今儿个一定得喝上几杯。第一祝贺张村长的农业社像一杆旗，插在咱天门大草甸子上，第二祝贺我的布庄关了张…… ”　　张金发不解地说：“布庄关张还祝贺什么呀？” 

　　沈义仁说：“那种买卖没有多大油水，不如把布匹存起来等行情，多花心力跟李先生共同把粮行掌管好。如今国家最急需的是粮食。我们爱国家嘛，就得投上全部资本多进粮，以便供应急需，活跃市场，繁荣经济。”（特么真会说，要是掌握了媒体，还不定吹成什么样呢！）

　　冯少怀故意竖起大拇指：“实在是高招儿。我和张村长一定助你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合伙干一场！ ”

　　沈义仁拱手作揖：“多谢，多谢！有张村长，还有他的农业社给我当财东，我的腰杆更硬了。既然如此，今日就更得一醉方休了！” 

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四    挑动

 

 

　　冯少怀回到家里、卸了大车，脚也没歇，就让紫茄子和小童养媳妇帮着他，动手收拾那间空闲着的西屋，从屋顶到地下，都十分仔细地打扫了一遍、

　　紫茄子为这个起了疑，当是冯少怀要把先头女人撂下的那个儿子从外边找回来成亲，心里边又酸，又辣，又紧张。自从高二林两口子从他们拉拢的圈套里分裂出去以后，冯少怀叨念好几回，说缺人手干活儿，还是亲骨肉靠得住。紫茄子横挡竖挡地不愿意，加上一时也找不到那小子的下落，就慢慢地把那件事儿给放下了。今儿个冯少怀从城里、镇上转了一趟回到家，一下子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愁眉苦脸的瘟神的样子，又像三年前买回大骡子示威一般兴高采烈，这不能不让紫茄子害怕。

　　“当家的，腾房子干什么呀？” 

　　“盛东西。”

　　“盛什么东西呀？” 

　　“你就快着点儿干吧！” 

　　紫茄子越察颜观色地追问，冯少怀越支支吾吾地不肯说，紫茄子越发肯定了自己的猜疑。她一急一气，扔下笤帚，解下头上遮土的手巾，嘟嘟囔囔地回到自己的屋里，往炕上一躺，再也不肯动弹。冯少怀“噌”地一下追了过来。

　　紫茄子吓一跳，像一只被堵在死胡同里的老母鸡。扎撒起全身的羽毛，准备豁出去，跟男人来一场大吵大闹。

　　冯少怀是发火，还是没发火呢？他的眼睛不像逮鸡的狼，却像猫。他两手按着炕沿，身子朝前探着，嘴巴贴在紫茄子的耳朵上说：“你呀，傻瓜，知道吗？好日子又来到咱们的家门口了！” 紫茄子不肯轻易地解除警戒。死死地盯着冯少怀的眼睛：“你说清道明，啥好日子？” 

　　冯少怀朝屋门看一眼，压着声回答女人：“共产党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发展工业，一迈步就遇上了大风大雪大难关：缺粮食，少原料，不能施工，不能生产；好多农村的地盘闹了灾，还张着嘴巴等着国家拿粮食去喂肚子，拿布匹遮身子，就连镇子上的集市，这一程子，粮食都吃紧了，布店也关张了！ …… ”

　　紫茄子半信半疑地说：“人家正在搞农业社呀！”

　　冯少怀“哼”了一声：“搞起农业社就成仙得道啦？他们能头一天撒下籽儿，睡一夜觉起来，就能掰棒子？就能摘棉花？他们就能够把一亩地变成一百亩地呀？自古以来，中国就连年灾荒不断线，饥饿不断头，哪个掌权的人有本事把这样一个国家、几亿人的肚皮填饱呀？将来的人口越来越多，共产党的包袱会越来越大。我跟老沈已经估摸透了，不用蒋介石反攻大陆，也不用美国人跳过鸭绿江，光是粮食这一个难题解不开，就得饿软了他们，压垮了他们！”（粮食问题很严重，还是那句话：在新社会，人人都要吃饱饭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在旧社会，吃饱吃不饱是你个人的事，“政府管不着”）紫茄子听到这儿，身子一抬，大腿一收，爬了起来，依旧顺着她自己的心思问：“那你腾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冯少怀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存放粮食，一个粒儿也不给他们吃！”　　“啊，你要存粮食呀？”　　“对！把以前放债放出去的粮食收回来，把手里的攒着的钱买上粮食；用大锁头把仓库的门儿锁起来，掐住他们的脖子！等有朝一日，我要一个粒一个粒地当金豆子那样舍给他们！”

　　紫茄子这一听，可欢了，“腾”地跳下地，指点着男人的鼻子说：“这样好的事儿，你该早点告诉我呀！”

冯少怀说：“这是机密的勾当，我瞎吵嚷什么？咱们得神不知鬼不觉地偷着整治他们。”

“我还能给你往外边抖落去？”

“小童养媳妇不是在旁边吗？家贼难防！”

“她傻头傻脑的懂个屁！”

“你还不接受李国柱、高二林这两个忘恩负义人的教训呀！如今是个人心大变的糟糕的时代，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不加上十二倍的小心。”

紫茄子明白了男人的心意，这下子就来了神，有了劲。等到收拾起屋子，她的脸也笑了，手也快了，跟在冯少怀的屁股后边团团转。

他们先腾出正房西屋，后腾了厢房北间，紧接着又打扫起二门外边的两个大粮仓。

冯少怀在打扫粮仓的时候，可就不完全保密了。他钻到里边，故意弄得叮当乱响，扬得暴土狼烟。过了一阵子，他悄悄地从仓口里边伸出脖子（啥形象啊！），朝东邻居那边看一眼。正像他估计的那样，跟邻家相隔的那个土墙头上，果真有一个人正往这边探头探脑。他就故意搭腔说：“老哥，过来呆会儿吧。”

小算盘秦富假装用手扒拉着墙头上的雪，回答说：“不啦。我怕雪化了，成了水，把压上的泥土弄松散啦。”

冯少怀笑着说：“唉，好几年的大雨都混过来了，那么一丁点雪水，还能坏了你的墙头？”

秦富说：“大雨是急的，一阵儿就过去了；这雪水是慢劲，悄悄地往里渗，更能毁东西。”

冯少怀联想起他正搞的勾当，不由得点点头：“倒也是呀。慢劲儿，比猛劲儿更厉害。你打扫完了，过我这边坐坐，抽袋烟吧。”

“等我把粮食装上车，把文吉打发走了，抽个空再跟你唠嗑。”

　　“文吉要干什么去呢？” 

　　. “真会问。你们那个竞赛社，昨天干什么去啦？” 

　　“噢，你家也要买水车？” 

　　“去年吃亏了，今年得真干啦！”

　　“镇上供销社进了好多水车。明天起大早，让孩子们赶车拉去就是了，还装什么粮食呢？” 

　　“不装点粮食，到那儿伸出手丫子，人家白给吗？” 

　　冯少怀装做吃惊地说：“你要拉粮食去换水车？”他见秦富点点头，就从仓里爬出来，站到墙头下边，仰着脸，更加神秘地小声说：“咱们哥俩是过心的人，换个人我一个字也不能透给他…… ”秦富心里打个沉，转个弯儿。冯少怀突然在这青黄不接的春天打扫粮仓，本来就让他挺纳闷儿，这个能人，又这么故弄玄虚，使得他更急着想讨个根底儿，就伸长脖子、侧过耳朵，说：“到底又出了啥事儿，快告诉我。”

　　冯少怀左右瞧瞧，压着声说：“这个你还算计不到？看眼下这个情势，人民币要毛…… ”

小算盘一惊。他的前半辈子吃过好几次纸票子“毛”的亏了。日本侵略军占领时候的“大备票”，蒋介石占领时候的“金元券”，他都曾经像性命一样爱惜过。可是，等他把那些带着油墨味儿的硬纸片子数烂了，攥热了。到后来，不得不淌着泪水扔在坑上，让他的女人糊了烟笸箩。眼下人民政府的人民币也会“毛”起来吗？他眨巴着眼，进一步地试探冯少怀的口气说：“这两年，从城里边运下来的洋货，价钱都是挺稳当的，不至于再闹出那种坑死人的事儿了吧？” 冯少怀说：“票子毛不毛，是有一定之规的。不论工业品还是什么日用货，它们的价钱起落，都要追着粮食的屁股后边转悠；粮食的价钱要是一涨，别的也得跟着往上窜。你这些日子没有上集去转转，也没听别人说粮食市的买卖稀拉了？”（那些个攻击新中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人，怎么不想想新中国二十多年物价稳定所带来的好处呢？）　　

小算盘说：“文吉倒是叨念几回，我没往心里放它。我觉着，眼前不是正在麦不麦、秋不秋的春天吗？粮食市上还能热闹得了？”冯少怀一撇嘴：“病根就在这儿？你呀，别看是个勤俭治家的好手，还是缺少点算计。其实，这也用不着多费心思，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嘛！ 不用说别处，光拿咱芳草地来说吧，这两年里边娶了多少媳妇？生了多少孩子？添了多少人口？连咱那位大支书家，就四口人变成了六口人。再过两年呢？人丁猛着劲儿地加数目，土地可是不像发面馒头，用锅一蒸就变大。你算计算计，要是像这个样子不打盹儿地增数加码，再好的麦季，再丰收的秋季，打出来的粮食就够嚼了？” 

　　小算盘越听越觉着这些道理对味、对路、非同小可。他被冯少怀说得直了眼，再没有理由不信，心里“嘭嘭”地打起鼓来。冯少怀见小算盘的心思已经被他引入门口，又往深一层里说：“古人之言很有道理哟，人无远虑，必有近优。国家还有个计划，过小庄稼日子，没个打算还行？依我的看法，有钱快花，最好花到粮食上边。趁着钱还没毛，紧抓一点攥到手里，摆在炕头上，搁在眼底下。这样子，它票子爱咋毛咋毛，反正有了实货在手，那才叫稳坐钓鱼台。”

　　小算盘没有再说什么。打从两个农业社先后挂上牌子，三儿子秦文庆再不吵吵入社，那些积极分子们也没有跟他说起这类事，他觉着一大道关又算混了过去。现在，他那安定了几天的心，又被冯少怀的这番话挑动得不安定了，刚才的一番闲谈，使得他不仅从冯少怀嘴里讨了底，也从冯少怀的行动得到证实；他弄明白冯少怀为什么这个时候打扫粮仓：不用说，这个耳目灵通，能掐会算，又贼大胆的家伙，打定主意，要抓粮食，要存起来，将来好发大财！ 他离开墙头，摇摇脑袋，不由得哼了一声。“冯少怀他又美啦，阔啦。芳草地的人，挨着脑袋摸，谁也斗不过他呀！”

　　大儿子秦文吉在屋子里正跟秦富的老伴应声虫往口袋里装粮食，那一粒粒小米子，像金子一样，从簸箕沿儿往口袋里流；一流进口袋嘴，就不见了踪影。

　　秦富走过来。伸手按住口袋嘴，说：“先别忙着装，等咱们再磋商磋商吧。”

　　秦文吉本来是满心高兴的。这个小农经济忠实可靠的继承人，凡是要添置家产，都是最可他心愿的事。平时，哪怕是买一双筷子，也能让他心里边舒服一阵子，更不用说买一架大水车了。为啥这样？其道理既浅显，又深沉。因为，家里添置了水车，就再不用他拿肩膀子去挑水浇地，就能跟那些搞集体的人比比优越性，秋天就能给他增收财物；等到将来，哥仨分家的时候，这一辆水车，即便不一定能分到他的手里，可是水车能顶替别的东西，兄弟分去水车，他得了别的东西，结果并不吃亏。这会儿，他见爸爸到外边走一趟，回来变了卦，就皱了皱眉头问：“磋商了八百六十天了，还磋商个啥？不买水车啦？” 

　　小算盘说：“买还是不买，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反正这粮食不能动了。”

　　秦文吉说：' “这还是前年的陈小米子，都让虫子咬了不少眼儿，再留着就成荞麦皮啦。”

　　小算盘说：“荞麦皮也能挡个饥饿，总比一把废纸片子贵重有用。”

　　秦文吉一时没有把他爸爸的话听懂，就赌气地停住了手。小算盘拉着儿子进了里间屋，把刚才冯少怀往他耳朵里吹的那些风，又如此这般地吹给了大儿子。

　　秦文吉听完，立刻就晃出十分发慌的样子，他常常出车跑外，经得多些，见得广些，比他爸爸心膛宽绰，也比他爸爸的脑瓜转得快。春节前后，他赶车经过集市，也曾发现卖粮的人少，买粮食的人多。因为他当时一心只想抓钱，就没有对这类的事情过脑子；听爸爸传达了冯少怀的“理论”，他好像猛一下子被惊醒，越琢磨越有道理。人民币并没“毛”，他先“毛”了，因为这几年，他那私房的小库里，一点粮食都没有存，偷偷留着的全是人民币；如若钱“毛”了，那不就等于白白地苦心抓挠了两年，白白地提心吊胆了两年，何苦呀！ 他想到这儿，忙藏起自己的心事，跟他爸爸商讨起这个小院子里的大计方针。他说：“少怀叔的话可不能当耳旁风，咱们家那些钱，是该盘算盘算怎么打发；咱们家那些粮食，也得合计合计怎么处置最合适。”　　小算盘叭哒着烟袋说：“那难办呀，冯少怀这个人，有本事，有胆子，我佩服他，话说回来，咱们家的人跟他那号人，从皮到瓤总不全是一个路子，全照他的样子描画，可不保险。”

　　秦文吉说：“您是看到他入农业社了，对不对？这个我知底。他的那一手不过是个障眼法儿，他绝不会来个真正的脱鞋扒袜子往前趟，”

　　小算盘摇摇头说：“我指的还不是这个。是人性。咱们是靠安分守己奔好日子的。他不一样。他总爱冷不防地搞点歪的邪的。对他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

　　“那怎么办呢？” 

　　“水车还要买…… ”

　　“把粮食抖落出去？” 

　　“不用粮食，用钱。多留粮，少留钱，哪样也别缺。” 

　　秦文吉见爸爸虽说拿定了主意，心神还是很不安生的。他想了想说：“少怀叔这个人，除了胆大敢干，背后还靠着个村长，上上下下都通气儿，咱迈步子，不能不看看他的脚印儿。这样吧，吃过晚饭，我到他那儿再仔细地摸摸底，回头再定咱家怎么抬腿。”（想起了股市中的“消息”，看来不依靠创造使用价值，而是依靠抢夺使用价值为生活手段的人，“消息面”是必不可少的。）秦家小院本来是一种平平静静的气氛，横着插进来这一杠子，立刻变了味道。

　　小算盘愁眉苦脸。

　　秦文吉坐立不安。

　　应声虫不敢多嘴，也不知道该怎么搭腔，只能陪着父子俩唉声叹气。

　　只有刚刚回家来吃饭的老三秦文庆是高兴的。自从去年冬天，他参加了整党活动以来，一直没有皱过眉头嘬过嘴巴。过去，他年纪小，经的事情少，总想从这个落后自私的小院子里，找到前进的支持、荣誉的满足、生活的幸福。结果，闹了遭儿啥也没有找到，能不苦恼？如今，他让自己的心意从这儿跳出去了。他要到这四面墙以外去找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已经开始得到了。他想，这个小院子爱啥样啥样，既影响不到他走社会主义的路，也碍不着芳草地走社会主义的路，就破罐子破摔由着它去吧！这会儿，心里边高兴的小伙子丢下饭碗，拿起课本子和粉笔盒，谁也不看一眼，就不声不响地往外走。

　　正在堂屋锅台旁边刷碗的嫂嫂赵玉娥，直起身，堵住门，小声地对他说：“文庆，等着我一块儿走吧。”

　　“你总是磨靡蹭蹭的，我可等不起。”

　　“谁磨蹭了？你帮我刷锅洗碗？” 

　　“哪有老爷儿们家干这个的。”

“你们老爷儿们要是看不起这个活，就不应该吃饭！”

“同志，在民校里，我怎么教你的？这叫互相帮助。”

“噢，让别人伺候你，还叫互相帮助？” 

　　“算了，你们别老觉着吃亏了。我一个人劳动生产，我一个人是吃用不完的…… ”

赵玉娥瞪起眼睛说：“我是半个人劳动？我就没有自己养活自己吗？是你们剥削了我的劳动力，还是我剥削了你们的劳动力？你说说！”　　

秦文庆忍不住笑了：“哈哈，闹半天，民校没有白上，讲开政治经济学了！”（虽然没有电，但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仍然丰富。） 

　　赵玉娥见秦文庆笑着绕过去，接着往外走，就追到门口喊：“哎，哎，你到那儿给我占个座位！” 

　秦文庆边走边扭过头来说：“这个事儿还用得着我呀？瑞芬嫂子早用她的书包把座位替你占上了。那木头凳子想跑也跑不了啦！”

　　赵玉娥冲着他的背后小声地骂道：“可恨，自私，全是一个缸里染出来的货！”

　　这时候，秦文吉正好从屋里走出来。他见叔嫂俩这样说说笑笑，心里边特别别扭。一年多来，他们这对小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冷漠了。赵玉娥在这个小院子里边，对兄弟秦文庆有说有笑；走出这个小院子，对两姓旁人说笑得更是热闹；唯独一见到他这个丈夫秦文吉，就紧闭住嘴巴，硬皱起眉头；兄弟不在家的时候，媳妇在这小院里，就好似活动着一个哑巴。尽管钱财对秦文吉的吸引力是强大的，并且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然而，他毕竟是人！ 这个年轻的壮汉子，还有一些空隙的时间、剩余的精力，更有夫妻间恩爱的欲望和需求。可惜，他竟然越来越不能够从赵玉娥那里得到这些方面的满足。看一看，明天秦文吉就要赶车出门，去办那样大的增添财产的事情，媳妇却无动于衷，不仅不过问一句，不帮助做点什么，甚至还急着往外跑。这件事如果出在往日，他会出面阻拦媳妇，拿家务事情或孩子占住她的手，绊住她的脚，有时候还是可以成功的。今天秦文吉没有阻拦，还有点希望媳妇快点走开。因为他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做。

　　当赵玉娥奶着了孩子，把他轻轻地放在奶奶的炕头上，随后挟着书包匆匆忙忙地跑出秦家小院的时候，秦文吉一声不吭地跟了出来。在大门外边，这对小夫妻背对着背地分手（意味深长）。秦文吉朝媳妇消失的方向瞥一眼，就像野猫过街一样，“噢”地一下拐进冯家的大院子里。

　　冯家院同样很安静。猪圈旁边，站着个人，在积雪的地上，轻轻地跺着脚。

　　秦文吉走到跟前一看，那个人是紫茄子，心里就想，这么冷的夜晚，她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紫茄子见了秦文吉，赶紧迎到跟前，小声说：“你真沉得住气，我等你半天了。”

　　秦文吉停住步问：“啥事儿呀？” 

　　“咱们手里可不能留着钱啦！”（咱们就是指眼下的俩人：一个瞒着丈夫、一个瞒着爸爸各自藏私房钱）　　“你们到底得到了什么风声？”

　　“将来呀，钱是一堆废纸，粮食就是金豆子，…… ”

　　“真的…… 我那点钱怎么办呢？” 

　　“快点买上粮食吧。”

　　秦文吉为难地说：“粮食一大堆，跟钱可不一样，我往哪儿塞，往哪儿放啊？” 

　　紫茄子说：“我等着你，就是要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看哪，最保险的办法是，咱娘俩再搭股子，把粮食存在我家的这仓里，过后再另想个妥当的出路。”

　　“怎么搭股子？” 

　　“把钱放到一块儿，买上粮食；别露我，跟你叔说全是你的

　　秦文吉笑了笑，走进屋里去找冯少怀。

　　这两个人各有自己的“鬼”又同病相怜：紫茄子怕前房撂下的那个儿子瓜分财产，背后给亲生的儿子搂“贴己”钱；秦文吉怕两个同胞兄弟瓜分财产，背后给自己搂“贴己”钱。这个秘密，还包藏得挺严实哪！

　　过了一阵儿，当冯少怀送走秦文吉，紫茄子又装腔作势地埋怨冯少怀说：“你不说这是机密的事儿，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干吗？你怎么自已还没动步子，先催着小算盘迈脚呀？” 

冯少怀伸出两只干树枝一样的手丫子，一边用劲儿比划着，一边咬牙切齿地说：“哼，不让这样的东西迈腿动手，光咱们这么几个人闹腾，就能把跟着共产党跑的几亿人的脖子掐住吗？”（心太大了！） 紫茄子打了个寒颤，连忙点了点头。

 

 

　　

　　                       五   希望

 

 

　　秦文庆兴致勃勃地离开家，穿过胡同，拐进大街，往高台阶走。他忽然感到，前边的天空中好似扑来一阵风声，地下的雪路上传来一串鼓响；抬头一看，只见急蹿猛跑的朱铁汉来到跟前。朱铁汉刹住脚步，喘着粗气，说：“文庆，今晚上民校不要上课了，让他们自习吧。”

　　秦文庆摸不着头脑，就说：“高大泉哥亲自嘱咐过，一般的事儿，不能挤掉上课。”

　　“要开党支部大会，是一般的事儿吗？”　　“你开你的去吧，碍着我啥啦？” 

　　“大泉哥让你去列席…… ”

　　“啊！ 大泉哥回来啦？” 

　　“当然！” 

　　“难怪，你那股子活泼劲儿又变回来了。”

　　“胡说八道！” 

　　“真的，村里的人都说，自从大泉哥一出门，铁汉就变得斯斯文文，走路变了样，说话变了腔，一步三看，一句三思—— 闹了半天，你是故意端着一副架子呀。”

　　“呸！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会说轻悄话。芳草地的形势这么复杂，他出门去了，一副重担子压在我的肩膀头上，我不小心着点儿，出了差错，谁负责任？” 

　　　“嗬，真会抢功劳！ 大泉哥没在家这些日子，芳草地的天下是你一个人包打的呀？”　　“反正你没有我费的心思多。不信，你谋摸我这胳膊腕子，瘦没瘦。”.

　　秦文庆用一只手把朱铁汉举过来的胳膊托起来，用另一只手捏了捏那只又粗又壮的腕子，心想：这小子壮得赛过一只牛犊子，却总嚷嚷自己瘦了。他啪地朝腕子打了一巴掌，装作认真地说：“你是掉膘了。”

　　朱铁汉爱听这话，得意地笑笑：“对吧？就是累得够呛嘛！”“哼，你那是想对象想的。”

“你怎么跟冯少怀学，净造谣哇？谁是我的对象？我想谁去？” 

“大婶说，一过春节，就屁股盯屁股地来过五个媒人找你，…… ”

　　“来八个管什么？都让我给撵走了。正经的工作还忙不过来，谁有闲心思嘀咕那号事儿呀，别扯淡了，快着点儿吧，会场在新办公室西屋。我去找你叔秦恺。”

　　秦文庆见朱铁汉又一溜烟似地没影子了，不由得笑笑，盯着朱铁汉消失的地方，愣了一会儿神。

　　在芳草地，如果说高大泉是秦文庆崇拜的人物，那么。朱铁汉就是秦文庆羡慕的人物。过去秦文庆羡慕朱铁汉有一个好的家。那个“家”愿意朱铁汉进步，由着朱铁汉在村子里积极地参加活动。现在秦文庆又羡慕朱铁汉所处的优越地位。这个优越地位，倒不是朱铁汉在党支部、在民兵队或是在青年团的职务，而是朱铁汉有机会成为高大泉的一个助手。实际上，朱铁汉已经成了高大泉的一个很得力的助手。高大泉在家里的时候，朱铁汉就按着他的主意，什么也不顾虑地往前冲打，处处跑到前边；高大泉不在家里的时候，朱铁汉又按照他的安排，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一点也不打折扣。朱铁汉越来越能干，高大泉对他越来越放手，积极分子们对他越来越重视，群众对他越来越放心。秦文庆呢，对他也就越来越羡慕了。秦文庆常常暗暗地在心里跟朱铁汉作比较：论年纪，他跟朱铁汉不相上下，论对革命的积极性，他跟朱铁汉一样高，论工作能力，他自己用公平的尺子量了多少遍，自认为不比朱铁汉低多少。可是他秦文庆却没有能够成为党支部书记高大泉的一个得力的助手。为什么呢？因为秦文庆后背上有个大包袱，这个大包袱就是他那个封建式的家庭，那个顽固不化的爸爸，那个落后自私的哥哥。这个包袱压着秦文庆的肩头，使他直不起腰杆子。这个包袱绊着秦文庆的腿脚，使他迈不开步子。这个包袱拴着秦文庆的手，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地施展自己的热情和能力。这个包袱是这样地使秦文庆厌恶、憎恨，可是他又不能痛痛快快地把它甩掉。秦文庆并不想讲什么骨肉情义了。话不能见面，心不能见面，追求的目标完全拧着劲儿，还有啥情义可讲呢？那个他出生、长大的秦家院，更没有任何一点可让他留恋的东西；那里充满自私、猜疑、忧虑、 吵嘴，没有丝毫积极向上的生气，留恋个啥劲儿呢？秦文庆总是想一刀两断地把这个包袱甩掉，哪怕是从此断绝父子关系，他也不在乎；哪怕不要一垄地，不要一间房，光杆一根地搬出来，他也不可惜，秦文庆之所以不能甩掉这个包袱，是因为党组织不同意，具体地说，是高大泉不让他甩掉。高大泉说，这是关系着党的政策和策略的事情，关系着团结教育农民的事情，还关系着农业社名誉和发展的事情，劝秦文庆不要任性胡来。秦文庆只好把这口苦水吞进肚子里，慢慢地忍着，等着。他暗暗地下了这样决心：自己不能起个帮助高大泉推车、拉套的好作用，也不能起个拖车尾巴和垫车腿儿的坏作用。去年冬天，因为高大泉互助组里的人都增加了收入，都挺起胸膛，又发展成农业社；因为高二林的事儿，冯少怀摔了跟头，缩进脖子；因为假互助组的事儿，张金发挨了批评，芳草地的人对高大泉、对互助合作的态度有了一些更改，所以整个形势都有了变化。于是，秦文庆那个家，那个爸爸，那个哥哥，也不能不跟着往前挪了一丁点儿：他家在名义上算是入了互助组，秦文庆当了互助组的组长。当时，他那个爸爸提出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条件：得让秦文吉在组外边赶大车拉脚挣钱。这事把秦文庆气得够呛，跟爸爸吵了好几天。组里人为了能有秦文庆这样一个得力的组长，只能勉强地同意了那个特殊条件，把互助组搞起来了。闹腾一冬天，这个组干得也算不错。如果照样儿再干上一年，说不定秦文庆这个家，这个爸爸，这个哥哥，还能跟着历史的潮流再往前边挪动一点儿—— 这便是青春年少、热情很高的秦文庆的一线希望。这一线希望支持着秦文庆的精神，使他能够在这个家里混日子，使他能照着高大泉的指点干下去，而不像过去那样，痛苦得不能忍受了。

　　秦文庆一边走，一边胡乱地想着，不知不觉地上了高台阶。他打算把民校的学员们安排一下，好快些去参加党支部会，听听高大泉又带回什么新的指示。他不知道高大泉外出去到哪儿，更不知道高大泉到外边去做什么。但是，秦文庆从朱铁汉一系列行动感觉到，高大泉不是一般性出门办事的。那几天，朱铁汉是那样热心地对待高大泉行前的安排，是那样焦急地等待高大泉的归来，又是那样严格地管住自己的嘴巴，不向任何人，包括秦文庆这样要好的朋友在内，吐露半个字。这一切，使秦文庆揣摸到，高大泉离开村，一定去办大事情。他想，党里的秘密事，不让自己知道，也应当遵守纪律，不去打听。但是，年轻人所具有的积极性和好奇心，又使他不断地东猜西想，恨不能立刻知道底细，弄个明白。现在高大泉终于回来，进村就开党支部会，肯定传达上边的新的指示精神，外出的秘密自然会在支部会上亮出来。秦文庆哪能不急着奔会场呢？汽灯的光亮，透过教室的窗纸，映在院子里的积雪上。许多人的影子叠合在一块儿，遮住半面窗户。那些影子一点儿都不动。往日里，在上课之前，整个教室被唱歌的，念书的，说笑的，弄得乱乱哄洪。今日，这儿显得格外安静，像已经正式地讲起课来一样安静。秦文庆推开门，朝里一看，瞧见没有一个学员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都挤在火炉子跟前，围着一个人，听那个人讲话；挤不进圈里的人，就侧着耳朵，或探着头，认真地听。秦文庆想；准是党支部会的人还没到齐，支书来教室看看，被大家拖住，让他讲新的指示精神，或是讲他在外边的见闻。秦文庆朝前凑凑，仔细地一听，不是高大泉的声音。他又朝人群跟前凑凑，跷着脚一看，只见汽灯那银色光亮，照着一个抱着孩子的青年妇女。这个妇女虽然很热情地说着话，仍不失平时的端庄和含蓄的神态—— 原来是支书的媳妇吕瑞芬。秦文庆心里挺纳闷地想：吕瑞芬在人多的场所，从来都是少言寡语的，连在街上大说大笑的情形都少见，今天怎么在这儿“讲演”起来，又把这么多的人都吸引住了呢？他好奇地停在人群外边，想听个底细。

　　吕瑞芬坐在炉子旁边的一只方凳子上，奶着怀里的小闺女。她那两只贤慧的眼睛，闪动着兴奋的神色，看着坐在身边那个白发满头、皱纹满脸的邓三奶奶，不紧不慢，却又十分有力地说着。“这回呀，咱们这些人，投奔的目标更亮堂了。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完成了，还有第二个五年计划。闹完仨俩的五年计划，我们新中国可就大变样了！咱们社员的任务呢，就是猛着劲地多生产粮食，越多越好。多生产粮食，可不光为了不饿肚子啦。从打组织起来，谁家还饿过肚子呀！多产粮食，吃不了的，送到大城市里去，支援工人老大哥。过去那几年，总提这个‘支援’如今可叫了劲儿，工人老大哥急着用粮嘛！ 小龙他爸爸说，光一个开滦煤矿，就有好几十万工人。人家干活，跟咱们种地的不一样，不是天亮了下地，日头一落就回家。人家一天三班倒，日夜不停手，可忙啦。人家到那么深的并底下，给咱们挖煤，好炼钢铁，打菜刀…… ”

　　不知是谁，听到“打菜刀”这个词儿，忍不住地“噗嗤”一声笑了。

　　

　　邓三奶奶扭动着头，左右寻找那个发笑的人，没有找到，就斥责说： “谁这么浅薄？笑什么呀？听说‘打菜刀’就好笑啦？谁家不用菜刀？光是老娘儿们心里惦着它？你吃菜吃肉就不切不剁，整个儿往肚子里边吞呀！”

　　哗地一声，好多人都笑了起来。

　　邓三奶奶自己也笑了。她习惯地用手背揉了揉眼睛（这是描写邓三奶奶的常用动作），又先停住笑，用拐杖使劲戳着地皮说：“别笑啦，别笑啦，快让小龙妈说下去。这一回，大泉还带回什么新闻。都给我们讲讲，我们听听，好开开耳目。”

　　吕瑞芬并没有因为她的话被打断，而减弱要倾吐自己心思的兴致。她轻轻地拍着孩子，又接着说：“有的人可恨极啦。他们明目张胆地用拉人的火车倒运粮食，不是一回半回的，还故意不打票。他们这是安的什么心？” 

　　邓三奶奶插言说：“那些虫子、老鼠，可会坑人啦！前些日子，我儿子给我寄点钱来，让春江到天门给我买几斤大米。上集还两毛钱一斤，转了一个集，那个贼李财笔头子一转，就改成三毛一斤了。有这么贵的大米吗？” 

　　一直伸着脖子听新闻的邓久宽接过话茬说：“咱们庄稼人自己不生产的东西，用起来就是得挨算计。眼下是农业社集体了，啥事不能干？咱们跟大泉说说，干脆，拨出一块地，种上几亩大米吧。”（久宽只解决自己不受骗的问题，这种思想发展到几十年后，就是自己弄一块地种些无公害粮食蔬菜自己吃——全社会都是如此，进入秦二世——“胡亥”模式。）站在他旁边的苏存义，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说：“你别老赶啦，得说种稻子。” 

　　邓久宽梗着脖子说：“管他大米、稻子，反正咱们得自己生产。要不然就得吃亏。”

　　苏存义说：“种稻子这玩艺儿得有好土、好水，咱们这个地方，不认这东西。过去歪嘴子都没有种成。” 

　　邓久宽说：“他算什么东西？再大的地主，能跟咱们农业社比力气呀！ 这个你还看不透吗？只要咱们一心干，准能干成！你不干，人家掐你的脖子呀！ ”

　　邓三奶奶“嘿嘿”地笑起来：“久宽这小子，傻头傻脑地也变伶俐了。”

　　秦文庆听到这里，心里忽然一动，就大声说：“喂喂，大家静静，我提个建议！”

　　吕瑞芬赶紧站起身，说：“老师来了，别扯闲篇了，快让他上课吧。” 

　　秦文庆对她说：“我今儿个没空儿上课，干脆请你给大家上一课。”

吕瑞芬说：“你怎么也跟我开起玩笑来啦？”　　

秦文庆说：“是正经的。我要列席党支部会去。” 

　　吕瑞芬说：“那就快找姜老师替换你吧。”

　　邓三奶奶说：“姜老师是个党员，商量重要事儿他之能缺席呀！” 

吕瑞芬说：“换个别人也行呀。上课的事儿，哪能轮到我的头上呢？”　　

秦文庆说：“就把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再跟大伙儿正正经经地讲上一遍，就是上课了。”

　　吕瑞芬见秦文庆说得挺认真，越发觉着不好意思，就红着脸说：“文庆你快别出我的洋相了。就是吃饭那工夫，你大泉哥跟周忠大伯和铁汉谈论这些事儿，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着挺开脑筋。到了这儿，我跟邓三奶奶磨叨磨叨。不成套，也不成句的，你让我怎么跟大伙儿正正经经地讲一遍呢？”（本节是吕瑞芬成长的一个台阶——这是从把“爱国主义”说成“爱国都去”走来的她的一大进步。） 

　　秦文庆主意拿定，不再跟她争论，顺手从身旁朱荣手里扯过课本，翻到一页，用手指点着说：“就结合温习第三课，你给大家讲讲体会，还不行吗？” 

　　邓三奶奶问：“第三课是说啥事的？” .

　　邓久宽回答说：“说工农联盟的。”

　　邓三奶奶点头说：“是得多多温习，可别忘记这个。”她又扭头，对秦文庆说：“你快去开你的会吧，这一课，我帮着小龙妈，跟大伙儿温习温习。”

　　秦文庆问吕瑞芬：“有了撑腰的，行了吧？” 

　　吕瑞芬仍然有些为难地说：“让三奶奶主讲，我在一边帮两句腔倒行…… ”

　　秦文庆笑笑说：“反正这个任务我交出去了，你们大伙儿一块学吧。”他说着，转身到门口，发现嫂子赵玉娥站在黑灯影里，就问：“你啥时到的？收拾得这么快？” 

　　赵玉娥说：“我比你还先到哪！”

　　秦文庆说：“怎么没见你过来呢？” 

　　赵玉娥说，“就是你站在街上跟铁汉说话那工夫，我从你们身后边走过来的。人家在这儿议论国家的大事情，你们俩呢？哼，你们这些老爷儿们呀，最没出息，人背后光是对象长对象短的，也不害操！”

　　秦文庆忍不住地笑了：“跑到外边偷听人家讲话，还有脸说呀！” 

　　赵玉娥认真地说：“算了吧，不到外边听，在你们家那个院子里，我长八只耳朵能听到什么好话？看人家瑞芬嫂子，从家里吃一顿饭的工夫，就听了那么多的新道理。人家哪能不进步呢？”　　秦文庆见嫂子对这件平常的事情也动了心，就宽慰她说：“你别急，都能进步。大泉哥说了，今年让咱俩把这个互助组搞好点，搞出优越性来，爸爸看了心里一活动，说不定秋后就能入社哪。”

　　赵玉娥说：“就他那榆木根的脑袋，一时半晌地活动得了吗？还不得让咱们等到白毛老呀！” 

　　秦文庆说：“没那事儿。大家都往前跑，没人等着他；将来全国的农民都入了农业社，光剩下他孤家寡人，他钻天，还是入地去？再说，五年计划一实现，农业社就使上了拖拉机。他看了不动心？他一家一户能买得起？到那时候，他不红了眼入社才怪哪！” 

赵玉娥想到姜波老师常讲的，农村将来种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美好光景，心里热乎乎的。她见民校的学员们都忙匆匆地找自己的位子，要开始温习功课了，就冲小叔子点点头说：“你这话倒也是呀。唉，就这么一点点透光的缝儿，等着，熬着，快到这一天吧。”秦文庆说：“这就是希望。这希望就给我们力量和勇气—— 我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快去学习吧。”他说着，大步地走出教室，怀着年轻人对未来美好前程的强烈的希望，直奔党支部会的会场去了。（当年的农村生活，只有坚持集体经济，才会有如此丰富的农村的文化生活。看看今天那些坚持集体道路的村庄，再看看那些空巢农村，那些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六    要大干猛拼

 

 

　　党支部的会场，设在新盖的办公室西屋，跟村公所是一条脊的房子。

　　柔和的月色，笼罩着这个大院落糊着茅草纸的那个小窗户，被灯光托出来，像在巨大的黑色夜空中悬挂起一块金丝绒的幕布；地上的积雪跟它相互反射辉映，给人一种格外神秘的感觉。刚才这儿很寂静。只有高大泉一个人擦灯罩、掏炉灰、撅棒子骨头、搓收煤球。连他划火柴的声音都显着特别响。不常呆人的冷飕飕的气息，被发香的柴烟味儿替换了。当支部书记手脚麻利地把大铁壶灌满水，放到燃烧起火苗的炉子上，又把铺了青砖的屋地打扫干净，这儿立刻就变得暖融融的，热气扑脸儿。

　　朱占奎一进门，就摊开两只手说：“看看，今儿个支部书记来个包办代替，闹得我都失业了。”

　　吕春江跟过来，笑着小声问：“大泉哥，我瞧你今儿个特别高兴，一定有新任务吧？” 

　　高大泉拍打着棉袄襟上的灰土，含蓄地点点头，问朱占奎：“金发回来没有哇？” 

　　朱占奎回答说：“我见到他们那辆新车了，又是泥又是雪的。他媳妇硬说他没回来。” 

　　吕春江说：“我再去喊他一声试试。”

　　朱占奎说：“快别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反正通知到了，来与不来，由他的便！”

　　参加会的党员和列席的积极分子，都陆续地到齐了，围上高大泉。他们都是那么满有兴致地寻问外地的新闻，打听那边的互助合作开展的情况、物品的价钱、风土人情，还有好多跟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毫没关系的事儿。

　　高大泉尽自己所见所闻，回答着大家。可是他很快地就把这种无目的的闲谈拉到正道上。（三句话不离本行，大泉的本行就是搞社会主义，就是挖穷根子。）他讲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精神，传达梁海山的指示，发表自己的感想，引着同志们跟他一块儿动心思、想办法。他眉开眼笑，脸色特别红亮。这不是风吹雪打的，也不是那旺盛炉火烤的，而是心里发热，又有些发急。他说：“粮食是宝中之宝，是搞工业的原料，咱们搞建设，没有它不行，少了也不行，咱们得千方百计地多增产。粮食和棉花都增产了，国家就有了原料，农业社就显示了优越性，这是一回事儿。跟工人老大哥一块儿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就等于给咱国家工业化铺了底子；国家工业化了，咱农村才能机械化，这又是连环套的。大伙儿都是老行家，种庄稼跟干别的事情不一样，你误地一天，地就误你一年；一个节气抓不上，这一年的计划就落空。咱们党员都要把劲头拿出来，往增产粮食和原料上边使，往支援工人老大哥搞建设上边使，得豁出这浑身一百多斤！”（那些摒弃这些“大道理”，并说“不要给我讲”的人，请问，你们今天几个进入1%或者20%的行列了？） 

　　众人的情绪很快就被他扇热了：

“没问题，党往哪指，咱们就往哪儿大干猛拚！”　　

“今儿个开个通宵，也要把增产计划安排停当。”

　　“我把油瓶子都提来了，这个会就撒开时间开吧！” 

村长张金发，在会议开始了好长时间才匆匆忙忙地赶来。这一次，他可真不是故意迟到的。在天门镇的聚仙楼上，他多喝了几杯烧酒，回到家，想往被垛上靠一靠，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朱占奎下通知开支部会，陈秀花答应下来，到了时间，却没有叫张金发。等他自己醒来，直对女人发脾气：“开会嘛，你为啥不叫我呀？” 

陈秀花说：“我看你睡得挺香甜。”

　　张金发说：“睡得多香，他召集支部会，我也得爬起来参加。我是堂堂的共产党员嘛。在这点上，我不能自己蹲下，他也不用想抓我的有把儿烧饼。”

　　他从寒冷的街道走过，进了热气腾腾的会场。他对这一伙人，怀有一种说不出滋味儿来的怯惧心理，反而强打精神，端着一副高傲的架子。他没有看任何人，只用眼睛找座位。可是他感到许多人都在看他，而且都是一种极不和善的眼光。

　　朱铁汉尽管想讲团结，硬强地压住不满，却仍然用一种很不客气的口气对他说：“你怎么来得这样早哇？” 

　　张金发放下屁股，解嘲地般牙一笑：“打个盹儿，没有醒过来嘛。”

　　朱铁汉说：“这会儿总该醒过来了吧？大伙儿都表了态，轮着你发言啦。如今国家搞五年计划，搞工业建设，急需粮食和原料。农业社得带动互助组，互助组得带动单干农民户，你那个社打什么主意？你们的生产计计划怎么修订，想什么办法提高产量？”张金发一边往烟锅里装着烟末子，一边不以为然地说，“这个呀，你就不用发急了。反正有你们社，有我们社，高低上下全都能比出来，保险落不到后边呀！ ”

　　朱占奎插言说：“金发，我看你还是别打这个保票吧。政府发下来的优良品种白棒子，那是增加产量的一项措施。拨给你们社的那一些，你们就没有想往正地方用。今个早上，你们饲养员张老八，把白棒子种子背到碾房去轧，要喂牲口，亏了让周丽平发现，给拦住了…… ”

　　张金发眼一翻白，手一摆，说：“嗬，光是种子这一点儿事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就能让你们社给丢下几千几万里呀？你就没有睁眼看看我们的车和马！”

　　朱占奎说：“那车马得靠人使！” 

　　张金发说：“人怎么着？我们社的人就不是一只鼻子两只眼？ 比你们的人多一只还是少两只呢？”　　

教员姜波帮着朱占奎说：“占奎同志所讲的，是指人的政治思想觉悟。我看这句话很有道理。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如同打仗，武器再强，如果人不勇敢，也难以克敌制胜…… ”

　　张金发打断他的话说：“唉，盘山不是堆的，胖牛不是吹的，说空话顶个啥用！不信你们就看着，看我那社里的人从今以后，是勇敢还是不勇敢！” 

　　朱铁汉一直横着眼睛看着张金发，见他那股子财大气粗的傲慢劲儿挺不顺眼，就大声地说：“勇敢得分别分别啥勇敢，为公，还是为私，就不一样。咱们党员得一个心眼地搞社会主义，才是正当的。”

　　张金发又冲朱铁汉说：“你们是农业社，我们也是农业社，我们不是搞社会主义，是搞什么主义？你说说！ ” 

　　高大泉坐在旁边，没有插嘴，有意地细听大家的争论。这种争论，表面上很随便，实际上是有意义的。他觉得朱占奎给张金发提出的问题极好，朱铁汉给张金发提出的问题更好。他想，张金发去年冬天整党挨了批评，发狠地把那个挂牌子互助组收了摊子，一转手又办起个大杂烩的农业社；他们到底会搞成什么样子，得看看再说。他想，眼下评论这个为时过早，敲敲警钟就够了，应当抓住这个支部会的中心，讨论决定重要问题。于是，他就制止他们争论说：“今天开的是党支部会，咱们研究的是整个芳草地为实现五年计划怎祥出力气的要紧事儿。每个党员心里边都得装着整个芳草地，不要你们社我们社的闹分家。金发你来迟了，前边的话没有听见，我再给你说说。”接着，他把路上怎么见着县、区领导，领导对当前形势怎么分析，对芳草地今后工作的一些具体指示，全都对张金发讲述了一遍。

　　张金发一听这些话，正好跟他从沈义仁、范克明嘴里得到的消息对了路，心里也冒起了一种欲望的火苗子，他暗暗地想：看起来，粮食要吃香了，大伙儿全都盯上它了；要是下狠心，抓住粮食这个宝贝，是自己发财的一条门路，非得好好地闯一闯不可。（都在关注粮食，可想的不一样，后来干的也不一样。同一个题目，能做出不同甚至相反主题的文章）他想，就不信我张金发总让你高大泉压一头，就不信我那人强马壮的社，干不过你这穷棒子骨头社。他又想。在这里开会的党员，都是他们东方红社的，我坐在这儿耽误工夫，等于聋子的耳朵白配搭，不如赶快找自己社里的几个社干部商量一下，到底怎么快点动手干起来。他又想，刚到会场，马上就走不太合适，一定会招惹闲话；不如再忍耐一会儿，假装出去解手，溜之大吉。他想到这儿，把凳子往靠墙边的黑灯影里拉了拉；随后，抽着烟，心里盘算起他那个竞赛社如何眼东方红社竞赛的事儿；尽管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他东听一句，西听一句，连不成串，实际上等于没有听到。

　　高大泉见绝大多数同志对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的意义认识上统一了，意见一致了，打算结合实际，研究一些具体的措施，就转动着身子寻找老周忠。他小声问朱铁汉：“周忠大伯没来呀？”朱铁汉被这句话提醒，抽身站起，四下一看，奇怪地说：“真有意思，怎么把他给丢下了？丽平，你没告诉你爸爸来开会呀？” 周丽平回答说：“这个会，是你们一起在支书家定下的，还用我告诉他？我是从民校过来的，压根儿没见到他。”

　　朱铁汉说：“那他到哪儿去了呢？把会场的地址听错了？” 张金发对这话耳朵倒挺灵，立刻听见别人说了什么，就使劲儿把烟袋锅子往鞋底子上磕打着，说开风凉话：“我还当只有我一个人迟到了呢，敢情还有比我晚的… ，！”

　　周丽平对张金发这话挺不满，赌气地站起身，说：“你们接着开会，我去找他！”

　　就在这时候，会场的玻璃门“嗒”的一声打开了。一股寒风扑进屋，一个人跨进门坎儿。

　　身材魁梧的老周忠，肩上披着白茬的羊皮袄，一手提着风灯，一手提着木棒，被冻得变了颜色的脸孔，流露着十分庄严的神色。周丽平埋怨他说：“您知道开会，为啥不早来！” 

　　朱铁汉一面让出一截儿凳子，一面也有几分不悦地对周忠说：“快坐下从头听听吧！”

　　周忠把红灯放在桌子上，把木棒靠在窗台上，跺了跺脚上的泥雪，不慌不忙地解释说：“吃过饭，我到地里转了一圈儿，想转回来误不了开会。我正往回赶，听见西官道上又喊又叫。我就过去看看。原来是雁庄一个互助组的大车到天门镇去拉水车，回来贪了黑，过小河沟子，车轱辘陷到冰窟窿里去了。我跟那个车把式弄了半天，才算把车弄上来…… ”

　　周丽平听到这儿，神情立刻变了，就说：“您应该回来找几个人一块弄嘛！” 

　　周忠说：“我估摸着一掀一推，就上来了，哪知道鼓捣这么久啊。搞半截，再回来找人，那不更误时间啦。”

　　朱铁汉的脸上露出笑容说：“我想您是不会轻易耽误开会的，快到炉子跟前烤烤吧。”

　　周忠说：“闹了一身汗，一点也不冷啦。”

　　高大泉把大家讨论的情形，简单地跟周忠述说了一下，补充几句：“咱们这块地盘，正巧在大草甸子的溜边溜沿的地方，十年得有九年涝。这东西，实在是咱们夺丰收的一个大祸害！从打去年伏天一闹水，好多同志就叨咕，要治治它。那会儿，咱们还没有办起农业社，老习惯的绳子也拴着脑筋，胆儿小，看得短，没有敢大干，也不敢想大干。不敢想，又不敢干，集体的优越性咋发挥出来呢？不发挥出优越性，咋把咱这农业变成工业的根基呢？这回我看火候到了，咱们要可着劲地大干一下子，把旧习惯冲冲，把新门路打开。周忠大伯，您就把心里边想的那个开渠的谱子给大家摆一摆，哪儿不齐全，再让大家补充；齐全了，也让大家心里有底，好一块儿带着群众干。” 

　　周忠移到桌子前边，先从右边的衣兜里掏出老花镜戴上，又从左边衣兜里掏出一卷子报纸，放在桌子上；再从右边衣兜里掏出一个已经掖皱了的小本子，轻轻地打开；翻出一张叠着的纸条，铺在桌面上，用几根粗大的手指头摁着边缘，这才开口：“咱得把丑话说在头里。大泉说到的那个谱儿，都是我瞎想的，缺胳膊短腿儿，不成个、不齐全、就算出个题吧。刚才大泉讲过了，咱们芳草地村南边那些土地，年年吃亏就吃在涝上，等着沥水淹到了庄稼脖子，发了急、抓了瞎，火烧眉毛再动手排泄，那是上眼药面的事儿，治不了根子。我跟朱旺、宋老五和秦恺几个人，琢磨了好长一阵子，总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偏巧，有一天晚上我翻报纸的时候，看到上边登着一篇介绍海河那边治涝地的经验（老农经验加文化，等于农业科学家）。我跟他们几个一念叨，都说行，我也就有了主心骨。本来想多琢磨琢磨，再跟大家商量。今儿个傍晚，大泉回来了，我跟他一说，他比我还热心，立刻就让我提到支部会上讨论。这一下可将了我的军。我赶快又跑到地里去看看地形，翻过来倒过去地又想想。我不能把一个二五眼的方案拿到支部会上来呀！” 

　　众人一听，这才明白老周忠大黑天跑到地里去干什么，也明白了他迟到会场的原因。

　　周丽平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不由自主地朝那个耷拉着脑袋不吭声的张金发看了一眼。

　　朱铁汉忙给周忠倒了一碗白开水端过来，催他说：“快摊开您那办法吧，行与不行，让大家听听评评嘛。”　　周忠说：“要说办法倒也简单，只怪单干那会儿不敢想，以后组织起来了，脑袋瓜也没有立刻跟着转过弯子。（这种情况我就常有，想必是一种思维定势）我们的打算，就是不要傻等水来土屯，得先迈步，跑到前头，一开春就动手挖泄水沟。这样有备无患，省得临时挖来不及。又毁庄稼又糟蹋地。我怕大家听不明白，画了个施工草图，一块儿斟酌斟酌吧。” 

　　大家一听，全都站起身凑过来，扳肩探头地观看那张简单的图纸。

　　周忠指点着说：“你们看，从这儿开始挖，沿着这块地边，顺着原来这道水沟子，往东弯，再穿过这两块地，正好是一条从高到低的直沟；地里存了水，就通过渠，顺到沟里，从沟里一直泄到大草甸子里去了…… ”（都是村里干了多年活的庄稼人，不用太具体说，一指一比划，就全明白了。）

　　朱铁汉没等周忠把话说完，就拍着手说：“满好，满好，老家伙简直成了工程师！” 

　　朱占奎拿过图纸，仔细地看看，又放到桌子上，用手指点着说：“我看整个的打算都行。就是这个地方，最好来个小斜沟，把刘祥大叔那块地就接上了。”

　　周忠扭过头问他：“那地低，够不着吧？” 

　　朱占奎说：“用眼睛看着好像低，实际并不低。土改前一年，歪嘴子刚把这块地夺到手，就种了瓜。我给他看瓜园，晴天雨天不离开。我亲眼看见，不管雨水还是沥水，都往您画的这个泄水沟方向流。”

　　吕春江也帮着说：“没错，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咱们挖那个临时泄水沟的时候，我就看见，这边一通，那块地里的水也跟着流出来了。”

　　周忠又眨着眼想想，说：“对，对，就这样吧。”他说着，从兜里摸出一支铅笔头，用舌头尖舔一下，小心翼翼地在图纸上画了一条斜线。他转动着身子征求意见：“大家还有什么新主意，撒开提吧。”朱铁汉说：“没啦，没啦，就这么办吧。”

　　周忠说：“你别包办代替呀。让大家有主意就出，有建议就提，越完善越好嘛！这是咱们庄稼人亘古以来没办过的事儿，谁能一下子就想完善呢？靠众人都动脑筋，才会更有把握。”

　　朱铁汉笑笑说：“好，好，大家发言吧！”他说着，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见大家都含笑不语，就拍着周忠的肩头说：“看见没有？都把话讲完了，明摆着的事儿嘛，党支部会，有意见还能不提？再留一手，回家藏在柜子里去呀？当然啦，个别人故意闹别扭，有话揣在怀里，总是难免的。那就随便吧，反正影响不了支部决议。”

   张金发朝朱铁汉的背后白瞪一眼，没有吭声，又接着想自己的心事。

众人商讨了一阵儿，确实没有什么新鲜的意见可提了，每个人心里，都在兴致勃勃地琢磨着，就要在大草甸子上第一次出现的、主动向大自然进攻的泄水渠。去年搞互助组的时候，这一片地里都打了井，春旱是不怕了；如果再挖一道泄水渠，夏涝的威胁，又得到解除。这样一来，就成了旱涝保收的土地。有了这样的土地，东方红农业社一九五三年增加粮食产量，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作贡献，那就打了保票了！人们想到这些，一个个浑身鼓了劲。

周忠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口已经放凉了的白开水，小心地叠起他的图纸，冲着那个一直在倾听众人议论的高大泉说：“大家都没有别的看法，算不算通过啦？”

高大泉从周忠手里要过图纸，放在自己手掌上掂了掂说：“水没到，先挖泄水渠，表面看事情不大，实际上是一场了不起的革新。估计困难不会少碰到。我们得好好地发动群众。党支部通过了，还要交社员们讨论；社员们都赞成了，支委会再最后决定具体办法。”

周忠说：“我跟朱旺和秦恺，从打动了这份心思，就找社员们商量，差不多挨门都走遍了。让社员们讨论，也只能越来越完善，不会有人不赞成干这个。”

朱铁汉说：“今儿个支部通过，明天就开社员会，好好地讨论一下，顺便就把大家的热劲给扇起来了。”

高大泉说：“除了社员讨论，还应当向全村的群众宣传，也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让他们看看集体优越性和开脑筋的机会，得抓住不放。农业社起个头，把互助组、单干户都带动起来，一齐想办法夺丰收，这才是我们挖泄水渠的用心。”

朱铁汉说：“姜老师，你把那个图复写几份，按照群众小组发下去；再让丽平把这件事儿登在黑板报上…… ”（看来高大泉及其同志们比摩西高了一筹，摩西只是引领人们的行动，高大泉他们在引领行动的同时，还引领人们的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大家（包括他们自己）的主观世界。）

　　吕春江插言说：“我跟文庆两个人管广播。”

　　朱铁汉说：“对，这样一来，你看声势大不大。”

　　高大泉说：“除了造声势，还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后边这个比前边那个费力气。”（诚然）他说着，打开图纸，“你看，如果按照周忠大伯琢磨的这个泄水渠线路，要通过东方红农业社外边的三块地。我们得跟人家好好地协商；协商妥当了，再宣布具体方案，要不然，不就等于农业社给人家下命令，强迫人家按照咱们划下线儿做啦？” 大家一听，都觉得高大泉对事情看得深沉，想得细致。周忠说：“这一程子，我们几个的脑筋全都沾在怎么开渠这件事情上，真没想到这一层。”

　　朱占奎说：“这一层是挺要紧的。想不到的毛病，多半得从这上面冒出来。”

　　姜波又习惯用理论性的话来肯定高大泉的想法。他说：“对任何事情，都要既看到有利因素，又要看到不利因素；尔后，发展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这是我们幼苗一样的农业社能够茁壮成长的关键。”

朱铁汉恐怕一摆这些“不利因素”，给大家泄了劲，就忙说：“搞泄水渠，占的都是洼坑地，挖不到房基，也碍不着场院、菜园，没啥难办的。再说，挖了泄水渠，被占地的户也得利益，现成的好处送上门，谁能往外推呢？还有，你们看，这三块插花地，有两块是金发那社的。他总不会故意找我们的别扭吧？是不是呀金发？” 到了这个时候，关于开泄水渠的事情才引起张金发的往意。他扭着脖子，朝高大泉手上的图纸看一眼，心里不由得一沉。东方红社打算修的渠道，要占用他们竞赛社的那两块地，一块是他张金发的，一块是周士勤的。他想：搞一条泄水渠，挖不出人民币，也流不出棒子粒，没啥了不起的，就是不应当让高大泉他们顺心如意。他想，自己是党员，又是支部委员，在这样的会上提出反对意见，准得让这伙人抓住小辫子；闹一大遭，最后还得由着他们的心思办，实在不上算。他想，周士勤这个人，眼下正是心软嘴也软的时候，因为去年高大泉要权术，让出一辆大车贷款，买下周士勤的情。周士勤就是不乐意，也得把这道难题往社里推，不会亲自出头露面护着地不让挖。他想这样一来，我们那个社，不就等于给他们这个社做菜吃了？他越想越别扭，甭提多烦啦。

高大泉见张金发看图纸，就要把图纸递给他，说：“你仔细想想，有什么意见，提出来咱们再商量。”

张金发没有接图纸，装作无动于衷地拖着长腔说：“没啥，没啥。对这件事，我基本上同意……”

朱铁汉嘲讽地说：“嘿，你可真会用词儿。什么叫基本上呢？解释解释，咱开开脑筋！”

张金发绷起脸，冲朱铁汉说：“这怎么是用词儿。就是这么一个理儿嘛！那块地虽然是我的，可是入了社，归集体用了。我不能在这儿讨你个喜欢，冲着你当红脸汉子，来个大包大揽。我们社是民主办社，我总得回去跟社员们商量一下呀！”

高大泉说：“不光要回去商量一下，还要充分地商量。因为老周忠这个图，只是一个示范，是个样子；如果行得通，又见了成效，今年秋后，咱们支部就应当积极推广，在芳草地多搞几条这样的泄水渠，好让更多的土地减少水患。金发你领导的那个社，不可以马上就动手，跟着这样子试一试吗？”

张金发摇摇头，说：“搞那玩艺儿，太费工了……”

高大泉说：“为了保丰收，多增产，特别是改造旧习惯、老套子，可不能惜工惜力。”

张金发说：“不是惜工惜力，是我那个社人手不够用，心有余力不足哇……”

高大泉说：“如今是试验，我不勉强你一定做；东方红社要这样做，今天的支部会上没有人提反对意见，这就是支部大会决议，你要认真执行。你回去跟社员讲讲，搜集了意见再向支委会汇报。”张金发一边听着，一边心里长牙，暗想：闹了半天，我自己另铺摊子搞了个农业社，还得在你高大泉的管辖之下呀！你算抓住我不放手啦！真绝。

　　就在这个时候，会场外边的窗户外边有人小声地叫：“金发，出来一下呀！” 

　　张金发听见叫声，没顾分辨一下是谁，就趁着坎子下毛驴，急忙站起身，走出屋；到了二门外，才看清楚站在那儿的是冯少怀。冯少怀低声地埋怨他：“我说金发，咱社里那么大的事儿搁着，你不去快着点儿主持处理，跑到这儿凑啥份子呀？” 

　　张金发说：“我正发烦哪。他们把我硬拉来当陪绑的，有啥办法哟！”

　　冯少怀说：“快走吧。刚才，我到办公室里，把咱俩的那个初步打算跟大伙一宣布，把他们都给乐得顶破房檩了。就等你去一锤定调，立刻就来个大干猛干。”

　　张金发见冯少怀一副喜庆样子，问：“干部们全都同意了吗？” 冯少怀更加得意地说：“人心齐，泰山移。你看看咱们竞赛社，真是一呼百应，太顺心啦！” 

　　张金发叹口气：“唉，这边又给我添了点儿不顺心的事儿。”冯少怀追问：“又出啥事啦？” 

　　张金发回头看看，推他说：“到外边说。”

　　他们两个一齐下了高台阶。张金发把东方红农业社计划开挖水渠的事儿，从头到尾地给冯少怀讲了一遍。

　　冯少怀听了，一跺脚说：“真是锔锅（这个“锔”字连找都不好找喽——电子版上“锔锅”原来是“锅锅”，根据这个歇后语，我知道应该是“锔”，锔锅、锔碗是已经淘汰的行当了。就是用金属丝——一般是铜丝——俗称“锔子”，把锅碗瓢盆裂的地方，重新“锔住”，https：//ba！ke.ba！du.com/！tem/%E9%94%94%E7%93%B7/10811426百度里还有，自己可以查一下）的戴眼镜，专找你的茬儿。他们穷得打哆嗦，还总想往别人身上吹冷气儿！没关系，让他们干这种没出息的事儿去吧，看老天爷给他们往地里撤金豆子不。咱们得铆足劲，赶快抓挠粮食！” （文革后有个记者抹黑大寨，就用大寨劳力干一天的产值说话，说什么在西方国家干一天赚不了多少美元就不能干，以此贬低大寨。却不知或是故意不提大寨人改造山河的长远效益。不提创造财富和掠夺财富的根本区别。比如明星的广告费并不是他们创造出了多少财富的象征，只是他们瓜分剩余价值的一种计量。）

　　张金发说：“那位大支书，还口口声声让我们学他的样子，也跟着他挖沟哪，…… ”

　　冯少怀说：“你放心吧，他们这个沟挖不成，你也就不必学习了。”

　　“怎么啦？” 

　　“你那脑袋怎么不会转弯呀？我刚才站在窗户外听了几句，按着他们说的谱儿，除了你和周士勤那两块地跟他们的地插着花，不是还夹着一块肉馅儿——秦富的一块地嘛！” 

　　“啊…… ”

　　“你想想，那个小算盘，能够轻易地让别人在自己地里边横着挖一条沟？” 

　　“他也得利…… ”

　　“那看怎么算计。小算盘的珠算盘。芳草地的哪个人也甭想替他拨拉！”　　张金发听到这儿，觉得有道理，在黑暗中呲牙一笑。（设置的障碍会成为起点。克服困难，变为动力扩大社会主义因素。）

　　党支部的会场上走了个张金发，而且一去不回头。大家顾不上等他，又接着讨论起来。会议一直开到快半夜，该研究的问题都研究透了。他们决定，先从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精神、增产粮食、原料，支援工业建设这个大方向入手，随后再落实修泄水渠的具体措施。他们要用自己大干猛拚的行动，用集体劳动的优越性，把互助组和单干户带动起来：带动大家一齐爱国家，多增产，带动大家为实现国家的建设计划出力气。

　　宣布三次散会，人们才肯站起身，往外走。

　　高大泉把支委留下，又到门外喊住秦文庆。

　　秦文庆来到会场上以后，一直保持着“列席”会议者的身份，只用耳朵听，没有多说话。这会儿散了会，他撒欢地跟吕春江和周丽平谈起他们热火炭一般的感想。听到叫声，急转身，跳起来，冲着高大泉异常兴奋地说：“今天这个会，真给人鼓劲。明天一早我就召开互助组会，让他们都把支部会的精神吃到肚子里去，跟着农业社一块儿干！”

高大泉笑着说：“我还得给你加个任务……”

“你就说吧，没问题！”

“回去先给你爸爸透个信，摸摸他的想法，随后我再找他谈谈。”

“挖泄水渠的事呀？”

“对。”

“我估计没啥难办的。我们那块地在洼坑，十年九涝，一涝准扔，这回正好沾了农业社的光。沾光得便宜的事儿，他还不抢着干哪？”

高大泉说：“文庆，你可不要把自已的想法代替他的想法。他有他的算盘。凡是新事儿，他都容易把算盘珠子拨拉乱。会上我说了这一回，从表面上看，要挖一条渠，实际上是一场革新。只要是新事儿，没有一件能够顺顺当当做成的。我们要大干猛拚，也得小心谨慎。对你爸爸，要耐着性子说服动员。争取他自觉自愿，不要出什么漏洞。你得出一把子力，帮着支部，也帮东方红社办好这件事。”

秦文庆虽然还不能估计到能出什么漏洞，但是，他从支部书记的表情和语气里，掂出这个任务的份量，就严肃地点了点头。

 

 

　　                    七    要一步一个脚印

 

 

　　三星平西的时候，高大泉才算结束了这一天的繁忙的工作。他回到家，躺在被窝里，好久睡不着；刚迷糊一下，又被小女儿的哭声惊醒。他睁眼一看窗户纸，已经发白，就急忙坐起身来穿衣裳。吕瑞芬也被他惊动，就扯住他的胳膊问：“这么早，你起来干什么去呀？” 

　　高大泉冲着窗户说：“天都亮了。” 

　　吕瑞芬说：“那是让地下的雪照的，离着天亮还有一阵儿哪。你就再睡一会儿吧。”

　　高大泉只好又躺下，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入睡。

　　多么重的担子压在这个党支部书记的肩上呀！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成立不多日子，不要说周围的群众，就是社里的人们，都眼睁睁地盯着这个新事物，看看它怎么生、怎么长、怎么样显示出这条道路走得正确，走得通畅。在这第一年里边，农业社要是不能比互助组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要是不能使所有社员们都增加收入，谁能再加入你这农业社呢？谁还肯留在你这农业社混下去呢？（公知们看看，这是你们批判的穷有理？穷过度？）再说，农民还有个多供给国家粮食和原料的重要任务呀！他暗暗地嘱咐自己：不论工作有多压头，也别再发愁，别再发烦，这回一定要沉住气。（不管你赞同他与否，他这种精神应该学习。）

　　高大泉翻个身，枕着胳膊，趴在炕上，继续琢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并不是漫长的，节气一个接一个，稍一放松，就滑溜过去了。要修渠，要整地，要修理工具，还要捣粪、送粪。…… 他想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冒上心头：要想让庄稼长得好，就让小苗做好胎子，这要靠多施底肥。眼下猪少、大牲口少，粗肥也就不多。况且，农业社正处在刚创业的阶段，家底薄，开销大，如果化肥用得多，秋后就会影响社员们的分红。那么肥料从哪儿来呢？压绿肥不是季节，挖坑泥要用很多人力。虽说周忠到天门镇联系了几个机关和工厂的厕所，人家答应让东方红社去掏粪。那是远水，解不得近渴。窗外窝里的公鸡喔喔地打起鸣来，村外西官道上，传来大车轮子哐哐的响声。

　　吕瑞芬拉了拉男人说：“看你，都滚到褥子下边去了。炕板多凉呀！” 

　　高大泉朝媳妇跟前挪动一下，伸出大手，摸了摸炕席，忽然想：能不能拆了炕，把炕土换下来当底肥？这东西肥劲大，弄到手来也容易；全社几十户人家，一家拆一个炕，那可就堆成小山了。他想到这儿，又一翻身，脸冲着媳妇，小声问：“你没有睡着？” 

　　吕瑞芬回答说：“你在旁边翻来倒去地总不消停，谁还能睡着呀？”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说吧。”

　　“你明天带上孩子，到二林那屋去睡，我搬到社办公室去睡。”“干什么呀？” 

　　“把咱屋这炕拆掉，当肥料用。”

　　“这还商量什么。就是这个季节拆炕太早了。动泥动水，到处冰凉的，能托坯吗？” 

　　“别忘了咱们是农业社呀！ 农业社就得敢打破常规，创建新章程。我盘算，有两个炕的社员家，动员他们并炕住，倒着拆，搭上一个新的，再拆一个旧的，不会太困难。”

　　“就怕有的人家不习惯这个时候动泥水活。”

　　　　“县委老梁同志这回提醒我，搞农业社，不光要把人组织起来，也是帮他们生长集体思想、生长先进思想。从今以后，我打算不论在大事小事上，都要领头破旧习惯、兴新做法，拆炕的事儿，有咱们党员和干部家带头干，群众就会跟上来，你说呢？”（我听着都犯怵）　　“好吧，反正我由着你。”

　　“光是由着我不成，你还得帮助我发动妇女。拆旧炕搭新炕，只要妇女一通，就算成了大半。”

　　“我找丽平一块儿去发动吧。”

　　“再请上邓三奶奶帮助你们一把。”

　　吕瑞芬忽然嘻嘻地笑了起来。

　　高大泉被笑得挺奇怪：“你怎么啦？”　　吕瑞芬停住笑说：“你呀，真成了‘小算盘，了，就这么一丁点儿小事，也至于折腾得一夜睡不安生？” 

　　高大泉半开玩笑地说：“我是‘大算盘”跟那个‘小算盘’完全是两祥的。你可别把农业社种地的事儿小看，有一点地方计算不到，出了闪失，就会把咱们堵在半途路上。不用说别的，等庄稼一上场，比单干的农民就是减产半升，社里的人往前走还有劲吗？社外边的人还肯奔你这儿来，跟你走一条道儿吗？” 

　　吕瑞芬觉得男人这话很对。但是她满有把握地认为：农业社一定能增产，绝不会比单干的人减少丝毫；农业社一定能不断地向前迈步，不会停留，更不会退回去。对于这样的信心，她还没有能力清楚地、条理地列举出根据，但是，两年来亲身经历，使她对集体的力量，有了许许多多最实际的体会，她每天跟社员们一块儿干活儿，一块儿上民校，她最了解社员们往前奔、夺丰收的心气。她本人就是个例子。她盼望农业社搞得棒棒的，步步登高，让社员有吃的，让工人老大哥有用的，让芳草地的人都看着农业社眼馋，投奔过来，一块儿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每当她瞧见男人为工作发愁叹气、睡觉不踏实，她就想：土改后最困苦的一段日子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难处能够挡住翻身农民呢？从五一年那么一个穷得叮峭响的小互助组，变化成一个有车有马，人多势众的农业社，谁还割舍得退回去呢？一扑心地干吧，越往前走，会越美满。她想到这些，心里是热乎乎的。她见窗户纸真的亮了，就轻轻地坐起，对男人说：“我去做饭，等烧着火你再起来——别想了，再睡一会儿吧！” 高大泉领会了媳妇的深情，微笑一下，立刻又故意闭上眼睛。他听见媳妇开门出了屋。他听见媳妇在屋外边抱柴禾。他听见媳妇抱柴禾奔向西院的脚步声，他又睁开眼睛装上一袋烟。他的思绪是反复不断的。肥料的问题刚有点模样，他又开始想到排水防涝的事情。他想，老周忠对整治土地有经验，平时喜欢看书读报，思路也开阔；琢磨出这个先修泄水渠防备涝害的办法，益处是很多的。他想：春天没播种的时候就开挖，能够闲治忙用，那一片低洼地，水涝的危害就解除了；同时，可以在渠的两坡上种些豆子一类的庄稼，这样，渠道占用土地的面积实际上减少了。他想；这件事情，一宣传，社员们肯定拥护，对互助组和单干的农民肯定有好的影响；夏天雨季到来的时候，水渠生了效，对人们的思想影响一定会更大。他想：渠道要通过三户社外人家的土地，张金发被大道理管着，公事公办，通更好，不通就拿到支部会上解决，一定得通；周士勤那边，因为种种原因，他也不至于对东方红社采取刁难的态度；比较难办的，就是秦富，一定得集中力量，重点解决这个人的问题。他想：秦富这个人，在如今的农村里，可真够典型了；农业社要是把这样一个人教训过来，实在不容易，但是应当有这份信心。他想，曾经硬抗着组织起来的刘万能转变，跟亲哥哥搞分裂、扎到冯少怀怀里的高二林能回头，证明啥样的人都可以变。只要照着党的。政策办事情，耐心地多做工作，秦富这个人再顽固，脑瓜子也得开缝儿；也甭发怵，甭发急，他终究会看清他应当走的道路。西院里传过来谈话的声音。

　　钱彩凤说：“我已经烧着火了。你弄着孩子，这么早起来干什么？”

吕瑞芬说：“看看都到啥时候了，还早哇！怎么你挑水去啦？”

“二林爬起来，就到饲养场帮着修车。”

“吃过饭，咱们动手拆炕吧。”

“哟，拆炕干什么呀？”

“这回闹增产，社里缺肥料，咱们干部家得带个头。今个晚上，我们娘仨可要到你这屋炕上挤着睡啦。”

高大泉听到这儿，赶忙爬起，穿衣服下炕，抓过帽子往头上戴，就走出屋

钱彩风把水倒进缸里，正转身往外走，见高大泉要接扁担，就说：“我去吧，再有一挑，那缸就满啦。”

高大泉说：“你嫂子做饭，你过去收拾收拾屋子，等我们回来，好一齐动手拆炕。”

钱彩凤把扁担递过去，说：“你忙社里的事去吧，家里这点活计，用不着这么多的人。”

高大泉挑上水桶，想到井台上等等秦文庆，问一问他跟秦富谈过挖渠的事情没有，结果怎么样，以便安排下一步的工作。他刚到街上走几步，正好碰上秦富背着粪箕子从村外走回来。

这个勤俭的庄稼人，一年三百多天，天天都起大早拾粪。他那破帽子的边沿，他那花白的眉毛和胡须上，都挂着霜花；两只大棉鞋踩得地上的积雪“嘎吱”、“嘎吱”乱响。

高大泉停下来等他，离着老远就打招呼：“大叔，又这么早？”

秦富边走边回答：“这么早，还走到你们社里人后边。看看，害得我白挨冻，白跑路，空着手回来啦！”

高大泉笑笑，朝跟前迎了两步，又问：“文庆跟您商量那件事情了吗？”

秦富立刻警惕地看看高大泉，回答说：“你们总是点灯熬油地开夜会，他回来那会儿我都睡了两觉；我起来那工夫，他还在梦里哪，谈个啥呀！”

　　高大泉一听，心里边转个弯子：是直接跟他谈呢，还是等秦文庆给他透个信，摸摸他的心思再谈呢？他想，昨晚上张金发参加了支部会，回到竞赛社，一定会把会上的一些消息透露给冯少怀；冯少怀这个人对东方红社恨之入骨，会不会又借机会打鬼主意，插手使坏？为了防备从冯少怀那儿出漏子，得抓住跟秦富偶然碰上面的机会，先给他透透气，也许能够起一点防护的作用。高大泉想到这儿，就朝秦富跟前移动了一步，说：“我们支部准备召开个群众大会，给大家讲讲国家建设新形势。您从近处也能看到，光是天门镇，这一年的光景，就添了多少工厂，增了多少机关、学校！这是咱们国家发达起来的好事情。城市的人口多了，用原料，用粮食的地方多了，咱们农民就应当积极增产，支援城市；城市有了原料和粮食，会更多地制造咱们农村需要的机器啦，布匹啦，自行车、胶皮轱辘啦，帮咱们搞好生产，过好生活。这就是工农联盟，齐心建设新中国嘛！”

　　秦富听着，想起他在集市上亲眼见到的情景，也想起冯少怀昨天往他耳朵里吹的新闻，就插言说：“是呀，是呀，粮食是个宝，谁也离不了。不多增产还行！” （看到了粮食的重要性，高大泉乃至秦富都能想到生产，而张金发冯少怀却只想到囤积、投机。甚至特么的破坏——不剧透了，想着看“栽苗子”一节。）

　　高大泉说：“增产粮食，靠走老路，搞单干是不行的…… ”秦富连忙说：“我们就是照你说的，办了互助组呀。”高大泉含笑地说：“大叔哇，可不能总把互助组当个牌子挂着，得把心扑到上边才能见成效。”

　　秦富嘟嘟囔囔地说：“这牌子到底啥样儿，得让我比一比，看一看。它要真是一条发家过好日子的路，还用得着你们这样费心费力地拉呀赶的，谁不拚命地往里挤呀！”

　　高大泉说：“您可以比，也可以看，心里头得总装着这件事儿。可别先打定了千斧子也不让劈开的主意，一条道跑到黑，闪着光亮的地方就在眼前摆着，也不去瞧瞧呀！” 

　　秦富非常腻烦村里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们，总是抓住各种机会，给庄稼人宣传什么“社会主义”， “组织起来”。这会儿，他见高大泉清早拦住他，又是这一套，就要告辞回家去吃饭，好早一点打发大儿子出车上路。

　　高大泉见他要走，就说：“大叔，别忙。，我还要跟您商量一件具体的事情。”

　　“啥事，你就说吧。”

　　“我们东方红社，打算修一条泄水渠…… ”

　　“还没等下雨就干这个？” 

　　“下雨再干，那就抓瞎了。修上一条永久性的渠道，在前边等着，临到夏天，连阴雨一多，就让它随着下，随时流走。您看这有多保险！”　　“那倒是。”

　　“我们那条渠要经过您村南那块地…… ”

　　“我们家可抽不出人手干那个去呀！”

　　“不用您出力，就是要占用您一点儿地皮…… ”

　　“挖多宽哪？” 

　　“总得三尺吧？” 

　　“沟子就三尺宽，两边还得堆土埂哪！ 起码得六七尺！好家伙，我那地是横宽的…… ”

　　“这不要紧。占您多少地，我们再从别处拨给您多少，补上。您看行不行？” 

　　“拨给我哪儿的？” 

　　“把我家自留地拨给您。”

　　“秦富听到这句话，打个愣，眯着眼，把高大泉的脸色仔细地审查一遍，说：“这合适吗？” 

　　高大泉故意问：“您说谁不合适呢？” 

　　秦富说：“你家的地都归了集体，就在离村近的地方留下那么一丁点，再割给我一条子，这可让你吃了大亏呀！” 

　　高大泉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您别替我算计，有了集体地里增产，就有了我家的好日子过。自留地不算啥，只要您支持我们社搞好这项工程，就算两厢情愿，全都合适。”

　　秦富眨了眨眼，说：“这个事，我得琢磨琢磨。”

　　高大泉爽朗地说：“可以。您琢磨好了，早点给我们一个回话。大叔哇，我希望您琢磨这件事情的时候，把路子想得宽点儿。个体单干，好比北边乱山丛滚下来的山水，一条一道，祖祖辈辈，就是乱流乱淌过来的（祖祖辈辈都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时代变了，水流千遭要归大海。您终归得成为走上社会主义道的人。从这点上说，您成全农业社修渠，也是成全您自己。还有重要的一点，如今咱们当家做主了，国家是我们自己的。跟工人齐心合力地把工业建设好，咱们国家才能富强，咱们这主人才能当牢靠。从这点上说，您成全农业社，也是对国家出了力。”（可惜真正知道这个道理的工人农民太少了，现在是一盘散沙全交待了。）秦富对高大泉后边说的这篇大道理，几乎没有用心听，两只耳朵捉住不放的，是高大泉前边提的那件实实在在的事儿。事实上，高大泉一边说着修渠的问题，他就一边偷偷地在心里把小算盘拨拉好了：自己并不吃亏，高大泉这个人办事情周到细密，不找便宜，让别人过得去。本来，他可以马上答应下来。他那个多年养成的习惯，使他缺乏这种果断的劲儿。他还得仔细琢磨，绝不能在任何事情上使自己失算。于是，他敷衍地点着头，赶紧告辞，转身往回走。高大泉从秦富的语气和表情上看出来，修渠占地的交涉，已经事成八九。尽管秦富这种性气跟他很不投合，为了设法团结、争取这个中农“典型”，他能容忍。同时，他也准备着另一手：秦富很可能提出过高的要求，钻农业社的空子，多捞一点油水。他想：在这方面的让步一定做到合乎分寸，不能破了格。（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拆迁）

　　井台上，好多从热被窝爬出来的人，脸没洗，饭没吃，就在那儿等着打水，热烈地聊着天。

　　

　　高大泉来到他们中间，找个机会插几句话。都是用闲谈的方式，向他们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述说增加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道理。因为起早挑水的，大多数是年轻人，不论他们的家长拖着他们走着什么样的道路，他们对面前这个支部书记都是佩服的。支部书记的话，立刻就把他们那些好强好胜的心气，给激发起来，一个个都怀着兴奋和热情回到家里去了。（青年是时代先锋，有什么样的带头人很重要）

　　高大泉见秦文庆没有来，又见时间已不早了，就打满两桶水，挑起来。两只荡着清水冒着热气的桶，在他身前身后颤颤悠悠地摆动。路面上已经变化成冰碴的雪，在他的脚下欢乐地粉碎着。新垒抹的院墙，呈现着一种沉稳的黄色，新编绑的排子门，那些没褪净的高梁叶子和春节张贴的红色春条，在微风中飘动。墙根下边，白皑皑的积雪上，堆了一片乌黑色的炕坯，散发着一股子烟熏的味道和火烧过的热气。

　　高大泉一见这炕坯，不由得乐了。

　　吕瑞芬和高二林伙抬着一筐炕坯，一溜小跑地从里边冲了出来。　　高大泉一边让路，一边说，“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呀，说拆就拆起来了！”

　　吕瑞芬含笑说：“你不是正宣传大干猛拚吗？” 

　　高二林说：“我嫂子怕一时托不出那么多的坯，又不能久等；我们仨商量，干脆先拆，等托了坯，把别人家的炕都搭完了，咱们再搭。” 

　　高大泉点点头，挑水往屋走。他一进门，又听见高二林的屋子里“嘭嘭”响，就冲屋里大声问：“不是拆我住的那屋的吗，怎么先拆这屋的啦？” 

　　钱彩凤在屋里回答说：“我们决议啦，两个屋的炕一齐拆，多给社里弄点肥料。”

　　“你们到哪去睡觉哇？” 

　　“我跟嫂子到邓三奶奶家，二林找铁汉做伴儿，你去看守村公所。”（我天哪，太“激进”啦。看钱彩凤说话的劲头，说明她已经开始了有说有笑的生活，显出了她活泼的一面。）

　　高大泉听到这儿，又笑了。

　　这当儿，门口外边围上了好多刚刚搁下饭碗的人，一片热烈的议论声传进院子里：

　　“农业社开春就拆坑，真是打破常规啦！”

　　“支书家给咱们起带头哪！” 

　　“他呀，办啥事情都是先干后说，一步一个脚印儿！” 大个子刘祥牵着牲口从门口经过。他看了一阵子，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情以后，就把那个背着书包要上学的小春禧叫到跟前，小声说：“你先回趟家，让你妈把屋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我喂好牲口，回去拆炕。”

好几个准备干别的活的社员，都中途转回家，商量拆炕的事儿去了。（榜样的力量，但是牺牲也很大啊。王国福为什么英年早逝？）

 

 

　　                       

八   秦家院的风波

 

 

　　秦富背着粪箕子拐过胡同口，就瞧见冯少怀把他家的那头大黑骡子拴在大门外的槐树上，用铁挠子一下一下给黑骡子挠皮毛。这头大黑骡子名义上入了社，实际上还是由冯家专使专用。跟它的主人一样，不像前两年那样精神抖擞了。可是，它的膘没有掉，骨架儿没有塌，看上去还是满威风的。它照样能使小算盘既喜欢、又眼馋。

　　冯少怀好像后脑门有眼，老远就看到了秦富。他停住手，转回身，咧嘴一笑，又呼呼地吹了吹沾在手指头上的牲口毛，凑过来说：“大哥呀，我看你这副没啥事儿的样子，得先给你透个信，免得事到临头把你吓一跳。”　　秦富被他这句话闹得不摸头脑，就问：“看你说得那么邪乎劲儿，啥事这么怕人呀？” 

　　冯少怀左右看看，压低声音说：“那个东方红农业社里的头目，又在背后算计你哪！”

　　秦富故作不在乎的样子说：“我又没有埋着金子银子大元宝，他们算计我个啥呢？” 

　　冯少怀说：“金子银子倒不一定比这个贵重。庄稼人指望着什么活呀？土地！他们要把你的地，跟他们社的地掺和在一块儿，这不比抢金子、夺元宝厉害？”

　　“哼，我又没入他那社，凭啥掺和？” 

　　　　“瞧你说的，总得入社才能掺和？手腕多着哪。你想啊，你那祖传的地，几辈子绣花一般伺候，多肥呀！ 他们那地呢，全都是土改刚分到手的，办社又归了堆儿，光想挤奶水，不想喂草料，瘦得像大把骨。要是从地中间挖上了一条沟，下点雨水一串通，不就等于掺到一块儿了吗？” 

　　“这不要紧。反正一下雨，也得冲刷一家伙，那点肥劲，还不是流到大草甸子里去呀？” 

　　冯少怀一见这手没有把秦富的心抓住，又使第二手：“一条沟，可占不少的地哪。咱这地方虽说十年九涝，总有一年不涝吧？今年要是不涝，占去的地盘得少打多少粮食？昨天我对你说了，粮食这东西可是越来越要珍贵了。”

　　秦富说：“他们要是占我的地，还能嘴头子抹石灰，来个白吃白吞呀？这个我心里有数，也有谱子。”

　　冯少怀一见这第二手又没有把秦富的心抓住，可就有点慌神了，赶忙使第三手——也是他的拿手戏，说：“前边说的这些个，当然都是小事一宗。最要紧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人家要设个圈套，拴住你，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被拖进他们的社里，戴上笼头，给人家拉套去吧！” 

　　秦富眨巴着眼睛说：“你这些都是曲里拐弯的话，我一点儿都听不明白。”

　　冯少怀转身往骡子跟前走，拉着长声说：“不明白呀，就先糊涂着去吧。等你觉着疼了，也就明白了。”

　　秦富追过来说：“瞧你这个人，怎么咬着舌头说半截子话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就直着晾不好吗？” 

　　冯少怀又继续给黑骡子挠着毛，冷冷淡淡地说：“我看透了，你吃了迷魂汤，执迷不悟。我就是晾得再明白，你也听不进去。”秦富说：“那得两说着。我又没有老糊涂，你的话要是真对路，我能不听吗？”他见冯少怀，仍旧装腔作势不开口，就越发想听听，扯住了冯少怀的胳膊紧催，“快说说呀！”

　　冯少怀见秦富真着急了，又左右看看，说：“对你晾底吧，昨晚上人家开党员会，把你那进步的儿子，积极的儿媳妇都找了去，嘀咕到半夜三更。他们说，要是直接了当地动员你入社，看样子办不到，干脆绕个弯子。用一条沟，先把你村南的地圈过去。过些日子，再挖一条沟，把你村西的地圈过去。三圈两圈，你那几块地全入了圈，这是第一步。沟挖成了，农业社显出优越性了，你那儿子、媳妇更不情愿跟着你过这单干的日子了，再来第二步，总进攻，你入社不入？不入？好，你唱‘空城计’去吧！”

　　这一番鬼话连篇，明眼人立刻就能听出许多漏洞和混乱，可是小算盘的心却被抓住了。头一条，他对高大泉的一片好心发生了怀疑。高大泉一心要搞农业社，一心要把全村的庄稼人都拉进农业社，这是许多人，包括秦富在内，都看得出来的事情。高大泉自己对这个用意也从不隐瞒，大会小会经常说，碰面聊天不断讲（阳谋）。那么，他秦富死不肯入社，连参加互助组，也是汤泡饭、对付事儿，高大泉为什么不急不恼，不拉不扯，反而十分和气。十分耐心，好多事情都是按着秦富两只脚的尺寸做鞋做袜子？这里边是不是有手腕呢？第二条，秦富对自已应当不应当成全农业社，忽然间有了“醒悟”。他从来不想坑害高大泉办的那个农业社，同时，他更不情愿让农业社地里的庄稼比他秦富地里的庄稼长得好，更不情愿让农业社里人的日子比他秦富的日子过得富足。因为农业社的庄稼和日子超过他秦富的话，会使他这个跟农业社顶着牛的人，在全村父老乡亲跟前，特别是在全家人跟前丢失面子。等于自已打了自己的嘴巴。尤其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他的舌头会短半截儿，会使他失去钳制儿子和媳妇的威风和力量！（从一心发家致富过好日子，变成了一心不成全合作化，初心好像有点偏移哟。）

这会儿，秦富十分地感激冯少怀。冯少怀又在紧要关头拉了他一把，冯少怀又在他迷糊的时候提醒了他。（清醒迷糊都是辩证的，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他想：要保住这个子孙满堂的秦家小院，要保住他走惯了、又迷恋的道路，一定得约束住子女们；要约束他们的腿脚，必须得拢住他们的心思；要拢住他们的心思，就应当跟农业社的人比个高低上下，要显示出自己这个小院，自己这条老路的“优越性”。要不然，他的一切如意算盘，到头来都会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真得让高大泉给拖进农业社，戴上笼头，给人家去拉套！他想，农业社要在我的地里挖沟？要让我帮你们的忙？哼，别说补我点地，就是给我十万两黄金，我也不干。不管什么手腕，我给你们来个不沾边儿。”　　

秦富主意打定，刚要迈门坎儿回家，秦文庆满脸喜气地从后边赶上来：“爸爸，您没吃饭哪？” 

　　“人没齐，我咋吃！” 

　　“我哥都赶上车走了？” 

　　“还不是等你不来着急了。唉，连个团圆饭也吃不上，这叫个啥呀！”　　秦文庆早起挨门挨户地找了互助组员，把昨晚上支部会的精神传达下去，又被农业社拆炕的热潮吸引住。在街上，他遇见了高大泉，得知高大泉赶到自己前边，把挖泄水渠的事儿跟爸爸谈过，并且已经谈妥。他心里边自然高兴，见了爸爸，脸色语气也和气了许多。

　　秦富进了院子，把空粪箕子扔到猪圈墙下边，没理儿子，要奔二门。

　　秦文庆跟过来问：“爸爸，农业社修泄水渠的事儿，跟你定下来了？” 

　　秦富说：“他们农业社修什么，有什么神通显什么神通得了，还让我定什么？” 

　　秦文庆一听这话不对味儿，就盯住他说：“挖那条渠，要从咱们的地里过呀！” 

　　秦富使劲儿摇着脑袋，说：“我不沾他们，他们也别沾我，两方便吧。”

　　“哎，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我答应谁了？” 

　　“支书哇！”

　　“哼，我才不是那号傻瓜蛋哪。”　　“这是啥话？”　　“起码我不能给别人抬轿子！” 

　　“这是互相帮助，人家又不白占你的地…… ”

“农业社不是有优越性吗？不是比单干强吗？他们还求我这个单干户干什么？”　　

秦文庆被这几句话噎得脸色发青，见爸爸进了二门，好久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赵玉娥端着一盆子泔水走出来，看秦文庆一眼，把泔水倒在猪食槽子里，这才小声问：“怎么啦，又碰了钉子？” 

　　秦文庆气呼呼地说：“他都答应人家大泉哥了，转脸又变了卦，真不像话！” 

　　赵玉娥说：“别泄气，咱俩一块儿劝劝他。”

　　秦文庆看看她，说：“你也要出马啦？”　　赵玉娥说：“我为什么总当个袖手旁观的人呢？我不能用自己的心和手为社会主义效点力吗？” 

　　秦文庆打个沉说：“那就试试吧。就怕加上你这个帮手也劝不动他，看样子咬得很死。”

　　赵玉娥说：“劝不动，也得劝。你早上还对我说，大泉哥说挖这条渠是一场革新。看了这两年，我弄懂一条道理，怕这怕那，是干不了革命的。告诉你，我今儿个要冲锋啦！” 

　　秦文庆见嫂子满脸通红；好像憋着一肚子火，憋着一身的劲，就说：“大泉哥常嘱咐我对爸爸要耐心，这是关系到党的政策的大事。咱们得照着做。”

　赵玉娥说：“你是团员，多讲究一点，应当。我怎么干，碍不着政策，也碍不着农业社。”

　　秦文庆说：“这样吧，我先去劝劝，通了更好，通不了，你在旁边帮几句就可以了。”

　　赵玉娥忍不住地笑笑说：“瞧你这副受气的样子。为了可怜你，我照你说的样子，‘耐心’、‘耐心’就是了。”

　　秦文庆进了堂屋，一眼就瞧见了北墙根下被草帘子盖着的两口袋粮食。就问那个正在从灶膛里往火盆里扒灰的妈妈：“我哥拉水车去了，怎么没带粮食呀？” 

　　妈妈小声回答：“你爸爸说，拿粮食跟国家换水车不上算，让你哥带钱去的。”

　　秦文庆哼了一声：“对国家办事儿还找上算，还有点中国人的味儿吗？”他说着一撩门帘子进了里屋。这个一直遵守着“耐心”，刚才还劝嫂子“耐心”的青年人，这会儿，一见爸爸那两只正迎着他的、仇视他的目光，再也“耐心”不住了，开口就说：“咱们把话讲清楚，农业社要在咱家地里修渠的事儿，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坐在炕上等着吃饭的秦富，一见儿子单刀直入地杀上来了，立刻还击。“只要他农业社不宣布一条共产的法律，我就不答应！”“你为什么要一心跟农业社作对呢？” 

　　“是他们跟我作对，还是我跟他们作对？我算计他们啥啦？” “你要从房顶上扒门儿，就再也求不着人家啦？”　　“我只求他们别搅乱我的好日子就知足了。求他们什么？我死了，也不求他们来抬棺材，别说我还活着。”

　　“这是胡搅蛮缠不讲理的混话！”　　“什么，什么，我听你再说一句！”　　已经不“耐心”，又被秦文庆说服得“耐心”下来的赵玉娥，听到屋里谈崩了，赶忙进来，和颜悦色地对公爹说：“您别发这么大的火，也别把话说得这么绝…… ”

　　秦富一见儿媳妇插了嘴，越发断定他们跟农业社的人搭好了窝，设好了套，更加怒气难消，就冲着赵玉娥瞪着眼说：“你去干你的活儿去！”

　　赵玉娥说：“人家农业社为了增产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才要修那条泄水渠；这渠一定得从咱家地里过，这对咱家也并不吃亏。”

　　秦富用巴掌一拍桌子：“你别管这个事儿！”

　　赵玉娥仍旧耐着性子说：“我不管，您又不答应，这不耽误人家开工吗？” 

　　“我们的事儿，你别掺杂！ ”

　　“我是这个家的人，我得说说我的心意…… ”

　　“谁让你们老娘儿们家多嘴多舌？” 

　　“哟，老娘儿们不是人吗？是猪是狗吗？” 

　　秦富被触犯了，发疯般地拍着炕桌子，扯着嗓子大喊大叫。“你，你，你好大的胆子，敢顶撞我！”

　　秦文庆在一旁助威说：“该顶就得顶，该斗就得斗，要不然，我们都得让你害得绝了路！”

　　秦富“噌”地跳下炕，从地下拾起鞋底子：“妈的，我打死你个免患子！”

　　赵玉娥怕秦文庆皮肉吃亏，就一跨步，挡着秦文庆，拦住了秦富。

　　秦富倾着身，弓着腿，拿着鞋底子，浑身打抖。按照孔孟之道的传统礼法，当公爹的可以使用各种手段虐待、侮辱儿媳妇，甚至，可以借儿子、老伴的手要儿媳妇的性命，但是不能亲自动手打。（这部书应该写于1974年）秦富自然不肯逾越这样的礼教规章，就跳着脚大骂，又招呼老伴“应声虫”： “你，你，进来，给我打她，打死她这个不懂妇道的混帐！ 打呀，打呀！”

　　应声虫什么都肯应声，唯独打人例外。如果她有一点敢于打人的勇气的话，她一早把秦富打得落花流水，乖乖听喝，哪能受半辈子气，挨半辈子打骂呀！（妙笔！）她这会儿站在屋门口，脸色发黄，浑身哆嗦，不要说动手，连嘴巴都不知道怎么张了。

　　秦文庆大声地喊着：“告诉你，打人是犯法的，敢动手，看咱们谁能打过谁？” 

　　秦富被撂在那儿，没个台阶下，就用更凶的喊叫给遮丑解围，“你小子翻天了，你小子翻天了！ 你们是搭好伙儿灭我呀！” 秦文庆说：“你把人逼得再没路可走，咱们今个非得说清楚道明白不可。你这回要是不答应农业社挖泄水渠，看我有办法治你没有！”

　　秦富“嘭”地往炕上一躺，手脚乱蹬乱刨地大哭大叫，“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你个怜逆不孝的畜生！ 我白养活你了，我白养活你了！”

　　冯少怀一直在大门外等着听这场戏，而今这场戏真的由着他的导演，热热闹闹地唱起来了，就藏起那一副得胜者的奸笑，假惺惺地跑进来劝架。

　　秦文庆一见冯少怀挂着一副怪模样进屋来，猛然想起刚才爸爸在外边跟他说过话儿；看来不像一般地闲聊，准是在占地挖渠这件事情插一杠子、使了坏水儿，挑拨起这场风波。于是，正在盛气中的年轻人故意不给他好颜色看，对他怒目而视。

　　赵玉娥虽然不知道秦文庆估摸的这一段过节，但是，她平时有观察，有感觉，早知冯少怀不是好人，就趁机一旋身子出了屋，躲开了。

　　应声虫却感到冯少怀来得是节骨眼儿，连忙让坐，说：“你大叔，快劝劝他们吧，快劝劝他们吧。”

　　冯少怀先安慰哭闹的秦富：“挺美的日子你不过，这是要干什么呀？对孩子，不能一个真字穿到底；又得管，又得哄才行。好说好道，他们能不听你的指教？你为谁？收一千，存一万，一伸腿，能带到棺材里去？还不是给他们留下？他们哥们，一个个都是顶聪明的人，终归还不能算清这笔帐吗？你别发火，别着急嘛！” 小算盘秦富也怕再闹下去，传出小院，让外姓人笑话，就停止了哭叫。

　　冯少怀又端出一副长辈的架子，规劝怒气不息的秦文庆：“你是念书明礼的人，忠孝节义总是懂得的。在这个院子里，孝字就是第一号。当父母的，把你们拉扯这么大不容易，父母说话就得听，说一不能有二…… ”

　　秦文庆哼了一声，打断他的话说：“他拖着我们走死路，往火炕里爬，也得听吗？” 

　　冯少怀说：“天底下没有这样的父母，父母就算再不好，也得听他们的话。人家古代的贤人，父母要吃人肉，都高高兴兴地从自己的大腿上往下割。我就佩服这样的孝子！”

　　秦文庆揭他的底说：“你自己为啥不当一个这样的孝子呢？当初，你逃荒到这里发了财，你妈拄着棍子，讨要着来找你，你怎么把她赶走啦？…… ”

　　冯少怀被揭疼了：“你这孩子，怎么乱咬起我来了？” 秦文庆说：“你自找！不要背后使坏，当面充好人。你那一套仁义道德，连擦屎布都不如！” （好！）

　　冯少怀被说得脸色苍白，连着摆着手说：“好，好，你们家的事儿，我不管。碍我啥了？将来谁败家，谁受罪！” 

　　应声虫小声对儿子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秦文庆说：“你们吞着迷魂药，硬充明白人，早晚会醒过梦来。凡是听信冯少怀的黑话，让冯少怀当皮影人耍的人，才是最不懂事的，到头来非得受他的害不可！ ”他说着，就往外走。

　　应声虫追上他说：“别走，快去给你爸爸消消气，别把他气坏楼！” 

秦文庆说：“这两年，快把我的肚子气崩了，谁管过我？他放着大道不走，昧着良心去爬独木桥，我们绝不会向他投降！” 正在厢房里伤心的赵玉娥，听到秦文庆这句话，立刻长了精神。她开始考虑：做为秦家院一个最没基本权利的小媳妇，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永远不向旧势力投降的新社会的妇女。　

 

 

 

 

　　                   九   秦恺献计

 

　　宣传爱国增产的广播声，在村东村西响起来了。

　　宣传爱国增产的黑板报，在前街后街出现了。

　　芳草地的庄稼人，平生第一次听到“五年计划”这样的词句，很难一下子弄懂它的深刻的含义。但是，他们从村子里突然出现的异常声势里，从东方红农业社社员们的喜眉笑眼和拆炕积肥的行动上，真切地感到，又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在大草甸子上开始了。听广播和看黑板报的人们，十分新奇地议论着：

　　“国家还有个发展计划，真有意思。”

　　“没有个计算，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呢？” 

　　“这么大个国家，能喊一二一口令，就一块抬腿迈步子？” “要不就提倡组织起来了。”

　　“这倒是。看人家农业社，一声令下就齐步走。” 

　　东方红农业社的人，的确是心齐、手齐、行动齐的。看他们一个个都多高兴啊！他们生在这个大草甸子里，长在这个大草甸子里；他们在这个大草甸子上撸锄杠，摔汗珠，谁没有吃过沥涝水淹的苦头？过去那年月，刨土坷垃的庄稼人，只能等大自然给，靠老天爷赏，如今，他们抱成了一个团，有力量跟大自然碰一碰，跟老天爷争一争了。他们都知道，修了泄水渠，土地保了险，丰产就有了指望。而且，只有组织起来的庄稼人，把粮食收到自己的手里，才能扬眉吐气地生活，才能随心所愿地过日月。这样的好事儿，连小孩子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在这些社员里边，秦恺是个最得意的人。因为挖泄水渠这件事情，是他头一个想到的，是他想了很久很久的一桩大事情，跟他哥哥小算盘分家单过那一年，秦恺才二十岁出头。年轻力壮，刚分家，过日子的心气盛，也赌着一口气想超过他那个“没好心”的哥哥。所以他跟媳妇一天到晚不停歇地收拾村南那几亩地，庄稼苗长得真不赖，穗头挺大，颗粒很饱。眼看粮食就到了嘴边上，不料想，哗啦一场雨。北部山区的洪水，漫过河堤，铺天盖地往大草甸子的方向压过来，红艳艳的高粱地，一下子变成了白茫茫的大水洼子。这个挺有志气的小伙子，在地硬子上，“哇哇”地大哭。媳妇趟着水，到地里找他，给他说开心话，劝他回家吃饭。他抹着泪，说：“我要挖一条挺大挺大的沟，水来了，顺着沟流到大草甸子中间去，把咱这高粱全保住。”媳妇听到这句话，当他得了疯病，好多日子都是提心吊胆的。第二年春天，他果真要照他的想法干一下。可是，没容他动手，难题就来了。紧靠着他那块地的南邻，是他哥哥的；哥俩不说话，自然行不通。紧靠着他那块地的左邻，是一个光棍汉的，断了粮食揭不开锅，到外地熬硝度日去了；不商量好，自然行不通。紧靠着他那块地的右邻，是地主歪嘴子的，那个时代，谁有胆子敢跟那样地位的人搭话说事儿？秦恺没办法，就用土在自己那块地的四周搭上了一圈儿小土捻。整整一个春天，日日夜夜地加班干，把捻硬是搞得很结实挺保险，夏天一场大雨过后，他跑去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好家伙，用他哥哥秦富的话说，那块庄稼地变成了一个“大水箱子”。秦恺站在他那“大水箱子”边土看一眼，没有哭，倒“哈哈”地一阵大笑。跟在身后边的媳妇吓慌了神，当他这回真疯了。秦恺却说：“碰这么几下子，我变伶俐了。”秦恺越活越伶俐，几十年过来，他再也没有想过这件伤心事。如今，他是跟着大队人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员了，自然更加“伶俐”。那一天，他到邓三奶奶家串门儿，聊起一九五三年的生产。他顺口搭音地说：“水淹是咱们这儿一大害。如今土地连了片，要是在地里挖个泄水的沟子就好了。”不料想，周忠听着有心，拉着宋老五、朱旺这一伙老庄稼主，挺认真地琢磨了好多日子；刚有一点谱，周忠又把它提到社委会上讨论。党支部书记非常支持这个建议，还当众表扬了秦恺。说干，就要领着大伙儿干起来。秦恺那个多年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他美滋滋地想，这件好事要是办成了，不光给农业社立了功劳，也给后代立了功劳；多少年以后，谁要提起来，谁能忘了这一伙创业人呢？真是太美气了！ 秦恺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地干一场，一定要把这件好事干成功。

　　刚才秦恺去找周忠，正赶上高大泉跟周忠议论探渠动工的事儿。高大泉告诉秦恺，秦富已经答应农业社的渠道从他家地里走，这就算板上楔钉子，实实稳稳的了。秦恺回到家里，想弄一根棍子，做个量地、划线的五尺杆；左寻右找，没有个合适的。他在院子里转了两圈，一咬牙，把房子后边的一棵鸡蛋粗的小榆树给砍了。老伴推碾子回来，发现他砍了树，心疼地喊起来了：“我的天哪，好好的一棵树，再过个一两年就成了椽子材料，你毁了它干啥呀？” 

　　秦恺笑眯眯地说：“社里有大用，不砍不行。等把渠修成，要啥有啥，你别心疼这点东西。”

　　“修渠的事儿，靠准了吗？” 

　　“只差动工了。”

　　“文吉他爸爸让咱们挖地？” 

　　“支书跟他一说，就点了头。”

　　老伴儿疑惑地说：“没有这么顺当的事儿吧？他是个啥人性，你还不知道？” 

　　秦恺满有把握地说：“这回倒像个人样儿。其实，社里挖泄水渠，对他也有好处，他能计算。”

　　“我听活电报说，他们家这会儿正吵架哪。”

　　　　“为啥事情吵呢？跟占他们那块地的事情有关联吗？” “我路过门口，听几句，好像就为这个。”

　　秦恺想了想说：“他大概是想占便宜。要多换些地，让文庆驳了他。哼，他见了农业社这个大头还不捉？”

　　“咱农业社不该沾他。”

　　“你净说这种没有边沿的话。不沾他，渠咋修呢？能从半空中飞过去呀！” 

　　秦恺这样说着，转过身心情不安地往外走。

　　农业社修泄水渠的事情，能不能搞起来，最后能不能搞成功，秦富那块地是个关节眼儿。前几天，当秦恺一萌起这个新的念头，想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秦富今天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农业社的要求，不仅给秦恺那鼓起来的一身热劲加了火候，而且，还使他几十年来，头一次对自己的同胞哥哥产生了一丝好感。他没有料到，秦富这样轻易地答应社里人在地里挖渠，另外还会有企图。秦恺这会儿猜想，小算盘要捉农业社大头的胃口一定很大；要不然，秦文庆不会在这时候跟他大吵；得赶紧想个办法，既能保证修渠的工程顺顺当当地进行，又不能让社里吃亏，不让秦富讨太大的便宜。

　　单干户苏贵俭，一个个子矮小的“半大老头”，老远就冲秦恺打量，用一种怀疑的口气说：“嘿。你们农业社真会想新鲜事儿，听说要在地里挖泄水渠？” 

　　秦恺故意理直气壮地回答说：“那当然啦。” 

　　“常言说，水火无情，哗一下子满世界的水，你们让它从哪儿走它就听你们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详细地查看了水路，保准行。”

“能保准好哇。我正要开开眼呢。”

　　“你就等着开吧。保证把你吓一跳。”

　　苏贵俭不信任地笑笑。话里带刺地说：“我没那么胆小。秦恺呀，如今咱们 可是脑袋上有白头发的人了，你可别再给高大泉闹个大水箱子呀！” 

　　秦恺的胸口被戳了一下子。这个稳重的人，强忍疼痛，不露声色地说：“贵俭呀，要是你这样的户想干这种事儿，跑不了得闹个大水箱；如今是农业社的年月了，我还能演老戏、唱旧调吗？” 苏贵俭一摆手：“你先不用吹，我得看实在的。”

　　秦恺说：“这个实在的呀，不用久等。你想想，论起人力、物力，还是什么，我们农业社哪样缺？特别是人心这份儿齐劲儿，谁比得了？你用不着对我们画问号。” 

　　苏贵俭说：“实话对你讲，对你们画问号的可不是我独一户，多啦。从我这边说，我想给你们烧香求佛，保佑你们万事如意。那渠真要按照你们梦里想的那样挖成了，我这个单干户，也能沾上一点光呀！” 

　　秦恺咧嘴一笑：“要我看哪，你不该见外，快到火堆跟前来吧，别总等着沾光…… ”

　　苏贵俭挺不客气地一摆手，说：“我不搽胭脂抹粉地装样儿。实说，我没有你这么开明，瞎扑通的买卖我不干哟。我别找你不待见，咱们走着瞧吧！” 

　　秦恺冲着苏贵俭走去的背影，心里想：苏贵俭这个人，在芳草地不能算个刺儿头，今儿个对农业社都说开了风凉话，可见对挖泄水渠抱怀疑的人很不少。用高大泉的心思看问题，凡是新鲜事儿，开头的时候，总有人不相信，也总有人反对；看来，这回修泄水渠，两种心性的人都得遇上；对苏贵俭这样的人，没有别的办法，一定得把泄水渠挖成，教训教训他们！ 秦恺这样琢磨着，走了几步，成功的欲望更加强烈起来，甚至一咬牙，下了这样的狠心：小算盘要揩油，就让他揩点去；学习党支部书记的样子，把我那块自留地也割给小算盘一点儿。这样，农业社没吃亏，大事也就办成了！ 他的主意打定，不仅有了十足的成功把握，而且从心坎上升发起一种自豪感。他要马上去找支书，脚步一阵比一阵加快。就在这个时候，朱铁汉、周永振和张小山一伙青年，一个个怒气满脸，拥着无精打采的侄子秦文庆从小胡同口里走过来。秦恺连忙迎上几步，把他们每个人看一眼，问：“怎么啦？又出了岔子？” 

　　朱铁汉绷着脸说：“正是出了岔子。别急，咱们研究一下再说。”秦恺说：“不用研究，这回一定能办成。”

　　朱铁汉说：“怎么办成，得费点事儿了。”

　　秦恺说：“费不了大事儿。我兜着，我保险。”

　　周永振让他这句话和神态给弄得莫名其妙，插嘴说：“我看您兜不了，也难保险。小算盘又把说出的话吞回了。”

　　秦恺紧问：“他咋吞回去？不就是又向咱农业社伸开了大口袋吗？” 

　　张小山说：“刚才发了声明，就是给一座金山，也不让挖他的地。”

　　秦恺吓了一跳，追问侄子：“真的吗？” 

秦文庆挺不好意思地说：“这个死顽固脑袋，一点理都不讲。” 

秦恺疑惑地说：“他那个声明是借口吧？心眼里还是打着捞一把的主意吧？” 

　　秦文庆说：“不像。他明明白白地要跟农业社作对头，让农业社为难。” 

　　“你得好好给他算个帐啊！ ”

　　“他听我的？冯少怀放个屁，他也闻着香。”

　　“他总拿丧门星当财神爷，小算盘早晚得吃个大亏。”“把我给气疯了…… ”

　　“你光气不行，得跟他斗！” 

　　“都吵翻江了……”

　　秦恺不想接着往下说了，扭头走了几步，又转回来，在原地兜了个圈子。他万没想到，他那小算盘哥哥变得这么坏。贪便宜、爱小，已经够让人讨厌了；如今又出了格，故意刁难农业社，简直跟冯少怀能卖一个价钱了！ 他冲着侄子说：“光吵不行，你得想个最能治他的办法。”

　　秦文庆为难地摇摇头：“他软的不吃，硬的不吃，死粘鱼，不张嘴儿。您说有啥法子治他呢？” 

　　秦恺又兜个圈子，眨巴着眼睛想想，左右看看，忽然对朱铁汉说：“你去忙别的工作吧，这事你不用管了。我先跟他们几个商量个办法。”　　朱铁汉说：“这事峭悬在半空中，我哪有心绪干别的。我跟你们一块儿商量商量，有啥高招，好向支书汇报哇。” 

　　秦恺摇头说：“你别参加我们这个。”

　　朱铁汉不解地打量着他问：“这是为啥呢？” 

　　秦恺挺认真地小声说：“因为你是党员。你掺合进来不合适。”朱铁汉一听这话更加纳闷，紧紧地盯着秦恺，非要刨根问底不可。

　　秦恺说：“你不用猜，一会儿就能明白。好铁汉，你去吧。这回，我保证能办成。”他说着，就扯住秦文庆的袖口，“走，咱们到家去，我有个好主意。”

　　周永振当然跟众人一样，为这道突然出现的难关急得不得了；如今秦恺有好办法，更是求之不得，恨不能马上弄明白，就拦住朱铁汉说：“有我跟着他们，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呢？事到如今，得多想几个办法，要不然，咱们那件挖渠的大事就得吹灯。”

　　张小山也帮着说：“是呀。发动社员们人人献计，秦恺二叔得算一个；回头你们领头的人碰到一块儿再挑选，哪个合适用哪个，还。不行吗？” 

　　朱铁汉犹豫了一下，心里想：秦富变卦的事情，得赶快告诉高大泉，免得放久了，再出别的岔子，更难解决，所以不能在这儿纠缠；秦恺虽然是个有深浅的人，是社里的领导干部，只是跟当事人秦富像仇敌一样，说不进话去，掏不出治病的灵丹妙药，用不着在这儿白耽误工夫。他想到这儿，就嘱咐说：“想出啥高明的办法，赶紧到办公室报告，咱们好一块儿掂量执行。听见没有？” 周永振和张小山连连答应，见朱铁汉转身走了，就追进秦恺家的砖门楼。

　　秦恺这会儿正站在院子里严肃地教训他的侄子：“这条泄水渠要是修成功，农业社的一半土地都保了险。农业社成立第一年，五年计划第一年，全都闹了个开门红，这有多光彩！这条泄水渠要是修不成，美事儿就变成了丑事儿，不要说收成没有把握，农业社也得赚回一堆闲话；像苏贵俭那些人，更得指着鼻子挖苦我们。全区的头一个农业社要搞的大事情，竟让你们家给破坏了，这还得了？文庆，事关紧要，你得真学人家大泉的样子，拿出点干革命的劲儿呀！”

　　秦文庆点着头说：“是呀，这一些我都想到了。”

　　秦恺说：“再把话说准点儿，农业社的泄水渠是成功，还是失败，关节全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社员们都睁着眼睛盯着你哪！ ”秦文庆越发感到压力，惊慌地看看走进来的周永振和张小山，还有从屋里出来，站在一边的婶子，心里一阵难过，泪水围着眼圈转起来。

　　秦恺还在不放松地拧弦子、上紧儿地说：“这一回，是你给芳草地搞社会主义立功劳的机会。听叔的话，你可千万别缩回去。”秦文庆叹口气：“您说我有啥办法呢？” 

　　秦恺摇摇头：“你爸爸那个老东西，把人气苦了。两姓旁人没办法，我不信你就治不住他。”

　　秦文庆说：“吵也吵了，闹也闹了；除了跟他分家，再没有他害怕的事儿了！”

　　秦恺就等着这句话，这句话也正是他想到的唯一的主意，眼睛不由得一亮。按照传统习惯，挑唆别人分家，是最不道德的行为，亲叔叔动员侄子分家，更是少有的事儿。今天的秦恺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最道德的，是理所应当的（想到几个词的本意——对：对正，错：没有对正；过：超过了“对正”，不及：没达到“对正”。所以说“过犹不及”、“过错”、“真理向前跨进一小步就成为了谬误”。浩然老师把个性与共性的描写真是写到家了。这就是要求进步的中农秦恺想出的办法，很符合人物的身份、个性）。他想，小算盘把农业社逼到这一步，再没有另外可以下脚的地方，而这样的主意，农业社的人，不论谁，就是心里想这样办，也不好说出口，唯有他这个当叔的最合适。他决心勇敢地承担。于是，他朝侄子跟前凑一步，压低了声音，说：“文庆，说心里话，分家这一手，你有没有胆子使一家伙？” 

　　秦文庆明白了：如果他跟小算盘的爸爸分了家，把那块地分到手，让农业社挖水渠，一切全会一通百通。他真想这样做呀！可是他却摇摇头：“大泉哥不让啊！” 

　　周永振插言说：“要不是支书拦着，他们秦家院，五个家也分了 。”

　　张小山也叹口气说：“这一手最灵验，最有效，可惜又拿不出去。”

　　秦恺说：“我看拿得出去。支书人家是掌握政策的人，当然不会同意你这么干。你不会瞒着他吗？” 

　　秦文庆心里好像开了点缝儿：“这事哪能瞒住人？他知道了，要批评我呢？” 

　　秦恺说：“他当然得批评几句，不然，别人会说闲话嘛，你一口咬定非分家不可，支书也不会强迫你。限制你自由，也是违反政策的嘛！ 闹腾一阵子，你爸爸知道了要分家是你自己的主意，群众也看得清楚了，这就把支书给摘了出去，把农业社给洗干净了。这样，招不来什么麻烦，就把事办妥当，把农业社也成全了，该有多好！” 周永振听到这儿，心里先通了缝：“哎，我看这办法行。只要咱们别把支书裹进去，文庆，你就跟他分。”（周永振没有入党，也是有原因的。境界还没有达到父亲和妹妹的水平。）

　　张小山说：“我也赞成。这样做，准能把事情办成，还不出差错。眼下，修成泄水渠，是天大的事，咱们团员，得拿出点战斗精神，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

　　秦文庆本来就有这样的打算，听他们又说得很有道理，也很有把握，就渐渐地拿定了主意。他想，农业社这个泄水渠是在芳草地给组织起来的农业社打局面、造声势的大事，是支部书记决心要干成功的大事，非挖不可；挖不成，就等于在单干户面前丢了脸，整个增产计划，发展互助合作的打算，都等于宣告失败。绝不能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他想，看样子，爸爸是一口咬定不让步的，这样做事情，实在欺人太甚，实在不近人情，实在不给人留一点路子；除了分开家，把那块地划出来，也没别的办法能把他说服通。他想，刚才自己已经跟爸爸撕开了面皮，如果马马虎虎地过去，又来一个有头无尾，等于向他们投了降；这样养成他们的习惯，他们更没的可怕，会更敢欺负农业社，这还得了吗？秦文庆想到这儿，一咬牙，说：“就这么办。我去找他，嘎巴干脆，立刻分家！” （想干什么，总能找出理由）

　　秦恺对侄子的态度挺满意，又叮嘱侄子说：“这一回可别再放空炮，你可得坚决点儿呀。”　　秦文庆说：“要干，我就跟他干到底啦！”

　　“谁说什么，你可别动撼。”

　　“行。”

　　“包括大泉出面，你也得一口咬定分家。”

　　“我明白。”

　　秦恺点点头：“这还像个青年团员的样子。”

　　女人听到这儿，凑过来，对男人说：“你给文庆出这样的主意，合适吗？” 

秦恺说：“讲句实话，在芳草地除了我以外，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不管怎么说，我跟他爸爸是亲兄弟，跟文庆是亲叔侄；他爸爸骂我也罢，找我吵架也罢，我全不在乎。反正他怎么不了我，乡亲们也说不出啥。我已打好主意，这次分家要是又刮什么邪风，我就站出来承认，是我挑拨的，不让支书和农业社背黑锅，就是告到县政府，我也认可：你们修你们的渠，我一个人盯着跟他打官司！” 

　　大家越听越觉得秦恺言之成理。他们还商量好，对这件事只有他们在场的人知道，严守秘密，对任何人都不讲；秦文庆马上去提分家，张小山和周永振跟去听消息，秦恺在家等候；大功告成，再去找社里的领导干部。

　　这几个青年人，刚才还是垂头丧气的样子，这回，一下子都打起了精神。

秦恺听着周永振和张小山又帮秦文庆作具体行动的详细策划，心里边美滋滋的。

 

　　　　                十   不能掺一点假

 

　　高大泉饭还没顾上吃。他在邓三奶奶家，正跟周忠、朱旺、宋老五几个老人，细密地商量挖泄水渠的具体计划。这当儿，朱铁汉跑进来，报告一个使人十分意外的消息，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全变了。

　　几个老人几乎是一齐开口，追问起朱铁汉。

　　“小算盘什么条件也没摆，就说不让挖地？” 

　　朱铁汉说：“就是呀，一口咬定，没有一点儿余地。”

“是不是文庆没把话说圆满，他怕咱们社白占他的地呀？”

 朱铁汉说：“文庆一张嘴，他就封了门儿。”

　　“总得有个理由吧？” 

　　朱铁汉说：“他要是像个正经人的样儿，提几条理由，咱们还摸了底，好做工作了呢。”

　　“唉，小算盘真是个怪人！” 

　　“哼，不知又拨拉哪个算盘珠儿哪！” 

　　高大泉没有多问，也没有过分的表情变化。他装上一锅烟末，抽着，尽力让自己冷静一些，思考出对策；秦富变了卦，不让农业社占地开渠。秦恺拉下秦文庆，要想办法把渠开通，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问题呢？他想：秦富这个突然变化里边肯定有文章，秦恺这个举动也有些奇怪：他跟秦富分家多年，从不来往，走对面如同仇敌，谁也不搭理谁；一提秦富，他就恨得咬牙，那么，他有啥好办法教给侄子，对待秦富呢？事关紧要，一定得马上弄清楚。

　　老周忠也动了一番心思。他想：秦富多变，这是用不着惊怪的，秦恺亲自插手解决这个问题，倒是让人不明白。他问朱铁汉：“你看秦恺那样子，他是想跟秦文庆一块儿去劝说小算盘吗？” 朱铁汉说：“看不出他有这样的肚量。”

　　邓三奶奶插言说：“秦恺要是真能登他哥那门儿，也许能管点事儿。”

　　高大泉从炕上跳下地说：“我先找他们摸清了再说吧。秦恺是农业社社员了，他应当进秦家院，替我们做些工作。要我看，眼下他还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们几位不是接着研究修渠的计划—— 多想几条路，想小算盘那块地不让咱们通过、咱们怎么走过去的路。我跟铁汉先找找秦恺和文庆。再找找小算盘，得把问题砸实着，不能让他拖住我们，更不能让他挡住道儿！”

　　周忠说：“你们去吧，我们这边，多花点心思，一定把路子想宽点儿。”

　　高大泉和朱铁汉两个人，急急忙忙地来到秦恺家。

　　院子里这几个人，因为有了成功的办法，说得正热闹；一见高大泉进来，立刻都把得意的神色藏起来，装作没有什么事情的样子。

　　高大泉把每个人看一眼，问秦文庆：“听铁汉说，你爸爸又改变了主意？” 

　　秦文庆用轻松的口气回答说：“不用管他。你们按照计划开工修渠就是了。” 

　　高大泉说：“我们得想办法让你爸爸把思想打通；他的思想不通，不能自愿，农业社修渠的计划宁可改变。”

　　秦文庆连忙说：“可别改变社里的计划。你就放心吧，我有办法了。”

　　高大泉追问：“你说清楚，有了什么办法呢？” 

　　　　“等明天，最迟后天，我再告诉你。”

　　“你应当现在就告诉我，合适还是不合适，大伙也好帮你拿拿主意呀！”

　　秦恺在一旁连忙说：“支书你就别追问他了，他年轻，你不放心，对我，你总能放心吧？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你们去等现成的，行吧？” 

　　高大泉说：“不管包在谁身上，也得把办法摆到桌子面上，集体讨论决定。”

　　秦恺说：“这事碍不着集体，纯粹是我们私人的…… ” 高大泉摇摇头：“你是东方红社的社员，明明办的是东方红社集体公事，咋会成了私人的？” 

　　秦恺着急地搓着手说：“支书，我让你别问，你就别往下问了！你知道了底细不好…… ”

　　朱铁汉在一旁说：“秦恺你今儿个真怪，怎么跟我们搞起秘密活动呀！ ”

　　高大泉好像已经摸到他们的打算，就问秦文庆。“你是不是又想拿老一套的办法对付你爸爸？” 

　　秦恺赶忙朝秦文庆摆手，不让秦文庆开口，又用手推高大泉：“支书，你有事就去忙。话说到这儿，就够了；无论如何，不能再往下讲。”

　　高大泉避开秦恺，冲着秦文庆非常严肃地说：“你是共青团员，你得遵守纪律，办什么事情，对党组织可不能搞自由主义。明白吗？” 

　　这一句话，首先把秦恺说得不好再开口了，只能戳在那儿干着急。

　　朱铁汉对秦文庆说：“你不快点儿汇报，还掂什么分量、讲什么价钱吗？” 

　　秦文庆被高大泉和朱铁汉用话挤得无处躲避。他觉着，高大泉已经把事情看透，实际上，也把他们的秘密捅开了，不能再捂着了，就说：“大泉哥，我们的办法虽然是老一套，可是这一回，我要坚决使用，再不更改！” 

　　朱铁汉说：“闹半天，你还是闹分家呀？” 

　　秦文庆说：“对。这回非分不可！” 

高大泉说：“就算你跟他分开家，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吗？” 

“能，一定能！分了家，我要出那块地，你们爱怎么挖，就怎么挖，多痛快，多彻底！ ”

　　高大泉摇了摇头：“不。不。我们跟你没有想到一块儿。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光是挖渠占地，还得通过这场交道，让秦富跟咱们解开点疙瘩连上点心。用你们这样的办法对待秦富，他跟咱们的疙瘩会系得更死，跟咱们更得往两下里掰呀！”

　　秦恺说：“这回我保证，他赖不上农业社，也赖不上你。你们就不用管了。”

　　朱铁汉看秦恺一眼，说：“噢，我弄明白啦，这个主意是你刚才给文庆出的？” 

　　秦恺说：“对，是我出的。跟你们党员没关系…… ”

　　朱铁汉一摆手：“瞎扯。我们党员带头办的农业社要修渠，闹得秦文庆去分家，怎么没关系呢？'

　　秦恺说：“你们怕背黑锅，这好办。我马上爬到高台阶的老槐树上，用广播去喊，告诉全村的人，是我挑拨文庆分家的。打官司，我随着，挨骂，我听着。只要能把农业社的泄水渠修成，什么话我也不在乎了。”

　　高大泉说：“二叔，你这个想法，完全错了。我们修渠为什么呢？为了爱国增产，显示出农业社的优越性，把更多的人都吸引到农业社这条道上来；人多力量大，才能多打粮食，往我们的大目标跨步子。如果闹腾了半天，一个鲜红耀眼的农业社非得靠单干户分家，才能办成它应当办的事情，您说说，这叫啥优越性呢？这种名声传出去，是露脸了，还是丢脸了呢？” 

　　秦恺被这句听着普通、又字字有力的话问住了。他沉吟片刻，痛苦地说：“办法独有这一个，又不行，咱那修渠计划就眼瞅着它吹了，这光彩？” 

　　高大泉说：“照您这办法，把泄水渠修成功了，把群众给推开了，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也等于吹了。起码，跟秦富的脑筋、心里差不多的人，更得对农业社抱怀疑。为了占用一点儿地，花这么大的本钱，不能干！”

　　秦文庆说：“大泉哥，你对我爸爸够宽宏大量的了，大事小事都对得起他。这是全村人都清楚的。我分出来，对农业社不会有啥不好的影响。” 

　　高大泉说：“事情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你要知道，有的人，正瞪着两只银睛盯着农业社，等着钻农业社的空子，好给农业社挖沟迭坎儿！” 

　　秦恺挺为难地想了片刻，又低声对高大泉说：“对刚才说的这件事情，你就当不知道，让文庆自己去办…… ”

　　高大泉说：“我已经知道了呀！” 

　　秦恺说：“你就装做不知道嘛！” 

　　高大泉忍不住地笑了起来。他说：“搞社会主义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不能掺一点假；社会主义一定能搞成，用不着使手段，这种信心一定得有。掺假，使手段，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呢？” 

　　秦恺的脸一下子红了。

　　高大泉明知这句话秦恺会受不住。他故意要这么说，说完了以后，发现秦恺脸色的难堪，也不想缓和一下。在他看来，秦恺这个举动，好像出于好心，出于维护农业社的集体利益，实际上，正是梁海山曾经指出的那种“农民意识”的一次暴露。对这种东西，党支部和农业社集体恰恰应当帮助所有社员，包括秦恺这样的积极分子，逐步地克服掉，绝不能有半点含糊不清。

　　　秦文庆也受到高大泉那句话的刺激。他带着几分气恼的情绪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只许我爸爸这号人百般刁难农业社，农业社就不能整治整治他呢？” 

　　高大泉说：“我们的责任是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绝不能整治农民。教育农民，得用社会主义的思想，不能用农民意识对付农民意识。”（现在面对“港独”，开跑车“轰炸”、骂“穷逼”都是上不了台面的。）

　　秦文庆痛苦地发起牢骚：“我们那个小院子堆在那儿，明明白白是芳草地搞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为啥不应当拆散它呢？再这样哄着捧着混下去，我们这些人，就等于成了他们的保护人啦！”高大泉说：“不。那个小院子早晚要拆，这块绊脚石早晚要变；眼下还没到火候…… ”

　　秦文庆几乎喊叫起来：“你就让我这样忍气吞声地等下去了？你给我订个日期，何年何月算等到了头？” 

“坐等它不会散，坐等它不会变。咱们要做工作！”　　

“分家就是做工作，他最怕这一手，这招儿最灵验。你为啥偏偏要横拦竖挡不答应呢？” 

　　“这一手不符合党的策略，也不符合我们的心意，就是不能答应。”

　　秦恺不高兴地对侄子说：“别争竞了。咱这手不行，咱不用。党支部这回总得给咱拿个主意呀！”　　秦文庆也赌气地冲着高大泉说：“你说怎么办吧！”

　　高大泉不急不火地回答说：“认准了这场乱子的真眉目，才能拿出妥善的主意。我觉着，眼下，咱们还没有把这件事儿的根子、蔓儿摸清楚。”

　　秦文庆说：“你怎么看，你快说呀！”　　“你爸爸刚刚亲口答应我的事，转过脸去，突然变得这么怪，变得这么反常，背后里肯定有人使了坏。”

　　“这还用说、就是冯少怀背后嘀咕的。我都亲眼看到了嘛。”

　　朱铁汉插一句：“瞧你这个糊涂人，刚才怎么不对我说这个关节呢？” 

　　一直站在一旁没吭声的周永振，也忍不住带着埋怨的口气说：“这可是顶重要的呀！”

　　秦文庆分辩说：“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嘛！全村人谁不知道我爸爸跟在冯少怀的屁股后边？冯少怀迈步，他就抬腿，还用得着我说。”

　　高大泉拦住他们说：“先别打岔，让文庆把冯少怀今天的活动再讲得详细点儿。”

　　秦文庆把他从街里转回家，在门外见到冯少怀跟他爸爸嘀咕，以及他跟爸爸吵起来以后，冯少怀怎么假惺惺地去劝架，又从头到尾地摆了一遍。

　　朱铁汉一拍大腿说：“没跑，小算盘变了卦，一定是冯少怀背后挑拨的！”

　　周永振也跳起来说：“咱们再像去年秋天那样，把冯少怀整治整治！” 

张小山说：“对，开他个群众会，让他坦白！这一回绝不能轻易饶了他！”　　

高大泉伸出大手，比划着说：“同志们，这只是一根丝，到底是红蜘蛛，还是黑蜘蛛，还没有看清，更没有抓着；马上揭开盖子，冯少怀不会老实，秦富不会服气，群众也受不到教育。这时候我们要是凭着感情干事情，支持文庆闹分家，就算文庆能分出来，秦富呢？文吉呢？不明真相的和跟他们眼光一样的人呢？那还不都呼呼啦啦地跑到冯少怀一边去了吗？挖泄水渠，没有侵犯秦富的利益，对他反倒有好处。他本来不应当跟农业社作对。可是他听了别人使坏，偏偏作对。我们应当更加小心。来个正正道道地进攻，先把这件事稳住，耐心争取秦富，想方设法，不要让挖渠占地的事儿把秦富往冯少怀身上推，最好能朝我们这边拉一点儿。只要秦富一觉悟，他冯少怀到底是什么色的蜘蛛，就彻底晾出肚皮了。” 

　　这几句话，很快就把院子里的这些积极分子的波动情绪给“稳”住了。他们开始像高大泉那样，平心静气地思考着用什么办法，才能够顺顺当当地闯过目前这一道沟坎儿。

　　心里最乱糟的当然是秦恺。他还不能完全明白高大泉的心意，可是他又没有理由反对。农业社的泄水渠不能修成，还因为给侄子出了个主意丢了点脸，他能痛快？他退到人群外边，六神无主地来回走了几步。他把那根五尺杆丢到靠墙边的柴草垛上，发狠地抽起烟来。

　　高大泉明白他的心情，微笑了一下，用一种温和，又很有力的口气说：“二叔，用不着犯愁。我告诉您一个实着底儿：不论什么人，他们就是闹出天塌地陷的大乱子，也挡不住我们决心要走的路。走吧！咱们一块儿到邓三奶奶家找周忠他们去。那边的老几位等着您研究修渠划线哪。”

　　朱铁汉见秦恺的脸色十分难看，迟迟疑疑地不肯动，也帮着高大泉开导他说：“您不用不顺气。说心里话，由着性子干，我支持您的主意。可是，干社会主义不能由着个人的性子呀！支书说的话，是对的。”

秦恺没吭声。他心里想：那水渠不能挂在天上，也不能钻到地里，线可怎么划呢？

 

　

　　                    十一   又起一波

 

　　秦家院的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小算盘的儿子秦文吉打了媳妇。在打之前，或者说在动手之前，秦文吉几乎没有一点具体的酝酿和具体的精神准备。

　　这个旧社会就成了人的青年，曾经是芳草地年轻一伙中，日子过得最得意的一个。用他那个小算盘爸爸的话说，他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骑着毛驴去赶集，前边有人坐着轿，后边又有推车的，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当年，吕春江、张小山这一群孩子，每天得背着一个笆篓筐子，冒着冷风到大野洼里打青草、拾柴禾的时候，他秦文吉能挎上一个用旧布片缝上的书包，坐在财主家少爷们的后边，念起《 百家姓》 、《 千字文》 和《 弟子规》 这些圣贤之书了。以后，比他秦文吉年纪大许多的朱占奎、朱荣这群棒小伙子，娶不上媳妇熬光棍的时候，秦文吉却换了小贴、过了彩礼，很快就成亲了。土地改革的时候，尽管他秦文吉担了一阵惊，受了一阵怕，到头来，小学校的于保宗、歪嘴子的儿子这几个人，都被定成“地主”或“富农”家庭出身，秦文吉却是被共产党团结的中农后代；别人都有所失，他却有所得——从那以后，既没有财主秧子威胁他过日子的了，也没有这种人敢瞧不起他，甚至于，他这个家庭，在被“斗争户”和翻身户中间都变得挺吃香。另外，加上再听不到枪鸣炮响，天下太平；仓满囤尖，人多手齐，这都是奔富日子的大好时机呀！可惜秦文吉反倒不是个称心如意的人。爸爸不称秦文吉的心。尽管他们父子俩志同道合，小算盘却像芝麻粒那么大一个胆子，不敢放开手干。兄弟不称秦文吉的心。尽管兄弟聪明能干，却有劲不往这个小院子里使，偏有往别人身上添油加肉的瘾。媳妇也不称秦文吉的心。要论人头，秦文吉的媳妇在芳草地可以说是第一流的。朱荣的媳妇跟她比，显得轻挑；周永振的媳妇跟她比，显得窝囊。吕春江的媳妇跟她比，显得长相难看得多；就算春芳、玉环这些拔尖的姑娘，也没有秦文吉的媳妇手头巧、能担辛苦。媳妇样样好，秦文吉是喜欢自己的媳妇的。那么，媳妇不喜欢秦文吉吗？好像并没有达到这一步。可是，媳妇对秦文吉那种勉强的应付，隔着心的冷淡，总想往小院子外边走，往高台阶跑的行动，常常在秦文吉心里激起一种酸溜溜、辣呼呼、苦涩涩的怒火！有时候，秦文吉甚至毫无根据的判断，媳妇有了“外心”　　这一切，大概就成了秦文吉打媳妇的拐弯抹角的“远因近由”吧。　　这天早起，秦文吉早饭没吃，就赶到天门镇买水车，交了钱，装了车，赶忙奔粮食市。他手里抓着钱，一心想买粮食，却十分的不顺当。他进镇的时候，市上的粮食口袋并不少。谁料想，转头回来就空了市呢？最使秦文吉焦急的是，粮食涨了价。如若再这样地涨上去，他兜里装着的钱，家里藏着的私钱，那就算“毛”了。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芳草地，在村口苇子坑边上，碰见冯少怀。冯少怀像个贪心的钓鱼人，正坐在河坡水边等着上钩的。早上，他使了个手腕，挑拨得秦家小院闹起了一场风波，给东方红社挖了一道沟坎；东方红社想修泄水渠，妄图抓一招鲜，肯定吹了灯。可是，冯少怀总觉着让高大泉这样平平安安地过去，不上算，不过瘾。因为，光是泄水渠修不成，动不了高大泉的根基，得设法再掀波浪，把事情闹大点儿，让高大泉无法收拾，让秦家院的人跟高大泉结上永远难解的仇疙瘩。这样，才算他冯少怀没有白费事一场。于是，冯少怀专门呆在竞赛社办公室里，跟张金发抽烟、喝茶，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西官道。当他的视线里刚出现一辆大车的影子，就总忙出屋，跑到村门来迎接秦文吉。

　　秦文吉还以为是在这儿凑巧碰上冯少怀的。他想；正好趁左右没人，把粮食市上的情形告诉冯少怀，摸摸冯少怀的心思，讨教个妥当办法，就摇了下鞭子，轰牲口快走几步。

　　冯少怀到了秦文吉跟前，装出一副焦急不安的神态，说：“你快着点赶吧，你那个家砸锅了！” 

　　秦文吉一惊，赶紧从车辕子上溜下来：“怎么啦？” 

　　“你一离家就吵架，吵塌了房顶…… ”

　　“谁跟谁吵啦？” 

　　“你兄弟拉上你媳妇，合起伙来整你爸爸哪，比闹土改斗地富还厉害几倍。”

　　“为啥呀？” 

　　“他两个要逼你爸爸答应，让高大泉那个农业社，在你家村南地里挖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 

　　“挖什么沟？” 

　　“你没听说粮食又珍贵了吗？人家社里想多产点粮食，挖空心思，打尽了主意；他们好像做梦一般，说什么，在地里挖上一条沟，就能泄水，不淹他们社的庄稼。”

　　“他泄他的水，凭什么挖我的地？” 

　　“你爸爸也是这个说法。谁知道，你那兄弟和你那媳妇早就让人家社里人给串通好了。他们想，趁着你不在家的空子，先把你爸爸收拾软了，立刻动手，来个生米做成熟饭，等你回来，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

　　“结果咋样了？” 

　　“你爸爸不干，说等你回来再说。他们不答应，就收拾你爸爸。把你爸爸整得呜呜地哭，真可怜啊！” 

秦文吉听到这儿，有了气，慌了神儿，使劲地抽了一鞭子，让牲口撒开腿跑。　　

秦家院里，这两年大大小小的磨擦是没有断过线的。但是，每一方，每一个人，都因为各种原因抑着性子、压着火气，大吵大闹时候还少有。特别是媳妇赵玉娥。她的心里憋着劲儿，秦文吉能体察出来。如今竟严重到跟公爹面对面干仗的地步，却大出秦文吉的意外。而且这回干仗，又是因为高大泉农业社要侵犯他们秦家的家产引着的火。更使秦文吉不能容忍。秦文吉这回下决心要管教管教媳妇。他觉得，借这个机会管教，占理，有利，也一定顶用。他想，农业社要在单干农民地里挖沟，本身就是欺负人的勾当，是有意挤兑秦家院。秦家院的人都理所当然要维护秦家院的利益，媳妇偏偏胳膊肘往外扯，说明媳妇的心肠变化到什么程度。当媳妇的应当安分守己，可是这个媳妇不仅多嘴多舌，而且跟公爹吵闹，实在大败风俗，街坊邻居不会有人向着这样的妇道人！

　　他想，这回一定要抓住这个借口，给媳妇一点厉害，刹刹媳妇的威风，往后老实点儿。借机会讨好一下爸爸，往后更能喜欢、信赖他这个儿子；同时，也能给高大泉一个颜色看看，警告他往后别再打秦家院的主意。

　　大车弯进村，拐进街。　　呆在街上的好多妇女和孩子，都有点神态异常地朝秦文吉指指点点地说什么机密话。

　　秦文吉装作没察觉，不看谁，更不理谁，照直走。车到门口，他不顾卸牲口，就冲进了院子。

　　应声虫一见儿子的面。委屈难过一齐来，两只手捂着脸，呜呜地哭开了。

　　秦文吉没吭声，虎着脸蛋子，迈着慌乱的步子，急忙走进正房，躺在炕上的秦富，接着茬儿发开了疯：“我的儿呀，你可回来了！你再晚到一步，咱们爷俩，就得等到阴曹地府再见面了。” 秦文吉压住怒气和惊慌，朝他那可怜巴巴的爸爸迫问：“你们到底是怎么啦？快对我说呀！”

　　秦富拍打炕席说：“你还问怎么啦？我都让你那兄弟、你那媳妇整成个半死了！你说说吧，这日子可怎么过，我还怎么活下去哟！ ”秦文吉瞧见爸爸两只眼睛红肿得像桃子一样，说话的时候，又流鼻涕又淌泪。他的胸膛里的那一股子怒火，蹿得更高了。他转身冲出正屋，站到院子里，如同古庙山门两旁的哼哈二将，跑到这儿一个，脸冲着自己的厢屋，横眉立目，吼吼地叫喊开了：“你给我滚出来，你给我滚出来！” 

　　屋里响起下炕抡被子的响声，没有回音。

秦文吉又跺着脚喊叫：“你赶快到北屋给老爷子陪个不是，咱们算完；要不然，我今儿个饶不了你！”　　

屋子里有开柜子，抖落东西的响声，还是没回音。

　　秦文吉开口就骂：“你个混蛋，出来不出来？” 

　　屋里的媳妇终于回答了：“你才是真正的混蛋！”

　　秦文吉嘴里骂着难听的话，饿虎扑食一样地扑向屋门口。赵玉娥气冲冲地从屋里闯了出来。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她没有了早几年的温顺神态，也没有了近几年的忧虑表情，而是两手叉腰，胸膛直挺，眼睛瞪得圆圆的。她逼了过来，像一堵墙似地横在了秦文吉的面前。

　　秦文吉没料到媳妇会这样，不由得倒退了一步，吃惊地说：“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赵玉娥说：“我要跟你们讲理！ ”

　　秦文吉没听明白：“你他妈的讲什么理！” 

　　赵玉娥又向男人跟前逼近一步：“你回答我，我算不算人？我在这个家里，有点当人的权利没有？” 

　　秦文吉没想到媳妇会问这个，倒被问住了。

　　应声虫站在远处，吓得浑身发抖。她连忙叫儿子：“文吉，文吉，你快去卸车吧，别再吵吵了。”

　　　秦富在屋子里，从窗户镜朝外观阵，火上烧油地喊：“咱们惹不起他们，咱们别惹了。你快躲开吧。”

　　秦文吉再一次打起精神喊叫起来：“不行，你今儿个不给老爷子下气认错，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他这样喊着，就要上前拉扯媳妇。

　　赵玉娥狠狠地推开了他的手。

秦文吉被媳妇推得仄歪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一股雄性动物特有的那种发热的血，从秦文吉的心脏，冲到他的大脑。大脑又支配着他的手，那只手猛地抬起来，又急速地落在赵玉娥的脸上了。

应声虫的头顶上如同响个雷。

　　小算盘梆的一声，脑门撞在窗棂子上。

　　赵玉娥被这突然一击，两眼直冒金星。几乎是一股子本能的反抗力，指使着她没有片刻犹豫，就蹿上前去，要抓打秦文吉。可是她无论如何没有秦文吉力气大。加上应声虫奔过来，在中间拉扯着，使得她更加没办法实现这还手报复的愿望。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停止住手脚，打个愣，便回身进了厢房屋。

　　早晨，当她跟秦富吵翻了以后，左想右想，在这个小院子里没有出路。她觉得，从前把一切痛苦都收藏在心里，还能尽力地忍耐对付，如今已经跟公爹抓破了面皮，往后难受的事情肯定少不了，跟这一伙人还怎么一块混日子呢？她打算带着孩子回娘家，躲一程子，松松心，也好找哥哥商量一下怎么办。她匆匆忙忙地收拾了东西，想动身，不知为什么，又使她迟疑起来。她想跟男人见上一面，把话说清楚、道明白。她甚至抱着一线希望，男人发现她的决心之后，会有点触动，会在这样的时刻，从中给她一点再能忍耐一下的力量。所以当男人在窗外叫嚷的时候，她反倒把收拾好的包裹藏在柜子里了。事实却是如此的无情，它使这个好心肠的青年妇女的那一丝本来就微弱薄脆的幻想，立刻就从根本上破灭了。男人的野蛮举动，证明他的心里只有他那个自私自利的爸爸，只有追求发财害人的贪婪，而没有任何一点夫妻的情义了。这自然使赵玉娥加重了痛苦。紧接着，又使她感到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轻松。这种轻松的感觉，再一次坚固了她要离开这个秦家小院的决心。（心理描写多么细致！）

　　她打开了柜子，拿出包裹，抱起正在熟睡的孩子，急速地转着脸，把这间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小屋看了一眼，赶快地迈出了门坎儿。

　　被应声虫推到正房檐下的秦文吉，正脸色焦黄地蹲在台阶上，呼呼地出粗气，瞧见媳妇这个举动，吓了一跳。他不由得喊道：“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赵玉娥根本没有理他，也没看他一眼。

　　秦文吉可着嗓门吼叫：“我看你敢走！” 

　　赵玉娥不仅敢走，而且走到了院心。

　　秦文吉抽身立起。“你给我站住！”

　　赵玉娥没有站住，反倒迈出了二门。

　　秦文吉追出来了：“你给我回来！”

　　赵玉娥头不转，已经到了大门口。（精彩之笔）

　　秦文吉踉踉跄跄地跑到赵玉娥跟前，想再打，胆子小了；想拉扯，又怕有失大丈夫的体面。他的灵机一动，上前夺孩子：“孩子是我的，你走，把孩子给我放下 ！ "

　　赵玉娥朝孩子那可爱的小脸蛋看一眼，把心一横，把牙一咬，松开了手。

　　孩子在秦文吉的怀里哇哇地哭叫起来。 

　　哭叫的声音使得赵玉娥忍不住地迟疑了一下，立即把脚步加快了 。

　　应声虫瞧着事情闹到这样地步，弄得丢魂丧胆，浑身哆嗦地喊叫着：“快来拉架呀！快来拉架呀！”

　　她这一喊不要紧，小孩子、妇女跑来一大群，堵住了大门口。这个询问，那个打听，没有一个帮着他们去追赶那个早就走得没有踪影的媳妇。

　　小算盘一见儿子打了媳妇，就有点慌神。别看他顽固、落后，那些非常符合他切身利益的政策他都不肯接受，“新社会打人犯法”这一条，他可吃透了、信任了、记在心上了。要是没有记住这一条，就凭他小算盘，有多宽的肩头，有多大的胆子，敢那样跟村里的主要干部抗衡？敢跑到县政府告一个党员？每逢上边的一项新指示下来，村干部一推行，他一算计不可心，没有利，决定不想听，他就敢一个字儿地硬顶？在顶的时候，他嘴上不说透，心里是有谱的嘛：反正你们不敢打人，反正你们不敢硬强着我服从你们的道道！这种甜头他尝到不止一次了，就拿前年买刘祥家房基地那件事情来说吧，高大泉动了多大的肝火，可是高大泉都没敢捅秦富一个手指头。反过来讲，如果今天的这个时代，跟过去旧社会的年月一模一样，还是一个允许打人的政府，那么，小算盘秦富就是吃多大的亏，丢多大脸，他也能忍气吞声，让他干啥，他就得顺顺溜溜地干啥（唉，中国的老百姓啊）。他在芳草地这个小庄稼院挣扎奔波了几十年，就是一直当着逆来顺受的顺民呀！政府一个劲儿换牌子，挨打的疼法和可怕并没换过样儿。只有变成共产党的政府，才改了这老章程，怕挨打的秦富从此才不再怕这个了！话说回来，共产党的政府不许打人，也包括怕挨打的秦富本身，不能打别人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小算盘是知晓的；可是如今，他的儿子却打了人，而且是在今儿个这个特别应该小心的火候上打了人，打了一个已经不肯让人打的人。这个打，可不是黄豆粒儿，是珠子串、连环索，关联着好多不容易计算周密的事情，闹大发了，就能让他小算盘一个跟头栽在高大泉那伙人的脚底下，这可实在太可怕了！（秦大爷怕局面失控啊）

　　秦富越“吧哒”滋味儿越害怕，从屋子里蹦出来，冲着儿子又跺脚又咧嘴地说：“你呀，你呀，吓唬吓唬她就行了，怎么真动手哇！”

　　秦文吉气呼呼地说：“我打轻了她！” 

　　小算盘说：“你再打重点，咱这日子更没法过了。你真混蛋哪！”

　　　　秦文吉不服气地顶了他爸爸一句：“您不是常跟我说，女人得打吗？” 

　　小算盘像噎了一口凉水，翻了翻白眼，半晌才说：“唉，我说那话，是啥时候，这是啥时候？人家农业社，这会儿正生着法儿找我的茬口哪！这一回，他们还不抓住咱的小辫子。这出戏够咱们唱了。”

　　秦文吉让他爸爸一抱怨，嘴上说，“没啥了不起，看他们敢把我怎么样”，心里边可打开了鼓，媳妇已经被他打跑了，外边看热闹的人已经知道了，想马马虎虎地过去，十有八九是不行了。这可怎么办呢？

　　父子两个正在院子里唉声叹气，只见冯少怀从门外走了进来。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在村头给秦文吉送了信，点了火，就一直躲在自己家的院墙那边坐镇观战。秦家又一次大吵起来，把他给乐得直拍屁股蛋子。他想，如今计谋完全实现，秦家绝不会再让东方红社挖他的地，东方红社的挖渠计划，肯定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忽然，他听见那边院里的秦文吉动手打了媳妇，心里扑通一声：哎呀，这回乱子闹大了，好事闹糟了！他想，那个心眼向着农业社的赵玉娥，这个打不会白挨，高大泉那伙人也不会让赵玉娥的打白挨；赵玉娥有理，高大泉有权，这两股劲儿合起来整秦家父子，冠冕堂皇，任何人都只能心里有数，嘴上说不出什么。那时候，小算盘父子俩输了理，软下来，把那块地当成“点心包”，跟高大泉作个交换条件，东方红社的渠就顺顺当当地修成了，我冯少怀岂不白费了半天劲，白担了挺大的险，给高大泉帮了忙吗？他在心里怨小算盘，骂秦文吉：“混蛋，适可而止嘛，谁叫你们动手了？”接着，他的脑瓜一转悠，打算赶快出马，挽回残局。第一步先给秦文吉打气，设法让他硬到底，不能软了骨头。第二步，得把张金发扯进来，让张金发在这件事情上再跟高大泉摔一跤，让张金发以村长的身份，把处理这件事情的权接过来，不叫高大泉播手；高大泉要是硬插手，硬想抓住秦文吉打了媳妇这根小辫子不放，达到占地修渠的目的，张金发准不会饶他；为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人摔起来，张金发准能赢，不会输。

　　他把主意打定，跑到秦家，进门就朝着秦文吉伸大拇指：“有种，不愧是男子汉大丈夫。我佩服你！”

　　秦富咧着嘴说：“你快拉倒吧，还夸他哪！你不知道，这一巴掌惹多大祸！” 

　　冯少怀一摆手：“媳妇、地土不让人，这是天经地义的老理。土地照在你手把着，这是他们共产党的新章程。他高大泉不夺你的地，文吉凭啥打了自己的媳妇？你们自己先得挺起腰杆子，政府才能够给你们做主。这年月，没理还得搅理，何况你们全占着理呢！”秦富一听这话，倒也是这么个意思，就小心地问：“村长他敢管这件事吗？” 

　　冯少怀说：“那年你买刘祥的房基地，高大泉咋管了？他们都是党员，没高没低。刘祥的财产受国家保护，你的财产就得在野地里淋着？'

　　小算盘听到这儿，在肚子里边又拨拉起算盘珠了，思谋起脱险的办法； 秦文吉遇事着迷，怕得厉害，也沉不住气。他说：“我去找村长，看他说啥。”

　　小算盘一把拦住他：“等等再说吧，这事要是这么过去了，也就作罢；没人碰咱们脑袋，咱们也别自己去撞。”

　　冯少怀觉着，只要秦文吉能硬得住，就好办，找村长的事儿，他可以代劳，而且会办得圆满。于是，他又给秦文吉说几句打气的话，便一边往外走，一边对堵在门外看热闹的小孩子们说：“快散开吧，这儿没啥热闹好看的。” 

秦文吉强打精神，关了大门，提心吊胆地等着高大泉派人来整治他。

 

　　

　                         　十二    猜不透

 

　　愚蠢这两个字，只有一个写法；天底下的愚蠢的人，却是各有其形，多种多样。

　　冯少怀是个自以为最聪明的那种愚蠢人。他的愚蠢的独特之点在于，他认为，既然秦家小算盘父子能够被他算计透，那么，芳草地的男勇女女，一个不剩，都能够被他算计透。他从小算盘家出来，到竞赛社办公室，就是如此这般地向张金发大夸海口：“你瞧着吧，这一回，高大泉抓住了秦富的小辫子，不逼着秦家乖乖地让地挖沟，绝不会罢休！”

　　张金发是另一个类型的蠢人：他一再上冯少怀的当，却又认为冯少怀是最有眼光的先知先觉者。他说：“只要他高大泉敢硬挖秦家的地，我不跟他斗到底才怪！　　冯少怀说：“你就养足精神，等着上阵。我再去观观风向，回来告诉你。”

　　这个愚蠢人，假装遛骡子，从南街到后街，从晌午一直转到大天黑，连续观看到好几件事，越观看心里反而越发地糊涂了。他先在前街，看到“活电报”万淑华在井台上跟钱彩凤传电报，就把骡子拴在街边树上，自己藏到一棵大树背后偷听一阵：“彩凤，可了不得啦，秦文吉打了赵玉娥！”

　　“真的吗？” 

　　“我亲眼看见的。秦文吉这小子可凶了，要不是那么多的人围上看热闹，他敢追着赵玉娥，打到大街上去！”　　“这小子跟他爸爸一道种。他妈受了一辈子气，让小算盘收拾得像小鸡子一样。赵玉娥没找妇联干部告他们去吗？” “她挟着小包，跑回娘家去了。”

　　“唉，芳草地就没有人给她做个主啦？走，咱们跟丽平报告去！”冯少怀接着又看见，万淑华和钱彩凤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往周丽平家走；偏巧周丽平带着春芳、玉环七八个姑娘和媳妇，奔这边来了。

　　两边的人碰到一块儿，一阵乱吵嚷：

　　“他们打赵玉娥，是冲着咱们农业社来的！”　　“不管冲谁来，打人就是侵犯人权，咱们妇联会正管！”     “走，找秦文吉那小子去！” 

　　“带上一根绳子，对现行犯，拴起来也没关系！” 

　　“对，拉上他游游街！” 

　　冯少怀看到这儿，听到这儿，立刻算计透，这伙妇女要去揪秦文吉。他急着又去牵着牲口，扭头往回走。他想先一步到家，隔着墙头，好看个仔细，听个真切。

　　他走几步，听着后边的吵嚷声渐渐小了，回头一看，那伙人没朝这边走，奔了南边。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噢，明白啦，这伙妇女的头头周丽平是党里人，不能自己做主，去请示高大泉。据说，高大泉拉上秦恺，还有一群老头子，正在邓三奶奶那个屋子里开秘密会哪。

　　冯少怀可不敢沾那个厉害的老军属邓三奶奶的边儿，只好停在十字路口，四边看看，四下听着。

　　过了好长时间，高大泉、朱铁汉和周丽平三个人，边走边说地出了邓家的排子门。

冯少怀猫一眼，就觉着他把这伙人的一切又计算透了：高大泉听了妇女们的汇报，细细地策划了一遍，他们不想到秦家大吵大闹一通出出气就拉倒，而是要捞个更实惠的：跟秦家父子谈判，答应农业社开渠挖地，打人的事儿一笔勾销；不答应，兵马都在邓家院屯着，立刻开来，闹个人仰马翻。 　　

高大泉的脸色很严肃；朱铁汉的脸色通红；周丽平的脸色，好像有点不如意的样子。

　　他们本来争论着什么事儿，离着冯少怀近了，就不再开口；走过去好远，又接着争论。朱铁汉和周丽平话说得多，高大泉话说得少，都故意把声音压低，不站到跟前，休想听到一字儿。（想起一则民间故事，比目鱼就是听窗根，把眼珠子都偏到一边去了。/捂嘴笑）

　　冯少怀的耳朵没啥用处了，两只小眼睛追着那六只有力的脚步跑。忽然，他那窝瓜脸变了形：哎，这仨人，不往西走，怎么往东去了？他苦思苦想，又觉着计算透了：高大泉他们去东边叫秦文庆，秦文庆正在东边给他的一个组员拆炕。高大泉要拉上秦文庆，跟他的爸爸和哥哥一块儿去讨价还价。多个“朝里人”，把事情办成更有把握。他想，回家等吧，反正这出戏早晚得看上！ （少怀这是没事过侦探的瘾呢！真替他累得慌。）

　　太阳已经落山。芳草地乱糟糟的一天要过去了。

　　冯少怀从屋里跑到院里，又从院子跑进屋里，伸长了耳朵，一直没听到隔壁传过什么声音。

　　天色渐渐地黑下来。芳草地为各种事情奔波的人，都回家了。冯少怀到这会儿，不得不承认掉进云雾里。他再也摸不准高大泉的心思和行踪。这当儿，街上一阵脚步响。他抬起头来，立刻发现是张金发的身影。他用一种特殊的眼神，迎着这个一村之长走进他的黑大门，又走到里边的院中央，都忘记打个招呼。

　　张金发是从秦富那边过来的。他好似一只斗败了的公鸡，脸色发黄，眼睛发红，朝着冯少怀唉了一声。

　　冯少怀终于开口说：“真他妈的怪！ 那伙子人怎么还不来找小算盘算帐呢？” 

　　张金发使劲儿一摆手：“你别做梦娶媳妇，净想美事儿，他们根本就没有这套打算！” 

　　“不会吧？” 

　　“咋不会呢？高大泉带着他的哼啥二将去找我，让我来当垫背的…… ” 

　　“你说明白点儿，他们找你干啥？” 

　　“高大泉把我叫到高台阶，先来一堂政治课。说秦文吉打赵玉娥是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念他初犯，可以从宽处理；说群众对这件事情非常气愤，村政府必须出面，教育秦文吉，让他承认错误。还给我戴帽儿，说我是村长，这个差事就交给了我！” 

冯少怀听到这儿，心里一凉，追问：“就这个？没提别的条件？” 

张金发说：“他们逼着我把这些条件答应下来之后，又提一条。”

　　“提的什么？” 

　　“让我命令秦文吉，马上到雁庄老丈人家去，向赵玉娥陪礼道歉，承认错误，保证不再重犯；然后再亲自把赵玉娥接回家里来。”冯少怀听到这，不免吃了一惊，忙问：“啊，这是啥手段呢？除了这些，他们还提了什么条件？” 

　　张金发摇摇脑袋。

　　冯少怀不死心，仍按照他的“计算”追问张金发：“高大泉他们没有跟你说占地挖渠的事儿？”　　张金发挺惋惜地说：“我原来想，他会拐个弯儿说出他们的打算，结果一个字也没沾边儿。”

　　冯少怀作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使劲儿往地下吐了口唾沫，摆动着窝瓜脸说：“你看看，这里边又有啥圈套？” 

　　张金发说：“我看用不着白费这份心思了。咱们快一点张罗，踏踏实实地干自己的事情不好吗？” 

　　冯少怀低着脑袋想了想：“高大泉可不是个好惹的主儿，就怕他不会让我们踏实下去呀。”

　  张金发说：“只要他这条渠修不成。肯定得让咱们比下去。咱们还怕他们什么？” 

　　冯少怀摇了摇脑袋：“高大泉这个人心眼多、善变化，不可不提防他。你想想，他已经把大话吹出去了，这条渠要是修不成，怎么朝上讨好，怎么往下交帐？他又怎么能够压你一头？他不把吃奶的劲头使出来干？就算秦文吉打赵王娥这个空子他不钻，也得另开门路，绝不会善罢甘休！” 

　　张金发打个沉说：“倒也是。不过，真让人奇怪呀，他给我那差事，完全属于跟秦家父子好说好散，一点抓小辫子的意思也没有。这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呢？” 

　　冯少怀故意戏弄他一句：“看看，你嘴上说不用费心思了，不让你猜还是受不了吧？” 

　　张金发不好意思地苦笑了一下：“你说得有理，由着你，再接着摸他。” 

　　冯少怀说：“这样吧，咱俩别扎堆子。你到高台阶盯着他们去，我到街上转悠转悠。他打的什么主意，不会一点儿茬口不露，等咱们看准了，再商量对付他们的办法。” 

　　这以后，两个人就分了手，又接着察看、猜测高大泉的行踪。张金发一直在村公所坐到三更天，冯少怀一直在街上转到家家户户的窗户都没了灯光。结果呢，不说要摸到什么头脑，连高大泉的影子也没有瞅到。这下他们更慌了。一九五三年，是两个新成立的农业社要比个高低上下、有我没你的时候，不摸清对方的底细，又怎么把对方比下去呢？

　　冯少怀从后街回来，想到家里穿他的小皮袄。他刚走进院子，听到街上有脚步响，扭头一看，一个人影，从他们的门口闪过。他立刻认出，那是邻居的秦文吉。他想，这小伙子一定是执行高大泉的命令，到雁庄接媳妇回来了。那么，把媳妇接回家以后，小伙子会咋想咋做，今后又打什么主意呢？应当抓这个空子，去叮问几句实底儿，好设法不让他跑出手掌心去。

　　他赶快追出大车门，又追到秦家的门楼跟前；没容他迈腿上台阶，那两扇破门板“吮当”一声关上了。

　　院子里传出小算盘的声音：“你到底去没去呀？” 

　　静了一下，没人回答。

　　院子里又传出应声虫的声音：“你说句软和话没有？她为啥没跟你回来呀？” 

　　仍然是一片沉寂，没有人搭腔。

　　小算盘喊叫一声：“你哑巴啦？” 

　　应声虫出了一口长气：“唉，本来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这下完了。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事儿！” 

　　冯少怀心里忽地亮了一道缝儿：噢，秦文吉在雁庄碰了钉子，没有把媳妇接回来！他又反复地猜想。秦文吉到底为啥没有把媳妇接回来呢，是秦文吉没有去，还是媳妇挨了打，气没消，不肯来？或者这里边还有别的什么过节？能不能在这中间再做点什么文章呢？

　　他刚想叫门，远处传来说话的声音，就一步跨到墙根，把身子紧紧地贴在墙上。

　　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近，能听出是周永振和吕春江：

“要我看哪，咱们干脆别睡了，省得躺下又起来，白费工夫。” 

“不养好精神，明天咋干？” 

　　“我怕早上起晚了，落到铁汉他们那个队的后边。”“咱俩到社里保管室睡吧。让刘祥大叔起早喂牲口的时候，顺便叫一声，准晚不了。”

　　“好办法。我回家去抱被子。”

　　两个青年人快步地走了过去。

　　冯少怀苦苦地琢磨他们每一句话里的每一个字，始终没有猜透啥意思。他想：不能轻举妄动，别这样莽莽撞撞的先打小算盘，得摸清了高大泉的底儿以后，才能下对策。他想，周永振和吕春江两个人要到他们社里住，那边一定有名堂，得看一看去。他揣着鬼胎，又往高台阶走。（唉，少怀真是“运去英雄不自由”啊，周围连个指使的人都没有了，听窗根、盯梢还得自己干。大冷天的，别冻感冒了）

　　这时候，好多人家的窗户都没了灯亮，只有东方红农业社那边，从大栅拦门里射出几道白光，更显得街道上的夜色浓重。一股子带着余寒的春风，从野地里吹过来，有点削脸。冯少怀心里凉，身上冷，直打哆嗦。

　　东方红社的办公院里，没有人说话，传出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敲铁响，一种是砍木声。

　　冯少怀扒着栅栏门，偷偷地朝里看一眼。

　　一排牲口棚的檐子上，挂着一盏风灯。灯光里，牛马正吃草料，大个子刘祥手里端着草筛子，一把一把地往槽里续草。

　　槽头下边，朱占奎用锤子砸铁锨头。他的旁边，蹲着朱荣，抡着斧子砍木棒子。

　　三个人各干自己的事情，干得那么认真，那么有劲，又那么安然，谁也不说话。

　　冯少怀等啊，盼啊，两条腿都站麻了，也没听到一句一字。急得他直咧嘴咬呀。

　　有人打着口哨从街里朝这边走来了。

　　冯少怀估计是抱被子来的周永振或吕春江，赶忙往村西溜去。他想从那边绕回家。

　　野外显得很神秘。被夜色笼罩着的大草甸子上，闪起三点光亮。那光亮，像萤火虫似地游动着。那边没大车道，不像大车上的风灯。因为那点点光亮，老在那一块地方转来转去，也不像小路上的行人打手电筒。

　　冯少怀心里忽地一动：哎，那边正是东方红农业社要开渠的地段，难道说，高大泉他们跑到那儿去了？秦富这一头还没有说通，渠道根本修不成，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呢？这可更怪了！ 

　　他穿过菜园上那倒塌的寨子，沿着一条下地的人行走的小路，一溜小跑地奔了村南的地里。

　　初春的野地，干辣辣的冷。朦朦胧胧的星光，如同雾气，把远处遮住，使近处模糊。长着越冬小麦的地里，垄背显着黑，垄沟显着白。那黑色，是大草甸子上独有的沃土；那仿佛在飘游闪动的白色，是没有完全融化的碎冰残雪。树棵子在风里呼哨，枯草在地埂上抖动。去年秋后败落下来的豆子叶干成了团，玉米叶拧成缕，它们沿着地阶子滑动一会儿跳跃，一会儿翻跟头，发出一种带有点清脆的“沙沙”声。

　　三盏风灯的灯光，渐渐地清晰起来，很有劲地闪耀着。一会儿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一会儿游荡地移出去一截儿，又停下不动了。接着，又响起嘭嘭的声音。这声音不仅传出很远，而且很远的地方都感到被震动得打颤…… 

　　冯少怀弯下腰，偷偷地朝一盏灯光跟前挪动；狐疑和好奇。促使他非看个仔细不可。

　　灯光照着两条粗壮的腿，两只有力的脚，在硬邦邦的土地上扑塌扑塌地掀动着。灯光停住了，“哗啦。”一声，许多根木棒子被扔到地上。灯光照亮两只大手，一根镐把；搞把随着抬起的手举过头顶，再跟着伏下的身子落下来。灯光照亮一张刚毅的脸；脸上挂着一颗颗晶莹的汗珠，同时，闪动着一双睁得很大的眼睛。

　　冯少怀趴在一个地坡子上，使劲儿看着，心里像让人拧了一把，差点儿失声大叫：我的天，这不是高大泉吗？他在这里干什么？噢，是在给挖泄水渠划线埋楔子！ 这就更让掉进雾里的冯少怀大奇大怪了。难道说高大泉觉着没路可走，就急了眼，不管小算盘答应还是不答应，硬要从他的地里挖沟通过？高大泉如若真是这样，那就更有热闹看了！

　　这个并非芳草地独有的蠢人呀，自我欣赏地想：这半夜的急没白着，这半夜的累没白受，总算把高大泉的底摸到了，总算把他计算清楚了！好，好，好，你就这么干吧！ 

　　那边的高大泉忽然喊起来了：“秦恺二叔，把灯放到您埋的那楔子跟前，看看我定的这个点正不正呀？” 

　　远处有人说话，接着，那边的灯光挪动一下。又响起秦恺的喊声：“铁汉，来来，再调调线！” 

　　再远处，也有人朝这边回话，只是听不清楚，光看见那儿的一盏灯光也挪动了一下。

　　高大泉蹲在地下，左右地移动风灯，观看了很久，大声喊：“三点一线，直得很。嗨，就在灯下边埋楔子吧！”

　　冯少怀这回越发相信了自己的计算如神，不会有半点差错：东方红农业社决心不改变主意，一定要挖他们想要捞上一把资本的泄水渠。他想，小算盘可不是个好惹的，等他们动了工，不打破脑袋才怪哪！即使小算盘能忍下这口气，我冯少怀能让你们平安无事吗？

　　他爬起来，转身往回走，心里别提多高兴。他还打定主意，这件事情不对任何人透露，连张金发和小算盘也不告诉。等到高大泉把挖渠的工程破了土，再突然地兜根儿 捅开，谁也没办法掩盖那事实了。

他回到家，躺在被窝里翻过来，倒过去，一夜没睡好。天一亮。他急忙爬起，一边结纽扣，一边跑出大门外，又跑出村口。他朝远处一看，东方红农业社的修渠土地上好多的人。嘿，他们真动工了。好嘛，我冯少怀这一下算是成功了。他欣喜若狂，决定马上去找张金发，一块儿跟小算盘揭底牌，让芳草地来个世界大乱！

张金发正从高台阶上慌慌张张地往下跑，一见冯少怀就满面春风地说：“报告你一个消息，又出新鲜事儿了！”

　　冯少怀忙问：“好的，还是坏的？” 

　　张金发说：“赵玉娥昨天根本没回娘家，一直奔到区公所。去告了秦家父子。”

　　 “啊！ 她告人家啥呢？” “要跟文吉打离婚！” 

　　“噢！ ”

　　“她提出离婚以后，要带走一块地，就是东方红社挖渠必须占的那块地。”

　　 冯少怀一拍大腿：“我说高大泉那么慷慨大方地让你断案子呢，还那么稳稳当当地带着人划线楔橛子呢，敢情搭好了窝！金发，这回你可得抓住这个好机会，扳扳他高大泉。今儿个他高大泉再不倒台，算我没长眼睛！”

张金发说：“还有巧事儿哪。赵玉娥去离婚，正赶上谷县长在天门检查工作。他一听这事儿，可气坏了。他马上要到芳草地来。王书记先到一步，让我做好准备工作。咱们快一块儿到小算盘那儿去，给那爷俩鼓足劲儿，让他们到村公所等着县长，先下手告状。”

两个人脸望着脸，都不知道怎么笑了笑，迈开腿就往秦家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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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进退两难

 

 

　　昨天傍晚，秦文吉硬着头皮，到雁庄接媳妇。他能这么听话，一来是村长亲自出面处理这码事儿，得给点面子。二来，两口子吵架，早晚得好，这样打着“遵命”的旗号去接媳妇，是个台阶；三来，这点很重要，秦文吉虽然受到冯少怀的指点，想挺胸脯子当硬汉子，但是他毕竞是打了人、犯了法的，自知不一定能硬到底，故意拧着劲儿，讨不到啥好，反而会吃亏。（现在法治“健全”了，家暴反而管不了了）如此这般，他就趁天黑，别人看不到的当儿，动身前往了。他原来以为，到了老丈人那儿喊一声，媳妇就会乖乖地跟他回来。没料到，赵玉娥的嫂子一见秦文吉那副讨债主子似的凶样子，就“吮当”一声，关上了大门，没有一个人出来答理他。

　　秦文吉一赌气，转身就走。

　　他回到家里，饭没吃，衣服也没脱，就躺在炕上了。可是他一夜没有睡着。这一夜，他好像把人生的各种苦滋味都品尝了一遍。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小康人家，虽然谈不上娇生惯养，倒也是在粗茶淡饭、平平安安的境地中长大成人的。他哪经历过这样的坡坎？他哪遭受过这样的打击？媳妇在一气之下，扔下孩子走了，秦家院的半个天都如同塌了下来。爸爸的咒骂，妈妈的叹息，孩子要找妈妈的哭啼声，把他搅得心烦意乱。他跟所有自私自利的人一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心理：凡是失掉的东西，不论平时怎么不喜欢，不论以后有没有什么用处，在心目中都会立刻变成无价之宝。

　　媳妇赵玉娥一离开这个院子，他那无名的火气很快便消掉了，完全变成了爱惜。他不由自主地把媳妇，跟全芳草地的女人作起比较；比来比去，他觉着自己的媳妇是个最齐全、最合适、最可他心意的人。他回忆起他和媳妇初婚那段甜蜜的日子。那时候，他们互相体贴、互相疼爱，亲亲热热，好得不得了。他跟爸爸下地干半天活计，好像离开家一年半载那么长；总要想个办法，找个借口，溜回家来，看媳妇一眼。不论大秋麦月，多忙多累，只要身子一挨坑、脑袋一沾枕头，他就来了精神，跟媳妇有说不完的贴己话儿。冬天，他爸爸打小算盘，让男一屋女一屋的，俗语叫“并炕”住，秦文吉宁肯睡冷屋子，也不跟媳妇分开睡。…… 这样的兴致乐趣，没有接着茬儿享受下去，竟在秦文吉为日子奔波的忙碌中，不知不觉地淡摸了；这样的日子，本来还有再度重现的时候，竟被秦文吉的“一巴掌”给打没影了！过去就随它过去，秦文吉没有意识到这种“过去”，也自然谈不上惋惜，更用不着查究原由。如今这一夜空房，迫使他“意识”到了，“惋惜”起来了，也寻找开走到这一步的因果：到底是什么，闹得他们这个秦家院家庭不和，弟兄不睦，夫妻不亲，以至于吵架打人，闹得他的媳妇回了娘家？缺吃的吗？少穿的吗？耍钱赌博了吗？走邪门搞女人了吗？这些都属于农村小家庭打架斗殴的祸根，秦文吉一概没有沾上边儿。他想来想去，找不到原由，得不出结论。觉得摆在眼前的纠葛没法儿解，预料将来的光景，很悲观，很渺茫。他真成了走投无路的人。

　　就在秦文吉胡思乱想的当儿，张金发和冯少怀跑了进来。张金发一迈门坎儿，就扯开嗓子喊：“文吉，文吉，快到村公所去！”

　　秦文吉听到这喊声被吓了一跳，正要答应，又听见正站在院里的爸爸小算盘先替他搭了腔：“村长，啥事这么慌慌张张的呀？” 张金发说：“闹出大事来了。”

　　“什么大事？” 

　　　“嗨，你那个进步的儿媳妇，跑到区公所告了你们，要跟文吉打离婚！” 

　　秦文吉的头上像挨了一闷棍，棉袄的袖子没顾伸上，就拖着鞋冲出屋。

　　爸爸小算盘惊慌失措地跟在张金发和冯少怀的屁股后边，迈着紊乱的步子，弯着腰，两只手使劲儿拍着大腿，连声喊叫：“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回可把我毁了！” 

　　应声虫也抱着孩子，从北屋出来，脸色蜡黄，浑身筛糠一样地打哆嗦。（秦家人总是系列剧）

　　秦文吉看着院子里的人，好像不相信地叮问张金发：“谁说的？谁说的？你们不要吓唬我，我不怕这个。离就离，我宁肯打光棍儿，没啥了不起！” 

　　冯少怀说：“大侄子，你可别把事情看得那么细小，这里边有鬼，肯定有鬼！”

　　秦文吉说：“有神有鬼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再讨不上一个老婆！” 

　　冯少怀说：“依我看哪；人家要的不是你那个老婆，要的是你那块非用不可的地！”

　　秦文吉因为散了神儿，一时没听明白：“要我的地？要我什么地？” 

　　冯少怀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水有源，火有因，你们这场乱子从什么事情上引起的？还不是农业社要开渠占你家的地吗？人家的渠非得从你家地里过才能开成，你们偏不让人家开，正没缝儿下蛆，你又打了媳妇。按理说，这是上哪找的好机会？高大泉不出面，光是周丽平带着妇联会的人，就能把你拉到高台阶批判一场；回头来，让你承认错误，最后答应他们挖渠占地。可是他们不要这个机会，走个过场，让张村长找你说几句和解话，拉倒了。为啥呢？他高大泉嫌这样做，还得从他家里拨给你们自留地，不上算；你媳妇跟你离了婚，把那块地带进农业社，想怎么挖就怎么挖，多痛快，就这！”　　张金发连忙帮腔说：“算是让少怀给猜对了。赵玉娥跑到区里，提的就是这么一个条件，离了婚什么东西都不要，光要那块地。”

　　冯少怀接着说：“好让高大泉那个农业社开水渠，对不对？” 张金发说：“一丁点不差！” 

　　小算盘咬牙切齿地说：“好狠毒呀！” 

　　秦文吉一跺脚：“我去告他！” 

　　小算盘打个寒战：“我的天，闹成啥样，咱们也别打官司告状了。”

　　冯少怀说：“大哥，到了这步，都要让人家一口吞了，你还怕什么？” 

　　小算盘白他一眼：“去年上县告状的那宗事儿，你忘到脖子后边，我可记在心上。受天大的冤屈，我们也不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买卖了！”

　　秦文吉的心里急快地翻腾着。他终于找到了他们这个秦家院闹倒霉、不安生的病根子。都怪高大泉，怪高大泉在芳草地搞互助组，搞农业社；要没有他在中间插一杠子，而由着村长张金发的心思让大家奔日月，秦家院的生活一定能够美满，不会落这么个妻离子散的结果。 …… 想到这儿，急火烧心的秦文吉红了眼，非干一场不可。他对小算盘说：“这回不用您出头，我去。我跟他们拚了！”冯少怀冲着秦文吉竖起大拇指说：“哎，这才有点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

　　张金发见秦富要去拉扯秦文吉，就拦住他说：“大哥呀，请你放宽心，这场官司，我保证能打赢！”　　小算盘拍打着两只空手说：“我的村长，你敢打这样的保票？这可在哪儿写着呀？” 

　　

　　张金发用一种报喜的音调说：“你还不知道，谷县长专门为这个事儿，要到咱芳草地来，亲自断案子。快让文吉在村公所等着，先下手为强呀！”

　　小算盘一听这话，心里开始有点儿动撼了。

　　冯少怀在一旁敲边鼓说：“看看，真是喜从天降。这一回，大哥你可就时来运转、化凶为吉了！”

　　小算盘想了想，忽然摇摇头：“谷县长能顶啥用呢？他说话也不一定就能算数儿。他想把别人扔在半路上，顺手就扔了，谁敢找他算帐去？” 

　　张金发有点儿发急地说：“瞧你这个人，怎么横竖不知、好歹不懂啦！”

　　冯少怀说：“他今儿个是有点糊涂。大哥我对你说，如今不是你告状不告状，是人家把你告了—— 要跟你夺人夺地！ 你要是这副反样子，往回缩，正好，那就等着鸡飞蛋打吧！”

　　小算盘听到这句，好像又硬气了一点儿，可是还愣在那儿，不知怎么办好。

　　秦文吉一跺脚，气冲冲地转回厢房屋。

　　他把冯少怀杜撰的那原由，仔细地想了一遍，越想越觉着对味，越想越让他心里长恨起火。这一回，他真的要拚了。在他的信仰里，天下大事，莫过于老婆孩子、房屋土地。如今有人要把这一切从他手里夺走，他能双手送上去，连个屁都不放吗？没那日子！ 秦文吉是跟着冯少怀这样的精明强手走过南、闯过北的人，他己经初步地学会了一点能缩能伸的大丈夫气量。要说应该忍，他能比他的爸爸小算盘沉得住气，要说不忍这口气，他比爸爸小算盘有胆量，也有手段。他认为，这一次告状比去年那一次告状，完全不同：去年，他们要夺别人家的财产，今年，是别人夺他家的财产，这场官司打到什么地方，他也不会输掉！他想，就算输了，又怎么样？老婆、土地全要完蛋，还有什么可忍的，还有什么可怕的！

　　　　他跑回屋里，穿上袜子，系上腰带；一摸衣兜，手指头触到了里边的人民币。这是他昨天带着到集上抓粮食用的；因为没有抓到粮食，又装回来了。他想：看样子，这几天得闹宫司，顾不上去集市了，把钱带到身边不方便，留一点零花，还得藏到那个大堆里去妥善。（我的直接思维就是打官司需要花钱，却忘了这是在六十多年前。公知精英们给我们讲讲什么叫“与时俱进”吧！）他这样想着，急忙抬腿跳上炕。他伸手到房檩上摸索裹着的钱和帐本的小包，不由得一愣，又一惊。他的脑门子和后背上立刻冒出一层冷汗珠子—— 包裹不见了；左找右摸，仍旧没有踪影。不用说，这个秘密已经让赵玉娥发现，离开家的时候，把钱包带走了。两口子的关系己经闹到离婚的地步，赵玉娥一定会把底细告诉高大泉；高大泉准得给赵玉娥出主意，让赵玉娥把这个见不得人的事儿当把柄，要挟他秦文吉。答应离婚，答应割地，乖乖地听他们摆布；要不然，就抖落他秦文吉背着父母兄弟搂私房钱的帐本子。这可怎么办呢？跟赵玉娥要钱吗？那等于当众宣布自己的丑事。爸爸知道了怎么看自己？兄弟知道了怎么看自己？倘若一吵嚷开，乡亲们又怎么看自己？这样一来，秦文吉不光人财两空，而且要把脸面丢尽：从此再也不要想抬头，再不要想走南闯北抓金钱，再不要想离了婚以后续个老婆，那可就算彻底完了蛋！（原来私房钱在当时的农村是这么严重的问题）

　　秦文吉像被抽掉筋骨一样，松软地瘫坐在炕沿上。他感到天要塌，地要陷，他要随着这一切彻底毁灭…… 

　　院子里的张金发对小算盘说：“秦富，我可告诉你，我不是来求你的，是来传你！” 

　　冯少怀帮腔说：“这话对。人家告了状，县长来断案，他是一村之长嘛。我说大哥，你得赶快把主意对金发说清楚点儿：是愿意人走地走呢，还是愿意保住？” 

　　发愣的小算盘看他们一眼，叮问一句：“能保住吗？” 张金发说：“照你这副怂样，保个屁！” 

　　冯少怀说：“是呀，你得让文吉去一口咬定不离婚，人保住，地就保住了。”

　小算盘“唉”一声说：“这小子，动手打了人呀，咱们不是嘴短了嘛！”

　　张金发说：“两口子的事儿，打一下半下的，还能算犯多大的法吗？” 

　　冯少怀说：“村长都把话讲到这儿了，你还往回缩脖子，等着县长下请贴请你呀？” 

　　小算盘咬了咬牙：“干，一定得保住地！” 

　　冯少怀笑了：“哎，早这样，多好！” 

　　张金发也满意地说：“快让文吉跟我走，到那就得不留情面地揭发高大泉，要狠狠地揭！”

　　冯少怀说：“文吉一揭，就变成了告状的，马上就反过手来，一切全都好办。”

　　这两个人终于把小算盘的火点着了。小算盘赞成儿子以攻为守，去打这场必须打、也一定能够打赢的官司。他们一边等秦文吉收拾好动身，一边仔细地推敲行动计划中还有没有什么漏洞。

小算盘急着想弄个结果，好塌下心来，就对那个发呆的应声虫说：“你快帮文吉穿好衣服，让他动身吧。”

　　应声虫机械地抱着孙子转回厢屋里，一见儿子那样子，心疼地小声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呀？哟，出这么多的汗？你病了？你觉着哪儿不好受吗？” 

　　秦文吉无力地推开妈妈伸过来的手，摇摇头，说：“我想躺下睡觉。

　　应声虫说：“那就快躺下。别上火，别生气！”（可怜的旧社会过来的大娘，三从四德过头了，丈夫还没死，还不能从子啊！）她说着，用那只没抱孩子的手拉开被窝。

　　外边的人等得不耐烦了，一个接一个地喊叫秦文吉。最后，他们一齐挤到门口。

　　秦文吉不敢看他们一眼，摆摆手，像坟子叫似的小声说：“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冯少怀一见这边的又灭了火，心里边挺纳闷：“哎，你怎么一下子又变了？” 

　　张金发说：“文吉你不用怕，谷县长一定给你做主。”秦文吉说：“离婚吧，离吧。”

　　冯少怀说：“每人一份地，你不给可不行。”

　　秦文吉说：“给她吧，给吧。”

　　张金发生气地说：“我真没见过这样软盖儿的，没见过这样的怂蛋泡。先从你这头蔫搭了，我们有天大本事可也使不上劲儿了。跟你说，惹烦了我们，一甩手，你打输官司、丢了脸，又赔老婆又折兵，可别后悔！”

　　秦文吉闭上眼睛，长吁短叹。

　　冯少怀和张金发两个人，同时把脸转向小算盘秦富，用一种特殊的眼神盯着他。

秦富发狠地一跺脚，冲着儿子喊叫起来：“你这个软骨头，快给我去！”　　

 

冯少怀和张金发趁机一齐动手，把秦文吉架出院子。

（浩然老师的小说，不用修改，可以直接排演小品）

 

 

 

　　　　                   十四   严阵以待

 

 

　　一个肩负着向几十万人口宣传、贯彻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重任的县长，亲自赶到最基层的村子里，如此认真地过问一对普通农民的婚事案件，不要说有风度、有修养的谷新民是个例外之举，就是那些害有事务主义毛病的领导人，也同样十分罕见。

　　这位县长，就像消防队长奔赴正在蔓延的火场、防汛人员投向已经决口的河堤那样，煞有介事地赶到了芳草地。他这个突然的出人意料的行动，从外因来说，应当归功天门区区公所的炊事员范克明。

　　昨天中午，被污辱和损害的赵玉娥一到区公所，范克明就贴上了。长期禁锢在秦家小院的赵玉娥，根本不知道范克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尾巴，在这里碰上个当村的人，把可以公开的话差不多都对他讲了，还一再地求范克明，帮她跳出那个火坑子。范克明假装同情地听着，嘴巴答应着，心时盘算着，很想借用这把送上门的刀子，朝高大泉身上剁几下子。他又觉得，刀子虽快，自己不便使，冯少怀不敢使，张金发兴许不会使；区里的王友清呢，这一段心气有变，不一定肯使。正当范克明手拿着快刀，无计可施的当儿，偏巧谷县长傍晚来到。他就趁着送茶端饭的空当，添油加醋地把芳草地刚刮起的这场新的风，吹进了谷新民的耳朵里，顺便把刀子巧妙地递了过去。尽管谷新民为了表现出涵养，没说什么，这件事情却引起他的感情冲动。这场家庭纠葛使他联想了许多有关芳草地和高大泉的问题，而且是越联想越觉得严重，越使他气愤难忍，最后，终于把他推到芳草地。

　　这会儿，谷新民面有怒色地朝前倾着上身，倒背着双手，在芳草地村公所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子；考虑着处置案件的方式方法。同时，他忍不住地批评着区长田雨：“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可一味地袒护下层干部。可是你在这个问题上，却缺乏起码的自觉性！”

　　坐在窗前椅子上的田雨，以一种格外平静的神态听取着指责，偶尔地用平和而又有力的语气，回答一句。他说：“袒护干部这种毛病，我也许是有的；但是，在高大泉同志身上，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

　　谷新民收住步，扭过脸，拉着长声反问：“怎么见得你对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呢？” 

　　田雨说：“我们还没发现他在思想和作风上，有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地方，所以对他的行动，我只能支持。我认为支持一个村干部的正确行动，不能看成袒护。”

　　谷新民皱了皱眉头说：“他没有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地方？那么，我要请教请教，什么是检验我们共产党人坚持原则的标准呢？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吧？他高大泉今天做出来的这件事情，这样耍权术，设圈套，难道不是赤裸裸地损害群众的利益吗？”　　田雨轻轻地摇了摇头：“我相信高大泉同志，他不会像您和王书记估计的那个样子…… ”

　　谷新民板起面孔：“看看，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是赤裸裸地袒护！ 同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要尊重事实，不能搞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今天这个事实，不是已经无情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吗？” 

“谷县长，事物是复杂的，什么是实，什么是虚，摸准了才能定调子…… ”　

　　　谷新民一步跨到田雨面前，扳着一根手指头质问：“高大泉的农业社要在田地里挖泄水渠，有此事吧？” 

　　田雨说：“他们有这个计划。”

　　谷新民又扳着第二根手指头：“按着他们的计划，要让渠道穿过单干农民秦富的土地，有此事吧？” 

　　田雨说：“测量的结果，必须这样做，才能把渠道修通。”谷新民再扳起第三个手指头：“秦富不自愿让农业社挖掘自己的土地，有此事吧？”　　田雨说：“对。”

　　谷新民接着扳起第四个手指头：“因为这样一来，引起了秦家的一场家庭纠纷，也有此事吧？” 

　　田雨说：“有。”

谷新民扳起那只手的最后一根手指头：“事件这样地发展，就导致秦富的儿媳妇昨天中午到区公所闹离婚，同样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吧？”　　

田雨故意打个沉，开始委婉地反驳：“据我平时了解的情况判断，秦家闹离婚的事件，并不完全是农业社开渠造成的…… ”

“女方在区里跟民政助理亲口提出，离婚后，要那块农业社渠道必须经过的土地，这又怎么解释呢？” 

　　“我当然能解释，但我不能草率地解释。我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

　　谷新民微微一笑，打断田雨的话：“我看一切都很清楚了，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勇气正视它！” 

　　田雨诚恳地说：“谷县长，说实话，我很不赞成咱们就为这样一件事情，惊师动众地跑到芳草地来。已经来了，就得郑重其事。我建议，咱们先从各方面调查情况，分析研究，别先有个框框，再拿框框套出个结论…… ”

　　谷新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他又来回地踱了几步，把语气变得温和一些说：“田雨同志呀，我们领导，不是一个居民小组的领导，而是一个几十万口人的县领导，一个好几万口人的区领导。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各种政策的执行者、捍卫者。如果他不能起执行和捍卫的作用，就是不称职的领导者。多少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从政策提出到见成效，有一个相当艰巨的过程；严守它，有时候是得忍受点痛苦的。田雨同志，我们可不能感情用事呀！”

　　田雨听惯了谷新民这种似是而非的哲学讲演，不想辩论。但是听到最后那句话，他认为是县长通篇话的中心，不能含糊过去。于是，他转动一下身子，冲着谷新民说：“谷县长，您谈到我们的感情用事问题，我赞成这个看法。您有，我也有。但是，对于‘感情’得分析，弄清楚是哪一类哪一种的感情，回头再看看是对的，应当有呢，还是不对的，应当挖掉它？就说我吧，我跟大泉同志是什么感情呢？” 

　　谷新民闪露出一种诡秘的神气说：“我知道底细，过去你们就是老相识。”

　　田雨说：“不错，我们是老相识，我们曾经一块儿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受侵略者的欺凌；我们是一块儿从火坑里爬出来的，我了解他…… ”

　　谷新民插了句：“但是，过去的情义，不能，也不应当影响你今天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 

　　田雨激动地站了起来：“您说错了。依我看，过去的情义不可能不影响今天。我是这样的，您也是这样的，不管自觉不自觉。还说我跟高大泉吧。没有过去的高大泉，就没有今天这个高大泉，今天，是他从过去闯过来、站立起来的今天。他的今天是个什么样的？公正无私地看他，应当认为，他正在一点不含糊地领着芳草地的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记得，前年我就向您介绍过他的根根底底，不知道您忘记没有？高大泉是让半封建半殖民地那个吃人的社会制度逼迫的，才十岁，就一步一步从山东逃荒到这儿来的穷人。他是受了党的教育，受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锻炼，从一个普通农民，一步一步变成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回过头来看看这几年吧。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生产自救，特别是搞互助合作，在哪一项革命运动中，他不是闯在前边呢？这一点，您是清楚的。我们处在领导岗位的人，对这样根子正、道路对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有感情？我们是他的领导，在他往前冲闯的时候，信任他，支持他，爱护他，能认为是感情用事吗？难道说，只有怀疑他，打击他，损害他，弯着腰找岔子，死死地扯他的后腿，才是称职的领导吗？” 

谷新民听了这番话，不火不怒，倒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看看，说你感情用事，果然如此。不错，我们的分歧，不是过去，而是今天。你们很欣赏高大泉那股子不顾一切的猛杀猛拚的劲头。他的确是不顾一切地搞互助组、搞农业社，或者说，他在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吧。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是对的。可是，我们领导者，不能只看收获，不问耕耘。他高大泉是用什么办法，是怎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既决定他是真走，还是假走，也决定他能不能走下去的本质问题。如果像他这样，把农业社就当成是一切，不择手段，不顾党的政策，不顾群众利益，一味地瞎走、乱来地干下去，我们能信任、能支持、能爱护他吗？哼，像他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我看连一点人道主义也没有了！你是农民出身，切实的体会应当比我深刻。一个庄稼人，成家立业是何等的不容易—— 几亩土地，一个老婆，关系着他们的一生和性命呀！为了农业社挖一条水沟子，就夺人家的土地，拆散人家的夫妻，这是什么社会主义？田雨同志，你用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量一量吧，这是干什么呀？如果我们任凭这样的行为逍遥法外，一定会引起广大个体农民的思想动荡，影响他们安定地发展生产的情绪，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恶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庆幸高大泉没有听秦恺的。也为那时的上下级关系点赞！）　

　田雨有些烦躁。他觉得限谷新民这样空对空地争论，只能来回转圈圈，不会有什么结果，（就像网络上的口水仗）就说：“按照您的意思，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吧。事实会证明谁是谁非。”

　　“那当然。”

　　“我去找人，找各方面的人，让大家摆事实，请您来判断判断。”谷新民拦住了他：“我已经让友清去找人了。你不要到外边去声张，不要打乱我的行动计划。”

　　田雨这才弄明白：动身来芳草地之前，谷新民就先把王友清打发走，而到达之后，则把他田雨扣在办公室，这些都属于有意安排，是因为对他的不信任。他有些吃惊地看看谷新民那张和蔼而又斯文的面孔，对这位县长，产生一种从来没有的严重的反感。他不再说什么，转身又坐到椅子上，从挎兜里掏出一本文件，想一边翻阅；一边等待。可是，他不仅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文件的内容上，甚至连眼力也不能停留在那铅印的字行中间。高大泉的那张热情、刚毅的面孔，在他的眼前闪现；东方红农业社那张排涝治水的规划图纸，在他的眼前晃动。他想：为了贯彻一九五三年的几件重要工作，特别是贯彻五年计划任务和跟这个有关的春耕事项，好几天没有到芳草地来，也没有听取党支部的汇报；他们修渠工作遇到了阻力，他们是怎么想的，又有什么新的安排呢？田雨想，小算盘不肯让农业社在他的地里挖渠，可以理解；秦家院因此闹一场风波，也不奇怪。那么，赵玉娥闹离婚，想用这个办法来成全农业社开渠的事情，是农业社里有人给她出的主意呢？是坏人钻空子使的圈套呢？还是赵玉娥出于自发的呢？田雨想，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应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作一个最妥善的处理呢？高大泉有什么考虑呢？谷县长抓住这个把柄，会怎样对待他？最后的结果，对东方红农业社，对芳草地，特别是对全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会起到什么影响？这可是关系重大呀！田雨想，春忙季节已经开始，把人们的精力和时间都纠缠到这个民事案件上，对东方红农业社的生产，对芳草地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对贯彻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精神，都是相当不利的。他又反过来想，矛盾纠葛己经挑起，谷新民已经插手，而且大作文章，要回避是办不到了。他想，谷新民今天这个行动的思想根子，自然在对农业互助合作的轻视、歧视上边。这是原则问题。田雨绝心大胆地站在农业社一边，即使在赵玉娥闹离婚这件事情上，农业社有责任，也得从爱护出发，帮助农业社的同志提高认识，恰如其分地解决纠纷，绝不能扩大矛盾，损害互助合作组织。他想到这些，决心已经下定，情绪也就安定下来了。

　　谷新民点上一支香烟，一边抽烟，一边继续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他决定暂时不理睬固执的田雨，免得招惹出有损自己尊严的言辞。他想，只要扣住田雨，不让田雨出去串通，一会儿把案件的当事人找来，当场突然揭开盖子，就能捎带着使这个区干部受到教育；而后，用一些比较策略的办法，把天门区的不正之风扭一扭，这个办公室没有生炉火，也许好久没有人办公事了，一股凉嗖嗖的空气袭击着谷新民的手和脸。他踱到南墙边，随便翻了翻刚撕下几页的日历。他从墙壁上张贴着的破旧标语和表格上，还能看到一九五一年搞生产自救，在这里设置收鞋站的残痕，一只黑色的小蜘蛛，感到春天的气息，悄悄地试探着活动起来。它没有吐丝结网，只是沿着粗糙的泥壁缓缓爬行，像等待机会。

　　平时，谷新民每逢下乡来，都是停在区公所这一层，很少到村公所坐坐，尤其是好几年没有迈进过农家小屋了。他对农家情景的了解，还是过去的，远到抗日战争期！近到土地改革刚开始那一阵儿。他对今天农家情况的一知半解，多半是在汇报上听来的。他曾几次下决心蹲在一个村，解剖一下迈进新社会门坎儿的农民，可惜没办到。工作太忙，事情太多，他没法坐下屁股实现自己的心愿。但是他关切农民的心情，一直是强烈的。在天门镇，他从炊事员范克明那儿听到芳草地这件新闻，又找王友清，叫来民政助理作了汇报。这桩意外的“坏事”不仅触动了他的感情，而且使他的胸膛里迸发出一股怒火。随后，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的判断越来越肯定，他的对策越明确、坚定，火焰不断上升。如今赶到现场，要着手处理的时候，他的怒气反而平息了许多。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习惯。他既容易冲动，也容易冷静。这位文学艺术的热衷者，因为日月的流逝，职业的变更，虽然再不容易唤起创作的热情，也失去了艰苦执笔的毅力，却给他留下了文学家具有的特性。比如，他善子把互不相关的问题，迅速而又巧妙地加以联想。他善于用联想揣摸人的心理状态，通过这种方式，造成他对人对事的印象，而后再在印象的基础上得出判断和结论，决定他的爱憎。如此一来，尽管他对问题的反映是很快、很敏感的，然而，这种文学创造手段应用到复杂的社会工作上，曾使他犯过不少违背客观实际的错误，曾使他在认识的反复中吃了不少苦头。这一点，对他来说是难以改变的，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应当改变。他对待高大泉的态度，恰恰是他的那种思维逻辑的一个产物。他一直把高大泉当成一个农民看待，每当高大泉一个行动反映到他的头脑里，他就把高大泉跟他从年小时候认识的农民，从文学名著中认识的农民加以联想，加以揣测，得出的结论总是离不开“农民的自私”，他常把“农民的自私”分成两类，一类是强者的专横，一种是弱者的怯懦。在他看来，高大泉固然属于前者，而那个经常跟高大泉闹对立的秦富，则归于后一种人。因为这样，他谷新民，作为一个一贯同情农民，而今又在领导岗位上掌权的人，自然要压强扶弱的了！今天的芳草地发生的事情，引起他对“强者专横”的愤恨，对弱者怯懦的同情。当他认为把问题已经看准，又有了对付办法的时候，他就冷静下来了。他决心用今天的机会，狠狠地打击高大泉，给秦家以有力的扶 植，让芳草地正气伸张，歪气下降。同时，让糊涂的田雨受到教育，让固执的梁海山清醒清醒。他想，为了这个芳草地，为了这个高大泉，他跟县委书记梁海山的分歧一直在加深着。他清楚，这种分歧，绝非局限于一个具体村庄和一个个别的村干部上面，但是，对县、区领导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寥寥无几的农业社上呢，还是放在占压倒多数的自耕自种的单干农民身上！他认为，像梁海山这样对目前不可能有大发展， 因而也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农业社如此津津乐道、千方百计地提倡、鼓吹，起码是策略性的错误，其结果会给全县的工作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他想，不在芳草地选用今天这个适当机会，抓住迫害单干农民这个典型例子来打开缺口，就难以说服梁海山；说服不了梁海山，就没有办法按照他谷新民自己的心愿和理想改变这几十万人口地区的旧面貌。如果这样工作下去，实在无聊，太没有价值了。

　　谷新民踱着步，抽着烟，又继续考虑处理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法，以及要收到怎样效果就适可而止。他想，要让高大泉当面坦白他使用的手段，要让秦富儿子当面控告高大泉的违法行径，随后就让王友清和田雨，代表区委领导，当众表态。这样一来，既严肃了法纪，为群众做了好事，同时，也获得了坚持他那个方针大计的有说服力的材料。另外，还可以把他这几年里，在芳草地的失掉的威信重新树起来。对于最后一个目的，谷新民并没有很认真地正视。高大泉这个普通农民，不断伤害他自尊心而引起的隐痛，对他今天所采取的态度、做法的潜作用，比他意识到的程度要严重得多。谷新民县长是个有修养的领导干部嘛！ 

一个十分严重的阵势，给高大泉摆好了。谷新民想，不论田雨还是梁海山，都无法袒护他。

　　这当儿，大门以外，高台阶的下边，传来区委书记王友清喊叫什么人的声音。

　　王友清奉了谷新民之命，找几个可靠的干部，给他们分派任务，传秦家院的主人，叫案件的旁证人。他转了一圈，除了张金发和几个小组长，没见到别的主要干部，就急急忙忙地返回高台阶。这位天门区区委书记，此时的心情，跟县长的心情并不完全一样。尽管出现的这件违法乱纪的事情，他没有直接责任。但是，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毕竟发生在天门区的境界以内，而且发生在县里领导十分注目的地方芳草地。天门区是工作上成绩不断上升的全县里重点区。王友清多希望这个光荣能保持下去，又不断发扬呀。他对芳草地虽然有些自己也说不太准确的不满情绪，但是他也看到，这里的每个成果，对外村，对全区，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积极的影响，区干部下乡去，常常拿芳草地怎么怎么样来促进别的村的工作，而且很见效果。这一点，王友清是心里有数的。所以，这半年来，王友清虽然因为渺渺茫茫的理由，没有鼓吹过芳草地，可是，他也没有再挑什么刺儿，更没有点名批评芳草地。对于芳草地和高大泉，谷新民曾经不只一次地嘱咐他要加强领导，不要出错。王友清也曾花过不少时间进行帮助和劝导，让高大泉规规矩矩地行事。可惜，这个不顺心的村干部，仗着县委书记的欣赏和支持，根本不把区委放在眼里，不听说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越来越不像话。结果呢，这回跌了跟头，给他这个区委书记的脸上抹了黑，给天门区的工作添了麻烦。谷新民对王友清虽然没有说出半句指责的话，但是，在这个最信赖自己的领导面前，他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失职的自疚心情。今天清晨，王友清专门把范克明叫到屋子里摸摸底。当时，他似信非信，又忍不住地心里冒火；当他正准备提前动身到芳草地，为谷新民下乡做一番准备的时候，碰到赵玉娥又跑到区里打听她离婚的结果。范克明的传闻完全得到证实，王友清真正地愤怒起来。因此，他十分赞成谷新民的主张，今天利用这个事件，把高大泉彻底地整治一顿。等高大泉在事实面前低头了，变软了，就趁水和泥，当着领导和群众的面，表个态，然后召开党支部大会，改选支部书记，再不让这个不得手、不顺心的干部惹事生非了。他把一切料理妥当，转回村公所，瞧见好多人围着停在大槐树下的吉普车观看、议论，暴发起一片哄笑声，就弯了过来。笑声刚停下，隔着人群，他听到一种怪腔怪调。

　　“他妈的，你说这家伙神不神吧！它没有腿会跑，没有嘴会叫，不吃草，也不吃料；不拉尿，也不撒尿，光替你卖劲儿，拉着你到处跑！ 我要是闹上这么一个东西坐坐，也就算没有白到人世红尘上来一遭儿呀！”

　　周围的哄笑声，又一次暴发起来。

　　“你们笑什么呀？人活着要不是为享福，还活着干什么？你们投听人家高大泉到处嚷嚷嘛，说什么，搞农业社，就是要闹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连社员都这么美，高大泉是打头的，还不闹个汽车坐？谁要是能给我打个保票，搞农业社就有这家伙坐，我他妈的豁出去了，也办个农业社！” 王友清一看喊叫的人是滚刀肉张金寿，就说：“喂！你在这儿瞎吵吵什么？” 

　　滚刀肉刚要瞪眼骂人，扭头一看，立刻就眉开眼笑：“哟，王书记？这汽车是您坐来的呀！” 

　　王友清说：“你们快去干活吧，县长在里边。”

　　“噢，县长来啦？我正想他，他就来啦。不简单哪，是来拉高大泉的吧？他在南头野地里哪！” 

　　“他在地里干什么？” 

　　“挖泄水渠嘛！”

　　“啊，动工了？” 

　　“哼。那个怪人，为了升官发财，命都不顾，整折腾他妈的一夜！那条大沟都挖出个模样来了。”

　　王友清一听这话，更加紧张起来，他想，这高大泉太无法无天了，你鼓动赵玉娥离婚，区里就批准了秦家的地就归你们占了？你这么硬干，可怎么收拾呀！他想，形势已经发展到更加糟糕的地步，不马上制止，我这区委书记也得给卷到是非窝里去。他想到这儿，赶紧朝滚刀肉招招手：“来。来，你替我跑趟腿儿吧。”

　　滚刃肉从人圈里窜出来，说：“王书记呀，别说您让我跑一趟腿儿，就是跑断了这两条废物东西，我也甘心情愿！您尽给我们谋幸福了。”

　　王友清说：“去到地里叫高大泉。”

　　“找我们支部书记？成。”

　　“叫他马上停工，跑步到村里来。”

　　“停工？那渠不该挖，对吧？哼，这回他又捅漏子了！我早就说，他这两年混得挺露脸，应当勒着僵绳，见好就收。他不听我的指点，偏偏脱光了膀子干，越来越卖力气。那还不出岔子。这是图个啥呀？他这官当腻歪了？” 

　　王友清使劲儿摆着手说：“快去吧，快去吧。”

　　滚刀肉反倒朝王友清跟前凑凑：“我说王书记，人家入农业社当了社员的穷人，可都混阔气了。他们忘了哥儿们，谁也不管我；赏他们的脸，串个门儿，他们连桌子都不敢放、粥盆不敢端，这不是小瞧人吗？眼一下，离着麦收还有好几个月，这么大长的天头，肚子直给我打架斗气呀！ 王书记，您这回来，还得给我谋点幸福吧？多少总得给我来点救济粮吧？唉，您别皱眉头哇！ 有烟给我一支抽吧。”王友清掏出烟，拿出一支扔给他；因为急着要把他打发走，没有扔准，烟卷掉到了地下。

滚刀肉像扑蚂蚱似地猫着腰，把烟卷拾起来，又举到眼前，左看右瞧，嘴一咧：“嘿，带锡纸的，啥牌的？”他点头，使劲儿嚎了一口，就把那根烟卷抽进少半截，接着，巴哒着舌头根儿，说：“嘿，不赖，不赖，香气直顶我的脑门子。王书记，您真是好人…… 这一回，小算盘的事儿又惊动了谷县长，哼，看他高大泉还有啥咒念！” 他这样颠三倒四地说着，乐颠颠地朝村外野地里跑去了。

 

 

 

　　

　　                         十五   理直气壮

 

 

　　高大泉带着满头汗水、两脚泥巴、一身热腾腾的气息，迈着大步，从泄水渠工地往村里走。

　　他把前来传令的滚刀肉甩下很远。他使得从后边追上来的朱铁汉，撒开两条腿奔跑。

　　他从开滦煤矿的边缘山村，回到芳草地，按着钟点计算的话，整整两天两夜。在这两天两夜的空间里，他只有一顿饭是坐在家里吃的，只有三个多小时，是脑袋沾着枕头在炕上躺着半醒半睡的。其余的分分秒秒，都被他在忙碌和奔走、思索和交谈中利用了。紧张吗？很紧张。他却在紧张中增长着精神。

　　焦急吗？很焦急。他倒从焦急里得到了偷快。

　　烦恼吗？这也是常常出现的情形。但是，每逢这股子情绪闪现出来的时候，他就做自己的思想工作：你是翻身农民，你这个家是党给的，你的好日子是党给的，不能忘本，不能不听话；党组织培养你，重用你，就是为了让你挑重担子，给群众效力谋幸福的；困难克服了，工作干好了，成绩出来了，群众受益，国家受益，你的全家人也跟着受益，你动不动就发烦可不对呀！ 于是，他那种非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到底儿不可的韧性，就变得更顽强、更锐利、更坚定不移了！

　　修一条庄稼人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干过的泄水渠，实在太复杂；从萌起念头，到设计施工；他花费了多少心思呀！小算盘秦富改变主意，不让东方红社占地挖渠，他可以作些让步，为了这件事情，引起秦家院的纠纷，他可以设法调解；但是，秦文吉动手打赵玉娥，这是支部书记没有想到的，也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赵玉娥是一个贫农女儿，是芳草地青年媳妇中刚刚冒出头来的积极分子，他们之间，连着根，也连着心。特别是那一次，刘祥糊糊涂涂地上了贼船，要给小算盘写文契、画十字儿卖房基地的紧急关头，赵玉娥立场鲜明地站在翻身农民一边，站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一边，冒着危险，偷偷地传递了消息，才得到制止的，对于赵玉娥的功劳，高大泉不仅当时感激，而且永远也忘不了。秦文吉野蛮地殴打赵玉娥，就好像高大泉自己受了伤害一样难受。他几次想蹿到秦家去，替赵玉娥出气，他都自己把自己压下了。当着党员，又是支部书记，不能由着性子干。当然，高大泉必须给赵玉娥撑腰，必须使秦文吉受到惩罚。可是，他用什么办法来撑腰，用什么办法来惩罚，这一切都要掌握好分寸和火候，尤其要选好时机。秦文庆憋着火，秦恺压着气，妇女们围上他要主意，或者说，只要他发一句话，或者点点头。连钱彩凤都对高大泉这种忍劲儿流露出强烈的不满。那几个为了设计渠道路线，熬了不少夜晚的老人，除了周忠和邓三奶奶以外，都有点泄气；从不发牢骚的宋老五，也故意冲着高大泉说起难听的话。如今的朱铁汉，似乎比周丽平能沉得住气。可是，从这个本来粗直的伙伴那种故作轻松、生着法说开心话，又显得生硬、拙笨的样子里，（众生相）高大泉能体会到他心胸里压着多大的愤怒。…… 高大泉把这一切一切，都承担在身上，包揽在心头；又当机立断，把这一切一切都先放下，抓主要的、当紧的事情，抓开渠的破土动工。他想，只要泄水渠一开工，社员们的劲头就会被鼓起来，群众间的胡乱猜想、各种谣言和原因不同的担心，都会消除；到了那时再讨论赵玉娥的事件，再处理打人的秦文吉，就会更有力、更有效果。（宽阔的心胸，做事的条理）

　　高大泉打定主意这样做了。他用各种办法说服了伙伴们。实际上，他是用道理暂时地摁住了同志们的义愤，摁住了大伙儿要凭感情支配的鲁莽行动。

　　高大泉打定主意以后，就毫不迟疑地带着社员们干起来了。实际上他是带着人们拚命。从后半夜到太阳已经大高，他手里的那把铁掀几乎没有停止过挥动。

　　这会儿，他不得不暂停一下。因为滚刀肉来喊他，说是上级领导来到芳草地，里边还有谷新民县长。他丢下铁锨，披上棉袄，就往村里走。

　　朱铁汉从工地的另一端追上来，跟滚刀肉问几句，就一边紧跑一边喊：“大泉哥，你等一下！” 

　　高大泉收住步子，转回身，望着朱铁汉跳到跟前。

　　朱铁汉站到高大泉跟前，开口就问：“谷县长怎么在这个时候跑咱芳草地来了？” 

　　高大泉说：“眼下，县委正贯彻五年计划，正布置春耕准备。我估计他是下乡检查工作。”

　　“他这个领导，从来没往火盆里加过炭，十有八九又来泼什么凉水！” 

　　高大泉说：“别没根没据地乱猜，等看到实际的再说。”朱铁汉说：“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高大泉说：“用不着去两个人。你先带着大家干活，有啥事儿，我再让人来叫你。”

　　朱铁汉说：“你单个儿去，把我留在这儿，能踏下心来干活儿吗？” 

　　高大泉说：“我们搞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干干净净，为啥不踏心呢？” 

　　朱铁汉说：“我敢给你打保票—— 这位县长，不挑刺儿不来芳草地，来到芳草地准挑刺儿。这已经成了老规矩。谁知道他这回又来挑什么刺呢？” 

　　高大泉说：“有刺儿的话，就别怕人家挑；没刺儿，咱们又怕什么呢？领导上帮着咱们把刺儿挑出来，我们的事情就会做得更好、更干净，这不很好吗？” 

　　朱铁汉又说：“我跟你去听一听，有啥事两人好商量，还能给你仗仗胆子呀！ ”

　　高大泉笑了。他挺起胸膛，朝前跨了几步，才回答伙伴说：“用不着仗胆，我是理直气壮的！” 

　　朱铁汉憨厚而又知心地笑笑。他一眼发现高大泉的手指上缠裹着布条子，就又追上问：“你把手碰破了？是昨个夜里，楔橛子，秦恺用镐头碰的吧？我说他心不在‘马’嘛！”（心不在焉，“焉”与繁体的“馬”字很相近。汉字简化是1958年。）他这样说着，要扯过高大泉的胳膊，“我看看，化脓没有？” 

　　高大泉故意把手背到那披着棉袄后襟下，朝西南边扫了一眼，把话岔开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怎么还不见她们回来呢？”　　朱铁汉没有听明白：“你说谁没回来？” 

　　高大泉说：“丽平和春芳。雁庄离这儿才几里地？起大早动身，三个来回也能走了。”

　　“她俩不是挑种子吗？到雁庄干啥去了？” 

　“我让久宽哥套上车，她俩跟去，把赵玉娥接回来。”

“你呀，太沉不住气了。这件事当然咱们该做，也应该让小算盘爷儿俩多难受几天嘛！” 

　　高大泉摇摇头：“咱们不呕这份气。他难受，咱就好受了？”他又一次朝西边瞄一眼，说，“我真有些不放心，得快点见到赵玉娥，摸清她到底是咋想的。就怕丽平她们空着回来。”

　　朱铁汉大手一摆说：“不会，农业社的人专程迎接，她还能不给脸？” 

　　高大泉说：“秦家这场纠葛，窝得时间太久了，那里边的弯子也不少。赵玉娥不容易一下子就转过来。”

　　朱铁汉说：“那就抻几天再说。”

　　高大泉说：“拖得时间长了，对他们两口子和好，一定会增加难处。”、

　　朱铁汉又一摆手：“我的支书同志，你这几天忙得够呛了，快别多操心了。咱们农业社对他们的这份气度，算是到了家，里里外外都说得过去，我看满可以了。”

　　高大泉皱皱眉头，说：“我们不是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的。得生着法儿把秦家这场风波平息，得让文吉两口子和好。要不然，准得有人借机会使坏水，给咱们和单干农民中间加楔子、撒药面儿。”他这样说着，一边准备继续朝村里走，一边又吩咐朱铁汉，“不知道谷县长几位领导来村布置啥事情。我要是回来得晚了，等到收了工，你跟周忠大伯找小组长开个碰头会，听听大伙对这第一天工作的意见，能改进的地方咱们就马上改进。”

　　“你呢？领导上把事情说完，你也得参加会，就手说说上边的精神嘛。”

　　“丽平她们要是没有把赵玉娥接回来，我抓个空，到雁庄去一趟。”

朱铁汉，今天这样“水平”的朱铁汉，对高大泉的想法飞做法，实在不能反对，但是也不情愿热情支持。他只好闭住厚嘴唇没吭声。

高大泉对秦家的事情虽然很挂心，倒也很有信心。他觉得，只要他亲自到雁庄走一趟，很可能把赵玉娥叫回芳草地。因为赵玉娥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赵玉娥的哥哥赵玉明是党员。他们会听从他的意见，一切从大局出发，跟他和农业社同心协力地把秦家父子争取过来。只要赵玉娥回到芳草地，就能使秦家父子跟农业社隔离很远的心气缩短，就能使大多数人受到教育，就能把坏人可钻的空子堵住。这样，农业社才能够像县委梁海山书记要求的那样，发挥出团结大多数农民的好作用。高大泉正在千方百计地往上级指点的、自己认识到的目标使劲儿。

　　可是，年轻的支部书记，脑瓜子还是简单了点儿。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估计到，秦家的那一场本来不算大的风波，已经因为种种因素，发展到十分复杂的地步，将使他和新生的农业社受到一场无情的、严重的考验，很可能给他们一次散了摊子、塌了架式的打击。这个消息，滚刀肉并没有带到工地上，而是由路过的无关的人苏贵俭，给他透露了一点点。

　　苏贵俭，这个自认、也被公认是两边都不沾的骑墙头的人。几年来，他一直是细心地、灵敏地观察着对立双方的每一言和每一行，特别是双方的领头人，每天都要在他脑瓜子里来回掂几个过儿。他很隐蔽，不论出了啥样的事儿，他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不吭声；回到家以后，再咀嚼、品味，用他的观点，断定谁是谁非，很少从嘴里吐出一两句显出偏向的话。

　　高大泉了解这个人。这个人是党支部那个庞大的团结教育对象中的一个。他们见到面，一般都是和和气气地打个招呼。高大泉明知苏贵俭有忌讳回避谈论触动到皮肤以下的话，也就不急着往深处戳。

　　“贵俭大哥，下地去干活啦？”　　“我参观参观。”

　　高大泉以为苏贵俭指的是参观挖泄水渠，就说：“好哇。欢迎你参观，更欢迎你给我们提意见，这样的事情，是咱们庄稼人祖祖辈辈没有干过、也干不了的事儿。我们想借农业社集体的优越性，试办一下。许能成功，也许会失败。社还小，人力还单薄嘛，当然，我们争取把它干成功。”

　　苏贵俭语气不悦地说：“我这个人啥样，凭支书的能耐，是能看透的。你们农业社的事儿，办成功，还是办失败，都碍不着我；成功了，我不眼气；失败了，我不趁愿……”

　　高大泉说：“你应当关心农业社。从长远上说，它是咱们大家的。”

　　苏贵俭说：“你这话也有理。庄稼人还不是听政府的！ 允许单干，我就单干，非入社不行，我也得入。芳草地的两个社，有人说东方红社好和坏，我不点头，也不摇头。支书哇，我今个要多一句嘴：对庄稼人。不论他咋落后，跟地主富农也不一样。他们不会反对政府。这个我敢肯定。有权力的人，都不应该欺负他们。一个挨欺负，个个打哆嗦呀！ ”

　高大泉听出这些话里有话，可是，对苏贵俭这样的人，是不能叮问的。他只好静静地听着。

　　苏贵俭把话说到这儿，转身就要走。

　　高大泉赶紧叫住他：“贵俭大哥，你的意思，我还没有听明白。”苏贵俭摇摇头：“没啥，没啥。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你能明白。”他说完，头也不回，朝地里走去。

　　高大泉站在原地想了很久。不论他怎么揣摸，也难以理解苏贵俭这反常的神态，也弄不明白那几句含含糊糊的话。他想，苏贵俭这个人，不被啥事儿挤到转不开身的地步，是不会这样轻易露声色的；抽个空，得让周忠找他谈谈心。周忠是苏贵俭比较能信得住的人。

　　这时候，芳草地的村庄里，出现一种不正常的热闹气氛。从高台阶到两条主要街道上，来来往往不断人。每个人的气色都显得很紧张，这个的嘴巴贴在那个的耳朵上卿卿喳喳，说着挺神秘的话儿。

　　高大泉仿佛觉察到，有什么严重的事儿等待他。他使劲地镇定自己，沉住气，从停在老槐树下的吉普车和一伙人旁边走过，登上高台阶，跨进村公所办公室。

　　谷新民冷冷地朝他看一眼。

　　王友清不带任何表情地向他点了点头。

　　田雨一见这情形，故意地抽身站起，一步迎到跟前，热情地拉住了高大泉那只打了血泡、裹着布条子的大手，一直把他拉到凳子旁边，才说：“你去干活了？快坐下歇歇，擦擦汗，把棉袄穿好，小心别感冒。”

　　高大泉没有坐下，故作平静地朝田雨微笑一下，算作打了招呼；看看那张落了一层土的桌子上空空的，就说：“我先给你们弄点水喝吧。”

　　谷新民使劲一摆手：“不用。”

　　高大泉朝县长那张十分难看的脸上瞥了一眼，刚转过身，瞧见大个子刘祥从门口经过，就冲着他说：“您到我家跑一趟，让小龙妈烧壶水来。县长不喝，我们大家喝，”他见刘祥没吭声，扭头朝院里去了，也不再催促，接过田雨递过的纸烟，不慌不忙地点上，一面抽着，一面用不紧不慢的语调问：“谷县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谷新民气哼哼地说：“请你汇报汇报情况。”

　　高大泉说：“要汇报情况，就把支委们都找来吧。” 

　　王友清接过来说：“现在我们要先听你的，晚上还要开党支部大会，那时候再一块儿谈。”　　高大泉说：“要开支部会得早通知，免得有人出门去。能不能先告诉他们一个内容，好有个准备。”

　　王友清说：“这个由我安排，你就不用管了，坐下来，好好地汇报吧。”

　　高大泉回过身，坐在田雨的旁边，继续抽几口烟，一面在脑子里回想、捋头绪，一面有几分小心翼翼地作起汇报。“最近，我出了一趟门，刚回来两天。那次路上遇见了梁书记。听了他的指示，挺开心窍的。回到村里以后，我就开了支部会和干部会；两个农业社又分头开了社员会。在会上，我们学习了元旦社论，传达了关于五年计划的文件，还讨论了两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认识到，应当设法儿多给国家生产粮食和原料，都说今年得热热闹闹地干一场。东方红农业社走在前边，要在开春大忙之前，挖一条泄水渠…… ”谷新民就等着这句话，板着面孔说：“着重谈谈你们搞泄水渠的问题！” 

　　

　　高大泉说：“我们这儿是彩霞、春水两条河下梢的低洼地区，从早年到如今，总是春天受旱灾，夏天受水灾，收成没保证。要挖一条泄水渠，是我们头几年就想干的事，可是那会儿没条件…… ”

　　谷新民拉着长声质问：“如今条件具备了吗？” 

　　高大泉说：“搞这样大的工程，难处当然还不少。我们的决心也很大。如今办起了农业社，靠着集体，大伙儿齐心合力，遇到的难处，总能想办法闯过去。”

　　忍着火气的谷新民，不由得哼了一声：“你们都想了什么办法？赤裸裸地说吧，你们都策划了什么手段？” 

　　高大泉愣了一下：“策划什么手段？” 

　　“对！” 

　　高大泉皱皱眉头，打个沉以后才开口：“我想，您说的策划，指的是我们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商量的；手段，就是大伙儿都想出什么好主意、好措施。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你先不要摸底！ 坦白地说说你们的真情实况吧！”

　　“我们已经把规划图抄了一份，报到区委… ；. . "

　　王友清说：“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渠道路线图表。”

　　谷新民一摆手：“我看那是白纸一张。我今天想要知道的，是你这个支部书记，怎么笼络一伙人，隐瞒着上边，暗地里使用的那些手段！” 

　　高大泉停住口，慌乱而又烦躁地抽着烟；透过烟雾，看看谷新民。只见那两只死死地盯着他、半睁半眯着的眼睛里，充满怒气。他看看王友清，那皱着眉头，像是一片乌云。他又看看身边的田雨，那不动声色的神态，好像有许多话，要等着机会再说…… 他看着看着，想起朱铁汉刚才在地里的揣测，终于把谷新民突然奔到芳草地来的目的弄明白了：县长闻风赶到，是专门要抓住挖泄水渠的事儿大作文章。那么，这位领导，能在这上面作出啥文章呢？对农业社这个组织，他不会再公开歧视，对农业社改变生产条件的举动，也难找到什么正当的理由反对吧？高大泉弄清了谷新民这个目的，心里反倒坦然了，也不再烦躁。他嘱咐自己，不论县长的态度多不好，自己是下级，也要尊敬上级，要细致地说出自己的安排，好好地讲道理。他想到这儿，终于开口了：“谷县长，我只能这样对您说，我们芳草地的党员、干部，到底做没做瞒着上面的事情，耍没耍见不得人的手段，是很难保险的。这几年，许多邪门歪道的怪现象，一宗接着一宗地往外冒，总没断线。这一点，区委清楚，县委也了解。眼下，我们正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铆劲儿，会不会有人又要跳出来捣乱使坏水呢？我们还没有抓住。只要我们发现一点苗头，用不着上级来追查，我们会毫不留情地跟他们斗！” 

　　谷新民打断他的话，喊一声：“讲你自己！” 

　　高大泉不急不忙地回答：“我自己，嘴上说的是党让我说的话，手上做的是党让我做的事，人前背后全一个样，都在这儿明摆着。您让我再讲出点别的什么来，可没有…… ”

　　谷新民又拉着长声说：“不见得吧？” 

　　高大泉说：“因为我们干的事情，光明正大，干干净净，用不着。瞒着谁；我们干的事情，上有党的领导，下有群众支持，更不需要耍什么手段呀！”

　　谷新民说：“不要放这些烟雾吧。实话告诉你，你的马脚早已暴露，你的把柄已经抓在我的手里！”

　　高大泉扔掉手里的烟头，用大脚一踩，语气里有点不满地说：“既然是这个样子，就请领导来个直出直入地给我们指出来吧；哪儿错了，该检讨就检讨，该挨处分就挨处分。”

　　谷新民用手指头使劲儿敲着桌子：“你认为我在吓唬你吗？” 高大泉说：“我想，您不会故意这样做。”

谷新民压了压怒气，慢慢地站起身，来回踱了几步，继续说：“告诉你，摆出事实，把你闹个张口结舌，这是轻而易举的，在我看来，你也是明白的吧？”　

高大泉摇摇头：“说实在话，我对您说的这些，越听越摸不着头脑了…… ”

　　谷新民瞪起眼睛，高声说：“我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这是给你个认错回头的机会！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高大泉的忍耐同样是有限度的。他的自尊心，一个淳朴、上进的农民所具有的强烈自尊心，也不是可以随便伤害的。他终于忍不住激动起来，说道：“谷县长，对您说吧，从打举手宣哲入党那天起到眼一下，我是一心走社会主义道儿，干社会主义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往别的路口走；要把这一百多斤交给党，铁了心，永远不会回头。我觉着我没有迷，没有错！” 

　　王友清说：“大泉同志，你要注意态度！”

　　谷新民一摆手：“不要紧，态度的强硬，正是内心空虚的表现，这是瞒不住我的眼睛的。（文艺老青年）等一会儿把人证物证一摆，你再看看他又是怎样的一副表情，就会说明我的眼力。”他来回踱了几步，指点着高大泉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一味地胡来！ 搞农业社，我不反对。修泄水渠，我支持。像你这样不择手段。搞阴谋诡计，我是不能允许的！”

　　高大泉无可奈何地说：“谷县长，您工作挺忙的，有啥，干脆就连锅端吧。”

　　谷新民也不耐烦再磨蹭下去，就收住步，停在他跟前：“我问你，你为什么为了自己修水渠而迫害单干户、侵犯中农利益？” “根本没有这种事呀！”

　　“你们的水渠从秦富家地上飞过去吗？” 

　　“当然不能啦。为了这个，我们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跟他商量，等他点头：同意就这样做，不同意就另想办法，这怎么叫迫害、侵犯？” 

　　“人家不同意让你挖地，你就挑拨家庭纠纷？” 

　　“谷县长，你应当知道，眼下，咱农村不是刚刚从旧社会过来的嘛，那些乱七八糟的家庭纠纷，是常见的事，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土改以后，分了土地的翻身农民种不上地，为了买套，好多人家闹过纠纷；一九五一年闹灾荒，有的人家出房子卖地，闹过纠纷。拿我这个家来说吧，我的亲兄弟，就因为认错了人，走错了道儿，血迷心窍上了当，他那会儿，跟我纠纷得多么厉害？到了 最后，还不是差点闹个家败人亡吗？依我看，只要没走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功那一天，这种纠纷就断不了种、绝不了根儿。还用得着谁去挑拨吗？”（好，今天听来依然掷地有声） 谷新民听着这些话里面套着的话，更加恼火了，就拿出他认为最致命的一手，冲着高大泉声色俱厉地说：“我问你，你鼓励赵玉峨离婚，这是哪种主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高大泉听了这句话，十分惊异：“离婚？他们两口子吵了架，赵玉娥赌气地回娘家去了，并不是离婚…… ”

　　谷新民得意地“嘿嘿”笑两声，说：“高大泉同志，露底了！ 赵玉娥已经在你的指挥下。到区里起诉了！ 你还想用花言巧语来骗我？赶快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坦白吧。”

　　高大泉到了这个时候，把一切都弄明白了：因为赵玉娥那边发生了变故，被派去接她的周丽平和春芳，才没有及时返回来；因为赵玉娥到区里提出离婚，谷新民县长才断定农业社使了“手段”；因为这样的消息传开，才在芳草地引起奇怪的思想波动，包括那个苏贵俭，都对搞农业社的人忍不住地表示出不满情绪。高大泉弄明白这些底细以后，就极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想，误会已经传开，不好的影响已经造成，不能用嘴一分辩、一解释就了事，得用事实对证虚的，得用真的冲洗掉假的。

　　谷新民一见高大泉沉思不语，断定他的那套做法一举成功，心里更加得意，表面越发沉着。他点燃一支烟，看看皱着眉头的王友清，看看略微显出一点疑惑的田雨，最后用一种宽大为怀的语气，对高大泉说：“高大泉同志，事实已经摆在这里了，你说怎么处理吧？” 

　高大泉精神一振说：“真正的事实并没有摆在这儿。它摆在农业社的地里，摆在农业社泄水渠工地上。请各位领导一块儿到那里去处理吧！”他说着，就头前引路往外走。

　　王友清连忙喊：“哎，哎，你还没有交待问题呀！”　　高大泉扭过头来说：“我就是请领导亲眼看看问题，看清楚点儿！” 

　　王友清见他已经走到院子，就要去拉。

　　谷新民一摆手：“别拦他。他的慌乱是极自然的。逃避惩罚，那是不可能的。我正要到他们那个所谓工地上去。要把全村人，全区的村级干部，都召集到这里，让大家从这个坏典型上切切实实地受受教育！ ”他这样说着，披上大衣，戴上帽子，举步走出办公室、迈下高台阶。

王友清和田雨，也只好莫名其妙地跟出来。

 

 

　　　                   　十六    欢迎你

 

 

　　高台阶前边变成了乱哄哄的一片。

　　那些看热闹的人，有的跟着一伙干部往村南地里跑去，有的停在大槐树下糊里糊涂地议论。

　　“小算盘不答应挖他的地，高大泉他们硬干起来，谷县长就亲自来制止。”

　　“还有比这厉害的哪。东方红社的人，调唆文吉媳妇闹离婚，带出那块地，好修渠。”

　　“这样做事情，可就太缺德了。”

　　“高大泉怎么瞎干起来了？” 

　　这当儿，张金发和冯少怀两个人，活像旧戏曲里的“刀斧手”， 把个魂不附体的秦文吉架到了这里。

　　滚刀肉蹲在汽车前边。对于汽车，他早就看够了。他在等着谷县长从地里转回来。反正县长走的时候要上汽车，得拦住他讨一点救济粮食，或者人民币之类能解馋过瘾的玩艺儿。他瞧见本村有钱有势，又能替他说好话的人来到跟前，就一撅屁股站起身，连忙说：“文吉，文吉，你这回得念我的好。是我把高大泉给谷县长找来的。你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别这副丢魂的样子。他们的渠甭挖了；你这婚也甭离了，你鸡也飞不了，蛋也打不了。这不是我的功劳？你不给我磕个头，也得烧一股香呀！” 

　　秦文吉痴呆呆地看着滚刀肉，一字也没听清；张金发和冯少怀更顾不上搭理这个不下蛋的废物鸡，仍旧拉着秦家院的“囚犯”，往高台阶上走。

　　滚刀肉喊叫他们：“那儿空了，全到地里去了！” 

　　张金发这才问：“县长也去了吗？” 

　　滚刀肉说：“连窝端！”

　　冯少怀挺奇怪：“奔那儿干啥呢？咱们得快去，可别让高大泉又使个什么计策翻过来。”

　　两个人架着秦文吉，又往村南走口只见缕缕行行的人，像赶庙会一样朝工地涌过去。

　　东方红农业社挖泄水渠的工程破上以后，就把几千年来“地冻农闲”的老传统改变了。这会儿，芳草地最热闹的地方在村庄的外边。这样的场所里，只有欢乐，没有忧虑，只有一个心眼奔赴共同的大目标，没有各怀鬼胎、勾心斗角！ 

　　一面绣着“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金黄大字的红旗，插在这无边无际、无遮无挡的原野上了。春天的小风，吹拂着它，使它发出呼呼啦啦的响声。

　　刚刚楔上的木头橛子，一根又一根，一直伸延到站在平地看不到的低洼地方。有的木橛子上搭着棉袄，套着大鞋，挂着帽子。还吊着一只盛水的红葫芦头。

　　开渠的社员，按生产组分成了五段，一个挨着一个地排成长长的一队。他们舞动着锨镐，一起一落，好像很有节奏的样子。所有的男社员都脱光了膀子，汗水淋淋，从头顶、背上往下流。他们仿佛提前进入了六月三伏天。

　　家里的孩子们都来送饭了。那一只只饭罐子里的饭菜，早就让他们的爸爸、哥哥吃得干干净净，小家伙们还不肯走开，站在一边，挺开心地看热闹。

　　从打滚刀肉跑到这儿把高大泉叫走以后，除了朱铁汉和周忠心里犯猜疑，别的社员都没有在意。这会儿，他们瞧见高大泉转回来，后边跟着县、区领导，还有那么多的群众，都当是来参观这个开渠的新鲜事儿，一个个干得更欢了。

　　高大泉等谷新民他们都跟上来，就指着工地说：“请各位领导和乡亲们看吧，这就是事实，也就是我们的手段！” 

　　谷新民一见这边的泄水渠果然动了工，气火更大。他担心高大泉这个农民为了保护他自己，说一些扇动群众的话，冲淡他那成功的气氛和效果，就想来个先发制人，急忙登上新堆起来的土捻上。潮湿的土很松软，他是那么小心，可是，两只脚仍然陷进去很深。王友清赶紧过来也爬上去，扶住谷新民。

　　田雨这会儿也没有摸清头脑。他虽然很信任高大泉和东方红农业社的人，但也担心他们因一时一事的疏忽，而酿成错误。他的脑海里甚至闪过这样一个怀疑，会不会有人瞒着高大泉，在背后给赵玉娥出了主意，挑起离婚事件，致使好心办了坏事儿。他跟在王友清和谷新民后边，没等往土堆上迈，忽然瞧见秦文庆从人群里边挤出来，站在他叔秦恺旁边，挺神秘地小声说什么，他想，这两个人准知道事情的底细，应当先跟他们摸清楚，以便能够主动地帮助高大泉把这场乱子处理妥善。他想这到儿，就奔秦文庆和秦恺跟前去了。

　　谷新民在土堆上站稳了脚以后，见那些跟来的人和干活的人都围了上来，心中大悦。他立即又启用了他那独特的思维方法。他想，农民的传统习惯是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来这儿处理秦家的事件，使得这么多农民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关注之情，说明高大泉的恶劣行径，在芳草地的民愤极大，也说明身为具长的人能够主持正义，才能博得群众的拥护；如果把这件案子秉公而断，定会收到严肃法纪、安定人心的良好成效。这样的造福于民的事情，谷新民不仅乐为、勇为，还要来个大显身手哪（这回看能不能露一手）！他这样地想着，转动着容光焕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脸孔，把众人环视一遍，就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举起，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讲演起来了：“老乡们，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从四九年到眼前这几载的和平建设时期，我都是带领你们过来的。你们都想过富裕、美满、幸福的生活，以及为达到这一目的的迫切心情，我是理解的。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道路也千千万万条，条条都是有保证的。我们共产党人，主张搞社会主义，这是能使你们最富裕、最美满、最幸福的制度。然而，这要自觉自愿，党和政府永远不会强迫你们走。今天，大多数农民，基本上是个体生产者，用百分比来说，得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你们应当得到支持和保护。有一部分人办农业社，这是很对的。希望你们搞好，不要搞坏。办了农业社，为多生产粮食，跟自然界斗争，修泄水渠，也是很好的。但是，有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侵犯农民的利益，挑动别人家庭不和睦，甚至要拆散人家的夫妻，党和政府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样发挥的机会，可是不多哟。就差从周口店讲起了。）

　　在工地上劳动的人，还有从村里奔来的人，这会儿怀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围拢到新渠的土埂子两边，想听听县长突然来到芳草地要做什么。他们对县长讲的前边那些话，似懂非懂，风吹而过；听到后边那一句，多数人都吃一惊，人群立刻骚动起来。

　　提着锨的周永振和光着膀子的张小山先发毛了，不由自主地朝对面的秦恺和秦文庆看一眼。

　　秦恺和秦文庆这叔侄两个，正被田雨追问得糊里糊涂，经县长这么一揭盖子，更是吃惊不小。

　　秦恺小声地对田雨说：“我昨天一气之下，是给文庆出过主意，让他分家。支书一拦。我那会儿当然没想通，可是我再没有跟他提过这个呀！”

秦文庆也脸色苍白地表示：“我是团员，没向领导请示，能背后干这个？我哥打我嫂子那会儿，我根本没在家。等听到信儿，支书不让我马上回去，连我嫂子的影子都没见到，我哪能跟她说这个呀！”　

　土埂上的谷新民把话停顿了一下。为了让人们来个更大的震动，他又提高了声音：“事实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违法乱纪、不符合人道主义的事情，恰恰在我们芳草地发生了。东方红农业社的某个领导人，为了让自己的社在单干农民秦富的地里挖渠，就不顾党纪国法地巧使手段，挑拨他的儿媳妇跟他的儿子离婚！”

　　他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果然获得预想的效果，人群里边炸了营：

　　“真没想到，他们能做出这种事！”

　　“怪不得昨晚上文吉亲自去接，那媳妇连面都不肯见。” 

　　“早就跟农业社的人定好计嘛。”

　　“这样的农业社，可太不像话了。”

“是坑人社、害人社，快散了班子，除个祸害！”（中间群众是大多数，小说表现的是先锋队和敌对势力）　

　朱铁汉急了眼，一步跃上土埂，冲着谷新民说：“县长，看样子，您是有意来这儿当众揭锅的。揭就全揭开，别再盖半边。您说说，是东方红社哪个个别领导人，背地里挑拨秦文吉离婚的。揪出他来，咱们一块儿跟他斗争！”　　谷新民说：“人证物证俱在，铁的事实难以掩藏。我当众指出来，为了使广大群众提高认识、严正法纪，使大家不要误会我们共产党的政府允许这种人横行霸道。至于那个同志，我希望他以此为鉴，以后不要重犯。”

　　朱铁汉粗脖子红脸地说：“不行！ 这样的人，您还给他打什么掩护？您就把他的名和姓指出来吧！” 

　　王友清怕把县长的部署搞乱，就挺着急地对高大泉说：“你看铁汉多不像话，要让他听指挥呀！”

　　高大泉说：“我看这不是听不听指挥的事儿。不找出这个挑拨赵玉娥闹离婚的人，咋处理他？那不乱了套吗？”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又一阵骚动声，一个人大喊大叫：“是我自已要离婚，是我自己要离婚！”

随着这喊叫，脸色苍白的赵玉娥从人群后边挤过来，站到土捻下边。

　　谷新民今天早上在区里见过赵玉娥，所以认识她，就绷着脸说：“还没到传你，您跑来干什么？回家等候！ ”

　　赵玉娥说：“县长您可不能把我打离婚的事儿往支书身上扣。我是从娘家到区里去的，是我自己拿定的主意。这件事儿，跟农业社一点关系都没有。”

　　谷新民心里一转，猜想到，这个少知缺识的农家妇女，因为被人欺骗和利用而处境很难；所以得对她诱导，不能训斥，于是把口气变得和蔼一些说：“你不用害怕，政府会给你做主。你如果跟丈夫不能相处下去，政府可以按照婚烟法批准你离。可是，得有一个条件，你得说出离婚这个主意是谁出的？” 

　　赵玉娥一口咬定：“是我自己，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谷新民说：“提出离婚，当然是你自己，我问你，这个离婚的念头，是如何起来的？” 

　　赵玉娥听县长这么一间，那没有血色的脸更暗淡了。谷新民赶快打气儿说：“别怕，我一定保护你。”

　　王友清也帮着动员赵玉娥：“县长说话是算数的。你快讲实话。”

　　赵玉娥沉默了。多少往事，多少千头万绪的往事，一下子涌到她的眼前。她可从哪儿说起呢？

　　谷新民朝站在一旁的高大泉瞥一眼，又催促赵玉娥说：“说呀。有我做主，不论是谁，他也不敢报复你、打击你！”

　　赵玉娥既胆怯又焦急地朝四周看看，她发现所有的人都睁着眼睛盯着她，越发感到把事情闹大了，越想快点把支书给洗清白。她让自己镇静一下，终于开口了：“县长问这个，话可长了。…… 从根上讲，我要跟他离婚，要跟他一刀两断；就是那种不让庄稼人组织起来、恨组织起来的人挑拨的…… ”

　　周围的人听了这个回答，没有一个不发愣的。

　　

　　赵玉娥，这个受气的小媳妇，这几年的酸水、苦水，都被紧紧地在憋在肚子里。这会儿，封闭着的口儿撕开了，哪能再咽下去呢？她激动万分地继续说：“我们赵家祖祖辈辈受压迫，受苦难，好不容易在我这辈赶上了新社会。可我嫁到秦家院，过的还是封建落后的日子。他们总爱跟没好心的人学，设着法儿坑人、害人。我看透他们那些打算难成，早晚得倒霉。到了那一天，我还得跟着他们一块儿遭难。我瞧见农业社这样现成的新路摆在眼前，为什么还要走旧道儿呢？我不能再闹个刘万媳妇的下场，我不能再糊里糊涂地跟着秦家人往火坑里跳。就为这个，我要离婚！”  

话是不多的，但实在、有力，正中要害。在场的好多人都被打动了。

　　抱着孩子的中年汉子刘万，站在人群里，忍了又忍，终于“哇”的一下哭出了声。

　　谷新民预感到形势不妙。（这回感觉很对）

　　王友清也有点慌了神。

　　赵玉娥含着泪水，转身冲着高大泉，像表白，又像乞求地说：“我跟秦家院的人想的不是一家，做的、奔的，都不是一家，不能成为一家人呀！ 我前思后想，翻腾了好久。我是铁了心要离婚的。我想，离了婚，我就自由了。我要出那块地，让你们修水渠，农业社就稳当了…… ”

　　高大泉心血沸腾，两眼发潮。他朝赵玉娥跟前跨了一步，声音有些发颤地说：“婚姻问题，是你个人的事情，由你自己做主。我当然有看法。这些，咱们另找时间再细细地谈。至于农业社修水渠的事，你为农业社想，我们很感谢你。就是你这想法好，做法不合适。其实，用不着你使这种办法帮我们。你看，”他伸出大手，指点着，“我们花了一夜时间，想出这样一个绕弯的办法。渠道不光划了线，已经破土动工了…… ”

　　赵玉娥抬起头，随着高大泉的指点，四下看一眼，眉宇间绽出一丝喜悦的笑容。

　　人群后边，忽然有个人拍起巴掌，叫了一声：“嘿，原来是这样呀，好极啦！” 

　　高大泉看到了，那个人是单干农民苏贵俭。

　　谷新民越来越觉着不对劲儿（很对劲儿，就是那么回事），就惶恐不安地对王友清说：“快带秦家父子来，我们不能听这一面之词，小心上了圈套！”王友清刚要转身，只见张金发和冯少怀两个人，架着秦文吉，从工地的一端走了过来，就急忙朝他们招手：“快一点，快一点！” 秦文吉被推进人圈之后，一眼就看到了媳妇赵玉娥。他愣了一下。他的眼前，是两个物件，两个就要失掉的最宝贵的物件；一件，自然是这个曾属于他的媳妇。另一件提媳妇带走的私房的钱包和帐本子。他能断定，媳妇会一口咬定要跟他离开，他如若照冯少怀教的办法充硬汉子，媳妇就会抖落他的钱包和帐本子。在这样多的人中间，晾出那个物件，他还怎么活呢？在这种节骨眼儿上他可实在为难了。他想不出一个同时能保住这两个物件的主意；包括县长在内，也不会有一个人，具备这种帮助他成功的力量。

　　谷新民指着秦文吉大声问：“这是什么人？”　　张金发连忙回答。“他是赵玉娥的男人秦文吉。”

　　谷新民觉着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人，就从土捻上跳下来，走到秦文吉跟前，和气地说：“喂，你不要怕。你说说，你的女人为什么要跟你离婚？要说实话。”

　　秦文吉像从梦中醒来，吃惊地看谷新民一眼，嘴唇抖动了半晌，才说：“因为我动手打了她… ”

　　谷新民听了这句回答皱了一下眉头：“仅仅由于这么一点因素，她就跟你如此地绝情吗？” 

　　秦文吉顾不上跟县长周旋，忙转身对赵玉娥说：“我不该打你。我错了，这还不行吗？” 

　　谷新民仍然带一点希望地追问秦文吉：“那么，你为什么要打她呢？” 

　　秦文吉咧咧嘴，怯儒的眼睛盯着地皮，说：“东方红农业社找我爸爸商量，要从我家地里挖渠，我爸爸不愿意。她就跟我爸爸闹气 ， 我一火，就动了手，打了她，她就跑回娘家去了…… ”“这里边有没有人在背后指使？你说实话！”

　　“指使，那到不算什么指使。我从天门镇拉东西回来，在村外边碰见冯少怀大叔，他把我媳妇跟我爸爸在家里吵架的事儿告诉我的… ”

　　冯少怀听了吓一跳，急忙插嘴：“县长问你，是谁指使你媳妇跟你离婚… ”　　朱铁汉朝他瞪起眼睛：“你说谁指使的？” （克星来也！）

冯少怀退了一步：“哎，哎，别朝我来呀！”　

　刚刚在半路上把赵玉娥接回来的周丽平也挤到跟前，冲着冯少怀说：“谁让你多嘴？你算赶哪一辆车的？” 

　　春芳在旁边插了一句：“闹半天，秦文吉打人，是你在背后调唆的！你真是狼心狗肺！”

　　冯少怀吓得窝瓜脸冒出汗珠子，怕被扯进去脱不开身，赶紧藏到人群背后去了。

　　秦文吉冲着赵玉娥说：“昨天支书和丽平，让村长通知我去接你，我全都照办了。你嫂子关住门，不让我进去…… 我不对，往后我不再打你了。咱们回家吧。”

　　赵玉娥坚决地说：“那个院子我算不能进了…… ”

　　秦文吉恳求说：“你不能这样呀。这样对咱们一家老小都不好哇！” 

　　赵玉娥低头想了一下，说：“为了不让别人钻农业社的空子，不给支书找麻烦，我忍一忍，不提离婚了。”

　　“那咱们就该回家吧。”

“我有家，就是农业社。你要是真心认错，就跟我一块儿入社！ "　　

“入社？” 

　　“对。你入社，咱们就一块儿过；不然，就各走各的。两条道儿， 只能走一条，由你挑。”

　　秦文吉呆住了。紧闭着嘴巴，没法儿回答。

　　这当儿，如果赵玉娥说，你如果不入社，我就当众抖落你那见不得人的事，把你的钱，把你的帐，全交出来，那么，秦文吉会一咬牙，答应她的要求。可是，秦文吉从媳妇的口气看来，对他还是留着情的，因此他当然不会下这样的决心。

　　他说：“我得跟全家人商量商量呀。”

　　已经来到跟前的秦文庆，万分激动地对嫂子说：“我支持你们分出去，先入社。入吧，快往前迈一步！” 

　　秦文吉冲着兄弟说：“文庆，这可不是个小事情，得咱家老爷子点头才能定。”

　　赵玉娥蔑视地扫男人一眼说：“没人稀罕你！人家农业社从来没有逼过谁，也没有求过谁。你要你那顽固爹，你就去要吧。我要社会主义，我决心下定了！”她转身望着高大泉，“支书，你答应我的要求吧。秦家院我不能进，离婚不能打。这会儿县里、区里、村里，还有社里的领导人都在场，你们替我想一想，我往哪儿投，我往哪儿奔？我只有农业社这一个门口。只有社会主义这一条道儿。你让我进吧，让我走吧！”（看看浩然老师，把一个看似很枯燥的讲大道理的场面描绘的这样荡气回肠。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堆的，《金光大道》不是瞎胡嘞的。） 

　　赵玉娥这番出自肺腑的话，揪扯着所有在场人的心。当然每个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人眼光都不知不觉地转到一个方向，盯住高大泉的嘴巴。

　　高大泉应当怎么回答呢？他可以说一句“等以后再定”这类含糊的话，也可以说：“等我们社委会研究一下”这样有退路的话。这样说，是很合适，也很得体。既能安顿住赵玉娥，也能把自己和农业社洗干净，不会引起任何谣言和麻烦。特别是对谷新民和王友清，这两句话立刻就能堵住他们的嘴巴一一已经发生和发展着的一切纠纷瓜葛，马上都能解除得利利索索。

　　高大泉没有这样说。他不可能这样说。（性情中人高大泉，不是冰冷的官僚机器）

他的两只眼睛深情地看着赵玉娥，看着这个被怒气、愁苦和希望的烈火燃烧着的青年妇女。　　赵玉娥说：“支书、支书，你们收下我吧。我跟你们走到底，绝不半中途变心。” 

　　高大泉朝前跨了一步，理直气壮地、一字一句地回答说：“赵玉娥同志，我们谁也没有权利不收下你！ 我带头举手，欢迎你走社会主义道路，欢迎你加入农业社！” 

　　赵玉娥听了这几句话，又惊又喜，热泪扑簌簌地落下来口周丽平和春芳忍不住地鼓起巴掌。

　　朱铁汉故意地哈哈大笑。（笑得好！冲破憋气高声笑！）

　　站在一旁的秦文庆。两只眼睛被激动的泪水糊住了。田雨呢，看着这喜悦的一伙儿，特别兴奋，两只手不由自主地使劲搓着。（读起来，好像身在场面之中）

　　人群活跃起来，一片议论声，像彩霞河滚起洪水那样响。张金发和冯少怀傻了眼。

　　秦文吉想说什么，嘴唇干动张不开。

　　王友清不知所措。

　　谷新民下意识地扶了扶眼镜。（又看走眼一回，不是眼镜的事啊......）

赵玉娥，这个冲出秦家院的小媳妇，扑上前，使劲儿抓住了高大泉那只粗大茧厚的手掌。

 

 

　

　　                           十七    有志气

 

 

　　秦家院发生的那场纠葛，惊动了整个芳草地。好几天里边，到处都显得乱腾腾的。

　　在乡村，跟大城市那种几家住在一个楼上，同出一门，同入一户，而互不相识，甚至几十年都不搭话的情形，是完全相反的。（怀疑这几句话是后来改写的，因为成书的七十年代，城里人住的四合院，大杂院，工人新村等等也都是互相来往的。楼房是19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也许浩然老师是作家，能够早早住上楼房？）这不仅因为村子小房屋连脊，院子相靠，土地搭边；也不单是因为由于家族世代同居一块土地上，造成远亲近邻、拐弯的亲戚等等复杂社会关系的结构造成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不论照老传统个体单干，还是走新道路组织起来，谁都不能摆脱相互间的依赖，谁都避免不了彼此接触的影响。所以农民有一种好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的习惯。这种习惯，起码不加掩饰地因袭到一九五三年。这种议论，不能视为好奇心、嫉妒心，或者是趁愿心。他们常常出于各式各样的关心。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几乎没有一个例外者。

　　当秦家院里的矛盾激化，无保留地抖落在全村人面前的时候，哪个当公婆的不想到自己的子女？哪个当丈夫的不想到自己的媳妇？哪个当媳妇的，不想到自己呢？而这种对比式的思忖，谁都会让自己的想象力，从自家的小院，跨到秦家小院，再跳出来，跟时代正发生的各种大变动联系起来，放到一块儿，加以权衡。在芳草地各种大变动中间，显示得最为具体，最为切实的，就是那个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使一些人惊奇，使一些人兴奋，使一些人羡慕，使一些人害怕，使一些人向往，使一些人仇恨的农业社，己经活生生地站立在他们面前了。同时，它扎下了根基，启动了步伐，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量。这样，人们对秦家院发生的风波的议论，就各式各样，差异极大。（大风吹不倒梧桐树，任他旁人论短长！）

　　每个人的屁股坐的位置不同，想问题的路子不一样，所以他们在关心这件具体事情的时候，怎么看，怎么说的都有。不论怎么看，怎么说，无情的事实让他们难以否认：在这场纠葛中，高大泉和他的农业社是胜利者。胜利的标志之一，是小媳妇赵玉娥自觉自愿、自行做主，从秦家小院子中彻底地分裂出来。分裂得合情合理，合乎法律，又合乎手续。那些反对和反感的人，也只能在背后咒骂几句，骂给对胃口的庄亲听，给贴心的子女听，给顺从的媳妇听。谁又敢站出来，在大庭广众面前说个“不”字呢？

　　赵玉娥回到芳草地以后，再没有往秦家院迈一步。她由妇联主任周丽平和团支部委员春芳陪伴，住在农业社办公室旁边那间保管小屋里。保管员朱占奎很放心地把钥匙交给了她们。赵玉娥过得很安静，也很塌实。没有一个人来劝说她搬回秦家小院。她当然铁心了，绝不会从火坑里跳出来，再爬进去。农业社的人不断地来这里，有的来看看她，有的来给她送些吃的。在赵玉娥看来，这既表达了人们对她这个不幸者的关怀和安慰，也有点给冷眼旁观的人看一看的意思。冷眼旁观的人太多了，这更坚定了赵玉娥在新路上走下去，永远当个胜利者的决心。

　　由村政府出面，把暂时分家的手续办理妥当之后的那天中午（土地分给她一份了吗？好像没有交代），周丽平和春芳两个人，乐呵呵地跑来给赵玉娥转达消息。紧接着，高大泉来了，他的后边，还跟着朱铁汉、邓三奶奶、吕瑞芬和邓久宽的媳妇郑素芝一大群。

　　高大泉说：“玉娥，你得安个暂时的家。”

赵玉峨说：“农业社就是我的家呀！”　

　高大泉笑笑：“我说给你安排个住处，好便利你过日子和参加生产。”

　　赵玉娥说：“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农业社的哪一块地方，也比秦家小院干净。”

　　高大泉说：“我们研究了一下，你暂时搬到邓三奶奶家里住吧。”

　　邓三奶奶用商量的口气问赵玉娥：“跟我做伴去，好不好呢？” 赵玉娥知道邓三奶奶是个老军属，是最受全村人尊敬的好老人；而且她家独门独院，没有什么不三不四的男人敢到那儿去。支书想得太周到了，她了解支书的细心考虑。她异常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

　　邓三奶奶说：“我那两间屋，刚才大泉和铁汉都帮着收拾干净了。你挑，爱住哪屋，就住哪屋。”

　　赵玉娥说：“我跟您住一个屋就行了。”

　　春芳插言说：“我去跟你做伴，单住一个屋吧。”

　　邓三奶奶说：“朱旺、宋老五这几个老头子，常到我那磨牙去，住一块儿会耽误你歇着。”

　　高大泉说：“单住一间好，晚上抽空还能学习学习。”邓三奶奶笑了，使劲儿拄动着拐杖说：“看，支书就是比咱想得高。年轻人得用功夫学点文化。”她对赵玉娥说：“我那儿，两个灶上的锅都是现成的。水缸啦，刀铲啦，就搭伙使。”

　　赵玉娥说：“咱娘俩一块儿吃吧。”

　　高大泉说：“这也好。你还能帮助我们照顾照顾老人家。两方便啦！” 

　　周丽平插言说：“我也跟你们入伙去。”

　　朱铁汉喊开了：“这可不行。你得把几道手续走完，才能入伙。”（又要“冒坏”，铁汉要是说相声，水平不让郭德纲）邓三奶奶说：“瞎胡说，这还有什么手续？” 

　　朱铁汉认真地说：“有，得等她跟吕春河结了婚，再闹分家的时候…… ” 

　  没容他讲完，周丽平的一个大巴掌已经重重地打在他的头顶上了：“呸！ 你总变着法儿咒骂别人，得不了好！”

　　邓三奶奶指点着说：“铁汉哪，你也真不会说个吉利话儿，人家丽平和春河是啥样的一对儿？人家吕家院的人走的是啥道儿？哪会有这么一天呢？算了算了 ，不合手续，玉娥咱不要她了！”众人都笑了起来。

　　高大泉对赵玉娥说：“你在邓三奶奶家先住一段。我想，最迟到秋后，咱们社要建一个猪场。专门养母猪，给社员生猪秧子。在那盖上几间房，你去当养猪员。” 

　　赵玉娥心里更加感动，支部书记时时在为农业社开辟着前程，也为别人安排着更有意义的生活，就说：“到那时候，我一定好好干…"

　　周丽平说：“我也跟你去。咱们用新科学方法喂猪。”朱铁汉刚才挨了一下打，还没有报复，就又抓了个空子：“哎，哎，人家赵玉娥是养猪员，专喂猪。你到那儿，怪麻烦的，还让养猪员伺候你？”（这脑子太快啦！包袱一抓一个啊。） 

　　好多人还没有听出味来。周丽平听出来了，伸手又要打，可惜朱铁汉早有准备，已经避到高大泉身背后，就狠狠地骂道：“朱，朱、朱铁汉，你是猪，你是狗！ ”

　　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邓三奶奶一边用手掌抹着笑出来的眼泪，一边说：“这铁汉，你是不挨骂，长不大呀！你能惹得起我们妇联主任？你看看，这屋里有多少妇女？” 

　　高大泉又对赵玉娥说：“你这个第二步，也许能走，也许要跨过去。”

　　赵玉娥说：“只要社里建猪场，我就去那儿干。我不怕脏，也不嫌累。”　　高大泉说：“社里的猪场是一定要搞的。我是想，到了那时候，文吉还不回头，总要一条道跑到黑吗？” 

　　赵玉娥的眼睛里立刻闪起忧郁的神色，而后摇了摇头：“大泉哥，你不要再想着他了，你没有我知道他的根底。我跟他已经一刀两断！” 

　　高大泉说：“历史的潮流，像彩霞河山洪一样，谁也阻挡不了，一定得直冲直流，越走越快。他秦文吉不呆不傻，就能死心塌地的逆着顶下去吗？我不信！”（那些满脑子私有制度万岁的人，也说什么“浩浩荡荡”、“顺生逆亡”的话，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历史潮流。） 

　　赵玉娥说：“我不想这些，我要跟大伙一块往前奔。”

高大泉说：“不，要想这些，越决心往前奔，越要把这些想个透透亮亮的。你跟文吉分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得让他真正痛一下，得让他尝点实实在在的教训。最后让他弄明白，跟冯少怀那一伙走资本主义道路，会得个什么悲渗的下场。他是个青年，他应当为社会主义出力气，我们舍得支出本钱，让他变成个用物，不要变成废物，更不能变成怪物。玉娥，你是农业社的社员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了，得有这份胸膛，得协助党支部实现这个计划呀！” 党支部书记这番话，不光深深地感动了当事人赵玉娥，就是周围这些关心这件事、又特别憎恨秦文吉的人们，都受到了触动和启发。他们一个个不由得沉思一阵，然后又热烈地议论起来。

赵玉娥要搬家了，要从秦家的小院，干净利落地搬出来了！这一步，似乎并不出乎人的意料。但是，有一个新情况，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东方红农业社的人，对这件事，既不避讳嫌疑，也不怕再度引起争吵，除了高大泉和朱铁汉去做他们急需要做的事情以外，集齐在社办公室的那些人，都一块儿伴随着赵玉娥，到秦家院去搬运东西。他们一路上说说笑笑地走着，正赶上地里刚收工，许多社员又都加进这个行列，这支队伍更显得浩浩荡荡。

　　冷眼旁观的人们，对这样的举动，是多么吃惊呀！ 

　　小算盘明知这件事情要在两天内发生，所以他没有远离家门，只是在院子里找一点零活做做。他如今正在火头上，也在气头上。

　　　冯少怀几次溜进秦家院给他出主意，张金发见面的时候也给他打气，鼓动他上访上告。小算盘这回抱有一定之规，别人说什么，他也不肯听从。他既没有认输，也没有害怕，更不想等待这件事有个突然的转机和变化。小算盘，就是小算盘嘛！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这个打算任何人代替不了，因为任何人也没有他权衡得周到、思虑得完善。他恨透了儿媳妇赵玉娥，恨透了高大泉那个农业社。他想，一直被严格家规压着、镇着、捂着、撂着的儿媳妇，这一回反了天，冲了出去，镇住了公婆和丈夫。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是能饶恕的吗？他想，更要命的是，儿媳妇这么一闹，尝到这样干的好味道，长出了能这样干的棱角，滋生了这样干的脾气。要是硬把儿媳妇拉回家里，等于搬个祸害，养个“家贼”，儿媳妇会反过手来，照着自己的心思，听从农业社的指使，摁住儿子，压服儿子。往后住在一块儿过日子，哪有筷子碰不到碗的？惯坏了儿媳妇，动不动就闹腾一场，那日子能过得安定，能过得顺心吗？更何况家里边已经有个三儿子秦文庆，还没有灵验的法儿对付，再增加一个瘟神，更不得了啦！话说回来，儿子再不学好，再不听话，总是自己的亲骨肉，不会对父母双亲太绝情，如果把那个反叛儿媳妇再弄回来，两个人一合伙，那来势可就更难阻挡、那日子可就没法儿过，秦富只有找个歪脖子树吊脖子去了！秦富大半生的处事信条。“家丑不可外扬”，如今已经撕掉；面皮抓破，难受一时，也就没啥好看不好看的事了。依旧这样下去，只是闹个大光膀子罢了；再来一场，岂不连裤子也扒了下来！这回闹事，在秦富看来，固然是受了一些让他心痛的损失，除了面子上的东西以外，耽误了一些农话，儿子还少出两趟车，少抓几袋子粮食。仔细地拨拉拨拉算盘珠儿，这次的损失，并没达到揭肋条骨那么痛的程度，儿媳妇跟他们分家了，没有割去他半个院子；地分了（看了多少回了，这回正式看清了，原来是带着地入社。所以后面秦有力没有土地也入社了，就是一个创举），没有带走他那块能让农业社挖沟的好地；儿媳妇把衣裳带走了几件，除了身上穿的棉袄棉裤，包里的单衣服全是成亲那年她娘家陪送来的嫁装，这损伤了秦富的几根汗毛呢？秦富想，既然这样干脆就来个“依旧依旧”，你走你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丢了人，现了眼，也碍不着我秦家的事。他想，过上一段日子，茶凉了，饭冷了，儿媳妇也吃到了苦头，走到了地头，哎。来个回心转意，陪个不是，下个保证，往后再按老辙眼行车，再照老调儿唱戏，你就回来；做不到这一步哇，哼，你就别想再进我家门儿！你就算一步磕一个响头，也不用想让我点头。他想，就凭我这日子，有了抓粮食生意儿这条门路，一天一天往上 升发；就凭文吉那年轻力壮，不缺鼻子不少眼的小伙子，到处跑跑、闯闯，一天一天地长本事，啥样的媳妇找不到呢？就算把大门关上，媒人都得从水沟眼子往里钻！

　　小算盘秦富，就是靠这种“精神胜利法”安顿了自己，也安顿了儿子和老伴儿。说实在的，如今对于发生的那场风波的结果，他没有冯少怀那么急火，没有张金发那么憋气，也没有同情小算盘的那些两姓旁人那么惋惜，那么担心，那么把耗子看成毛驴大！

　　门外的脚步声，嬉笑声，传进院子里。

　　小算盘十分灵敏，一下子就猜到有人帮着儿媳妇来搬家，他早有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没啥意外的感觉。

　　于是，他动作十分麻利，几步就退进北屋，回手就插住了门。他要以守为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办？

　　应声虫坐在炕上，守着睡着的孙子做针线活。她被吓得脸焦黄，动也不敢动一下。

　　秦文吉起大早跟冯少怀出车走了；秦文庆下地干活还没回来。秦家院里，这会儿死气沉沉。

　　先一步走进门口的春芳，朝北屋喊：“谁在家哪？” 

　　没有应声。

　　春芳又喊一声：“有人没有哇？” 

　　没有回答。

　　大伙互相看看，都觉着挺奇怪。

　　周丽平是干部，自然得做到前边，又得想得周到。她左右看看没人影，就对临时跟来的朱占奎商量：“咱们得想办法叫他们家的人看着搬吧？” 

　　朱占奎点头说：“对，免得事后他们再胡搅蛮缠，打咱们社的小算盘。”

　　邓三奶奶摆手说：“咱们都是农业社的人，帮助社员赵玉娥搬家乡拿自己的东西，理直气壮，碍他啥了？等他出来阻拦，再讲理；不敢露头，咱们搬了就是，谁也碍不着谁，这有多便当。”

　　大家一听有道理，也就不喊叫了。

　　赵玉娥本来不想再见这家人的面。他们都躲藏起来了，更可心意；听邓三奶奶这么一说，她就先行一步，推开西厢屋的木板门。这是她住过的屋。这是她成亲的屋。这是她生过自己孩子的屋。这是她忍气吞声、苦熬岁月的屋。这是她跟丈夫渐渐地变成同床异梦、反目争吵、遭受人格污辱的屋！一股强烈的厌恶、憎恨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她的心头。接着，她又万分庆幸地想：总算离开了它，将要永远离开它，面前是一条自由自在的、幸福无比的金光大道！

　　年轻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坐着旧时轿子成亲当媳妇的赵玉娥，在这一瞬间，回想起很多往事。都是她从小就耳闻目见的妇女们悲惨遭遇的事情。那些走投无路的小媳妇，被人们从房柁上的绳子套里摘下来，或是被人们从水井里捞上尸体，多么可悲可怕呀！ 啥时候想起这些，赵玉娥都不寒而战。如果不是新的社会，不是农业社的建立，赵玉娥再苦再难，再受气，再受辱，她能逃脱这个尽管墙头很矮，面积很小的院子去吗？尽管天底下是空的，地球是很大的，道路有千条万条，赵玉娥再盼光明，再想自由，再坚决，再勇敢，能有她立身放脚的地方吗？千好万好，新社会好！ 千好万好，社会主义的道路好！谁还能在赵玉娥的眼前遮住这四射的光芒！一股青春的力量，真正地在她周身鼓起来了。从今以后，她要决心跟高大泉他们一块儿往前奔，永不回头！

　　屋子的景象，使所有隔着门朝里看一眼的人，都大吃一惊。灰暗的小屋子里，变得空荡荡的，光溜溜的。冰凉的炕上，铺着一块已经打下补丁的破苇席。落满尘土的窗台上，扔着半截纸烟和几根燃烧过的火柴把。除此以外，一无所有。两节儿的柜子，还照旧样子在地下放着。可是在那已经长了锈的钉钥旁边，又钉上了一种新的钌铞，并排挂着四把大铁锁头。

　　人们不由得发出愤怒声：

　　“他们这一手干得真绝！”

　　“难怪不敢露面，赶情施下空城计了！” 

　　“把他们家里的人揪出一个来，一定得按干部定的方案搬！” 吕瑞芬悄悄地对那个皱着眉头思索什么的周丽平说：“你给我抱抱孩子。” 

　　周丽平还没有想出稳妥对策的思路被打断，奇怪地问：“你干什么去？” 

　　“我找你大泉哥来？”　　“别去，他在这样事情上出面不好。”

　　“不能让他们这样故意刁难人！” 

朱占奎在一旁说：“就怪咱们总拿好心估计这号人。真让人长长见识呀！”　

　郑素芝跺着脚：“没见过这么缺德的玩艺儿！” 

　　春芳怕赵玉娥难过，就说：“别怕，少你一件东西也不行！ 这回，咱们得跟他们斗到底儿。” -

　　赵玉娥心里边激烈地翻滚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朱占奎说：“丽平，咱俩去找小算盘，先跟他讲理；讲不通再说。”

　　周丽平同意这样做，就要动身。

　　赵玉娥却拦住了他们：“不要、不要。”

　　邓三奶奶一直站在院子里，听到议论，才进来。她对赵玉娥说：“你放心，丽平、占奎两个人跟他们好说好道，不会跟他们吵出边儿去。”

　　赵玉娥刚要说什么，吕春江的媳妇在后边喊起来了：“哎，哎，他们家来人了。”

　　大伙扭回头一看，从大门外进来的人是小算盘的三儿子秦文庆。

　　心里边系着疙瘩的秦文庆，扛着镐头，无精打采地从地里回来。他一边走路，一边低着脑袋想什么事情。他进了院子，先愣一下，一见屋里的人，就明白了，赶紧从人缝里走到屋门口。邓三奶奶和郑素芝怒气难忍地、一对一句地对他说起他那爸爸、哥哥办的“缺德”事儿。

　　秦文庆的脸色一阵骤然变化，而后严肃地跨进屋里，冲着赵玉娥说：“嫂嫂…… ”

　　赵玉娥使劲一摆手：“文庆，往后你别这样叫我了…… ”郑素芝在一旁说：“我看叫啥都行。叫惯了，一改成名字，更绕嘴。”

　　邓三奶奶说：“那就叫农业社嫂子吧！” 

　　这本是一句可以引起哄堂大笑的话，可是没有笑起来，谁也没有笑一下。

秦文庆很郑重地对赵玉娥说：“从结果来看，证明你这一步走得很对！”　　

赵玉娥恳切地说：“这会儿想起来，我走晚了。”

　　“不，正合适。你得坚决点，走到底！”

　　“当然这样。”

　　“他们会后悔的，会使出各种手腕，往回拉你。”“不怕，我不会上当！”

　　“孩子你也不用管，我替你管。”

　　“这个我也仔细想过了，他奶奶会比我照看得周到。　因为他是你们秦家的人。他们要把他扶养成老子那样，长大了好一块儿走黑道！” 

　　“行。只要你坚持住，不摇晃，就好办。我要踩着你的脚印走！” 周丽平忙说：“文庆，你可别脑子一热又胡来！” 

　　朱占奎也说：“对，你家的事儿，不是单个儿孤立的，连着一大串。你可得小心。”

　　邓三奶奶帮着说：“文庆你不管咋想，有啥行动，得事前给大泉递个信，听他的。”

　　秦文庆咬牙切齿地说：“我真恨不能点一把火，把这个院子全烧掉，这里除了自私，就是罪恶！”他说着，端起手里的铁镐，就要砸柜子的铁锁头。

　　赵玉娥一把扯住他：“文庆，你要干什么？” 

　　秦文庆说：“你的被窝、褥子和用的东西，全在这里边锁着。砸开它，全拿走！”

赵玉娥摇摇头：“不行！”　

　“不用你们动手，你挑好，我送去。”

　　“不能这样。”

　　“我做我当，不会给农业社抹黑！”

　　众人一齐围上来。一时间，每个人都产生一种新的想法。郑素芝先赞成了：“对、对、对，就让文庆一个人拿，咱们都别伸手！”春芳也支持：“咱们都到院子里去吧。玉娥，你把要的东西告诉文庆，也别动手。”

　　更多的人没有来得及吭声。他们正在思索，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才能够最恰当，最符合农业社的规矩，最合乎高大泉的心意。

　　赵玉娥使劲儿夺下秦文庆手里的镐，摔到地下，大声说：“我什么也不要了！” 

　　秦文庆发呆地问：“为什么？” 

　　

　　赵玉娥说：“你刚才说了，这里的东西，除了自私就是罪恶。我用不着硬要这些。我也有刘祥大叔的那种穷人的骨气，我有农业社组织，我有一双手，需要什么，都能有！” 

　　这几句话说得多么有劲，多么有气魄，多么让人长精神，嗓音并不高，却把这个小院子震动了。

　　秦文庆两眼涌出泪水。　　周丽平激动地拉住了赵玉娥的手。

　　朱占奎钦佩地连连点头。

　　邓三奶奶使劲拄着棍子叫好：“对、对，就这话！”

　　吕瑞芬没说话，也没动，几乎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两眼不动地望着赵玉娥那张亲切的、可爱的脸孔。她忽然想到一年前，那一次刘祥卖地，赵玉娥跑到家送信的情景；比那时候更明晰，更强烈的一个闪闪发光的影象出现在她的眼前。

　　北屋的小算盘一直是提心吊胆地扒着门缝朝外看，伸着耳朵用力听。他瞧见涌进他家院子里的人，都一个个地空着手，离开了，连儿媳妇赵玉娥也同样挺着胸膛，跨出了小院子，便轻轻地吐了一口气。（好像从水底冒出来的什么东西。可怜之人，可恨之处！）

　

　　                        十八   温暖的家

 

 

　　吕瑞芬跟随大群的人走出秦家院，没有陪着赵玉娥一块到邓三奶奶那里去。她皱着眉头，不声不响地抱着她的小女儿，转个弯儿，回到自己的家。

　　春色浓烈的正晌午，街上出现暂时的安静。墙边的杨柳树，冒出嫩生生的小芽子；窗前的那棵杏树，一串串粉红的花骨朵，都咧开了嘴儿。

　　挂着辣椒串、棒子种的房檐下、台阶旁，蹲着高大泉。他把那顶洗得褪了色的绿军帽推到后脑勺上，厚密的黑发茬上，缀着亮晶晶的小汗珠；一件刚刚浆洗，缝补过的蓝色夹袄，披在宽厚的肩上；对襟的白褂子，领扣也解开了，袒露着他那结实的胸膛。他一只大手紧攥着一根戳地而立的木棍，另一只手抓着斧头，一起一落，有节奏地削砍着，发出喀嚓喀嚓着的响声。薄厚不同的木屑片，在斧子的砍击中，从木棍上裂开，曲卷着，无声地掉在他那穿着青粗布裤子的膝盖上，掉在他那钉着轮胎掌子的鞋子上，随后落在地上。

　　刚被锯下的木棍，是湿润的，散发着树脂的香味，招来一个蜜蜂。蜜蜂围绕着高大泉的头顶，盘旋飞舞。

　　小龙也蹲在离爸爸不太远的地方，探着身，伸着手，抬拣爸爸劈下来的青嫩的树皮和白花花的木片。他发现走进来的妈妈，就叫了一声。

　　高大泉抬头看看站在跟前的媳妇，因为两只手都被占着，只能朝媳妇怀里抱着的女儿努了努嘴。

　　吕瑞芬本来是带着难忍的怒气回家的，急不可待地要把刚才小算盘家发生的事情告诉高大泉；话到舌尖，又吞住了。她深情地看着男人，暗暗地想：他的事儿太多，太忙乱，只有吃饭前这一会工夫，是闲暇的；也许，他一边鼓捣着那根木棍子，还在一边想着社里的工作吧？快别给他心里边添烦了！

　　小女儿乳名叫小英（第四部叫小凤了）。她呀呀地叫着要找爸爸。她是难得见爸爸的。每天她还没醒，爸爸就走了；等爸爸回来，她又睡着了。她还不懂事儿，可是她喜欢爸爸，因为爸爸喜欢她。（怜子如何不丈夫？）

　　吕瑞芬要到屋里去，弯腰从地下拾起一个用棒子皮拧了绳而后编成的草墩；转过身，把草墩扔到地下，又把怀抱着的小女儿放在上边坐稳，说：“小龙，来，扶扶小妹妹。” 

　　小龙说：“她会爬，让她到地下爬。”

吕瑞芬说：“这会儿地下凉，爬在上边要拉肚子的。你不怕小妹妹拉肚子吗？”　　

小龙冲他妈点点头，过来扶住小妹妹。

吕瑞芬替女儿抻抻衣襟儿，又嘱咐小龙别贪玩，别摔着小妹妹，就走进屋里。

 屋里不像过去那么整洁。因为拆了炕，还没搭起来，好多东西都临时地堆放着。

　　吕瑞芬一腿跪到那搭着门板的炕上，探身扯过一条被子，抖落开看看，叠起来放到一边；又抽过一床，抖落开。这会儿，她听到窗外边的小龙跟爸爸说话。

“这是做大盖儿枪吗？” “不是。是铁锨把。” 

“给二叔做的吗？” “不是，给别的社员。”

“也给我做一个吧。” 　　“等我有下夫的时候再做。”

“你总没工夫！” 

　　“这回一定，一定，好吗？快看小妹妹，别让她玩木片子，放到嘴里要伤嗓子的。”

　　这时候，高大泉已经把铁锨把砍完了。他用那粗大的手摸着槽一搭，又伸出一根手指头，轻轻地摸一摸。接着，他拿过早就准备好的一片碗碴，一下一下地刮着，要把木棍刮得光光的。细碎的木丝，在他的手指间不断地飘落。

　　他两只手活动着，心里边盘算着当前急需要安排的事情。秦家的风波过去，大闹生产的声势已经造起来，工作的局面也初步打开。时间过得很快，各种事情都得抓紧。水渠一定得在三天内突击完毕。然后。集中女劳力和老头捣粪、砸坯。集中男劳力到水足土好的坑沿脱新坯。把社员家拆了的炕尽快地搭起来。他想，应当让秦恺和邓久宽带着人，把两眼新井用砖垒上井帮，使水井永不坍塌，长久使用，转年那块地就可以变成菜田。还得让吕春江安排人，把订下的两辆新水车拉回来，什么时候把井收拾好，就可以立刻安上用。他想，得让刘祥再给牲口加点好料，催催膘，好使唤。得带着朱占奎把耠子、盖耙和绳套检查清理一下，该换就得换，该修的马上就修好。他想，周忠前天夜间参加挖渠工地的挑灯夜战，扭了腰，不知道好些没有；昨晚上，忙得没顾看他，今儿个上午也没有抽出空，告诉朱铁汉，给他买一贴膏药来。他想，要搞个人强马壮，还像去年那样，提前播种。同时，把麦子管理好，能浇水的一定要多浇几遍。他想到这里，记起昨天晚上区里送来的一个通知，说造纸厂急需苇子、干草当原料，让群众尽可能地多出售。这件事儿，得专门开个群众小组长会，使他们从思想上重视，积极操办。（浩然老师要写作的素材太多了，只能裁剪着用。那些有病无病呻吟的“大师”们，材料捉襟见肘时只好抒情了。进入“新时期”之后，浩然老师又写出了《苍生》这样的鸿篇巨著，而有一个攻击浩然老师的人，只好炒自己过去手抄本的冷饭。我曾经给他攻击浩然老师的“文章”留言（大意是）：浩然老师现在能写出《苍生》，而您只能没完地“握手”；但您的第一次“握手”虽然使您开始倒霉，但后来毕竟给您带来荣华富贵。现在您再次“握手”，除了家人捧场之外，再无人喝彩。您为什么不能写出别的，只因为您写作的“资本”不够，只能搞写作投机。而浩然老师跟您不一样，浩然老师的写作是“投资”，不是“投机”。因为浩然老师的写作“资本”，要比您丰厚的多。）要想的问题很多，要做的事情更多，足够忙一阵的；还会有不少的问题和事情，等着他带领人们去想、去做。这是辛苦的，但是也有乐趣（理想和乐趣融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动力）。

　　吕瑞芬抱着一床半新的花被子走出屋。

　　高大泉停住手，不解地问：“你干什么去？” 

　　吕瑞芬回答：“借给赵玉娥用。她连一床被子都没有从秦家带出来。小算盘父子俩多毒狠！ ”

　　高大泉一听这句话，停住手，皱了皱眉头。他知道秦富的人性，能估计怎么个“毒”法儿；要是为这事儿再跟他们纠缠，真没闲工夫，所以他再没有往下问。

　　吕瑞芬抱着孩子来到西院。老远她就闻到从屋里散发出来的饭菜香味儿。

　　几只正在台阶上找食吃的母鸡被惊动，慌乱地跑开。吕瑞芬探头朝里一看，见钱彩凤正趴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摇着一根铅笔，往那用窗户纸订成的小本子上边写字儿。她羡慕地说：“你写满半本子了？” 

　　钱彩凤头也没抬地笑笑，回答说：“才写一点儿。”

　　“我成了老落后了。明天咱们订个轮流值日表吧。别老是你们开会，让我看家。”

　　“你不是有吃奶的孩子吗？” 

　　“带上，睡着了她不闹。” 

　　“你不开会，也比我知道的理论多。哥哥在你跟前，一天两句你得听到多少？” 

　　“你光看人家的优越性儿。二林不给你讲？” 

　　“快别把你那宝贝兄弟当成个聪明人了！ 哪一回开会回来，不是我给他讲个三遍两遍的他才明白呀？” 

　　吕瑞芬把被子往那个同样用门板搭成的炕上一放，说：“我走的时候，把菜切好了，你还没熬熟？” 

　　“早就熟了。”

　　“早熟了，你还不张罗让他们吃？” 

　　“我哥那会儿正爬到树上砍什么。他说等等小龙他叔。”“二林又让张小山他们拉去打扑克牌了？”　　钱彩凤这才放下手里的笔，嘻嘻地笑着回答：“他还顾得上打扑克？过了晌，你快到地里看热闹去吧。”　　“咋啦？” 

　　“他们男青年组现了眼。 今儿个上早班，他们硬要跟我们女青年组挑战。还差一截儿，张小山就等不及，先把那旗子抢过去，插到他们工段上；刚完工，就跑到我们那边呼口号、起哄，真把我们急坏了。要是丽平、春芳两个人在，绝不会让他们拉下。”

　　吕瑞芬说：“你快别不服气啦。干力气活儿，咱妇女哪能比过他们大老爷儿们呢：“ 

　　钱彩凤一摆手：“你这是自暴自弃。实际上，我们妇女不光比他们干得快，还干得细致。他们正在那儿洋洋得意，周忠大伯拄着棍子来检查质量。他到我们那工段看看，直说好；到他们男的工段一瞧，马上给他们划了叉子：光图快，没把堆到捻子上的土砸结实。”吕瑞芬听了，埋怨地说：“这些楞头青，不把土砸实着，等下了雨，还不让水冲坏了，跑了水淹地！”

　　钱彩凤说：“还有哪。这会儿，正巧铁汉来了，瞧把他们男组的人那个撸哇！”

　　吕瑞芬解恨地说：“该！ ”

　　“这回他们软了，也不敢看我们，一个个撅着嘴，叫收工也不收，非返了工，赶上我们不可。”

　　吕瑞芬又心软了：“都过晌午了，你赶快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钱彩凤一摆手：“放心，少吃一顿半顿的饿不坏。得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看还敢不敢看不起妇女！ 哎，你把被子抱过来干什么呀？” 

　　吕瑞芬把刚才在秦家院发生的事情，比较详细地跟钱彩凤说.了一遍。

　　钱彩凤一听，气得满脸通红：“真是狼心狗肺黑心肠，跟冯少怀那小子学习，越学越像！”　　吕瑞芬赞美地说：“玉娥这个媳妇，出息得思想倒是真好，真有志气。”　　钱彩凤叹口气，说：“嫂子，跟你说，我实在想不明白。都是种地的农民，谁也不是地主，谁也不是长工，都过上好日子不好吗？冯少怀、张金发，还有小算盘他们这些人，为啥老愿意别人家败兴、遭殃呢？”　　吕瑞芬对这样的道理，已经从经历的许多事情里边弄明白了一些，想用一个新鲜的、简单的词儿说出来，琢磨一阵儿才找到，就说：“那可能就是你哥常说的那个自私自利的农民意识吧？。”钱彩凤摇摇头：“要我看他们比这个厉害。我跟小龙他叔，过去那几年也让这农民意识缠住身，也是睁眼不看路，瞎胡闹。可是，我们那会儿坑害过谁呢？你说说！” 

　　自从高家兄弟重归旧好以后，通情达理的吕瑞芬十分谨慎，总不让自己无意中提及那不愉快的往事；有时候，一家人围在桌子上吃饭，高大泉帮助教育兄弟和兄弟媳妇的时候，提到了过去的情景，她就设法用别的话岔过去。当一个人犯了错，认了错，又没忘掉的时候，总是心有隐痛的；亲人近人，不应当随便地往那上边碰。吕瑞芬能够体察到兄弟和兄弟媳妇的心。他们认了错，记取了教训，时时刻刻没有忘到脖子后边。这使得她这个当嫂子的很高兴，很满足，同时又替他们分担了疼痛。她能轻易地往那上边碰吗？这会儿，钱彩凤自己提到了这件事，她就说：“他们跟咱家过去的事情从根本上看，不一样。他们办的事情总出圈。我们是上当受害的，他们是骗人害人的。你哥说，小算盘跟冯少怀还差一大截儿。” 钱彩凤说：“要我看，杏熬窝瓜，一个颜色，有啥两样！他们都让歪嘴子的阴魂附着体哪！”（说得对啊，人的自私本性来自于趋利避害的生物属性。不是简简单单地就能克服掉的。这个问题留着以后展开，先放在这）她说着站起身，翻翻被子：“这不是小龙盖的吗？” 

　　吕瑞芬说：“让他跟你哥伙盖一个，反正他爱撒娇，总往别人被窝里钻。就是这被子没拆洗。你没孩子糟塌，换一床借给赵玉娥吧。”

　　钱彩凤从自己的炕上挑了一床新一点儿的被子，又说：“光有被窝，没个褥子？” 

　　吕瑞芬说：“我想撤下一条来，又怕你哥瞧见只剩下一条了，自己不铺，让我们铺。你看他白天累成那样，滚光炕板还行？” “我这儿也撤不下来，这门板跟热炕不一样，不铺东西可受不了 。”

　　“先让她对付几天吧，等以后再说。”

　　妯娌俩在屋里谈话，让走过来的高大泉听见一个尾巴。他刚把刨光了的铁锨把安好，要过来吃饭。这些话拨动了他心弦。他深深地体验到，团结向上的家庭，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经过像侍候庄稼苗那样子的辛苦培育。矛盾和磨擦，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小家庭里，总是难以避免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思想当定盘星，用啥样的办法解疙瘩（实事求是？还是实事求“不是”？这是一个问题。）。此情此景，使得他不仅为自己和全家人创造的这样的家庭，觉着起心高兴，而且十分自豪。家里的三个人，帮助他在村里，在社里做出积极的榜样，用切实的行动支持他毫无后顾之忧地为公众搞工作，他就更有信心，更有劲头了。

　　高大泉这样想着，正要就借被子的事儿鼓励这妯娌两个几句，只见秦文庆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支书，我刚要到家找你，小黑牛告诉我工地上还没收工。让我到那里白跑一趟！” 

　　高大泉远远地冲他笑笑说：“我跟铁汉把全村的地亩表又核对一遍，就晌午了，没到工地去。你有事跟我说吗？” 

　　屋里的吕瑞芬听到秦文庆的声音，赶忙迎出来，问道：“文庆，你又来汇报，是不是？” 

　　秦文庆站在高大泉的跟前，一种难以言表的痛恨和惭愧，使他不能把肚子里的话倒出来。

　　吕瑞芬接着说：“我得先替赵玉娥说几句话，就算替她汇报吧，回头再让你大泉哥指点你怎么办。”

　　高大泉笑笑：“好，妇女优先。”

　　吕瑞芬说：“赵玉娥已经在那儿亲口做了声明，不求他秦家院，不用他秦家院的东西；她要靠农业社，靠两只手劳动过好日子！” 高大泉两眼立刻放出喜悦的光芒：“噢！有志气，有志气，像个农业社社员的样子！” 

　　吕瑞芬说：“我们大伙应当成全她，不能减了她的志气，长了那些自私鬼们的威风！” 

　　高大泉又叫好了：“你这话也是有志气的话，是咱们这些人应当说的！”

　　秦文庆痛苦地说：“我认为这样做太不合理，便宜了他们，苦了我嫂子，我心里难受。”

　　高大泉把新安的铁锨立到地上，一手搭在秦文庆的肩头，说：“文庆啊，赵玉娥如果跟文吉离了婚，他们这样一种做法，不光不合理，而且是犯法的。咱们当然不能答应。赵玉娥嫁到你家好几年，起早贪晚地干活儿，你家所有东西，都得有她一份，缺一宗，少一件，从我这儿说就不行。可是，他们不是离婚，是暂时地脊梁背对者脊梁背走一段…… ”

“离婚不离婚，是办个手续问题，早晚得离！”　　

“那得看事态咋发展，看咱们怎么引导。”

　　秦文庆两眼转着泪花，“支书，难道说，就这样让她可怜地离开那个小院子吗？” 

　　高大泉大手一摆说：“不，她一定不会是个可怜的人。你没听到她表示的志气吗？求别人可怜的人，能有这样的志气？你没见你瑞芬嫂子对她怎么看吗？一个软弱可怜、没路可走的人，能受到这样的尊敬吗？还有你，你不是同样地认为赵玉娥占着理，是个胜利者吗？文庆，你再往后看吧，她会像所有搞社会主义的人一样，顶天立地结结实实地站立在芳草地！”他说着，又拉住秦文庆那只有点发抖的手：“走，跟我去看看她，看她有没有你想的那种可怜相？” 吕瑞芬见高大泉带着秦文庆，一边小声地说着话，一边走出大门口，就回身进屋，抱起被子，对钱彩凤说：“你快到那院看看孩子，我走一趟，立刻就转回来”。她说着，急匆匆地迫赶她的丈夫（不知怎么的，忽然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可能不搭界）。钱彩凤望着嫂子那渐渐消失的背影，忽然间，在她心头涌起一股子从来没有的、自幸自豪的情绪。尽管程度不同，但是，在实质上，跟高大泉刚才在她的窗外所闪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很一致。她觉得，这个小院子里的风光气势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充满生机。这倒不是因为房屋泥抹得很光，院子打扫得很净，杨柳枝条绿得那样可爱，杏树枝梢红得那么鲜亮、热闹，而是看不到、抓不着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生活在新社会里的人，精神的满足，目标的明朗，追奔的信心。这一切都是钱彩凤通过认真地比较得来的：跟自己走过的足印比较，跟赵玉娥跨过的路途比较，跟至今仍然走着那种危险的道路的人比较。（李太白：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

　　她浑身在长劲头。她想马上连饭也不吃，男人也不等，就扛上铁锨下地去，去给农业社挖泄水渠，让污泥浊水全顺着他们亲手开的沟里流走！她想，应当先看看赵玉娥，像高大泉对赵玉娥那样，像嫂子对赵玉娥那样，像个社员对社员那样，去帮助、鼓励赵玉娥：你不可怜，我们都不可怜，我们一块儿挺起腰杆子，往前冲闯。她急忙回身进屋，打开了柜子，乱翻一气，找出一件深底儿浅花的褂子。这是她最心爱的一件衣服，只有过年过节穿上半天，连水都没有下过。她把褂子卷起来，挟在胳膊窝，准备往外走，又想起孩子，她赶紧奔东院。　小龙正逗小英玩，玩得很起劲。

　　小英一听见婶子喊她，就转过脸来。

　钱彩风一看，“噗嗤”一声笑了。她看见小英的两只眼睛周围，被小龙用一只写黑板报的红粉笔头画了圈圈，像戴上了眼镜，就走过来，用手指点着小龙骂道：“坏东西，你不学好，早晚得跟冯少怀一样！” （“像冯少怀一样”将会成高家后代的一个特定语言，这就是语言学中的成语现象）

　　小龙咯咯地笑着跑了。

　　钱彩凤抱起小英，快步如飞。来到了邓三奶奶家。

　　屋里屋外全是人，门口堵个严严的，好像开大会、演大戏一样热闹。

　　邓三奶奶正急赤白脸地跟高大泉诉说她不满意的事儿：“你看看，送条被子，倒可以。我这人口少，被子少，别把她冻着嘛。可说这饭碗、筷子，我人口少，也有人来客往，总不能只预备一双筷子，一个碗，还用得着你们凑份子呀？还有这洗脸盆。我那个是新的，娘俩使一个还不行？咱庄稼人，谁这么讲究呀！”

郑素芝在一旁说：“我那几个碗，算是给赵玉娥大妹子填宅的。”　　

邓三奶奶使劲儿一摆手，打断她的话说：“你这是老掉牙的旧例儿 "

　　郑素芝马上笑嘻嘻地改口：“是帮助、帮助…… ”

　　高大泉回头看一眼秦文庆，好像说：“你看看，一个人到了农业社，该有多少人关怀惦记他吧！” 

　　秦文庆想笑一下，没笑出来。因为这样感情真挚、互相爱护备至的情景，不是更能比出他那个家，他那个爸爸、他那个哥哥，缺少“人味”吗？（寥寥数语，直达心灵深处） 

　　这会儿，钱彩凤挤过来，把孩子塞给吕瑞芬。

　　春芳先发现孩子脸上的怪样，说：“嗨，快看，戴眼镜的老先生来了！”

　　吕瑞芬用手指头在钱彩凤的脑门上拄一下：“你也是越变越像个孩子了！” 

　　钱彩凤一晃脑袋：“别说我，这是你那宝贝儿子干的！”

　　众人被她们逗得咭咭嘎嘎地笑起来。

　　这本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秦文庆那冰冷的心上也似碰到一颗火花。他想，大泉哥也许说得对：爸爸哥哥有可能转变好的。看，这个钱彩凤，过去不是跟他们这号人是一样的心思，一样的路子，也同样无情的拉着高二林跟哥嫂分裂了吗？可是现在，这夫妻俩，变得跟周永振、春芳一样的活跃、向上、积极，这样的变化，一年之前，谁想得到呢？

　　钱彩凤挤进人圈，把拿来的花褂子往赵玉娥手里一塞，说：“这是我送给你的！”

　　一直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的赵玉娥连忙推辞说：“不用！不用！”

　　钱彩凤说：“你在秦家院拚死拚活干，他们也没有给你做过一件花衣服，这个底我知道。”

　　赵玉娥说：“我要参加社里劳动，穿这么好的衣服干啥呢？” 

　　钱彩凤说：“就是要穿个美美的，从心里到外表全要漂漂亮亮一堂新，气死他们！” 

　　邓三奶奶先赞成了：“这个礼物得收下。你就应该这样给那伙人显显威风！”

　　吕瑞芬对赵玉娥说：“收下吧。等到麦收过，我们两个一人还要扯身新花褂子哪。咱们一块儿穿，一块儿美！”

高大泉看着这样动人的情景，听着这样的动人声音，心里越发高兴。他走到赵玉娥跟前，送过他刚刚安好的一把光光的木柄、亮亮锨头的铁锨，说：“玉娥，这是党支部给你的工具。你就靠它，跟大伙儿一锨一锨地开新道儿；靠它，跟大伙儿一锨一锨地创造出最美的东西；靠它，永远跟大伙儿一同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往前奔吧！”赵玉娥双手接过崭新的铁锨，如同战士接过钢枪，一股热泪，流了出来。（劳动创造一切，包括人本身）

秦文庆也陪着她掉下泪水。他这时候认识到，赵玉娥是个投身到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的人了。

　　当洪亮的钟声在芳草地湛蓝的天空中“嗡嗡”响起的时候，赵玉娥扛着崭新的铁锨，走在大队的人流里，挺着胸膛，迈着大步，走上了劳动的工地！ 

　　多少人用惊奇的眼光观看她呀！ 

　　跟赵玉娥结伴而行的吕瑞芬，看到这些惊奇的眼光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朝着走在最前头的男人看了看。

高大泉脸上的笑容，像他家窗前就要盛开的杏花骨朵，使人越发感到这大好春光实在明媚动人。

 

 

 

.　　                 十九   两个警卫员

 

 

　　谷新民对于芳草地发生的那件不愉快的事情，是不愿意宣扬的。他离开那个村之后，除了有时候想起来，心里边闪现出一丝别扭情绪之外，再没有跟别人提过。天门区的领导，包括田雨在内，因为从那件具体问题上暴露出芳草地存在着许多矛盾，自然十分重视。可是，专为这个再往县领导机关另作书面汇报，都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这样一来，事情本来已经过去，却被县长的警卫员小刘带进城里，接着就渐渐地传播开了。

小刘名叫刘维，原来是谷新民一个旧时同学的孩子。那位老同学年轻的时候，读书和做学问相当用功，而且富有上进心。谷新民很敬慕他。到了抗日战争期间，那位本来很有作为的人，开始逃避残酷的斗争，后来只因为瞧见谷新民为参加抗日活动坐了牢、受了刑，就渐渐地变得消沉下去；教了几年书，混不下去，又弃学经商，在春水镇搞了个小小的文具店。解放的第二年，文具店关了，转到区里一个供销社当会计。（浩然老师的写法很像《红楼梦》的“草蛇灰线”法。每一个人物都不是打酱油跑龙套的，高贵举是个例外。）那年，他找过谷新民一趟，要求县长把闲在家里的儿子带出谋个事情做。谷新民念旧时同窗之谊，就答应下来。等到那孩子来到政府大院一看，很合心意，便留在身边当了警卫员。刘维这孩子刚到领导机关那一阵儿，不论干部和家属都很喜欢他。他头脑聪明，口齿伶俐，办事利落。大家都估计到，几年之后，他会出息成一个很不错的青年干部。这两年光景，他一直生活在上层，一直在领导干部身边转，大开眼界，大长见识。本来他的消息就灵通，又特别好活动，爱到处打听，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加上谷新民对他的宠爱，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言行熏染着他，使他渐渐地变得轻浮起来。有些事情落到他身上，习惯以指派者的职衔来决定是顺当着干，还是不顺当着干，县委以上的干部支使他，多小的事情也当大事来完成，一般干部来支使，即便是很重要的工作，他不是拒绝接受，就是拖拖沓沓。同时他还滋长一个小毛病，到直属单位办事情，为了方便、顺当又有气魄，好打“县领导”的旗号；常常摆出一副“特使”的架势，稍不顺心意，还会耍个小脾气，训人家几句（官僚胚子一个。忽然想起当年父亲曾经往家里领来的那个留着小平头、连眼睛周围都带着笑纹的大哥哥，二十来年过后变成了留着背头、故作深沉，见人带搭不理的样子。现在又过了二十年了，是不是已经安全“着陆”。若是这样应该变成一个随和的退休老人了吧？不过也未必，那天我们原单位同事聚会，一位快七十的先生，张着两片薄嘴唇，滔滔不绝，整个饭局全听他一人。就是有这种什么时候都不甘寂寞的人。）。还有，就是他那个传播小道消息的毛病也很厉害，从领导同志那儿听到一件新鲜事儿，忍不住要对别人讲；别人提个头，他马上续个尾，显示他知道的事儿多，见解高明。这样一来，惹得好多同志都不喜欢他了；只是碍着县长的面子，当面不说，背后议论几句而已。

这一次小刘跟谷新民到南片的区乡转了几天回来，又传播了好几桩新鲜事儿：什么天门镇的公安干部最近发现一窝反革命会道门的线索了；什么梨花渡一个二流子，夜间跳进一个寡妇家院子里，要搞强奸啦；什么谷新民批评了天门区的领导，单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对广大的个体生产的农民重视、支持不力啦，等等。其中还有一条新闻，就是小算盘的儿媳妇到区里闹离婚的事儿，星期日那天下午，下乡去摸情况回来的县委们碰头会刚刚开完，小刘到供销社的业务科给谷新民买了几包香烟回来。他从东边小旁门抄了个近道，想穿过县委大院儿再奔县政府。他路过梁海山那块院基地改成的园田，看见小苏正压水，就拐个小弯走过来。

县委院里今年春天改造了几眼旧水井，上边安了压水机。人们都叫它“自来水”。自来水并不能一拧管子就自己流出来。那上面安了个有点弯度的铁把，连接着埋在井下管子里的一茶带皮钱的链子，人们用手压着铁把，“嘎哒”“嘎哒”地一抬一稳，底下的水被提上来，从旁边一个口儿朝下吊着壶嘴似的东西往外流；接连不断地流进那挖好了的水垄沟，汇成水流，淌进远处的畦子里。（我们小时候也见过这样的“压把井”。）

　　

　　小苏两手用劲地压着水，头上直流汗珠子，他把一个盛着衣服的花瓷脸盆放到那个“壶嘴儿”下边，让水冲刷。这样一水两用，又省工夫又省水。

　　“小苏。你干什么哪？” 

　　“浇地呀。”

　　“这么早浇哪家子地，种的春菜？” 

　　“梁同志种的棉花。”

　　“你们这儿净新鲜事儿。种棉花也早了点吧？” 

　　“梁同志从农场找来的新品种。他要试验试验。”　　小刘看看盆子里的布片子，问：“那是洗的啥呀？” 

　　小苏回答说：“梁同志换下来的旧棉袄，让我托人顺路给柏大姐捎去。我没事干，替他拆了。这衣服旧得连不起个儿，都成了布片片。”

　　“嘻嘻。梁同志那么大的干部，怎么总这样小气呢？” “哎，这怎么是小气？这是艰苦朴素！”　　“如今专门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过最幸福的日子，还搞什么艰苦朴素呀？” 

　　“你这说法可不对。这会儿是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我们国家还穷，不厉行节约还行？梁同志说，到了什么地步，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也不能丢下。”（感觉现在的所谓经济学的一些“灵丹妙药”——例如“拉动消费”等等，都是一些饮鸩止渴的东西。实质是在满足平行世界的“上层”越来越贪得无厌地占有财富的基础上，再甩给“下层”一点有限的生存空间，其结果是无限量地攫取自然资源。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小刘又笑了笑，从挎包里掏出烟，说：“来，抽一支，我请你的客。”

　　小苏推辞说：“我不会。”

　　小刘硬往他手里塞：“这有啥会不会的，闹着玩嘛。”小苏勉强地接过烟，一看那烟盒是带锡纸的“大婴孩”，就说：“你怎么买这样好的烟抽？” （那个时候机器卷烟应该属于“奢侈品”吧？）

　　“是谷县长的。”　　“哟，给领导买的东西，还能随便动？” 

　　　　“没关系。谷县长大方着哪。”

　　两个小青年蹲在机并旁边抽开了烟。

　　小刘很会抽，一口一口，抽得很香甜的样子，还能从鼻子眼里往外冒烟。他那手指头挟着烟卷的神态，也像谷新民那样潇洒自如。

　　小苏就不行了。他抽了一口呛得连声咳嗽，憋了个大红脸；已经点着了，扔掉吧，又挺可惜。他就用三个手指捏着，举在前面看它冒烟儿，再也不敢沾嘴唇。

　　小刘直笑他：“你呀，真是个土包子。别咽，这样，这样，往鼻子里吸。”

　　小苏不敢照他指点来试验，就打岔问：“这些日子，你跟谷县长到哪儿去了？” 

　　“转了好几个区，最后从天门回来的。”

　　“那边的土地该下种了吧。”

　　“好像是没有吧？我没留神这个。对，没有。有修堤的，还有挖泄水渠的。”（官僚们通过关心自己的前程来关心正事，这个刘维可能还没正式考虑前程，所以正事也不关心。）

　　“是农业社挖渠吧？” 

　　“别说了。农业社净在那儿瞎捅漏子。你知道芳草地那个小算盘吧？这回可让那个支书高大泉给整惨了。他儿媳妇硬跟他儿子分家打离婚。”

　　小苏有点偏袒地说：“高大泉那个人挺正派，水平也挺高的，怎么会干这号事？那老头子准是又来告假状。”

　　小刘说：“这还假，我亲眼看见的。”于是，他把芳草地发生的事儿，完全按照谷新民的观点，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他又说：“天门区总发生侵犯单干农民利益的事儿。谷县长想管也管不了，就赌气地回来了。”（是这么回事吗？）

　　“瞎扯，县长还管不了！”

　　“傻瓜。你不知道人家的根子硬嘛！ 梁书记向着田区长，田区长又护着高大泉，一串地包庇。”

　　“哪有这回事情。梁同志办啥事情都讲原则，对谁也不会包庇。”

　　“你不信拉倒。哼，高大泉他们总跟领导顶牛，有啥好处？这回本来拨给他们那个区的生产贷款是不少的；谷县长回来就给砍下一半，拨给春水河区了。”（什么工作作风？是意气用事？还是拿着工作当买卖做！怪不得王国福和社员们大讲“三不吃”——不要带有条件的三种恩惠。其中记得有贷款、义务劳动；还有什么记不清了。网上原来有连环画的，现在找不到了。）

　　“那些春耕贷款，不是支持农业社的吗？这一削，高大泉他们那个东方红社准又够呛。”

　　“就是要整治整治他。要不然，他该上天了。一个村支部书记，有啥了不起的！”

　　小苏听着这些话很不入耳，就扔掉那烧成半截儿的烟卷，站起身来说：“你快去吧，要不然，县长找你找不到，又该着急了。”小刘说：“没事儿。他正跟何科长下棋哪。”

　　这当儿，秘书科的徐萌夹着一个牛皮纸的卷宗，匆匆地走过来，站在柏树墙的那边喊：“小刘，谷县长在哪儿呢？” 

　　小刘说：“他开了半夜会，早起又接着开，累垮了，正在睡觉。”（看人下菜碟，这个徐萌可能是谷县长不愿待见的人）徐萌说：“有客人找他，怎么办？” 

　　小刘说：“让他在传达室等着吧。”

　　徐萌说：“是省里和专署的同志，哪能让人家等呢！”小刘笑了：“他在屋呆着哪，没睡。你去找吧。”（这个孩子，真是不学好，欠削！）

　　徐萌半笑半怒地说：“你这人，怎么说假话？你回去告诉县长，就说客人正在农业科看播种计划表哪。过一会儿，请他到会客室见见面。”

　　小苏怕小刘不肯动，耽误事，就说：“你快去办公事吧，我得浇地了。”

　　小刘这才站起来，说：“晚上过我们那边玩吧，我给你放留声机听。新灌的片子，评剧名角唱的《 刘巧儿》 。”

　　“晚上我们可能又得出发。”

　　　　“星期天还出门儿？” 

　　“梁同志多会过过星期天哪？连我都把这样的日子给忘没影儿了。”（一个喊同志，一个喊官职，俩人区别之一）

　　徐萌很羡慕地插言说：“你有机会经常跟领导到实际中去，太有意义了，能把学习理论和学习社会结合起来。你的生活知识比我这坐办公室的多得多。有时间，得请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小苏脸红了：“我这嘴挺笨的，会说啥呢？” 

　　小刘对徐萌说：“你爱听新闻，我得空给你去讲讲，保证让你满意！” 

　　徐萌说：“我可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知道吗？”她说着，就忙着走了。（好！）

　　小刘冲着徐萌的背后说：“你看她浑身都是知识分子的酸味儿，谷县长最近不喜欢她了。她总不安心本职工作。”

　　小苏仍旧没有搭茬。等到身边的两个人先后走开，小伙子的脑瓜里，仍然叨念着小刘说的那件关于芳草地的事情。不知怎么，那些话，勾引他想起家里的妈妈。前几天，妈妈求拉种子的大车把式捎来口信，让小苏把节约下来的小米票给家里寄一些去，好给农业社凑钱买一头拉犁的牛。妈妈还拿芳草地去年运粮食买大车的事儿，鼓励他满足这个要求。他爸爸过去是个游击队员，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那年，押着驴驮往奇峰岭那边运公粮，遇上敌人，牺牲了。家里就有小苏这样一个男孩子。大军进关那年，他硬要跟上部队参加打天津，给他爸爸报仇。他年纪小，个子也矮，人家不要他。他追在人家后边，往回赶他，他就哭。闹得部队首长没办法，路过县城的时候，好说歹说，把他留给了地方。他先是在燕山区当交通员。梁海山在那个区带队搞土改的时候，他妈就去找梁海山，说：“我就登云这一个儿子，一个劲到处乱跑，怕他学不好。求领导拉巴拉巴他吧。”（苏登云和刘维——两个警卫员。）等到梁海山留在这个县里任职，就把苏登云调到身边，当了警卫员。（俩人的出身就不一样，受的熏陶也不同）开头，小苏跟上这么一个大干部，挺胆怯的，可是后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竟对梁海山产生一种父子般的感情。过去他常常想家，总请假往家跑。这几年，他离不开梁海山，走到哪跟到哪，硬逼他回家，他也不回去。有一次，梁海山还为这个发了脾气。他吓得呆在机要室躲半天，也不肯走。后来，还是梁海山的爱人柏秀荣出面劝说，说有她来照顾梁海山，不会有啥事，小苏才肯动身。可是他只在家里住一晚上，就跑回机关。从那以后，妈妈就不怎么打听他的情况了，也很少捎信来（放心了）。去年冬天，村里办起一个八户的小社，他妈还是副社长。他妈捎信说：“咱家没有人力，大小总有个脱产的外边搞工作的人，为了给集体买上牛，应该寄几斤粮票，表示一点心意。这会儿，小苏的心里边，自然翻腾起去年芳草地高大泉和那些积极分子，为了操持一辆车，闹的那场乱子；想到小算盘告状，想到徐萌下乡，想到那一次，成立农业社的大会上，梁海山和高大泉讲的一些话…… 别看小苏平时不大爱说，对好多事情，他心里可是明镜似的。他知道梁海山想把这个县办成个社会主义的县，想在每个村子都办起农业社，想让所有的农民都加入农业社，走上新路；因为这个，梁海山很重视芳草地的农业社，很器重高大泉，常说高大泉是先进人物，有前途，要把他办的那个社当一杆旗那样树起来。可是，县长谷新民在好多事情上跟梁海山的想法是扭着劲儿的。不过人家是大干部，不会乱吵吵就是了。高大泉他们刚顺当几天，谷县长又给他小鞋穿，这可怎么迈步子呀？

　　小苏一边干着活，一边这样的乱想一气，越想越别扭。他对压水、洗衣服也没劲儿了。看看太阳，已经偏西，他怕梁海山睡醒了找不到他，就停住压水，拧干了布片，端起盆子，赶紧往回走。他来到梁海山的办公室兼宿舍的屋子前边，看看门上的锁头，还是照他的原样锁着。这是他刚才想的巧主意。昨天晚上梁海山从北片转回机关，吃两口饭，就到新成立起来的粮食公司（国家要管粮食了）听汇报；回来开县委会，开到半夜，又在宿舍里看开了文件。小苏睡醒两觉，梁海山还在看；天一亮，又有好几拨人来找他。闹得梁海山早饭也没吃，就又去主持县委会议。过晌，会散了，又来人找他谈工作。把小苏急得没办法。等到最后一拨人走出门，小苏就硬给梁海山放开被子，拉他躺下，还悄悄地倒锁了门。这一下，梁海山总算能够好好地睡一觉了。

　　小苏放下盆子，轻轻打开门上的锁，再端起盆子，跷着脚尖，朝屋里走；探着身子，往里间一看，不由得愣住了：床上根本没人，被子也登得整整齐齐。他想，真怪，门没开，人到哪去了呢？他正要转身，听到背后脚步响，回头一看，走进来的正是梁海山。

梁海山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的卷宗夹子，大步地走过来，见小苏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眼神迎着他，那眼神，不知是生气，还是好笑。

（两个警卫员，一朱和一墨，人生道路上，各得其所获。登云境界高，刘维脑“活络”。到得行政位，必分山沟壑。）

 

　　

　　                     二十   新的矛盾面前

 

 

　　梁海山并没有睡觉。在他被“锁”在屋子里的这段时间，先到县人民银行，后到县供销总社走了一趟，接着，访问了一个在家里养病的工商科长；他转回来的时候，又到县政府民政科搞“信访”的一位同志那里站了会儿。

　　小苏一边跟着他往屋里走，一边问：“梁同志，你是怎么出去的呀？” 

　　梁海山站到办公桌跟前，正考虑什么事情，听到问，回头瞥了小苏一眼：“你倒会以攻为守！我要先问问你，你把门锁上，我怎么出去？跟谁学的这一套整人的办法？” 

　　小苏忽然发现那扇没有插上插销的窗子，立刻明白了，就说：“你应当休息！” 

　　梁海山把手里拿着的卷宗放到桌子上，说：“休息，休息，你好像再不会谈别的话！”他又看看小苏手上端着那盆子里，盛着拧成的一卷一卷的布片，哼了一声：“典型的狭隘主义！”

　　小苏不明白这种“主义”当什么讲，更不计较这项帽子合适的程度如何，就笑了笑，转身鼓捣了一阵儿，端过一个茶缸子，放到梁海山的手边。

　　梁海山指点着卷宗说：“你看看，不主动帮助我去取，差点耽误我多少事情？” 

　　小苏说：“秘书室和收发员我都去问过了，他们说没有别的文件呀！”

　　梁海山说：“你到政府民政科去了吗？我是告诉过你的，有空儿勤往那里跑跑，有重要的群众来信或是来访登记材料，拿来我看看。”他指指刚被小苏放到地下的洗脸盆，“你呢，干这个倒挺有瘾头。这种事情用得着你干吗？过上几年。你想让我把你送到洗衣店、裁缝铺去吗？”

　　小苏不吭声，过一会儿，就咧着嘴走了。

　　梁海山坐下身，打开卷宗，十分认真地看起来信和记录。这些信件，都经过选择和分类。有的是写给县委领导的，有的是写给政府负责人的，有的是从《 河北日报》 读者来信组转来的。梁海山按照自己的需要又跟管信访的同志在同一类材料中，挑选了一遍。这一类的信件或记录卡片，不论反映市场混乱现象，还是建议政府掌握买卖价钱，以及控诉城镇的某个买卖人，或者村里的某个干部的非法行为，等等，都是围绕着“粮食问题”和“布匹问题”提出来的。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仿佛那一张张太阳晒得通红的、挂着汗痕的脸孔，出现在眼前。都用期望的神情，忧虑的语调，叙述着他们的希望和要求。对一个立志献身人类解放事业，并且经过长期实践，付出了青春和个人幸福的共产党员来说，这希望和要求，就是信任，就是鼓励，就是命令，就是战斗的呼喊！（看看当今的信访办，呼唤当年的梁海山。）

梁海山坐在这儿翻阅文件，似乎很轻松，实际上，心情却是沉重的。多少重大的问题，压在他的肩上，装在他的心里呀！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传达下来以后，他感到，精神上的负担并不是无形的，而是实在的。中国是农业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主要是发展工业，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但是，这个发展，要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要靠农业发展来支持工业的发展。全国的版图，是由几十个省市、几千个县份组成的，尤其是县级领导，直接面对农业战线最基层的乡村小镇，直接指挥既是粮棉生产者、又是大量工业品消费者的农民。县委的领导，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呀！

　　这位县委书记，每一个月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到区、村工作，访问群众，调查研究，帮助下边解决迫切而又实际的困难。几年来，他不光跟各区的干部，许多村的干部熟悉了，对不少村镇的基本群众，也都有了新的了解，那些敢于跟他说心里话，又愿意和他说心里话的人，成了他的耳朵和眼睛。这给他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有利条件。他能听到许多别的干部听不到的呼声，他能够从一些复杂的纠葛中，看到刚刚露出一点苗头、又常常被一般同志忽视的关键问题。五年计划指示传到县以后，他赶紧往下边跑。他要从思想上搞清楚一个问题，为实现五年计划，这个县，这个县的每一个区，每一个区的重点村庄，有哪一些可以适应五年计划要求的有利因素，有哪些不适应的不利因素；怎么充分发挥有利因素，又怎么改变不利的因素。他下去以后，首先发现一个“粮食的问题”，接着又发现一个“布匹问题”。为了弄得更准确一点，他又跑遍全县所有集镇，亲自到市场上观察动静。回到县委，他就提议，把这两个新问题提到县委的日常工作议事日程上；还抽调几个有工作能力的干部，成立了粮食公司，充实了每个区的供销社。可是，一些干部，甚至一些县、区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已经无情地生发起来、很快就可能扑到面前的严重问题，十分麻痹。这些同志没有认识到，有关人民群众吃和穿这两件大事情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都已经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没有看到，正在暗地刮起一股跟五年计划唱对台戏的歪风邪气：在集市上倒动粮食的商人和小贩逐渐增多。布匹的价钱上涨，有的布商甚至毫无理由的停止营业。这类现象如若任其自流，那是很危险的！梁海山打定主意要扭转这种局面。可惜，县长谷新民却不能跟他步调一致。几年来，他曾不断地跟谷新民进行严肃的争论。无奈，谷新民的特点是重视维护同志间的感情，争论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就在表面上委曲求全，形成决议，实际上思想并没有统一，行动也就不可能协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梁海山只可采取这样一种方针：在认识上，对个别同志可以等待，但在行动上不能等待；不管某次决议是表面的，还是实质的，只要决议形成，就坚决贯彻；谷新民使劲不使劲，都要贯彻一丝一点不打折扣。这样的做法，自然要常常引起谷新民思想上的反对，行动上的懈怠，感情上的不愉快。因为梁海山是按决议做的，谷新民在道理上难以反对，在感情上，经过不愉快之后的再三思考，也觉得可以原谅，顶多暗自苦笑一下，说：“这个好同志啊，古板得可爱哟！ ”（不知两人如果互换位置，是个什么情况。县委书记是一把手，县长是二把手。）

　　从昨天夜间和今天上午，县委们又一次的碰头会上，梁海山已经预感到，他们之间新的矛盾出现了，新的不协调开始了。他要积极地做调查研究，掌握更多的实际情况，用来说服教育同志，以便使思想和行动尽可能地统一起来，正确无误地按照五年计划的精神干下去。他一边看着这些来自群众的材料，一边用材料上反映出来的问题，跟他在深入基层的时候了解到的情况相对照。同时，他又反复考虑着具体策略。他看着想着、顺手拿过杯子，喝了一口，没有感到什么味道；又喝一口，才发现里边的秘密，就扭头喊一声：“小苏！”

　　“有”。

　　“你往茶里放糖了？” 

　　“没放呀！”

　　“没放，这么甜？” 

　　“嘻嘻，就放了一点儿。”

　　“是从小食堂楷来的油吗？” 

　　“不是。”

　　“我们现在生活用品，是供给制。这个制度，就是说，党已经按着我们工作、生活的需要供给了。如果超过供给的数，再另外多捞些来，就违反了纪律。明白吗？” 

　　小苏点点头：“明白。买糖，是我从你抽屉拿的钱。柏同志说，喝点糖水，能补脑子…… ”

　　“对她的话你要有选择的听。以后不许总是干这种婆婆妈妈的事儿了。”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我自己放假了。”

　　“星期日有了时间，不能看看报、练练字呀？下乡这半个月，我没见你塌下心来写过作业。”

　　“你给我留的，我全作了，不信你检查呀！ ”

　　“给你妈写信了吗？” 

　　 “我还没到总务科领小米票哪。”

　　“没告诉你先拿我的寄走吗？你想一想，你妈等你的信得多着急。她要是不急用，不会来求你；她不是那种爱伸手的人，她也知道你那兜儿有多大。”（这是真正的关怀，超出了上下级的关怀，是同志之间的关怀。）

　　小苏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小刘讲的那些话，想起高大泉遇到的难处，就凑到梁海山跟前说：“梁同志，芳草地又闹出新问题了。”梁海山随口说：“消息这么灵通，出什么问题了？” 

　　“他们正修水渠。” 

　　“我知道。”

　　“小算盘又告状…… ”

　　“他又到县里来告状了？” 

　　“这次小算盘根本没有出面。谷县长去了，他在村里告的状。谷县长批评了田区长，也批评了高大泉。他们可能又顶了。谷县长很生气，说碍着你的面子，不好办，回到县里，就把给那个区的生产贷款削减了一半儿…… ”

梁海山听着听着皱起眉头，打断小苏的说：“你这一套，是怎么编想出来的？啊！”　　

“真的…… ”

　　“不管真假，我问你为什么编造这些？” 

　　“小刘刚才对我说的，一点儿不错…… ”

　　梁海山把卷宗往旁边一推，说：“闹半天又是他在小广播。到此为止，不允许再随便跟别人说这些。听见没的？” 

　　小苏点点头。

　　梁海山说：“你把小刘叫来。”

　　小苏一楞：“叫小刘？梁同志，你知道就行了。要不然，他又怪我多嘴多舌了。”

　　梁海山很严肃地说：“你己经多嘴多舌，还怕人家怪？更说明你明知故犯。叫他马上来！”

　　小苏挺为难，站着不肯走。

　　“怎么还不去？” 

　　“我告诉他，以后不说了…… ”

　　“立刻行动！”

　　小苏见梁海山很严肃，只好去了。他不明白梁海山这样急着叫小刘干什么。是要对证真假虚实呢？还是要亲自追个详细，问个明白呢？小苏想，不管为啥，小刘那性子特不好，到了背后，准得大发脾气。小苏是不愿跟他争竟的，也争竞不过他。

　　小刘正在操场上跟公安局的几个警卫战士打篮球，你追我抢，玩得很有兴趣。

　　小苏弯过来，停在操场一道石灰撤的白线边上，喊：“小刘，梁同志叫你。”

　　小刘头也没有回，仍旧拍着球，说：“等一会儿，我非得投进一个不行。”

　　小苏着急地说：“快去吧，他发火了！ ”

　　小刘这才停住，用脚把球踢出很远（球品就是人品。学习浩然老师的人物描写），走到小苏跟前，一边抹着脸上的汗水，一边间。“跟谁发火了？” 

小苏老实地说：“我把芳草地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就皱了眉头…… ”　　

小刘果然不高兴了：“你怎么走起小汇报来了？”　　“我是替高大泉他们着急…… ”

　　小刘没等小苏把话说完，就使起性子，绷起脸、噘起嘴，独自朝前走了。

　　梁海山已经把信件统统地翻阅了一遍，正靠在椅子上，两手捧着茶缸，沉思地一口一口地喝着水。

　　小苏抢先进来，偷看一眼，发现梁海山的脸色不像刚才那样严峻了，可是他心里仍然十分紧张。

　　小刘是很害怕的。他知道梁海山是个不讲情面的人，对谷县长那样的同级领导干部，都肯批评，对他这个小警卫员，还有啥客气的呢？小刘特别怕梁海山追问谷新民县长背后都说了什么；如实地兜出来，对谷县长不利，对他小刘更不利；不兜出来吧，梁海山准不放。他想，不管咋样，自己以后的日子都是极难过的了，梁海山指着旁边一把椅子，对小刘说：“你坐下。” 

　　小苏赶忙把椅子往前推推。

　　小刘没有像往常那样随便，不等领导让就落坐，这回让坐，他也不肯坐，赶紧讨底儿：“梁书记，您叫我干什么事呀？” 

　　梁海山反问一句：“小苏在路上没有告诉你吗？”　　小刘摇摇头：“没有…… ”

　　梁海山轻轻地哼了一声：“没有？我不相信。一看你那个脸色，我就能断定，不是没有。一个搞革命的人，对同志，对领导，头一条得诚实。小刘哇，在这点上，比起前二年，你可变化不小哇！”小刘的脸忽地变成一块红布。

　　梁海山继续用一种十分温和的语气说：“你们两个都是县委机关的警卫员。这是革命的分工不同。你们跟县长，跟县委书记，只有职务上的差别，在对革命事业的责任上，是没有任何两样的。你们都弄明白了这一点吗？” 

　　小苏看一眼小刘。

　　小刘没有抬头看他。

　　梁海山继续说：“讲到具体职务问题，你们是保护、照顾领导同志的。保护、照顾他什么呢？仅仅是生活方面吗？让他吃得好一些，睡得好一些，干什么事情有你们替他跑腿。这样，他可以方便一些，省劲一些，更集中时间和精力搞好工作。这应当。光做了这些，那可不能算尽到责任。你们首先应当保护他，照顾他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党的原则，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人民的革命事业。这样的道理，你们懂不懂呢？” 

　　小苏对这样的道理，曾经从梁海山的口里听了多少遍，而且记在心上了。这会儿，他想对照一下今天自己的行为，一时间却没有能够完全对上号。

　　小刘几乎没有听清梁海山在说什么。因为他认为，一个领导干部，在严厉批评人之前，讲几句道理，这是一种惯例。他在等着这些开场白之后，应付县委书记的追问，而后硬着头皮听完训斥，好快些离开这里。

　　梁海山说：“我们这些被党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年纪是比你们大些，参加工作的时间是比你们早些，受党和人民的教育，可以说，也比你们多些。我们身上，有你们可学习的东西。你们应当虚心认真地学习。可有一条，你们得挑挑拣拣地学，学习我们身上的好东西。可不能马马虎虎，以为我们身上的东西，脑袋里的东西，什么都好，什么都照样子。因为我们身上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我们在旧社会呆的时间长嘛！我们受旧的意识影响深嘛！我们进了城市，身居高位，有人给我们捧场，向我们放糖衣炮弹，所以就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变坏嘛！保护，就是监督，监督我们言行是否正确。不监督，怎么保护？照顾，就是关心，就是关心我们在政治上不出毛病。没有关心，哪来的照顾？因为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块儿，接触多，保护、照顾就更便当。发现我们身上露出不好的思想、行动的时候，第一，直接提意见，严肃地批评；一时做不到这一点的话，第二，就往上级反映，请组织帮助我们。你们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才是革命式的，才符合党的原则，才有利于我们一起为党为人民多做好事。如果不照这样的方法做，而是在背后搞自由主义地议论，搞小广播，特别是胡扯一些关系到领导之间团结的问题，那是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这种东西，是必须立刻改掉的坏习气，坏作风！你们，尤其是小刘你，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我叫你来，就为这个。”小苏心里好像豁然开朗起来，不住地点头。

　　小刘却争辩说：“我就是跟小苏随便说说…… ”（现在“差之毫厘”，将来“谬之千里”。）

　　梁海山打个手势：“跟小苏也不能这样乱说，更不能‘随便’。这样地随便，你说能解决什么问题？有利于团结一致，还是有害于团结一致？何况你并不是跟小苏一个人这样随便乱说呢！”“就他一个…… ”

　　“诚实吗？你跟民政科的同志随便乱说没有？”

　　“你跟办公室的徐萌同志，随便乱说了没有？回答我呀！” 小刘这才低下了头。（耍小聪明者戒。梁书记早已了然于胸） 

　　小刘不吭声了。

“以后一定得彻底改变这个坏作风，听见没有？” 

　　“ 哎…… ”

　　“还有。你这一年，在各方面都有不好的变化。变得轻浮，不塌实；变得傲气，不谦虚。这些也必须改正。回去好好地想想。想通了，找个时间在团小组会上谈谈。我去参加你们的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谷新民披着一件绿呢子的上衣，走了进来。他一迈门坎儿，就从背影认出小刘，说：“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那儿有事情，喊都喊不到你！” 

　　小刘没动身，也没回头。

　　谷新民稍有奇怪：“听见没有？来客人了，快去告诉食堂加两个菜，弄一瓶酒。”

　　小刘转身就走。

　　谷新民注意观察一下小刘的神色，从他的脸上发现两串泪珠滚落下来；等他出了门，又转身问梁海山：“这小家伙又淘气了？” 梁海山说：“背后搞小广播，我批评他了。”

　　谷新民看小苏一眼：“也有你吗？” 

　　小苏点点头。

　　“又广播什么了？”　　梁海山有意岔开说：“现在先不谈这个了。你来得正好，咱们一块研究研究这些群众来信。”

　　谷新民说：“省里下来了人，又要给咱们加载，先商量一下怎么打发他们吧。”

　　梁海山问他省里来人是哪个部门的。

　　谷新民回答说：“省工业厅一位处长，还有专署农业科的汪科长。”

　　梁海山很注意地问：“他们带来上级的新指示吗？” 

　　谷新民坐在桌子一端的藤椅上，说：“没啥新指示，又来出难题。”

　　梁海山半开玩笑地说：“一般地讲来，凡是上级给下级的指示，都是出难题。咱俩不就经常地给区里的同志们出难题吗？” 谷新民往桌子上戳着纸烟，拉着长声儿说：“伙计，这个难题，可难解哟。”

　　“那么，到底是啥难题呢？” 

　　“孪生的一对儿！”

　　“哈哈，大喜哟！” 

　　谷新民没有笑：“你看，眼下不秋不冬，他们特意选这个季节，来下边征购棉花。这真乃是数九寒天，要吃鲜桃。” 

　　梁海山说：“修建了纺织厂，不吃就饿肚子嘛。”

　　谷新民继续说：“还有一个。他们在农业科看了春播计划表，指出希望咱们增加植棉亩数。”

　　梁海山听到这儿，心里想：上边这些新要求，跟最近下边发生的新情况，正好对上号；按照上边的指示做，一定能够立收实效，需认真对待。于是，他观察着谷新民的表情问：“你考虑怎么解答这两个难题呢？” 

　　“我已经向他们解答完了。实事求是嘛。”

　　“你说说，我听听。”

　　谷新民有些发烦地一摆手：“别扯这些了。我看，咱俩陪他们吃个饭，见见面，然后让陈秘书应付一下就是。”

　　梁海山说：“老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应付一下呢？这样解答上边出的难题，要打屁股的。”

　　谷新民说：“你不用紧张，打不着你的屁股。我已经把难题推给他们了 。”

　　梁海山有点惊异：“推给他们了？怎么个推法？” 

　　谷新民划火点着了烟，说：“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嘛！ 我们县，一半干旱的山丘，一半河边的洼地，不是产棉区—— 农民既没有种棉习惯，也不适宜这种植物生长…… ”

　　梁海山着急地插了一句：“国家建设计划需要，不习惯得变成习惯。不适宜得创造条件呀！”

　　谷新民说：“道理固然如此，他们也用这个将了我一军。我说，如果上级一定指示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执行。但是，这需有一个前提条件。”

　　“你说这要什么前提条件？” 

　　“很简单。让农民按照国家计划耕种土地，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国家需要棉花，只能到市场上收购；供不应求的话，就提高棉花价钱，棉花的价钱一高，就会刺激起农民的积极性，不用命令，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多种！”（谷县长还是主流经济学家啊！哦，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给资本家留下了一片生存空间——资本家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从而能获得超过价值的产品出售价格。当然，这要求资本家有预测市场的能力。而相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工人阶级却是斩尽杀绝。茅于轼说：劳动不创造财富；财富是交换创造的。）谷新民说到这儿，本来还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上发挥一番，一见梁海山听着听着皱起了眉头，就停顿一下，问，“怎么，我这样说，又没道理啦？” 

　　梁海山没有马上回答。他站起身，也点了一支烟抽着，轻轻地踱了几步，又站到谷新民跟前，这才说：“我对你的这些话，很有兴趣… ”

　　

　　“老梁，你也学会跟我来外交辞令了！”　　“不，不，是实在话。从头说吧，我们这个县，大部分农民没有种棉花的习惯，这是真实情况， 但不是所有农民都不习惯， 比如燕山区的红枣村、雄鸡寨一带的农民、都是祖祖辈辈种棉花，我看种得还很不错哪！至于，是不是大部分地区都缺乏种植这类作物的条件，我们还得亲自调查；真正摸摸它的脾气，才能下定论。…… ”谷新民笑了：“我得打断你一下，或者说提醒你注意：不要忽视农民的思想和习惯的固有特点！” 

　梁海山坐下来，不紧不慢地接着说：“就讲农民的固有特点吧。他们是刚从旧社会过来的。单干的农民还是多数，就算组织起来的农民，也还带着浓厚的小农经济思想、习惯，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种植什么，不是听政府的，而是听市场的，或是听他们自己的：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好吃、经吃，他们就种什么…… ”（我们国家其实实行了几千年的市场经济）

　　谷新民点点头：“这话有理，认识正确。”

梁海山说：“这个‘理’可不是我们要搞的那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我们要正确认识它，利用可利用的部分，不是为了原封不动地保护它！”　　

“你又转到空喊政治上去了。同志！” 

“不，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这样的经济能跟咱们的政治是牛蹄子两瓣子的事儿吗？社会主义经济，就得以计划为主。如今的农业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不适应国家的计划经济发展，一定要逐步改变它。今天的农民，大多数有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有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建立起不少的集体劳动组织，这是我们改造农业现状的有利条件，证明农业能够改造。这是主要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价格的适当调节，给农民一定的物质鼓励。比如化肥，新式农具，其它工业品，还有技术上的支持和指导。我们这样心中有数地对农民进行教育、鼓励、帮助、改造，促进农业合作化发展，渐渐地把农业的种植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你评论吧，我这认识怎么样？”（有人说，毛主席及其跟随者不懂经济，其实毛主席等人是懂他们所说的“经济”，但却不愿也不屑实行。而毛主席的经济是真正的“经世济民”，他们不仅不懂，也根本做不来。——风水轮流转啊！感谢能在新时期还有地方能出版浩然老师的书，能让我们看到逝去的美景。）　

　　谷新民不可能接受梁海山的观点。他认为，农民的特点是无法改造的，汪洋大海一样分散的农家小院，很难由着你的意愿而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中去。但是，他既然已经摸到梁海山的看法，又了解梁海山的性格，再争论下去，不会有什么效果。或者说，他没有信心说服梁海山，也不相信梁海山能说服他，就说：“这样吧，先吃饭。吃饭的时候，再听听上级的意图。他们走后，咱们开个区领导会，听听他们的—— 尽力而为，这个坡能爬多高算多高。”梁海山说：“我建议接着开县委会。这回对怎么执行五年计划，又增加一个实际的新内容了。不能爬，更不能爬着看。咱们要来个努力攀高峰呀！” 

　　谷新民没说什么，他面无表情地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站起身。

梁海山兴致勃勃，收起卷宗，对门外的小苏说：“去下通知，晚饭后开县委会，请农业科、工商科，还有供销社的领导也列席。”谷新民不由得皱皱眉头，见梁海山已经拿起卷宗，迈出门坎儿，只好跟出来。（觉得谷县长有“身在矮檐下”之悲啊。）

 

 

 

　　　　                 二十一     都不大顺心

 

 

　　在一年一度的大好春光里，每个农民都好似憋了一身劲儿，就等这个时辰往外掏，显着格外繁忙。秦家小院的风波，虽然没算了结，也暂时地平息下去，从表面上看，芳草地又变得安安静静；党支部没有再争论，干部们没有再闹意见，连俩口子吵架生气的事儿都很少发生，只有两个农业社暗暗比赛的劲头越来越大。东方红农业社的泄水渠修通了。它像一条金色的长龙，从北而南，转了两个小弯儿，伸向一个废掉的道沟，然后直通远处的大草甸子里去。等到雨季来到，积在两岸土地里的水，就可以通过已经留好了的出口，顺顺当当地注入大渠，跑个没影没踪。社员们不至于再唉声叹气地眼看着庄稼苗，泡在那混浊的沥水里枯黄死去了。当初，挖泄水渠这件新鲜事情刚刚提起的时候，尽管引起那么严重又复杂的纠葛，外界的人们，几乎都没有从这样的实际效果思索过它。如今，泄水渠落成了，真真切切地摆在眼前了，不少的人忽然感到：高大泉和他带着的那伙人，这种决心和力量有多么大，尽管没有敲锣打鼓地祝贺，没有组织参观学习，它却招来不少的人跑来看“新鲜”。有的人是明着来的，有的是暗着来的，有的人站在远远的地方，偷偷地瞄上一眼。有的却故意不往那边迈步子：不看、不听，也烦别人议论。这是装瞎、装聋的那么少数几个。不管怎么样吧，从打芳草地人的祖先到这块地方开垦耕耘以来的几千年，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新东西。它不仅引起人们的羡慕，还促使人们联想起许多从来没有想过的新话题。

　　竞赛社的社委会委员周士勤，对这个新东西就十分眼馋。他不像一些人那样，明明眼馋，不是装哑巴，就是挑刺儿。他不加掩饰地对东方红社的人赞美，公开地跟本社的社员或是单干的农民夸耀：“嘿，人家这一 手又抓着了！”

　　那天，他带着几个社员到地里砸坷垃。歇间的时候，他又一次不知不觉地转到泄水渠跟前，从岸上到渠底，都仔细地察看一遍。随后，他蹲到地下，远眺近瞅，把地面和水渠的高低来比较：闭上一只眼睛，找水平，预计地里积下水以后，能不能真正泄得干净。大个子刘祥拉着一匹刚骟过几天的小骡子，在野地里遛，这会儿从小路上走过来。他远远瞧见周士勤这副动作，当是他丢了什么东西，蹲在那儿寻找，就喊：“士勤，你把烟袋锅掉在地里了？” 周士勤站起身，一边迎过来，一边挺严肃地指着泄水渠说：“刘祥，你们美了，闹好了！” 

　　对祥明白了他的意思，很自得地咧嘴笑笑。

　　周士勤继续说：“从今以后，就算年年来个水漫金山寺，也甭想淹着你们的庄稼！”

　　刘祥也很诚恳地说：“你们社的人力物力都不差劲儿，也应当来上这么一条。”

周士勤一摆手：“我们哪，没有人热心干这个。这几块破地，要不是我死拉硬拽地那样带着整治整治，说不定都得撂荒。” “你不是和我们社的秦恺一样，当着农业股长吗？”　　“我怎么跟他比？我只是挂那个牌牌。使唤丫头带钥匙，当得了家，做不了主哇！”　　

大个子刘祥发现周士勤这话里有话，断定肚子里边对他那个社有不痛快的事儿。高大泉经常嘱咐东方红社的社员，牵扯到那个社的事情，有意见到支部反映，不随便乱讲。对这样的问题，刘祥是最听话的。他赶紧跟周士勤转了话题：“你们春播的事准备啥样了？也该快动耠子了吧？” 

　　“噢，你们又像去年那样，提前下种啦？” 

　　“昨天就动手了。苏存义、邓久宽他们几个人先小种着，等季节当时，再来个大突击。这种事情，用不着社员操心，大泉他们几个也不用多管，全由秦恺张罗。秦恺那家伙，安排庄稼地的活路，心里边可有个谱啦！” 

　　周士勤一听到对方显示自己社里的人，就不是那么顺耳了，特别是显示同行秦恺，更有伤他的面子，说了声，“你去忙吧”，就往自己的地边上走。

　　小算盘正孤孤零零地刨地头。刨的正是他拚了命不肯让东方红社泄水渠通过的那块地。他已经暗暗发了誓，要把这块地种好：东方红社种啥庄稼，他就撒啥籽种；东方红社多会儿下种，他就多会儿开耠子；东方红社使多少肥料，他一筐一锨也不能少。他要用这样的比赛，捞回面子，保住家，拢住儿子们的心，平平安安地单干下去。大儿子秦文吉出车拉脚去了，三儿子秦文庆领着组员，学东方红社的样子，正给一户地里垒砖井，儿媳妇“跑了”，只剩下他秦富这么个干活儿的人。他想找个人聊聊天，打听打听新闻，开散开散他那郁闷的心，见周士勤从旁边经过，就招呼：“士勤，过来抽袋烟。”

　　周士勤本来就看不起这个人。这两年，亲眼瞧见他办的几件闻名区县的丢脸事儿，更加把他看得不值钱，就拒绝说：“我们得干活了。”一般说来，好脸面的人，都爱管闲事儿。周士勤就是这样的人。多年养成的习性驱使，他都走过去两步，还停住，又说了句最让秦富刺耳朵的话：“老兄，你这回的算盘可又打错了！” 

　　小算盘拉长了脸：“我咋错了！”

　　“你看，你这地要是让东方红社开了渠，多沾光。”“这话说得倒好听，你那地怎么不让他们挖成沟呢？” “我那地不是入社了吗？其实，要是你这边顺当地办了，人家的渠不拐弯，也就顺手把我入社那地挂上了。这可好，你害人害己”。小算盘在这件事情上，是绝不能认输的，脖子一梗，硬要抬死杠：“你呀，你这庄稼人白当了。睁开眼睛看看吧。我这地是斜坡地，根本存不住多少水。”　　周士勤冷笑一声：“你快给我拉倒吧。过去存不了多少水，还不是都控到人家刘万那块地里去了。如今刘万那块归了社，上边修了渠，已经把水路给你挡住，你那地里的水都变成了家雀子，能飞呀？”（修渠挡水路？这块儿不大看得懂，需要内行人给解释一下。或者画个图也行。只是现在恐怕这样的人难找喽……） 

　　小算盘被问住，一时掏不出更有力量的话回答，就说：“我这地不是盆子不是井，反正存不住水。”

　　周士勤步步紧追地说：“水是从北边漫过来吧？北边是滚刀肉的地，地势高；你那地里的水能折跟斗，倒着流回去？南边是苏贵俭的地，人家那儿有一道老土埂子，让柳丛子草棵子护着，多结实；你地里的水是地老鼠，能钻过去？” 

　　小算盘被这三驳两驳给弄得不耐烦起来，摇着手说：“算了，算了，你快别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了！” 

　　周士勤走出好几步，还回过头来大声说：“咱们把话说在前边，有你叫苦连天那个日子。等着去吧！”（表面上是周士勤对地势了如指掌，其实是浩然老师对农村情深意长！）

　　小算盘悄悄地朝他背后“呸”了一口。他暗想。人一沾农业社的边就变心，那些党团员不要说，秦恺变了，苏存义变了，周士勤也有点儿变！他想，这些家伙，过去是多会过日子的庄稼人；就凭周士勤，那全套的农活，水木两作的手艺，全芳草地没有几个。可惜他不好好走正道儿，不一心一意地奔自己的日子，硬要追时兴，还跟高大泉、周忠这伙人学，到处煽呼人。我不是穿开档裤的孩子，我有一定之规。这块地，我今年一定得种好它，跟他东方红农业社比比，比过它去！说什么也不能让别人把修渠的事儿总挂在嘴上。等到秋后，我要让你们把吐出来的这些寒碜人的话，自己羞羞答答地给我吞回肚子里去。

　　

　　这当儿，他听到背后的远处传来一声嘶哑的喊叫：扭头一看，是滚刀肉摇摇晃晃地从地里插过来。他想，这个祸害来干什么？可没有人惹得起他，让他奚落一顿更白挨，赶快躲开他吧。“哎，竞赛股长！竞赛股长！ 村长下来令箭啦！”

　　小算盘这才听出，滚刀肉是叫周士勤的，就停住步，随后又转过身，假装没有看到来个人。

　　朝远处走的周士勤，已经听到滚刀肉喊了。他对这个“竞赛股长”的称呼实在反感。因为芳草地的人没有不知遣“竞赛社”这个名字的含义的。“竞赛”，就是跟东方红社“竞赛”，实际上是跟高大泉“竞赛”； “竞赛社”是张金发、冯少怀的事，起码是全社大伙儿的事；周士勤的大号要是变成“竞赛股长”，岂不成了周士勤跟东方红竞赛，又跟高大泉竞赛了？周士勤尽管好面子，但是不愿当这种出头，露面的人。

　　滚刀肉呼嗤呼嗤直喘气：“哎，哎，你是官当大了，还是耳朵里塞了鸡毛？喊你听不见吗？” 

周士勤没好气地一扭头：“有话你就说！”　

　滚刀肉眼睛一翻白：“嘿，果真是官大了。你这官再大，总不如谷县长、王书记官大吧？谷县长见着我还呲牙笑，王书记让我办事儿还给我一支带锡纸的香烟抽，你给我放个屁没有？我想入你们那个社，你都打头上门栓！” 

　　周士勤皱着眉头说：“你没正经的，就快到一边蹲着玩蛋去，我得忙着干活儿！”

　　滚刀肉急着喊：“哎，哎，别走。我跟你有正经的话说：村长让你早点吃晌午饭，马上到区里参加会议，有国事相商，不得有误！” “开会都谁去？” 

　　“听说竞赛社有你还有村长大人。”

　　“他一个人去还不行。”

　　“花椒大料，五味俱全，缺你一位哪行？” 

　　　　周士勤说：“我就是去了，还不是聋子的耳朵白配搭呀！”他说着，就奔地里去了。

滚刀肉小声骂道：“这些人哪，就是不能让他当官。官越小，臭架子越大！有朝一旧我寿二爷熬上一官半职的那天见！我要让你们这些小子好受了，哼，就算我是长硬盖儿爬着走的！” 周士勤心里一直挺别扭。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到底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反正他这几天总是心里边不痛快。在党支部整风以后，他到底是入竞赛社，还是入东方红社，那个举棋不定的时刻，曾经费了许多心思。他终于入了竞赛社，是被村长“三顾茅庐”那样，硬给请进去的。应当说，这是够体面的了。他当时要是入东方红社，手续可就繁多了：得排队报名，还要等候批准。没入竞赛社之前，张金发就给他封了官，入社以后没用选举，他就当了干部。要是入了东方红社，那里边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多得很，不会显得着他周士勤。入了竞赛社，自由自在，干也没人说，不干也没人管，干多干少，没人计较。而且，这个社大事儿几个干部碰个头，一般的事儿都是张金发和冯少怀两个人说了算，半个月都不准在晚上开个会。要是入了东方红社，那里边又是队，又是组，使一个东西得找保管要，误工得请假，不是学习，就是讨论，哪一天不是熬到小半夜？总的一句话，竞赛社舒服是够舒服的了，自在是够自在的了。当然啦，起码对那些要摆脱贫困的庄稼人来说，不是单单地为了舒服和自在活着。从打过了春节，东方红社为了购置用具、肥料，总是往外拉粮食，而竞赛社，每隔几天却要运进来两车金黄的粮食。这一点也足够拴住周士勤的心。可是，庄稼人奔日子、增收入，即使不追究来源是不是符合今天这个时代的“正当”，也求其稳固、长久；露水般的鲜亮气象，不能解除植物根须的旱渴，这一点基本常识，周士勤是懂得的。（看到这里，才感觉到此书是一部真正过日子的书，过的是长久的大日子！）尽管没有想透彻，还不能说明白，他却隐隐约约地有了这种悬心和后顾之忧。也许主要由于这种内在因素，高大泉的言论，东方红社的行动，在不知不觉地吸引着周士勤，启发着周士勤，也是周士勤蒙起一种不顺心的情绪的根由。那么，来一场根本性的大变化吗？周士勤没有想到，也不去想。他只是希望竞赛社能有所“改良”——在保留张金发、冯少怀推行的那一套东西的前提下，吸收一些高大泉和东方红农业社推行的东西，要能那样，周士勤认为竞赛社就成了完美无缺，万无一失。那可就真“舒服”、真“自在”了。　　周士勤回到自已社的地段里，喊起那些躺着打盹、坐着抽烟的社员，干了一阵子活儿，抬头看看太阳，想对大家说：“快到时间了，你们再干一会儿，我下午有事儿，早一点回去。”；可是还没容他把话说完，那些社员—— 实际上是顶数来的小孩子和老头子，就原地停止了操作，而后又各自在原地横擂竖跨地散开，奔向抄近的田间小路，先他一步回家吃饭，或者拐个弯，操弄自留地去了。

　　周士勤对这种已经习惯成自然的现象尤其不顺心。他想喊住那些四散的人，话到嗓眼儿，又使劲咽到肚子里。他想。别的干部都不管，我为啥要得罪人呢？他用脚尖擦着三齿上沾了的泥土，又生气地想：唉，这哪像干活计的人呀！ 简直是“汤泡饭”、“磨洋工”！ 他走到村头，远远的看到他们竞赛社的和东方红社的粪堆。一边小，小得像塌了棺材架子的坟，一边却大得如同一座刚刚装起来的砖瓦窖。最使周士勤看着不顺心的是；人家东方红社那个大粪堆，早已掏细，细得如同箩筛过。而他们这个竞赛社的小粪堆，冬天啥祥还啥样，不光大坷垃小块的，还被鸡刨狗扒，弄得窝窝囊囊。他想：昨晚上派了几个人上午来捣粪，怎么一个也没来呀？没有干部带着干，又都冷锅贴饼子蔫溜了？

　　粪堆后边，是土改那年扒倒的小五道庙。泥土堆积，上面长着越了冬的枯草，还有一棵已经手指头那么粗的弯弯扭扭的小榆树。一个人正弯着腰，手拿小手镐，很用劲地扒着土堆。周士勤走过一看是秦恺，就有些奇怪地打招呼：“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哪？” 

　　秦恺扭过头，笑笑：“我记得这里边压着一些整砖头，不知道还有没有？” 

　　周士勤取笑说：“你可真会打算盘捞外快呀！”

　　秦恺回答得很认真。“唉，我们哪比得了你们社，除了刨整那几块土坷垃地，没有别的进钱的路哇。”

　　“没钱路，你给社找儿块砖头可干啥用？” 

　　“社委会决定要把井筒子圈起来。我一计算，那两车砖，哪够两眼井用？我只好抽空到处寻摸点儿，凑个数，对付着使。”周士勤听到这句回答，不由得打个沉。他对秦恺这个举动挺赞成，对他那话语流露出的意思也同情，就说：“依我看，你们社的干部，带着社员一心一意整治地，这是对路的。我们社哪一项活茬也比不了你们。你们就是缺少抓钱的门道，这点你们又比不上我们。”秦恺点头说：“实话，实话。”

　　周士勤说：“你该提醒支书一下嘛！得开门路。他那耳朵是能听进意见的。”

　　秦恺又摇摇脑袋：“那耳朵里盛意见的地盘不小，就是得分啥意见。为这抓钱的事儿，我跟苏存义在会上给他提几回；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他家说了半夜。磨破了嘴，他也不听，说农业社就得一心整治地、抓粮食。”（高大泉要是抓钱肯定也是一把好手。可大伙都抓钱了，都到流通领域里去抢夺交换价值了，谁去创造使用价值呢？国家财富的总值怎么上升呢？最后肯定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真君子也！千秋功罪，后人评说吧！）

周士勤说：“我看你还是没有把话对他讲清楚。好事儿，他会不听？多说几遍嘛！”　

　秦恺摇摇头：“无论想啥事儿、做啥事儿，我都不愿意跟他太拧着劲儿…… ”

　　“大泉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吧？”　　秦恺又摇摇头：“我倒不是怕他计较我，更不担心给我小鞋穿。他可不是那号人！ ”

　　“那你为啥有好处的事儿还不坚持着点儿呢？” 

　　秦恺对这句话不好回答，也不便回答。为挖泄水渠占用他哥哥小算盘那块地的事儿，他出过主意，就是让他侄子秦文庆分家那个主意。当时，自己认为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也曾坚持着要干，可是事实咋样呢？他秦恺差些给高大泉、给东方红社捅一个大漏子！ 他如今回想起来，还是又后悔又怕的哪！这样的心搅和考虑，他不能随便地吐露给外社的周士勤，免得被人家小看。

　　周士勤仍顺着自己的思路说：“就凭你们社的力量，干部那么硬，人心那么齐，又都是过日子的好手，甭说别的，放出一辆大车到外边运一点这边缺少的东西倒动一下，就能把种地的活儿丢下？我看地里不会少长粮食，跑买卖赚来钱，等于白落。你信不信？” 秦恺皱着眉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么拴绑着自己的手脚，多让人作难。起码要圈两口井，想多买几车砖，老周忠就跟我解着手指头算帐，掏不出钱来嘛，支书可有意思了。他说，越是穷，越要一心种好地，不去搞倒买倒卖抓钱。我真想不明白这个理儿，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周士勤说：“他呀，还是没有看到抓钱的奔头，没有尝到捞外财的甜头。等我得空给他讲讲我们社的经验，保管他能听你的。”秦恺十分感激周士勤这种公正的精神。换个竞赛社别的干部，绝不会起这份心意。秦恺想，周士勤是个聪明的庄稼汉，芳草地的好多事情，他比一般人看得明白，尤其对竞赛社跟东方红社比着劲，一心要把东方红社压倒的那股子劲，他更清楚。张金发和冯少怀对好多事情都偷偷摸摸地干，还不是怕东方红社学了来？周士勤这样惦记着东方红社，使秦恺一下子对这个本来就看得起的人，又产生一种敬意。

周士勤转身往家走的时候，心里想，常言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连高大泉手下这个一股劲儿为公事的秦恺，都有不顺心的事，可见这话不假。

 

 

　　

　　                   二十二   憋足了劲头

 

 

　　张金发在竞赛农业社办公室忙碌一个上午，都超过吃饭的时候，他才回到家。

　　从打秦家院那场风波过去以后的这些日子里，除了找到头上，推脱不掉，非管不可的事情，他对全村性的问题，已经大撒手了。他憋足了劲头，要一心一意地抓自己这个农业社的工作。这并不是在高大泉的压力下的收缩，也不是在连续碰了几个钉子以后的退却。他今后的路子到底怎么走？人到底怎么做？在操持这个社之前，他反复想过；办起这个社之后，他又反复试过。想来试去，他觉得，照眼下这样“走”和这样“做”，既合乎今天的时宜，又能够保证他最后真正地压倒高大泉，保住地盘，把失掉的东西收拾回来。他想，把身子和精力都扑到自己的社里来，高大泉就管不着了。就算他想管，张金发也有办法不让他往里伸进手。在芳草地有了这样一个“独立自治”的小天地，张金发就可以随心所欲，干个痛快，干个舒心，干个顺当。还有一条很重要，这样干下去，因为竞赛社人和地利，大家齐心，门路多而通达，能够让竞赛社来个大发财，当然也能让张金发自己肥起来。真是公私两利，两全其美。他想，只要竞赛社按照他和冯少怀想的那样顺顺当当地往前走，到秋后变得家家户户囤满仓流，全村的群众就会睁开眼睛，就会把心贴过来，把身子靠过来。那时候，上边领导，县里的谷县长、区里的王友清，一定卖劲地替张金发说话，给张金发撑腰；说起话来，撑起腰来，就会有根底，就会理直气壮。同时，支持高大泉的梁海山，还有田雨，在张金发的成绩面前，都会变得哑口无言，自行后退。张金发想，到了那个时候，高大泉岂不是不用谁动手推，就会自己塌了架子？

　　张金发越盘算越美。这一程子，竞赛农业社动员了所有财力、人力和车辆，捣动了几趟粮食，他就尝到了甜头，长了劲头，不光算计美，也越干越顺心顺手了。

　　陈秀花已经做好饭等他，听到男人脚步声，提着一把用布条子绑的掸甩子迎出来。单从外表来看，这女人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她内心里却包含着一股子奸诈。她把这气质隐藏得十分巧妙，隐藏得十分自然，甚至连她自己也似乎是没有认识到具有这样的特殊东西。这会儿，她故意带几分媚气地望着男人，举起掸甩子说：“看你那一身土，快站过来，让我给你抽抽吧。”

　　张金发听到这个招呼，很习惯地往前跨了一步，一会儿像做操那样平伸两只胳膊，一会儿像投降似地举起两只手，一会儿像货郎鼓那样摆动着脑袋，一会儿又像碾砣子一般地转动起来—— 任凭女人使劲地，但没有一丁点儿疼痛感觉地在身上抽打。（特写！表面写动作，实际写心理。金发的得意洋洋呼之欲出矣。）

　　带着米糠气味的土烟，在啪啪地抽打声中，从张金发那半新的薄棉袄上飞起，消散。果然有几顺黄黄的小棒子粒儿，从张金发那卷着一点的袖口挤出来，掉到地上，蹦九下。

　　一只一直躲在旁边仓惶不安、贼眉鼠眼、挺着脖子的黑冠子的大公鸡（金发的魂灵吗？），蹿过来，叮叮几下，就把粮食吞进肚子里了。随后赶来的一只母鸡，白欢喜一场，什么也没有见到，不知是惊是叹地“咕咕”叫了两声。（动物界的景象，而人要从动物界中脱离出来）

　　张家的夫妻俩，相跟相随地进了屋。

　　陈秀花一手撩着门帘，一脚跐着门坎子问那个提暖水瓶往洗脸盆里倒水的张金发：“孩子他爸，面条擀好了，还没下锅。你是吃过水的，还是吃热汤的？” 

　　“你随便吧。你弄的面，冷的热的都好吃。”

　　陈秀花笑了笑，说：“这两天，我摸着你那身上总是热乎乎的，许是上火了，吃过水的吧。”

　　当张金发盘腿坐在炕里边，端着碗，“稀里胡噜”地嘬那沾着黑色炸酱的面条的时候，脑袋里想的，还是办公室旁边小屋的粮食囤。

　　陈秀花坐在炕沿上，拿过一只正上口的鞋帮，根本就没缝一针，两眼直瞪瞪地看着男人吃。她好像在数点着张金发吃了几根面条，每一根又嚼了几下那样。

　　这是一对美好的夫妻，是在芳草地有名的几对中的一对儿。不过，当人们的背后，拿出有代表性的高大泉和吕瑞芬跟张家这对儿，比较、议论的时候，对前一对儿不知不觉地流露羡慕的口气，而对后一对儿，却忍不住地说一些不够恭敬的话。就是昨天晚上，还有人热烈地议论了一场。那时候，一伙人吃过饭，挟着书到民校教室里，因姜波老师和秦文庆还没到，他们就凑到一起扯开闲话。不知什么事情引起来的，有人随口提到那两对夫妻。幽默的朱占奎给大伙儿提了个有趣的问题：“你们说，陈秀花在村长眼睛里像谁？村长在陈秀花眼睛里像谁？”嘴快的张小山搬起老古董。他说：“陈秀花在村长眼睛里像祝英台；村长在陈秀花眼睛里像梁山伯。”周永振插进来，大喊大叫说不对：“要我看哪，陈秀花在村长眼睛里是钱柜子，村长在陈秀花眼睛里是钱耙子！”（浩然老师的短篇小说《一担水》里面有一个落后分子外号“韩耙子”，外号来源就是有人听到他老婆和他说：“我要当一个盛钱的匣子，你要当一个捞钱的耙子。”）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春芳竟一本正经地说：“我一到他们那屋里，一看他俩那酸劲儿，真觉着恶心！ ”他们没注意到，张金发的女儿巧桂进来了，而且赶紧收嘴也来不及。巧桂已经听到后边这两个人说的话。她有点儿挂不住脸，转身就走了。变得越来越正经、不大爱开玩笑的朱铁汉知道了这件事（铁汉又一变，爱开玩笑本来是特点，会开玩笑也是强项，连这个都戒了，应该是明白了自己的使命，而克制自己——有所不为了），从朱占奎开始，挨着个地撸了一遍，还硬逼着春芳去给巧桂陪礼道歉。春芳没办法不听从，又觉着怪难为情，就时立着钱彩凤就伴去了，春芳很诚恳地说：“巧桂，我们错了。”巧桂打断她的话说：“你们没有错。就是我不爱听。”结果，三个人搂在一块儿笑了个够（就这一句，巧桂这个人物也活了，浩然老师是描写刻画人物的天才）。从这件小笑话里，也可以看出张金发和陈秀花这对夫妻，在村里人的心里是啥样的印象了。

　　这会儿，巧桂也回家来吃饭。她端着一个碗，走进屋来，在盆子里挑了面条，又夹了一点酱，扭头就走；没看妈妈一眼，也没看爸爸一眼。

　　陈秀花很不高兴，立刻拿出一种对她的闺女很少出现的厉害的面孔，喊道：“你是属狗的，又叼到哪儿去吃？” 

　　回答她的是一股风，一声门帘子响。

　　陈秀花憋了一口气，用很大的劲儿才放出来。

　　张金发奇怪地问：“这孩子又犯啥毛病啦？” 

　　陈秀花唉了一声，强作温和姿态，说：“我有气自己吞、自己咽，也不愿意跟你说。你一天忙里忙外，里外受气，够招架的了，我能忍心再给你加气吗？你呀，赶快给她找婆家，推出去，省心。”张金发摇摇头：“你净说这些气话。她才多大岁数，我就养不起啦？” 

　　陈秀花说：“别看人小，可长心了。” 

　　张金发停住筷子，追问：“到底怎么啦？你告诉我，也好有个数。”

　　陈秀花朝男人跟前凑凑，用拿针的手朝窗外一指，压着声说：“她看见高大泉他们那边什么都顺眼，都眼馋，好像落在那边树上的家雀也长着两条尾巴。看见那边拆炕，回家来跟我吸嘴；看见那边修渠，回家来跟我嘬嘴（纸书上的“吸嘴”、“嘬嘴”都是“噘嘴”，感觉不像是电子版的错误，就没有改动）；看见那边挑拨秦家大媳妇跳槽子分家，回到家来，也跟我找茬生气！”

　　张金发苦笑一下，说：“我当啥了不起的事，就这呀！ 小孩子家，瞎起哄呗。”

　　陈秀花又朝前挪了一下，说：“你还把她当孩子看？小孩子能想出这种事儿、能说出这种话。你听听。那一天，她风风火火地进门来，绷着脸蛋子，瞪着眼珠子，开口就跟我要她土改分的那份地，要单过去！ ”

　　张金发不由得打个愣：“她咋说的？” 

　　陈秀花跟闺女闹别扭，肚子憋得难受，又没处去说，本想让男人同情，才忍不住要口吐真情；如今一见男人过于认真的表情，就立刻又改了口，说起假话：“她就说了几句进步的革命词儿，我也听不大明白；反正是，她总有点担心你领的道儿不对，将来对咱家不好。”

　　张金发冷笑一声：“她是画眉鸟学舌，都是别人教的几句空话，能有啥神通见识？” 

　　陈秀花说：“你看得准，周丽平、春芳那伙子人，总来找她嘀咕。这一程子，又加上个钱彩凤。真没想到，钱彩凤这个小媳妇，先那会儿在冯家，挺规矩，挺让人喜欢的，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让人讨厌！ 那天她跟春芳又来了。我问她们找巧桂干啥？她们说让巧桂帮她们复习功课。哼，圣人面前卖三字经！ 我是干啥的，狐狸画画的勾当，能瞒得了我！她们都是高大泉打发来拉拢人的！”

　　张金发哼一声说：“高大泉使惯了这一手，又朝我伸过来了？” 陈秀花说：“反正咱们得小心点儿。”

　　“以后，有啥事别让巧桂知道。”

　　“唉，我防得了外贼，难防家贼呀！这可熬到哪年哪月是个了结？” 

　　张金发很有把握地说：“不用急，快！” 

　　“怎么个快法呢？” 

　　“等秋后我把高大泉压倒那一天！” （此秋太长了，高大泉没有熬到，是好事；张金发要是没有熬到，那真有点悲哀啊。）

　　陈秀花抿嘴一笑，百分信赖地点点头。

　　这时候，窗户外边传来周士勤的声音：“金发在家吗？” 张金发答应一声：“在，屋来吧。”

　　周士勤一掀门帘，走进了这刚刚抹了白灰的大屋子里。他的脸色十分难看。本来，刚才跟秦恺聊几句，不顺心的情绪被压下去了；一顿饭的工夫，又连着遇见了两件不顺心的事。先是饲养员到家里找他。饲养员说垫圈的土断了半个多月，大车都让冯少怀带走了，找人推点儿，请谁也不干。饲养员跟周士勤提出辞职，让快换一个人管牲口，他也要找点既轻闲又有油水的事儿去干。过一会儿，保管员又来找周士勤。保管员说，有几个社员，跑到他那儿，什么也不先说一声，就把工具房的家具都给扔到院子里。保管员一边阻拦一边问怎么回事，回答说，改成库房，拦也没法拦，因为是张金发带着干的。保管员也跟周士勤撂台了。

　　张金发一边让坐，一边看着周士勤的面色问：“你吃饭没有？没吃在这儿吃，咱们好一块儿到区里去开会。”

　　周士勤说吃过了。他往春凳上一坐，开场就宣布：“金发，我今儿个跟你讲清楚，这个会，因为少怀没在家，推不开，我不能让你为难。我只能参加这一回会了。改日，你把农业股长的牌子给我摘了吧！”

　　张金发听清了，故意装作没听清：“你说什么？” 

　　“我干不了，不干了，当个社员省心。”

　　“你这样一个精明人，怎么也闹情绪呢？” 

　　“说话不如放屁，连个人都拨拉不动，我还干啥？” 

　　“什么事没按你的想法干？” 

　　周士勤粗脖子红脸地说：“你去瞧瞧，粪不捣，土不拉，下地干活的人，老的老，小的小，就像当年给鬼子修炮楼磨洋工一般；就这样，能出来比划比划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人家东方红社都插耠子撒籽儿了。我们哪，还差十万八千里，影子也见不着，…… ”张金发听到这儿，沾着黑炸酱的嘴巴一张，哈哈笑起来。他这笑不是苦笑，也不是冷笑，而是真笑，高兴地笑。他喜欢周士勤这个人。因为周士勤有两只能干的手，有一套安排农事的计算；近几 个月，又有一副按着张金发的心意，要把竞赛社搞好的热心肠。张金发需要周士勤的东西就是这些。当初兴办社，为在这个“竞赛”社里怎么看待和使用周士勤这把手，张金发和冯少怀的意见很不一致，争论了好几回；至今也是心里有褶面上平，并没有统到一块儿。冯少怀总说周士勤好干露脸的事儿，好听奉承话，好给自己找便宜，因此靠不住，极容易让高大泉他们拉过去。张金发承认周士勤有这些毛病，也有这种危险。可是，他却认为自己有本事和手段，顺着周士勤的劲儿，把弯木头当成辘轳把使用起来。比如说，周士勤爱面子，给他个“官儿”做，社里的干部忙着抓钱抓粮去。不正缺这样一个管农业的手吗？比如说，周士勤好听奉承话，就多给他说几句好听的，让他干事儿更欢实一点儿。好话赖话，还不都是上下两片嘴一碰的事儿，能有啥麻烦？比如说，周士勤好给自己找便宜，这能算什么毛病？周士勤要是一个傻喝喝的光会找亏吃的人，例如像秦恺那样，不早就投奔高大泉那儿去了？张金发十分清楚，凡是一心要加入到竞赛社的人，不论大大小小，都是为奔日子，为发财的嘛。至于高大泉能不能把周士勤拉过去，那得看竞赛社这场粮食的竞赛能不能赛胜。赛不胜，不轰自散。赛胜了，棒打不离。这点眼光和信心都没有，我张金发可咋当这一村之长呀！ 更重要的是，张金发明明确确地认识到，农业社这个牌子要挂，就得把“农业股长”这个牌子的绳儿，给周士勤套在脖子上；要不然，干部都跑出去抓钱、抓粮，家里没人管农业，土地就会撂了荒。真要到了那时候，不要说梁海山、田雨知道了，张金发交不了帐，就是高大泉这一关也难过去。张金发这会儿听了周士勤发牢骚为啥真笑呢？就因为周士勤这种牢骚和不满，证明他真心实意地为他张金发打算，为竞赛社操心，为竞赛社着急，这还不应当喜欢？

　　周士勤并不明了张金发的居心用意，被他这一笑，闹得直眨巴眼。

　　坐在一旁的陈秀花也难知底细。尽管她是熟知张金发的为人，因为“水平”高低不同，自然不能猜透。

　　张金发笑过之后，心里转个小弯，就要开导周士勤了。张金发开导周士勤的目的，在于抓住他那双能干的手，拴住他那颗可用的心。于是，这位故作“海量”的一村之长，脸色变得很郑重的样子，用筷子轻轻地敲着碗边，说：“士勤，我完全支持你的想法。你一心为公，一心为咱们社，不愧是好干部！希望你这精神再往大发扬。等少怀回来，我也腾出手，咱们，三股劲并成一股劲，猛搞。就凭咱社人强马壮，钱粮充足，种那点地，算啥？我跟你说，如同不费劲的吹灯草灰一口气，那地就种上了，让他们东方红社的人，累死累活地滚大汗珠子，也休想撵上咱们！”

　　周士勤果然被这句给面子，听着舒服的话，说得气怒的情绪削减了大半。他说：“只要你们伸手、用心，咱们的地当然能种好。金发，农业社不种好地不行呀！”

　　张金发又笑笑，立刻做出一副十分庄严的面孔说：“士勤哪，把咱们芳草地党外的干部排排队，你得站在第一名。你的思想水平已经很不低了。随着潮流的发展，要迫赶上时兴，你还得往高处提。我问你，庄稼人种地干什么？”（现在想找周士勤这样的觉悟的人也难了。）　　“打粮食啊。”

　　“铆劲种好呢？” 

　　“多打呀！” 

　　”你看咱们社里的粮食少吗？” 

　　“粮食不少了，让地里边再多打点儿，不更好哇？” 

　　“要我看，多打点儿自然好，少打点儿也无妨；一颗心不能剁两截儿，一个身子不能分八瓣儿。这是最普通的道理吧？你说，咱们是应当用心用力抓大的，还是抓小的呢？先抓什么，后抓什么呢？士勤，这可是关系着这一年是胜是败的节骨眼儿呀！如今正是新粮没下来，陈粮没吃尽的关坎。那些庄稼人，都在用粮食兑换钱，添绳套，增牲口，准备春播，扯布、买线，急着换季做单衣。这正是我们抓挠粗粮的黄金时代。如今能多抓一斗，两个月以后就是三斗。咱们弄那个涝洼子破地，你就是浇肉汤，放芝麻油，它也不能给咱们下那么多的崽哟！” （原来就是变相的抢）

　　周士勤很快就被张金发这一套话说了个瞪眼圆。他憋了好半天，才找到一句自以为有力的回答：“金发，今年是五年计划的头一春，咱农业社种好地是为了爱国嘛。” 

　　张金发不可能被周士勤这句话堵住嘴，因为他已经有一套吃到心里、渗到骨髓里的不成理论的理论。他轻松地一笑，立刻反问周士勤：“你说爱国拿什么爱？” 

　　“拿粮食呗…… ”

　　张金发把碗往桌子上一放，拍着膝盖大笑起来：“哈哈哈，士勤你又转回来了吧？说一遭儿，还是粮食俩字儿。只要手里有了粮食，话好说，事好办，脸蛋子也好看。咱得豁出劲儿去抓粮食、抓粮食！咱们就这样干，保险没错儿。等到秋后按地亩向国家交公粮的时候，咱竞赛社一颗一粒也不会比他们东方红社少交。政府要是等米下锅急着要，马上咱们就套上大车往粮库送！ 他高大泉已经往地里插了耠子，下了籽儿，对吧？给他一个月的限期，他要能给政府交上一车粮食，把我这舌头割下来喂狗！” （想起了1980年代初期郊区农民不种粮食了，拿鸡蛋换粮票，用钱和粮票买粮食。至于是自己吃还是也交公粮就不大清楚了。一个人，一家一户能靠着投机、掠夺生活，一个国家行吗？也许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行——过去能够有殖民地进行掠夺，现在有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进行财富倾斜。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行。这不仅有道义上的主观不为，也有条件上的客观限制。）

　　陈秀花捂着嘴笑了起来。

　　张金发又用一种语重心长的调门唱道：“士勤哪，你心里明白，我这个共产党员是怎样器重你。就说今天这个会吧，那是谷县长召开的，到那里要和县长平起平坐，讨论问题儿。我怎么不叫别人去，偏叫你去？你把鲜花不往头上戴，真好意思打退堂鼓？再又说，你跟我搭了帮，一块儿筹办起这个惹人招眼的农业社，没入高大泉那个农业社，他们恨你恨得牙根儿痛，等着看你丢人现眼好解气。你要是不生着法儿好好地露上一手，给他们看看，反倒半中途松了劲儿，混糟糕，出门咋见他们的面？士勤，你听我的，啥也不用乱想。跟我们一块儿，就憋足了劲头，干吧！”（巧嘴八哥，巧使唤人。）

　　说到这里，一个硬棒棒的周士勤，被张金发给彻底地摆弄软了。

　

　窗外又响起秦恺的声音：“金发吃完饭了吗？” 

张金发为了他的大局，本来不必给秦恺这样一个人颜色看的，可是今天，当着周士勤，却要故意不给脸。他不往屋让秦恺，板起面孔，冲着窗户，冷冷地问：“啥事呀？”　

　秦恺在窗户外边回答：“支书头边走了，让我通知你，咱们几个一块儿出发。”

　　张金发说：“你们走你们的吧。我自己走。”

　　秦恺说：“支书让在高台阶集合。”

　　张金发哼一声：“许他单跳，不许别人呀？” 

　　秦恺说：“他不是怕你到镇上串门儿，迟到嘛！” 

　　张金发对这句话更加不满：“他高大泉懂天书，早把我还没做的事儿就掐算准了？” 

　　周士勤感到张金发这样对待秦恺不合适，就替他答应说：“好，好，我们马上就去。”

　　过了一阵儿，张金发跟随周士勤走出院子的门楼以后，忽然说：“士勤，你等一下，我忘了件东西。”他急忙回到屋里，对收拾桌子的陈秀花小声说，“腾出一条口袋，等等门，今晚上少怀他们回来。” 

　　陈秀花问：“咱家又买粮食了？” 

张金发笑眯着眼，举起一个手指头。（不能让周士勤知道，这是自己来钱的事。周士勤不是傻狍子，却被用面子拘住了，只好给他卖命。估计秋后能喝点汤就不错了。）

 

 

　　　　               二十三    高大泉买布

 

 

　　天门区召开各村的主要领导干部会议，高大泉马马虎虎地吃了几口饭，就提前动身了。

　　他是个细心稳重的人，不论办什么事儿，都会考虑得挺周密，很少有丢三忘四的现象。可是这一回例外，他走出村子以后，连着返回两趟。

　　他头一次返回村，直奔周忠家。

　　周忠见他进了门，觉着挺奇怪：他们俩跟朱铁汉刚刚在高台阶下边，商量妥了几件事情以后分手的，高大泉急着要赶路，怎么还没走呢？

　　高大泉说：“我忘了一句话。秦恺挖烂砖头那件事儿，咱们得特别重视，别光让姜老师写个表扬稿一广播就算完。您让永振给民兵们说说，发动大伙都找找窍门，都想办法凑些废材料搞新建设。这样，我们会节省下好多的开支，还能训练训练社员勤俭过大日子的思想。”

　　周忠点头说：“行。你放心开会去吧。这个事儿，我立即就办。”高大泉第二次返回村，转到家里。

　　媳妇吕瑞芬挺纳闷地看着男人进了屋，又一步迈到炕上，还抻过一条褥子，张开两个手指头，一下一下地量着。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高大泉说：“我忘了一件事。我今儿个到镇上去，顺手扯两块布回来，你给赵玉娥缝个褥子。你说，啥样颜色的褥面好看呢？” 吕瑞芬笑了：“等等。我让小龙她婶子帮着出出主意，她比我懂。”

　　

　　高大泉办完了这两件事情，急忙上路了。他要在开会之前赶到区公所，找找李培林，请他帮忙　，给换一些粘高梁种和红小豆种。到有了收成，好让社员们过端午节包粽子和过春节做粘糕吃。

　　同时，高大泉还想联系一下买双轮双桦犁的事情，请区里去一位同志，教教朱荣怎么使。最后，他要找找兽医，替刘祥要点给牲口吃的草药。他估计，一开上会，准要布置新任务；有了新任务，就顾不上这些事情了。他一定得抓会前这点时间，把这些杂事全办完。天门镇这几天变样了。盖了几个新工厂，修了几所新学校，添了几家新客店，增加了几处新的机关。新房屋和新院子，不光星星点点地挤在旧的建筑物中间，尤其扩充在镇子周围，使得天门镇向东西南北的四个方向都伸延了许多。拉长了的街道，行人多，车辆多，做买卖的多；这种繁华热闹劲儿，使那些不常来到这里的闲逛的庄稼人，分辨不清这一天是集日，还是平常日子。

　　高大泉进了街面，看着昌盛的景象，心里很兴奋。他从这大草甸子边缘的小镇，联想到首都北京，联想到他去过的县城、开滦矿区；也联想到，他只听说过。而没有见识过的全国许许多多的大小城市和工业基地。他想，我们过去的家底那么穷困、破烂，刚刚解放几年，刚刚进行几年的生产恢复，如今还在朝鲜跟帝国主义打着仗，同时不断受天灾，城市村镇的变化发展就这么大；如果把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这山河的面貌会是啥样？如果再经过两个、三个，或者四个五年计划，还得变得怎样的繁荣富强！那时候，我才五十岁刚出头，正当年，还能够干十几年哪！ （1969年47岁英年早逝，是福？是祸？   补记：昨天又看到一个视频，有王国福的儿子，还有搬迁后的大白楼。说要把王国福一心为公的精神发扬光大。https：//v.youku.com/v_show/！d_XMzc4OTgwOD！5Ng==.html？refer=seo_operat！on.l！ux！ao.l！ux_00003308_3000_Yvm！ba_19042900）

　　这个庄稼地的年轻党员，除了听过快板、歌曲，看过驴皮影和评剧以外，既没有吟诵过诗篇，更没读过一本诗集。可是这会儿，他那宽厚结实、热腾腾的胸膛里，却产生了一股子强烈的诗兴，他心里边太高兴啦！ 

　　今天，因为不是集日，芳草地附近村庄的农民来这儿的极少。离着通知开会的时间还早，那些来区里开会的人还没有到。高大泉可以随便地观看，可以尽兴地畅想，不会遇上熟识的人而被打断和耽搁。（是浩然老师给了大泉一个抒情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了英雄内心丰富的世界，谢谢。祝愿浩然老师和大泉叔天堂快乐！）

　　他走着走着；灵机一动，心想：应当先顺便把赵玉娥那件事办了。他拐个小弯儿，来到供销社门市部。

　　这是一九五O 年安上摊子、逐年发展扩大起来的新的商业机构。它的资金有群众入的股份，有国家的支持。它的人员都是“公家人”。它的货物价码标在每一件商品上，或是写在小黑板上，它的秤尺都是国家统一规定，没有半点虚假。它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像一座桥，把城乡连通在一块儿；像一个靠山，稳住了庄稼人的不安生的心绪。（流泪ING）

　　高大泉走进供销社门市部，靠近柜台前边，从左边那个衣兜里掏出五个小小的布条子。这是吕瑞芬和钱彩凤从别人家搜罗来的，是别的人家从衣料上裁剪下来的布条子。据说，这都是妇女们最喜欢的花色品种。她们让高大泉把这些当样子，选购其中的一种，好当褥面用。他把布条子托在手上，探着身子在那排着布匹的格子里挨个寻找；看一眼手上的布条子，再看一眼货架里的布匹；从头到尾，来回走了两遍，也没有找到一种能对上号的布匹。

　　他把布条子交给一位青年售货员，请他帮着找。

　　售货员接过布条子一看，回答说：“没有这样的布。” 高大泉问：“是卖没了吗？” 

　　售货员说：“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进过这种货。”

　　“应当多进些，你们的品种太少了？” 

　　售货员看他一眼，没吭声，就扭过身，从桌子上拿起茶杯，喝了几口水，又去应付另一个招呼他的顾客。

　　高大泉想跟另一个女售货员商量一下，求她给选一种布，买下也就算了。

　　年轻的女售货员，两个胳膊肘拄在柜台上、两只手托着下巴颏，正津津有味地跟站在柜台外边的一个留着分头、穿着制服的男青年聊天。

　　高大泉凑过去，叫了几声同志。

　　女售货员像没有听见，看都不看他一眼。

　　高大泉又退回原处，打算再找那个跟他打过交道的男售货员。男售货员打发走一个顾客，正坐在凳子上抽着烟看报纸。他听见高大泉叫他，很有点不高兴地说：“你这个老乡，说没有，就是没有；这是公家买卖，还能说假话！”（兄弟姐妹们啊，你们的行为给了人家“大锅饭养懒汉”的口实。继而以此为借口毁了国营集体经济，害得咱们都下岗了）

　　高大泉无可奈何，只好改变主意，到私人布庄去了。自从镇子上设立了供销社，他平时来买东西，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是不肯到私人铺家来的。特别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以后，他对这种本来就反感的地方，知道的内情多了，了解的肮脏多了，就越发增加了对这种地方的厌恶。可是现在，他必须要进去一趟，因为那布料急等用，不能让赵玉娥总睡炕板；他家里那妯娌俩的一片诚意，他既得支持，又得满足。再有，不是来区里开会办事情，他是没有时间赶集上店的，今天这个机会不可错过去。他一边走着，一边寻思着，终于来到他投奔的地方。没料到，在这地方，他又一次碰了钉子：沈义仁那个修建得最为讲究的、在一排门市中鹤立鸡群的“洋式”门脸儿，昔日的繁华，已经被冷落萧条所代替：门口上着木板，那安有铁栅栏的窗户垒砌了半截砖：台阶上被小贩摆满了破烂的摊子，旁边还卧着一只瘦骨磷嶙的黄狗。他问小贩：“这里今儿个不开门了吗？” 

　　小贩不耐烦地指了指门板。

　　高大泉这才发现，那木板上有一小条褪了色的黄纸。他凑过去一看，上边写着：“本号停业启事…… ”

　　他没有时间往下看，也没有看这些东西的兴趣。他怕浪费太多的时间，多少有点发急了，就赶紧转身奔另一家布店。那一家比沈家布庄小得多。高大泉估计这里不一定会有他要买的布匹，因为不需要走太多的路，离开会的时间还不太晚，可以顺便进去看一眼。

　　布店出现在高大泉的面前了。这边的情景，立刻引起他的注意。

　　小小的布店，显出了十分少见的热闹。到这里买东西的人，比到供销社去的人起码得多一倍。每一个人都急急忙忙的往里走。凡是走出来的，差不多都手捧着布卷，他们还一边抖落着新买到手的布，一边观看，或让同行的人品评，脸上流露着挺满意的笑容，嘴上发出赞美声：

　　“我跑几趟供销社，都没有买着这个样子的。”

　　“私人的买卖比供销社的样品多多了！” 

　　“他们待人也和气。你怎么挑，他们也不烦。”

“就是。供销社不光不让你挑，还把东西摆得远远的、高高的，伸着脖子、瞪着眼睛都看不出是啥色的，他还硬让你指，你指哪个，他才给你拿哪个。连着指错了两回，你还好意思再让他拿吗？” 。“老是那几种，有人买也是它，没人买还是它，都摆得褪了色。”

“供销社的买卖倒是公平，不会吃亏，就是除了蓝，就是黑，再不就是大红大绿一堆一堆的，花样太少了！”　　“我最不待见那些售货员，板着面孔，好像刚跟谁打完架，又对着一个向他讨饭吃的叫花子！” 

　　“卖多卖少不关他的事嘛！反正到时候吃饭，到时候领工资呀！ ”

　　“听说，有的售货员看不起这行业，嫌低下。”

　　“哟！ 他要干别的行业，就不买布做衣裳穿，光着身子干呀？” “嘻嘻！…… ”

　　高大泉一边往小铺里走，一边看这情影，又故意停了片刻，听听人们的议论。他是个从来不使自己的情绪过于片面偏激的人。但是，这会儿，他对这样的议论，立刻就在心里表示了同意。这个小布店，铺面搞得很整洁。砖铺的地上不仅打扫得没有一点灰尘，而且很适度地洒了水。窗子、用具都擦得很亮；柜台外还摆着两张供顾客坐坐的老式交椅。柜台里边的店员们，除了算帐先生在那小岗楼式的坐位上打着算盘，没有人坐着或说笑，即使那两个没有陪着顾客挑选的店员，也都很郑重地站在柜台边等候，顾客还没有临近，他就用微笑的眼神迎接；还没有等顾客开口，他就和气地问：“你要量哪种布？” 

　　高大泉是刚从供销社门市部走来的，又听见了群众的议论，两地明显的对比，使他更加感到，供销社那里的同志的服务态度，应当更诚恳、更热情、更好，但是恰恰相反。多少辈子的庄稼人，都是被有钱人看不起的，都是被这些有钱的人为了剥削穷人装出的和气和笑脸欺骗！你们今天到供销社工作，替国家卖布，是为国家效力；帮助那翻了身的庄稼人买布，是为人民服务。这跟抡锤子造工具的工人，跟撸锄杠种地的农民，跟握枪杆子打侵略者的战士，跟站在黑板前教书的、拿着笔写文章的人，都是完完全全一个样呀！你们为什么不诚恳、不热心，不想方设法让奔供销社来的人又省时间，又心满意足地办完他们急需要办完的事情呢？为啥要反而把他们应付走，把他们推到这儿来，让他们再来看这种假装的和气、造作的笑脸，让他们把自己劳动得来的钱，被人家抓过去，掖进吃得肥肥胖胖的掌柜和东家的腰包里呢？这实在是一件让人解答不清楚的奇怪事儿！高大泉想，得便碰到供销社的领导，一定要给他们提出意见，供销社改变旧风气，树立新风气，这就会有利于国家，方便大家。高大泉也不会非硬着头皮登这个门口台阶不可了。高大泉这样想着，走近那个小小的柜台；一抬眼，就在那安着推拉玻璃的货架上，发现了一种他要买的花布，而且是钱彩凤猜测因为喜欢的人多，很可能难以买到的那样的布。接着，他又找到了另外四种布。他当然决定买上吕瑞芬和钱凤最喜欢的那一种了。他指着货架子说：“把那个给我拿来看看。” 

　　店员拿了三种花色的三匹布，轻轻地摊在柜台上，让他来挑选。高大泉说：“我就要这个，扯六尺。”

　　店员含笑地开口了：“您带着小米票吗？” 

　　高大泉把手伸进衣兜里说：“我有钱。”

　　店员更加和气地说：“对不起，一两尺可以用钱，超过这个数，都要粮食…… ”

　　“这为什么？” 

　　“请原谅，这是掌柜的规定的。” 

　　高大泉对这想不到的事情非常生气，就用极严肃的口气何：“你们掌柜的对人民币还怀疑吗？” 

　　店员故作轻松地点头、陪笑：“请别误会，请别误会。麻烦您一下，取小米票来吧。您喜欢的这布，我给您放着，几时来，都现成；要是没有了，您找我说。好吗？…… ”（这套话术到现在都适用，都是标准客服语言。）

　　故作的笑脸和回避的手段，都不能骗住高大泉，也休想把他打发走。他进一步地间店员：“小米票是工作人员下乡派饭用的代金卷，我们农民除了轮到管饭的户，哪会有呢？这不等于说，你们这布不肯出卖！是不是呀？” 

　　店员有点慌，连忙说：“您别误会，您别误会。米票不方便的话，您带米来也可以。”

　　从来不肯把不满情绪轻易地流露出来的高大泉，这会儿，他的不满意竟这样清楚地出现在他的脸上和动作中了。他说，“很清楚嘛，你们这是变着法儿刁难庄稼人，对不？'

　　他的这言与行，已经引起那个本来就小心冀冀的店员越来越严重的惊慌，同时，又有好几张掩盖着同样惶恐的笑脸。凑过来了。他们在组成一片欺人的云雾，包围这个很扎手的顾客。（攒鸡毛凑掸子）

　　　　高大泉早把他们看透了。他本来就厌恶这种交易，更不肯耽误时间。他的时间分分秒秒都要花在正经的事情上边，哪舍得花到这个不干净的地方呢？于是，他转回身，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柜台，又走出玻璃门。（网上有一篇文章《由毛泽东时代的问题说开去》专门讲了公家商场售货员和私人商场店员的服务态度问题。）

　　一个从街东边走过来的人发现了他，热情地招呼：“支书，大泉同志！”

　　高大泉抬头一看，叫他的人是刘祥的妹夫佟铁匠。

　　佟铁匠穿一件已经留下火星烧灼痕迹的新的白布衫，系着口袋片改成的围裙，笑眯眯地看着他说：“真是少见呀，你还有空逛逛？”　　高大泉仍然带一点恨怒的情绪说：“我来参观参观，看看你们天门镇的怪事儿。”

佟铁匠笑呵呵地说：， “要说怪事儿，那可多啦，你一天也看不完。”　　　　

高大泉回头朝那个布店看一眼，说：“为什么买布不要钱，偏要粮食？” 

　　佟铁匠说：“你就为这个不高兴呀？这是刚刚时兴的一阵小风。连我那炉上用煤，也得拿粮食买。我对他说，我只生产碎铁、炉灰渣，还有锨片、镐头，从来不产小米子，你敢让我停业吗？” “这些家伙，到底儿咋想的？”　　“咋想的，这还不明白吗？这几年光屁股的穷人少了，穿布的穷人多了。国家工厂一时织不出来那么多的布，私人工厂又不存心好好干，那鬼沈义仁，抢先一步，把布店停了，把布封存起来。那回县委的梁书记到这儿发觉他们的鬼把戏，由政府下指示，不许他们再随便停业，他们就使出新花招儿，能少卖就少卖点儿呗！”高大泉听到这儿，说：“这是歪风，又得搅得老百姓不踏实！” 佟铁匠赞成地点点头：“说得对，全是有钱人冲着我们穷人琢磨出来的新花招，变着法儿让我们过不上舒心的日子！” （不发粮票、布票，行吗？）

　　　高大泉大手一摆：“不怕他们，他们再变花样，也挡不住我们的道儿！”

　　“那是。我已经找田区长了，供销社过两天批给我们煤。有了国家这个靠山，我当然不怕。”

　　他们又说了几句家常话，原地分手了。

　　高大泉的心里非常别扭。他在那乱哄哄的街上走着，眼前人来人往，流动不止；耳边吆喝呼叫，喧哗不停，他无心去看，也没兴趣去听，只是默默地想着心思，品味着刚才遇到的事情。

他走到十字路口，又发现街的对面有一家小布店。他立刻把眼睛从那里移开。他不会再登那个门口。他决定不再买这块布了。他相信，回去说明情况以后，他的媳妇和赵玉娥都会赞成他这样做的。（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好不容易抒一回情，又被现实的丑恶打破）

 

 

 

　　　　                     二十四   纷杂的风景

 

 

　　街上的行人仿佛增多了，特别增多了熟悉的脸孔。各村的干部们，陆续地从大大小小许多街口，进了这个区的中心点天门镇；少数人骑着旧的自行车，多数人都是用两条腿步行来的。少数人更换了洗净的衣裳，多数人的肩头上和裤角上，仍挂着在田野泥土中操作的痕迹。

　　他们离着老远就大声地呼喊。那呼喊是简短的，叫个名，或叫个姓，甚至只是“嗨”的一声。

　　他们互相呼应了以后，就扯开大步，奔到一块儿，就亲切地握手。这种握手，不是你的右手握住我的右手那么轻轻地抖动几下，而是这个人的右手拉住那个人的左手，使劲儿摸着，好久都不松开。

　　他们之间的更亲密者，也实行“拥抱”礼，这种“拥抱”也是庄稼人式的：这个人的胳膊勾住那个人的脖子，那个人用力地搂抱住另一个的腰，甚至把对方抱离地面，一连气狠狠地墩几下子。这一切动作和表情，使得那些从城市里来天门镇的过路人。大为惊奇。但是，即使他们认为有点儿粗野，也不能不被这真挚的热情所感染；在这些村干部的大声谈笑中，他们不由得停住步，也陪着露出微笑。

高大泉被好多人呼喊，跟好多奔过来的人拉手，跟好多人说笑一阵儿。可是没有人用胳膊勾住他的脖子，或被拦腰把他抱起来。

因为天门区的大多数村干部，除亲近他之外，还特别尊敬他。高大泉也是从来不用那样的动作，来表示对别人的亲近或尊敬的（青松、红梅、荷花，兼而有之）：“大泉，听说你出门了？多会儿回来的？”　　“大泉，听说你们修了泄水渠？你们可真敢干哪！” “农业社怎么样？比互助组难领导吗？” 

　　“等下完种，我要带上人到你们芳草地参观去了。”

　　高大泉应酬答对着这些热心的同志，使得他好半天没有走过十字路口。看样子，他想提前来到天门，要在会议前办完的儿件事情，一件也难以办成。他只好等到会议中间休息时候，或散了会以后，再抓空办了。

　　芳草地另外几个出席会的人，出现在十字路口南边那条街上，在人群里一隐一现的。

　　高大泉赶紧对那些正和他说话的人说了句：“我们村的人来了，我招呼他们一块儿走，”就靠到路边上等候。

　　张金发先走过来。他看高大泉一眼，急速地偏过脸，走过去，再没回头。

　　周士勤停在街心，仿佛既想追上张金发，又想靠近高大泉结伴同行的样子。

　　秦恺和秦文庆叔侄两个来到高大泉的身边。（对待高大泉的三种态度，芳草地的三种人群，也是当时全中国人的代表）　　秦恺问：“支书，你到了好长时间了吧？” 

　　高大泉回答说：“刚到一会儿。”

　　秦文庆说：“我一个劲地催着快点儿走，他们总是在后边磨磨蹭蹭的。”

　　高大泉说：“不晚，还没到开会的时间。”

　　周士勤笑容满面地迎着他们走过来说：“文庆说你刚动身，我们一出村，就不见了你的影子，紧追也没追上，干脆就不追了。难怪人家都说你是‘急进分子’呀！（激进啊。哈哈。就像小时候以为滥竽充数是“烂鱼充数”一样。）”

　　.高大泉按着自己此时的心境，一语双关地对他说：“哪是什么急进，分明是慢进了；我们得再跨大步，追上去。超过去！” 秦恺也是按着自己一路上思考和谈论所形成的心境，猜错了高大泉这句话的意思。他以为高大泉所说追、超的人，指的是已经走过去的那个张金发，就趁机说：“对，对极了。我们是不能让他丢下周士勤在这儿，我也这样说，不能让他们竞赛社超过去！”高大泉有几分奇怪地看看秦恺，立刻就又明白了他的意思，就反问道：“让你这一说，我们已经让他们丢下了？他们哪一点超过了我们呢？” 

　　秦恺说：“还是那句话，支书，咱们社的底子比人家薄，门路比人家少，得赶快动手，抓钱吧！”　　高大泉笑笑，接着摇摇头说：“秦恺二叔，那一天，你对这个事儿提了个头，我没有把道理给你讲明白。因为当时正忙，我也没有想得很透彻。如今我又想得明白了一点儿。对您说，咱们搞的是农业社，手里光有钱，没有粮食，没有抓住更多更多的粮食，是压不住阵脚的。” 

　　秦恺喜出望外地拍手说：“好，好，好！ 支书，只要你的思想一打通，大事就算成了九十九里不错，咱社就在这一点落后边了，是得抓粮食，多抓点儿！” 

　　周士勤也帮着说：“是呀，就凭你们社的头领，你们社的人手，要是真干，准得比我们社能抓。”

　　秦文庆一点也听不明白他们说的话。他既没听到午前在那坍倒的小五道庙旁边，秦恺跟周士勤关于抓粮的谈论，也不知道这以前，他叔秦恺向高大泉流露，怕被竞赛社丢下的那种严重忧虑。他只有自己的一些感性认识，这认识跟身边的两位是不相同的。他希望东方红社各方面压倒竞赛社；可是让东方红社跟张金发那个社的样子学习，他又觉得不对劲儿。他只等高大泉的下文，没有开口，高大泉朝前迈着步，很有兴致地问秦恺：“你说说，咱们农业社应当到哪儿去抓粮食呢？用什么办法抓粮食呢？” 

　　秦恺紧接着回答：“这好办。一会儿你让士勤介绍介绍，村长他们抓粮食的门道可多啦！”

　　周士勤出于讨好，也马上附和一句：“他们是挺能闹，门道就是不少，…… ”

　　一边走着，秦恺和周士勤一边像对口唱似地讲起竞赛社抓粮食的打算、门道，以及到了麦收后，将会闹个“大发财源”的结果，等等，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

　　高大泉听着听着，忽然停住步，冲着三个盯着他的人，大手使劲一摆，说：“张金发带着你们走那种门道，依我看，不是一条正道！” 

　　三个人听了这句适，都吃了一惊。这位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张金发一直针锋相对，芳草地的三岁小孩都知道；这位支部书记经常指责、批评张金发的那种场面，所有干部、包括这三个人，都曾经亲眼见过。可是，支部书记从来不随随便便地给张金发的言行下过分的结论。芳草地的人回头看一看，这几年里，每一次紧要时刻，只要高大泉给张金发的言行下了结论，都是切实无疑，不大不小，正合尺寸。没有一次言过其实，没有一次不应验。那么，眼下，正当许多人被张金发那无声的号召和行动所吸引，都起了心、或动了手要抓粮食的时候，这位党支部书记又给张金发下了个“不是一条正道”的结论，这又预示着张金发，还有已经跟着他跑的人们，必定有个惨败的结局吗？

高大泉能把他们的心思猜到，就慢慢地往前走着，向三个人掏心窝的话说：“我对竞赛社倒动粮食的勾当，眼馋过。真的，是在我们搞泄水渠遇到麻烦的一个半夜里。我又生气，又发愁，睡不着。看看为了保住收成、多打粮食，上头压，下头挤，受累，挨骂，还担风险。瞧人家竞赛社，身不动，膀不摇，连汗珠子都不掉，大车转辘一转，粮食就拉到仓里来了，多省劲儿，多容易讨好！可我立刻就把这念头一脚踢开了。国家大建设，号召我们多供粮食，是让我们从地里生产出来，不是让我们倒动；连种地的农民都丢下地，去当粮食贩子，粮食从天上掉下来呀？这么闹腾下去，不要说国家五年计划吹灯，连咱们庄稼人自己也得活活饿死！ 所以我就认定了：挂着农业社的牌子当粮食贩子，绝不是正道儿，不应该学他们，他们早晚得倒霉！我不能带着社员干那号鬼化狐的事儿！”（零和游戏职能转移财富，不能创造财富。全社会都玩零和游戏，这个社会就得玩完。在很多人都玩零和游戏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没有玩完，说明这个社会还有脊梁在支撑！）　

　三个人默默地听着，品味着高大泉这些话。他们的心气不一样，领会的程度不相同，一时间谁也没表示什么。

　　这当儿，区农业助理李培林兴高采烈地迎面走来。他要到大街上寻找那些一来开会就得先逛逛商店、供销社的村干部。他紧迈了几步，兴奋异常地喊：“大泉，你们登报了，知道了吗？” 

四个人里边，只有秦文庆听清了，连忙何：“登什么报了？” 

“东方红社修水渠的事儿！”

　　“县里的春耕战报？” 

“嗨，可比这名大多啦，是省报！”　　

“真的吗？” 

　　“白纸黑字，还假得了。大伙正在那看哪！” 

　　“是表扬吗？” 

　　“这话说的，党对这样的好事不表扬，还能批评？大字标题，叫《 爱国家，保增产，东方红农业社修成了泄水渠》 。”

　　“里边都说了啥事儿？” 

　　李培林笑着说：“文庆，你不用紧张，没点你爸爸的名字。只是说，有一个中农给农业社出难题，农业社坚定地执行党团结中农的政策。正确地处理了这个矛盾，千方百计地把泄水渠修通了。那里边，专门把大泉同志描写了一遍…… 。”

　　秦恺听了这个消息，高兴得想拍巴掌，又有点不好意思。这条挨了省报表扬的泄水渠，设计那会儿，他花了心血。施工那会儿，他流了汗水。当中间，出了岔子，他也出了个馊主意，这件事，使他对高大泉刚才讲的那番话，多明白了一点儿。

　　周士勤听了这个消息，佩服、羡慕，不知道应该叫好，还是应该祝贺。东方红修这条渠之前，他没有拆过台；东方红社修完了这条渠之后，他没有讲过风凉话。差只差他们竞赛社没有照样挖一条渠。

　　秦文庆对这个意外的消息，只有高兴。他是念新书、读报纸的人。他更知道省报是省委的机关报。连那么高的一级党委都表扬了修泄水渠的做法，这是对他的爸爸小算盘当头一棒，是对张金发和冯少怀当头一棒，是对谷新民县长的一个有力的批评。同时，当然主要是对东方红社走的路、高大泉带的路，一个明明确确地肯定、鼓励。看谁还怀疑！

　　高大泉抑制着心里的惊喜，对李培林说：“那是党鼓励我们哪。其实，我们做的那点事算啥？比我们要做的不是差远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后边追上一个人，老远就喊高大泉。众人一看，是熟人，就是那个曾经上过冯少怀当的梨花渡的李国柱。秦文庆先招呼他：“你也来开会吗？” 

　　高大泉替他回答说：“他跟你一祥，也是互助组长代表。”李国柱说：“不一样。我那个互助组，准比他那个互助组棒。”秦恺说：“你看你有多不谦虚…… ”

　　众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李国柱故意不笑，对高大泉说：“对你说，大泉哥，我是铁了心跟你比赛了！”　

　高大泉说：“欢迎啊！”

　　李国柱说：“你当然欢迎。有的人就不欢迎。他有啥办法呢！ 我都走到了这截儿上了，冯少怀还生着法儿拉拢我，你看他黑心不黑心哪！” 

　　秦文庆忙问：“他想拉你回去？” 

　　“他要把我拉到该死的老路上去，我们互助组不是买了一挂车吗？那天进城拉豆饼，我们车把式跟冯少怀住在一个店里了，他就忙下钩甜甜蜜蜜地给车把式灌了迷魂汤，让车把式回来再给我灌。我们那个车把式呀，人蛮好，对搞集体化没啥二心，跟我们干部也能摽到一块儿干。就是那个旧思想，老是去不掉根子。见了歪门邪道的事儿，明明是吃了就死的毒药，他偏要好心好意地拿着它当烧饼果子大麻花，硬往我嘴里塞。他前追后赶地找我，快学学人家冯少怀吧，快学学人家冯少怀吧！我问他跟这种人学啥，他说，你看人家抓钱的道儿真多！”　　李国柱说者无心，这边的人可听者有意，不偏不歪，都打在点儿上。就连秦恺这个首当其冲的人，都忍不住地跟着大伙笑了。秦文庆故意跟李国柱逗话：“你咋回答呢？这对你可是考验呀？ ” 

　　李国柱说：“现成的话，这还不好回答？我说，我是跟冯少怀一个炕上睡过觉的人，他身上有几个汗毛眼儿我都数得过来，别说他心里装着啥啦！我是让他整疼了的，到如今，我那帐还没清，我身上的伤疤还没好。我是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往死里整人的，高二林、刘祥！凭这个，我还跟他学，跟他的脚印走，我还叫人不？” 同样的无心的话，这下重重地打在周士勤的身上了，所以秦文庆也没敢再往下引话说。

　　李国柱继续说：“最后，我对车把式说，我要学的，只有一个人。他问是谁，我说，就是高大泉！” 

　　秦恺说：“这话到家了。” 

　　周士勤不知是为讨好，还是解嘲，也加一句：“你算找对了样子。”　　李国柱说：“车把式瞧不起我，他说，你知道人家高大泉是啥人？那是个一万人里边也挑不出来的人物—— 你们不用笑，我们村的人，把大泉哥传得神着哪。我说，我虽说数不清高大泉身上的汗毛眼，可是，他的根底我知道，那些好事儿他怎么做好的，我了解。我就像他那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我不信学不成他。我还要赶过他去哪！” （现在一说什么感动中国，什么先进人物都拿智商或者技能说事，虽然比吹捧戏子强得多，但是梯度太大了，让人望而生畏。其实最值得大家学习的就是品德好的先进人物。当然，什么孝子之类的不在此列。）

　　秦恺连忙夸奖：“有志气，有志气！” 

　　周士勤也说：“国柱这小子，出息得真快；离开芳草地才一年，你看他多能说！” 

　　此时此地的高大泉，本来应当欢欣鼓舞的，他却忽然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紧张情绪压迫过来。他觉着，自己既不好站在这儿，听人们赞扬，也不好到会场里接受同志们介绍经验的邀请。他对李国柱这几个谈得仍很热烈的人说，他要先到院子里找找秘书，拿几份学习文件，就提前一步走了。（是干大事的人）

　　他听到院子里的热烈议论声，议论的内容正是关于东方红社挖泄水渠的事儿。他就拐个弯，奔东边的小旁门。那里可以直接到后院的区委办公室。他想到那里坐坐，翻翻最近的报纸和杂志，等到了开起会来听谷新民报告的时候，就算把不好意思的场面躲过去了。

　　小旁门，在厨房的北边，是炊事员范克明买菜、取煤走的路。墙角有一个盛泔水的缸，紧贴炊事员住屋，还有一个小棚子。那里边圈着一头等待宰杀的很肥的猪，正在哼哼地叫着，用大嘴巴拱着地皮。

　　高大泉听到厨房里的剁菜的声音。他拐过墙角，忽然发现，梁海山的警卫员小苏，推着一辆车子站在房山下边，他的对面，有一个披着衣服、捏着纸烟的人，从背影也能认出，那是县长谷新民。小苏一脸的痛苦神情，两眼含着难以忍住的泪水，望着谷新民诉说什么。

　　高大泉停住步，心里很奇怪地想：小苏不跟着梁海山，怎么跟着谷新民来下乡？他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他是个很好的青年，为什么这样悲伤？推着车子，是刚来呢，还是要走？不会是梁海山又出现什么不幸吧？去年，县委书记在奇峰岭遇到的那场危险事，常常引起他对那位领导的担心。高大泉有时怀念起梁海山，心里总是暗暗地想：他太不顾自己了；他肩上的担子比全县任何人都重，他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呀…因为这一层关系，这会儿，他改变了自己那个从不偷听别人的谈话的习惯；他一定得马上听个明白，好放下已经在突跳的心。

　　小苏带着哭腔，提高了声音：“谷县长，我求您，您一定替我说说。”

　　谷新民用手指敲着烟灰，没吭声。

　　小苏说：“我犯了错误，打也行，骂也行，关禁闭也行。就是不能让我离开他。我死了也不离开他！” 

　　谷新民好似略有所动，也许是感动地掉了泪。他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揉了柔眼睛。

　　小苏说：“我不是净意的。因为我妈写信跟我要小米票，要给社里买牛。我就担心高大泉他们种地没货款，不好办。去年，他们遭了大难那…… ”　　谷新民使劲打个手势：“你是自食苦果！凡是关系到芳草地那个小小的农业社和那个支部书记的事情，就应当少说话为佳呀！”小苏说：“我马上就承认错误了…… ”

　　谷新民说：“你承认了错误，梁书记心里可系了扣子；这扣子，非是你检讨几句所能解除的。唉，我真不明白，高大泉这个目无领导，心无群众，不讲政策，只会一味蛮干的人，有什么可重视的地方！照这样，上下一齐袒护下去，谁也不敢碰一下，会把他惯成什么样子？依我看，今天把他往高抬，正是为了来日让他倒得快、摔得重创造条件！” 

　　小苏说：“谷县长，您无论如何得替我说说情！”

　　谷新民叹了口气：“小苏，我很同情你。因为你此时的复杂心境，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件事要是出在别人身上，我会帮助，而且能不费力地帮助成功，可是，对梁书记…你虽然年轻，水平低，你会有感觉，我是尊敬他的。只是，他打定的主意，纵然我能说出一千条无可辩驳的理由，也难以使他改变分毫。所以，我对你是爱莫能助哇！” 

　　小苏抽泣起来了。

　　谷新民朝他跟前凑一步，小声地说：“别难过，等等机会再说。眼下县领导的任务很压头，我跟梁书记之间又有些小别扭。这你是看到也听到了…… ”

　　小苏停住哭，好像有了希望地点点头，推上车子，头也没抬地出了小旁门，以至子从高大泉身边过去，他都没有发现。高大泉跟出来，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就一直往东，跨过一条水垅沟。这儿是一块空地基，准备扩建机关的时候用的。这两年，区公所的同志把它当成了菜园。如今，畦子还没有整治，残留着去年秋天的菜根和被拔走萝卜的小坑坑。有一棵小小的桃树，放开了云霞一般的花团。小风吹过，几片花瓣飘落到地上。地上，有几只奔跑的大蚂蚁，在东扑西撞地寻找着食物。

　　高大泉手扶着花枝，站了许久。他听了小苏的话，说明梁海山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一半心放下了，同时又悬起一半心。那里边还一有一句牵扯到他自己的话，不知到底为了什么？特别是谷新民吐露出对他高大泉的成见，还有所谓“压头”任务，以及限梁海山有些“小别扭”的意思”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切，更使他干思万虑，疑团难释。

生活呀，就是这样固执地、任意地按着自己的性气，制造出种种不断头的矛盾，摆布着各种各样的人，一会儿把人逗笑，一会儿又把人惹烦！ （还真是）

 

　　

　　                  二十五   受生活摆布的人

 

 

　　张金发就是一个受生活摆布的人。

　　你看，当他整理完仓库，回到家里，琢磨着他那个社就要抓到许多粮食的时候，是多么高兴。接着，他听到女人讲起亲生闺女发生了意外变化，他又是多么扫兴。吃着饭，当他看到周士勤身上可利用的东西的时候，是多么称心。一会儿，从秦恺那里得到高大泉的那个只许集合走，而不能单独行的命令，又是多么不满意。当他走进天门镇，看到这繁华的街道、五光十色的货物，想到自己囤里的“金豆子”时，马上就变得特别神气；一会儿，迈进了区公所的门坎，听到高大泉的事迹上了省报的消息，他立刻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这样地垂头丧气了！（没有达到一定境界的人——包括我自己常常是这样的。还没有做到封建士大夫范仲淹所要求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省报上登一篇稿子，露一下名字，那是件小事情吗？你就是千车万船“金豆子”也是买不到的。那是省委的报纸，一个省要有上百个县；上百个像谷新民这样的大干部，都得由省里管的，张金发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土改刚刚过去的那年，区委书记王友清，只是跟一位新闻记者见见面，开个座谈会，还没有在报纸上露一个字，王友清就感到天大的光彩。这件事情曾经在天门区流传一时。去年搞“生产自救”，县长鼓励人们好好地抓纳鞋底子，将来争取登上报纸、扬扬名声；他说这话那会儿，神态、口气是多么庄严；听了他的话的干部们，谁没做过“上上报纸”的美梦！结果呢，别人都是猫咬尿泡空欢喜一场，他高大泉倒不知不觉地等了个现成的。这公平吗？

　　刚才张金发被众多的村干部围困在前院：“金发，你们芳草地这回可出大名啦！”“别装样，绷着脸干啥？心里美的，啥滋味儿？” “你得请客，还得好好地介绍介绍经验！”…… 张金发再也忍受不住，冲出包围圈，想到范克明小屋躲一躲，没想到溜到后院正巧遇见谷新民，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张金发这会儿又高兴，又满意，又神气了。

　　“谷县长呢，大伙都眼巴巴地等着您，我做梦都梦到您跟我谈话儿，可把您给盼来了！” 

　　刚刚打发走警卫员小苏，正要继续在院子里散步的谷新民，听到招呼，抬头一看，是一张他最喜欢看的、谦恭的笑脸，就朝张金发微微地笑了一下。

　　张金发觉着谷新民这副笑容很顺眼：不绷脸，不哈哈大笑，这叫有学问、有地位人的派头。

　　谷新民说：“金发同志，我正要找你。”

　　张金发觉着这句话十分动听：不仅称呼起他来，在名字前边不带姓，还表示在想着他，惦着他，这叫关系密切。

　　谷新民从那黄晶的铁盒里抽出一支烟递过来。

　　张金发没顾接烟，慌乱地划着了火柴，连声说：“您请抽，您请抽。”

　　谷新民在烟盒上戳着烟卷，问道：“最近芳草地还风平浪静吗？” 

　　张金发赶忙说：“听说您来作报告，我正要找您汇报请示。自从您上次亲自到芳草地去了一趟，给一心正经过日子的庄稼人壮了胆，再没有人敢闹违犯国家政策的事儿。广大群众，都念道您好…… ”　　“秦家那个媳妇呢？” 

　　“唉，硬分出去，让高大泉给拉进社了。”

　　“这总不是长久之计吧？”　　“县长，我跟您说，那是高大泉临时使的手腕儿，堵您和秦家父子的嘴。往长远说，离婚是肯定的了。”

　　“为什么呢？” 

　　“您想呀！两口子，两口子，变成两个锅吃饭、两条炕上睡觉，那还叫啥两口子？又都年轻轻的，能熬多久？我看，那媳妇早晚得跟东方红社的光棍汉配对儿…… ”

　　谷新民一听，皱起眉头，马上追问：“有这种迹象吗？” 张金发变得聪明了。他想，尽管这是个可以给高大泉抹黑的机会，要是说太实了，准得再闹一鼻子灰。可是，这机会，他又舍不得错过去。他心里转了几个弯，只好回答：“这、这个事儿，眼下虽说看出一点眉目，不抓着对儿，不好指破，更没法儿处置。”

　　谷新民说：“这种伤天害理、不人道的行为，党纪国法都是不能允许的。我把这个监督的任务交给你啦。你要警惕一些，发现了什么动向，可以直接找我报告。”

　　张金发连忙点头：“好吧，好吧。我一定照您的指示办，绝不能让这种坏事得逞。您就放心吧。”

　　谷新民抽了口烟，又问：“最近有新闻记者到你们那里去了吗？” 

　　张金发没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敢贸然回答，想观察一下县长的脸色再对号回话，可惜，香烟的云雾把谷新民那张脸给笼罩得模糊不清。

　　谷新民见对方迟疑，又叮问一句：“省里有人到你们那儿去了没有？” 

　　张金发这回听清了，说：“没、没听说呀！” 

　　“嗯。这是怎么回事？”　　“如今，村里有啥事情，高大泉他们都瞒着我。”

　　“不要闹矛盾，你要主动团结他。共产党员必须有这种修养。”

　　“我是团结他了，团结不上呀…… ”

　　“你知道谁叫大海这个名字吗？” 

　　“大海？” 

　　“对，大小的大，海洋的海。”

　　“噢，有一个。”

　　“哪来的？” 

　　“他，不叫大海，叫海头。就是朱占奎的儿子！”

　　“他是搞什么工作的？” 

　　“今年刚上小学。”

　　“我问的是能写文章的人。”

　　张金发苦想了一下，说：“啊，能编编写写的人，倒是有几个。秦富的儿子秦文庆，周忠的女儿周丽平…… ”

　　谷新民摇摇头：“他们没这个水平。”

　　张金发忽然又想起一个：“对了，还有一个水平高、又能写的，小学校的姜老师…… ”

　　“小学教师？是从本地选拔的人，还是从城市里派下来的？” “北京的。”

　　“那倒可能。他叫什么名字？” 

　　“叫姜波。”

　　谷新民沉思一下，自言自语地说：“姜者，江也；波者，涛也；江水涛涛之归大海也…… ”

　　张金发以为有学问的县长在念洋文，一个字也没听懂（二鬼子看戏——傻眼了）。他很想弄明白，县长问这么一大串话到底儿是什么意思，好按意思办事儿。可惜县长转了话题。

　　谷新民问起芳草地春耕的准备情况，群众的生活情况，有什么要求和反映。

　　张金发除了知道他那社的事，别的很少知道；他那社的事，倒是大可向县长宣扬一下的，可惜从冯少怀到沈义仁，都再三叮嘱，对谷新民、王友清也不能讲实话，所以不好讲。他不讲什么，说：“不知道”，又怕会失去县长的欢心。于是，他只好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地瞎诌起来。

　　其实，这会儿，张金发就是念唱本子，谷新民也不一定能听出来。他说“正找”张金发，就是要问当中间关于写文章人的那几句话，以前和以后的问题，只不过顺口而来，消磨时间而已。因为他这会儿，心里也是极为烦乱的。

　　县长谷新民同样是一个被生活摆布的人。（高大泉梁海山田雨周忠朱铁汉等是生活的主人）

　　几年前，他曾经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他要把这个县搞成什么样子，不仅目标明确，而且措施具体。可是后来，一场又一场的波折，把他那个目标弄得飘忽不定，自己对它也变得仿徨摇摆。至于措施，更如同橡皮筋做成的松紧带一样，使点劲拉，就长；放松一点劲，就短；松松拉拉，既不能随心地实践，也难收满意的效果。如今他忙碌工作，只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尽力维护他所担心害怕的肌体，不使它化脓破裂罢了。中央的互助合作决议下达，目标应当说是明确的。但是，理论与本县的实际，这个少见的复杂多变、变化多端的实际联系起来，问题多得很，看法多得很，分歧也多得很。可是梁海山越来越主观自信，甚至发生了审问他的警卫员等等许多显得过于狭隘的作法。其中最为伤害谷新民自尊心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围绕着执行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发生的。这段时间里，梁海山到下边摸到一些有关粮食的问题，接着省里、专区来了人，又提出征购棉花、扩种棉花的任务，来适应国家的计划经济。谷新民认为，国家可以有计划，但是要求农民也适应计划经济的要求，只能视为幻想。农民就是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形成的特点和习惯，不可能改变，连种什么，收多少，都要纳入国家的表册里，起码尚非其时，那需等到所有农村都变成国营农场、农民都领取工资之日。梁海山却认为农民应当引导，能够引导，而且说很快就能奏效！那一天，县委讨论了一夜，梁海山提出四条处理和落实的办法：第一，加强集市管理；第二，扩大供销社的业务；第三。动员群众售棉；第四，借机会，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发展棉田的种植亩数。尽管谷新民从理论到实际，提出许多有理有据的不同意见，结果，因为梁海山听不进去，别的县委又多数支持他。最后还是形成了决议。紧接着县委又重新分工，各自奔向基点区去贯彻。谷新民的点是天门区，梁海山的点是春水区。既已分工，各负其责，按统一决定的规格做就是了。梁海山仍对谷新民胸怀戒心。当然县委书记是抓全盘工作的，可以互通情况，可是没有两夜，便派警卫员小苏送指示信来，立刻就要工作贯彻的进度表。这未免对同志太不够信任了。另一件使谷新民不悦的事情，是省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见到报纸，他就问区干部，全都否认知道这件事；刚才他亲自给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打了电话，也说不晓得来源。这就证明，不是来了新闻记者，就是谁指示人写的；写天门区的情况，发表在省报，公诸于全省这样大的事件，向在天门区蹲点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隐满，这又作何解释？谷新民苦苦地想：如果在处理庄重、严肃的公事上，都自觉和不自觉地把个人之间的非原则的东西夹杂进去，以后全县的工作如何开展？县委团结又如何保证？

这一切，有修养的谷新民，不仅不会对村级干部张金发流露分毫，也不会对区级干部王友清吐出半点，就是对他不满的对象梁海山，也不想有所表示。这因为他们是县级领导干部，谷新民又是个上下皆知的有学问、有修养的老同志，不能不顾全大局。在这一瞬间，他的脑海里萌动起一个从来没有的念头：“我应当要求调离工作。”这种念头，对于谷新民是痛苦的。他是在奇峰山麓、彩霞河两岸拚过命，流过血的革命者。在过去那艰难困苦的日月里，这块土地上的乡亲们，曾经用金黄的粮食哺育他，曾经用生命保护他；尤其重要的是，许多乡亲们曾经亲手把自己的子女交给他，那些优秀的中华儿女，有许多在他身边献出了生命。如此种种，谷新民因为遇上一些困难和阻碍，就丢下这块土地和这块上地上的乡亲们吗？

那一年，当他在广播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不久又接受了县长委任状的时候，就在日记中写下誓言，要彻底改变这块土地的贫困，要帮助这里的乡亲们过上富足的、美满的、自由的日月。如今，他竟然要自食其言，要逃走。可是，不如此又到哪里去别寻他路呢？（想起了网上流传的一段在务虚会上的讲话。是浩然老师太超前了，还是某些人几十年来都没有什么进步？）

　　谷新民痛苦极了。他几次感到那痛苦的泪水要涌出来，但是他强忍下了。（悲戚戚）

　　张金发还在那儿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地瞎划拉着他的工作汇报。（喜感感）

　　当谷新民偶尔地从张金发听到一句“今年一定要保证社员丰衣足食，超额交送公粮”的声音，他的思绪又被牵了回来。他打断张金发的话，十分严肃地说：“你是村长，不能两眼只盯着一个小社，得关心广大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我国是一个有四五亿农民的国家。加入正在试验着的农业社的农民，如同沧海之一粟。不把这样多数单干者的衣食住行解决，中国就不能改变面貌；不把他们的生产粮棉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工业建设和发展的五年计划，就将是废纸一张！明白吗？” （说是奔同一个目标，只是道路不同。殊不知，道路不同最后目标就会偏差）

　　张金发说：“您讲得太对了，太对了！我们竞赛社，就是给多数人做样子，让他看看的。我们还利用一切条件，向群众宣传抓粮、抓钱的道理，鼓励他们大胆地干。”

　　“你自己也要大胆地干。”

　　“谷县长，跟您说吧，我眼下抬手迈脚都艰难，人家跟总我拧着劲儿呀！”

　　“干革命还能没有困难和挫折吗？哪一级也如此！”张金发看谷新民一眼，点点头，故意表示亲密地压着声说：“这一点，您不说，我也有察觉。困难再多再大，咱倒也不怕。就是，终了，总得有个谁是谁非的胜败结果吧？” （结果就是“不争论”嘛。）

　　谷新民又那样微微一笑说：“我如今，只事耕耘，而不问收获。只要我们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的，就要咬紧牙关，挺起胸膛，不回头地实践下去。我们管辖下的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囤里的粮食满了，身上的衣服暖了，这就是结果。是历史宣判的结果！” 张金发说：“您这话算说到我的心坎上了。”

　　谷新民用低沉的调子说：“如今，我们县的整个形势很不好，粮食问题方兴未艾，又有个棉花问题破土而出。”

　　张金发一愣：“还有个棉花问题？” 

　　谷新民点了。点头说：“你大概已经看到了。因为我们政策方针方面的原由，最近出现了布商惜售、百姓需求过多，造成紧张局面。私人纱厂，多是既小又破旧，生产能力低，而国家建的新厂，缺乏原料—— 这些矛盾，就一古脑地压下来了。真令人伤脑筋哪！”张金发听到这儿，想起沈义仁关闭布店的举动，越发佩服这个商人的神机妙算。

　　谷新民又问：“你们那个村，准备种多少棉花？” 

　　张金发摇摇脑袋：“我们是低洼地，从来没有种那东西的习惯。”

　　“能不能马上改变这个习惯呢？” 

　　“咳，那东西，花工多，收得少，不上算呀！”

　　“要是发动农民种，他们会不会响应呢？” 

　　“难哪。当然，县长您要发号召，我们就是赔本儿，也豁出去干！” 

　　谷新民摆摆手：“不行，不行，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们也不能冒险而行。要实事求是。”

　　张金发点点头：“对，对，种地这玩艺儿，真不敢冒险。一下子逮不着手，就白扔一年哪！” （记得第一部里张金发从区里领回的标语里面有“要发家，种棉花”）

　　谷新民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应当说是粮食问题。有了粮食，其它问题便迎刃而解。所以我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拿出党性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能不顾群众的利益，凭脑子一热办事儿。你说对不对呀？” 

　　张金发搓着手，连声说：“对极了。听您的话真开窍，一会儿您给我们作报告，一定得多讲点，讲详细点儿…… ”

　　谷新民一边转动身子，一边说：“这个会，我主要是听你们的。你们最了解群众的心意，也最了解他们的现实条件。我按照你们的反映，再发表一些意见。”

张金发变得更高兴了。他心里想：有这样一个县长在这儿蹲点，我多有保证；往后，我得撒开腿干。

 

 

　　　　                 二十六  村干部会议

 

 

　　村干部的会议开始了。人们搬凳子、抢椅子、找砖头，都想往前坐，等领导报告的时候，好听得清楚一点儿。办公室前的小院子里，坐了个满满的。每人都显着兴致勃勃，识字的人都掏出小本子，拧开了笔帽；不识字的人，拉开一个聚精会神的样子。

　　田雨和李培林把一张长桌子抬了出来，放在既晒不着太阳，又吹不着风沙的屋檐下。

　　王友清把自己的一个新洗的床单拿了来，铺在桌子上还让秘书端来泡好的茶水，摆在上边。

　　谷新民从两层房之间的过道，迈着四方步子，朝会场这边走了过来。

　　警卫员小刘。给他抱着大衣，提着文件兜，紧紧地跟在他的后边。

　　王友清迎上谷新民，朝墙角跨了一步，举过手里的笔记本，请示说：“作重点汇报的村子，都找他们个别交待了。您看，次序怎么排？田区长的意见，把芳草地排在前边。”

　　谷新民摇摇头：“那个村没有太大的代表性，靠后，放到最后边再说。”

　　王友清用钢笔在本子上那一串村名上划了个记号。谷新民看众人一眼，坐在早给他摆好了的椅子上。

　　小刘跟过来，把文件兜放在县长的面前，把大衣抖落开。轻轻地给县长披在后背上。

　　众人的眼睛全盯着谷新民。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会议够隆重的了 ，县里的主要领导来参加这个村干部会，一定要传达重大的问题。

　　谁也没料到，最爱好讲演的谷新民县长，今天却没有作什么大报告，只用十几分钟，就把话讲完了。他先谈了一些人们在报纸上经常看到的国内外形势问题和当前任务之后，说：“同志们，今天的会议，我们是来听你们的。概括起来讲，这个会议，要贯彻县委决定的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加强集市管理的几项措施。这有现成文件，一会儿发给大家。第二个是供销社的业务问题。等临散会前，让区供销社严主任给大家介绍几句。第三个和第四个，实际上是一回事，就是发动农民，多种棉花，多卖棉花。这棉花任务是新的，大家可能缺乏思想准备。对于今年种植的亩数，如果方便，可以在这儿报一下，也可以回去仔细地作一番统计再报。…… ”

　　人们听着听着。振作的情绪涣散了，期待的心情消退了。大伙儿都感到这是个一揽子的一般性的会，甚至是抓不住重点和中心的会。这样一来，很肃静的会场，变得有些乱糟糟。有人交头接耳地扯开闲话，有人用草根在地土乱画什么，想心事磨时间，有的人甚至闭上眼睛，打起磕睡。（现象在下面，根子在上面，这个场面是多么形象的解释）

　　坐在谷新民后边台阶上的田雨，看着有些不妙，就欠身扯扯王友清的衣襟。等王友清转过头来，他小声说：“根据梁书记让小苏送来的那封信的意思，县委这次决定，主要是为实现五年计划，抓粮、棉增产、促进组织起来的问题。咱这个会得把这个中心突出出来，要不然，开了半天，很可能不解决啥问题，糊里糊涂地就散了……”王友清说：“一会儿还要由几个村汇报。一有典型发言，中心就出来了。”

　　田雨说：“区委得有个讲话，简单明确，引导大家把心思都拧到一个点儿上。你一边听汇报，一边考虑一下吧。”

　  王友清没加可否，就转过身去，继续听谷新民讲话，机械地往小本子上作记录。

　　谷新民也感到今天自己的这个报告没滋没味不精彩，也没兴趣再讲下去，就收住说：“我的话完了。现在请同志们汇报吧。刚才讲过，我是来听你们的。你们最了解下情，任务也得靠你们去完成。光上边讲，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是收不到金黄的米粮、雪白的棉花的。友清，让大家发言。都要头脑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发言！” 王友清赶忙按着本子上排好的名单，点着名说：“香云寺的村长，汇报吧。”

　　香云寺的村长姓许，四十多岁，不识字，记忆力很强，理解力也不差；如果开三天会，一个字不记录，回到村里，能把主要精神传达得很清楚。可是这一次，他费了很大的劲儿，也没弄明白谷新民讲话的中心思想，他的汇报应当抓什么重点，也就难以确定了。区委书记点了名，他只好按照老套子，介绍起本村的基本情况：“我们村，一百七十四户，两千六百七十二亩四分地，八百九十二口人。对啦，昨天又生一个，八百九十三口人…… ”

　　将近一百六十多人参加的会议，汇报起这种众所周知的数目字，太枯燥无味了。等到第二个村子的支部书记照例地汇报完之后，不仅有多好人离开座位，到会场四周走动，有的甚至躲到附近办公室里找茶水喝，或是靠在床上的行李卷上歇腿去了。谷新民对这些听了多少遍的东西，竟然显出十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常常打断汇报人的话，插问一些细节，还把已经汇报过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拉回来追问。六个汇报的人过去了，他又冲着香云寺的许村长说：“你们村今年增产丰收，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呢？从你的谈话里，我似乎感到你忽视了这一点。”

许村长说：“如今农村的工作，大多数人家还没有真正组织起来，七零八散的，哪能没困难，铆铆劲儿，学人家芳草地的样子，一点一点地克服。”

　　谷新民说：“你们当干部的，心中得有数。都有哪些困难，哪些眼下能克服，哪些经过努力也难以克服？” 

　　许村长想想，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这个，我们倒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同志，不分清楚，不看准确，要吃败仗的。比如你们村的人口，我记得土改那会儿，不到八百人；才几年，就达到九百了。可是，土地呢，还是两千六百多亩。土地不能随着人口生长壮大，这不就是个难以解决的困难吗？雁庄同志谈到土地泛碱，拿不住苗子，使的籽种多，找政府伸手，又解决不了问题；还有刚才梨花渡那位同志谈到的，互助组跟互助组，互助组里的农民跟单干农民的矛盾，等等，这些，如果不处理妥当，都会影响发展生产呀！”　　会场开始活跃了：

　　“要说这些，我们下边的难题多了。我们村，村长、支书都忙着自己家里的事儿，开会都不来，让我这副的代替；有任务，我一个人执行得了吗？” 

　　“唉，我们那儿，连村干部会都开不起来，到一块儿就是乱吵吵！ ”（这才是当时农村的基本状况，更突出了高大泉和他领导的合作社的榜样的作用。）

　　“不知咋回事儿，这两年，为了地边子、房产业打官司斗殴的事儿，一天到晚解决不完，烦死人！”　　田雨越听越觉得这个会开乱了，就赶紧给谷新民写了个条子，谷新民接过条子一看，上写：“县长，我建议汇报内容集中到粮棉问题上。您给大家鼓鼓劲，让大家按照县委要求，踊跃地报告种棉数字，以便使会议收到实际效果。”他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随后，把那条子压在笔记本下边，冲着前面的人，提高声调说：“同志们，咱们这个会开得很好，你们讲得也很好！好就好在大家都能说真心话，都敢反映真实情况。我在认真地听着，确实长了知识。在同志们摆的这些真实情况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具体地讨论讨论增产粮食和种植棉花的问题了。每个村准备怎祥增产粮食？计划种多少棉花？能马上在这里报个数，定下来，我看最好。请大家再热烈发言。不用按次序了，随便说吧。”

　　会议本来已经开乱了，尽管主持会的人主观上认为转入了正题，村干部们却没有感到主次的区别。特别是在谷新民县长的诱导下，许多人摆了那么多几乎是人人都遇到或者正被缠着身子的困难问题，不知不觉中，情绪起了波动。所以发言的人也就不那么踊跃了。

　　王友清再三催促：“发言哪，谁带个头？” 

　　回答他的，又是“困难”。

　　“咱们这个地方，庄稼人不认棉花呀？” 

　　 “回去开个群众会，统计一下再往上报吧！”

　　“就是呀。我们几个在这儿一说，到时候完不成这个数，咋交待呢？” 

　　田雨很焦急。他认为，这个会议如果再照这样开下去，不仅会议本身等于失败，更重要的，这些干部会把这种不振作的情绪带回村，将影响全区发动种棉花任务的落实。他想，得想办法扭转这种被动的混乱局面，先让高大泉起个带头作用，让他的农业社报个种棉数字；接着，田雨自己再强调一下种棉花的意义和重要性，给大家鼓起劲来。他想到这儿，就站起身，在人群里寻找高大泉，他看到了打磕睡的张金发，看到跟秦恺小声说话的周士勤，又看到往本子上写什么的秦文庆，只是没有高大泉的影子。他转过身，想到那两房之间的过道里看看有没有这个人。他迈了一步，眼前忽然一亮。

　　两房之间，一个栽着小柏树的花池子那边，不仅坐着高大泉，还有一个田雨根本想不到会在这关键时刻来临的人：梁海山。县委书记那通红的脸膛，那解开的脖下的钮扣，那手里攥着的擦汗的手巾，说明他虽然不是刚到，也是到了不久的。从他跟高大泉并坐在花池砖沿上的姿势来看，他们 已经交谈过，这会儿正静听会场上的发言。

　田雨想，得马上给梁海山同志做个汇报，请他把会场的局面扭转过来。这可是太难得的机会了。

　　这当儿，主持会的王友清忽然宣布：“现在开中午饭吧。饭后，把集市管理的通知念念，让供销社严主任介绍介绍情况，区里还有几件具体事情布置一下…… ”

　　谷新民插一句说：“大家都很忙。早开早散，早回家，再早一点把种棉花的数字报到区里来。”

　　田雨一听有些发急，又想让会议别散，又想去请梁海山。正在他左右难定的当儿，只见梁海山站了起来。

　　梁海山走向会场，笑呵呵地看着众人。

　　人们发现了他，出现一种普遍的惊奇。

　　谷新民开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身边坐下一个人，扭头一看，才弄明白，他心想：警卫员刚送来指示信，为何又亲自来临？他心中虽然不悦，仍是用一种不卑不亢的温和而又文雅的微笑，冲着梁海山说：“我们的会基本上开完了。你来了，要不要再给大家讲几句呀？” 

　　梁海山仍然眼看着众人，回答说：“我是刚下自行车，听了一点儿。会议开的情况还不了解， …… ”

　　跟在一旁的区长田雨，赶紧带头鼓掌：“大家欢迎老梁同志讲话呀！” 

　　村干部们都拍起巴掌。四散着的人往一块儿聚拢，说闲话的人停止了声音，静静地等着县委书记开口。

　　梁海山接过王友清送来的茶杯，捧在手里，脑子里稍微地转动了一下。他对这个会议的开法和效果，很不满意。谷新民不能坚决有力地贯彻委县的决议精神，他是有所预料的，但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糟糕。他必须旗帜鲜明，又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跟谷新民露骨地针锋相对。他必须把话讲得策略，使局面自然地扭转过来。

　　县委书记想到这里，终于开口了：“我确实有几句话，想跟同志们说说。可以讲得很长，也可以讲得很短。概括起来说，就是，我们的形势大好，困难不少，办法很多，前进的道路谁也挡不了！怎么叫形势大好呢？从全国不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坐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就有人预言：这么大个破破烂烂的中国，想让几亿人口填饱肚子，神仙也办不到；所以用不了三年，就会不攻自破、不打自倒！事实怎么样呢？现在是一九五三年，四个年头过去了，我们中国人都是欢蹦乱跳地活过来了！你们哪一个村有饿死人的？” 

　　热烈的掌声回答了他：是呀是呀，在旧社会，哪个村子，一到冬季，不饿死人？天门镇的要饭花子饿死在街上，用大车往外拉尸首。今天，在这里不要说找一个死尸，连讨饭的人也没有！

　　梁海山继续说：“那时候，美帝国主义对我们恨得要命，连三年这么个时间，他们也等不了；说什么，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掐死在摇篮里！结果它发动了朝鲜战争。那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些人，心里好害怕哟。不得了哇，帝国主义是有原子弹的大家伙，就凭咱们，刚从战壕里爬起来，身上满是伤，能对付得了它？结果怎么样啊？无产阶级牢牢地掌握了政权，敌人没能够损伤我们一根毫毛。拿今天这个会场的情形来说吧，看看，县长、区长、村长，到一块儿商量国家大事。你们在座的同志，不都是紧紧地为翻身的农民抓着印把子吗？过去欺压我们的地主反革命，不是见了你们这些满脑袋高粱花子的人，再不敢瞪眼睛，反倒怕你们了，向你们点头哈腰，说好听的吗？”（水平！几句话扭转局势）　　人们“轰”地一声笑了：是呀是呀，到这里来开会的人，在旧社会不过是要饭花子、当长工的、使唤丫头，或者是吃糠咽菜、忍气吞声的庄稼人，见了当官的、有钱的、拿枪的、就怕就跑。如今，村长、社长、组长，全是掌权的、管家业的、握枪杆的，多神气，多幸福！梁海山接着说：“我还可以给同志们摆出好多好多的事实，说明我们掌握的这国家，形势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像火车一样，是飞快前进的。我们的工业已经恢复起来，我们的教育事业已经发展起来。我们的市场，已经繁荣起来，等等，等等。就拿你们的天门区来说吧。天门区是搞农业的，形势是不是越来越好呢？刚解放那年，庄稼人往肚子里填的东西，三分之一是自产的，三分之一是糠菜，三分之一是国家救济的粮食。去年我们按照党的指示，自力更生的精神，闹起一个生产自救，立刻就来了个变化：没有吃糠咽菜的了，国家救济一些，主要是以工代赈；今年呢，除了每个村有几个困难户，没有吃救济粮的了。这形势多好！拿互助合作来说吧，前年村干部开会，只有芳草地一个组长来列席；去年开会，互助组长比村干部多一半；今天，我打来电话，希望把所有的互助组长都找来参加这个会，你们书记、区长全跟我叫苦，说，互助组太多了，光组长一个大操场也盛不下，就来个代表吧！ 看看，这形势发展得多快，多好！ 同志们，我们的日子还要好哪，要一天比一天好！”　　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像浪涛般的滚动着。（都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和实际出发。但是实际也是一分为二的，必须看主流。正像郭小川的诗里说的：面对大好形势、一片光明，而不放声歌颂；这样的人，即使有一万个，也少于零。眼见修正谬种，鬼蜮横行、而不奋力抗争；这样的人，即使有五千个、也尽饭桶！）

　　梁海山转了话题：“同志们，你们必须明白：你们不是庄稼人，是庄稼人的干部，干部就是领头人—— 领着庄稼人干革命的人。干部，就不能光看眼皮底下那一点点东西；干部就不能满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得往远看，往长想，往高处奔。就是往社会主义的目标看，往社会主义的目标想，往社会主义的目标奔。只有这样，我们的江山才能坐牢，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幸福。不这样，我们手里的权还会失掉，我们这些穷人还会翻回旧社会那个穷坑里去。往远看，往长想，往高处奔，就得花心血、付本钱、改变旧习惯、突破旧框子。（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前进而不是后退！）五年计划，就是我们国家往远看的计划，往长想的计划，一步一步往高处攀登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困难没有呢？有，有！ 不要讲全国，光是咱们农村，就有不少困难。正像同志们说的，还不少。哪个村长、哪个社长、哪个组长把本单位的困难摆出来，都有一堆。我想说的是，困难得分啥性质的困难。比如说，高山顶上尽是宝，我们去取它。有的人就敢勇地往上登，尽管有困难，可是爬一步，距离那宝地就近了一步。有的人。就缺少这份勇气，他不光让困难吓慌了神，心里还挺别扭；爬到山半截，想保住现状，又保不住，结果滚到山涧里去，送了小命！”

　　众人又笑了。

　　“同志们，这两种困难是一个样吗？不一样。我们是攀登的困难。要不搞工业化，要不修铁路、盖医院，不养军队加强国防，我们可能没有眼下这样的粮食问题、棉花问题。可是，同志们哪，我们要是怕这号困难，不欢迎这样的困难，躲避这样的困难，就等于往山下边滚，又得滚进旧社会那种痛苦的深渊里去了！ 我们能这样干吗？” （好多我们认为是自己新发现的观点，其实四十多年前浩然老师早就在《金光大道》里，让梁书记讲出来了。）

　　会场上变得静极了，每个人都直起身子、昂起头，心里如同一锅滚沸的开水！（鼓劲儿，这才是正能量。现在的所谓正能量以及心灵鸡汤等玩意就是给垃圾刷油漆。） 

　　梁海山大声说：“有了困难怎么办？”他举起双手，“新中国的主人们，搞社会主义的战士们，带领群众，用我们的双手，克服困难，创造条件！”

　　这是多么生动感人，振奋人心的会呀！ 王友清连着宣布三次散会、开饭，都没有一个人动一下。

　　田雨说：“同志们，赶快吃饭，饭后结合讨论梁同志的报告，制定我们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计划。”

　　梁海山说：“我建议同志们先讨论讨论我们今天的形势怎么样？今后的任务是啥？我们应当不应当担负起新的任务，怎样做才能把任务完成。最后再订计划、报数字。你们区里让小苏给我带去的那个表，我看了；说实话，我很不满意。你们打算今年种多少棉花？” 

　　王友清回答说：“我们想争取五百亩…… ”

　　　梁海山一摆手：“先把你们这个五百亩收起来吧。春水区跟你们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一样，村数不相上下，他们今年的种棉亩数是五千五百亩！” 

这数字，首先把发愣的谷新民吓了一跳。他从眼镜边上看了梁海山一眼，忍不住地摇了摇头。

 

 

　　　　           二十七   领导者们

 

 

　　一个村干部会议，两位县级领导者来主持，一个人主持成一个样儿。这个变化，倒不光是从会场的表面看，由涣散转成活跃，由低沉转成高昂。主要的，在于内心境界。坐在这个院子里的各级领导者们，在短短的时间内，每一条思想的河流里，都翻腾了多大的浪头？当然，这些浪头翻起之后，有的卷扬上去了，有的则又跌落下来。

　　不管这些处干革命领导位置上的人们，自觉还是不自觉，也不论今后的去向如何，在这个时代的大变革时期，他们都在这风暴的急速旋转中，跟随着兜了个圈子。

　　谷新民县长心里边就翻腾得很厉害。当梁海山突然出现在他主持的会场上，几乎是抢梯子夺台，代替他当了主角，曾引起他十分的反感。可是他仔细地，或者说警惕地听了梁海山的讲话之后，又觉得无刺可挑，无懈可击；或者说，找不出哪一句话，哪一个观点，是针对着他谷新民来的。关于论述大好形势，梁海山讲了，谷新民也讲了，而且讲得更有条理，况且，在梁海山的那一篇讲演里，也没有含沙射影地指责谁不看和不讲大好形势。关于执行新的工作任务，谷新民让村干部摆了一些困难，梁海山同样如此，而且还亲自出马，带头来摆。关于具体落实种棉计划，谷新民提出在会场上报个数，或是回村以后征求一下意见再报，两者都可以；梁海山呢，也不是主张立即就掘地要井，而是让大家再讨论讨论，不要忙着从

　嘴里吐数字。谷新民想来想去，他跟梁海山所不同的是魄力。梁海山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可以不顾一切，包括损伤同志的感情和尊严。谷新民有时候把梁海山那股子劲儿看成固执己见，十分反感；每当事过之后，又觉得梁海山那种坦白直率的气质很可爱，或者说很可敬慕。今天的这偶然事情，他的心头同样翻了个浪头。当他从会场上走出来的时候，一种不愉快的神色，无法掩饰地流露在那板起来的面孔上了。

　　梁海山对自己的行为引起对方什么反映，既没有察觉，也不想察觉似的。他跟谷新民并行，朝他们临时休息的屋子走，很自然又很认真地说：“老谷，看样子，我们的工作任务很重，比我原来想的艰巨。这是我的一个教训。真的，各方面的阻力都会有，不下个狠心推一下子，是不行的。”

　　谷新民听到这句话，不由得朝他看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诚恳、热情的面孔。

　　梁海山接着说：“离吃饭的时间还有一截儿，咱俩得交换交换意见，把还会出现的困难估计足一点儿。趁着这个会议，再跟村里的同志交待清楚。”

　　谷新民不应当、也不可能有别的表示，只好向县委书记，这位让他可气、又让他可爱的同志点了点头。

　　梁海山看到由小苏带去的、天门区的工作安排计划之后，立刻从他的春水区点上赶到天门；到达之后，又采取了那样的行动，虽然都是临时决定，但是，这样的步骤，却是他早有考虑的。谷新民的思想状况他了解；谷新民的工作作风他熟悉；谷新民到了天门区，会怎样贯彻县委的决议精神，他也有所估计。他赶到这里一看实际情况，证实了他的估计。他不能不果断地采取行动。对于党的事业，他不能有半点马虎，更不肯对任何人有任何迁就。他想，基层干部各自在他们一个村子的小天地里工作，不十分了解国家形势，就算了解一点，也是片片断断不成系统。因此，他们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具体困难，很容易就问题想问题，把老鼠看成牛，把坟子看成飞机。领导者如果不给他们正确的教育和引导，他们对克服工作中的困难，怎么可能有足够的信心呢？他想这种正确的教育和引导，不能空对空，不能光靠大报告，必须像拉家常话那样，从大处到小处，从远处到近处地结合实际问题解说，让他们自己提高自己。他还有另一种考虑，那就是这个区的区委领导不很得力。要抓住当前的粮棉这个硬问题攻一攻，让他们切实地把下边群众带动起来。只要基层干起来了。又干出成绩，对区级就会起到促进作用，领不了头，就得急着追（现在的词叫“倒逼”）。至于谷新民对他这次赶来，会有什么想法，他没有去多想。有分歧，就争论；有矛盾，就解决；搞革命工作绝不能客客气气。他已经发现了谷新民情绪不佳，心里想：同志，你该闹闹情绪了，风平浪静地下去，党的事业要受损失，你也得垮台！梁海山不怕矛盾，他要有步骤地促使矛盾转化——这便是他简明而又坚定的想法。跟在两位县领导后面的，是王友清和田雨。

　　王友清怀里抱着那个刚刚从桌子上揭下来的床单，追上了田雨。

　　田雨搬着一把椅子，想到厨房去，安排一下两位县领导吃饭的事情。

　　王友清挺奇怪地看田雨一眼，小声问：“老田，你怎么倒轻松起来了！”

　　田雨笑笑：“这么说，你紧张了？” 

　　王友清说：“紧张不紧张的，反正肩膀头压得慌。”

　　田雨说：“伙计，有点压力是好事。”

　　王友清几乎叫了起来：“还是好事哪？人家春水区五千五，咱们才顶人家个零头，这可咋拿出手去呀！” 

　　田雨把手上的椅子举了一下，说：“你觉得低了，好哇，那就往高抬，加数嘛！” 

　　王友清为难地说：“我脑袋里边正转悠这个。事情逼到这儿了，不加码是不行了。可是加少了，也通不过吧？”

“那就往多加。” 

“同志，这不是吹牛、打赌、闹着玩的事儿。两张嘴皮子一碰，数字加多了，到时候种不了那么多，还不是照祥让领导打屁股，在全县的区干部面前丢人现眼呀！” 

田雨停住步，郑重地说：“老王，你的胆子太小了 …… ”

王友清说：“我们是领导，得实事求是呀！ ”

　　“你那实是什么实？你那是根据什么定的？不客气地说，天门区在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一年做贡献这件事情上，是加油，还是扯腿，关键在你！” 

　　“你别再给我加压力了。”

　　“不是加压力。你记得春节以后，梁书记到天门区下乡的事吧？有一次赶上下大雪，咱们在一个砖瓦窑里烤火，梁书记说了一些什么话？你想一想？” 

　　王友清低头想想说：“他那天提到粮食问题和工业原料问题，对不对！”

　　田雨说：“梁书记当时指出，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政府主义的生产，跟咱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对路，会发生矛盾。让我们留神，想法解决。”（是当领头人？还是当尾巴？这是路线之争。）

　　王友清想起来了：“对，对，他说了这意思。”　　田雨继续说：“当时，我对这番意思理解得也不深。刚才听了梁书记的讲话，我一下子明白了。你想想，现在国家的纺织工业要棉花，咱们农民就拿出一个不习惯种棉花的理由来顶牛，不正是矛盾具体化了吗？” 

　　王友清点点头说：“有道理。”

田雨说：“咱现在抓住了矛盾，看到了病根，就对症下药地治狈，你还怕啥？”　　

“甭管怕不怕，你说咋办吧？” 

　　“先从你的，还有我的脑瓜里解决。我们先带头从农村生产的无政府主义那个老习惯、旧毛病中冲出来，像梁书记说的那样，带领农民克服困难，创造条件。”

　　王友清沉默了一阵儿，说：“我自己脑瓜里是有问题，我是想解决的。种地是突击任务，一过季节，就算吹了。五千五百亩，可不是个小的数目，一下子能推下去，变成一地棉花苗吗？” 

　　田雨鼓励他说：“发动群众呀！咱们要是帮助群众把脑瓜问题一解决，几万双手，五千五百亩棉花算个啥！”　　王友清说：“这倒是。就怕咱这地方农民不习惯种这东西。”田雨说：“啥叫习惯？过去没干过的事儿，现在干起来；干会了，又干长了，就成了习惯。大草甸子的庄稼人习惯组织起来吗？你看今年春天，没有参加互助组的人都跑区里来了，让我们帮着他入组搭伴。大草甸子的庄稼人习惯雨季没到就挖泄水渠吗？你看，芳草地挖成了，省报都表扬了。刚才有好几个村找我，提出也要挖那样的泄水渠。我看哪，很快就得出现个十条二十条的。力量在群众那儿，关键在于你、我两个领导者敢不敢带着干！”

　　王友清被田雨这番话鼓起了劲头，天门区新事出得更多，好事出得更多，就更先进，王友清是求之不得的。他在种植棉花这个问题上顾虑重重，一方面是思想上没有解开那个习惯的疙瘩，另一方面，他是想求稳妥，避免砸锅，好保住天门区先进的牌子。这会儿，他想到省报上表扬芳草地的那篇文章，想到梁海山那些介绍天门区发展变化的讲话，身上不光长了劲头，心里边也热起来了。两个区领导又很和谐地商量一下饭后分组讨论的事儿，田雨去了后院，王友清奔向厨房。

　　厨房外边搭了临时的席棚。那里挤满了人，一片热烈的说笑声。

　　王友清还没到跟前，就见张金发从那边挤了出来。

　　张金发是最早一个到饭棚里来的。他转了一圈看看，又不想吃。一方面是满肚子别扭劲儿，堵得很，盛不下别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大锅饭菜，不顺他的口胃。他想立刻走开，又停住了。他多少也得吃点儿，因为晚上还得接着开会，不从嘴里进点东西不行。同时，摸摸碗筷，也能遮遮眼目，免得别人看出他有什么不痛快—— 人们都让梁海山给鼓动得欢喜神似的，张金发不能在这大场面当那号“个别典型”。

　　王友清招呼他：“你怎么不吃饭哪？” 

　　张金发说：“吃饱了。”

　　“好快呀！” 

　　“咱干啥也不会慢腾腾地落在后边。”

　　“金发，这回种棉花，你也得带头抢先呀！”

　　张金发听到这句话，看看王友清的脸色，说：“咱这地方，您知道，不习惯搞那种东西。”

　　王友清说：“得改变习惯，不能跟上级的要求扭着劲儿。”张金发心想：王友清一见梁海山赶来坐阵，又有点儿顶不住了，就小声说：“我看得沉住气。谷县长亲自跟我讲的，不能冒险，得实事求是地干。”

　　王友清果然被这句话堵住了口。因为谷新民一到天门，就把这样的意思对他王友清讲过，并且认为有理；这会儿王友清脑瓜有了转变，他不能向张金发暴露出来。他说：“一会好好参加讨论，以领导上在正式场面下的指示为准。不管怎么说，金发你可得跟上人家高大泉才行。”

　　张金发听到这句话，更认定王友清让他在种棉花的事情上抢先，并非是出于真心诚意，而是应付差事；同时，他对“跟上高大泉”这样的号召特别反感，就说：“您放心吧，我不会是个软骨头！” 他这样答对完，就出了饭棚。他想到前排的屋子里找个空床躺一会儿。可是，到处都有一堆一伙的人，一边吃饭，一边议论刚才的会，议论梁海山的讲话。他心里特烦。他转转悠悠，不知不觉中，众人都吃完饭，快到开会的时间了。他到会场里，找个旮旯一坐，又往墙上一靠，那热烈的谈笑声成了他的催眠曲，张金发己经从谷县长那儿讨底了，主意已经打定了，绝不搞种棉花那种冒险的事儿。他想，种棉花不光冒险，而且费工、费事，竞赛社哪有人力干那个，抓粮食要紧哪！

　　哨子一响，还没有到时间，人们就挤进指定的办公室里边来了。参加小组会的区领导还没有宣布开始讨论，不少的人就畅谈起大好形势、光荣任务，抢着报开了种棉花的数目字儿。他们那股子劲头。好像土地改革那年分胜利果实似的，一个个都笑咧了嘴巴，喜红了眼。

　　王友清来参加芳草地这一片的小组会。他也是笑眯眯的。这副笑容刚才在会上还没有，过去也很少见。他进得屋来，好几个人跟他打招呼、让座位，他都是一看了之，偏偏隔过两个人，奔到高大泉跟前，跟他坐在一个有靠背的长椅子上。他还一口，一个“大泉同志”。好亲密哟！（王书记的微妙变化）

　　他开口了，又说起张金发十分不爱听的话：“同志们，你们都看见省报的那篇文章了吧！”

　　众人回答：“看到了！” 

　　这个“众人”里边，当然不包括张金发。他嘴巴闭得紧紧的，用棍子撬，也休想撬开。

　　王友清两眼放出少有的光亮，接着，用高调门儿说：“你们要明白，省委的报纸表扬芳草地修的泄水渠，那可不是一个芳草地的光彩，是咱们天门区的，每个人都有份儿。表扬的是我们大家。”

　　有人说：“是呀，我们沾光了！” 

　　另一个人打趣说：“全中国这么大个儿，要没这篇文章，谁知道有个天门区呢？” 

　　这句话说到区委书记的心坎儿上。他又乐了，说：“这回为支援国家建设实现五年计划，上级号召咱们区突破老套子，改变老习惯，大量种棉花。希望你们这一片的儿个村子来个挑战比赛，都铆着劲儿干一家伙。争取让省委的报纸再表扬表扬咱们！” 秦文庆对区委书记这几句话特别爱听，就说：“好多人都找我们挑战了。还没进会场，梨花渡的李国柱就拦下我们，口口声声要超过我们去。” 

　　王友清一摆手：“你们也别松气，再来个新鲜的，再让省报给你们芳草地来上一大篇嘛！ ”

　　他说这话的神气，把好多人逗得直乐。

这个好多人里面，当然也不包括张金发。他把脑袋扭到一边，剜开了手指甲。　　

王友清这会儿是不会理会他的。因为王友清跟张金发的心气不一样。他最知道党报上一篇文章的意义和分量。因为，芳草地是他责任范围内的村子，高大泉是他领导下的干部，下边的干部受表扬，最能说明区里的成绩；受表扬的村和干部越多，区里的成绩岂不更大。这一次修渠，虽说出了一个小波折，可是，在王友清来看，他一直没有反对过修渠。事前，区委讨论芳草地计划的时候，他跟田雨一块儿画了圈。他对高大泉不满意，只是集中在侵犯单干农民的利益上。后来的结果，高大泉基本听了县、区领导的话，没有让领导太过不去，许多地方处理得很妥善。没有给区委领导抹黑、添事，别人对他王友清没说的，他王友清对高大泉还有啥说的呢？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梁海山的一次讲话，加上田雨给他解了扣、打了气，微妙又有机地结合在一块儿，冲击着王友清的心，推动着他的思想进程。他不仅突然间感到，高大泉这个村干部有了进步，是个得力的支部书记；同时，在他听梁海山讲到全国、全县、全天门区大好形势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还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自己在好多方面，都有点儿不足之处，是应当像高大泉那样想、那样做的。

　　这个从庄稼院走出来，还没有完全摆脱开庄稼院深刻入微的影响的区委书记，却没有意识到，风风雨雨的几年发展到今天，他跟他追随的谷新民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己经开始有了心思不一样的地方。王友清也没有认识到，同样是今天，在对待高大泉这样一个同志的根本看法上，跟他的追随者张金发，不仅有了差距，而且已经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劈裂着。

　　王友清在小组会之前，又说了许多在众人听来十分入耳，在张金发听来十分刺耳的话之后，他面对着高大泉说：“大泉同志，你主持讨论吧。”

　　高大泉说：“您主持，我发言。”

　　王友清说：“你是这一片小组的组长。你主持开吧。我主要是听，学习。” 

　　区委书记第一次从嘴里发出这样的声音，会场上的大多数人都好似吃了一惊。

（浩然老师写领导干部确实到位，这点比路遥兄长高）

 

 

　　                   二十八    坚定不移

 

 

　　高大泉在这短短的半天时间里，思想上翻腾了好几次大浪头。现在，他的情绪仍然在奔流，在飞扬，在往一个新的境界升华。在这样热烘烘的会场上，他难以让自己静下心来，难以把每一个“浪头”都有条理地加以区别和认识。但是他感觉到，对于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包含的意义，比原来看得深远了；对于完成这个计划会碰到的困难，比原来想得复杂了；对于农民和农民的领头人，为五年计划的实现做什么、怎么做，比原来更明确了。火车上捣腾粮食的胖老头，各行各业群众流露出来的忧虑，梁海山在风雪砖窑里的谈话，张金发那个竞赛社不务正业的表现，商人惜售布匹、刁难群众，还有国家对棉花的迫切需要，等等，一连串的实际事儿，都像阶梯一样，使高大泉一步一步地走到梁海山提出的那个“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带领群众创造条件”的思想制高点上。同时，他下了决心，不论遇到什么阻力，都要坚定不移地朝着已经看到的最高处攀登！

　　他既没有留神王友清对自己的态度有什么变化，也没有注意周围的人对这变化有什么反映。他心里只想着一点：尽自己的能力，先把这个会议开好，把县委的要求变成每个村，每个农民的行动。

　　他把几个村的干部点了点数，立刻很正经地对众人说：“咱们开会啦！咱们都听了梁同志的报告，又讨论了国家大好形势。我看大伙的心气，都像着了火，热腾腾的。我跟同志们一样。对担负的任务，也看得准了，不像过去，东一个，西一个，乱乱腾腾，好像多得没边没沿。归到一堆，眼前最当紧的，就是一个粮食，一个棉花。这很明确，劲儿也知道往哪儿使，怎么使了。有点困难，也不那么吓人了。刚才王书记和田区长召集几个小组长碰头会，指示晚上转题目，按照国家要求、上级指示，修订各村原来的种植计划。王书记，是不是这么些。我漏下的，您补充吧。” 

　　王友清笑眯眯（这种表情好像是第一次对着高大泉哦）地说：“全了。”

　　高大泉说：“那就请大伙儿讨论吧。”

　　王友清说：“讨论不完，明儿个上午接着开；讨论完了，夜间领导再总结一下，早晨起来，大家就可以回去贯彻了。”

　　高大泉说：“我看讨论得完。每个同志心里都有了谱，憋着哪。好吧，同志们发言。” 

　　众人争先恐后地开言了：

　　“我们雁庄先说，我们商量好了，人家春水区种五千五百亩棉花，咱天门区也不应该比人家少种半亩。我们是中等村，先报八十，争取一百亩！” 

　　“我们香云寺村子大一点儿，可能超过我们在这儿初步想的数，为了保险嘛，先报一百五十亩！” 

　　芳草地是在全县挂了号的先进村，是天门区有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尖子。按照他们的地位，加上今天这会议的气氛，是应当第一个报数，起个带头作用。哪料到，却让别的村抢了先。高大泉拿定主意，心里有了数，能沉住气。

　　秦文庆倒坐不住了。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想开口，又开不了。他一不是支书，二不是村长，三不是农业社的领导，只不过是个互助组的代表。他有啥权力代表芳草地报数？就算报了，谁能承认？他一个劲地给高大泉递眼色，高大泉好像没看到，或者看到也没明白这眼神是啥意思似的，还是一个劲地催促别的人发言。秦文庆除干着急，还有啥办法呢？

　　跟秦文庆坐一条板凳的秦恺，安然自得地抽着旱烟，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很有兴趣地听别人发言，偶尔地插上一句。因为他没啥不安定的。抓粮食，还是抓钱的事儿，高大泉给他把扣子解开一点儿，梁海山算是彻底地给他解开了：庄稼人，种地是正路。至于报种棉花的数目，用不着操心。那一边有张金发，自己这边有高大泉。张金发敢抗拒不种棉花，高大泉不仅不会答应他，更有办法对付他。何况县里的梁海山书记，区里的田雨区长，都在这个院子里呢。报种棉花数目的事儿，用不着着急，就是报在后边，也绝不会比别的村的亩数少。所以他是安然的。

　　坐在床上的周士勤，从下午起，就暗打算盘。在天门镇街口听高大泉说过道理，在会上听梁海山讲过话，两股力量合成一股绳，拉着他想往正道上走，啥是正道呢？按上级的指示走，照东方红社的样子做。省报上的一篇表扬稿子，等于板上楔钉子（看看当时报纸的公信力！），证明人家是正道的；要不服气，那就反过来问问自己，为啥竞赛社没有来这么一篇呢？周士勤满有信心的认为，如果在种地上比赛，由于竞赛社人强马壮，财底厚，老庄稼把式也不少，只要把心扑在这上边，一定能比得上东方红社。这样，又是光溜溜的正道，又是手到擒来的方便事儿，张金发这个大头目能露脸，周士勤这个小头目也能沾光，为啥不抢着干呢？他左等右等，不见张金发张嘴，好像闭得挺紧，不准备张开似的，就忍不住了口他心急火燎地附着张金发的耳朵小声问：“农业社是单报的，你到底打好主意没有？” 

　　张金发摇摇脑袋，说：“不忙，听听他们的再说。”

　　“别太落后了。” 

　　“没事儿。”

　　高大泉没听见周士勤他俩嘀咕什么，可是用眼睛看出来了，就有意地凑到跟前，对张金发说：“咱们村的数目，由你来报。你看报多少合适？” 

　　张金发打个沉，十分冷漠地说：“依我看哪，这得回去商量商量。”

　　高大泉说：“这回报的是预计的数，等回村贯彻之后，群众通过，可以增，也可以减。”

　　张金发拉着长声说：“那就等群众讨论了以后再报上来，不更省事吗？” 

　　高大泉严厉地回他一句：“全区得有个平衡，领导得有个底数，咱们也得有个目标；为这些，一定得报！”　　张金发又闭上嘴巴不再吭声（敬酒不吃啊！）。

　　高大泉退回原位，两眼盯着他，想给他个时间，让他转个弯子。周士勤急得抓耳挠腮，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

　　各村干部，有的没商量好的，互相交头接耳，或一块儿扳着手指头，急忙地安排着计划；更多的人，因为报了数，就热烈地讨论开种棉花的措施。这里边，有人过去种过棉花，有人过去学习过一些新法种植技术。对新事物的兴致，对新目标的追求，把他们都鼓动起来了。他们的思绪是集中的，以至于不少人没有留神那个全区为首、又已经被省报表扬的芳草地，还没有报出修改种植计划的数字，更没有时间去揣摸他们正在紧张的思索什么。就连王友清，开始也被几个村子在数字方面出乎意料地突破而喜悦，并且加入了众人的议论，没顾上发现芳草地的干部间这一场几乎是无声的激烈斗争。

　　高大泉心里是有谱的。他觉得，以前计划给社员种些粘高粱、黍子之类的事儿，都是围着老习惯打转转，这回得彻底撇开，一定要抓住种棉花这个重点。他认为，芳草地有农业社，互助组多，又办得早，按照国家五年计划的需要，安排自己的种植计划，必须走到所有村子的前面，必须起带头作用。他没有先报数，倒不是因为张金发明显的不热心、不积极就不好定准儿，而是想听听别的村的情况，想用外界的力量推动一下张金发。

　　

　　张金发本来对种棉花就不可能有兴趣，他知道那玩艺费工、费本，不投大力量难保收成；会前被谷新民那么一暗示、一点拨，更没心思往那上边使劲儿了。他跟冯少怀滚了几个月，跑了几个区。这个庄稼地的把式，对土地的兴趣渐渐地淡薄了。那些青翠的庄稼苗，金黄或殷红的穗子，对他来说，大大地减少了吸引力。他的兴趣在集镇的粮食市上，一伸手就抓来的小米、棒子、高粱。以后，用不了多久，这些又会变成麦粒。这样的“金豆子”带着粘性，带着千条钢绳万条铁索，强有力地拽着张金发的心（可惜金发刚刚对投机产生兴趣、找到门道，政府就要禁止这些了。可是，解放前投机是光明正大的啊，那时候冯少怀怎么不拉你一起搞啊？）。他想，种棉花这件事情，要是谷新民县长当面给了他张金发指示，希望他完成这个任务，他张金发也能勉强地接收下来；等回到村里，平均摊派给一些地多的农户去种上几亩，也没啥了不起的。即使给他张金发那个社摊上点儿，他也不会推辞，反正用不着他操心管理，也用不着出力锄耪（周士勤好悲催啊）。他一直不积极地跟高大泉商量这个事儿，又故意地表示拿不定主意，是因为没有让他顺气。特别是刚才他看到王友清对高大泉的热乎劲儿，又听了王友清关于登报纸、挨表扬的话，都起了反的作用，他张金发不是数不过二百钱的傻子。他知道，这一回种棉花，是上级布置下来的新花样，是出风头露脸的机会，而他张金发十有八九捞不到什么。如若顺水推舟地跟着干，那就又要给高大泉帮忙，又要给高大泉凑事迹，就等于给自己撤劲，给自己抹黑。他悄悄地看高大泉一眼，心想：你又来劲儿了，我才不干哪！拉套的牲口还得给一把料吃，我见到你们啥好处了？哼，我绝不能听你们的，再给你们凑一篇报稿子！ 

　　高大泉终于看透张金发有意抵制上级的指示，要使软磨硬抗的手段，破坏这项工作的开展。他领着大家讨论一个时候，把记录的本子一合，跟王友清商量。“王书记，你看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王友清立刻（看看，简直是言听计从啊）同意：“好，别走远，抓紧点儿。”

高大泉一宣布休息，人们就说说笑笑地活动起来，有的人到门口外边去透空气。高大泉见张金发也要走，就说：“咱们芳草地村的干部都留下。”　

　张金发本想混过这个休息空隙，避免高大泉又通他表态，就说：“我上厕所。”

　　高大泉明知张金发想泡蘑菇，说：“等等再去。士勤，你们几个也过来。”等几个人围到跟前之后，他说：“大伙说说，我们村啥时候汇报种棉花数字？” 

　　秦恺说：“这还豆干饭焖个啥劲儿？”

　　秦文庆说：“急得我手上直冒汗！”

　　周士勤没说什么，可是心里想：芳草地不抢先，脸面上多难看。高大泉接着说：“我先摆个想法，大伙儿再商量。我打算报二百亩…”

　　张金发心里像被揪了一下，说：“报二百亩？我看太少。你应当报两千亩，干脆把全天门区的任务都包圆儿，那才露脸！”高大泉两只好像要冒火的眼睛，逼视着张金发，严厉地说：“请你正面说意见！” 

　　张金发也觉察到自己那句话出口得太直太硬了，把声调变得缓和一些说：“本来就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嘛。全区才计划种五百亩。咱一个芳草地就揽过二百亩来？” 

　　高大泉说：“那个五百亩，是开头的数字。听了梁书记的讲话，大伙儿认识提高了，承担任务的劲头大了，区里已经把计划改变了—— 要超过春水河区的数。你没听见王书记在开小组会前透露这个底？” 

　　张金发说：“我出去了，没听到这样大的数字。”

　　高大泉说：“就算你耳朵没听见，国家建设需要，你一个共产党员、村长，心里边也应该往这数字上边想！”

　　张金发说：“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说话是得算数的，不是开娱乐会，吹一吹就扔到脖子后边去啦！” 

　　高大泉说：“你表个态，咱们种多少合适？” 

　　　张金发想了想，说：“我看哪，五十亩就撑破了肚子！ ”秦文庆吃一惊：“啊，还不如雁庄？” 

　　张金发横他一眼：“人家雁庄是啥地？你懂这个吗？” 秦恺接过说：“雁庄在大甸子边上，比我们地势低多啦！”张金发说：“人家的地不比我们肥？” 

　　周士勤也忍不住加一句：“梁书记不是说供给咱们豆饼当肥料吗？” 

　　张金发说：“铺上二尺厚的洋白面，更好，那得花多少成本？国家能按照成本给农民棉花钱吗？” 

　　高大泉说：“我们要按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步子，这是支援国家建设，是符合我们长远利益的事，不是做买卖，不应当单纯给自已打算盘。”

　　张金发说：“你不打，群众打！” 

　　秦文庆说：“群众就不爱国家呀？”　　张金发又冲秦文庆瞪眼睛：“爱国，你让你爸爸种半亩？我把眼睛刻出来，让你当泡踩！”

　　高大泉压住心里的火气，跟张金发细说细讲：“我们芳草地有两个农业社，有三十多个长年互助组。党支部领导农业社，农业社带动互助组，互助组带动群众。只要我们真有一分负责任的心，合起劲儿来认真地干一下子，我认为二百亩的种棉计划一定能完成。东方红农业社准备种二十亩，文庆一个组就要种三亩，三十多个组能种多少？单干农民呢，也得承担一些吧？你不要拿自己的思想量群众，在爱国的问题上，大多数人是不会落后的！”

　　张金发说：“我们不是走走形式，看着好玩儿；种上籽，就能拿出白棉花来？芳草地谁会种棉花？” 

　　高大泉说：“不会就学习。我们会做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学会干的？” 

　　张金发一眨眼，又憋出个题目：“请问，种子呢，二百亩得用多少种子？”　　高大泉说：“田雨同志已经跟供销社老严商量了，马上从外边调。咱们用多少，他们保证供应多少。”

　　张金发再也找不到借口，就故作生气地哼了一声。高大泉不放松地质问他：“你还有啥意见，还有什么挡箭牌，就全亮出来吧。”（好，干脆就捅透了！）

　　张金发瞪起眼珠子：“你这是啥意思？不论办什么事儿，非得你说啥，我们就得听啥；你一张嘴，我们就得紧跟着出气才行呀？意见也不能提一句啦？你这叫独断专行！” 

　　高大泉驳斥他说：“不是我说啥，你听啥，也不是你说啥，我听啥，应当是党说啥，我，还有你，都应当听。当然，对上级的指示，你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反对，那得摆在桌子面上，不要半吞半咽、拐弯抹角！ 这叫啥态度呢？”他故意停顿一下，盯着张金发的脸，用一种掺和着威胁味道的语气接着说，“你不服气，对吧？咱们这么办。马上就继续开会，在小组会上，把你刚才从嘴里吐出来的理由，再从头一件一件地晾一遍。让王书记，让各村的同志听一听，评一评—— 是哪个身为共产党员的人，想离开党的措示要求，一心要独断专行！”

　　张金发听着像刀子一样的话，干着急，白瞪眼，脸色焦黄，张口结舌。

　　周士勤赶紧和泥，一边往外拉张金发，一边对高大泉说：“支书，如今是春播前订计划，又不是马上过秤约棉花，我看好办。支书，你先等等，我再跟金发磋商磋商。转头就给你个回话。” 高大泉说：“他必须马上作出回答！”

　　秦恺对这情景一直是十分疑惑的。他冲着张金发的背影小声说：“这个人，脑袋瓜子本来挺好使的，怎么越来越跟上级指示总扭着？” 

　　秦文庆愤愤地说：“他已经拴到冯少怀的裤腰带上了。没听见冯少怀的鞭子响，他能抬腿？他那个共产党员的小性命，早晚得让冯少怀给勒死！” 

　　高大泉没说话，却十分赞成这个小青年的眼光。他想，自从张金发跟冯少怀合伙搞起那个竞赛社，两个人就变得亲密无间，赤裸裸地干起冯少怀想干又干不了的事情。他们正像旧戏出里的那个勾魂的吊死鬼一样，一定要把竞赛社的人往邪路上拉。高大泉想，要是光凭个人的心气儿办事情，就借这机会把他狠狠地收拾一顿，然后踢到一边去，再不搭理他；只因自己是党支部书记，不论咋恨他，咋讨厌他，也得耐着性子，按照党的原则教育张金发，挽救张金发，还得拿出一定的时间，把那个竞赛农业社掌握住，不能再由着冯少怀当后台，张金发当指挥，任意地摆布那里的群众。周士勤把张金发推到办公室外面，站到离门口远远的大杨树下边，急切地、又是恳求般地说：“村长，没见县长，书记都来了？你没听梁书记那一番话？你没观看观看各个村的干部都是啥样的心气？县领导是按照上边的要求，指示咱们种棉花，这可是听政府的话，还是不听政府的话的大事儿，可不能当成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你千万别意气用事呀！”　　张金发看周士勤一眼。他对周士勤热心帮高大泉说话不满，又对周士勤刚才在紧要的关卡，给自己下了个硬台阶，很领情，就说：“他高大泉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想压人一头，我就不吃这个！”周士勤说：“咱们不是竞赛吗？人家一报就是二十亩，你怎么倒不赛了？”　　张金发哼了一声：“他想不赛都不行。我跟他赛粮食囤。好样的，过了麦收，他也能像今儿个这么硬棒棒的吧！”

　　周士勤劝道：“不管怎么样，在这样的地方，你大面上也得过得去呀！不看东方红社吧，还得看那么多村干部、那么多人的耳目哪，别人全都烧起那么高的火苗子，你连个烟儿都不冒，多不好看哪！”“我倒要看看，他高大泉能把我怎么样？他能把我的党牌子摘下来？” 

　　“唉，何必硬要拧着这个劲儿呢？闹大发了，真要是叫你到会上，把你刚才说的那些气话再摆摆，不要说你这个脸丢不起，就连我，也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句话才真正找中了张金发的要害。他知道，刚才高大泉的口气很硬，高大泉这么说，是办得出来的。而且，高大泉这会儿不光挨了报纸表扬，后台全在身边，连那个最不喜欢他的王友清也对他改变了脸色。要是把他张金发说的话汇报上去，让梁海山抓个典型，大会上一点名，明天，全天门区都知道，那可太不合算了。他想到这儿，轻轻地“唉”了一声，光棍不吃眼前亏，先忍下这口气，应付一下，回村再说，他这样权衡了利害，打定了主意，故意“焖”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开口：“士勤，今儿个我全冲着你的面子！” 

　　周士勤立刻感到云开雾散满天晴，拍着手说：“看看，这多痛快，你本来就是个痛快人嘛！快去报数吧！” 

　　张金发一面转身，一面说：“你也是社里的领导干部，你去报吧。”　　周士勤更高兴了。这个共产党员的社长对响应县委号召思想不通，是他周士勤这个“白牌儿”群众给打通的。竞赛农业社第一位领导不敢到会场上报数，是由他这个农业社股长代表去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露脸事儿。他追了张金发一步，问：“那，咱们报多少呢？” 

　　“你瞧着报。”

　　“咱俩商量个数，总不能比东方红少吧？” 

　　“嗯。”

　　“二十亩？” 

　　“行。”

　　周士勤如同一个得胜的将军，转回小组会的会场上，把他跟张金发磋商的结果，像告功报喜那样，用一种特殊的表情，特殊的声调，告诉了高大泉。

　　高大泉明知张金发不会这么容易地转了弯子，却有意地不点出来。他想，只要他张金发不明着顶牛，我们就顺着推！小组会继续进行。继续着那热烈的气氛。

　　高大泉代表芳草地报了全村预计播种棉花的数字。各村干部都用一种敬佩的目光看着他，听他讲。他的话音一落，那掌声好似要把房顶震下来。

　　高大泉很庄严地大声宣布：“现在，请我们村竞赛农业社的农业股长周士勤同志，代表他们社，汇报一下他们的种棉计划。”在掌声中，周士勤平生第一次被这样荣誉的、自豪的激情冲动起来。他好似喝醉了酒，怎么使劲也坐不直身子；同时，脸上发烧，舌头根发硬；临时在肚子里凑了几句词儿，好像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拉着，好不容易才把话说完。

　　高大泉又带头给他鼓掌。

　　秦恺赶忙掏出他那盒只有出门才舍得买的纸烟，抽出一根递给周士勤。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示了他对周士勤的特殊的鼓励和敬意。

秦文庆也是脸上笑容收不住的样儿，赶忙从背包上抽下手巾，塞给周士勤。　　

周士勤不解其意地接了过来：“啊，这…… ”

　　秦文庆指指他的头。

　　周士勤用手一摸，才发觉脑门上挂了一层大汗珠子。自己也解嘲似地咧嘴笑了。

　　掌声以后，人们小声地议了一下，又像彩霞河上突然起了风一般吵嚷起来。

　　“芳草地这一揭锅，我们的计划也得回炉啦！” 

　　“对啦，这一比，太保守，我们也得改。” 

　　“记录的，马上改。我们雁庄，凑个整，一百亩！”

　 “还有我们，香云寺，提到一百六十亩！” 

　　坐在会场上的王友清，听到这儿，乐得闭不拢嘴，拍着高大泉的肩头说：“你又起了个出色的带头，真不简单。一会儿全体同志集中，你得在大会上当着大家和县委领导，来个典型发言，再把劲儿鼓得高高的，足足的！”

张金发不由得叹口气，靠倒在被窝垛上。（开会的地方有被窝，是不是让临时有事回不去的干部住宿方便啊。还有主席台上铺的是床单。看看那时的条件是多么简陋啊。）

 

 

　　

　二十九  风吹草动

 

　　繁密的星斗，在洁净的天空中闪耀。

　　温和的春风，在吐绿的枝条上吹拂。

　　这时候，除了西头的区公所里，那些刚刚开完小组讨论会的干部们，因为余兴未尽，因为热情鼓动，又串屋、跳组地热烈地谈论起来之外，喧闹了一天的天门镇，好像沉稳地睡着，变得特别安宁。当然，细心地观察一下，不安宁的角落是很多的：有人在空荡的街头上匆匆奔走，有人在热乎的被窝里叽叽喳喳，有人坐在灯盏下苦思冥想…… 

　　三合顺粮店，太阳一落山就上了板儿。店员们打扫完柜台内外，到下处睡觉了。帐房先生结清了一天的出入帐目，回家歇着了。连着柜房的那个安着雕花檀木隔扇的套间里，罩着白玻璃盘子的煤油吊灯点着。灯下的炕桌上，倒在杯子里的茶水已经不冒热气。桌子旁边，对坐着三个人，可是没有声音。因为他们心里边特别的不安宁。

　　为了防备盗窃，临街的那一面是厚厚的砖石墙壁；靠北的那一边，倒有一面安着铁棍的窗子。窗外是一个不太大的院落。那儿是库房、店员住处。从窗下传进来咯吱、咯吱的响动，是奔跑了一天路的牲口，正在艰难地嚼咬草料的声音。小棚子里烧水用的煤炉里，煤块的爆裂声，一下连着一下地送进来，更增加了这小屋子死一般的沉寂气氛。

　　像老太太那样盘着腿坐在炕上的冯少怀，忍不住地挪动了一下膘满肉肥的身子，再一次追问沈义仁：“你真看准了，他是来了吗？” 

　　如同闹肚子疼那祥，垂腿塌腰坐在炕沿上的沈义仁，回答说：“来了，来了，肯定来了。他一进南门，我就瞧见了他。有东方红社的人跟在旁边，我就没喊他。” 

　　冯少怀眨巴着眼睛。“奇怪呀！他要真来了，还能不到你这儿看一看吗？” 

沈义仁的嘴角牵动了一下：“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没追他呀！”　　

坐在地下一张花梨木椅子上、一直像泥胎那样不肯动一下的那个挂名掌柜李财，好似一个纸糊的人，无声地站起，拿起炕桌上的纸烟，往手心上倒出三根，送给冯少怀、沈义仁各一根，放到自己的嘴上一根，非常熟练地划着火柴，在他们的每一个嘴巴上，一个一个地点着。

　　三股烟，在燃烧和喷吐中，飘向油灯的光影里，汇成云雾般的一片，升腾起来。那烟雾，又在糊着蜡花纸的墙壁上东扑西撞，从窗棂上一个用红纸剪成的古钱形的洞口处（钻钱眼儿的人，抽烟也有特色。），逃命般地拥挤出去。紧接着，后边又无声无息地追赶上一股子惊恐万状的烟云，跟踪遁去了。

冯少怀举着烟卷，眯缝着眼睛，樱瓜脸抽动了一下，说道。“实在奇怪，有啥大事儿，要这样惊动一个县委书记，还加上个县长，都跑到咱天门小镇来呀！”　　

沈义仁那颗胖脑袋在圆滚滚的胸脯子前边划了个大圈子，顺巴着厚嘴唇说，“费猜，费猜！ 这半天里，同仁们全都惶恐难定，一个个跑来跟我打听消息。” 

　　冯少怀沉思一阵儿之后，咬咬牙说：“共产党又要搞什么运动吗？这情景是个信号吗？” 

　  沈义仁打个寒战。那一场“三反五反”运动，他是个经历了千难万险才混过来的人，余惊未消，忽地又来一下子吗？他从心里害怕呀！

　　冯少怀又转念一想，说：“可是，让周士勤、秦恺两个没有戴着红缨子的人来参加会，留下周忠、朱铁汉这两员大将在芳草地，又他妈的有点儿不像…… ”

　　沈义仁以一种越怕“鬼”，又偏往“鬼”上肯定的畸形心理说：“那可不一定。共产党办事，难以党规论定。也许事情更严重，村里得留下要人坚守。”

　　冯少怀基本同意这样的推断，带着抱怨的口气说：“你那会儿，要是到区里走一趟就好了。就算见不着金发，总可以找到老范。他在那些人跟前转悠，能闻不着一点味儿吗？” 

　　沈义仁后悔不迭地说：“唉，谁能想到，他们会把金发给封锁在那儿，让他出不来呢！” 

　　李财在一边直眨巴小眼睛，十分小心地插了一句。“少怀，燕山那边的风声如何呢？看看那边怎么动，也能帮咱们推断这边的底码。”（燕山区好像是天门区理念的背景的存在，雄鸡寨对芳草地同理。后来又感觉类似于古典小说中仙境的写法，如《红楼梦》的“太虚幻境”，当然是借鉴，又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特色。）

　　冯少怀叹口气说：“燕山是姓梁的书记长期抓的点儿。那边的事情，就是在平常的时候，也比咱们这边糟。老区的人，差不多全是高大泉那伙人的架式。街面上的事情管得也紧。那个供销社，简直要霸占一切。那个门市部，连出带进，包购包销，连老太太用的腿带、老头子用的烟袋、小姑娘用的头发绳都卖；连猪羊骨头、破瓶子碴、烂铁块儿，全收买。更有新鲜的，这个集，供销社的人，不光到大街上摆了摊，那个小年轻的主任，还带着男的女的售货员们挑着、背着，到深山野沟送货—— 他们可真能抓呀！”

　　李财问：“粮食呢？” 

　　冯少怀愤怒地一摆手：“这还用间。他们一见粮食就红了眼，跑到粮食市上可嗓子吆喝，让人们到他们那儿去换东西。要不我们就在那泡了这么多天啦！亏了我舍得给价，才抓挠这一车。要是由着小算盘的儿子秦文吉，抠一把嗦一口的，老想少花几个钱多买几斗米，非放空回来不可！ ”（投机市场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初步打压。那个时候真给力啊。）

　　李财庆幸地说：“两地这么一比较，天门镇真是咱们这号人的天堂乐土了。”

　　冯少怀说：“是呀。就怕好景不长，得设法占住这个地盘，别让他们插进手来。”

　　李财表示没有把握地摇摇脑袋。

　　过了一阵儿，沈义仁也问冯少怀：“看见好多背被子、提东西的庄稼人，从山沟出来，往区公所那边去。正巧大集，我当时急着抓粮食，也没多想。共产党就是会多嘛，谁能料到又有什么风吹草动呢！”（哦，原来被窝是自带的啊。没经过那个时代，所以在浩然老师看来不需要解释的事情，我们要琢磨半天。） 

　　沈义仁听了这几句话，那张肉囊囊的脸，越发黄得如同一张烧纸。他低声说：“看这情形，肯定有事儿，肯定是不祥之兆哇！” 突然间，木板的铺门，发出笃笃的响声。

　　冯少怀一喜：“哎，金发来了！”

　　沈义仁摇脑袋：“不是。他到这儿来，哪会不管不顾地走前门儿。”

　　木板铺门又笃笃地响起。

　　李财不知所措地站起身。

　　沈义仁对他小声说：“你去看看是谁，应付一下。”

　　李财赶忙往外边的柜房走。

　　沈义仁溜下地，翘起脚，两只手撑围在嘴边，璞地一口，吹灭了灯。

　　木板铺门“笃笃笃”“笃笃笃”连着响。

　　李财稳稳神儿，划火点着柜台上的灯盏，这才答话：“哪一位呀？” 

　　从那很小的门缝里挤进回声：“我—— "

　　李财听出是饭店聚仙楼的麻掌柜的，就不想开门让客，淡淡地问：“您有事蚂？” 

　　麻掌柜站在门外边，用急切的口气回答：“要紧的事儿！快开下门，让我进去。”

　　李财碍得平时同行之谊，聚仙楼也是镇上的大字号，拒之门外不合适，只好把门打开一小扇。

　　个子小得一把能掐过来的麻掌柜（麻杆啊），没等那只有一尺宽的门板全拉开，人已经迈了进来。他急忙回手，又替主人把门板关上了。李财怕这个不速之客往套间屋闯，赶紧拉过一只凳子：“请这儿坐。”

　　麻掌柜的一边答应，一边四下张望，见套阿屋里没掌灯，就问：“义仁兄哪？” 

　　“他出门了。” 

　　“临下板儿我还见他站在门口，好像等什么人。”

　　“吃过饭他去会见一个朋友。”

　　“谁家？”　　“没说是哪儿。”

　　麻掌柜做了个很失望的表情，又急切地问：“您听到什么新的消息吗？” 

　　李财摇摇头。

　　麻掌柜的说：“简直是把人装在闷葫芦里了。”

　　李财又顺顺嘴。

　　麻掌柜说：“刚才，供销社的严主任，找他们的会计，说是要开紧急会议。”

　　李财很重视这个情况。“哎，您怎么知道的？”　　麻掌柜说：“那会计，不是住在我们隔壁平房里吗？我站在楼窗口，听得真真切切。”

　　李财叮问：“他们还说什么了？” 

　　

　　麻掌柜回答：“严主任说，县里梁书记亲自指示，要马上行动，连夜就干。后边的声音太小，听不清了。”

　　李财愣愣地点点头：“啊…… ”

　　麻掌柜自言自语地说：“看样子，咱们这号人的灾难又将临到头呀！”

　　李财心里更慌，却故作镇静地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吧！” 

麻掌柜明知他是装佯（纸书也是这个字，疑似“样”。），就说：“李先生，您别跟我客气了。像您这样的户头，如若真有个风云突变，能够在风浪中坐得稳当吗？” 

“瞧您说的，我们这小买卖，跟您那高楼大厦一比，岂不小巫见大巫了？” 

　　“土语说，包子有肉不在褶子上。我那儿楼两层，除了锅碗瓤盆，油盐酱醋，只不过是空壳壳。您这儿可就不同喽，门面不大，里边可有实货呀！”

　　李财慌忙摆手：“哎，哎，您怎么能这样看……”

　　麻掌柜奸笑一声：“李先生，急啥？我不是来共您的产。您这儿的位置，是你们自己把摇钱树栽到高山尖儿上的，用一把羽毛扇子就能掩盖住？你们上挂下连，四通八达。根须深远，全都名声在外，这且不用说：起码在咱彩霞河地面上的人，有谁不知道三合顺的神威，能掌管天门镇的嗓子眼儿？要有啥事儿，共产党哪能放着大树不当柴，先收拾我这把树枝子呢？” 

　　这番话，把李财说得后脊背冒了一股凉气。

　　这句话也传到套间屋。

　　黑暗中，冯少怀和沈义仁，谁也不敢动一下，各自心惊肉跳，暗暗地思谋着。

　　冯少怀这会儿想得最多，也想得最乱。世态的发展，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他跟共产党本来就不能在一条道上同行并处，这几年更成了冤家路窄，挤到了一块桥板上：谁能把谁挤下去，谁就能够快快活活地奔到河的那一边，奔到他所追求的仙府神界（看来开始时也不是想摸着石头过的）。这几年，共产党按部就班、有计划地抓挠着各方面的事情，其气势越来越大，雄心也越来越壮，他冯少怀是看得见、听得着的。冯少怀要是只求暂时平安，除了扭过头来跟着走，别的还有什么活路？“跟着走”（跟着走是妙计，是大智若愚，是留得青山在。可惜冯少怀没有这个气量。不过有人有。话说回来，位子不同：少怀是实体，只能走一条路；人家是代理人，走哪条路都是既得利益者。），老天爷，可不是逛一趟大街、串个门儿，这是一生一世的命运大事，是关系着儿子，孙子的大事！“跟着走”的目的地，在冯少怀看来，是刘祥、邓久宽这些人的天堂，就是他和沈义仁这些人的地狱！正因为冯少怀一点一点地看清了这一个可怕的结局，他才不顾生死地拚。他拚来拚去，拚到如今这个地段上。土改以后，是挂着被共产党团结对象的中农招牌的。那时候，他在外边虽然跟李财通着，可是没有像（纸书也是“像”，疑似“跟”。）沈义仁挂着。在村子里，他虽然跟张金发眉来眼去，可是没有象这会儿这样，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如今真是“上挂下连”、穿成一大串了。（阶级阵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冯少怀这会儿一想，也感到有点显鼻子显眼，是一棵招风引祸的“大树”了！沈义仁是“三反五反”的宽大户，这类户早就写在政府的罪人册上。张金发那个人，也有点时过境迁：不仅“一村之长”有名无实，身背后有一群等着抓他小辫子的强硬的手；尤其他是党员—— 党员犯了他们党的法，是罪加一等的。另一方面，冯少怀如今的死对头代表人物，也不是土改后那个翻身的农民、群众小组长高大泉了，而是党支部书记，是一个上有县、区头头撑腰，下有芳草地一半庄稼人保驾的支部书记（大泉的人马到现在才是一半人，上面一有风吹草动，剩下的“嫡系”有多少呢？社会主义事业艰巨而脆弱）。冯少怀想，如若现在真的又闹腾起一场想不到的什么运动，沈义仁出了事，得把他冯少怀拉进去；张金发出了事，也得把他冯少怀扯进去；左右无门，只能束手就擒。到了那一天，恐怕冯少怀再有胆子，再照土改那一回的样子，到村头拦车告状，谷新民也不能把他从“地狱”的门口拉回来了。他想，常言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只能想个办法为己脱身，不能等待天诛地灭。可是，他们几个人已经如此无间地捆在一块儿了，脱身之门又在哪里？

　　冯少怀越想越觉得退路难寻，陷入从来没有过的绝望的痛苦里。（当时社会主义事业的压倒态势让有产者在心灵上分崩离析。）

　　沈义仁这会儿想得并不多，而且想得很顺当。不错，“三反五反”以后，他来了个死灰复燃，东山再起，跟共产党斗争得更加你死我活誓不两立了。他跟冯少怀和张金发这样的人是“上挂下连”地滚到一块去了。他们几个闹腾得够厉害，成了抬眼即见的“大树”了。步子已经迈到这里，也必须得迈到这一步，后悔不行，也没啥后悔的。他想，这时候，反正不是吃了穷人，就是让穷人吃了，只能将计就计地碰运气，别的还有什么办法？他想，冯少怀不会为了保全自己出卖朋友。况且，冯少怀的“有把烧饼”，在他沈义仁手里摸着：他在土改运动中藏粮隐罪，是从富农分子的网里漏下来的，他在搞农业社的时候，挂羊头卖狗肉，亲手把一个共产党员拉过来；共产党一实行五年计划，几股力量合伙囤积粮食，冯少怀也是出谋划策的主要军师：这几样往一块一凑，要是被推上审判台，跟沈义仁论起罪过，只不过是一个两百，两个一百的事儿。沈义仁想，冯少怀是有心术的，这个人决不会顺从共产党，也决不会没有门缝，还要往墙上撞脑袋。沈义仁想，张金发在风声这么紧急的情况下，到了天门不来三合顺，是真被扣下，不能脱身，还是有意要留个后退的脚窝？他想，跟张金发的交情不很深，可是从平时为人处世的作派看，张金发跟高大泉不是一路人，张金发不想跳进炉子里，要把自己烧炼成让共产党喜欢的那号干部；张金发对政府的章程，总不顺心，经常顶牛，系上了疙瘩不易解开。张金发不会跟高大泉那些人合起心来，也就不会揭发沈义仁和冯少怀，而给自己洗个干净的身子。沈义仁忽然想起那一块亮晶晶的金表，心里边更塌实了。他想，那么一点不足挂齿的小事，张金发都能上钩，出了事都怕成那样，他都不肯对他的党表现一点忠诚，如今他的两只脚已经陷进三合顺，浑身上下全是三合顺的味道了，他会干那种毁人毁己的事情吗？当然，沈义仁苦学奸诈，混世生存，不会不给自己多留几条活路。他想，以不变应万变，一只手紧紧地拉住冯少怀，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张金发，决不能给他们两个一点脱身自保的余地，才能够跟共产党发动起来的任什么运动抵挡一阵，就能争得一个化凶为吉的结果。沈义仁越想越发地铁了心，反而比刚才那会儿塌实一些了。套间外边柜房里的另外两个人，也各自想着心事，只不过没有里边的两个想得那么凶狠就是了。

　　李财想撵走这个客人，问：“麻掌柜的，您喝茶吗？我去烧一壶来。”

　　麻掌柜很不识相地回答：“谢谢，有凉白开，我喝一杯就行了，败败火。”

　　李财想去倒水，又怕麻掌柜跟进去，露了馅，有失情面，也会引起沈义仁和冯少怀的不快。他可真为难了。他从帐桌上拿过一只茶杯，里里外外，擦过来又擦过去，挖空心思，终究想不出一个既妥善，又能把这个不识相的家伙赶走的主意。

　　麻掌柜装傻充愣。他的两眼紧盯着李财的手，好像说：“请快一点，我渴极了。”

　　就在这个时候，后边的大门，嘭嘭地响了两下。

李财心里一怔，暗想：“嗯，来了！”　

　麻掌柜脸上一乐：“哎，是义仁兄吧？” 

　　李财好似吓一跳：“什么？” 

　　麻掌柜指着后院说：“有人叫门！” 

　　李财摇摇头：“那，那是狗拱的。”

　　麻掌柜不吭声了。但是他断定是人敲门，而且发现了李财的惶惑不安的神气。越这样，这位掌柜的越感到这其中定有奥妙，认为他所担心的事态不仅确实发生了，而且有了恶性变化，因此他越发想立刻从消息灵通的三合顺这边知道这个底细。

　　李财见客人没有张罗走的意思，就故意打了个“哈欠”，问：“麻掌柜的，您平时几点歇着哇？” 

　　麻掌柜说：“我本来是习惯早睡的。今儿个，咱们不是遇上事了吗？谁还能躺得下，睡得着？你听，你听，是有人敲门，准是义仁兄回来了。”

　　果然，后院又传来：“嘭嘭嘭”， “嘭嘭嘭”的响声，像很着急地敲打。

　　李财这回不能再装聋作哑了，灵机一动，说：“对，对，是人，是我的干儿子敲门！” 

　　麻掌柜叮问：“什么，是你的干儿子？”（要是金发可就悲催喽，一会儿是狗，一会儿又是干儿子的。） 

　　李财赶紧顺嘴编排说：“唉，他是个不学好的人。跟他亲爹亲娘闹别扭，跟他亲弟兄混不到一块儿，总吵架；在家里呆不下去，投靠我这里，想谋个提茶倒水的差事干。”

　　麻掌柜笑笑把屁股坐稳当，说：“那就快去开门，让他进来吧。”李财实在忍不住了，就板起面孔说：“麻掌柜的，我要跟我干儿子说点家务事儿。我就不留您久坐了！”

　　麻掌柜早知道李财这一切都是假的，是急盼他走开的，但是竟然这样地不留面子，不讲情义地往外赶，他是没有料到的。他想说几句难听的话，给李财一点脸色看，可是又怕牵涉到跟沈义仁的交情，麻掌柜是不会以小失大的。就在昨天，他还把一些钱托给沈义仁，买下一批布匹存放起来。谁想到今日就风云突起呢？硬赖在这儿不动，或许会闹得更难堪。他只好站起身，面带一点不悦的样子，说：“那好，明天义仁兄回来，请他到我那里小坐。”

　　李财连忙说：“行，行！ ＂他急走几步，开了门，“我不远送您了，慢点走，路黑！ ”还没容客人的最后一条腿完全提出去，他就开始移动门板了。随后，他紧紧地上好了门栓，耳朵贴在上边，听听有没有离去的脚步声。

　　屋里等急了的沈义仁，冲着外边说：“李先生，你还不去开门！这个姓麻的真混蛋！”

　　麻掌柜走出三合顺的前门口，下了台阶，急忙拐弯，又拐个弯，沿着房山和院墙，直奔后大门。因为他断定叫门的人是从外边回来的沈义仁；沈义仁一定带来了可以使他压惊去怕，也可以使他消优解疑的信息。麻掌柜要到这里截住他，问几句，一则免去李财挡驾的关口，二则旁边没有第三者听着，沈义仁更能对他口吐真言。后门口有两个人，正小声嘀咕。

　　“他们睡下了吗？” 

　　“不会。”

　　“咱们到前门叫吧？” 

　　“不行。”

　　麻掌柜立刻从口音里听出，其中一个人是区公所的炊事员范克明。他对另一个人的声音不熟，肯定不是沈义仁，就又心怀鬼胎地转了回来。

　　李财把后门打开，范克明陪着张金发走进三合顺的小套间屋里，如同天神下降，喜坏了三个魂不附体的老家伙。

　　冯少怀一边递烟一边说：“可把我等得急死了！” 

　　沈义仁一边倒茶一边说：“我当你今儿个不来了！”

　　张金发脱鞋。上了炕。

　　范克明坐在椅子上。

　　李财急着问：“到底开的啥会？” 

　　张金发说：“憋气会！”

　　六只耳朵全都伸起来听下文。

　　张金发苦恼万端地说：“还是吃喝增产粮食，又添个多种棉花！ 工厂没原料了，急红了眼睛，晚上开讨论会，逼着让报数字。这咋能行得通呢？这会儿正搞大会总结，让明天赶回村去贯彻，后天动手。我听半截儿，就溜出来了。”

　　三颗悬着的心，“噗通”一下，全都落到肚子里。

冯少怀好似死后还了阳，轻松地说：“金发你别烦，全当耳旁风！”　

　沈义仁的脸上也有了血色，奸笑地说：“金发你乐的时候快到了，他们哭的时候也不远了。”

　　李财说，“真是急了眼，那么大的干部全来了。”

　　范克明故意说一句语双关的话：“我们大伙也得抓紧时机，为国家出点力——日子不好过哟。”

冯少怀两只手使劲一捏：“端菜、拿酒，喝！”

　　沈义仁把肚子一挺：“对，对。今夜，咱再来个一醉方休哇！” 到了黎明时刻，张金发喝了个酩配大醉。（别高兴的太早。）

 

 

　　

　　                            三十    部署

 

 

　　天刚放亮，高大泉就从天门镇赶回芳草地。

　　春天的清风，飘过大草甸子，飘过返了青的麦苗地，飘过开了花的桃杏枝头，而后扑进村庄和街道，扑进每一座小院落，轻轻地叩打着经过了严冬冰雪折磨过的窗纸。那灰黄色的窗纸，一涨一缩，像敲起小皮鼓。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的庄稼人，被唤醒了。吱吱扭扭的开门声，叮叮当当的扁担钩声，咔咔嚓嚓的铲锅声，嘞嘞嘞嘞的轰猪声，还有孩子们伊伊呀呀的学语声和农业社饲养场里各种牲畜的嘶鸣、打响鼻、嚼草料的响声，跟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时起时落的雄鸡啼叫，汇合在一块儿，组成了一支旋律别致、优美动听的农村晨曲。柴草在每一个锅灶里燃烧，青烟一缕一缕地在晴空中升腾，跟那正在消散着的雾霭融化在一起；灰火的气息一阵一阵，在开始有人行走的门前弥漫，跟粪肥和泥土的味道，掺混在一块儿，直呛鼻子。（这些情景只能在小说里看到喽。）

　　高大泉从村外野地，走进村口，深深地感到春天的、蓬勃的气氛，心情是那样的振奋。

　　昨晚小组讨论后的总结会，开过了半夜才散。他找供销社的严主任，对他们的经营方式和服务态度提了意见，又找王友清和田雨谈了自己回村贯彻会议精神的初步想法。等他回到住处，鸡就开始叫了头遍。他躺下身，左思右想睡不着，索性爬起来，动身回村（大泉最大的特点就是行动力强）。他走在街道上，跟遇着的人打着招呼，步子没停，一直拐进朝南的小胡同，急忙来到一个小门前。他伸手掏开栅栏门的铁饰；穿过院子，轻轻推开厢屋的小门；抬腿跨进屋，两只手一齐用力，把个正熟睡的朱铁汉从窝被里给掀了起来。

　　朱铁汉迷迷糊糊地推着他的手，一边想要躺下，一边发烦地说：“去，去，你又来捣乱！” 

　　高大泉笑着说：“我是来捉懒汉的，怎么是捣乱？” 

　　朱铁汉听出声音既不是周永振，也不是吕春江，就坐起身，揉揉眼睛，睁开一看，挺好笑地说：“你多会儿回来的？” 

　　高大泉逗他说：“昨天晚上。”

　　“胡扯！我在二林那屋里呆到过半夜才回来，怎么没有见着你？” 

　　“我不在家监视着你，又跑到那儿打扑克，对不对，我忙了一夜没睡，你闲得难受，带着干这事？”　　“你才胡扯。我们在那儿研究种棉花的问题。”

　　高大泉心里一喜：“啊，你们都研究开种棉花的问题了？你怎么知道的消息？” 

　　朱铁汉一边穿着对襟儿的汗背心，一边说： “我能掐会算。躺在被窝里那么一算计，就知道了。噢，北京、石家庄都建了好多棉纺厂，工人来信要原料；梁书记来到天门镇，开支书、村长和社、组干部联席会，号召农民种棉花。我掐算完了，又仔细想一想，农民种棉花，农业社当然得带头。就这样找人商量起来，先作个行动准备…… ”　　高大泉打断他编造的瞎话，说：“正经的，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你猜吧。”

　　“我猜不着。”

　　“你想不到吧，北京给我打来电话…… ”

　　高大泉生气地把盖在朱铁汉腿上的被子一揭，朝朱铁汉那壮实的后胯上就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显然挺有力量，不仅响声很脆，而且疼得朱铁汉随着声音，“嘭”地一下跳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用手揉那个巴掌印儿。

　　高大泉见他这愣样子很好笑，喊道：“这下子清醒点没有？你到底咋知道的信儿？” 

　　朱铁汉笑了一阵，这才告诉高大泉。原来他昨天下午，跟几个社员从西官道那边的苇塘往村里运土坯，正巧碰见梁海山和警卫员小苏从春水河南边过来。朱铁汉本来想，领导挺忙的，打个招呼就过去了。没料到，梁海山自动地停住自行车，奔大伙走过来。跟县领导坐在一块儿聊聊，听听指示，开开脑筋也好嘛！朱铁汉把自己的小棉袄拿过来，铺在地埂上，让梁海山坐，可是，梁海山没坐，把自己的大衣也脱了，叫上小苏，跟社员一块儿搬坯装车。这下可把朱铁汉急坏了，怎么拦也拦不下。于是，他们就一边干活，一边聊起工作。梁海山先问朱铁汉全社、全村的春播种植计划。朱铁汉已经是个心里装事的人了，他回答得很清楚。梁海山听了，直夸朱铁汉工作细心。接着，梁海山又问跟车的万淑华，跟解放前比较，布好买不好买，成色结实还是不结实，价钱便宜还是不便宜。万淑华本来就爱说，这回可捞到机会，不停嘴地唠叨了一大篇。梁海山听了，说她很聪明。最后，梁海山又问赶车的邓久宽，种过棉花没有，这个地方能不能长，愿意不愿意种一些，邓久宽本来就不爱说话，对领导说话更发怵，问一句，答一句，旁边好几个人都直帮着他说。梁海山听了，称赞他是个实在人。（梁同志多会聊天啊，这样搞调查研究，能没有收获吗？）装了两车坯，聊了好多事儿，小苏一催促头上已经冒出汗珠的梁海山应该赶路。梁海山这才把朱铁汉叫到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把县委发动群众按着国家计划经济的需要，大量种植棉花的问题告诉了他。让他先跟社员、农民、酝酿一下，大胆地闯一闯，鼓励东方红社粮食棉花一齐抓，两方面全都起个好带头（梁同志真是遇到机会就做工作，多管齐下）。朱铁汉送走了梁海山，挟上小棉袄，就往村里奔，找到周忠，一一传达，一商量，马上动手，操持起种棉花的事儿。

　　高大泉听了，既佩服梁海山的工作深入细致，又佩服朱铁汉对上级指示执行得主动积极。

　　朱铁汉咧开嘴笑着说：“梁书记临动身才告诉我们，省报上登了表扬咱们的稿子。我赶快从村公所找到那张《 河北日报》，先给大家伙念一遍。你没见社员们听了那高兴劲儿哪！ 连邓久宽那个笨家伙，都像扭秧歌一样，围着大车直跳！” 

　　高大泉笑了。他能想象到邓久宽要是高兴起来，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忽然觉得有一个出土的西汉说唱陶俑在眼前。我这想象也是够奇葩的了。）

　　朱铁汉说：“一九五三年，咱们东方红社，一定要夺个粮棉双丰收。就等着你回来商量了。”

　　高大泉说：“我们的困难还会不少…… ”

　　朱铁汉大手一摆：“唉，要找没困难的事儿，除了躺在炕上睡大觉。干革命，就是跟困难拚。这一点，我算是明白了。”

　　高大泉从吊竿上把棉袄拉下来，提着领子边，给朱铁汉披在肩上说：“在总结会上，梁同志又反复嘱咐咱们两件事，一个是，要认真发动群众，从思想上发动，一个是要把革命闯劲，跟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比如说，棉花一定要按照国家需要多种，还得种好，咱这地方对种棉花，实在有点不精通。那就得用心研究技术。”朱铁汉一边往棉袄袖子里伸胳膊，一边说：“我发现个种棉花的人材。好极啦。”

　　“哪儿的呢？” 

　　“你们家的。”

　　“一说正经的，你就离弦走板儿？”

　　朱铁汉认真地说：“不是逗你。你忘了，钱彩凤原来那个婆家在山根下边。那边的人都时兴种点棉花，她跟着学了几手。”高大泉一笑，说：“这可太好了。收拾棉花，主要得靠妇女，社委会商量商量。同意的话，让她教教妇女。”

　　　朱铁汉说：“就利用晚上的识字班，男女大杂烩，一块学得了。昨天夜问。我跟钱彩风搞了个教学方案。”

　　高大泉说：“行。行。你快点儿穿裤子，别磨蹭了 。咱们先找支委，研究一下怎么传达会议精神，随后好麻利地安排具体工作。朱铁汉赶紧蹬裤子穿鞋。

　　正在北屋烧火的铁汉妈，听到这边的动静，提着火棍子就出来喊道：“又是哪个淘气的东西，这么早就来串门子！”

　　高大泉跳出屋回答说：“我呀！”

　　“哟，你啥时候回来的？又带回啥喜事儿？” '

　　“为国家的纺织厂种棉花，多种多产；织出最好的布，给咱们农民穿。”

　　“昨个铁汉回来一说种棉花的事儿，我就猜，你们到区里开会，也一定是这个。咱们社员挖的泄水渠登报了，上级表扬我们了。这回种棉花，也得露一手！” 

　　走在后边的朱铁汉，突然地“哈哈”地大笑起来。

　　临走出门口的时候，高大泉问他：“你笑什么？” 

　　“你没见我把报纸带回家来那会儿可有意思啦！我妈从来不摸报纸，这回猛抢。我说，您不识字，抢它干啥。她说，找找表扬咱们的那一篇在那儿，快告诉我，我好让春芳拿到小算盘家，念叨念叨去。”

　　“这可不对。”　　            朱铁汉说：“是呀。我妈这么一挑头儿，好多人都跟着起哄，我给他们做了好多说服工作，才算罢休。”

　　这时候，高台阶前的广播响起来了。那是春芳的声音，广播的内容，正是省报上登的那篇表扬东方红农业社修水渠的报稿。他们走在街上，高大泉还看到巧桂和常胜两个人正在抄写黑板报，那稿子也是省报的文章。

　　朱铁汉说：“我让周丽平编个小戏，也写修水渠的事儿。我对她说，千万别提小算盘的名字，着重写社员不怕苦累的那股子精神，写农业社的优越性儿。你看怎么样？” 

　　高大泉点头说：“完全同意。就是别光吹呼过去的，赶快再写个种棉花的节目，把大伙的热乎劲儿拉到新任务上边来。”朱铁汉说：“咱们还没干出成绩哪！”

　　高大泉说：“把种棉花的好处宣传透了，我们一定会很快地干出成绩。”

　　朱铁汉说：“这倒是真的。好多比这难办的事儿，我们不是都一件一件地办成了吗？我的信心足着哪！”

　　他们说着话，来到周家门口，正赶上周忠跟小学校的姜波一块儿走出来。

　　闹了几天腰病的老周忠，贴上高大泉让朱铁汉给买来的狗皮膏药，不几天就把棍子扔掉了。昨天听了上级又发下种棉花的号召，他估计，原来的种植计划得打乱了重新安排。这会儿他背着粪筐，准备到村外地里看看，让自己心里先有个谱，等支书开会回来好一块儿讨论决定。

　　姜波曾经回北京家里探望双亲，返校之后就忙着备课。好些日子里，除了夜间教民校或参加党日活动，他没顾上过问村里的工作。这几天，每天趁起早开课之前，一边跟周忠到地里转转，一边了解情况。

　　周忠一见高大泉和朱铁汉来了，顾不上提别的事。就先说：“你们知道表扬咱们东方红社修泄水渠的那篇稿子，是谁写的吗？就是姜波。”

　　高大泉笑着说：“你写得挺好，特别是那个分寸，掌握得合适。”朱铁汉十分惊奇，半开玩笑地说：“没想到，我们姜同志，还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哪！”

　　姜波认真地说：“我的作用不重要，是社员同志了不起，是农业社了不起，是社会主义了不起。我受了感动和教育，只是记录一下。也应当说，我们党组织了不起，它既不埋没人民的创造的成绩，也肯让一篇水平那么低，又那么粗糙的稿子发挥一点宣传的作用。”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东方红社修的泄水渠干渠竣工那天，正是星期日，姜波跟着社员干了一天活。他亲眼看到农民们改造大自然的壮观情景，联想起计划开渠和准备动工时候发生的那场矛盾纠葛，真是感慨万端。夜晚回到住处，他在激动之下，写了一篇练笔的作文。到北京探家期间，他跟他父亲厂子里的几位工人闲谈起修泄水渠的事儿，大伙都很受鼓舞，都让他给东方红农业社的农民兄弟带信：“让他们就这样干下去，我们工农一定能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接着，他又给几个正在念大学的过去同学谈到这件事。有个同学一定要看看他写的稿子。看了之后，十分称赞，建议他寄给报社。他就照同学提的意见，抄写一份寄去了。当时他想，主要目的是给党报反映情况，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派记者下来，写一写，这当然是他最期望的了。没想到，这篇稿子经过编辑修改，竟在昨天的报纸刊登出来。稿子能够刊登是他的意外，稿子刊登以后，能在芳草地发生这样大的鼓舞作用，也是他没有完全想到的。当然，他更不会想到就这样一篇极为普通的稿子，竟使县长谷新民对县委书记发生了疑心，竟使区委书记王友清对芳草地和高大泉的看法和态度起了变化，竟使村长张金发更加嫉妒东方红社和高大泉，以至加重了张金发要抵制县委发展种棉花的重要指示的情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复杂呀！

　　姜波听高大泉说这三位党支部委员和社领导要开碰头会，到地里去不成了，就要回学校。

　　周忠说：“你也参加吧，了解了解上级的指示。”

　　朱铁汉说：“你再听听我们的计划，看看我们的心气，好再写一篇表扬稿。”

　　高大泉说：“你这个人哪，真成问题。应当让姜波同志听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多批评。”

　　朱铁汉说：“我看表扬和批评都是一回事儿，都是为的让我们好好地搞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搞得更好支姜波，你说对不对？” 高大泉笑着，心里想：这个愣家伙，越来越精明了。（大泉离开之后，铁汉就是那个领着大家继续往前奔，而且灵活机动、与时俱进、外圆内方的人）

　　碰头会就在院门外边的几棵小愉树下边开，高大泉简要地传达了县委书记梁海山的讲话，区委对贯彻县委指示的安排，还介绍了他和周士勤几个在区里报上去的发展种棉花的初步打算，同时也谈了谈他的几点主要感想。

　　朱铁汉听罢，兴奋地拍着大手说：“领导上把我们心眼里的话全都讲出来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上级怎么指示，咱们就怎么干呗。我去通知苏存义，让他停下耠子，等讨论出实际的播种数目，划定了地块，再播种吧。我估计，咱社得超过二十亩。”

　　老周忠也高兴得满脸放光：“种棉花成了大事情，我们就得多花心血，干漂亮点儿。可是节气不等人，棉花播种更得抓早。一层一层地往下贯彻太慢了。干脆，吃过早饭，就召集社员开会，让大泉传达一下，就地讨论，接着就决定播种。”

　　高大泉同意两个人的想法，又说：“大伯，您掌握社员会，具体精神，等秦恺回来，让他传达，您来补充。”

　　朱铁汉说：“这么大的事儿，你又是支书，又是社长，不亲自布置还行！” 

　　高大泉有意地打个沉，接着郑重地说：“往后，东方红社里的事儿，周忠大伯多管点儿。我要多抽出一点工夫，管管竞赛社的工作。”

　　朱铁汉一时没有弄明白。“你闲着没事儿干了？往他们那地方插手干啥呀！”

　　高大泉点点头说：“那个社，也是咱们的社。冯少怀钻到里边不起好作用，张金发紧追着跑，一时很难把他拉回来。那一块地盘，我们党支部一定得占领它。” 

　　朱铁汉立刻懂得了高大泉这个新的想法，点头说：“这倒是。那个社里的干部、社员，最近矛盾不小，麻烦事成堆，见不得人的问题，也不会少，我看哪，有的人只是因为碍着面子，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想头，全都在肚子里憋着，这样下去，非搞成个臭水坑不行。”高大泉说：“这回咱们先抓种棉花。一来因为这个工作太急迫，一天也不能拖。我还想，通过这件工作，也能推着一些人动一动；不管往好处动。还是往不好处动，非动不可；动一动，我们就能看得清楚一点儿，伸手抓就能抓得牢靠一点儿（机器运转起来，才能进行调整）。另外，还有好多别的问题，我想等张金发回来，开个行政小组长会之后，抽个时间，开个支部会，再详细地讨论一下。周忠大伯，您看这样安排行不行？” 周忠想了想说：“行啊。东方红社的事儿我多管着。反正咱们几个多碰碰头。占奎、秦恺他们也能挡一面去。再说，还有铁汉哪。”高大泉说：“铁汉也得抽出来，不能光抓东方红社的工作。要抓全盘的，重点是那几十个互助组和民兵的工作。我想，不论这回种棉花的事情多艰难，不论还有多少比这更不好办的工作，只要把两个农业社、几十个长年互助组紧紧地抓在党支部的手里，一点不偏不歪地走正道，芳草地就能真正按照上级要求那祥，接连地打胜仗，不吃败仗。”

　　碰头会简单明白，重要事情好几件，又是非常顺利地决定下来。三个社领导很愉快，连姜波也为他们高兴。他在想、应当编写一点宣传种棉花和搞春播的稿子，组织学生，像去年发动生产自救那样，到农民家里搞宣传。

　　他们要分头活动的时候，高大泉又想起一件事情：“铁汉，你让久宽吃过午饭，套上车，去供销社拉棉籽。”

　　“棉花种都给准备下了？” 

　　“供销社的同志连夜从县城弄来的，昨晚上我跟严主任谈意见的时候，他们就动身了。你也跟车去。棉花籽，有好几样品种，得弄清楚。除了两个社的，还有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用的籽，也得早订下来，等亩数一落实，好去拉运。” 

　　朱铁汉听罢，转身要走。

高大泉又叫住他：“让丽平，或是春芳跟你去一个。”“还去个妇女干什么？”　　

高大泉说：“昨晚上总结会开完以后，小苏告诉梁同志，县里来电话，说他爱人老柏到县里来探亲。梁同志说，老柏是个种棉能手，他早上回县去，动员老柏马上到天门区来一趟，帮着区里的李培林办个训练班。丽平或是春芳去那儿，如果老柏来了，就留下学习；没来，就帮着装装车、记记种子号。”

　　朱铁汉听了，顺着嘴说：“梁书记也真是乱抓兵，连家属都给使上了。你们当时就应当提出反对嘛！”

　　高大泉说：“老柏同志在老家种过好多年棉花，她有实际经验。谷县长一再说不让她来，梁同志硬坚持。”

　　朱铁汉挺认真地说：“梁书记一年到头到处跑，到处忙，人家两口子好不容易才碰上面，还不让人家在一块儿好好地呆几天。”高大泉笑着说：“你个傻头傻脑的光棍子，知道个啥？别假充内行啦，快去吧！”（有意思的对话）　　姜波笑了起来。他非常羡慕和珍视高大泉和朱铁汉这样的亲密而又崇高的情谊，常常被他们天真的亲呢、幽默的玩笑所感染。姜波，跟这两个农民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是心同志同的。在几年来的共同忧虑和欢乐之中，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教育和鼓励，是其他知识分子所得不到的，跟他们建立了相当深的感情。可是，姜波总隐隐地感到，他和他们之间，并没有达到像他们两个之间那样的程度，尽管他十分期望有一天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他想，这种阶级的、革命的情谊，不是几天或几年所能建立的，这需要自己不断地投身火热的斗争生活，不断地改变思想，跟他们一起，在长期的风雨烈火中，共同锤炼和考验。

　　他当然是有信心的。

　　朱铁汉第一个消失在街口，奔饲养场去了。

　　周忠去找朱旺、宋老五这些老人，以便等候秦恺回来，一块儿具体地商讨东方红社种棉花的事情。

高大泉把东方红社的工作安排下去，非常满意，也非常放心。东方红社是芳草地这列车的车头，必须得让它先动起来。有朱铁汉和周忠这些同志去组织，一定能很随心地行动起来。现在，高大泉可以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抓竞赛社的工作了。竞赛社，是一个没有上轨道的车。支部书记有决心，把它牵引到正路上去。他行动了。他迎着满天朝霞，而后又溶化在那红艳艳的光芒之中。（美丽画面，正气诗篇）　

　

 

 

　　                     三十一  出击

 

 

　　拾粪的回村了，挑水的进家了，大人和小孩子们围着炕桌吃早饭。街上，又到了热闹一阵以后，更热闹就要开始的那个暂短的宁静时刻。

　　高大泉出街头，到村口，再绕着村子，快步地走了一圈。他一边走着，四下张望，专门寻找竞赛社的土地。支部书记的心里，装了一本芳草地的户口册，装着一张芳草地的地理图；竞赛社那几十户有多少地，每一块坐落在哪儿，哪一块地势高，地势洼，土质的好与不好，他全都清清楚楚。他这样走一走，看一看，一方面为的是拿眼看到的东西，帮助他把心里思索的东西，把竞赛社的情况摸得更精确。另一方面，他也想利用这时间，等一等张金发和周士勤。他估计，那几个到区里开会的人，不吃早饭就全往回赶。那么，这时候就能在村口等着他们。他要马上拉住张金发，一块儿到竞赛社，找社委们安排播种二十亩棉花的具体措施。他想，就算在那儿遇到点麻烦，上午半天也能搞出眉目，中午就可以开支部委员会，商量怎样在芳草地全村贯彻会议精神；到了下午，开互助组长会，晚上开群众大会。这样，一天的时间，把二百亩棉田的数字任务全都推广下去。等到明天就可以腾出大部分时间，抓种子问题、肥料问题、技术问题。说不定，到了第三天，就能开耠子下种哪！高大泉也有第二本帐，那就是这一次执行任务并不像想的那么顺利，也许很不顺利。这个不顺利的阻力，将来自单干的农民，还有实际上跟这些人是一个样子的竞赛社。这不要紧。党支部抓好了东方红社和几十个互助组，一铆劲，二百亩的数字，定能变成满地绿苗苗。那时候，抓住这个问题给竞赛社整整风，非得把那股子歪劲儿给扭过来不可！（这管理思路，多么的清晰。实践出真知。）

　　他等了一阵子，不见人影，正想从西官道往回转，碰见周士勤进村，就停住了。

　　周士勤一边迎过来，一边喘着粗气说：“好家伙，你可真早，想赶也难赶上你的影子。

高大泉说：“我从供销社转回来的时候，你们一个个地都睡着了…… 。”　　

周士勤说：“我们聊到过半夜才睡，你转回来那会儿，往少说也得下两点。”

　　高大泉接着说：“等我起来，你睡得正香，就没有叫醒你。我跟李培林同志说了。他告诉你了吧？” 

　　“你一出门，我就醒了。李培林同志正油印材料。他说你刚出门。我急忙收拾东西要动身撵你，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金发了。看把我急的。”

　　高大泉截断他的话，问：“他离开会场以后，一直没有回住处吗？” 

　　周士勤皱着眉头说：“就是呀！ 早晨我到伙房间老范。老范说他病在一个朋友家了。”

　　高大泉的脸上立刻露出怀疑的神色：“什么，他病了？是什么病呢？” 

　　周士勤对张金发这个病也是怀疑的。他怀疑，又担心高大泉怀疑，怕因此越发加深这两个领导干部的裂缝，就替张金发解释说：“他这几天的气色一直是忽好忽坏的，大概昨个晚上一熬夜，又犯了老病根儿。”

　　高大泉听出周士勤这番话的用心。他觉得，这一次，张金发对执行上级发展棉花种植的指示，思想情绪消极这是很明显的，真病还是假病，眼下没有闲时间纠缠它，也无须马上就说清弄明。如今的关键，是把竞赛社的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促使这个社，也保证芳草地能及时完成种植任务。这样，你张金发真病也罢，假病也罢，都不关重要了。高大泉很快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和颜悦色的对周士勤说：“金发既然病了，你就向大伙儿贯彻会议精神，领着大伙儿干吧。”

周士勤把双手一摊：“唉，我说支书，他不回来，我怎么能贯彻，我怎么能干呢？”　　

高大泉诚恳地说：“你完全能干，也应当干。第一，你是这个农业社的领导之一，得起领导作用。第二，我看得出，听了梁书记的报告，你要干一场的劲头鼓足了，你想干好的决心下定了。是不是这样？” 

　　周士勤很爱听这些话，这些话是真实的，说到了他的心坎儿上。支部书记就是比别的人理解和体谅他周士勤呀！

高大泉继续说：“我看，用不着我再跟你讲什么。在会上，梁书记把道理讲得再透彻不过了。咱们芳草地，从土改以后到今天，得有多少经验教训应当记在心上，不能忘在脖子后边呀！ 咱们亲身经历、亲眼见识的一宗宗一件件的事情，都说明，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咱庄稼人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信得住你周士勤，你周士勤会爱这个新国家，会一心走这条路。把农业社搞得棒棒的，把土地种得好好的；增产了粮食、棉花，支援了国家建设，提高了社员生活，这就是爱国，这就是走新路。你怎么不能贯彻，你又怎么不能干？” 。周士勤的心，被高大泉说热了。可是，一想到他那个杂乱的社，又冷了半截。他皱着眉头说：“支书，你能摸透每个人的心，当然也能摸透我。说心里话，我是真正愿意干，愿意干好。光荣露脸的事儿嘛！可是，唉，咋说呢，他们要是都不伸手，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捻多少钉？何况，社里的那些人，各有各的心眼儿，谁听我的？” 

高大泉朝他跟前靠近一步：“士勤，依我看，你这样的顾虑有道理，也好打消。我先问你个问题。” 

　　“你问吧。” 

　　“你怕那个‘不伸手’的‘他们”指的是谁呢？” 

　　“这还用问，村长呗！” 

　　“竞赛社除了 村长之外，就剩下你一个了？” 

　　“当然不是。”

　　“竞赛社是由几十户农民组织起来的。就算思想摇晃的人数不少吧，他们总有点奔社会主义的思想才能入社呀！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还没有报名入社，他们就入了呢？我也明说，竞赛社社员的思想是不太整齐，不少的人没有走社会主义道儿的心气。可我觉着，就是这样的人，也比非单干下去不可的人进步。为啥这么说呢？他们起码觉着农业社这块牌子光彩，能有便宜占，起码想奔好日子。要不。他不会牵牲口入社。你说呢？” 

　　“是这样…… ”

　　“士勤，这就是你抓工作的有利条件。要奔好日子，我们当然支持。咱们顺着他们要奔好日子的心思，带上他们正正经经地干。让他们一边干，一边看，一边弄清楚理儿，闹明白道儿。你要带着大伙儿干奔好日子的事儿，他们能不听你的吗？” 

　　周士勤听支书说得头头是道，纵然没有信心，也不好再讲什么了。

　　高大泉进一步鼓励他说：“看一看桃杏花开了，麦苗子绿了，时间很紧迫，不能等待了。你是庄稼把式，你明白，种地的事儿，早一天和晚一天是个啥成色。张金发要是病个十天八天的不回来，可就把一切事情都耽误了。我的意见，你就按上级的指示贯彻，按照你们在小组会上的计划动手干。要耐心，更要坚决点！” （将计就计，你病了，就养病去吧！）

　　周士勤为难地直搓手。

　　高大泉叮嘱他：“不用愁，有啥难处，你也别装在肚子里留着，就尽管跟我说吧！”

　　周士勤难处太多了，他可怎么说得清，又怎么能说呢？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次回村推广种棉花，是一件火燎眉毛的急事情。他当然没有种过棉花。过去，他也没有想过种棉花。经过这一次会议，听领导上一讲，听村干部们一谈，他觉得，种棉花能够一举两得：农业社能增加收入，国家的要求也报答了。所以说，眼下不是他想不想推广，或者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怕推广不开，推广不了，季节错过，计划落空。如若得到那么一个结果，周士勤可怎么办？昨天会议上，他当着区委领导、村支部书记，十几个村有头有脸的干部，得意洋洋地代表竞赛社报了计划，要是说了空活，周士勤，这个最爱面子的周士勤，今后还出门不出门，今后还见人不见人？当他从区公所的大联炕上爬起来，到处奔走，寻找张金发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一咕脑的怨恨、气恼、忧虑，心都悬起来了！当他独自一人往芳草地走的这一路上，左思右想，琢磨了多少主意？畏难，失望，怀疑，简直是没路可走了！

　　张金发是个怪人，他知情；张金发跟芳草地的全盘工作扭着劲儿，他知底；张金发对贯彻新任务不会热心，不会卖劲儿，他也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可是呀，张金发竟然来了个“金蝉脱壳”计，竟然把这个对他一心无二的周士勤注到磨盘子里，做成夹馅的肉末，这是周士勤万万没有想到的。回到村以后，他暴跳吗？见到张金发的时候，他发火吗？这哪能呀！不仅面子过不去，他也没有这样的资本。周士勤忍气吞声吗？他能忍，他在好多事情上，都是这样地忍着、忍着，一件一件地忍过来了。可是这件种棉花的事儿，他就是想忍，党支部答应吗？区委会允许吗？县委领导要是听到这个事儿，能保险不来个全县通报批评吗？张金发呀，张金发，我周士勤不怕得罪人，甘心吃些亏，入了你的社，跟着你来干，干了这么一场，没落下别的任何好处，倒落下个身败名裂，上下不是人了！ 你也太不讲交情，太不够朋友了！往后别人还怎么跟你一块儿共事呀？就在周士勤越想越走投无路的紧要时刻，高大泉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不光实心实意地给他打气，还这样满腔热情出主意帮忙，真够得上大公无私，真算得上雪中送炭。没有挑剔的，面前的支部书记是天底下的大好人一个。周士勤心里十分感激地想：“支书哇支书，你这是看我被撂在不上不下的地方，来搭救我呀！我还能说啥呢？” 高大泉见周士勤虽然满嘴上笼统地表示，仍旧没有信心，就又给他细摆有利条件：“士勤，甭犯怵，没啥难的。上级的指示明摆着，这是指南针，错不了方向。你们有一半地没种上秋麦，也没撤上春麦籽儿，能拨出二十亩棉花地。你们有牲口，耕地不犯难。你们的肥少一点儿，供销社供豆饼，有钱抓粮食，能没有钱买肥料？技术问题，区里就办训练班，农业社受优待，去一个俩的学学就会了；加上你这个心眼灵的老庄稼头，棉花又不是仙树神草，你还能伺候不好它？” 

　　周士勤摇摇头，叹口气：“你讲的这些，都对。我也盘算过了。说实话，我们社比你们社，方便的地方多。”

　　“那你就别三心二意的了，快点出头，带着干吧！” 

　　“说实在的，不干是不行了；干吧，又怕我一个人闹翻了，收拾不了哇！” 

　　“放心，没事儿，我帮着你去干。” 

　　周士勤好像没听清楚，眨巴着眼睛，看看高大泉的脸：“你，你到我们社帮着我干？” 

　　高大泉的脸上，洋溢着热情的光泽，朝他诚恳地点点头：“对，我跟你一块儿，找干部商量，找社员讨论。士勤，挺起腰杆子，党支部当你的后台。”

　　周士勤听到这儿，心里又一热，又一冷，左右地看了看，压着声说：“你这番好心，我是真领情了。可是，咱俩近人不说远话：我琢磨琢磨，你要是插手我们社的事儿，对你不会有啥不好吗？” 高大泉笑了：“你应当知道，我是从来不给个人打什么算盘的。”

　　“那当然。我是说，咱们是两个社…… ”

　　“两个社，都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是党支部书记，抓竞赛社的工作是份内的事；不抓，倒是失职。这没啥问题，你就放心吧。”周士勤低头想了想，觉得高大泉这句话在理，县委书记管全县的事，区委书记管全区的事，支部书记管全村的事，理所当然。高大泉伸伸手，他有本领，事情一定办得顺利，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祸事，也不会给高大泉加什么麻烦事。他想到这儿，不光放心了，还下了决心：“好吧。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把事儿做到这儿了，我再退坡，哪像话？就是翻到车沟里砸死，这回，我也心甘情愿意了！” 高大泉高兴地说：“好极了。只要你真下决心干，一定能干成。我再告诉你一个主心骨：不论办啥事，依靠群众，依靠党，能占住这两条理，走遍天下无阻挡！”

　　周士勤更来了劲儿：“行。你说咋办吧？” 

　　高大泉又鼓励他几句，然后蹲在墙下，帮助他仔细地安排具体的工作步骤。他们最后商定先找在家里的几个社干部，初步交换了意见，马上召集社员大会。到了那时候，张金发要是回来了，就动员他出面主持；如果张金发没回来，周士勤就勇敢地上阵。周士勤越听越觉得高大泉对事情想得周到稳妥，也就宽心了。他那争强好胜的劲儿，又抬了头。他想：要是在张金发没搁手的情况下，把这么一件大事儿办成功，那可就太露脸了！

支部书记这一次主动出击，收到了初步效果。他的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三十二  马到成功

 

 

　　竞赛社管理委员会一共有五个委员，除了出门在外的张金发、冯少怀，加上高大泉眼前的这个周士勤，还有两个：一个是张小山的叔伯爷爷张老八；一个是跟秦富、秦恺是一爷之孙的秦方。这个班子的筹备过程，张、冯二人是大费一番心思的：他们为了让这个社的牌子亮，根子硬，不光要比得上东方红社，还得要有点新鲜样的，多出一手，就像过去封建帝王选“状元”那样，拨拉过来，拨拉过去，折腾好多日子，才选定这几个委员。这里边有党员，有团员，有一村之长”，有三个贫雇农，一个下中农，一个“中农”。真够齐全的了。有一次，范克明暗地里跟张金发开玩笑，讲了句炊事员的行话，说这个社委会是个挺难得的、能够上席面的“拼盘”！ 

　　周士勤刚一坐到“桌子”跟前的时候，他对这个“拼盘”还是可心的，一动“筷子”尝到点滋味儿，就不满了。如果讲真心话，可以说，没有一个让他看着顺眼的人，更没有一个能跟他合心对劲儿的人。

　　幸好，这个“拼盘”并不经常往上端，也就是说，社委会很少开，大伙儿各行其事，经常见不着面；每个人有怒有气都憋到肚子里，从没见哪个人吐出一星一点。所以这个班子平安无事，还没有吵过包子。

　　今天，要动用这个“拼盘”了，而且得由周士勤亲手端。他有三分厌烦，七分惧怕，只能硬着头皮闯闯看。

　眼下，支部书记陪着他要拜访的头一个人，也就是头一个社委委员，名叫张老八。

　　过去芳草地的人，在背后有个说法：张家这枝儿，尽出“光棍儿”（意义类似于混混。由真正光棍儿的没有后顾之忧，天不怕，地不怕引申而来）。这个说法，可能是“小算盘”发明的，但是他死不承认。也有人透露这个说法是朱荣传出来的，连他媳妇万淑华都极力声明没这回事儿（不敢惹“光棍”啊，何况是一帮“光棍”）。不论谁的发明，反正芳草地的张家，类似“光棍儿”的人，的确有那么几个，而且类型不一。滚刀肉张金寿算一种，村长张金发算一种，这个张老八也得算一种。在张家门里如今还活着的人里边，张老八的辈数是最大的。他过去在外边混饭吃，挣了钱回来，对亲的己的，舍得周济。也许是出于讨好，连“一村之长”都叫他叔。如今他入了社，当上社委，仗着他的特殊身份，在社里敢说敢讲；不顺心的时候，他对谁也可以骂几句。当然，他骂人跟滚刀肉那种骂人不一样；他骂得有分寸，又骂得是地方。所以挨他骂的人，就是心里不服，嘴巴上也得服。转过脸去又把他骂得多难听，那是另一回事了。他过去一直在天门镇沈义仁的布庄里当杂工：喂牲口、扫院子、烧茶水，外加看守大门，断断续续地混了几十年。因为沈家布店关了门，他返回家。对庄稼地里的活儿，他不大通，加上几个儿子都大了，能养活他，用不着下地操劳，名义上是社员、社干部，平时几乎不下地，也不参加社里的工作活动。但是，他却特别关心那个竞赛社，简直像是连着他的肝儿。他的这份关心，原因有三条：第一，他的叔伯侄子是主任，还是最近几年不大顺心，又不大得势的干部，从亲族情义上出发，他得帮助侄子。第二，他临散伙回家的时候，老东家沈义仁嘱咐过他，要他协助张金发，像过去协助那个资本家一样，他也习惯这样效忠一个人。第三，他的几亩地放在社里，积存的几个钱，也交给张金发买了粮食，关系着他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么几条，张老八在竞赛社的特点是不做事儿，不管事儿，可是爱揽事儿，敢主事儿。社员们多数都特别地讨厌他，又拿他没有办法。这会儿，张老八正站在家门口，扯着大嗓门儿，骂他的本家孙子、东方红社的社员张小山：“你他妈的，天生的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不拿出劲头来成全你金发叔，去帮别人拉套，有良心吗？” 张小山是张家门唯一挨张老八的骂而心不服口也不服，又敢表示不服的人。他是挑着水桶，刚从井沿上回来，被张老八拦住的。他正在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回敬着张老八：“我们搞的农业社，走的社会主义道儿，我成全的是自己，给自己拉套。这咋算没良心？” “你这个王八羔子，是安心把村长压下去，压到十八层地狱，对不对？” 

　　“他是变着法儿压别人，想让别人再接着茬儿受罪。我不拿个家什在手里，干等着让他一口吞下去呀？” 

张老八并不混，不会像滚刀肉那样混起来。脸和屁股都不顾。他对眼前这个已经“叛变”了的不服气他的人，骂完以后，从来是适可而止，决不纠缠；因为纠缠起来，常常没有啥结果，也有失他的长辈尊严。当他见张小山挨了他的骂，没走开，反倒凑上来了，就一摆手说、“你快给我滚蛋吧！张家门儿里没你这号东西。你往后爱往哪儿靠就往哪儿靠，靠上个真龙天子，我也不眼馋。可有一件，不允许你再到我面前显摆。听见没有？”　　

张小山是个刚成家立业的青年，在旧社会和新社会独立生活的时间都不久。他就是在这不长久的实践里，看穿了“宗族本家”的欺骗性和残忍性。他老跟张老八顶着牛，就因为张老八死命地要保护这个害人的脏东西，只要碰上茬口，他就要安心地纠缠下去。用最美的词句颂扬高大泉和他搞的农业社，用最坏的字眼指责张金发和竞赛社。在他看来，东方红农业社的每一点胜利，都是他投对了门、走对了路的一个证明，都是张家不少人对他嫉妒、怀恨的一种失败。他不能够轻易地放过今天这个好机会。他把扁担换到另一个肩膀上，继续回敬张老八：“这怎么是显摆呢？长长的泄水渠在村南地里躺着，盖不住，也藏不起来；表扬稿子嘛，白纸黑字儿，在报上印着，已经传到全县、全省、全国了。我不信你们竞赛社的人不眼馋，不眼热，说不定都红了眼…… ”

　　张老八发怒了：“滚！滚！滚！ 再胡说八道，我揍你个兔崽子！” 张小山根本不怕他，非把想说的话说完不可：“生哪家子气呀？要是这么爱生气，你们得气破了肚子。告诉你们吧，这回支书开会，又带回来新精神。我们东方红农业社，又要大干大闹一场。我们还得红火哪！ ”

　　张老八对这句话似乎挺动情，故意说：“屁，你们除了捅个破水沟子，还能有啥新鲜的！ ”

　　“不信就等着瞧吧！” 

　　“你说啥事儿呀？” 

　　“这是机密！”

　　“什么机密？” 

　　“怎么样，眼馋了吧？眼热了吧？” 

　　“他妈的！谁眼馋、眼热你们个屁！” 

　　“那您为啥红了眼问我们的机密呢？” 

　　张老八闹了个倒憋气。

　　张小山哈哈大笑地进了他家的大门口。

　　张老八气没消，闷儿没解，想堵着门口骂几声，把张小山妈引出来，问问那个“机密”的底儿再罢休。他刚要起步，忽见周士勤带着高大泉来了。

　　周士勤照高大泉事前教的样子打招呼：“八叔，支书要找咱们开个社干部会。” 

张老八警惕地点着头：“啊。金发回来了吗？”　　

高天泉走上前来，用家常话把张老八提出的问题岔开了。他问张老八搬回村以后生活习惯不习惯；问张老八在严冬季节，有没有什么老年的病症。他从这里又谈到前几天周忠老头扭了腰，贴的狗皮膏药；又谈到邓三奶奶那么大年纪还坚持上夜校，已经认了好多字。（避其锋芒，驯马之前先刷顺了毛。）

　　张老八跟他聊着，掏出自己那装着关东大叶的荷包给高大泉和周士勤。他对周士勤的态度，如果说跟张金发一样都是器重的话，那么，他更诚恳、更分量重一些。因为张金发常不在家，冯少怀更是难见踪影，社里的事儿，他得替张金发关照着点儿，于是跟周士勤打交道就多。在打交道中间，不仅周士勤那一套精通农活的本领，使他自愧不如；周士勤那种实心实意想把社里的生产搞好，不让东方红社压下去的心气，也使得他喜欢。一般说，周士勤提什么要求，他是支持的。但是这里边有个前提：得是张金发说过的话，又答应过的事情。除此之外，你就是说出什么来，他也得让你等等张金发。他对高大泉呢，如果说他跟张金发一样，是忌恨的话，那么，他是从印象出发的，很少有具体的根据。因为他没回村之前，就从张金发、冯少怀和沈义仁那里听了不少关于高大泉如何坏的话，这就形成了一个没有根子的印象。他回到村以后，继续听这方面的议论、谩骂，他就坚持那个印象。可是，他离开张金发和冯少怀这些人的“指引”，光凭自己看，自己体会，又瞧不出高大泉坏在什么地方。他对高大泉的认识是属于虚虚茫茫的。因为这样，出于对有“钱”或有“势”人习惯的自卑心理，他还是能够把高大泉当成个党支部书记，给予一定的尊重。

　　高大泉的家常话转了题目。他心里打个转弯儿，按照对面这个曾经跟沈义仁混过，沾染了许多小市民习气的人的特点，立刻抓住一个可以打开的线路。他说：“八大伯，您说怪不怪，昨天我到天门镇，去沈家布庄扯布，那儿上了板儿，关了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会聊天是一种能力）

　　张老八听到这个问题，果然拿出一副知根知底的样子说：“唉，没有布卖，挣不了钱，柜上那么多人拿薪金、开饭食，谁赔得起？还不关门又等啥！” （我们也经常这样揣摩自己的老板。）

　　“您知道布匹不多，是啥原因吗？” 

　　张老八越发自作聪明地回答：“他们到通州拉了两趟，都空回来了，进不来好货呀！ ”

　　高大泉说：“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那是因为纺纱厂的原料不足，织的布就少。”

　　张老八使劲儿摇脑瓜：“哼，盖那么多的大工厂，不多准备点棉花，这不是等于囤底空着安大锅吗？” 

　　高大泉说：“您想想，工厂里没有棉花当原料，应当怨谁呢？工厂自己能出棉花吗？那得庄稼人多种呀！” 

　　张老八对这句话挺服气地点。点头：“这倒是。过节我一回来，就跟金发和少怀他们说，得种上几亩棉花，起码纺个线使，絮个裤子袄的，用着方便。就是没人听了。对了，他们忙，没顾上这个。”（不能把内部的哪怕一丁点分歧暴露给“外人”。）高大泉故意提高声调说：“我看您这个主意可是够高明的了。也可以说，您想的远哪，庄稼人多种棉花，工厂有了原料，工人就能多织布，城市人有布穿，军队有布用，咱们自己也方便。这回区里召集我们去开会，就是为这个事。上级号召我们多种棉花。东方红社积极响应，往上报的是二十亩。刚才周忠和铁汉说，这个数太少，要突破这个字码。这回一定要夺全区的红旗！社员们要是知道了，劲头更得足。哪个社员不愿意自己的社，处处走在前边，事事占上风呢！” 

　　这几句本来是普通的平常话，这会儿却句句打在张老八的心坎儿上。党支部书记肯定了他高明，这对一个即使自尊心不那么强的老年人，也是入耳悦心的。支部书记讲的道理，对这个多少见过点世面、又跟布匹打过交道的人来说，更容易心领神会；尤其是后边那句，使他特别高兴。因为他把这句话，跟刚才张小山硬不肯告诉他的那个“机密”联系起来了。东方红社挖了泄水渠，竞赛社事前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等人家上了报纸，已经后悔也来不及了。如今，东方红农业社雄心勃勃，又要在种棉花上夺全区的红旗。这就是说，能在全区都夺了红旗，竞赛社肯定不在话下，铁准又赛输了。这一来，又得让竞赛社的众人，包括他张老八，特别是张金发，要在芳草地和全区、全县丢失了脸面，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可不能当成耳旁风；如果一听就放过去，将来又得吃“后悔药”。张老八想到这里，多少有些情绪紧张了。这些心里边想的话，他当然不会当着高大泉的面说出来，却忍不住地看周士勤一眼，问道：“你跟金发不是也去开会了吗？咱们社往上报了多少亩棉花呢？” 

周士勤一听这口气，发觉要办的事情有门儿，赶紧回答：“咱们也报了二十亩。”　　

张老八的脸上露出了笑模样：“这就好，我看哪…… 那就等金发回来说吧。”

　　周士勤皱着眉头说：“他病在天门镇，没回来。”

　　“啥病，怎么这样巧？” 

　　周士勤说：“大概不轻。要不然，这么大的事儿没着落，他哪能不回来安顿一下呢。”

　　张老八看看高大泉，又问周士勤。“种棉花，啥时候下种？还能容一些天吗？” 

周士勤说：“眼下的节气就不早了。再等几天，那不是白白糟塌地呀！”　　

张老八不知怨谁地一拍大腿：“怪事儿。怎么一轮到咱们烧香许愿，老佛爷就掉屁股！”

　　周士勤叹口气：“时间可不等人哪，急死了。”

　　高大泉在旁边加了一句：“种地跟搞工作、做买卖可不一样，你误它一天，它就误你一年，非抓紧不可。”

　　这会儿，周士勤已经把高大泉来这儿使的巧办法弄明白了一点儿，就顺水推舟地叮问张老八：“您说，咱们咋办？那个计划，可是当着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还有全区的村干部报的，要是变成写在水瓢子上的字儿，一下子冲掉，白说大话，这个跟头可跌得太大了。到了那一天，得让金发兜着，反正怪不上我！”张老八大手一摆：“你就放宽心吧！咱竞赛社办不出这号事来。咱要人力有人力，要畜力有畜力，要钱也不成难题。哪能说空话呢！” 

　　“得抓紧干呀！” 

　　“你是庄稼通，金发不回来，你不能先抓挠着吗？” 

　　“光我抓不行，您也得帮我推推车。”

　　“行。”

　　“咱们一会儿开个碰头会吧。”

　　“好。”

　　“我去找秦方！”

　　 “快着点儿。我先到社办公室等你。”

　　这一个门口突破通过，周士勤多高兴啊。刚才到这儿来找张老八的时候，他跟在高大泉的后面，这回，奔另一个门口，他走到高大泉有前边了。（周士勤信心大增……写高大泉的这种能力只能是从生活中概括出来，不可能凭空杜撰。浩然老师搞过多年的农村工作。）

　　高大泉也很满意，他决定来个“趁热打铁”。一杆子扎到底，在竞赛社把火点着，把植棉计划落实到地块为止。

　　张老八见两个人走了，想了想，忽然在背后喊：“士勤，你回来，我再给你说个话儿。”

　　周士勤一愣，当是张老八对刚才说好的事儿又反悔了，迟疑地看高大泉一眼。

　　高大泉小声说：“你赶快去吧，听他说什么。我断定他不会泄气。”

　　周士勤很紧张地转回张家门口。

　　张老八见高大泉没有跟着回来，就小声地对周士勤说：“你顺便从高大泉那儿，把东方红社究竟种多少亩棉花的底子摸着实。咱们只能比他们多种，不能少分毫！” （实践出真知啊，出真知啊！高大泉没有学过什么心理学吧？可人家的心理学运用的是多么如火纯青啊！佩服！佩服！）

周士勤这一听真想拍手笑。他使劲儿忍住，一直到了秦方的小菜园里，他那憋着喜气的脸还是通红的。

 

 

　　

　                      　三十三   积极因素

 

 

　　高大泉跟着周士勤朝秦方家走的时候，心头闪现起许多并不遥远的往事。

　　在他年小的时候，跟随乐二叔离开冯少怀的家，跳进歪嘴子那个火坑的五年以后，一个比他年纪小、比他瘦弱的苦孩子，被张金发带到高台阶，专门给地主喂养牛犊子、马驹子。这孩子就是秦方。秦方是穷人家里的老生的独子，性气很怪，又倔，又爱淘气。高大泉那会儿己经跟趟下地干活了，不常跟秦方打交道，好像也没什么话可说。记得，有一次，不知道秦方又犯了地主家的什么规矩，让歪嘴子给吊在马棚里，用猪毛绳沾凉水抽打他。要不是张金发出面说情。那一回，他一定会被歪嘴子活活地打死。

　　在解放前夕，高大泉守着病卧在床的乐二叔，还要带着村里青年到大草甸子上躲国民党抓兵的那一年，他们这一伙逃难的人里，有个最年小的。每天动身走，得有人叫他，回来的时候，得有人领着他；如果有一次被忘记，他就不肯离开家里那个热炕头。这个小青年就是秦方。高大泉那会儿，既要顾病人，又要保自己，里外两头跑，没有单独跟秦方结过伴。记得，有一次人们忘记叫秦方一块儿走，结果让国民党的兵给堵在被窝里，跟好多被抓来的外村青年一起，关在村公所。要不是张金发出面求歪嘴子疏通，那一回，他一定会被国民党带到外乡当了炮灰。　在高大泉参加了土改工作队组织的积极分子队伍的时候，秦方成了 像朱铁汉、吕春江这些青年一样的活跃人物。斗争地主，镇压反革命，宣传抗美援朝，他都跟着拚杀过来。这中间，他也常常跟朱铁汉闹些小的矛盾。朱铁汉一入党，他认为工作组有偏向，甚至猜测有人背后给他走了小汇报，说了他的坏话，心里就系了疙瘩。朱铁汉当了民兵队长，安排下边干部的时候，周永振、张小山这些人都有份儿，唯独没有秦方，肚子里更积压了怨气。高大泉那时候不是主要干部，没有经手解决过他的问题，也没有一块儿执行过什么任务。本来就不亲近，后来心思不一样，就更加疏远了（简要介绍一下秦方，估计这个人物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需要有，就要有一个出场前的铺垫。铺垫得很自然，没有丝毫人工雕琢痕迹。而且顺便补充了一些土改时期的情况。）。高大泉想到这些，脑子里又冒出一个新的念头：党支部这一回要抓竞赛社的工作，首先得抓社员，抓领导；那么在这个社的社员和领导中间，秦方不是一个最值得重视的人物吗？他想，秦方毕竟是个苦出身的人，过去积极过，又年轻，身上有许多可以抓住、可以帮助发扬的好的因素。他想，如果把秦方调动起来，跟周士勤合成手，这个领导班子就有了骨干力量，支部才能在这里发挥主动权（工作就是找积极因素）。高大泉一路走一路想，后来向周士勤打听秦方最近的情况。他想用自己平时对这个人的了解，跟周士勤介绍的印象碰在一起，进行分析、比较，以便尽量地把这个人的状况摸透，使工作更快地见到成效。

　　周士勤对秦方这个人，对秦方在竞赛社这一段的状况，是知情知底的。但是，出于好多方面的原因，他不愿意全部地都兜给高大泉。所以，他就采取一种问到哪儿，就回答到哪儿的办法，尽量不把话说出边儿。

高大泉问：“在你们筹办竞赛社的时候，秦方的积极性高不高呢？”　　

周士勤答：“要我看，他还不如我的心气足。”

　　“很不足吗？” 

　　“反正他好长时间不肯吐口入社。”

　　　　“后来怎么入的一呢？” 

　　“金发动员了好几回。”

“靠私人交情拉进来的？”　　“不完全是吧？最后都要组织领导班子了，还听不到秦方的准话儿。正巧老范回村休假，他出马了，跟秦方呆一晚上，才定下来。”

“秦方当干部是社员选举的吗？” 

　　“都一样，村长提名，大家举手——这里没啥假，那天所有的社员都到了会，连着举了两回手。”

　　高大泉笑了：“我不是追你们选举的真假，只是想从这里摸摸他的思路，咱好做工作呀！” 

　　周士勤连忙解释：“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是告诉你，大伙儿都拥护他当干部。他是青年团员嘛！”

　　“他自己是个啥态度呢？” 

　　“没推辞。”

　　“那就是说，他愿意干？” 

　　“愿意。开头还满热心哪！”

　　“后来呢？” 

　　“后来，后来嘛，有点凉下去了…… ”

　　高大泉紧叮问：“为啥凉下去了？” 

　　周士勤连忙摇头：“这可说不清楚。”

　　高大泉有意地点一下子试试。“我枯计他跟张金发有矛盾，僵住了。我听到点风声，我也能看出一点影子。”

　　周士勤被挤到旮旯，不能不吐点真情：“这矛盾，我看是拐着弯的矛盾。他跟金发没啥根本过不去的事儿…… ”

　　高大泉再追一步：“他跟谁有过不去的事儿呢？” 

　　周士勤憋了个大红脸：“唉，咋说呢…… ”'

　　高大泉已经明白了，就又揭了一句：“因为冯少怀在中间夹着。对不对？” 

　　这一回，周士勤，不能再往深处迈脚，就紧紧地闭住了嘴巴。高大泉为了不使周士勤为难，就停止了追问，继续走。继续想心事，定策略。他远远地看到秦方的新院墙，院墙里的新房的屋檐，院墙外新栽的小树，还有用高粱桔夹起来的小菜园。他想：在竞赛社，张金发是布幕上的皮影人儿，冯少怀是后边提线、耍棍儿的，可以说，芳草地人所共知；如果秦方跟张金发的矛盾发生在这个问题上边，就说明秦方被团结教育过来的可能性更大；不管怎么样，得千方百计把这个能成为积极分子的人，从这个小家庭的“安乐窝”里拉出来。

　　秦方二十五、六岁，年轻力壮，正是干点事情的好时光。尽管他不怎么出头露面，除了团员，身上的职务就有两个：竞赛社的社委委员，行政上的群众小组长。土改那会儿当民兵，他的确积极过几天。因为总感激张金发旧社会对他那两次“恩情”，后来就有了点交情，接近就多。于是，他受了张金发不少坏影响：嫉妒朱铁汉，是张金发传染给他的；对高大泉看不上眼，是张金发传染给他的；要操持个人的小日子，更是张金发传染的。土改以后，他就渐渐地退了坡。那几年为了盖房子，修院子，忙得焦头烂额的，所以对高、张两派，他都没介人，以后，也不肯介入。他专想守着土改后娶来的媳妇，给他生个胖儿子，奔日月。他也曾是张金发正红的那阵儿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不是他敢于在秦恺家召集的那个群众小组长会上带头表态，张金发跟歪嘴子关于“墙”的交易就办不成（哦，是吗？原来出现过？看来浩然老师早就埋下一股奇兵了。刚才又翻阅了前面有关章节，没有正面写那个会是怎样开的，所以现在赋予秦方的“带头表态”情节，也就很顺畅，没有漏洞。既补充了前面情节，又给后面情节的发展设定了铺垫。）。跟那次一个样，要不是他跟周士勤两个尽管有点勉强地加入张金发这一伙，竞赛社很难搞起来。他是个不大讲究虚面子、而要求实惠的人。因此，他不像周士勤那样，又想过好日子，又想在公众面前干露脸的事。要是那样，他不可能从民兵中退出来。那时候，有多少同年的伙伴，耻笑他落后退坡？他支持拥护张金发，除了历史上的“恩怨”，跟这种追求“实惠”的心意也有关系。张金发暗地里赞成他不要过多的因为公事耽误家里的活计；在救灾的时候，他能参加催促纳鞋底的活动，都算沾过张金发的光。这次入社，他同样是抱着沾光来的，那几年，他娶媳妇办喜事，加上盖房子，挖了一个不小的债窟窿。张金发和范克明劝他入社，说让他光出人力，用社的车马，跟着跑运输。这样，土地能顾上种，工分能分粮，出门有补助，挣多了钱能分红——这是多好的事！尽管他十分讨厌，也十分害怕冯少怀，为了上边说的这个“甜头”，他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冒点风险，凑到一块儿，小心地试一试。不料想，入社之后，冯少怀根本不把他放到眼里，对他这个团员、贫农，处处设防，还生着法儿排斥他，连大车边都不让他沾。张金发对这个装聋作哑，越来越对冯少怀言听计从，秦方多次要求跟着跑运输，冯少怀都是通过张金发的手把他推开的。因此，他跟冯少怀越来越势不两立，跟张金发的矛盾也一天比一天加深。他正考虑混到秋天，退出竞赛社，另找路子走。但是，退社要有理由，也得退个痛快，退得体面。他毕竟还没有跟张金发抓破面皮。如果抓不住有利的条件，半中途自己往外裂，张金发不会设法帮他在经济上少有损失，冯少怀倒会趁机耍手腕整他一下子。所以，他在考虑退社的同时，也在考虑找一点茬口，抓住理之后，闹上一场，为秋后退社铺路子。

　　这当儿，秦方正在寨子圈的小园子里刨菜畦。他光着膀子，前胸后背都在淌汗水。

　　周士勤和高大泉来到他的跟前。不绕弯子，干净利落地谈开了正题。

　　周士勤按照高大泉的指导，很耐心地把这次区里的村干部会是怎么开的，从头到尾地给秦方讲了一遍。

　　秦方一听号召种棉花，就插一句说：“咱们这个地方种棉花，恐怕长不好吧？” 

　　高大泉帮助周士勤解释说：“这回选的是优良品种。人家农场试验好几年，完全适合咱这地方的土性；另外，县里保证棉田的豆饼供应。”

　　

　　秦方跟高大泉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是属于没有什么太好，也没有什么太不好的那个样子。尽管张金发几个人不断地往秦方耳朵里吹高大泉的坏话，可是这几年高大泉办的事情，大大小小，全在芳草地明摆大晾，谁也看得见。因此，秦方反而渐渐地认为高大泉这个人真热心，是专为别人想的。当然啦，要是让秦方跟着这样子学，他办不到，也不想办到。（这是小说中的非主流，实际生活中的主流。好好理解什么叫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吧！）这样，在一般场合，他是尊重这位支部书记的。他这会儿听了高大泉的话，心想，光是种子好、肥料多，不见得就能种好棉花。因为他不知道两个人的真正来意，也不便直接反驳高大泉，就转脸问周士勤：“你的活路够全的了，种过棉花？” 周士勤说：“解放前，我种过一年，可是没种好，以后就不种了。”

　　秦方说：“就是呀。你都种不好，还要种，那不是自找吃亏吗？” 高大泉说：“过去没种好，那是因为咱们个体单干，又不懂技术。如今咱们是组织起来的农业社，集体力量大。区里要先办种棉训练班，专门给大家传技术。学学人家的经验，再发动社员用心摸索，我看没啥种不成的。”（和做张老八的工作完全不同的路子。）

　　秦方觉得，种几亩棉花，没啥了不起，就没再说什么。想要拿起镐头，接着茬儿刨地。

　　高大泉提醒他说：“秦方，这回种棉花，可不是一般种植的问题呀。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起好多纺织厂—— 工厂等原料，人民等布用。这就成了政治任务。农业社，必须得按照国家的计划种植，咱们党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为这个，我才来找你。”秦方说：“这好事，我能反对？当然赞成。”

　　高大泉说：“赞成，还得实在干，干出来呀！实在一干，矛盾就出来了。有的人，就不想国家的利益，偏想他们自己的直接好处；有的人，要不安好心，凡是对建设新中国、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会不择手段地挖沟叠坎。看样子，种棉花的难处还不少，得靠大伙儿一齐动手干。秦方，我有一句话，想了好久要跟你说，你也许听不进去。”.

　　秦方故作不在乎的样子说：“没关系，你说吧。”

　　高大泉语调深重地说：“道理很简单，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咱们个人的什么样的家，你说对不对呢？” （这应该是最对症的药了，对秦方来说。看看效果如何吧。）

　　秦方并没听明白，却点点头。

　　高大泉继续说：“比如解放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吃人肉，喝人血，还引来外边的帝国主义帮着他们吃、喝！ 在那样的国家，咱们这种人的家是啥样的呢？我是被逼得家破人亡，从一千里外的山东，一步一步逃到芳草地的；本想活得好一点儿，倒差一点被一口吞掉，！你呢？你父母都快五十，才生你这么一个独根苗，硬是让穷逼得狠着心，把你推到高台阶的火坑里。刚才往你这儿走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你让歪嘴子吊在马棚里毒打的情景…… ”站在一旁的周士勤先动了心，说：“唉，那件事儿，我也记得。”

　　秦方的心也被捅疼了，却使劲儿一摆手：“那不都过去了吗？他歪嘴子敢再动我一根毫毛试试？” 

　　高大泉接上话茬说：“同志，那个社会要是回来呢？” 秦方一摇脑袋：“如今穷人坐了天下，那个社会给砸烂了，咋能回来呀？”　　高大泉紧接上说：“你要知道，我们穷人要是不齐心协力地把这个社会主义天下巩固牢、建设好，就会变天呀！”（！！！！！）

　　秦方眨着眼睛，四下看看：“不会吧？” 

　　高大泉加重语气：， “肯定会！ 被咱们打倒的敌人还活着，不满意新社会的人还不少；蒋介石还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总想向咱们伸爪子，里里外外都有鬼，我们不小心他们，再不热心把国家建设得棒棒的，说变天就变天哪！”　　周士勤想起在区里听到的梁海山的讲话，插言说：“秦方，县委书记也是这么讲的。可别傻等着有这么一天哪！” 

　　秦方不吭声了。

高大泉把口气缓和了一下说：“我明白你心眼里是啥心思。你想利用张金发、冯少怀的力量，堵上你的债窟窿。对不对？同志，你把主意打错了。你清醒清醒，仔细想一想，你那债窟窿是怎么挖下的呢？”"周士勤替难为情的秦方回答：“因为他盖了这层房子。别的他有啥事呀！”

　　高大泉说：“不对。你走的路，是咱们老祖宗走多少辈子都走不通的路，你还想碰运气，能不倒霉吗？窟窿挖下了，得真正走组织起来的路，靠集体的力量帮着你才能堵上。要不然，接着朝那条道走下去，不光堵不上，还会越挖越大，最后，把你彻底地掉下去。”秦方对这些话是听进去了，可是还有一个小弯子：“种棉花就成了仙丹妙药？” 

　　高大泉说：“种棉花，是把咱们的江山建设好、巩固牢的一个步子，也能给咱们农民带来好处。让农业社增产，让社员多分，你就有了堵债窟窿的力气呀！你仔细地想想我这些话，你会想明白的。”秦方说：“别人我不清楚。反正我是想靠农业社把日子过好点儿，要不我入它干啥？”他转身面对着周士勤，用一种带有几分恳求的口气说：“种棉花的事儿既然这么重要，对公对私都有好处，社里领导怎么定，就怎么干吧。”

　　高大泉从秦方的态度和这几句话里，看到了一些转机。见到了一点希望，就接着秦方的话音，问他：“社领导怎么决定就怎么办，你不是领导吗？” 

　　秦方像被刺了一下，一股被压制着的固有情绪，如同弹簧那祥，跳了起来，不由自主地使劲儿哼了一声，说：“什么领导？我是聋子的耳朵，不顶用的摆什！” '

　　周士勤被秦方这话捅了心窝子，产生一种同病相怜的情绪。他不由自主地向秦方发起牢骚。“你是摆什，我更是！”接着，他忿忿地告诉秦方，在区里小组讨论会上，张金发怎么拒绝不想种棉花，后来怎么说通的，又怎样推他周士勤出面报数的；结果，连张金发的影子也不见，把他周土勤放到个上不上、下不下的位子上活受罪。（终于憋不住了。）

最后，他又犯愁地说：“既然把话说出去了，就跟泼出的水不能收回一样，我是想按照上边的指示干；就怕金发和冯少怀没在家，我们做不了主。就来找你商量商量，这个关可咋过呀！”

秦方发火地说：“他们俩要是死在外边，咱们就不种地、不活命了？”

高大泉说：“这话有理。革命不是请客，用不着客气，该干就得干。”

周士勤说：“我这会儿就看秦方的了。”

高大泉把旗子亮得更加鲜明地说：“我认为，不是看秦方的。我相信秦方不会安心不干对国家有利的事儿。是看秦方怎么看张金发和冯少怀，特别是冯少怀。张金发病在什么地方，冯少怀知道，又不告诉士勤。这说明，在为国家种棉花的问题上，张金发变调了。这个变，一定跟冯少怀有关系，因为张金发听他的。”

秦方火更大了：“姓冯的想到我们的头上为王称霸，办不到。士勤，咱们干。只要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回来要翻，我一个人对付他们。我不信这个老虎屁股摸不得！”

周士勤更高兴了：“好，好。你赶快把家什收了，去办公室开个碰头会，咱们商量一下具体办法，好快一点儿定下来，快一点儿动手。”

秦方毫没犹豫，提着镐和衣服，蹿进屋里。

高大泉嘱咐周士勤说：“秦方是个应当靠的人，张老八是个以利用的人。你要让这两个干部充分发表意见，把问题想细点，想法弄一致；张金发要是还不回来，咱们下午就开社员会，让社员讨论，充分发扬民主。这样竞赛社就能跟东方红社齐头并进，带互助组，拉起单干户，芳草地爱国种棉的运动的第一炮，咱们就打响了。”

周士勤满有劲地说：“支书你放心，这回保险能干成，丢不了啦。”

等到秦方穿了衣服，转出来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就一块儿边说一边走地奔向竞赛社的办公室。

 

 

 

　　                       三十四    抢不上的风

 

 

　　张金发从酒醉中醒来之后，如同得了一场大病，他的头昏昏沉沉的，腰骨软得好像塌了架（脊梁骨也不硬了吧），两腿不听使唤，迈步走路都艰难。这一天赶上天门镇的集市，他没有去逛；据说从北边山区上市一些粗粮，他也没去抓；大被蒙头地躺了差不多半天，半晌午的时候，就跟着冯少怀的那辆卸得干干净净的大车回到芳草地。一路上，张金发在车厢里躺着，冯少怀在车辕子上跨着，各自想着心事。

　　春天，是大自然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论你欢迎它还是不欢迎它，总是按时到达。不论什么样的人，它都能使你在心里边引起一点新鲜的欲望。（所以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春天的故事）

　　这两个同车而行的人，心里边的新鲜欲望是什么呢？他们看着这无边际的大草甸子那片片麦田，想到它们就要拔节、抽穗、扬花和麦粒儿。到了那样的时刻，他们的“黄金时代”就算到来了。为了这一天，他们还得加紧奔波。如今正是抓粗粮的时机，再错过去，就会大减成色。政府要抓棉花，说明这个国家在吃穿上都有了挺作难的事儿。这对车上两个人来说，一个不去担心，一个倒十分趁心如意。

　　地里边，干活的人多起来了。有的人用筢子挠麦苗，有的人也学着东方红农业社的样子，提前动手播种了。

　　芳草地已经快到，都能看见莽莽树丛空隙间的烟囱。

　　冷不丁丁，冯少怀扭过头来，装作很心疼的样子问道：“金发，你这会觉着身子怎么样呀？” 

　　张金发回答：“比刚才松快点儿，还是挺难受。”

　　“到了家，你得打起精神干哪！” 

　　“咋他妈的干呢，烦死人！” 

　　“别发烦。人世间的事儿，就是你争我斗，没完没了。关键儿是得看谁占上风。我一路上反过来倒过去地想，你在种棉花这件事儿，也得顺潮流，抢上风占。”

　　“我都不知道怎么迈脚伸手合适了。”

　　“就照昨晚上，咱们哥几个商量的那个法子，应付应付他们嘛！” 

　　“我喝个迷迷糊糊的，没听清楚。”

　　冯少怀笑笑：“很简单。歪打正着呗！” 

　　张金发一听这词儿，才猛地想起来。

　　昨天夜间，挤在三合顺粮店小屋里那龌龊的一伙，个个都自作聪明，以为他们把共产党突然抓起种棉花的源本来由，全都闹清楚了。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光会打仗，没有整治好这几亿人口国家的本事，顾不上几亿人的吃穿；怕老百姓不答应，就乱抓一把；缺布用，就盖工厂，工厂多了，又没有原料，就逼着农民给他们种；等到发现城市人挤得多，都揭不开锅了，又得逼农民种粮食—— 哪儿透风，往哪儿堵泥；越堵越透风，最后，他们的政权就得哗啦一声塌了架。（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是指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的条件下的社会轮回。社会主义的新太阳升起了，就有了新鲜事。可惜，猫摸不又把旧太阳请回来了，现在真是感觉没有新鲜事了。但是这本书里的反派人物这样认为那个时代确实错了）

　　这就是五十年代的第三个年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实行以后，聚集在彩霞河畔、大草甸子边缘小镇上，各种各样反动派的代表人物们，对形势的基本估计。他们决心要按着这样的估计，接续着反动下去。事实上，他们看到的都是一点表皮的东西。有朝一日，他们会如同大梦初醒，弄明白共产党在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的同时，指导、教育农民按照国家的计划经济播种下籽儿，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就像把几千年来个体单干农户，组织到一起，实行集体耕作一祥，计划种植习惯的形成，是对农民一场本质性的改造。张金发叹口气：“实话说，要在咱这地方搞这玩艺，这是瞎胡闹。我真没有这份积极性！” 

　　“得有。他们强迫你，你就强迫老百姓、正顺风！” 

　　“我强迫人家，人家要不干咋办？” 

　　“唉，你这个人哪：人家不干正好嘛！我们叫你伸手，就是为了不让有人干。反正你顺着，使劲儿抓了，计划落了空，他高大泉往了上边交不了帐，抓不着你的小辫子。你要是明着跟他们顶牛，高大泉一定有手段让老百姓上他的套，想法子完成种棉花的计划、这样一来，他又立了功，你又犯了错，等于帮了他的忙呀！”

　　“这倒是好。可我强迫人家，人家不骂我？” 

　　“请问，是谁让你布置的呢？” 

　　“噢……”

　　“你这样顺着风干，心到神知，大伙儿都平安，等于给老百姓办了好事儿呀！” 

张金发这下才算彻底地弄明白了他们策划的办法和目的，他笑了。　

大车进了村口。冯少怀刚把车停住，张金发就从车尾巴上溜下来，摇摇晃晃地奔高台阶走。

　　苏贵俭扛着一把镐头从地里回来，路过这儿，看张金发那样子，挺奇怪，停住问：“村长，你发烧啦？我搀你一把吧？” 张金发站在原地，扭过身子说：“用不着搀我，你去给我跑一趟腿儿吧。”

　　苏贵俭对张金发多少有那么一点好印象，是从土改后第二年打一场官司得来的。苏贵俭有一块地，跟雁庄一家人的地搭边儿，那家人赖苏贵俭耕地的时候，耠子头多耠了他那地的半条垄，就告到区里。苏贵俭吓得不得了。庄户人到区公所打官司，那是小事儿吗？他就买了一瓶二锅头，偷偷地给张金发送去，托人情。张金发满口答应替他平和一下。张金发到底替他办没办，还是怎么办的，苏贵俭一概不知，反正那一家人除了见了面不搭理他之外，再没跟他吵，区里人自然也没有来传苏贵俭。这会儿村长让他跑趟腿，他当然得答应：“你说吧，干啥？” 

　　张金发说：“把小组长都给我叫到村公所来，我要开个会。”苏贵俭没想到让他干这个，就有点为难地说：“找人家开会，让我去，不大合适吧？” 

　　张金发说：“你也不是个小组长吗？我找的是行政小组长，不是互助组组长。”

　　苏贵俭笑了：“好吧。不过，这工夫都在地里干活，不一定能找齐全。” 

　　张金发说：“有几个先来几个。快着点儿。”

　　苏贵俭颠颠地走了。

　　张金发正要往上迈腿，忽见一个人从高台阶上边匆匆地走了下来。

　　这个人倒背着双手，低着头，弯着腰，加上走得很慌张，好像在跟谁拚命撞头一般。

　　张金发一看是小算盘秦富，心想，得先“强迫”他一下子，把他吓回去，就说：“喂，你回家告诉文庆，马上来村公所开个会。”小算盘发急地说：“我正满世界找他哪，连个影子也没掠着！”张金发说：“要是这样，我就跟你说一声，你好动手干。你家是五口人以上吧？” 

　　小算盘挺奇怪地回答：“是呀。干啥？”　　张金发立刻下命令：“三天之内，种二亩棉花！” 

　　“什么？” 

　　“你要给国家种二亩棉花。”

　　小算盘叫起苦来：“你这是咋的了？我凭啥给国家种二亩棉花呀？” 

　　张金发说：“支书已经在区里当着县、区领导，向全区人挑了战，芳草地种棉二百亩，一分一厘不许差。你是中国人，爱国人人有责，你敢反杭？” 

　　小算盘一听，脸色蜡黄。刚才他回家喝水，听应声虫叨念，儿子秦文庆开会回来了，要发动种棉花，马上找他们互助组的人商量去了。儿子还说，他们家也得种点儿。小算盘那点地，是拨拉算盘珠，一垄一垄计算过的：哪一垄头一年是啥茬，今年种啥茬发秧壮粒；一年多少天，一家人吃几顿杂面条，喝几百顿棒子粥，贴几百顿饼子，过年过节，闹几顿细粮，换多少香油。等等，都得对号下种，一分一毫不能差，当然也是不能改的呀！一下子拨出二亩地种棉花，那不全打乱了，混成糊涂粥了！ 

　　张金发又加一句：“别盘算。这是政治任务，非种不行。不是咱哥儿们，我跟你过不去。”

　　小算盘说：“村长，你应当知道，我活半辈子都没种过那玩艺儿呀！” 

　　张金发说：“唉，如今讲不起这个啦。你活半辈子，早先见过政府催粮要款，见过政府指派庄稼人种地的吗？见过什么互助组、农业社这类的东西吗？新鲜事儿嘛，你、我脑筋都得活动着点儿。”小算盘赌气地说：“我活动不了。我不干新鲜事儿。到秋后，我该交多少公粮，不差斤两就是了，谁也不用想指派我种棉花！”张金发发急地说：“哎呀呀，照你这样，我的工作可咋推行呢？我咋跟支书交待呀？” 

　　正在这个时候，秦文庆肩头上扛着两条口袋走过来。他一见爸爸跟张金发吵吵什么，就弯过来问：“怎么啦？”　　张金发赶忙说：“我让你爸爸按照区上会议精神种棉花，他一口咬定不种。”

　　秦文庆并不知事情头脑，只当爸爸听了村长透个信，便摇了脑袋，就对爸爸说：“种棉花，对国家，对咱家都有好处，应当响应…… ” 

　　小算盘跳扭脚来说：“就是种上棉花籽儿结出大元宝来，我也不种一棵！” 

　　秦文庆耐着性子说：“您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国家，应当吗？” 小算盘喊道：“把我这个好好的家闹得七分八裂，国家咋没来管管？谁也不用管我。我一不用贷款，二不吃救济。咱们两方便吧！” 秦文庆说：“我在互助组已经报了数，就去弄种子…… ”小算盘更火了：“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你灭了我？告诉你，你敢往地里给我撒棉花籽儿，我一棵一裸地给你拔了，看你能砍我的脑袋不！”他这样大喊大叫一阵，就气呼呼地走了。

　　张金发对这出戏看得挺过瘾，故意刺激发愣的秦文庆说：“看见真的了没有？我早估计到得碰钉子。在会上，你们合起伙来攻我，好像我是个老保守。对这样的老庄稼头，软了不行，硬了不行，就是没法儿办嘛！”

秦文庆回击说：“你不用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怎么没法儿办？”　　

张金发说：“我编瞎话了？你没见着？群众不是皮影人儿，不能由着咱们耍呀！ ”

　　秦文庆说：“我爸爸这样的一个人，根本就代表不了群众。农业社、互助组一带头干起来，群众一定会跟上。你不用等着看笑话。” 张金发瞪起眼珠子：“什么？我不顾病身子，执行指示、积极工作，是看笑话？你也太傲的没边儿了！”

　　这当儿，苏贵俭带着周善、朱荣和五六个行政小组长奔来了。好多不知啥事的群众，也凑了上来看热闹。

　　张金发故意站直身子，双手叉腰，胸脯子一挺，拿腔拿调地说：“区里召开了个联席会议，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参加的。又布置下重要任务，就是为我们国家缺粮又缺穿，新建的纺织厂也没有生产原料，日子过不去了。支书在会上报了数，咱芳草地今年要种棉花二百亩！ 现在我召开个行政小组长会，人找不齐，我们就来个流水席，来几个并几个，大伙儿好快点往下分派。对，就按组分。每五口人以上的户，种二亩，五口以下的户，种一亩…… ”

　　旁的人不知底细，只有听他独唱，唯有秦文庆越听越觉着不是味道。他想，张金发把爱国种棉花说成是缺粮缺穿，已经错了，这样的指派办法，更不对吧？可是，他回村来，就忙着开互助组会，酝酿种棉花的事情，不知道高大泉跟张金发是怎么研究的，就不敢冒失地表态。他正着急发闷，见周忠快步地走过来。他赶快迎上几步，把张金发说的话，简单地对周忠说了一遍。

　　周忠刚才已经碰上了小算盘，听了小算盘一顿胡搅蛮缠地诉说，感到张金发这个举动有点不对头，就追赶到这儿。他对秦文庆说：“小心，这里边又有鬼！” 

　　秦文庆说：“我去找支书吧？” 

　　周忠说：“这事儿先用不着惊动他。咱爷俩来个当场揭发，当场消毒。”

　　秦文庆说声：“好”，就先一步回到人圈里。

　　周忠本来想站在一边听听，抓个空子再干，可是张金发瞧见他了，来了个先下手：“老周忠，我正从行政这个系统往下贯彻区里的精神…… ”

　　周忠打断他的话问：“你怎么个贯彻法呀？” 

　　张金发说：“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爱国人人有责，爱国人人有份儿，谁也不能丢下。”

　　周忠说：“话是没错。我问你咋贯彻？” 

　　张金发说：“咋贯彻这回也得争取超额完成任务，五口以上人家二亩，五口以下的一亩…… ”

　　周忠追问：“这样平均分配，是哪儿的指示精神？” 

　　　张金发说：“区里往下布置的时候，就是硬碰硬的任务，一定得完成！”　　

周忠扭头间秦文庆：“你也参加会了，上边是指示这样干的吗？” 

　　秦文庆立刻证明：“根本没说平均往户里摊，……”

　　张金发冲着秦文庆说：“不往户里摊，你一家包圆儿？” 秦文庆被闹个倒憋气：“不包圆儿，也不能这么干。我认为你说的那些观点不正确，这样做法更不对路。”

　　张金发说：“管它什么路，反正得走到地方为准！ 我是村长，我保证行政系统完成任务就是了。”

　　周忠说：“支委会还没研究，你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张金发说：“您也不能来个以党代政呀！” 

　　周忠说：“这个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共产党不允许向农民强迫命令，必须自觉自愿！” 

　　张金发又一次瞪起眼珠子：“你参加区里的会了吗？我没有自觉自愿，不是到最后也把任务接受下来了吗？” 

　　秦文庆嘲笑地说：“还有脸讲这个：一个党员，对爱国种棉的任务都不能自觉自愿接受，算个啥呀！”

　　张金发又朝秦文庆搬牙：“你好厉害！ 你说我算个啥？你还有权把党员的牌子给我摘下去？” 

　　周忠大声说：“金发呀，我看你别逞英雄啦。你自己都没有对种棉花的事儿自觉自愿，倒跑来硬往群众身上平均摊派，这就算口是心非，办阴阳脸的事儿！ 还用别人给你摘牌子，你自己就摘下来了！” 

　　这句话十分有劲儿，在群众中引起一片笑声。

　　张金发恼羞成怒地大喊大叫：“我干也不行，不干也不行，你们存心不给我路走。这棉花爱种不种，我不管了！ ”他这样喊叫着，就一甩袖子，迈下高台阶，挤出骚动的人圈，晃晃悠悠地回家了。（这就是耍光棍）

　 　陈秀花一见张金发进了院，立刻慌了神。她把男人迎到屋里，又想给男人泡茶，又想给男人打洗脸水，又想给男人放下被窝褥子，里里外外慌成一团。

　　这当儿，冯少怀像追魂似地跑了进来，神色异常慌张地说：“嗨，嗨，嗨，金发！这是怎么回事儿，高大泉为啥到咱们社里召开起会来啦？” 

　　张金发被这意外的消息震动一下：“他开的什么会？” 冯少怀说：“一连开了三会：先是干部碰头会，全体社员会；这会儿，又在开干部会。连小组长、保管、饲养员都让他给叫去了！ ”“他鼓捣啥呢？”　　“种棉花的事儿。他把所有的人都给吹呼起来了，吵吵着要拉棉花籽，明天就动耠子。”

　　张金发一拍桌子：“哼，想到我这儿插一手？办不到！”冯少怀说：“反正这条路得马上给他断掉。要不然，让他往咱社里跑惯了腿，那可不得了。”

　　张金发抬起屁股就往外走。

　　冯少怀像一只绿头苍蝇似的紧紧地追在后边。

　　陈秀花更慌神了，追到屋门口，朝张金发喊道：“我说，你别这么莽莽撞撞的，想好了办法再去吧！” 

　　张金发头也不回地说：“今儿个我非跟他较个三长两短！他也太挤兑人啦！”

　　陈秀花追了两步：“人家是支书，惹得起吗？” 

　　回答她的，是一串越响越轻的慌乱脚步声。

（高大泉惹张金发这个光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绝不是为了自己的政绩，绝不是争权夺利。）

 

 

　　                       三十五   这个会开得好

 

 

　　张金发听到女人的警告声，虽然没有回头，也没有停步，可是“人家是支书”这句话，字字都像小石子儿似的，一个一个地敲击他的心窝。这样一来，又使他的脑袋瓜子里转开了弯子。他本来想，冲到会场上，去质问高大泉，“谁给你的权力，到我这儿插手瞎搅和”，而后吵散了会议，把高大泉赶走。女人的这句话，使他猛然想起田雨在芳草地改选党小组长那天，说的那几句“一切要由党来领导”的话，也想起成立党支部的时候，王友清说的，党支部书记是村子里第一号领导。他还想到，这以后每一次召开会议，凡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是由支书回村传达，支书主持会议讨论；就连谷新民这么大的人物，不是也得听梁海山的指挥吗？“谁给你的权力”这样的话，显然问不住高大泉，也问得不占理。那么张金发见到高大泉以后咋办呢？他左想右想，办法的确不多。他如果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来个听之任之，吃个哑巴亏，那就等于把自己好不容易又营造起来的一个热炕头，白白地让给了高大泉。这个热炕头，是关系着他不久的将来，要压倒高大泉的大事情呀！在这紧要关头，张金发不仅不能退，连一点胆怯无能的情绪也不能流露出来，不能让冯少怀，更不能让别人看到，他已经山穷水尽。…… 他们走到场院外边，张金发间冯少怀：“你估计，高大泉这么冷不防地插一杠子，是怕种棉花的事儿落空了 ，影响他将来请功呢？还是想借我不在家的机会拉拢人？” 

　冯少怀心里也嗒嗒地打着鼓说：“要我看，不论为的哪一个，他想到咱社伸手，又这样明摆大卖地干起来，肯定没安好心，对咱们肯定不妙哇！”（两个大能人，全都探不了高大泉的底了，水平高度不够了。这还“斗”个啥呀！） 

　　张金发咬牙切齿地说：“我要让他把手缩回去！” 

　　冯少怀赶紧加油：“对。起码得让他碰个软钉子。就凭他这一手，那棉花，咱一亩也不能种它。咱们决不能白白地给他卖力气凑模范材料？” 

　　张金发哼了一声：“想让我当个磨道的毛驴，听吆喝呀，做梦去吧！我的社一棵棉花也不种，看你高大泉怎么样！” 

　　他们来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立刻就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

　　屋子里的两张桌子周围全都坐着人，保管在记录，会计在拨拉算盘。

　　周士勤像个当家人似的主持着会，他的脸上透露出一种十分满足的神气。

　　张老八嘴上叼着长杆烟袋，坐在一个方方的小柜子上，背靠着墙，脸上同样是乐乐呵呵的。

　　秦方也到会场上来了。他坐在对面的桌子前，手托着下巴，路膊肘拄着桌子，一边听，一边点头。

　　那几个不常登临这样会议场面的小组长、饲养员，今儿个全都显示一种抹蜜香甜的样子。

　　高大泉坐在两个桌子的中间，小本子摊在桌子上，手里拿着笔，正冲一个小组长说：“农业社的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你把所有的意见全讲完，好让社委会参照着改进工作。”

　　张金发一步跨进屋，故意不看高大泉，保管一让坐，他就发狠似地使劲儿坐下了，掏出纸烟，往桌子上“啪”的一摔。

　　冯少怀没往里边走，坐在一只挡着那扇总想自动关闭的独扇门下面的破凳子上了。他故意要打破沉默，挑起争吵，朝高大泉奸笑一下，话里带刺儿地问：“支书来啦！你那么忙，还有工夫来串串？” 高大泉用平静的神态，有力的语气回答他说：“这就是我应当忙的事儿嘛！过去串得太少了。”他转脸对周士勤说：“士勤，你把你们，还有社员对贯彻县委指示的讨论情况，跟他们讲讲，看他们还有啥想法。”

　　周士勤看这风势，很不顺，心里发虚。他多少有几分紧张地把他们怎么开的碰头会，怎么开的社员会，这会儿又怎么开着干部会，讲了一遍。他最后说：“反正，这些个，都是按照昨晚上咱们那个初步计划办的。”

　　张金发翻翻着白眼问：“咱们哪个初步计划呀？”　　周士勤说：“就是在区里报上去的那个种棉花亩数…… ”张金发用力打个手势：“那是你让我上嘴唇往下嘴唇一碰说的。还没有好好酝酿，你就急急忙忙往外捅？连我都不等一下，这合适吗？” 

　　周士勤被这句质问噎住了。

　　高大泉接过来说：“区委指示，要在今天上午把这项新任务传达到全体社员和组员，你为什么天都过晌了才回来？要是等着你，什么时候把精神传达下去？把种棉的工作误了，谁负责任？” 张金发一晃脑袋：“我迈步子还得按钟点的分秒计算？我来晚了点儿，因为有别的工作。”　　高大泉严肃起来。“你有什么工作？把你昨天夜间开半截会就溜走，一直到上午这半天才回来，都干了什么，跟大家摆一摆！”张金发被问得直翻白眼儿。他当然不能摆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就改口说：“每个社有每个社的安排，怎么能像刀子切得那么整齐呢？” 

　　高大泉说：“每个社的工作安排，要按着党的要求来做，谁也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党支部要执行县委和区委的指示，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今天竞赛社召开这一系列会议，都是我亲自抓的，是士勤、八大伯和秦方他们一起商量做的。一切都是我的主张。工作任务紧急，不能等着你就推迟放慢。你有什么意见，对我提！”（这话茬子，专呛光棍。） 

　　张金发发现高大泉今天特别硬气，好像枪子儿都已经推上膛

　　就等他来了开火。他本来有一个现成的意见，一句有力量的话，但是不敢出口，只是“哼”了一声。

　　冯少怀机灵的贼眼珠子，早观察到高大泉的厉害劲头。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里，他只能张着手丫子，干着急，有劲也帮不上，他希望张金发对高大泉再硬一点儿，两个人吵起来，但是，别把他冯少怀扯进去。（什么人性啊。这就是张金发的盟军。）

　　周士勤对高大泉这种不避矛头对着来，勇于把责任承担过去的精神，从心眼里感激。

　秦方是打好主意要到这儿争吵来的，两眼盯着冯少怀，等他开口，好抓个空子，趁机而上。

　　  张老八直到这会儿，也没摸清头脑。他知道侄子跟支部书记不和，心里窝着火，赌着气。他觉得，在别的事情上可以这样对仗；在种棉花这件事情上，大可不必。因为种棉花对竞赛社没有什么损失，闹好了，可以压压东方红社；要是再闹不好的时候，恰恰容易被东方红社压一头。他想，这一回高大泉是来竞赛社推车子的，不是来挡道的，何苦把财神当泥娃娃摔呢？（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他想到这一些，就以一种家长的姿态，命令式的口气，对所有的人说：“都不许再呛呛别的了，赶快说正经事儿。这半天金发、少怀没在家，我就把这要紧的工作承担起来了。正巧，你俩赶上个尾巴。你们有啥高招儿，趁人齐，说一说，说妥当了，咱们好抓紧季节早动手。”

　　高大泉要利用这句话，就接过来说：“我支持这个建议。现在队委全到了，可以从头再讨论一遍，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都亮出来。”冯少怀对张老八这推车子垫道儿的做法十分讨厌。他怕这样一来，会使张金发来个见硬的过不去，顺坡下了驴，闹成把大事化小，使种棉的事情顺利通过。倘若闹成这样一个结果，不仅是张金发，实际上是他冯少怀又输给高大泉一次。再要命的是，假如从此开头，高大泉往这儿跑惯了腿，伸惯了手，将来的事情就难办了。他想，应当使一个调虎离山计，设法捞到一点能回身转弯的空隙时间，来一个缓冲，就有可能挽救这场败局。他想到这儿，就装模做样地说：“这样吧，我提个两凑合的办法，好不好呢？任务再急，也不在乎这一会儿。支书你先去忙别的事情，我们吃过饭，仔细地商量商量，回头再汇报。”

　　周士勤一听这句话，就紧张起来了。他明白冯少怀是使手腕儿。他想，只要高大泉一离开竞赛社，多半天的安排，立刻就得让张金发和冯少怀给推翻，又得把他周士勤撂到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步，那可怎么办？

　　张老八没表示支持，因为冯少怀的话实际上是驳了他。况且他想，早商量晚商量，棉花总得种，还得比东方红社多种，何必故弄玄虚？办个干脆的得了！

　　秦方也看出冯少怀用心不善，想给他一句；正在肚子里编词儿，高大泉已经开口了。

　　高大泉有意等等众人的反映，好下对策。他见没有一个人对冯少怀的话搭腔，立刻明察到人心所向，更感到把握有了。他马上就开始朝冯少怀下家伙了：“冯少怀，你这个意见，是不是藏着这么个意思：把我这个党支部书记撵走？你好把大家往一边拉，抵制执行上级的指示？” 

　　冯少怀吓一跳：“哎哎，支书，你怎么这样说？这我可架不了！我哪有这种意思呢？” 

　　秦方这回抓住了机会，喊道：“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心里要是没有鬼，社委会研究贯彻上级党委指示，你怎么怕支书在场呢？” 高大泉拦住秦方，继续冲着冯少怀说：“你表白没有这个意思，对吧？好哇。那就请你把你那个真正的意思，当着众人，亮出来见见太阳光！”

　　冯少怀慌乱地说：“我是想，你的工作太忙，别耽误工夫听我们乱呛呛。”

　　高大泉看出冯少怀被打在要害上，设法儿招架了，就再来一下子：“你这话是真的吗？好，我就当真的听一会儿吧。我告诉你：关干工夫问题，请你不用多费心；从今天起，我就在这个社蹲点了。”冯少怀心头发冷，赶紧退却：“那好，那好…… ”

　　高大泉声音不太高，却是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对张金发下命令：“你来主持会，继续讨论。”

　　张金发无计可施，气急败坏地把那抽几口的纸烟往地下一扔，说：“这事儿没法讨论。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昨晚上，你们把我堵在墙旮旯，硬让我报出种棉花的亩数，我根本就没有想通！” 这句话使周士勤发愣了。

　　张老八也有点糊涂起来。

　　秦方暗暗等待冯少怀再接茬儿。他想，张金发变了卦，肯定是冯少怀在背后嘀咕的，冯少怀肯定得帮腔。

　　冯少怀才不是那种号码的傻瓜。张金发都败到这样的地步，他敢那么冒失？他得看看风向，找一个最有效的时机，再定是伸脑袋，还是缩脖子。

　　高大泉对张金发这句话并不意外。他想：刚才我捅了冯少怀一下，在场的人都没有一个流露出袒护冯少怀的情绪，说明这会儿的正气有些抬头；张金发说出跟会上调子相反的话，所有的人都吃惊，说明众人已经从心里接受了种棉花的任务。这些对斗争很利，应当抓住。他要当机立断，在众人面前把张金发的错误挑得更明朗一些，看看反映，再迈下一步。他想到这儿，就直冲着张金发说：“你这会儿把心里话摆出来，很好。你对昨天当着领导和各村干部的面报的那个种棉数字，没有想通，对吧？现在，我请你向在座的同志们，老老实实地回答一个问题：你没有想通。是正确呢，还是错误的？是对国家和群众有好处呢，还是有害处？一个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你对那样重大的事情，既然没通，为什么当着县委、区委领导的面不讲出来，反而报了数字，表示服从；回过头来，你就拖延时间，不向群众传达贯彻；别的同志传达贯彻了，你先是百般刁难，最后才吐出真心话！你这一套做法，是不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你有没有胆量回答？”（张金发把自己弄到沼泽地里了，越扑通越下坠。） 

　　屋里所有的人，不管什么心情，都被这一番有理有力的质问声震动了。

　　最慌神的当然是张金发。他心惊肉跳，张不开嘴；甚至感到，无意中，说溜了嘴，让高大泉抓住这个小辫子，还不如刚才硬把他赶走，而后来个消极抵抗后果好，他心里慌乱地想，看样子，不回答高大泉这些话是不好的。这会在众人面前失去威信，往后竞赛社还咋抓？他左思右想地找主意，见高大泉的两只眼睛逼视着他，忽然狡辩说：“你别在这儿故意放烟，迷糊人！ 你这么个题目，不能把我堵在死胡同。你倒应当把心放正了。当着众人说说，我张金发怎么耍两面派了？在会上报的数字，是从我张金发嘴里吐出去的吗？” 周士勤一听更急了眼：“哎，哎，金发，你这么办事儿可不对。那数字是我在会上报的，那可是你让我报的呀！”

　　张老八本来早就耐不住性子，这一听更气了：“你们这都是干的什么事儿，简直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屎！ 种几亩棉花可有啥吃亏，至于这样闹腾？你们挨整还没有挨够哇！” 

　　高大泉听得出，张老八这句话虽然属于明显的偏袒，可是他毕竟认为张金发不对，应当放到一边不理睬，以便集中火力。于是他继续面冲张金发问：“那个种棉花数目字，你为啥不自己报，让别人报！是当时就安下不认帐的心，还是会后反悔的？” 

　　“我根本就不通，凭啥当着众人说假话？” 

　　“你张金发可以对上级的指示不通，意见摆明了，可以保留！”

　　张金发想趁机捞一根救命的稻草，抓住一个有利的理由，连忙说：“我就是不通，就是要保留！ 你为啥给我扣两面派的大帽子？” 高大泉马上回答他：“党员保留意见，一不能耍手段，二得执行决议。我们是农业社，农业社是集体领导，是民主管理，不能由一个人在会上说了算，也不能让一两个人在背后嘀咕，就把决定了的事情推翻。不然，就成了个人独裁，把别的社委领导当成了什么呢？” 这句话因为是对着号来的，显得特别有劲儿。周士勤和秦方起码是很爱听的。（民主，民主！尤其是经济民主，人民的管理权。毛泽东时代的特征）

　　高大泉把口气缓和一下，说：“你那见不得人的东西，遮盖不住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吧。”他说着，从桌子上拿起小本子，打开来，继续说：“听我把记录给你们念一念：中午，竞赛农业社召开社员大会，到会的社员占全体社员的百分之七十六。大家一致表示，坚决响应上级爱国种棉的号召，决定今年翻种二十五亩！下午，召开社管理委员会，到会三位委员，占全体委员的多数，并有会计员，伺养员，保管员和四个生产小组长参加。大家意见一致，按社员大会决议，今天开始连夜作准备，明天下午开犁播种 … 同志们，我记得对不对？” 

　　周士勤先响应：“对，对！”　　秦方大声说：“一字不差！”　　张老八发烦地说：“算了，算了，该咋办咋办吧，谁也不许再说用不着的了！”

　　张金发不能吃这个亏，他偏要说。他还瞪着大眼珠子，把在家的三个社委扫了一下，吼吼地喊：“你们眼睛里也太没人了！你们也太敢干了！还超过了报上的数目？要是扔了地，你们负责任哪？” 高大泉用手一拍桌子说：“棉花种不好，扔了地，党支部首先要找你这个党员社长负责！” 

　　张金发被气得深身发抖，脸如土黄：“你，你当然是支书。可是，你也管得太宽了，连人家农业社的地里种啥庄稼你也来管管？” 高大泉理直气壮地说：“管这件事情的任务是党和国家给的。一个农业社，是按着国家要求和计划来种植，还是按着老习惯和个人心思种植，关系着真搞社会主义，还是假搞…… ”

　　张金发跳起来，胡搅蛮缠：“谁是假的？等到秋后咱们比比看。我的农业社，一粒粮食也不会比你们少交，我一两棉花也不会比你少给！” 

　　高大泉冷笑一声：“先收起你这一套吧！你打着搞农业社的旗号，安心不带领社员种好土地，你们的粮食、棉花从哪儿来？” “反正我不去偷，不去抢！”

　　“我问你，粮食、棉花从哪儿来？” 

　　张金发又一次被堵在墙角，不好再往下回答了。

　　被弄得心惊胆战的冯少怀，见高大泉那架势，是要揭他们的老底子、拔他们的老根子，实在可怕。他再顾不上嫌疑，解劝说：“行了。行了，棉花我同意种。支书，金发刚才那话算没说，以后支部别再闹矛盾了…… ”

　　高大泉转过身子，严厉地斥责他：“冯少怀，你可以往死路上拉一个，拉两个，可是大多数人会慢慢地认识你的画皮鬼脸的。像你这样干下去，绝对不会得到个好下场！” 

　　冯少怀无力地坐在那只破凳子上：“看看，怎么又冲我来了。”

　　张老八急了眼，拍打着手说：“时间多晚了，还斗嘴呀？快讨论种棉花吧！” 

竞赛社的社委会，从这个时刻起，就很顺利地开下去了。多数人认为，这个会开得好，竞赛社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好的会议。（这段描写太棒了，每个人都没有脱离自己的角色，但高大泉就是胜利了！这就是借力打力。）

 

 

　　

　　                   三十六   朱铁汉借书

 

 

　　芳草地爱国种棉的这第一炮，如果说还没有“轰”起来的活，那么，导火的捻子却已经燃着，正在磁滋地响。

　　这中间，还发生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出在朱铁汉身上。朱铁汉奉支部书记高大泉之命，坐着邓久宽赶的大车到天门镇拉棉花种子。那辆大车同时还带上周丽平和春芳，到区公所去参加训练班，学习种棉花技术。本来，高大泉让他们下午动身，朱铁汉等不及，心想，早把种子拿到手里早塌实，就提前出发了，高大泉指派一个人参加区里的训练班，朱铁汉又给加上一个。他说，艺不压身，多训练出一个种棉手，还能帮助指导别的互助组哪！ 这一路之上，四个人里边，有三个人高高兴兴，只有邓久宽撅着个嘴巴不吭声。

　　周丽平和春芳两个女孩子，对执行这个新任务，自然高兴。她们生长在这两河下梢的低洼地带，从小看惯了大豆高梁和棒子小麦。对于棉田，她们只是在画报的照片上看过。照片上那些散布在绿色海洋里的人，喜笑颜开地采摘星星一般的棉朵，是多么让人眼馋哪！

　　春芳笑着说：“我们穿了十几年棉花线，今年才捞上亲手种棉花。”

　　周丽平说：“这就叫跟着时代一块儿前进嘛！” （与时俱进）

　　春芳说：“等摘棉花的时候，咱们也跟画报上印的那个一样！”

　　周丽平说：“到那时候，咱们照上一张相，留个纪念。”春芳说：“镇上照相馆的机子能搬到地里去吗？” 周丽平说：“有用手拿着照的小照相机。”（手机啊！我的丽萍阿姨，你可真超前啊！）

　　“瞎扯。你看见过呀？” 

　　“我琢磨，得有那种小照相机。要不然，画报上那些个相片，又是大块儿棉花地，又是飘着云彩的天，还有那么多的人，能是关在黑屋子里照的？” 

　　春芳让她说得嘻嘻地笑了起来。

　　跨坐在右车辕子上的朱铁汉也被她们带得一乐。可是，他没有参加她们的继续争论和打赌，正在不住地端详着邓久宽。朱铁汉变得心细了，经常注意观察人的思想动态，好做工作。他暗自想道：这个傻家伙，从打水渠一修成，一天到晚都笑得抿不住嘴，今儿个总是噘着嘴，准是又跟谁呕气了。他就引逗邓久宽说：“嗨，聋子，怎么这么严肃呀？” 

　　邓久宽白瞪他一眼：“什么？你说什么？” 

　　朱铁汉说：“我问你为啥绷着个脸蛋子？” 

　　邓久宽说：“我笑得了吗？你们净胡闹！” 

　　朱铁汉一时没听明白，当是邓久宽指的周丽平和春芳两个人一路上总是说说笑笑的事儿，就说：“人家高兴嘛，这也碍着你了？” 邓久宽瓮声瓮气地说：“高兴，高兴！ 有你咧嘴巴难受的那一天。也不好好地想一想，就凭咱这涝洼地，真能长出棉花来？” 

　　朱铁汉几乎吓了一跳：“好家伙，咱们社里敢情还藏着个反对种棉花的大人物哪！”

　　邓久宽说：“我不是反对。我是不赞成。”

　　两个发愣的女孩子，忍不住又大笑起来。

　　邓久宽又扭过脖子，白瞪她俩一眼：“笑啥？” 

　　朱铁汉说：“笑你学奸猾，又学不会。反对跟不赞成，还不是一个价呀！” 

　　邓久宽说：“不管一个价两个价，反正咱们社不该这么干。挖那个泄水渠，千难，万难，总算露了脸。应当见好就收，别瞎闯了。”春芳插嘴说：“你呀，真糊涂！种棉花是响应国家号召，怎么是瞎闯呢？” 

　　周丽平也说：“革命就得闯，怕这怕那还行！” 

　　朱铁汉学着高大泉的调子说：“这傻家伙暴露出的思想，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意识！一抬腿就怕，迈出一点就满足，再迈一点，就打坠儿。非得在身后边用鞭子抽他，他才肯动一动！”　　邓久宽跟他们争论：“你们都活得不小了，见过咱这地方种过棉花吗？” 

　　春芳堵他一句：“你今天所干的事儿，你过去都见过？” 周丽平补充说：“我们今天做的新事情，往上数，祖祖辈辈也没见过。这就是革命！”　　邓久宽说：“我不信这个命也能革。过去的歪嘴子，发财发得红了眼儿，都没有敢打过种棉花的主意。”

　　朱铁汉说：“咱们是农业社，组织起来力量大这句话你常说：过去的地主根本不能跟咱社比，这句话你也讲过，怎么一遇到新事儿，你就全忘光了！” 

　　邓久宽说：“组织起来的力量再大，我不信就能把黄土地变成绿土地！”

　　朱铁汉说：“告诉你，这回，咱们不光要让它变成绿土地，还要让它变成白的；白花花，满地银子！” 

　　春芳说：“钱彩凤种过棉花，她告诉我，没啥难的；这回我们两个再学点新技术，准能把棉花种好。”

周丽平说：“上级这回下这么大力量，一定会成功，久宽哥，你快放宽心吧。”　　

邓久宽使劲儿一摆手。“我一张嘴争论不过你们三张嘴。等你们一看把地糟踢了，难受的时候再说。”

　　周丽平和春芳也觉着跟他这么争论下去也没啥意思。别看邓久宽思想不开展，只要高大泉一号召，大伙儿一动手，他会跟着于，照样地卖力气。

　　朱铁汉跟她们想的不一样。一方面，他肩膀头上挑着只比高大泉轻一点的重担子，他对每个社员的思想反应不能马虎对待。另一方面，说实话，棉花这种植物，在大草甸子上究竟能不能生长，又能不能长得好，他也没有经历过，也难说十足的把握话。他想，东方红社推行二十五亩棉花地，在内部肯定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就算有人不放心，也会举手赞成干。话说回来，让社员们一边心里打着鼓，一边种棉花，那劲头，那成色，可就差远了。搞领导工作嘛，就得往有把握的地方努力，让社员群众都痛痛快快地干（毛主席说：领导就是预见力）。去年搞生产自救凑粮买大车，要不是从好几个地方入手想办法，做得那么稳稳当当、十拿九稳，结果一定会使互助组一丢脸了。今年修渠，要不是从多方面寻方案，做得那么有条理，结果一定要使农业社闹一场失败。这回种棉花，也应当这样，多准备几手，多想点办法。朱铁汉既然听到了邓久宽的反映，就得抓住解决，不能马虎过去。（一小段文字写出了铁汉和邓久宽的思想变化，或者说思想脉络。）

　　临近天门镇，这四个人的情绪都起了变化。或者说，他们都变得一样的高兴起来。

　　春夏秋冬四季里，一直在大草甸子上的村庄和田野忙碌的农民，难得有闲暇到闹市上逛一逛。天门镇这个闹市，随着国家的经济恢复，随着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开始，变得更热闹，更繁荣，更加使偶然一见的人眼花缭乱。

　　春芳指着一个红漆大门喊起来：“丽平姐，你看那儿是啥地方？” 

　　周丽平扭头一看，脸上立刻放起光芒：“鞋厂，真正是咱们的鞋厂！” 

　　那是她们多么熟悉的地方。去年的此时此刻，她们在那个原来破旧的大院里，第一次接触到活在这个社会上的资本家。那一场斗争，对她们，对大草甸子上的许多农民来说，都受到一场宝责的实际教育。她们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如今，这里的房子翻盖一新，门面油漆了，一块写着“天门区人民鞋厂”的牌子，骄傲地挂在门口，向过往的各种人显示着胜利，也显示着真理。

　　春芳又在路北边发现一个绿门窗的建筑物：“这是卖什么的呀？” 

　　周丽平推她一把，说：“你没见那上边的字儿吗？是邮电所！” 春芳说：“咱去问问，我二哥来信了没有？” 

　　周丽平说：“你急啥。来了信，还不给你送去。”

　　春芳说：“也许又给你寄相片来了。” 

　　周丽平红着脸没答腔。

　　邓久宽也是左看右看，两只眼睛都不够使唤了。他最后终于忘了生气，忍不住地说：“嘿！这么阔气啦！这不快变成北京城的样子了？” 

　　朱铁汉说：“你等着看吧，还得变哪！ 如今好多好多城市，建立了好多好多的工厂，给咱们制造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呢，也得使出劲来，支援他们。工农一条心，建设社会主义呀！”两个女孩子直想笑。朱铁汉一句话里连着几个“好多好多”，又不便笑出声来。（几十年后这里成了城市近郊，工厂又都外迁了。）

　　邓久宽听着这几个“好多好多”，倒觉着是那么一回事儿。忽然，他的眼睛又被一个横挂着的、红底黄字的大牌匾吸引住了，看一阵儿不明白，就问：“那是做啥的工厂呢？” 

　　朱铁汉顺着他的手指一看，说：“是新华书店。”

　　“卖书的呀？” 

　　“对，卖各种各样的书。”

　　朱铁汉嘴上这样回答，心里不由得一动。他想：这书店里，一定有关于种植棉花的书；要是买一本带回村去，在民校里开这么一课，又识字，又学了技术，不是也能约一个为把棉花种成功的措施吗？他想到这儿，一纵身子跳下车，对周丽平说：“你们两个走吧。”没等周丽平回答，春芳就说：“等到供销社门口再下车走，那儿离区公所近。”

　　朱铁汉已经吆喝住牲口，说：“我在这儿办点事儿。你们多走几步，快去报到。”

　　周丽平说：“区里让咱们来一个人，咱们来了两个，人家要不收呢？” 

　　朱铁汉说：“就凭你那厉害劲儿，他们敢不收？” 

　　“跟你说正经的！”

　　“你们先试试，不收的话，就等一等。我装完了种子，去找找田区长。”

　　两个女孩子溜下车，提着小包，说说笑笑地奔区公所去了。朱铁汉又对邓久宽说：“你把车往路边上靠靠，在这儿等我一下。”

　　邓久宽也没问干什么事，就提着鞭子、扯着套绳，把车转到东墙下边能晒太阳的地方，停住，然后去搬料簸萝。

　　朱铁汉匆忙忙忙地直奔书店。

　　这是一个新开设的门市，只有两间屋子大，一半是书格子，一半是文具柜台，人不多，只有几个青年学生样子的人，在那儿翻杂志。

　　朱铁汉朝四下扫一眼，就向那个正往地上洒水的售货员说：“同志，我买书。”

　　售货员放下喷壶，问他：“您要哪种书？” 

　　“种棉花的。”

　　“没有这类书。”

　　“你给我找找。”

　　“我们根本没有进过这种货。”

　　　　“政府正号召种棉花，你们得快进这样的书呀！” 

　　“我跟县店联系一下吧。”

　　“好。我等一会儿再来。”　　售货员笑着说：“一会儿还行？就是县店里有你要的书，也得好几天以后才能到。”

　　朱铁汉挺失望：“唉，那不晚八春了！” 

　　一个正翻杂志的学生听着他们的对话，又见朱铁汉挺着急的样子，就说：“你不会借一本先看吗？”　　朱铁汉赶紧问：“到哪借去？快告诉我。”

　　学生说：“我们学校的陈老师是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的，准有这种书。”

　　“你是哪个学校的？” 

　　“中学。就在前边拐弯的胡同里。” 

　　朱铁汉顾不上多问，跨出书店门口，见邓久宽正兴致勃勃地东张西望，也没对他说一声，又是一阵飞跑。

　　新建立的中学校里，静悄悄的，只有传达室的老头正不声不响地从屋里往外边搬花盆。

　　朱铁汉问他：“老大爷，陈老师在哪儿？” 

　 老头看他一眼，反问：“你找哪位陈老师？” 

　　朱铁汉被问住了：“你们这儿还有两个陈老师？” 

　　老头说：“仨哪！”

　　朱铁汉说：“我找那个上过农业学校的陈老师。”

　　老头说：“我就知道他们是教书的，可不知谁都上过啥学校。”朱铁汉打个沉说：“求您帮个忙，把他们都请来吧。”老头让他说得愣了：“你要干什么？” 

　　朱铁汉说：“极重要的事儿。老大爷，帮帮忙吧。”

　　老头又上下打量他一遍说：“今儿个是星期日，不上课，都回家了…… ”

　　“他们的家在哪儿？” 

　　“一位是西门外的，一位是梨花渡的，一位住在左边大柳树对面的那个大门口里。你有急事儿就去找吧。”（浩然老师多会编故事啊，借一本书就出来这么多的语言和情节。而且借书的缘由，也是出来的那样自然。）

朱铁汉没想到借一本书看这么麻烦。他见老头又鼓捣起大大小小的花盆。不再理他，就想：顺便到近处那个陈老师家问问，把棉籽的事儿办完，把周丽平和春芳安置好，拐到西门外那个陈老师家去；要是这两个都错了，等回村的路上，让邓久宽先走，自己去一趟梨花渡，找李国柱帮着找找另一个陈老师，准成了。他这样想着，离开学校，直奔大柳树。　　

大柳树下，有一座很长的倒坐式的大门。进了门道，是一套连一套的好几个大四合院，跟农村那一院一门一房的格式完全两样。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大杂院。

　　朱铁汉随便拐进一座四合院，想找个人问一问。

　　院子不算小，让几棵树，还有拴在树上的横的、竖的绳子和铅条，以及在这上边挂着晾晒的被子、布片、衣服给占满了。好像进了庙会的百货市场。

　　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跟一个四五岁的女孩，正蹲在一棵树下边，用小铲子挖什么玩。

　　朱铁汉凑过去，拍着小男孩的头顶：“小家伙。”小男孩扭过脸，朝他一翻白眼：“谁是家伙？真没礼貌！”朱铁汉乐了：“还讲礼貌？好，小同志，陈老师在哪屋住？” 小男孩说：“星期天，人家写文章，谁也不能找，谁也不许吵嚷。”

　　朱铁汉说：“我有急事情要办，不找不行。你去替我叫他一声，好不好？” 

　　小男孩间。“你是陈老师的什么人呀？” 

　　朱铁汉顺口回答：“我们是亲戚。”

　　小女孩跳起来：“我去叫，我去叫！”她喊着，就从两条大花被子中间钻了过去。不一会儿，她又跑了回来，说：“陈老师洗头哪。让你等一等。”

　　朱铁汉哪有工夫等呢？他还有好多重要事情要办。他到这儿来，只是借一本书。应当说只是问一声，陈老师有没有他要借的书；没有的话，他还得赶路。于是，他不顾两个小孩子的阻拦，就学那孩子的样儿，从两条花被子中间冲了过去。他瞧见长长的一排房子，每一间的样式、大小，差不多全一样，不知奔哪间，张开嘴就高声大喊：“陈老师！ 陈老师！” 

　　一间玻璃挂着天蓝色布帘的门子打开了，走出一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妇女。她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刚洗过还未干透的黑黑的长头发，由脑后弯过右肩垂在葱绿色的毛线衣上；一只手摸着头发，另一只手拿着一把红色的化学梳子。她站在门口，疑惑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朱铁汉不管不顾地问：“同志，陈老师住在哪屋？” 

　　女同志有点儿惊讶地问：“您是从哪来的？” 

　　“芳草地。” 

　　“有事儿吗？” 

　　“找他借一本种棉花的书，不知道有没有。”“书是有的…… ”

　　朱铁汉一听有门儿，赶紧说：“我跟他说吧。”　　女同志说：“我就是。”

　　朱铁汉像被烧烫了一下子，闹个大红脸，想急忙解释，舌头嘴唇不听他使唤地说：“同志，是这样。我们响应政府号召，开展种棉花。我们从来没有伺候过这玩艺儿，想找一本书学学。”女教师用抱歉的口气说：“我有一本，经常要翻阅，借出去不太方便。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给你查一下。”（复印机盛行于中国已经是四十年以后的事了。）

　　朱铁汉说：“不是我一个人学，主要是给社员们学，光给我一个人解答哪行。”

　　女教师的脸上流露出一点并不明显的喜悦神色（因为社员这俩字）：“哪，您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对，东方红社。”

　　“就是昨天省报介绍的那个社？”　　“没错。”

　　女教师一步迈下台阶，嘴上说着：“真没想到是您，太好了！ ＂同时，她还向朱铁汉伸出手来。

　　这一下朱铁汉可为难了。他从来没有跟女同志握过手，不回个礼又不合适。结果闹得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只粗大的手是怎么伸出去的，直到被女同志紧紧地握了一下，而且被拉进那充满香皂气味的小屋子里，他的脸上还是热辣辣的。

　　“您快请坐。”

　　朱铁汉推辞着说：“不行，我还有好多急事等着办。”“您一定得坐一坐。”

　　朱铁汉只好坐在那只放着花布棉垫子的椅子上。

　　女教师提过暖水瓶倒着水，说：“我一直想抽空到您那儿参观参观。可是，一个人也不认识，又不大好意思。您是高大泉同志吧？” “不是，不是。我姓朱…… ”

　　女教师又一惊：“噢，您是朱铁汉同志？” 

　　朱铁汉点点头：“对啦。”

　　女教师很大方地端详着朱铁汉。（参观呢，哈哈）

　　朱铁汉很害怕那两只黑溜溜的大眼睛似的，赶忙把脸扭向一边，看那满墙上的植物挂图。

　　女教师亲切地说：“我听过一位语文教师，还有梨花渡的几个学生，讲过您的故事。特别是您用铁锨怒铲‘发家竞赛’标语的故事，实在动人。”（还带讲解啊。）她这样说着，心里想，那会儿，她以为朱铁汉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像古典小说里写的那个张飞或是李奎式的粗野的人物；没想到这个农村的勇敢青年，是这样体魄健壮，性情奔放，又带一种聪明的精干气质。她又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说：“我叫陈爱农，就是热爱农业科学那两个字。我父亲是搞水稻研究的。可是，我却偏爱棉花。我觉得，我们北方广大农田，气候、土壤、水利，对这种农作物都具备充分的有利条件。而且，棉花的生产，对国家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性。它不光是广大人民的生活用品，也是工业发展不可少的原料。”

　　朱铁汉说：“我们农业社，就是冲着国家建设计划需要，才大起胆子来种棉花的。群众用布多了，国家纺织厂多了，我们不生产原料，等谁呢？” 

　　陈爱农说：“棉花也是国防工业的重要原材料。比如造火药，就离不开棉花。”

　　朱铁汉听了这句话，觉着挺开脑筋：“噢，造火药还用它？嘿，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这就更得多种、经管好。没有火药咋造炮弹呢？”他说着，站起身，“您的书，我借去用几天，可以了吧？” 陈爱农笑笑：“当然可以。您先带去翻翻，等到假日，我还可以给农民同志介绍一点个人的学习体会。”她说着，就打开一个很大的盛书的箱子。

　　朱铁汉说：“欢迎。您有时间就去吧。”他终于把要借的书借到手了，他小心地卷起来，掖到衣兜里。现在，他得马上去办拉运棉花籽儿的事情。

　　陈爱农一边往外送朱铁汉，一边匆忙地编起长辫子：“往后，您凡是到镇子上来，就找我玩儿吧。今天认识您，我实在太高兴了。您回去以后，代我问高大泉同志好，一个不相识的，但是非常崇敬他的人，问他好。”（知识分子的语言） 

　　朱铁汉说：“行，这话儿保证能捎到。改日见，你忙吧。”陈爱农说：“我没事情。今天星期日，一篇论文刚刚写完。”她说着，很热情地把朱铁汉送到大门外，又送到胡同口，还不肯回去。正在等不来朱铁汉，又找不来朱铁汉而生了气的邓久宽，远远地瞧见从胡同口出来两个人，又说又笑地朝这边走，不由得一惊一愣。

　　到了跟前，陈爱农隔着车，对邓久宽微笑地点头，问朱铁汉：“这位也是社员吧？” 

　　朱铁汉介绍说：“从一开办互助组他就是骨干。可是个好家伙啦！” 

　　大车走出一截儿，邓久宽扭头看一眼，发现那个青年妇女还在路边站着，望着他们。他回过头来，在朱铁汉的肩头上叭地打了一巴掌。

　　跨坐在车辕子上，正翻看种棉花书入了神的朱铁汉，被吓一跳。“你干什么。”

　　邓久宽忍住笑说，“小子，嘿，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你可真闹好了。”

　　朱铁汉愣愣地问：“你说什么呀？” 

　　邓久宽说：“你们是正正经经的，怕什么？” 

　　‘我怕啥啦？” 

　　“不怕，看你那头汗！” 

　　朱铁汉不由自主地用手一摸，发现连脖便子上都是湿淋淋的汗水。

　　邓久宽哈哈大笑。他笑得实在，出于好意，出于一种对知心伙伴的祝愿。

　　当他们来到供销社门口的时候，站在这里的周丽平和春芳也等得直发急。

　　周丽平埋怨朱铁汉说：“你又干什么去了，磨蹭到这会儿才到？” 

　　邓久宽连忙替朱铁汉打掩护。“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在半路上歇了会儿。”

　　他的这种“掩护”实在多余。然而，同样是真诚的。

　　朱铁汉跳下车问：“把你们俩都留下了吧？” 

　　春芳说：“训练班不办了。”

　　“咋啦？” 

　　“改了办法，分成片，讲技术的人到村子里去。咱芳草地是一片”　　朱铁汉又忙问：“梁书记的爱人到咱们那去吗？” 周丽平说：“她让谷县长给扣在县里了。”

　　“那谁给咱们传技术呢？” 

　　“红枣村的杨广森问志。”

朱铁汉觉得“喜从天降”，今儿个呀，他可太高兴了。（真替铁汉高兴，更替高大泉高兴，替芳草地高兴，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高兴。）

 

 

　　　                    三十七   刘祥请客

 

 

　　红枣村的党支部书记杨广森来到芳草地，给这个已经热闹起来的村子，增加了喜悦，增加了力量，增加了信心，也增加了另一个小插曲。

　　有种棉花习惯和经验的燕山区，得到县委关于发展棉花的指示以后，主动地组织了一个技术介绍小队，立刻开到天门区。参加这个小队的人，都是从各村抽调的种棉能手。区长田雨跟王友清商量，当机立断地更改了在区里集中办训练班的计划，变成分片包村。这样，种棉的能手们能跟更多的群众直接打交道。他们的行动，也感动和教育了许多村干部和农民。

　　杨广森主动提出到芳草地来。他的老朋友高大泉在这样的时刻，迎接他，心里真高兴啊！他的新朋友老周忠和朱铁汉，跟他一块儿忙了几天，交情一下子就深厚起来了。

　　广播响起来：爱国种棉的事儿。

　　黑板报换上新的：爱国种棉的事儿。

　　群众大会召开了：爱国种棉的事儿。

　　训练班办起来了：爱国种棉的事儿。

　　民校开课了：爱国种棉的事儿。

屋里，院子，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议论纷纷，都是爱国种棉花的事儿。

（教育群众也有不一样的方式，听父亲讲过，那个时候除了“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后面紧跟着的就是“要发家，种棉花”）

　　杨广森在芳草地住了五天，成了一个最受欢迎，最忙碌的人。 

　　他到村的那天下午，周忠和秦恺就陪着他，先在东方红农业社做起植棉的技术传授和试验。他详细地介绍选种、浸种、播种的行距和间苗的株距，以及除虫、打杈等经验。紧接着，就由他跟几个干部亲自动手，在新修的泄水渠岸边，播种了一块。等到群众会一开过，杨广森就更忙了，除去在那个比原来计划扩大了五倍的训练班上讲授，还要到两个社和许多组去指导浸种。每一次吃饭，都得由吕瑞芬和钱彩风轮换着叫几次，有时候能回来端碗，更多的次数，不是让这一家扣住不放，就是被那一家硬给拉走—— 杨广森是农业社的“亲戚”，不是哪一家的知被（？啥意思，“特殊”俩字的错印？纸书上也是这样）客人，谁不想热情地热情待一场？这个“亲戚”，在芳草地的翻身户往组织起来大道上迈出最艰难一步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帮了多大的忙呀！

　　播种季节正用牲口，大个子刘祥忙得日夜不着家，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他的饲养棚。尽管他早有请一请杨广森的心意，却总也捞不着时间，可把他给急坏了。

　　那天晚上，来饲养场送牲口的邓久宽说，杨广森的任务完成了，第二天过晌，就要赶天门镇的汽车，回红枣村去。这样一来，机会就要错过，心愿也就难了，事过之后，刘祥得悔成啥样？他打了半夜主意，把社里的每一个社员都在心里掂了一遍：谁能替他照看半天牲口，尤其能替他照看得好？他想来想去，觉着高二林最合适。第一条，高二林不是干部，没有公事缠身，能抽出空来；第二条，高二林养过牲口，不光有经验，而且会精心；第三，这是主要的，他觉着，高二林这个“败子回头”的青年，对农业社集体越来越热心，越来越忠心。刘祥把主意打定，熬到东天边有一点放亮，偶尔地能听到鸡叫，就走到保管室，把个正熟睡的朱占奎给叫了起来。

　　“占奎，快着点儿。”

　　朱占奎迷迷糊糊地说：“啥时候啦？我刚睡一小觉。”刘祥说：“少睡点吧。你到我那边，照看一下牲口。草料我全拌好了，什么也甭动，看着点就是了。”

　　“您干啥去？” 

　　“办点要紧的事儿。你可不许打磕睡呀！” 

　　一直等到朱占奎裹着大棉袄，像个站岗的哨兵，站在他指定的地方之后，他才肯动身。

他出了门，匆匆地穿过黑乎乎、静悄悄的街道，来到高家院子外边，伸手掏开排子门上的吊儿，直奔高二林两口子住的那屋，嘴贴着窗户纸儿喊：“二林。二林！”高二林本来睡觉就发沉，如今活计累，更是吃得饱、睡得着。像这样的叫法是难把他叫醒的。

　　钱彩凤先醒了，听出是谁的声音以后就问：“刘祥大叔，啥事儿，您先告诉我，一会儿我再告诉他。”

　　刘祥说：“你把他叫起来吧，马上就得办。”

　　钱彩凤连推带摇，总算把高二林给叫醒了。

　　高二林懵怔征地披上衣裳，慢慢地开了门。

　　刘祥说：“快把袄袖子伸上，别吹着。你们组长是朱荣吧？他派你干啥活了？” 

　　高二林说：“让我到南渠边棉花地里，挨垄检查检查，有没有没盖严实的地方。”　　刘祥说：“这种活好拆兑。我一会儿找朱荣说一声，你替我半天班吧。”　　高二林马上答应：“行啊！”看那样子，马上还要转屋里睡个“回笼觉”。

　　刘祥扯住他说：“都快亮天了，快走吧。”

　　他们来到饲养场，刘祥把朱占奎打发走，就一宗一件地给高二林交待，而且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嘱，都快把高二林说烦了，他才肯动身回家。　　刘家人自然也都在香甜地睡着。刘祥不管不顾，把大小人都给赶了起来。他让女人干活的时候，早一点收工；他告诉女儿春禧上学的时候，请一会儿假，这般如此地交待了一遍。他又打开柜子，数点了几张票子，背起“捎马子”，就一溜小跑地奔了天门镇。大个子刘祥这一场“雷厉风行！”就甭提了。他到了天门镇，肉铺刚下板儿；他等了一阵儿，卖酒的门市部才开门儿。他转了三家杂货铺，才买上一包叫不出名目，只要价钱贵的好茶叶。他返回芳草地，干活的人们到地里动手才不久。

　　大个子刘祥，找了 朱荣一趟，让他安排个查棉花垄的人。转回家里，又一阵忙碌：收拾屋子，打扫院子，把水缸挑个灌满的，把银碗瓢盆测洗个净净的，连那张搭新炕以后才铺上的苇席，都用抹布蘸着水，擦了一遍。

　　刘家小院，里里外外，真是明光堂亮啦！

　　大个子刘祥走出门口，听到母鸡在窝里咕咕叫。他怕一会哪个孩子回来，把鸡撒开，弄脏了什么，就转回来，搬过几块砖头，加在鸡窝的门上，表示个不许放开的意思。（很亲切，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养鸡的情形。）

　　一切安排出头绪，刘祥跑到那个挂着心的饲养场。

　　高二林真是个可靠的家伙。凡是刘祥吩咐的事情。他都做了，每一宗都没出差错，每一件都很合刘祥的心意。他们两个又忙了一阵儿，准备迎接下地回来的牲口。

　　刘祥又要动身走。

　　高二林这才顾上问：“大叔，看你忙成这个样子，到底出了啥事？” 

　　刘祥郑重地说：“我得请请杨广森同志呀！”　　高二林一听，差点大笑起来：“哎呀呀，我当啥大事儿，请他吃顿饭，也至于慌忙成这样子？” 

　　“人家是稀客，平时难请到哇。”

　　“我是说，饭熟了，就去叫得啦，干吗起这么大个早儿？” 刘祥笑着说：“你算了吧，别坐着不知腰疼。你敢情有你哥哥嫂子把啥事儿都替你操持了，你光等现成的吃穿。我在家里是唱独角戏的，我不张罗，等谁？” 

　　高二林听到这句话，脸上露出一种赞同的、知足的样子，抿着嘴笑了。

　　傍晌午，大个子刘祥帮着提早收工的女人，经过一番精心设计，准备了四个下酒的菜，又包好了两锅盖饺子，就打发刚从学校回来的春禧，先到地里送个信儿。

　　过了一会儿，小春禧跑回来了，说：“爸爸，人家不来咱家吃饭。”

　　刘祥一愣：“他咋说的？” 

　　春禧说：“他问周忠大伯怎么办？周忠大伯就对我说，回家告诉你爸爸，不用费心，已经定下吃饭的人家了。”

　　刘祥这才放下心。他觉着，只要杨广森这个客人瞧得起他刘祥，还有啥难办的呢？他说：“你们先把水烧开，别下锅，等我去请。”这一天，杨广森是帮着秦文庆互助组里的一户组员下棉花种。因为亩数不多，帮忙的人不少，一会儿就完了。大伙在地头上热热闹闹地扯了一阵子，到收工时候才贴晌。

　　正好在高台阶前边，刘祥迎上了他们。

　　杨广森在芳草地几天的日夜操劳，脸晒黑了，眼熬红了，可是他的精神挺好。他那笑模样，特别像高大泉。他那走路的姿态，很类似朱铁汉（双雄合一）。这会儿，身旁除了周忠和秦恺一左一右地陪着，还跟着一大群人。他们一边走，一边谈笑，甭提多亲密了。

　　杨广森发现大个子刘祥站在路中间，就先打招呼：“刘祥同志，来几天，也没顾上多跟你聊几句。等下次吧。”

　　刘祥笑着迎上前：“我知道把你忙个啥样。下次来，可不能这么办了。累坏了你，我看大泉也没法跟红枣村的社员交帐。”他说着，就要从杨广森手上接铁锨，那意思是：客人是我家的了，理所当然。杨广森一边推让不用，一边说：“我跟你一样，都是苦里难里摔打出来的，干这点事儿，就累垮了，共产主义靠谁建设呀？” 

　　众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刘祥对秦恺说：“你今儿个得给我陪客啦。”

　　秦恺只是笑，不知怎么回答。

　　周忠开口了：“春禧没告诉你吧？你不用费心了。到了芳草地，还能饿着他。”

　　刘祥说：“反正他得吃饭。走吧。”

　　周忠说：“刘祥，真的，晌午这顿饭，他早有主了。你等下次吧。”刘祥不客气地间：“你给我说准喽，下次是哪天？” 

　　周忠说：“你也不事前说一声，临时拉人还行。”

　　“哟，这还得头几天挂号打票呀？” 

　　“都定下了嘛。”

　　“定下再改，这是活的！ ”

　　秦恺帮着周忠说：“刘祥，已经安排停当了，你就别争了。老杨来了好几天，别看干活在一块儿，周忠还真没有单独跟他坐在炕上唠唠。你让他们唠唠吧。” 

　　刘祥一个心眼要拉客人，别的话进不了耳朵，他还没听明白秦恺这话的意思，就说：“你们倒一块干几天活，我呢？看他几眼都有数儿。他杨广森跟大泉一样，也是支部书记，他是大泉的老师，比大泉的资格老多了—— 他到芳草地来，就不接近我这个群众？” 周忠说：“刘祥，广森来那天，开社会员，你离不开，没叫你。当时大泉宣布个意见，广森吃派饭，可以由村里安排，要是请他，除了社干部，哪家也不能去。这几天，我们一直遵守这一条。” 刘祥说：“我这家特殊…… ”

　　“你是特殊。不特殊，还不至于让广森为难哪。” 

　　“我什么特殊？我穷，对吧？他杨广森过去不穷？眼下呢？我是农业社社员，囤满着！ 慢说一顿饭，他有工失在挽那住上半年，看我养得起他不？” 

　　杨广森了解刘祥的情况，按照本意，他不忍心扫这样一个人的兴致。可是一则，自己事前跟高大泉商量过，不能随便到群众家吃喝。二则，刘祥确实是把话说晚了，没有个商量的余地。他只好诚恳地说：“刘祥同志，你的心意我领…… ”

　　刘祥打断了他的话：“你领了我啥心意了就是请你吃一顿？你知道我这几年是咋过来的吗？”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一步一步走着，心里是咋想的吗？” 

　　杨广森笑了：“我能猜到…… ”

　　刘祥大手一摆：“好多细底你不知道。我说句旧话，你是我们芳草地的恩人哪！……”

　　杨广森连说：“刘祥同志，你可不能这么讲。”

“不。这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先办起互助组，我们才跟上呀！” 

“那是毛主席的指引，是县委的领导。” 

　　“毛主席没指引张金发？县委没领导张金发？他咋不起个头，带我们走这条大道呢？你说说！”　　杨广森的心被触动了：“刘祥同志，你别总盯着一面儿。这几年芳草地的同志困难像山似地压着头，一点儿都不弯腰，硬是闯到今天。那股子勇敢精神，给我们红枣村的人鼓多大的劲儿呀！”（互相支援，互相学习。毛主席时代的援外也是如此。） 

　　刘祥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说：“都是在我们走到困难的关节坎儿上，你杨广森，你们红枣村的穷哥儿们帮了我们，拉扯了我们。就拿那一场围着跑运输、大车断了轴的事儿说吧，那件祸事的根子，在我身上…… ”　　周忠在一旁说：“刘祥，你怎么胡扯起来了！”

　　“不，不，是这样。我要是早一点有个觉悟性儿，早一点看到集体的力量这样大，能给大泉你们加那么多的苦佐料吗？能差一点把翻身分的地再让人夺回去，给党抹了黑吗？眼下，我们又往前迈步，有人又使坏，昧着良心想让我们离开正道。你杨广森又来了。你看看，你来了以后，芳草地啥样？” 

　　　杨广森说：“那是芳草地同志们一心听党的话，齐了心，合了力，干出来的。”

　　“没有你的份吗？我看，你加的这一份最珍贵。掏心里话说，前几天，我对那棉花能不能种得好，也犯二虎。对庄稼人，你把书本子上写的，给他念十句，也不顶你这个带着红枣村几辈子闯出经验的人，实实惠惠地讲一句让人心里信服。从过去到眼下，芳草地变成这样，你花了血汗。我今儿个让你到我家看看，看看我这个差点儿又跌到苦海子的人家，如今变成了啥样。让你看看咱们大伙的心血浇出来的好果子。不光是芳草地的翻身农民亲如一家，跟红枣村的，跟普天下的翻身农民都是一家亲！告诉他们，毛主席指的路我们走定了！…… ”

　　刘祥的话，使得周围的人都受到感动。刘祥的这片心意，他们都能了解呀！ 

　　只有那个站在远远的小算盘秦富，看着，听着，显得很奇怪的样子。

　　杨广森对这个邀请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

　　周忠呢，除了自己为难，还替客人为难。

　　这当儿，谭雅琴走过来了，对周忠说：“爸爸，饭熟了，快回家吃吧。”

　　跟谭雅琴一块跑来的闺女小燕，挤过来拉住杨广森的手：“伯伯，回家吃饭！ 伯伯，回家吃饭！” 

　　周忠对儿媳妇说：“你们先回去等一等。我去找找大泉。看他回来没有。”

　　刘祥一步抢先：“我去找他。我不就信，今天这个规矩不能破一回！”

　　站在旁边的秦恺开口了，声音非常高：“谁也不用去，这个事儿我包了！”

　　大伙儿眼睛都望着他，不知他要怎么办。

　　　　秦恺说：“老杨，这顿饭，你到刘祥家去吃！” 

　　刘祥乐了。

　　秦恺又对周忠说：“您也去陪！” 

　　周忠推辞说：“我不能去…… ”

　　秦恺一把扯住杨广森，一把扯住周忠说：“刘祥活这么大，连成家都没办过喜事儿，这是第一次请客。走吧，我也去。一块儿喝顿喜酒！”（秦恺二爷的话太得体了，恰到好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心与翻身农民靠近了，感情共鸣了！） 

　　不知是谁带的头，劈里啪啦地鼓起巴掌。

两颗喜悦的泪珠儿，从大个子刘祥那被细密皱纹围着的眼睛里落下来。

 

 

 

　　

　　                      三十八   大有成效

 

　　高大泉今天早晨到雁庄参加片上的春耕播种的汇报会，也遇到一场类似刘祥请客的场面。还没散会，就有好几个互助组的组长向他发出预订吃饭的邀请。散了会，刚走出会场，七八个人奔过来拉扯他。特别是赵玉娥的娘家人。当然，赵玉峨哥哥赵玉明因为都是当干部的，懂得这个理儿，遇到推辞不便勉强。他媳妇不管这一套，硬是从好几个大汉的中间，把高大泉给拉到家里，闹得高大泉怪不好意思，只好应付差事似地吃了半张烙饼。

　　他惦记着留在家里的客人杨广森，顾不上礼貌，丢下筷子，就赶紧往家走。

　　杨广森，这个交情已深的老朋友来到芳草地，不仅给全村人带来了为国家种好棉花的技术经验，鼓舞了他们能够拿到收成的信心，尤其给他们增加浓烈的政治气氛，促进了社员之间，农业社和互助组、单干户之间的的团结合作的精神大发场。就高大泉个人来说，杨广森给他带来的喜悦，也是异乎寻常的。每日三餐，陪着老朋友同桌子的权利，都被那一伙子社干部给“夺”走了；可是，到了夜间，两个伙伴躺在一条烧得热呼呼的炕上，敞开心怀来交谈的特殊享受，他却可以独占。每天晚上，他们在高台阶开完会，或是“集体聊天”完毕，就相伴回家。不论多晚，吕瑞芬都等着他们。高大泉是不怎么会喝酒的，可是为了陪他这个不爱喝，但却能喝的朋友，总要让吕瑞芬摊上几个鸡蛋，或是煮一点儿黄豆粒，再烫上一壶酒，就一边喝一边聊起来。吕瑞芬再三催促，说是别把客人熬病，他们了 才肯收了桌子，躺下；等吕瑞芬转身丫走，他们就又聊起来，他们从朝鲜战争的形势，谈到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种棉花问题，谈到一直成为他们彼此心事的粮食问题。他们又谈到每一个农民，每一个社员眼下想什么，随着斗争的发展，会想什么；作为党支部这个党的基层组织，应当怎么样利用摸到的规律，进行正确的引导，把政治思想工作搞得更有成效。他们还花了很多的时间谈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谈到那件一直没有破案的“车轴事件”，谈到冯少怀又勾结张金发不走正道儿。从谈话中，高大泉向杨广森学习了许多工作经验。他还从谈话中知道了一件事情：冯少怀带着张金发到燕山买过粮食；燕山那边有几个村的粮食贩子，也跟天门镇的三合顺粮店挂着钩，跟春水区那边一些干这种勾当的人也有联系。这使他对抓好粮、棉问题的分量，看得更重大了。

　　今天，杨广森要离开芳草地，回红枣村去。本来，按上边规定，前天他们就应该分别了。由朱铁汉和秦恺两个人出面，硬是把杨广森给扣留下。高大泉当然是支持的。尽管他知道杨广森惦记村里的工作，他还是咬着牙不替杨广森说一句“开脱”的话。他想，无论如何今天得放杨广森走。红枣村的工作同样是重要的呀。高大泉一进家门，钱彩凤就把刚才发生的那件刘祥请客的事儿说了一遍。

　　她说：“刘祥大叔今个不知咋回事儿，疯了一样，谁的话也不肯听。你要在家，也许能镇住他。”

　　高大泉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

　　钱彩风说：“一边吃着饭，周忠大伯和秦恺两个人还一边说，要等你回来作检讨哪。”

　　高大泉又笑一笑，就往院里走。

　　吕瑞芬从里边迎了出来，朝他连着摆手。

　　高大泉不知怎么回事儿，就停住了。

　　

　　吕瑞芬带点不高兴的神气说：“秦恺二叔今个也变得没了边，把杨大哥给灌醉了。” 

　　高大泉一愣：“不会吧？他是有酒量的。”

　　吕瑞芬说：“我不放心，让彩凤去看几回，亲眼看见，秦恺二叔拿大茶杯，跟他一杯一口地往嘴里倒。”

　　高大泉有点紧张了。“我去看看他，是不是醉了。” 

　　吕瑞芬说：“后来，我让铁汉去了，才把他拉回家。到家，他就躺下了。他要没醉，多会儿中午肯躺一会儿？ ” 

　　“睡着了吗？” 

　　“着了。”

　　“我看他醉成啥样。”

　　“你别去了。你一去又得把他惊动起来，下午他还得赶路哪。我让小龙在那边院子里看着，谁也不让进屋。”

　　高大泉这才放下心：“让他睡一会儿吧。我找铁汉他们碰个头；他醒了，就去叫我。”他说着，就奔高台阶去了。

　　吕瑞芬后来才知道，她办了一件可笑的事情。

　　小龙没有很好地执行“任务”。当吕瑞芬硬把杨广森关在屋里休息的时候。就溜了号。这位有“海量”的豪放的汉子，并没有酒醉。他是怕耽误下午的工作，拿“醉”来当挡箭牌的。在芳草地帮了几天忙，事情做得不少，种子已经全都播到地里，可是，又好像有好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完。他急想听听这里的干部们的意见，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应当商量一下。他今天一定得赶回红枣村。离开家五、六天了，家里的春播怎么样？动工的水井，进展得顺利不顺利？经常往红枣村乱蹿的粮食贩子，这几天又去没去？还有一位在朝鲜战场上负了伤的同村志愿军战士，在东北荣军学校学习期满，来信说，最近要回红枣村探家，不知道来没来…… 总之，这边的工作一完成，他的心已经飞回红枣村。他在屋里装做睡下，等到吕瑞芬一走，他就出了屋。趁小龙坐在小树下边玩得正入迷，他就悄悄走出院子，想到农业社办公室看看干部在不在那里，高大泉回来没有。春天的正午太阳，是暖洋洋的。街上没有行人和呆着的人，显得很安静。

　　杨广森走出几步，忽见南边墙根下蹲着一个老头，大概有六十来岁的样子。

　　老头子一脸焦急的神态，发现了杨广森，先是左右看看，随后猛地站起身，朝杨广森走过来，小声地招呼：“同志，同志！”杨广森停住步，细细地看一下这个人，似乎没有见过面，就顺口打招呼：“你吃饭了？” 

　　“啊，啊，我想求求你。”

　　“说吧。”

　　“我也想种二亩棉花。”

　　“好哇！” 

　　“你也给我讲讲技术。把你在他们农业社讲的，全都讲给我，行不行呢？” 

　　“行啊！” 

　　老头子高兴了，原来很忧郁的脸上，露出一点笑模样（秦大爷啊，秦大爷，你这才是牵着不走，打着紧捯腿啊。哦，没人打，是自己紧捯腿。）；立刻又神色紧张地说：“那就到我家里去吧。从这边走，这边近，在南街。”杨广森一见他这架势，起了疑心。他警惕地想：芳草地种棉花的工作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种棉花，学技术，都是光荣的事儿，这老头为啥要偷偷摸摸的呢？他想，自己不是个一般技术员，这次来，一举一动都是有政治影响的；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家里去，应当告诉高大泉，或是跟别的干部打听清楚。他想到这儿，就对老头说：“你先等一下。”

　　老头一愣：“你干什么？” 

　　杨广森说：“我对干部说一声，免得他们有啥事儿，找不见我。”那老头更慌了：“你还找社里的干部？就去一小会儿的工夫，不用啦！” 

　　

　　杨广森一见他这样子，更加疑心了，说：“你把名字告诉我，我一会儿去找你吧。”

　　老头子迟疑一下，想说什么，又难以开口，就使劲一摆手，说：“要那样，就算了吧，我不求你了。”他说着，便匆匆地走进了南边的小胡同。

　　杨广森心里边很奇怪，急忙转回高家，想先跟吕瑞芬细想俩打听一下，再决定怎么办。

　　吕瑞芬一见杨广森从外边走进来，不由得一愣：“哎呀，你啥时候出去的呀？” 

　　杨广森说：“刚出去转了个圈。” 

　　“你没醉呀？” 

　　“那点酒就把我灌醉啦？再说，喜酒是不醉人的。”吕瑞芬说：“你昨晚上睡那么迟，一会儿又得赶路，怎么不打个盹呀？” 

　　杨广森说：“你们每天不是也睡得很迟吗？” 

　　吕瑞芬笑笑说：“过去我最爱困；这两年，我跟着小龙他爸爸熬眼熬惯了。”

　　杨广森走到跟前，小声说：“刚才我在胡同口碰上一件奇怪的事儿，你帮我判断判断。”于是，他把刚才遇见那个老头，都讲了些什么，告诉了吕瑞芬。

　　吕瑞芬低头细想，摇摇头，说：“那是谁呢？不像地主歪嘴子呀？” 

　　杨广森说：“那个人嘴不歪，就是样子不正。”

　　正在树荫里来回走动，拍着小英睡觉的钱彩凤凑到跟前一问，笑着说：“不用猜，要我看哪，准是那个小算盘秦富。除他没别人。”吕瑞芬说：“他哪会这么积极？前天还跟文庆吵吵，说一棵棉花都不种，能一下子就狠心种二亩？” 

　　钱彩凤说：“不认咱们打赌，跑不了他。”她说着，把小英塞到吕瑞芬怀里，对杨广森说，“走，咱们到他家认认去，看是不是他。” 杨广森觉得这样做不妥当，正犹像，只见高大泉、周忠和朱铁汉三个人说说笑笑地走了进来。

　　他们刚刚开完碰头会。区里领导对他们推广种植棉花的工作很满意，表扬他们干得坚决果断，又讲究工作方法，所以开展得这样顺利。工作受到表扬，每个人的心里都增添了喜悦。明天就要开始全面的春庄稼的播种了，估计，两三天时间就可以全部完成。高大泉以为杨广森刚刚睡醒，怀着一种兴奋而惋惜的复杂心情对他说：“我们一块儿把任务完成了。刚才我在雁庄开会，田雨同志捎来信，说下午县里供销社有送货的汽车，往燕山返，让你一定赶回地区，坐车走。你就早点动身吧。”

　　杨广森说：“这没问题，到家大早的。”

　　高大泉说：“从我们心里想，愿意多留你几天。我们也不能光顾这边的事儿。过些日子，你再来一趟。我也打算派几个人，到红枣村去，参观参观你们那儿的棉花地。能抽空的话，我也跟着去。”朱铁汉对杨广森说：“你只管放心。我们根据你讲的，再对照书本上写的，这一段能干下去了。”

　　周忠也说：“我看时间不早了，出门赶早不赶晚，套车动身吧。”杨广森说：“我这两条腿，能跑路，还用套车？反正到了天门镇就有汽车坐了。”他又把他刚才在街上遇见的那件事情，跟三个干部讲了一遍。

　　朱铁汉说：“没错，准是小算盘。我到办公室去的时候，就见他一个劲在门口晃。”

　　周忠说：“看样子，这个顽固脑袋，见人们都干起来，也动心了，就是还没下决心。”

　　高大泉说：“我估计，他是见我们的水渠边上种了棉花籽儿，想要跟我们农业社赛赛。好哇，越赛越好，看是单干能赢，还是集体能胜。”

　　杨广森说：“要真是他，看那情形，我一走，他准不愿意找你们。”

　　朱铁汉说：“不找我们他也得种。”

　　杨广森说：“胡乱地种上，怎么能长好？干脆，这本经，还让我这个远来的和尚去念。我马上去一趟，跟他讲讲，讲完了我再走。”高大泉说：“这样好。铁汉，你给老杨领领路，送到门口，就回来。”

　　朱铁汉说：“好吧。我给他送个老师去，不吃他，也不喝他，他还不欢迎？” 

　　周忠说：“你得弄明白大泉的意思，别跟着闯进去。”站在旁边的钱彩凤说：“别让铁汉去，他办不好这种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周忠说：“这倒是好办法。广森你自己去，我们在这儿，一边聊聊工作，一边等着送你。”

　　钱彩凤领着杨广森，穿过小胡同，又朝西走了一节儿，指指那个旧门楼说：“他就住在那儿，您自己去吧。跟你说，这个老家伙可会算计人啦，小心点儿！” 

　　杨广森笑笑说：“放心，他肯定算计不过我。”

　　钱彩凤见杨广森大大方方地走进那个小院子里，有点不放心，或者说有点好奇心，就悄悄地跟在门外，想听几句。

　　先是小算盘惊喜的声音：“哎哟，你来了？” 

　　接着是杨广森的声音：“我本想赶路，立刻走，可是你们支书催我一定来帮你一把。”

　　“他知道你到我家来了？” 

　　“知道。他说，你这行动，对国家对自家都有益处，一定得成。”

　　“啊…… 没拦你。他笑话我了吧？” 

“还直表扬你哪。说你过去对政府的话总是三心二意，结果总吃亏；这回听政府的话了，准得沾光，准得闹好喽…… ”

“我给你烧点水喝吧，我还留着茶叶末哪！”（非得把那个“末”字说出来呀！） 

　　“不用了。”

　　“白麻烦你，这多不合适…… ”（“不合适”的事对“小算盘”是“正合适”。）

　　“没啥。只要你能一心听人民政府的话，比给我做一顿酒席还让我高兴。如今的政府是咱们的，一切章程都为咱们好；不听政府的话，迟早得受害。这个小算盘可得打准哪！” 

　　钱彩凤听到“小算盘”这个词儿从杨广森的嘴里无意地冒出来，差点儿笑出声。她捂着嘴巴，赶紧转回家。

　　高大泉正巧从院子里走出来，听钱彩凤把秦家院的情形一讲，就说：“老杨帮咱们做思想工作哪。他自己不留名声，倒给我树威信，水平就是比我高呀！”

　　他往东走，想到竞赛社问问，如果有大车去天门镇，好让杨广森捎个脚。他到了村口，刚要朝北拐，果然瞧见一辆大车停在路上。车辕子上跨坐着一个人，正打盹儿。他认出是秦富家的大车，赶车人定是秦文吉。

　　这段日子挺忙乱，高大泉一直没顾上找这个误入迷途的人谈一谈，自从赵玉娥从秦家搬出来，秦文吉怎么想的，脑袋瓜子里有没有一点变化？能不能插进手去，做一点工作？他想到这儿，打算趁机会找秦文吉谈几句，摸摸底。（说完了存在脑子里，遇到时机就发酵）

　　打盹的秦文吉在等着竞赛社的大车一块儿出门儿。他听到脚步声，就醒了；睁开眼一看，走过来的是高大泉，又把眼闭上。装作没有看见人。

　　高大泉走到他的跟前，叫一声：“文吉！”    　　秦文吉只好又睁开眼。

　　高大泉问：“这些天日子过得怎么样？” 

　　秦文吉故意挺神气地说：“满好，也没丢胳膊，也没丢腿。”高大泉微微一笑，针对他的回答说：“我看你要是这样走下去呀，很难保险。”

　　秦文吉摇摇头，表示不想再说什么。

　　高大泉单刀直入地问：“你跟赵玉娥两个人，就永远这样两掰着生活啦？” 

　　一种十分复杂的表情，出现在这个年轻的会过日子人的脸上。他叹了一口气，拖着长腔说：“掰着就掰着呗，我有啥办法？如今，不是男女平等吗？” 

　　高大泉反问他：“你什么时候真正平等地对待过她呢？你回头想想，从你们成亲那天起，直到今天，你也没有把她看成是一个应当平等的人。芳草地的乡亲，凡是正派的，没有一个不说，只有你们父子对不起赵玉娥，赵玉娥没有任何对不起你们的地方。” 秦文吉翻着白眼珠子：“还等我给她下跪求饶吗？” 高大泉说：“下跪求饶用不着，你得向她承认错误！” 秦文吉“哼”一声：“没有那个日子！一直到死那天，也没那日子！”

　　高大泉语气坚定地说：“不，文吉，你不要把话说绝。会有这个日子。等你在这条绝路上走到头，撞了个头破血流，你会感到赵玉娥是对的，会承认你对不起她。”

　　秦文吉不服气地分辩起来：“我不就火上来，打了她一下吗？她，就这么往死里整我？” 

　　“文吉呀，我看你一点弯儿都没有转。她跟你分开，只是因为你打了她一下吗？她怀恨的，是你跟错了人，走错了路，正在断送自己！ 还要带上她跟你陪绑。她能放着平展展的道儿不走，合着眼跟你趟混水吗？今儿个我不想跟你多讲别的了，你耳朵张着，心堵着，好话良言听不进去。只提醒你一点，有工夫想一想：二林是怎么上当的，刘万是怎么受害的，你会不会有这么一天？什么时候想通了，找我，我可以帮助你们开始过新的日子。如果你一点不回头，还想让赵玉娥向你们低头，她永远不会满足你们的愿望。就是赵玉娥想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会让她走回头路。文吉，我把实话对你讲了，你恨我去吧！”（掷地有声！点赞！）

　　秦文吉吃惊地望着高大泉走去的背影，愣愣地好久没有动弹一下。过了一个时候，听见背后有脚步声，转过头，抬眼一望，他爸爸小算盘一路小跑地过来了。

　　“文吉，等一会儿再走，有一个杨同志，燕山区的，顺便，坐你的车回天门镇。”

　　秦文吉没吭声。

　　秦富说：“人家帮了咱们忙，给我传了艺；这回，就输不给农业社了。人家连口水也没喝咱的，真是个好人。是我请他坐车的，你可得热乎着点儿。往后，咱们还许能求到人家头上呀！”高大泉从竞赛社返回来，瞧见杨广森已经站在秦文吉的大车跟前了。他想，这样也好，一路上，杨广森准能做做秦文吉的思想工作。

　　他赶忙奔过去，跟周忠、朱铁汉、秦恺等一伙子男男女女，拥着大车，把杨广森送到西官道上。

　　小算盘也跟在后边，发觉有人回头看他，就停在村口，顺势蹲在路边上，抽起旱烟。他心里发狠地盘算着（蹲下去，血液可以顺利进入大脑，“发狠”的能量也够了。这一连串的心理和动作，真简练！）：今儿个，一定得把棉花籽儿下到地里，多使底肥。再迫上细肥，照红枣村那位内行人传的办法经管，非让棉花长得超过东方红社不可！

　　被太阳晒得散发着香气的土地上，到处奔走着拉耠子、拖砘子的骡马驴牛，那里边有农业社的，有互助组的，也有单干农民的。他们都怀着一种尝试的心情，往泥土里翻撒棉花籽儿。许多人，从打学干庄稼活那天起，就没有种过棉花，也不曾想过种棉花。如今，人民政府号召种棉花，他们得响应；农业社和互助组带头种棉花，他们得跟随；要不然，眼下不光彩，秋天会后悔。…… （引领人的不光是理想还有利益，让那些污蔑毛泽东时代是“只有理想，没有利益”的人见鬼去吧！）

　　高大泉那张被春天太阳晒得发黑的脸上，又一次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神情。他想起春节从唐山归来，在风雪砖瓦窑里、县委书记在他心里播下的那些新的思想种子。而今，从来不种棉花的芳草地，遵从国家计划，将在二百二十亩大大小小的地块里翻下棉种，连小算盘这样的庄稼人都开了窍、入了垅，这个成效，比什么数目字都珍贵呀！

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在田野小路上默默地走着，脑海里在思考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三十九    两个造反的

 

 

　　芳草地的春种任务完成以后，两个农业社继续着暗地里比赛。他们朝着各自的目标，按着各自的门路，使出全部的力量，一心要把对手超过、压倒。

　　东方红农业社集中人力托坯，抓早抓晚的，又给所有的社员户都搭上了新坑。为了烘干新的泥坯土炕，好多人家煮黄豆做酱（一举多得）。街上飘起那很少闻到的香味儿。玩耍的孩子，不住地把煮得胖胖的豆粒儿填到嘴里。新买来的两部水车，架在垒好井帮、搭好龙口、迭好渠埂的井台上。社员们起五更出工，忙着间苗、锄地，像绣花一样整理着棉花苗。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越过严寒冬季和温暖的春天的小麦，开始放叶、拔节、吐穗、扬花，飞快地生长着。看样子，今年又是一个丰收的麦季。

竞赛农业社也搞得很热闹。他们急急忙忙地把棉花籽、高粱粒、大豆和春棒子种撒到地里以后，就组织一批人到火车站上搞搬运抓现钱；又调动全部车辆到外边拉脚捞“外快”，转回来的时候，车上就装着从很远的地方捣动来的口外小米（纳鞋底子那会儿好像说过这种小米质量不如本地小米。那时候是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弄来这种小米）和东北大豆，还有蓟运河南边出产的、成色并不好的红高粱。有几次，他们还捎回好几布袋高粱糠和秕谷子（这是要干啥？）。　　

许多单干的农民，用眼睛看着两个农业社的行动，用心思揣摸他们的底码，不声不响地跟着他们的步子抬腿放脚；有的人家发狠地往地里的小苗子上使劲儿，有的人家却想尽一切办法，往抓钱上花功夫。当然，能够有办法抓到钱的单干户是很少的。一冬一春全家人嚼咬花用，不论仓囤里，还是腰包里，都向他们显示出一种空虚的压力了。但是，因为各种各徉的原由，他们又不能不奔；即使是不怀恶意的人，也不甘心让农业社丢下太远，更不情愿让自己的日子跌落下来。

　　芳草地就是这样随着地球转动着，一圈又一圈，一直持续到小麦登场。

　　麦子，这种金黄色的粮食，是最诱惑人的。芳草地被金黄色包围着，像海洋中的一个小岛。在办农业社以前，谁见过这么多，长势又这么好的麦子呢？你看，齐刷刷，黄澄澄，顶着阳光从地边上走一趟，晃得眼睛都睁不开。当然，临近了细看，麦子的成色，也不都是一个样子。因为大伙儿的土地都是插花着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要是留神一比较，那种差别更加显鼻子显眼的了。东方红农业社的麦子地，块块好比一层楼；单干户的麦子地，块块好比一座房；竞赛农业社的麦子地，就像一个个鸡窝，真是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竞赛社的农业股长周士勤，好久不敢到麦地里去。他不愿意受别人奚落，他嫌丢人。他每天把出工的社员分派完毕，就独自钻到棉花地干活计。这里可以躲风，又可以集中时间和力量把棉花苗伺候好。这棉花，在他看来，与其说跟农业社的前途有关，不如说跟他周士勤的面子连在一块儿更合乎他的心理状态。种这样一些棉花这是他心头一热，主张向上级报的数目，又是他脖子一红，超过原订的数目下的种。他想，棉花要是长不好，不要说在村里、区上没法交待，就是竞赛社内部的冯少怀和张老八，也得把他一口吃掉！当然啦，如果说周士勤这样精心地伺候棉花苗子，全是出于“怕”谁，实在太冤枉人。从打高大泉第一次亲自主持了竞赛社的干部会，把张金发和冯少怀收拾得像拴着腿的小鸡子一样，周士勤就变得胆大了。他胆子大起来的原因有三：第一，有党支部当了竞赛社正派力量的后台；这个后台不光硬气，谁也不敢碰，还特别高明，谁也斗不了。高大泉在会上施展出来的那几下子，真有勇有谋，有理有力，周士勤算是服到家了。有这样的后台，还怕啥！ 第二，自从高大泉插手这边的工作以后，经常找人谈谈心，还一块儿干干活（高大泉真是不辞辛苦。最近看了一个视频，里面王国福的儿子说，他爸爸是一大早四五点钟就出门了，晚上很晚才回来，一把铁锨不离手。人称“万年劳”），竞赛社的社员比过去“正规”了。起码在周士勤指派活计的时候，听话的、顺垄的人多了；干起活来，用心的、卖劲的人也多了。骁将手下有强兵，周士勤还怕个啥！第三，这得从区里那个种棉花会议以前，高大泉开始给周士勤鼓气的时候计算起来，加上县委书记梁海山的讲话，接下来就是那个从来没有开过的社干部会。在这个过程里边，周士勤被不知不觉地推到了风口第一线，摔摔打打，倒使他练出一点直脾气、硬性子的素质（还真是这样，推到那个位置，就得那样说话、那样做事。）。这种可贵的东西，能注入像他这样一个新中农的体魄里，除了正面的教育，还有反面的逼迫。周士勤起码认识到，张金发这个人，很不讲交情，很不顾别人的面子，谁要是有一点儿不由着他，翻脸就不认人！ 周士勤胆子大起来的表现，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敢发火了。他不仅敢跟冯少怀发火，也敢跟张金发发火。这个火，因为茬儿多，又憋得久，所以动不动地就发一次（火山走出休眠期，进入活跃期）。周士勤这样一变，竞赛社再也不像过去那么平平安安的了。

　　麦子动手收获的季节，终于在人们的盼望下，来到彩霞河边的大草甸子上。

　　芳草地的人没等谁打钟吹号，就都紧张地忙碌起来。常言说，麦熟一响。在庄稼人来讲，任何农活，任何事情，也比不上收割小麦更重大，更紧迫了。动镰的头一天晚上，出门的人赶了回来，搞编织、磨豆片的人停了下来。区里的干部们，带着行李、镰刀，分头来到各村，了解情况，督促收割。（1996年我们原单位公司的济南办事处被人骗了一次，结果就是很顺利的抓到了骗子，因为当时是麦收，骗子也回家收麦子了。）

　　周士勤再也不能逃避他那烂鸡窝一样的麦地了。他是农业股长，他得张罗收庄稼。他看着满地里都是抢收的人群，东方红社的人自不必说，就连单干户也是全家老小齐上阵，就忍不住地到本社的麦子地里转了一圈儿。他这一转，更加气满肚子、火烧胸膛。他听说张金发在外边呆了几天，刚刚回村，立刻跑到办公室来找，不管不顾，开场就吵：“我说社长，咱地里那麦子，还要不要哇？” 张金发正跟会计报帐单子，朝着怒气冲冲的周士勤看一眼，心里转开了弯子。

　　自从高大泉插手竞赛社的工作以来，周士勤的一举一动，都使他特别的扎眼。他早就看出周士勤的人心大变。冯少怀也多次提醒他留神，劝他快点儿下手整治整治这个“造反的人”，张金发对周士勤却是怕在心，恨在心，想要说的话藏在心，而从脸皮子上看，他对这个“造反的人”倒显得更亲热，更知己；从做法上瞧，他对这个“造反的人”也显得更依靠，更器重，完全是一副言听计从的样子。他这种态度和做法，连冯少怀都不摸头脑。每当冯少怀背后调唆他整治周士勤的时候，张金发就说：“士勤这个人我是知根知底的；凭我们两个的老交情，他不会跟我来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把戏！ ”事实上，张金发已经认定周士勤的心偏了，要倒到高大泉那边去。怎么办呢？用整治的手段，等于替高大泉帮忙，更快地把周士勤推过去。张金发才不干这种傻事。他要用软化的手段，用情面把周士勤先稳在“曹营”，决不抓破面皮，让周士勤逮着个梯子往别处爬。他想，等到麦收过后，竞赛社弄到了大囤的麦子，弄到使每个社员，特别是干部都能一下子变成财主的麦子，周士勤那摇动的两条腿，立刻就会牢牢站在他张金发划定的圈子里，用棒子打也不会跑。他想，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奔波？你冯少怀讲话，都为财嘛！ 

　　这会儿，张金发见周士勤又为收割的事儿来：“造反”，就故意笑着说：“你这是哪头话，咱们的麦子，哪能不要呢？” 

　　周士勤说：“既然要，为啥还不张罗动秤？” 

　　张金发几乎是低声下气地说：“士勤，你不是农业股长嘛。竞赛社的农业生产，全靠你啦。我放心。”

周士勤听到这句顺耳的话，果然软了一点儿：“你净会这么给高帽子戴。我一个人，一伸手，就把麦子抓到场上来了？ ”

　　张金发说：“这还不好办。你就多吆喝几个人去干嘛。”周士勤说：“你不下令，我能吆喝动？”他说着，把手里捏着的几个麦穗子往张金发眼前一举，“你看看，啥样儿了？再晒一晌午，不碰也得掉粒子，还有，咱这地方，一到麦季就来雨，要是遇上一场雹子，那可就完蛋了！ ”

　　张金发毕竟是个庄稼人，既明白周士勤的心境，也看得出麦穗儿熟到什么火候。他尤其是喜爱粮食（主要是爱钱！），这是到了嘴边上的粮食呀！损失了，他也心疼。

　　周士勤又加了一句：“它长在垅里不收割，要是都让雨水雹子打摊在地上，我能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地拣回来？还是你能？要到了那时候，我真不知道你咋跟社员交待，又咋往上边汇报！” 冯少怀在挨墙边的一张床上，靠行李卷半躺着，看周士勤的神气，听周士勤的语气，心里十二分的不舒坦。他觉着张金发在这个“造反的人”面前太软弱无力。他想，张金发对这种人老是忍让下去，会越惯越没样儿，将来还不翻了天？冯少怀想的这个翻天，可不是指一般地发脾气、闹火气，或是在社里一般地占尖取上。他指的是，张金发如果总是顺着周士勤这股劲儿，会不知不觉地把竞赛社拉上高大泉划了线的路子上去，实际上等于帮了高大泉的忙，入了高大泉的套。更可怕的后果是，长此下去，周士勤会把张金发一丁一点地扯到高大泉的跟前，把两个顶着头的，变成两个并着肩的。那还了得！ 高大泉的心没法量，计没法猜，手腕多得没法对付，有可能把张金发“修身养性”地“度化”过去，给“改造”成真的共产党员！到了那一天，张金发跟高大泉摽上膀子跟冯少怀干，那可就吹灯了！

　　冯少怀想到这里，心里不由得一冷，倭瓜脸上冒出一层汗珠子。

　　周士勤还在那儿急赤白脸地跟张金发吵吵：“咱们今儿个得说清楚，你要再这么抻着，我可要…… ”

　　　　没容他把话说完，张金发噢的一声站了起来。

冯少怀心里一乐，以为他要发火。　　

张金发冲着周士勤一摆手，却说：“行了，你的话我明白了，你的心意我领了。傍晚开会，我动员；明天动手，我带着干！”周士勤的脸上露出一点笑模样。

　　冯少怀吸了一口冷气。

　　傍晚，竞赛社的社员，都集中到新做好的场院上来了。好多人猜到会议的内容，所以这个会召集得很齐全，人来得也很快。金色的麦子在号召人们，东方红社热火朝天的抢收场面激励着人们，哪一个人心里不像个火盆似的。

　　张金发挺胸昂首地站在窗前，慷慨激昂地对众人说：“这几天，不论是谁，全都得把心收回来，扑到麦收上边。你们要是顾全咱竞赛社，不甘心让东方红社比下去，就得掏出浑身的劲头，就得把长熟了的麦子收好，不能任凭它毁掉！” 

　　站在他背后的周士勤，对张金发今天这个行动有点出乎意料，心里边很满意，看看天空，擂了一句：“是呀，这几天闷闷的，说不定要憋一场雨哪！ ”

　　张金发顺着他的话音说：“老天爷的事儿，没准头，说变脸，就变脸，谁也当不了它的家。不要以为咱们竞赛社腰里有票子，仓里，有粮食，就不用力对付地里的活计。农业社嘛，咱们不把农业抓挠好，人家就会抓咱们小辫子，挨糟践，在场的哥儿们爷儿们，也得少分红！” 

　　张老八在一旁笑呵呵地帮腔说：“这话对呀。你们几个当头儿的，早该这么张罗张罗动手了。要不然，得让人家东方红社丢下多远哪？” 

　　一直坐在办公室的冯少怀，从门口看到这个场面，听到这些声音，心惊肉跳。他想，不得了，不得了，这伙人要一个口令齐步走，得快点儿想办法拉住张金发的胳膊，绊住张金发的腿，不能让他顺竿儿霍一下爬上去。

　　张金发最后说：“明天咱们起五更拔麦子，来个大突击！干部社员，男的女的，一个也不许缺勤，全部到地里去。谁也不准请假。天大的事情，也要给我往后推两天，得服从这个活计。这个活儿是压倒一切的！ 就这样子吧。少怀，士勤，你们几位还有别的事儿说说吗？” 

　　周士勤：“没了，很好，就这么办。”

　　张老八说：“今儿个真痛快，干事情就该这个样子。”张金发打个断然决定的手势，说：“好。咱们散会吃饭，鼓足劲儿明天干哪！” 

　　冯少怀，急忙从办公室里蹿出来，挂着笑模样喊道：“我完全同意，满好，满好！”他又冲着张金发说，“嗳，嗳，金发呀，刚才区里来了个通知。”

　　“啥事儿？” 

　　“让你带上财经股长，明天起早到区公所开会…… ”“唉，这么紧急大忙的，又开啥会呀？”　　冯少怀加重语气说：“服从命令听指挥嘛。我估计，上边又有重要的事儿。通知得很急嘛！”

　　周士勤觉得开会也是重要事儿，没说什么。

　　一直蹲在人群里的秦方站了起来，挺生气地说，“明天是动手拔麦子的第一天，一个不缺勤，这话说了得算数。上边召集的会议也得参加，那就去一个人，回来再传达。”

　　张金发第一次痛快地接受意见：“这个主意好。对付一下，两不耽误。”

　　冯少怀郑重其事地说：“下级得服从上级，哪能对付呢？人家指定，一个也不准缺席。”

　　张金发说：“规定得太死板了。那个人谁去呢？” 

　　冯少怀笑笑：“你忘了，大伙儿不是把财务这摊子事儿交给我了吗？” 

　　秦方说：“我的意见，两个人去一个。”

　　周士勤劝他说：“算了。半天的事儿，大伙一紧手，一个人的活儿也就加出来了。让他们都去吧。听听精神好工作。”冯少怀说：“哎，这话对。”

　　张金发说：“好吧。社员先散，干部留一下，咱们到办公室再商量个事儿。”

　　一宣布散会，院子里立刻变得乱乱的。会开得及时，开得可心，开得又干脆，不论什么类型的社员，都是高兴的。他们要动手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了嘛！

　　人们净顾往外走，谁也没有留神，应当留下开干部会的秦方，也跟着出来了。

　　秦方生了气。他是竞赛社另一个“造反的人”。

　　自从高大泉跟他谈过几次心，特别是那一次跟他一块儿回忆先头的苦难，一股子革命的热情，就在他那年轻的胸膛里生发起来了。他常常睡不着觉，盘算自己应当怎么迈步，怎么行路。债窟窿在那儿等着他，他得想办法堵上。虽说，债主都是亲戚朋友，可是，谁家也不是有万贯家财的主儿，总欠着不大合适呀！问题是怎么堵法，跟着张金发、冯少怀的脚印儿走，能堵上吗？他们都是食亲财黑的家伙，都是连窝边草都要吃光、啃净的免子，能把秦方带到好路上去？能让秦方变成刘祥那样无债一身轻的人？他越想越觉得不牢靠。他开始认识到，要想变成刘祥那样的人，就得走刘祥那样的道路，这个道路得跟着高大泉走。秦方的心里开了这样一道缝儿，对他来说，对竞赛社来说，都是极重要的。如今的关键问题，是怎么跟高大泉走。他提出要退出竞赛社，高大泉不让。为这个事，高大泉又跟他谈过两回心。高大泉说：“竞赛社是一个阵地，你得在那儿放哨、站岗。好好地跟周士勤和社员镖上膀子干，把那块地盘变成红颜色。”这句话，秦方倒是吃在心里了。如今，他在竞赛社敢冲敢闯，只要有高大泉指点，他冲闯得还满不错；一离开指点，一看见竞赛社乱糟糟的事儿，他就发烦，吵几句不顶用，就会一蹽蹦子，躲避开，到没人的地方生闷气去。

　　今天，这个会本来开得不错，秦方挺满意；后来，冯少怀硬要参加区里的会，他又发烦了。当他出了场院，忽然发觉有点儿不对头。他想：到区里开会，是正经事，不能因为讨厌冯少怀就闹别扭；这样做，哪像个放哨、站岗的呢？他想到这儿，步子就放慢了。散会的社员，走在街上还是乐呵呵的，一边走一边议论：“咱竞赛社要是这样干下去，可就有指望了。”

　　“干部又留下开会，可别再吵崩了哇！” 

　　“没事儿。”

　　“咋没事儿？你没见秦方又生气了。” 

　　秦方听到这儿，立刻停住步，心想：自己这样做，群众是担心的，是不会受到拥护的，应当回去参加碰头会；这样占在理上，还能听听张金发他们到底儿要嘀咕什么。

　　院子里的人散净了，只留下一些当座儿用的烂砖，还有烟灰、火柴棍。

　　办公室里，传出张金发的声音，因为低，听不太清。

　　秦方紧走几步，想进办公室，东南角的场院边上，坐着一个人。（就像话剧舞台上挂着一把枪，几分钟后就必须开枪一样。秦方闹情绪下面也有戏。可惜，醒悟得太晚了。要是年轻我也要写小说了）立刻又引起他的注意。

　　这个人，六十左右岁，干瘦干瘦的身子，穿着破烂的衣裳。他坐在一捆麦子上，罗锅着腰，耷拉着脑袋，手里撕扯着一根麦秸秆。当他听到脚步声，抬起了脑袋。立刻就显现出他那张阴沉的瘪谷脸，惊慌的小眼睛，还有一张歪扭的嘴巴，他一见走过来的人是秦方，马上装出一副献媚的笑脸，抽身站起，点头啥腰地说：“秦方大侄子，你忙啊？” 

　　秦方把眼睛一瞪：“歪嘴子，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地主歪嘴子故作郑重其事的样子回答说：“我今儿个要申请入社了…… ” 

　　“什么，你要入社？” 

　　“是呀，光荣嘛！……”

　　“你可真会赶时兴啊！”

　　“我要把自己改造成新人，跟你们一块儿走。你看，我把麦子个儿都扛来了。等个回话，就把拔下来的都送到场上来。…… ”“你等谁的话？” 

　　“等你们社委会的。金发让我傍晚听他的信儿…… ”秦方喊叫起来：“你给我滚蛋吧！”

　　歪嘴子吓得倒退两步：“哎哎哎，共产党不是号召人们都走社会主义道吗？我愿意接受改造，决心入社，你们还能不让我走？” 秦方逼视着他，继续大喊：“你快点儿滚开没事儿！你这号人能跟我们一块儿走？骗鬼去吧！你滚不滚？”他这样喊着，奔上去，就朝那麦个子狠狠地踢了几脚。

　　歪嘴子连忙保护他的麦个子：“金发是社长。他应下我说，入社的事儿没问题呀！”

　　秦方又一转身，气扑扑地往办公室奔。

　　歪嘴子吃惊地望着秦方的背影，奇怪地想：这小子好几年都没有对我这么厉害过了，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脸呢？

　　这会儿，竞赛社的社委们正在办公室里讨论接收歪嘴子入社的问题。

　　张金发手里拿着歪嘴子晌午递给他的一份入社申请书，连着念了几遍，催促众人发表意见：“怎么样，谁有意见可当面讲，民主嘛！”

　　在场的几个社委，有的作难，有的觉着没啥了不起的，也有的挺赞成。不管啥想法，谁都不肯抢先开口表态。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接着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毕竟过去不久嘛！地主分子这个名声臭得像狗屎，哪个愿意踩他一脚呢？这样，会场就“焖”起来 了。

　　周士勤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儿，心里边最别扭。他觉着农业社吸收这么一个地主分子，有点不合适，可是他又讲不出政策规定的根据。他很为难，不好开口。

　　张老八以为这件小事儿，没啥了不起的。不过，他觉着。侄子张金发办的这个社，多进来一户，总比退出去一户显得兴旺；只要大伙儿都赞成，他也没意见。

　　冯少怀胸有鬼计，只观阵，不吭声。

　　张金发有点饿了，又见天色不早，就又催一遍：“没人有意见，对不对？算通过了。”

　　冯少怀连忙说：“金发别急，等等秦方。”　　张金发不耐烦地说：“一转眼就不见了影，谁知道他到哪去了！”　　冯少怀朝门外看一眼，说：“他许是到厕所去了。这件事儿，一定得听听他的。”

　　这当儿，正巧秦方迈进门坎子，接着他的话音问：“你们要决定什么？” 

　　张金发说：“你快坐下来吧，我们正讨论孟福璧入社的事儿哪。”

　　“怎么想起来让他入社呢？” 

　　“是他自己要求的。农业社办得好，深入人心，连地主都被感化了，这是我们发挥了优越性儿的结果呀！” 

　　秦方直通通地说：“咱们这个社，本来就够大杂烩的了，要是再接收个地主歪嘴子，这还叫啥玩艺儿呢！” 

　　张金发耐着性子给他解释说：“政府并没有规定入社的人都得是翻身户…… ”

　　秦方打断他的话：“人家东方红社咋没有这号人呢？” 张金发反问他：“他们不吸收这样的人，就能证明他们办得对吗？共产党是改造人的，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地主是啥？他要不是人类，那么，是猪，还是狗？” （我都觉得金发说得有道理，只不过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秦方说：“我看他连猪狗不如。猪狗没有喝过我们的血汗，没有剥削过我们…… ”

　　张金发更加不耐烦了：“我们要是没点儿灵活气儿，总记这种老帐本子，土改那会儿就应当干干脆脆，把所有的地主富农都枪毙，还留着他们干什么？还分给他们一分房屋土地干什么？还喊改造他们的口号干什么？” 

　　秦方这个处世不深，又没能来得及在政治理论上有所学习的青年，对张金发这一套话，真是无言回答的。他只好说：“反正咱们竞赛社不能吸收这么个人！ ”

　　张金发抓住不放：“你说理由哇！” 

　　秦方说：“甭讲什么理由，让我跟地主歪嘴子掺到一块儿，我就不干！”　　张金发正像冯少怀估计的那样，他对这个“造反的人”从来不像对周士勤那祥看重。他把秦方看成是个毛孩子，是个没有啥本事、没有啥可用之处的人；秦方就算马上提出退了竞赛社，加入东方红社，跟高大泉抱在一块去，他张金发也不会动心，因此，张金发也不会拿出对周士勤那种忍让的办法来迁就这个总想挑刺儿的秦方。这会儿，他见秦方那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样子，心里本来就挺别扭，又听秦方拿出“不干”吓唬人，越发地火了。他说：“你不干就不干。农业社是民主领导，大多数社委同意了。就算决定。”

　　秦方说：“大多数同意，我也不答应！”

　　张金发说：“你不答应，可以保留，按多数人决定的办！” 秦方说：“我去找支书！”

　　这句话更捅到张金发的心尖子。上了。他把眼一瞪，喊叫起来：　　“嗨，找支书怎么样？我不缺词，不短理，他能咬下我半截儿去？”他又转身问大家，“别人没有反对意见，就算通过了！” 

　　周士勤赶忙开口了：“金发，秦方这个想法，咱们可以多琢磨琢磨，…… ”

　　张金发尽管对周士勤忍让，但是，要伤着他的筋骨，决不会让半步。他听周士勤这语气，有点给秦方找台阶下的意思，就用很凶的眼光盯着周士勤说：“让大伙讨论，就是琢磨呀！ 除了这个法子，还有啥法子？你就表你的态吧！” 

　　周士勤毕竟是今天的周士勤，不再怕吹胡子瞪眼了。他马上就冲着众人表态：“从心眼里讲，我不愿意要这么个人当社员。我赞成秦方的意见。”

　　张金发毕竟是今天的张金发了，他也接上说：“好，你不赞成，也可以保留。别人说。”他这个“别人说”，包含着对周士勤不满，也包含着一种“胜利在握”的信心。他自己已经赞成歪嘴子入社，这没问题。张老八这个人，只要没有人事前对他使了手段，一定能跟着他张金发跑；剩下个冯少怀，开社员会之前，张金发就把歪嘴子要求入社的事儿对他说了，把歪嘴子的入社申请书给他看了，他连声叫好，这还有啥可问的—— 五个社委，三个同意，就是多数，秦方反对自搭，周士勤不赞成也不顶用。他发出号令，见另外那两个应当随声附和的没有马上跟过来，就起个带头作用，大声说：“我先表个态，我赞成孟福璧人社。入了社，更能监督改造他，咱们还多了个劳动力。”

　　张老八果然搭了茬：“我也赞成吸收他入社，金发讲话，各种人都往竞赛社奔，说明咱们干得好，人心所向。”　　张金发把脸转向冯少怀，那意思很明白，就等他一锤定调了。秦方看出张金发的手段，心里更火。他想，冯少怀当然得跟着张金发跑；多数一举手，歪嘴子入社的事儿，在社委会上肯定通过了，我得马上找支书去想办法，拦住他们。

　　周士勤对这件事情的结局，比秦方估计得更透。他已经看出眉日：张金发和冯少怀两个人早在背后搭好窝，来会场上走形式。他想，真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规矩，在这儿通过了，恐怕支书高大泉插手过问，也难以更改。这可真叫人糟心。

　　这会儿，冯少怀本来应当开口，反而不开口，又使所有的人们有点奇怪，都用眼睛盯着他。

　　冯少怀用一根帚管苗悠然地剔着牙，两只眼睛无所正视地眨巴着。他明知众人都在看他，他偏偏假装没有觉察到，就是不张嘴。 张金发耐不住了：“少怀，轮到你发言了！”

　　冯少怀好像一楞：“让我说啥？” 

　　张金发说：“讨论啥你不知道？你赞成不赞成孟福璧入社，说一句就行了。”

　　冯少怀低头想一想以后，慢条斯理地回答说：“秦方对这事儿反对，士勤对这事儿不赞成，那，那就以后再说，别让他入。”张金发一惊：“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秦方高声宣布：“多数通过，否决了！” 

　　整个会场上的人，好久都没有动一下。（惊异于冯少怀的表现）

　

 

　　                            四十   两个勾魂的

 

（这回我才注意到浩然老师的题目给的也好。“两个造反的”和“两个勾魂的”。前后相连。）

 

　　冯少怀回到家里吃晚饭。

　　紫茄子站在屋檐下，见他进了二门，就瞧见了他那一脸的一喜气：“当家的，又遇上了啥事儿，这么高兴啊？” 

　　冯少怀说：“那个小子，又跑不了啦！”　　紫茄子莫名其妙：“你说的是谁呀？” 

　　冯少怀走到跟前才回答：“张金发呗！” 

　　紫茄子追在男人的屁股后边叮问：“他怎么啦？他要往哪儿跑呀？”　　冯少怀进了里间屋，一面脱褂子，一面说：“他要是往别处跑，我管他干嘛，他要往高大泉那边跑！”

紫茄子不相信地摇摇那搽了头油的脑袋：“你真瞎掰！他跟高大泉两个人是死对头，能往那边跑？”　　冯少怀把褂子团起来，朝炕上一扔：“你不知道高大泉越来越学会了使用共产党的手段？你没见竞赛社里又生出两个造反的人？常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化冰三尺，也是多日之暖。这几年，我们把张金发一点一点地攥到手心里不容易，总算拉过来了；高大泉想把张金发拉过去更不容易，可也怕一点儿加一点呀儿！”　　

紫茄子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呀，是呀，芳草地的那么多人，不都是 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让高大泉给圈拢过去了。万一张金发要是给他们拉过去，他最知道你的老底儿，一揭发，你可就完蛋了！” 冯少怀点点头：“那是。”

　　紫茄子更怕了：“咋办呀？” 

　　冯少怀说：“甭怕。”

　　紫茄子急问：“你有啥办法把他撼住呢？” 

　　冯少怀伸出手，使劲儿一爆：“我会勾他的魂儿！”

　　“勾魂儿？” 

　　“对。” 

　　“快告诉我用啥招儿呀？”

　　冯少怀用手摸着下巴，眨着眼说：“我这招儿非常玄，非常妙，又非常有效。用新词儿说，叫‘政治加经济’这两把钩子一齐使！” “啥叫‘政治’钩子？” 

　　冯少怀说：“就是让张金发自己往自己身上抹屎！ ”紫茄子不明白地摇摇脑袋。

　　冯少怀解释说：“你没见我晌午到学校里去找于保宗老师？于保宗跟歪嘴子是亲戚，明来暗往，连着心肝。我拐弯抹角地对他说，歪嘴子应当表现得好一点儿，应当给张金发捧场。他挺伶俐。他对我说，歪嘴子想入社，又怕社里不要，又怕要了他，对张金发不好。这话正可我的心。我说，你应当让他积极争取，这只能对张金发有好处，不会有坏处。于保宗果然就去告诉歪嘴子了，歪嘴子一见有门儿，连忙不迭地写了申请书，连拔下的麦个子，都扛到社里的场院上了。歪嘴子这么一干，臭稀屎就算端给了张金发。”“张金发能干这事儿吗？” 

　　冯少怀说：“他跟歪嘴子藕断丝连，你还不清楚？他接到申请书拿不定主意，饭都没顾上吃，就跑来请示我。我立刻赞成，他立刻就下了决心；开完社员会，干部碰头，他就让大伙儿讨论。”“收下歪嘴子了？” 

　　冯少怀说：“秦方反对，周士勤不赞成。”

　　　“你跟张老八快成全哪！” 

冯少怀说：“张老八当然举手。我不。我随着秦方和周士勤了。”

“你咋还给张金发抽梯子呀？” 

　　冯少怀说：“我干嘛在这样关系紧要的事情上，得罪那两个造反的人？他们到高大泉那儿告我一状，我又多了一根小辫子，让高大泉抓到手里。我干那号傻事！”

　　“瞧瞧，你这不等于白闹了吗！”

　　冯少怀说：“放心，没白闹，反倒还闹好了。”

　　“我不明白。”

　　冯少怀说：“你想想啊，只要张金发把歪嘴子入社的事儿一提到会上，让大伙儿讨论，成与不成，都等于他端着稀狗屎往自已身上抹；别人一反对，他一坚持，那屎抹得更多；他越坚持，抹得越多，浑身上下全是臭的了。这一闹腾，秦方这个造反的，跟张金发结了仇；张金发也跟秦方结了仇；还搭上个周士勤，张金发跟他，他跟张金发，都得别扭一下子。这样一来，张金发再不会把心跟他们往一块儿靠，更不会跟他们一块儿往高大泉那边靠了。等到高大泉听了秦方的小报告，我的天，张金发还要跟歪嘴子明目张胆地勾结，这样的党员还要得，还信得，还能救？嗨，这么一闹，张金发算把自己搞臭了！”

　　紫茄子听到这儿，噗嗤一声，笑出声来。

　　冯少怀也咧开嘴巴笑笑，十分得意地问女人：“你说我这一招妙不妙吧？” 

　　紫茄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声说：“真绝，真绝！ 天底下也少有你这么能的人了！” 

　　冯少怀咬咬牙说：“这就叫‘政治’的钩子！”

　　紫茄子又问：“啥叫‘经济’的钩子呢？” 

　　冯少怀说：“你等着瞧吧，好戏在后边哪！ ”

　　

　　在同一个时间里，张金发家的好戏已经开演了。

　　张金发回到家里吃饭。他是生着气，离开那个不欢而散的会场回家的。他一迈门坎子，就发现女人也像有点儿不高兴。他心里挺纳闷儿 。

　　陈秀花对男人没有往日那么殷勤热情了，脸色阴沉沉的；等到男人丢下饭碗，她又带着抱怨的口气说：“巧桂她们给军属收麦子，我去地里叫她，沿路上瞅了几眼。人家也是农业社，咱们也是农业社，看人家那子长得多喜人！看咱那麦子长得多寒碜！我真不明白，你们赌气发怨，闹腾了大半年，咱家可落下个啥好处？” 陈秀花的这番意思，都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底气很足。可换了同样自私自利的女人来说，将会声色俱厉、直巴老挺地端出来，惹得男人发火生气，吹胡子瞪眼，闹不好还得挨几脚或几个脖儿拐。那样子，见不到什么效果，得不到什么益处，白费劲儿。可是陈秀花这个女人说起这番话儿，态度适度，话出有因，又表达得自自然然；再粗鲁暴性的“男子汉大丈夫”，也难以对她发脾气，更不用说动手动脚啦。

　　张金发听罢，冲着她嘿嘿地一笑，和蔼可亲地说：“你光看表皮儿，不看馅儿还行。他们那麦子长得再好，连麦秸约，能打多少？” 陈秀花并不被男人的话所动，仍用原来的声调说：“我是为你担着心。就怕打了场，一往下分麦子，咱这边有人骂你没给他闹好事儿。”　　张金发说：“我只管他们的囤里装多少，不管他们的地里长多少；等过半个月，你到咱社家家户户去访访、看看，那仓里，囤里，比入东方红农业社的人家是多，还是少？” 

　　陈秀花说：“你不能去偷，也不能去抢，囤里的变子怎么会变多呢？” 

　　张金发指着炕梢上立戳着的几口袋高粱、小米的布袋，洋洋得意地说：“这不是麦子？这一布袋，转个手，就变成一囤，明白吗？” 

　　陈秀花假装没有完全弄明白，向男人作出一肚子怨气难散的样子。

　　张金发往炕沿上一坐，眯着眼，愣着神，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拚死拚活地闹了这一春天，就等着麦子上场、入仓这个黄金季节哪。这个季节全是我们的，一点也不是他们的。只要这个季节抓好了，闹巧了，就稳拿多一半；到了大秋后，庄稼人一急着种麦子，咱再往外抖落麦子换粗粮，立刻又会翻上一番。嘿，美啦！ 这样的宝贝抓到一手里，就是铁的江山，谁也怎么不了我，谁也不用想再压倒我！”　　陈秀花仔细地观察男人的脸色，琢磨男人的音调，把她要说的话，推进了一步：“你就这么大个志气？让社员家仓里满了，你自己呢？” 

　　张金发说：“咱也不会少！”

　　“喝，不会少就行了？你当干部的，一不发薪，二不领饷，起早贪黑，熬眼耗神不说，还生着闲气儿，担着风险，这些全白搭了？不比别的社员多闹上点收入，我就想不通！” ， 

　　张金发一听这话，不吭声了。

　　陈秀花说：“你不是寿二哥，光棍儿一根，自己吃饱了，一家子不饿；自己一挺腿儿，就绝了门儿！你有两个儿子，就这两个住屋，等他们都娶上了媳妇，咱老两口搬到猪圈里去住？” 

　　张金发觉着媳妇的这番话很有道理。

　　陈秀花步步逼进：“一个人不会老走运，高大泉也不会让你老走运；捣动粮食这条道儿，到底能走多久，我看难拿准儿。你不多个心眼，留个后手，将来时过运去，还不落下两把空指甲、一声唉呀！”张金发听到这儿，忍不住地点头了。

　　陈秀花见男人已入垄，赶紧亮她的底码：“我是说，你应当瞅准了时机，就抓个紧紧的，一丁点儿也别放松。东西到手了，才算自己的。可不应当没走到地头就歇腿。”

　

　　张金发说：“你放宽心，我不会歇腿。”

　　陈秀花说：“别骗我了。晌午我见少怀从小学校出来，我问他干啥去，他说，你要走回头路，一心扑到那几块土地里，要给社员服务了。你给他们服务，谁给你服务？这不是干傻事儿吗？” 张金发笑了笑说：“快放宽心吧。等过了麦收，我干个更欢的给你看。”

　　陈秀花说：“我看你半天也不该停，那么一丁点麦子，把大伙轰起来，还弄不回场上？听少怀说，北边的麦子都上市了。你还不赶紧抓个新鲜？等过了麦收，伸手的多了，都让人家抢走了，你还抓啥？” 

　　张金发为难地叹口气。他觉得，收麦子的事儿，是很紧迫的，况且自己已经在会上把话说了，再不伸肩儿干几天，准不行。陈秀花见把男人的心说活了，把男人的魂儿勾住了，立刻来了神，变了脸，喜眉笑眼地替男人拿烟卷、递火柴。她对这个宝贝男人有说不完的亲热话，一直把躺在身边的张金发说得打起呼噜，才勉强闭住嘴巴。

　　窗户纸儿一亮，土广播喇叭的声音就从村口的大槐树那边传过来。那是朱铁汉呼喊人们起炕，趁着凉爽，快到地里拔小麦的集合令。接着，宁静的野地，响起今天的第一书脚步声。党支部书记高大泉带领社员们，奔向成熟待割的小麦地，动手了。新麦的香气，掺在潮湿的雾气和沾着露水的青草气味里。洒过汗水的庄稼人，在忙碌中盼望，在盼望中忙碌了一冬一春，这会儿闻一下、吸一口这特殊的气息，就像喝下美酒，醉人哪！

　　这一切，都没唤醒沉睡的张金发和比他睡得更香甜的陈秀花。倒是那轻轻地敲打窗户棱的声音把他们惊醒了。

　　张金发爬起来，披上衣服，打开屋门，挤着眼睛一看，是冯少怀：“怎么这么早哇？” 

　　冯少怀笑了笑，小声说：“早去早回来呀。”

　　　　“我家还没有烧火。”

　　“到镇上，来碗豆浆，两个大餜子，多美气。”

　　“等我穿上衣服。”

　　“把你家里的也叫起来吧。” 

　　“叫她干啥？” 

　　冯少怀在昏暗中一斌牙：“搬上两口袋小米子…… ”张金发不由得打个愣：“小米子？”　　“还不赶紧伸手抓，你还等啥时候？”　　“麦子刚收割呀！”

　　“你呀，咱这地方低洼，麦子熟的晚，收的迟，人家北边高地方，早入囤了。等到存着粗粮的人家，一齐到集市上伸手，便宜的事儿，就得分着吃。不如抓早、抓鲜，可靠保险”。

　　张金发这才明白，冯少怀昨天所说的那个到区里开会的通知，是编排的假话。他正要埋怨，只见陈秀花披着衣裳跟了出来。陈秀花把手里提着的一件夹袄披在男人的肩上，亲热地说：“快动手吧，不早啦。”

　　张金发只好闭住嘴巴。

　　冯少怀见这场戏又导演成功，心里十分高兴，暗想：这回呀，你算跑不了啦！随后，他又附在张金发的耳朵上，挺神秘地问：“糠呢？”（冯少怀怕张金发不离开土地，再加上集体化道路的感召，会回到高大泉的阵营。心思太细密了，滴水不漏。让张金发铁上加铁和自己在一起。） 

　　张金发说：“在后院小棚子里。”

　　冯少怀说：“快点儿。我来教教你。你们两口子忙着办，我也得回去张罗张罗。”（光投机还不够，还要坑蒙拐骗，这就是迈开第一步，肯定有第二步。想打住都不行。）

　　张金发刚要转身，又停住了：“今儿个社里拉麦子，咱俩没有车使呀！” 

　　冯少怀一摆手：“这你不用管。”

　　“哎，你可别惊动秦方。他正不出好气哪！”“神不知，鬼不觉，咱们借秦富家的车。”　　“让他知道了，好吗？” 

冯少怀回答他：“文吉这小子已经六神无主，正好把他紧紧地拉到怀里。咱们要干这种事儿，没有群众不行啊！”张金发同意地点点头。（张金发完全被人“钩”住了，连昨天冯少怀的“反水”也不追究了。）

 

 

　　

　　                      四十一   栽苗子

 

 

　　六神无主的秦文吉，这几个月的日子，可以说过得十分悲哀和痛苦。

　　这个年轻体壮、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一下子失掉了那种虽然不是很热烈，却也温暖的夫妻生活，守在一个空荡荡、冷清清的小屋子里，那是一股子什么滋味？他不像别的青年那样，被紧张的工作、刻苦的学习和整半夜的会议占据着时间，也不像别的青年，让追求的崇高目标吸引着整个心思。他是另一种类型的青年，他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支配给抓钱、抓粮这两宗事情上，一般说来，凡是以抓钱为一切，一切为抓钱的人，大脑都不太发达。（嗯，一根筋。一根死筋。可惜现在成了主流了）秦文吉这个四肢健康的小伙子，每天出车回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计算他那四堵土墙中间的小日子。其实，对日子的计算，翻过来倒过去都是一个样子，能有多少琢磨的味道？（同感，没劲！）更何况，只要他琢磨起这个小日子，就不可能不想到离开他的赵玉娥，也不可能不想到这个裂碎的小家庭，还有那个曾经鼓舞过他的、成了泡影的、未来的美妙境界。这一程子，在为抓钱而抓粮食这件事情上，他干得很不凑手。先是家里遭了事，心不在焉，后来，想把心往这上边收拢，好多镇子上的供销社差不多都开辟了粮食门市部；农民往那边奔的多，往集市上放的少；也许是这个季节，本来粗粮就不富裕了，不能往集上送。反正粗粮很不好抓。他没有冯少怀和张金发那一套本事，也缺少他们那些门路。他抓不过他们。这就更增加了他的烦恼，要求精神有所寄托；时间有地方开销。可是，他这个屋子里、被窝里，只有他光杆一个，太空荡了！ 

　　那一天，高大泉在村头上跟他说的那一片话，紧接着，红枣村的杨广森一路上给他讲的话多道理，对他有点打动。过了几天，朱铁汉和周忠又故意找到他，说的一套跟高大泉和杨广森说的差不多一样的话，秦文吉也都进了耳朵、过了心。他想，这些人一个劲儿鼓吹的那条社会主义道儿，细细看来，倒是也没有什么不好；许多人家，不都是沾了互助组和农业社的光嘛。反过来，再用秦文吉的现实利益和对利益的追求，掂量一下，社会主义这条道儿也没啥大好处。眼前放着走惯了、走顺了的道儿不走，何必去踏那种生疏的、别扭的道儿呢？刘万的灾难，高二林的遭遇，他当然见到、听到，又知根底。这些跟他秦文吉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相干呢？他秦文吉，既没有像刘万那样，跟张金发搭股子搞互助组，牵扯在一块儿，也不像高二林那样，跟冯少怀走进一个门口，变成了一家子。秦文吉是一个脑瓜好使、像他爸爸一样会算计的“人尖子”。他跟张、冯二人的关系，一直是小心谨慎，严守分寸，毫不动摇地保持着亲而不密、连而不紧的地步。秦文吉非常自信。他认为，使用这样一种巧妙做法，只能在他们那边沾些光，从他们身上揩点油水，既不会吃亏受损，更不能上当受骗。张、冯二人再毒辣，也不会让他秦文吉成为他们社里的一员、家里的一个，能做到这一步，还怕个什么呢？秦文吉这样盘算，这样定准，也是这样做的，一丝一毫都不含糊。昨天晚上，冯少怀跑过来，要拉他今儿个起早到天门镇去试试手、开开张。秦文吉没马上点头，而是掰开、合上，想了好半天才决定的。直到这会儿，都要动身，他也不草率匆忙，钻进北屋，蹲在炕沿下边，跟那个趴在被窝里的小算盘爸爸嘀咕了好长一阵子，做最后一次推敲。（感觉就是兔子要和狼进行合作，还想占狼一些便宜。      自耕农是最不稳定的阶层 ，是富农和佃农的过度。而想成为富农没有冯少怀的胆量、魄力和头脑是不容易的。而且时代变了，富农经济不允许存在了。）

　　小算盘这一段日子过得也很不舒心。儿媳妇分出去，丢下个离不开手的孙子，还有面前这个熬“活光棍”的儿子。这本来够难受了，村里好多人还爱管闲事儿，不是背后指他的脖梗子，就是当着面拐弯抹角地说一些挖苦人的话。他常常在心里，或是回到屋里怒骂：“妈的，天底下没个有好心眼的人！别人割了口子，他们不给贴膏药，还往上撒盐末！老天爷不会给你们好报应！ ”同时，他像赌博耍钱的人一样，正拚命使用新的手段。他想把输了的捞回来，把坑子填满当，最好再冒个尖儿，给别人看看，也给自己一点宽心丸吃。他下狠心地在那块差一点儿让东方红社抢走了的地里，种了两亩棉花。那地正好跟隔渠的东方红社的棉花地左右对着。他那一次，不光从杨广森手里学到了农业社人学到的浸种、间苗、打杈等等管理技术，还摸到东方红社的棉花地里施多少底肥。他全照样干的，而且把施肥的数量，一改再改，比农业社那地多加一倍。他像着了迷一样，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到那块地里。他还通过巧妙的办法，骗了三儿子秦文庆，多用互助组好几个人工，深锄大耪的弄了两遍。他明着拿眼看，暗地里用烟袋杆儿比量农业社的棉花苗和自己地里的棉花苗高与低。结果，让他挺满意。他那苗子，比农业社的不差分毫。农业社把那块地交给了钱彩凤、万淑华、春芳，还有他那个没出息的儿媳妇经管。就凭几个女人，能比上他秦富这个干了几十年的老庄稼把式？等拔了麦子，下一场透雨见吧，秦富不让棉花秧子追过农业社的，就算白活！可是，绿油油的棉花苗毕竟离着雪白白的棉花堆还差着老远，比金黄黄的粮食粒儿更远得看不到边儿。这样想来，他很赞成儿子跟冯少怀他们抓一个麦收中间的集，尝一尝捣动粮食的滋味；干得顺手的话，闹腾两季子，也许能大大地捞上一把。常言说，没有梧桐树，招不来金凤凰。等秦家院真发了财，哼，跑了的媳妇会转回来，转不回来的，挑着样儿再娶一个。

　　这件事儿，本来在昨天晚上就商量妥了。不料想，过一会儿，冯少怀再一次扒着墙头，向他们提出伙用秦家的大车，而且限数装粮食这两个条件。小算盘怕上当，秦文吉也多了心，害得这爷儿俩一整宵都没睡安宁。（人家动动舌，爷俩受折磨）

　　秦文吉望着那跳动的灯火珠说：“他为啥只让咱拉两口袋小米，不许咱们多拉呢？” 

　　小算盘问：“你没问他家拉多少？” 

　　秦文吉问：“他说他家也少弄，不超过两口袋。”

　　“那你得弄着实。别等一装车，他猛往上扛，你临时也不好再驳他的面子了。”

　　“他不会这么明着骗我。”

　　小算盘一摇脑袋：“这个人，肠子里的弯儿太多。”

　　秦文吉觉着这话有理，想了想，站起身来说：“为了保险点儿，我再去诈诈他，就说您打算让我多装两口袋，看他怎么对我说。”小算盘点头说：“好、好，这样稳妥！这样稳妥！不论跟谁打交道，都不能少这一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秦文吉急忙走出屋，打开破门板，回手掩上；到了冯家的大车门，想敲，用手一推，“吱扭”一声开了个缝。他就没吭气，直接地往里边走，一直进二门，到了正房门口。

　　堂屋点着灯。没有罩子的煤油灯，放在墙壁上那高高的灯窑里。混浊的灯光，细碎地掺在腾腾的热气里。锅里的水正翻滚着，小童养媳妇拿笤帚往灶膛里扫柴禾末子。灶膛旁边，放着一个大笸箩，笸箩里盛着黄色的陈年小米子。

　　秦文吉正要开口，忽见紫茄子从他背后走来，又从他身边走过，进了堂屋，立刻把话吞了回去。

　　紫茄子好像没见到秦文吉，从水缸上抓过一个瓢子，从锅里舀了一瓢开水，蹲在俭箩旁边，一只手拿着瓢，往米上倒一些水，另一只手就轻轻地搅拌起来；接着又往米上倒水，又照样地搅拌。秦文吉看傻了眼，看愣了神；看出一点眉目之后，心口窝“澎澎”乱跳，好像他是贼，而不是看别人干做贼的事儿，一时不知应该咋办好了。（光是利用物品的使用价值投机倒把祸害人还不够，已经到了毁坏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抢夺商品交换价值的阶段。秦文吉此时面临着抉择——要钱还是要良心！）

　　

　　紫茄子把一瓢开水掺和完以后，直起身，想舀第二飘水，忽然发现了秦文吉。她赶忙把葫芦飘背在身后，故做惊慌地说：“哟，是你呀！黑灯瞎火的，我还当他爸爸从外边回来，站在那儿出神哪！” 秦文吉连忙间：“少怀叔呢？” 

　　紫茄子说：“他刚出门，叫村长去啦。” 

　　秦文吉说：“好，我去吃饭，收拾收拾。”

　　紫茄子没留也没送。等秦文吉慌慌忙忙地出了大门口，她就站在院子里，细听墙头那边秦家的动静。

　　秦文吉转回家，见妈妈正要往烧开了的锅里放棒子碴儿，就一步上前拦住，小声说：“等一下，等一下！” 

　　应声虫不知啥事儿，就停住手了。

　　秦文吉听听兄弟秦文庆那屋没动静，跷着脚尖，从里边搬出一个大笸箩，放到他住的厢屋；转回来，从爸爸住的那屋背了一袋子小米出来，倒进俭箩里。他又急匆匆地回到北屋，提过一只水桶，抓过瓢子，把他妈妈烧好的一锅水，一瓢一瓢地舀到桶里。（不学好啊！）应声虫忙拦着问：“你怎么啦？这是我好不容易烧开的，舀出去干什么呀？这是熬粥的！”　　秦文吉小声说：“您再烧一锅熬粥。”

　　小算盘在里间听到母子两个在外边说话儿，停了会儿，就穿好衣裳，轻轻地溜下炕，撩开门帘儿。他见儿子已经离开，就冲着正往灶炕里填柴禾的应声虫小声地说：“你就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吧，别拧着他的劲儿。他这程子不顺心。”

　　应声虫连忙说：“我没管他。我是说，好不容易烧的水，别糟践。”

　　小算盘叹口气：“我都想开了，你还瞎算计啥？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只要一家子人平平安安的，破费点儿就破费点儿。”应声虫说：“我是怕你心疼。他把半锅开水都舀走了，洗个脸也用不着那么多呀！”

　　　　小算盘听到这句话，不由得打个愣。这个老经世事的人，立刻就把儿子的这意外行踪要干什么，猜着了几分。他一步跨出屋，两步跑过院，三步进了厢房门。

　　秦文吉正在照着冯家的法儿，往小米子里掺水。他把一瓢水已经掺进小米里边去，正在往里边掺第二瓢水。

　　小算盘一把谋住儿子的胳膊腕子：“哎呀呀，文吉，你这是做的啥事儿"　　秦文吉犹豫一下，又接着用力地挣开爸爸的手，继续往小米子里掺着水，搅拌着。

　　小算盘急得跺脚：“文吉，文吉，你疯了？” 

　　秦文吉仍旧头也不抬地说：“没事儿，他们西院，就是这做的

　　小算盘说：“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儿！ 他做，咱们不能做。咱们搞的是公平买卖，挣个该拿该要的辛苦钱。咱不能坑人家、害人家，得给后辈儿孙留点阴德。”

　　秦文吉见爸爸急了眼，就停住手。可是他看看桶里的水，又看看筐箩里的米，还有些舍不得罢休。

　　小算盘缓了缓口气，规训儿子说：“过正经日月的人家，跟着他们干这个还行？吃粮食的人家买去，咱们要挨骂；要是让官家检查出来的话，掺糠使水，可是大罪！”

　　秦文吉刚才冒出要学样子干这种事儿的时候，完全凭着一股子连他自己也说不上名儿来的贪心和欲望；开始动起手来，的确有些肝胆发颤；听到爸爸这句话，良心上被戳了一下子，只好收场。这当儿，跟过来的应声虫，在小算盘的背后说：“我给你找个盆子，把那些渗了水的米弄出来吧。”

　　小算盘借着灯光，朝笸箩里看一眼，说：“瞧瞧，掺湿了这么多！弄出来，咱家要是一时吃不了，还不发了白毛？算了，把它跟那口袋里的搅和在一块儿吧，卖出去吧。”（干一半坏事也是坏事！这个算盘要会打！）

秦文吉到北屋去搬另一口袋小米。

　　小算盘紧跟在他的后边，小声说：“文吉，我告诉你，只此一回再不许干这一号缺德犯法的事儿了。咱不是那种人家。”这个院子里人们说的话，片片断断地飞过墙头，传到西边那个邻居院里。紫茄子把应声虫不让儿予舀开水的话听得最清楚；后来，小算盘追到厢屋，又给儿子说什么，就没听到一句；末了，小算盘在院子里跟秦文吉说的最后一句，紫茄子又听清楚了。这女人又站了会儿，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就莫名其妙地回到屋里的炕头上，困乏地打了个哈欠。

　　过了一会儿，冯少怀转了回来，进门就小声地问紫茄子：“那院的文吉来找过我吗？” 

　　“来过了。”

　　“他看到你做了吧？” 

　　“看到了。”

　　“回去以后呢？” 

　　“也学着做了。”

　　冯少怀一拍大腿：“好。”

　　紫茄子并没把男人的用心弄清楚，就说：“不知道为啥，那个小算盘倒动了善心。他直训文吉，不让文吉这样做。他说只能干这一回！”

　　冯少怀摇摇脑袋：“他精心栽培的那个儿子，贪心越来越大了。只要他尝到了甜头，千上这一回就肯罢手？放心吧，这一招儿，要成了他秦文吉一辈子的本领啦！”（教唆犯啊。看来冯少怀在解放前的发家，也不光是个人节俭、精明强干、敢冒险，也少不了这类明显的坑蒙拐骗！） 

　　紫茄子说：“小算盘告诉他儿子，这样干是犯法缺德的事儿，他们不是那种人家……”

　　冯少怀嘲笨地一撇嘴：“算了吧，不知道他假正经个啥，他一心想让儿子到集市上，拿一斗小米换回来二斗麦子吃，跟掺点水有啥两样呢？他小算盘那么会算计，应当清楚：他那地里的土，跟我这块地里的土是一个样颜色，撒下的籽种，会出一样的苗子！” 紫茄子用审视狐疑的眼睛盯着男人问：“我真不明白，你费心费力地把这种办法传给他，能落下什么好处？他家多换点麦子，能分给你一点儿呀？” 

　　冯少怀用一种老谋深算的神态回答女人：“要论好处嘛，大啦。最起码的，是为了让他们跟我就伴儿，给我仗胆儿！”

　　紫茄子说：“村长不是跟你就伴走吗？” 

　　冯少怀咬牙切齿地说：“光我们几个人，就能把共产党的天下搅乱套了？” 

　　紫茄子听到这句，恍然大悟，会心地笑着说：“要图这个，你应该多找点嘴巴子上有毛的人牢靠人。”

　　冯少怀坐在炕沿上，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是脱了裤子、提着脑袋跟共产党，跟他们搞的那个杜会主义拚哪！怕只怕拚来拚去拚不过，一直到躺在床排子上等着咽气挺腿儿，也看不到他们败倒在我的手下……（不知少怀活到1978年了吗？少怀应该不到八十） 嘴巴子上有毛的人，还能活几年？我得多拢络几个年轻的、活得长久的，把他们栽培起来，好给我传宗接代！”

　　紫茄子的笑脸变成了苦脸，忧伤地顺顺薄嘴唇；仄着耳朵听听，立刻听到从土墙那边，从东邻秦家院里，传过拌草料和吆喝牲口的声音。

　　秦文吉吃过饭，跟爸爸重新往口袋里灌小米。因为使过水，那两布袋小米子，涨出来足有一斗。他不由得朝剩在笸箩里的小米子看一眼，又朝他爸爸脸上看一眼。

　　秦富好像发现了儿子的眼神，有意要回避似的，无声无息地蹲下身，用两只微微发抖的手，小心地，把瓮箩里的金黄金黄的小米子往一块儿划拉。

秦文吉提过灯，照照口袋里的米，黄澄澄的好像比没有使过水更鲜亮了。他把手使劲插进小米子里，摸了撰，光溜溜的，好像比不使水更有油性了！他放下心，扎上了口袋嘴儿，随后又一袋一袋地， 搬到车上。（现在人们的所作所为早已经超过了冯少怀、秦文吉们了。已经进入互害模式了。天下已经乱了。冯少怀应该瞑目了！但是当代冯少怀们不要高兴太早，扫黑除恶已经开始了，天空必然会重新清朗。）　　过了一会儿，同样是无声无息的，他跟随着张金发和冯少怀，伙坐在一辆车上，绕着小道出村，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又一个消失在黑暗里的。）

 

 

.                         四十二     长见识

 

 

　　麦收时节的集日，开市的时间显得很早。天一亮，天门镇东头那个专门交易粮食的大街，就已经挺热闹了。

　　这种近代化的集市，大概从原始社会就开始形成了，尔后，又渐渐地演变过来。起初，这里是最崇高、最慷慨、最能鼓舞人生奋进的地方。那时候，凡是到这里集合的劳动者们，都怀着干干净净的心情。他们不仅可以互通彼此的有无，交流各地的物资，还可以传播生产和狩猎的经验，开拓文明的眼界，增强友谊，促进团结。这样的结果，就发挥了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浩然老师在用艺术的语言讲授社会发展史）。后来，随着人群的分化，阶级的出现，各种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残酷现象，不仅普及到凡是留下人类脚印的地方，而且其技巧，也相伴着不断地朝尖端提高、往顶峰发展（现在是线上交易了，更加方便，也更加隐蔽了）。同时，为这些丑恶的东西设置的合情合理的包装纸，越来越包装得合情合理了。于是，这样的集市，就变成了坑蒙拐骗者的同台大合演，成了人类最肮脏东西的博物展览会。你看，所有奔到这里来的人，求生的也罢，求富的也罢，企图餐人的也罢，有可能被餐食的也罢，哪一个是轻松愉快的呢？当他们决定来赶集的头几天，就苦费心思，或准备好精神上的防守的护罩，或修理好具体的捕获绳索，都是提心吊胆的；有的人是怕上当受骗，有的人则是怕别人不上他的当，不受他的骗。他们各怀戒心，站在对面，又谈笑风生。甚至于两个素不相识者，谈上几句，只是从眼神中发现了点什么意思，就忽然把对方的手使劲儿扯到自己那发着汗热的衣襟下、裤腰上，捏开了手指头。这个时候，又会有不少个仍是素不相识者，围着他们转，用贪婪的眼神盯着他们的脸，随着他们的脸色，变化着各种表情和心绪：用心地猜测捏手指头的双方，谁是骗了人的胜利者，谁是受了骗的失败者，而自己有没有机会插进去，夺过那个受骗者，而代替那个骗人者。（活灵活现的描述。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历史的画面。现代的的交易所也类似，形式与时俱进，而互骗的内核不变。）

　　还是回到小农经济像汪洋大海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那个集镇的粮食市上走一趟吧。那个时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挨了几十年饥饿而饿怕了的农民，集市是他们命运的体温表，是他们奔波的裁判台。可以说，这里牵扯着每一个还没有坚定地走组织起来道路的那些人的大脑神经。不论到这里卖粮食的人，还是到这里买粮食的人，没有一个人来施舍，没有一个想得到“慈悲”；谁也不想失掉点什么，而是想有所得，即使他是老实巴交、没有任何贪心的人，也不会例外（没有免费的午餐，愿赌服输，愿打愿挨）；　（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吃人的经济）　买卖粮食，是用不着捏手指头的，全凭口头交易。而这种交易的方法，农民，包括商人，都知道，是最容易吃亏，或者算盘落空。卖粮食的人总要先一步上市。他们的商品，有的是用背膀子背来的，有的是用肩头扛来的，有的是用毛驴驮来的，有的是用大车拉来的…… 后一种人最少。因为先上市的人，都是四处乡村来的那些想把粮食换成货币，或以细易粗，以粗易细的庄稼人。按照习惯的陈列规格，卖粮食的人要按着街道的南北两面而分别排成面对面的两溜。每一溜都是你的口袋和我的口袋紧紧地挨靠地立戳着。卖主站在自己的粮口袋的后边。面对面的两排粮食口袋中间，留下一个比较宽的甬道，以便买主来回走动、选看。有的人，尽管抢先占了粮食市的中心地带，是属于出手快、消息灵通、不易受骗上当的保险位置，他们也是左右拥挤，而不向前推进。他们知道，那样会影响买主的行动，堵住了路，自己受损失。有些稍迟一步来到粮食市上的人，急忙地把粮食口袋搬到最为理想的地方，挤个空子立稳，并不忙着解开口袋嘴儿，来招引顾主。他们先抹抹汗，稳稳神，小声地问问两边那些卖粮食的人：“今儿个小麦啥价？”问了几个人之后，就找个自认为是可靠的人：“求你给我看着。”于是，他便像一个买粮的人那样，从东边挤到西边，几乎把所有已经打开口袋嘴儿的粮食卖价问个遍，这才回到他的口袋旁边，心里有数地打开了口袋嘴上的麻绳。这时候，他的左右邻居又该轮到向他询问粮食价钱的高低起落情况了。实际上，他们也是像被问的人一样，刚刚照样地挤了一趟回来。卖粮食的人是不呼叫吆喝的，尽管他们急着想出手。他们都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候，眼睛盯着买主走近，耳朵听着左右讨价还价的争论。买主看上哪个口袋的粮食，就一边讲价，一边审慎地观察粮食的成色，恨不能把整个胳膊都插进口袋里去，从底下掏出一把粮食粒儿，放在手心里，盯着看成饱，吹吹糠多少，用舌头尖舔几粒，放到牙齿上嚼咬，试试干不干。有的虽然履行了这种烦琐的仪式，动了收买之心，又讲了好半响价钱，还是不声不响地走过去，奔别的口袋；有的嘴里说着贬低的话，手却拉起口袋嘴一盖。 这个动作，就代表“我买下”这句话了。于是，卖主就松了半口气，提起口袋，然后随着买主，从左右的羡慕或嫉妒者让出的口袋缝跨过，到墙根下边去。那儿粮食经纪正替买卖两主过斗。在粮食市上，经纪人是可怕的地头蛇。买卖双方没有不害怕他的，又不能不经过他们而最后成交。这是一关哪！那个经纪人的面前，放着一个长形的柳条筐箩；笸箩里放着一只木头。那斗是五块板子组成的：周围四块，底儿一块，上口小，底盘大。斗帮两边安着两只耳朵似的木块，那是经纪人端斗用的。卖主站在一边，提着口袋，很小心地往那个放在筐箩中央的斗里边倒粮食；一见满了，赶紧停止。因为倒出斗外边，掉进筐箩里的粮食，不能全收回来，最后要归经纪人所有。等斗里的粮食一满，经纪人用手里拿着一把像木尺一般的东西，叫做“趟板儿”；他用“趟板儿”在斗的顶上横着一刮。就算量好。嘴里哼着歌一样的“一斗来哟，二斗来哟…… ”同时提起一书把粮食倒进站在另一边那个两手撑着口袋嘴的买主的口袋里。每个敢于上市的人都知道，粮食经纪手里的那块趟板儿是非常厉害的一把刀子：买粮食的人要是事前贿赂过他，他刮的时候，就让趟板儿卧着，连刮带按，量一斗起码得多量出半升；卖粮食的主儿要是跟他有交往，他刮的时候，就让趟板儿立着，连刮带挖，量一斗起码得少半升。他这样做的时候，那真是“手疾眼快”，一般人几乎都看不出那个趟板儿是卧还是立，“嚓”一下子就过去了，“哗”一下子就把粮食倒进口袋里去了。就算是哪个人看出来有鬼，也不敢指出来，否则下边量的那一斗，你更得吃亏！（以前理解不了，现在能理解了。虽然没有亲身经历。） 

　　今天天门镇这个粮食市，在内容和形式上，跟过去几千年的那些过去了的无数次，完全是一模一样地循环而至。只有一点，跟平常有些差别：凡是新麦子的卖主，都跟买主提出希望能换粗粮；如果买主说没粮食换，只能给钱的话，他不是摇头，就是把麦子的价钱要到使买主畏然却步的程度。这是每一年麦收后一段时间里常有的现象，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恐和不安。

　　秦文吉赶着拉粗粮的大车进了南门，就要拐弯，往粮食市的方向走。

　　冯少怀小声说：“直着赶，先到三合顺。”　　他们的大车赶进了三合顺的北院门。

　　车一停，沈义仁就迎出来了。他笑着说：“你们真是抓早抓鲜呀！” 

　　冯少怀走到他跟前，小声问：“行情如何？” 

　　沈义仁摇摇胖脑壳说：“不太妙。” 

　　“麦子和小米怎么个比法？” 

　　“供销社先挂出国家的牌价，一斗半麦子换一斗米……”“啊？…… ”

　　“看样子他们早有提防，今年想压住阵势。”（政府要用经济手段压住投机商）

　　“嗯。这跟春天他们嚷嚷的那五年计划有关联。” 

“高见。我正急着等你来想对策哪。如果让他们照这图样开了先例，那可不得了！”　　

冯少怀神色虽然不是十分紧张，却顾不上跟他背后的两个人说一声，就拉着沈义仁匆匆地往里边走去。

　　秦文吉拿着鞭子，用耳朵听，用眼睛看，心里挺不安定，他在捣腾粮食上是生手，计算小帐可不外行。他小声地对那个发愣的张金发说：“咱们麦前抓挠的这些粗粮，可都是大价买进来的；如今要是一斗小米换一斗半麦子，按出面数比，倒差不多，可是在价钱上来回这么一拉一抹，等于白闹腾一场，搭上人吃马喂，可就吃亏啦！”张金发对市场情形的突然变化。心里也没了底儿，眼望着柜房的后门，安慰秦文吉说：“别慌，少怀跟老沈商量对付他们的办法去了。”（既然投机就有投不中的时候，愿赌服输吧）

　　秦文吉忙问。“国家牌价，咱能管得了？” 

　　“价钱高低是活的。咱们可以鼓动粮食市。”

　　“那么大个粮食市，能听咱的？” 

　　“他们这些人，神通广大，可有本事啦互呼风唤雨，天也能翻过来。”

　　秦文吉听张金发这样说，既没点头，也没摇头，心里边可就拨拉起算盘：如果按国家牌价换粮食，闹这白吃亏的事儿太冤枉，不如把小米子拉回去，等一等再说。可是，他又想到那小米里掺了水，放上几天，还不发了霉呀！

　　不一会儿，冯少怀、沈义仁带着李财从里边走出来了。他们的神态，既不惊慌，也不泰然，完全是一种经过生死厮杀大阵势的人，又要扑向他的仇敌的那副样子。（好类比！）

冯少怀走到跟前来，流露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小声对张金发说： “这回，他们是妄图把粮食市场拉到他们的车辙上去，是安下心要卡咱们的脖子。今儿个，咱们幸亏来了。要不，第一个集市，让他们稳住，照这个新例做下去，咱们这一春白闹，百十石小麦等于扔在彩霞河里倒是小事，往后这条道就让他们给堵死了。”  

　　张金发紧问：“你们打什么主意？” 

　　冯少怀说：“逼到头上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得跟他们拚一下子！” 

　　张金发明知他们已经想好了办法，还有儿分不塌实地问：“到底怎么办呢？” 

　　冯少怀说：“你就跟着我走吧！”

　　张金发叮一句：“有把握吗？” 

　　冯少怀哼了一声：“那咱们就试一试吧！” 

　　沈义仁在一旁说：“事不宜迟，赶快行动。”

　　冯少怀叫秦文吉：“你把车靠到墙边去，回头跟李先生到那边扛麦子。”

　　秦文吉不解其意地问：“扛麦子干啥呀？” 

　　冯少怀点点头：“嗯，拿麦子去换粗粮。”

　　秦文吉糊涂了：“咱们拉来的是粗粮，…… ”

　　张金发推他一把，说：“别废话了，听少怀的指挥，快着点儿干！” 

　　冯少怀、张金发和秦文吉，每人扛了一口袋麦子，来到拥挤的粮食市上，随后把口袋放到墙边，留下张金发看守，冯少怀又带着秦文吉挤到那个正在热烈地交易着的人群里和粮食口袋旁边。秦文吉像个傻子似地跟在冯少怀的身后，左顾右盼，胸口乱跳。他根本不知道来干什么，也不知道要干出个啥结果。冯少怀摇膀子、甩胳膊，大模大样、从从容容地在前边挤着。他来到一个小米口袋旁边，敷衍地看看成色，问：“我拿麦子换，多少？” 

　　卖主是个老头，看样子是久跑市场的惯手。他不开口说价，先捧一捧米，举到冯少怀鼻子下边，“您看，我这米的成色？刚才那个主，硬给二斗换一斗。…… ”

　　冯少怀看看米，又眯着小眼睛斜视着老头说：“你的嘴张得太大吧？” 

　　老头心虚口硬地说：“您不是不吃白面要吃好米吗？端午节地里就能割谷子吗？这叫物卖当时！” 

　　冯少怀毫无表情，也不再吭声，就用手轻轻地一拉口袋嘴儿，把米给盖上了。

　　卖米的老头见买卖意外顺当地讲成，心里一阵欢喜。他见冯少怀从一排粮食口袋那边迈过来，就赶紧提起自己的泊袋、跟冯少怀朝墙根走。

　　旁边的人果然又照习惯往止凑：

　　“哎，多少？” 

　　“你们是咋兑换的？” 

冯少怀朝他们伸出两个手指头，故意高声地回答： “我二斗麦子换他一斗米！”　（哄抬物价，冯少怀这是要坐庄！）　

听到他回话的人都一惊一愣，随后又有更多的人围上来打听，响起一片紧张地议论声：

　　“不管牌价了？” 

　　“人家两厢情愿哪！” 

　　“噢，又涨了？”　　等到冯少怀带着秦文吉第二次回到人群里的时候，看见李财正带一个店员，也在那儿买粗粮。他们彼此交换一个满意的眼色，谁也没理谁，就擦着肩头过去了。

　　秦文吉对于这类的勾当，心眼还是伶俐的。他很快就明了一点点意思，觉着实在太“神”了。他出于好奇心，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也要试一试。顺着粮食口袋的队伍，一边走着、看着，伸出手，挺随便地从身旁一个小米口袋里抓了一把。

　　那个卖主看他一眼，口气很硬地说：“要吗？二斗半麦子换一斗！” 

　　秦文吉的眼光，碰到卖主的眼光，忽地一下，他就把沈义仁和冯少怀的把戏和神通，全弄懂了。他一惊一喜，差点把一个“妙”字喊出来。（他们利欲熏心的固有频率如此相同，共鸣产生了，振荡同步了！）

　　冯少怀奔过来拉上他往外走，小声说：“快去，把咱们的大车赶过来！” 

　　秦文吉跑回三合顺的时候，就见一队人正吆喝着，从左边仓库里往外扛小米口袋，另一队更多的人，正往右边的大仓库里装那些刚刚从北边高地运到天门镇来的新产小麦！

　　这天中午，秦文吉，这个小庄稼院的后代，活这么大，第一次登上聚仙楼那个非常陡的木梯，坐在挂着半截门帘的雅座里，跟张金发和冯少怀喝起酒来。（看看现在有多少是冯少怀他们玩剩下的。）

　　他从家里拉来的那两布袋小米，已经成了将近五布袋金黄的小麦，手里这个小小的酒盅，哪就量完了呢？

当麻掌柜的陪着沈义仁走进的时候，小伙子喝得天昏地暗，只看见同座的四个人狰狞地大笑，再也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了。 

 

　　

　　                          四十三   欢乐

 

 

　　晴朗朗的天空，一丝儿云彩都没有。半晌午的时候，显得特别热，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

　　高大泉连着呼喊了三遍，拔麦子的人才肯停住手休息。这是最后一块晚熟的间作着棒子苗的麦地；当它脱去黄袍，露出绿色衬衫的时候，东方红农业社的麦收就算胜利结束。谁还顾上热和累，不赶快抢着干活呢？

刘万送来的两桶井拔凉水，让先跑来的小伙子们这个一瓤，那个一碗，很快就喝去了半桶。他跟人们夺着瓢子说：“匀着点儿吧，先让妇女们喝！”　

　一个小伙子跟他开玩笑：“哟喝！刘万大叔，您可真会偏向妇女！” 

　　刘万认真地回答：“这话，起码也得男女平等呀！” 

　　妇女们每人喝了一点，就都跑进用麦个子搭起的小窝棚下的荫凉里，叽叽嘎嘎地又说又笑。

　　张小山的媳妇，是个心里有数，不大爱说爱笑的人。她瞧见钱彩凤手里拿着一只小孩子穿的鞋底子纳着，就伏在谭雅琴耳边，小声问：“二林媳妇怀上了？” 

　　谭雅琴看钱彩凤一眼，摇摇头说：“没有，你看她那样子，像吗？” 

　　“都准备上小鞋了。”

　　“那是赵玉娥给她儿子做的。钱彩凤她俩一人纳一只。”“噢。赵玉娥这人真怪。我瞧见她麦收前做了一双，这会儿又做；小孩子刚会迈步，能穿这么多的鞋？” 

　　“孩子离开怀，她不是想嘛！做点针线，又占着手，又占着心哪！” 

　　“秦家不让她看孩子？”　　“她咬着牙抻着呗。隔一天晌午，春芳就把孩子给她抱到邓三奶奶家，跟她呆一会儿。孩子是当妈的心肝儿，谁离开不难受！”她俩小声嘀咕，让背后的赵玉娥听见了。她装作没听着，朝钱彩凤跟前挪挪。她得拿出一副刚强的劲儿，要跟所有的人一样欢乐，绝不让别人看出她肚子里边藏着的那一缕愁苦的影子。钱彩凤把针往鞋底上一插，从棚子里伸出脑袋，冲着刘万大声地喊：“送水的，我们还没解渴哪！”

　　赵玉娥推她一把说：“你不是管他叫大叔吗？怎么这样吆喝呀？” 

　　钱彩凤说：“他刚说的，男女平等嘛！ 我试试真假。”妇女们被这句话逗得又叽叽嘎嘎地乐起来。（彩凤快乐了，从心底的快乐。）

　　高大泉擦着汗，走过来，拿起扁担。

　　刘万连忙跟他夺着说：“你拔了半天麦子了，快歇歇吧，我再去挑一趟就行了。”

　　高大泉笑着说：“这些水罐子，都渴极了，您再挑一趟也经不住他们装。我们一块去，一人挑一担来。我顺便到场上看看打轧的情况怎么样。”

刘万说：“场上的活挺顺当。秦恺说，晌午风顺了，就把这场扬出来。这一来，只剩下这块地，明天好天气一打，就算场干地净。真是人多力量大呀！”

　　这当儿，小学校的几个老师，带着一群拾麦穗的小学生，从地头那边，一边拾着，一边朝前走。

　　

　　姜波在前面领着。他的打扮简直像庄稼人一样：穿着破旧的汗衫，卷着裤脚，怀里抱着学生们交给他一束束的麦穗子

　　于保宗也被姜波给拉出学校的大门口。他跟在孩子们的后边，头上戴着新草帽，手上戴着线手套。弯下腰，很小心地拾起一个麦穗，就交给身边的起山或是别的学生。他那两只手总是空的。学生们被从教室里放出来，参加收获劳动果实，一个个可高兴了。那里边有刘祥的闺女春禧，周永振的闺女小燕，邓久宽的儿子黑牛—— 这孩子上学晚，在小学生群里，他的个头显得特别大。姜波奔到高大泉跟前来，请求说：“支书，你看我们捡的这些麦子怎么处理呀？” 

　　高大泉说：“先放到学校的操场里，咱们一块儿研究一下再说。”

　　姜波说：“我的意见，学生们拾了麦穗，都不要归个人。这样，不光可以锻炼孩子们的劳动观念，还能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思想。”高大泉说：“你这个做法挺好。咱们得生着法儿把集体思想，灌进小家伙们脑袋瓜里去。拾的麦穗怎么处理，得慎重点儿了 。”姜波说：“我跟周忠大伯一提，他说把麦穗放到社里，怕引起矛盾。我觉得可以避免，就两个农业社，我们把上午拾的送到东方红社，下午拾的送到竞赛社，这能有啥矛盾呢？” 

　　高大泉说：“我估计，周忠大伯说的那个矛盾，不光指两个农业社。学生拾的麦子，光交给两个社分得再平均也不合适。那些麦穗，还有从互助组、单干户的地里拾的呀！”.

　　姜波分辩说：“互助组、单干户地里的麦穗，都是他们拾过去以后，我们才去拾的，我看他们不会有啥意见。”

　　高大泉笑了：“同志，你把主要的一条忘了。”　　“哪一条？” 

　　“劳动力。这些学生不都是农业社的，不少的孩子是互助组、单干户家的。咱不给人家记工分，白要人家捡的麦穗子，合适吗？” .（大泉把农村的社会关系把握得精熟了） 

　　姜波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原来想，这个行动的主要目的不在物质。而在精神。没想到这里边还包含这么多的复杂的问题。我考虑事情，总是太片面。”

　　高大泉鼓励他说：“不用急。只要你这样干下去，对咱农村的事儿，会慢慢地闹熟摸透的。”

　　姜波点点头，又说：“开始，有的老师主张按出勤的学生，来分配麦子。让我给驳回去了。照你这个说法，好像他们的意见正确？”

　　高大泉摇摇头，说：“我看不合适。要是照这样做，跟咱们组织孩子拾麦穗的用意，全拧着劲儿了。咱们是想让他长集体的思想呀！”

　　姜波说：“我同意你这个看法，绝不能这么做。可是到底怎么做合适呢？” 

　　高大泉想了想说：“我倒有个主意，你琢磨琢磨行不行，把学生们拾的麦子单独打、单独轧，晒干了以后，卖给供销社粮食点。卖回来的钱呢、换几根木头，打个篮球架子，买个皮球…… ”

　　没等他说完，姜波就拍手叫好：“这个处理办法太高明啦！ 符合分配原则，符合集体利益，对学生是个教育，对学校也是一种建设。”

　　这边支书和老师谈话，被旁边的一个小学生听见，马上跑开告诉他的同学，立刻就传开了。小学生们奔走相告，特别高兴：“咱们学校要安篮球架子啦！”

　　“跟天门镇中学的那个一样！”　　“嘿，快点拾呀！” 

　　“多拾点麦子，好打球玩儿！ ”

　　一直站在那儿听着的刘万，也被这一番交谈感染得笑起来。他见支书跟老师接着商量起小学校的工作，想接过水桶先走一步。高大泉没有给他，就跟姜波把最后一件事情说完：“我同意你的意见，挑两个大一点的学生送到师范去。我们应当培养自己的教师。”

　　姜波见高大泉有事要走，又说一句：“等教室扩大以后，就让你家小龙上学吧。”

　　“他够年龄吗？” 

　　“我打算搞个幼稚班。在学校里过集体生活，总比他们在街上乱跑有益。”

　　“好，我赞成了。要尽量地多收几个才好。”

　　支书这样说着，转身迈步，还是一脸的笑容。他为啥这么高兴呢？原因多种，其中一条，是他的儿子，不知不觉中长大了。要把儿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他有自己的打算，而且像对待其他事业一样，他满有信心。（真正的精英、通才。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一代又一代的新人。）

　　刘万跟在高大泉的后边，心里也是美滋滋的。他对这个支部书记，跟许多人一样，越来越喜爱，越来越佩服（我也是，虽然隔着屏幕，隔着纸张，隔着时代，但心向往之）。他想，支书一天比一天增才干，一天比一天更精明；想事情多周密，办事情多稳妥。有这样一个带头人、主事人，过日子多塌实、多乐和。他见高大泉那赤着的肩膀被晒得通红，就说：“你披上褂子走吧。” 

　　高大泉把肩上的扁担移动一下，放平衡，回过头来笑着说：“这膀子捂着一冬一春，肉皮子嫩了，得炼炼，不能惯着它。说话就要薅苗、捞地，光膀子的日子到了，庄稼人怕晒，怎么能行呢？” 刘万也陪着笑笑，说：“这个我倒放心。你是炼出来的，嫩不了。”

　　高大泉说：“人是会变的。爱劳动的人，会变成不爱劳动；不爱劳动的人，会变成爱劳动。心里不总想着这个变不行啊！变好变坏，自已心里都得有个数。”（写上面批语的时候，我真没看这段啊）

　　刘万点点头。他心里想：这话对，我自己不是也变了吗？他们沿着小路绕过苇坑走。

　　长满密密绿叶的柳丛，一团团影子投进水面，平静得一动都不动。刚刚蹿出乌黑泥土的苇子，箭羽一般，排排簇簇地竖立着。一群小伙子，偷偷地躲到杜梨树的那一边，脱得赤光光的在水里洗汗冲凉，有几个互相撩水嬉闹。拐过苇坑，是一片棉田，茂盛的棉秧，大部分都放出了小杈子，举着桃子形的小叶儿。这块地，是刘万入社的。他的那个使人怀念的女人，就是在这块地里遭到雨淋，终于丧掉了性命。…… 这是为新生活奔波的人们，永生不能忘记的教训哪！

　　高大泉跟刘万并排走着，触景生情，不由自主地朝他看一眼。刘万的脸色仍然是乐喝喝的。集体生产和生活的喜悦，已经冲淡了他那悲伤的情绪；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已经代替了痛苦的回忆。但是，他不会忘记教训。教训，将使他坚定不移地跟着支部书记走下去。

　　高大泉不忍心再触动刘万的痛处，却想起一件使他常常挂念的事情。他放慢步子，用随便的口气问：“刘万大叔，刘祥在香云寺给您找下的那个对象，搞到了啥程度哇？” 

　　刘万没想到支书会突然问这个，那白净的面孔，忽一下子红了，一直红到那连腮的胡茬里。

　　高大泉为了使他轻松地回答这个容易使人情绪复杂起来的问题，故意逗他说：“嗬，脸皮还这么薄吗？听铁汉说，您是很勇敢的，闯到人家家里去了？” 

　　刘万赶紧分辨：“你咋听他胡扯？他忙成那样，还忘不了拿我开心！”　　高大泉同样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反问他：“他是拿您开心，还是对您关心？又掂不出分量来啦？” 

　　刘万郑重起来：“这一点，我还能没个数儿？像我这个岁数的人，跟小青年可不一样了。对这种事儿，想大方点儿，也大方不起来呢！”

　　高大泉出于促进这件好事成功，追问一句。“您到底到人家的家里去过没有呢？” 

　　刘万只好实话实说，可是带上一点理由：“去是去过一趟。那是刘祥嫂子陪着我去的。”

　　高大泉义追一句：“看中了吗？” 

　　刘万说：“人倒是不错。跟我遭的是一个样的事儿。她先头那个男人，硬是不入互助组，单干跑买卖；都到八九了，还在冰上推小车，掉进去了，春水河多深呀，连尸首都没有找回来。资本主义的道儿真害人！”（那时候害的是个别人，现在害的是很多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P2P，网易贷、各种各样的电信诈骗，防不胜防啊……多害人啊）

　　高大泉要拉着刘万往前看，而不是朝后瞧，就打断他的话：“这么说，是相中了？” （多浓的人情味）

　　刘万靠近支书走，左右看看，小声说：“给她说媒的不少。有人嫌她不生养。这倒正可我的心意。我的儿子闺女都不缺，多凑巧！”高大泉看他那满意的样子，也挺满意，说：“要那样，过了麦收，咱们就办喜事儿。这回农业社替您办，搞红火点儿。我赶大车去迎亲，让剧团演演节目。买点瓜子、糖块就行了，一定不要摆酒席。这样又省钱，又体面，像个社员办喜事的样子。您说呢？” 

　　刘万被支部书记说得咧嘴乐了。忽然，他又皱起那浓黑的眉毛。

　　高大泉立刻觉察到他的情绪变化，关切地问：“有什么难处，你只管跟我说。还不好意思跟我开口吗？”　　刘万走了几步，才说：“我本来想找铁汉说说，又怕他跟我闹着玩儿。我几次要找你，见你忙成那个样子，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高大泉用严肃的口气说：“您这就多余了。安排社员生活，就是我该忙的工作，为啥不早对我说。现在您说吧。”

　　刘万打个沉，才开口：“说实话！ 我们两头都愿意了。不知道谁多嘴多舌，跑到那边嘀咕，说我入农业社是迫不得已；还说我在社里干活不安心，留着后路，想退社单干。你听听，大泉你是知我根底的。单干把我害得家败人亡；我疯了，还往那条道上撞？” .

　　“她就为这个不愿意了吗？”　　“是为这个。她怕刚从火坑爬出来，再掉进水坑，怕跟上我受罪……” （侧面描写人心向往合作化。）              “再没别的原因？” 

　“肯定没有。就在她说不愿意了那天，还托靠刘祥嫂子给我那两个孩子捎来两双小鞋—— 针线活真不赖，谁见着鞋都夸好。”高大泉爽朗地说：“不用皱眉头，这件事儿包到我身上了。听您这一说，她就够个社员的条件，错不了。您就抽空收拾收拾屋子，准备迎亲办喜事吧！”

　　刘万感激地说：“你要是一出面，她当然信得住。就是，你可得搞严密点儿，别传出去。”

　　“怕啥呢？” 

　　“一来，免得又有人使坏…… ”

　　“这种人是有的。他们总怕别人的日子过得欢乐，因为别人一欢乐，准是他们咬到苦瓜尾巴的时候。您有这个警惕性是对的。您还怕啥？” 

　　“不光怕。还是不声张出去好。免得让别人说我光想这种事儿，不惦着集体…… ”

　　“这两样事儿并不是顶着牛的，生活安排好了，才能掏出全部的劲头，交给集体，干好集体的事情。”（还用说别的吗？打脸向污蔑的人）

　　“那倒是。”

　　走了几步，高大泉又问刘万：“小柱还在他姑姑家吗？” 刘万说：“在那儿。铁汉催我几回，让我接回来。他说，我姐家是硬搞单干的，将来对孩子影响不好。可是，要把孩子放到刘祥大哥家，刘祥嫂子身子不太结实，怕她闹不过来。我自己带着，咋一心在社里干活呢？” 

高大泉说：“铁汉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您就把孩子接回来吧，放到我家，让他跟小龙玩儿。过一年，也送他进小学校的幼稚班。”　

　刘万心满意足地点点头：“我就不说别的了。照你们的主意办吧。” 

　　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到大路上，竞赛社的一辆拉麦子大车从右边驶过来。

　　高大泉一面往路边上靠，一面招呼：“秦方，你们麦子收割啥样了？” 

　　赶车的秦方气嚷嚷地回答说：“今个才动手。”他忽然一愣，“哎，支书，你没去开会呀？”　　高大泉不解地反问一句。“开什么会？” 

　　秦方更加奇怪：“不是区里召开社长和财经股长的会吗？金发和冯少怀昨个接到的通知，今个早上去的。”

　　高大泉摇摇头。

　　秦方立刻明白了，更加气愤地说：“真是三千六百鬼化狐。他们逛大集去，还拿着社里的工分！”

　　高大泉细问一遍之后说：“你跟士勤带领社员好好干。等晚上咱们再碰碰头。”

　　秦方说：“昨晚上我和士勤光顾操持今个动手收麦子，还有一件事情，没来得及跟你汇报。”

　　高大泉静听他讲下去。

　　秦方说：“张金发这家伙，好像长了疥疮，这个包刚消下去，那个包又鼓起来。昨个傍晚，他硬让社委会讨论歪嘴子入社的事儿。”

　　高大泉忙说：“这倒是个新问题，很重要。事情是怎么提起来的呢？” 

　　“歪嘴子不知又打的什么鬼主意，写了申请书，还扛上一捆麦子，到办公室外边等着决定。”

　　高大泉说：“结果怎么样？”　　秦方说：“我造了反，给踢了！” 

　　　“周士勤啥态度？” 

　　“他不乐意，开头没吭气，我一带头，他跟我一块儿反对。张金发想用多数压我们，结果闹个馅饼抹油—— 白搭！” 

　　“张老八和冯少怀没帮腔？” 

　　“张老八是跟屁虫，那是跑不了的。怪就怪在冯少怀身上，他也赞成我的意见。”

　　高大泉思索一下说：“这是怪现象，准有鬼。”

　　秦方说：“是有鬼。他俩本来搭好了窝，冯少怀临时又变了卦。等散了会，两个人还在办公室吵吵。周士勤回去拿他丢下的烟荷包，听见冯少怀跟张金发解释说：秦方两个人都反对吸收地主，咱们要是硬强着决议了，又会引来高大泉插手；最好先撂下，别找麻烦。…… ” （补写，借鉴了太史公的手法）

　　高大泉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先去干活，晌午叫上士勤，到高台阶找我。”

　　等秦方把大车赶过去以后，刘万小声地对那个正思索问题的高大泉说：“今天傍亮，刘祥让我晚下会地，跟他铡点牲口草。等我们铡完了，我抄个近道往地里走，碰上张金发和冯少怀了。他们赶着车。看那牲口走得挺费劲儿，车轱辘也没大响儿，车上好像拉着粮食。”

　　高大泉说：“刚才秦方赶的不是冯少怀那辆车吗？” 

　　刘万说：“他们用的是秦富家的车。还有秦富那个大儿子文吉也跟着。”

　　高大泉继续思索着说：“他们是到集市上抓麦子去的吗？这么早就动手啦？” 

　　刘万说：“北边地盘高。麦收早。庄稼人都嫌白面不经吃，急着想换粗粮，一打下来，还不忙着上市呀？” 

　　高大泉朝前走着，心里边反复地想：看样子，那一次党支部会上对张金发的批评，他没有接受分毫，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不回头地硬去乱闯；社里的麦子都熟了，他不带领社员收割，跑出去鼓捣粮食，说明他的错误思想更加变本加厉了。他是党员，为阶级路线的事儿，整风的时候挨过批评，他现在又跟地主歪嘴子拉拉扯扯，明目张胆地要往社里吸收，太猖狂了！从秦方介绍的情况看，这件事情很可能是冯少怀使的鬼，想把水搅得更混。高大泉想，自己这段工作多，不能用全部时间抓这件事，应当马上派个支委去竞赛社，一方面摸情况，一方面催促他们把到嘴边的麦子抢收上来。他想，还应当派个人到供销社找一个老严，提醒他们；新麦子下来了，得赶快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用品，控制农民往集市上卖小麦，不给张金发、冯少怀这种捣动粮食的人凑条件。他想，公粮也应当早交，供应城市人口吃用，免得让奸商们钻空子。他觉得各种重要工作很多，今天夜间需要开一次支委会，把思想统一一下，把力量布置好，顺便点一点张金发。他想，对张金发这种党员，不采取组织手段是不行了；等把这段工作忙过去，就去找王友清好好地谈一次，希望区委出面主持，在芳草地党支部开展一次整风。他想，这次整风，应当吸收群众参加，特别是竞赛社的群众，这对张金发的触动会深一些，对参加整风的人也是一次实际教育。

　　刘万也陪着支书想事儿，东一档子，西一档子，想了好久。走到村口场边的时候，他忽然说：“大泉，我给你提个建议。”

　　高大泉的思路被打断，望着刘万，等他说下去。

　　刘万说：“我如今是农业社社员，有人管我，有人疼我，我过得挺欢乐，挺满足，很有奔头……”

　　高大泉止住他的话叮问：“您不是给我提建议吗？” 

　　刘万说：“建议你别为我的私事多操心了。你多抓大事情吧。”

　　话虽不多，也很平常，却使得支部书记感到非常有分量。他盯着那张可亲的、挂着黑森森胡子茬的白净的脸，激动得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秦恺从麦场里迎过来，大声喊：“支书，支书，场房屋有你的信！”

　　高大泉没有听到。刘万从他肩头接过扁担：“我去打水，你忙工作吧，可能有急事

儿。”　　高大泉却顺势拉住刘万那只粗壮的胳膊腕子，紧紧地摸了很久。（性情中人还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中。）

 

 

　　

　                              四十四    信号  

 

         

　　秦恺喊了一声没见答应，当是高大泉有什么重要事情正跟刘万交待。为了节省支部书记的时间，他就丢下扫场边的笤帚，直奔场房屋，把压在炕席下边的信件给取来，连颠带跑，送到井台上。这当儿，高大泉和刘万那两个人，正脸对着脸，激动地说着话儿。只见高大泉的脸色红红的，刘万那两只和善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秦恺见此光景，不好多问，在旁边略停一下，才说：“支书，区里交通员送来一封紧急信。我正想一会儿让拉麦子的车把式给你捎到地里去。你快看看吧。”

　　高大泉转过身，接过信。

　　秦恺不肯离开，一来想问河，刚才这两个人的那么一副表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二来想等支书看完信，听听上边有什么指示没有。

高大泉把那个封得很严密的牛皮纸信封打开，抽。出两张叠在一起的办公纸，抖落开，只见上边写道：

 

　　大泉同志：

　　近日工作可顺利？念念。

　　昨夜我接到梁海山同志电话，说他前几关到北片地区调查情况，发现那边麦场打完，农民急需粗粮，但因需要量大，以至国家很食部门一时供不应求，给不法的粮商、粮贩造成可乖之隙。他说，这种不妙的砚象，极有可能发生在天门等区。我今天早晨到集市上观察一下，其情形果然与梁同志估计相符。一些粮商粮贩，趁机伸手，哄抬市价，制造混乱。以收渔翁之利。现在我正召集商、税部门和公安部门的同志开会研究对策。我们决心稳住局面，打击破坏者。请你注意监视冯少怀等人的活动。梁同志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决非偶然，是他春天在风雪砖瓦窑里谈过的那个问题苗头的必然趋势。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资产阶级一定要进行破坏。制造粮食问题，是他们的手段之一。因事关政策，梁同志指示，要慎重行事，及时掌握他们的动态，及时上报，等候上级指示处理，并说要以采取积极措施为主。梁同志最后告诉我们：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就要开始，如今发生的情况，只是一个信号。要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教育，提高大家的警惕性。

　　接到上述指示后，我当即跟王友清同志初步交换了意见。我们认为，天门麦收己近尾声，类似北部地区的情况，会逐渐明显地突出出来。如南北两股势力汇合于天门这个中心地带，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困难。我已派李培林等同志到几个主要大村协助村干部宣传群众，监督粮食贩子，以防止此事泛滥起来。因人手不够，芳草地由你负责，不再另派工作人员。你有何想法，请直接找我。

此事关系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事，千万想尽办法抓好。切切。田雨即日。

（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什么时候都是如此。）

高大泉把这封极为重要的信，一连气看了两遍，叠了起来，对秦恺说：“您再找一副桶，打满水挑上，跟刘万送到地里去。”他说罢就走；走几步又转回头来交待：“秦凯二叔，中午一定要把这场麦子扬出来。”

　　秦凯抬头看看天空，说：“没有一点风呢。”

　　高大泉说：“扬不了的话，就是发动妇女们用簸箕簸，也要簸出来。”（事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投机商控制粮食，不光是为了发财，而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颠覆阻碍他们大发不义之财的新生的政权！）

　　刘万看看高大泉匆匆地进了场院，就对秦凯说：“一定又出了大事。你可得多帮他一把。别把他累坏了……… ”

　　秦恺说：“咱们快去吧，回来我好找人簸麦子。”

　　被铡掉穗头的麦秸，小山似的堆成两垛，接连在一起。心细而又手巧的周忠和秦恺，带着人们把它垛得那么整齐、苫得那么严实。麦花秸也蹿起来了，周围圆滑、顶尖高耸，像一座黄金的宝塔。打轧下来的麦粒儿，跟麦鱼子掺在一起，堆在场院的一角；铡下来的麦穗，暄厚地摊满了一场。邓三奶奶、铁汉妈和刘祥媳妇一伙妇女，正顶着烈日，舞动着四齿木权，在那儿翻挑着。（现在收割机直接进地了，机械化正和集体生产配对啊。可惜……）

　　高大泉走到邓三奶奶跟前，说：“摊薄着点儿，多翻几遍，晒干下的，让刘祥拉牲口来，快点轧。”

　　邓三奶奶说：“场头让我们叠厚点儿，好腾地方，晒那新铡下来的麦穗子。”

　　高大泉说：“把新铡下来的堆在一边，轧了这场再摊它们。要倒换开，多轧下一场是一场的。”

　　邓三奶奶还要说什么，高大泉已经起步走了。

　　铁汉妈望着高大泉的背影说：“稳当当个人，今儿个怎么这样慌呀？” 

　　刘祥媳妇说：“准又出了什么要紧的事儿。”

　　邓三奶奶大声地吆喝：“快着点儿，把麦穗往南边翻，摊得越薄越好！”　　邓久宽赶大车，嗽惚隆隆地赶进了场院。那高垒起的麦捆上边，坐着跟车的常胜和春芳。

　　高大泉拉住了邓久宽。“中午不要卸牲口，抓晌，赶紧往回拉，把刚拔下来的麦子都拉回来。”

　　“要下雨吗？” 

　　“不是。”

　　邓久宽想对高大泉说点什么困难理由，可是没容他开口，高大泉已经转身奔苏存义去了。

　　满脸汗水的朱荣正搬着一个刚磨好的铡刀片，从场房屋那边走过来。

　　高大泉迎上他说：“你找上周永振和张小山，吃过中午饭，组织男劳力，往场上背麦子。”

　朱荣说：“大晌午的，扎杈乎挠，容易掉粒子，可不如起大早背呀：“ 

　　高大泉说：“小心点儿背。”

　　朱荣说：“多在地里晒硒不好吗？” 

　　高大泉用同样简短的话说：“赶快弄回来，立刻铡、轧，打出头场。”他说完，同样没有等对方再讲下去，就又急匆匆地奔村里，来到高台阶后边的饲养场。

　　刘祥正在炒黑豆。

　　柴草在灶里燃烧，豆粒儿在锅里爆跳。一股发香的气味，从小棚子里散发出来。

　　高大泉停在门口：“刘祥大叔，把没有拴在车上的、能干活的牲口，马上喂足草料。”

　　“干啥使呀？” 

　　“告诉周善和苏存义，让他们背上架子，到地里去驮运麦子。”“三辆大车都出动了，还不够使吗？”　　“不够！”

　　“好吧。”

　　高大泉又拐进保管的小屋。

　　朱古奎正打扫一个荆笆的大囤，准备装新麦子。

　　干燥的尘土和糠屑，在屋子里飞扬着，落到刚刚放在墙边的簸箕和竹筛子上边，好像突然地长出了绒毛。

　　高大泉探进半截身子，对他说：“占奎，你记住一件事，把咱们跟供销社订购化肥的单子找出来。”

　　“嗳。” 

　　高大泉又说，“再告诉二林，明天起早，往天门供销社送麦子。”“送麦子干啥？” 

　　高大泉说：“把化肥拉回来。”

　　“这会儿咱们不急着用化肥，拉回来也没处放。等过几天，锄二遍地、上水的时候吧，那就可以随着拉随着使，省事得多。”高大泉说：“那就先把麦子给供销社送去，以后再拉化肥。”“先送麦子？” 

　　高大泉肯定地说：“对，供给天门镇的机关、学校和工业上的人们吃用。” 

　　“都等着吃新麦子了？” 

　　“嗯。记住啊！”

　　“嗳，嗳！” （犹如军事指挥员发布命令。）

　　党支部书记把本社的几件急需办、应当果断做主又能够做主的事情处理完毕，稍微地松了一口气。他相信，凡是听到他发出的信号的干部和社员，不论有什么困难，都会设法完成任务的，这些事情无须在支委会上讨论，也无须占一个支委或社里的主要领导去办理。支委会必须集中力量研究田雨这封信上的指示，想出妥善、有效的办法，切实地做好。

　　他转到东院，走到村公所办公室窗前的香椿树下，又忍不住地把田雨的信展开，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一句一句地琢磨体会，字字句句扣动着他的心弦。

　　他是一个从旧社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人。那时候，他虽然除了肚子里装的那么一点粗茶淡饭，从来没有存放过粮食。因为像牛马一样拴在地主的槽头上，用不着他扛着或背着粮食到市场上倒卖串换。可是，他曾经亲眼看到，粮食这个宝贝，到了有钱有势人手里，是怎样地变成引骗穷苦人上钩的诱饵，怎样变成毒害穷苦人的砒霜，又怎样变成拴绑住穷苦人手脚的绳索镣铐，以至于变成逼迫穷苦人家败人亡、走投无路的软刀子！解放以后，高大泉虽然有了为国家做出最大贡献的志气和愿望，可是，他还没有能够带领农民生产出最多、最好的粮食和原料，供给城市、工厂的急需。建新社会，奔新目标，同样得一步一步地迈，而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急不得，也忍不得。但是，这一些，并没有影响他的视线远望。他知道，粮食，对国家工业发展的急需，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对加强国防力量的意义。因此，他不能允许粮商、粮贩的犯罪活动得逞；他不忍心让国家和人民在粮食问题上为难和受损失。他要尽一切力量，把芳草地的党员发动起来，把两个农业社的干部发动起来，把群众都发动起来，最后，把田雨布置的任务不仅圆满地完成，还要使足劲头，完成得出色！（想起了单弦联唱《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中的第一句：“王国福家住在大白楼，他身居长工屋，放眼全球。”小说中的高大泉已经看到全国的形势了，知道自己的任务和角色了，这是一位自觉的人。）

　　高大泉浑身充满激情，步下高台阶，抓到老槐树上，拿起广播筒，用最大的力气，高声地喊起来：“全体党支部委员请注意，听见广播，马上到高台阶来开会，研究新的工作部署！”

他的声音，他发出的信号，在那晴朗的、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中震荡、回旋，而后响满全村，传到辽阔的、五颜六色的大草甸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