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学笔记》到《柳青随笔录》——浅论柳青现实主义思想的深化

保马编者按

保马今日继续推送“柳青研究专栏”的系列文章。文章从“典型学说”、“作家的倾向性”等现实主义的经典问题出发，结合《创业史》的修改细节，探究柳青从《美学笔记》中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到《柳青随笔录》中“艺术的真实”的表述异同。可以说柳青系统整理美学思想的过程，是将作为生活的“所指”提到了“能指”位置的过程，同时也是柳青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不断深化的过程。

文章原载于长安学术第十二辑“柳青研究”专栏，转自《长安学术》公众号，感谢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从《美学笔记》到《柳青随笔录》

——浅论柳青现实主义思想的深化

文/刘芳芳

《柳青随笔录》中的大多数内容，在我们后来看到的《柳青文集》第4卷“集外文”中都有涉及，尤其是集中在《美学笔记》①《二十年来的信仰和体会》和《生活是创作的基础》等文中｡只是文集中的阐释更为系统､充实｡从《柳青随笔录》到几篇“集外文”，这些作品体现了柳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不断深化､系统化的过程｡

一

典型学说

柳青的“典型学说”，准确来讲，是柳青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观点的一个深化阐释｡“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恩格斯的提法(“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到《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规定，再到中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传播，基本走出了一条中国化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创作的道路｡“中国化的现实主义”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人民的真实性”:不仅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教育人民，更强调现实主义创作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由内而外地确立人民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地位｡“真实性”问题正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柳青在《美学笔记》中，系统阐释了恩格斯的提法，即借助恩格斯的“名言”，详细､具体地考察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②｡

柳青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细节的真实”就是“生活的真实”，就是“作品关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描写真实，关于行动､言语､景色､音响等客观事物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上反映的描写也真实”，就是“逼真”“入情入理”，像现实生活中真正发生过的一样③｡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则是“更高的艺术的真实”｡柳青指出，“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学说”，是艺术的典型学说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恩格斯这里形成的一个新的阶段｡“典型性格”，是人物的社会意识的特征(阶级特征)､社会生活的特征(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的渗透､交融而成的“某个人的性格”，三个特征缺一都不能成为“典型性格”｡艺术形象的创造过程就是人物个性“典型化”的过程｡“在艺术上来说，英雄的血肉是逐渐丰满起来的”，直到小说最后一章才算完成了英雄形象的典型化过程｡“典型环境”则是“典型的冲突”｡柳青借助当时关于“典型环境”的流行和不流行的解释，分别反驳了着重从生活内容上和艺术创造上解释典型环境的看法｡他认为，前者实质上是退回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点，仅仅是“细节的真实”，后者实质上是退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论点，仅仅认为典型与理想密切联系，而没有认识到“典型就是理想的”｡二者都“接近于取消恩格斯的典型环境学说”｡同时，也不能仅仅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将“典型环境”解释为“典型的冲突”，还应将之置于“黑格尔典型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来理解，即典型性格必须在典型的冲突中表现出来｡基于此，柳青认为，恩格斯写给哈克纳斯的信(1888年)，实际上是向她提出了创造正面的､现实的，也是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的任务｡

以上，柳青关于恩格斯“典型学说”的阐释，在《柳青随笔录》中就已经有了零碎而又较为深入的思考，尤其是第9､10､11､24､38､42､47､48､49､58和第72､73等条目中都有相对详细的表述｡例如，第47､48和49条中，柳青明确表示“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完全不同，并对二者作了细致的区分｡针对恩格斯的提法，《柳青随笔录》中表示，现实主义是一种“艺术的真实”，这种“艺术的真实”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美学笔记》中，柳青则认为现实主义是“生活的真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则是更高的真实，即“艺术的真实”｡不过，二者对“细节的真实”的内涵表述是一致的，即“逼真”｡也就是说，柳青系统整理其美学思想的过程，同时也是他强调“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就是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将本来作为“所指”在起作用的“生活”本身提到了能指的位置｡这也是他强调作家要进“三个学校”的重要理论基础｡再如，第24条:

什么是典型环境?

是不是写出了事物的辩证关系，拿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

什么是典型性格?

是不是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深刻的社会代表性相结合，即个性和共性相结合｡

什么是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

是不是新事物和旧事物的辩证关系中，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

该条目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解释已经初步成型，但还未将“冲突”纳入其中，而在此之前的条目大多涉及的是对“矛盾”的理解｡直到第49条出现对“冲突”的解释:“政治思想的冲突在文学作品中是通过个性化的人物来进行的……文学作品的政治思想冲突只能通过性格冲突来表现｡”在回应有人指责《创业史》没有“正面冲突”时，柳青也强调:“正面冲突”和“交锋”是“政治思想通过性格冲突而表现出来的”(《柳青随笔录》第49条)｡在《美学笔记》中，柳青则从“生活现象”和“文学现象”两方面来回应:

谈到《创业史》的冲突，如果拿生活现象来说，“正面冲突”，指的是向对立面人物做斗争，那么，第一部还来不及从这方面写主人公，在适当的地方将这样写他｡但是如果拿文学现象来说，《创业史》的正面冲突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我的确没有采用隐晦曲折的艺术手法展开情节和发展情节｡在这个意义上说，冲突是针锋相对的，尖锐的，比主人公与各个对立面人物面对面斗争，更加具有政治上的深刻性｡

除此以外，柳青在《创业史》第二部的写作中，继续表达并坚持他对“正面冲突”的理解｡如第二部上卷第八章初刊，卢明昌批评樊富泰:

卢明昌吸着早烟，不客气地说:“好!我软弱!你强硬!你在王家桥整顿互助组，也搞斗争!富泰!你动不动急躁做啥嘛｡前两年是土地改革，咱们提倡农民和地主面对面斗争｡现时社会主义改造哩，你老念一本经!去年子，你就说梁生宝软弱，不敢和郭振山④斗争，够不上个劳模｡你说过这个话吧?”

“我，好象说过……”

“你就是说过!可是县委杨书记叫梁生宝把决心抱定，甭顾一切，进山搞副业，闹丰产｡说这就是同自发思想斗争的好办法!你看!梁生宝一股劲换稻种､割竹子，接受新技术，县上就在咱下堡乡创办灯塔社呢!要是梁生宝听上你的话，今天和他爹⑤斗争，明天和郭振山⑥斗争，后天和郭世富⑦斗争，蛤蟆滩的群众能象现时这么信服社会主义好吗?”

事实胜于雄辩｡一贯严厉的乡长，现在脸腾地羞红了｡卢明昌从那个瘦长脸上看见了认错的尴尬笑容｡

如柳青所说，柳青未及在《创业史》第一部中表现的“正面冲突”，在第二部中通过人物性格表现了出来，并借助人物性格的冲突，真实地再现了对“斗争”的不同理解的场景｡而且，1977年《创业史》初版时，上引几段中的“斗争”前面都加了“面对面”⑧｡或可说明柳青一直在思考“正面冲突”这个问题，并坚持自己的看法｡但到第二部第十六章，出现了一个讽刺郭振山领导的联组卖猪肉是“做生意”的细节:初刊写的是，梁生宝的灯塔合作社社员看完热闹，“笑了笑，走掉了”，只有一个叫刘保儿的十几岁娃子敢于“傻里傻气天真地说”出来;初版则将刘保儿改为灯塔社社员，直接“面对面”讽刺郭振山｡接下来的第十七章开头也将郭振山的心理活动改为:他在心里头对梁生宝说:“你农业社不做生意?我互助组做一回给你看看!”⑨这一细节的修改，明显使得灯塔社社员具有了“斗争”的勇气，其形象塑造也更为正面积极，同时加强了郭振山和梁生宝的冲突氛围｡

另一方面，上述细节的修改，也是柳青有意识地避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对于无知傻气等“非典型”的塑造方式｡这种“非典型”的塑造方式，或可理解为洲之内彻所认为的“以心理主义､人物分析为基本创作方法的‘西化’，是文学现代化的‘宿命’”，这种“宿命”的悖论之处在于，既想从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时又试图否定个人主义⑩｡但柳青试图避免这一“宿命”，或者说他努力借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来抗击这种“宿命”｡他表示:“我如果不注意使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对立起来，以致读者混淆了两者的界限，才糟糕呢｡”⑪类似于无知傻气､做梦等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心理学的描写，在《创业史》初刊中时有出现，但到初版时作者都予以了删改｡例如初刊第一部的第四则日记体题头，第二部第九章中杨国华的内心活动，及他梦见梁生宝的婚事等内容，初版都对其进行了删改｡《柳青随笔录》中第17条本来专列了“心理学笔记”，分析感受､表现､才能､天赋等问题，收入《美学笔记》时，也删去了“心理学笔记”这几个字眼｡不过，柳青压抑心理主义的描写，利用“古典的传神手法”创作等本身就有以“西化”的手法⑫，“误认”或者“召唤”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宿命”之嫌｡

二

作家的倾向性

与“典型学说”相关的另一个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是作家的倾向性｡恩格斯写给明娜·考茨基的信(1885年)中指出:

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⑬｡

此后又在给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中说，“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⑭｡他认为像巴尔扎克那样深刻把握住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关系，又“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⑮｡

1936年，卢卡奇在其《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中也指出:

托尔斯泰当然不了解俄国革命的真正性质｡但是作为一位天才的作家，他忠实地记录了现实的某些基本的特点，因此，在他不知不觉并且违反自己意图的情况下，他变成了反映俄国革命发展某些方面的一面诗意的镜子⑯｡

1938年，卢卡奇对这种现实主义写作作了更为理论化的阐释:

伟大的现实主义所描写的不是一种直接可见的事物，而是在客观上更加重要的持续的现实倾向，即人物与现实的各种关系，丰富的多样性中那些持久的东西｡除此之外，它还认识和刻画一种在刻画时仍处于萌芽状态､其所有主观和客观特点在社会和人物方面还未能展开的发展倾向｡掌握和刻画这样一些潜在的潮流，乃是真正的先锋们在文学方面所要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⑰｡

柳青认为，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质的关系，就是在思想力量上要“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即恩格斯､卢卡奇所指的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关系､发展倾向等;在艺术分量上要“反映事物的表现特征”｡这也是“革命文学的生活和艺术的美学关系”⑱｡最主要的是，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和表现特征，这二者如何达到平衡和统一?需要落实到操作层面的技术或者手法问题｡《柳青随笔录》中这样写:

……

以作者为主位来叙述人物的身份和遭遇，这是一种写法，这种写法早已过时了｡

以人物为主位，字里行间渗透了人物的心理､思想､感情和情绪，这就叫表现，而不是叙述｡恩格斯所说的:作者越隐蔽越好，实际上就是说的这个，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第15条)

在这条随笔录中，柳青已经意识到隐蔽作者的见解，其实是一种和“以作者为主位来叙述”相对应的另一种手法，即表现｡到《美学笔记》中，他才真正提出，恩格斯､高尔基等人关于隐藏作者倾向所说的“是表现手法，纯粹是技术问题”｡柳青认为《红楼梦》正是成功使用了这种技术，并表示他在《创业史》第一部中也试用了这种手法｡不过，柳青意识到，这种手法对作品有益，却不利于水平较低的读者阅读，和“群众化”有一定的距离⑲｡因而，有余味的作品，要连技巧本身也“隐在生活后面｡使技巧不显眼，人们的全部感觉被生活的气氛和思想所控制”(《柳青随笔录》第84条)｡

从这条线索来看，一方面，在柳青这里，作家的倾向性和典型学说的理论框架是同构的，即，将社会生活政治思想等内容的内在规律性(冲突)表现为人物个性形象(冲突)｡另一方面，如果对比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作为手法”和本雅明的“星座”概念，柳青和他们一样，倾向于将文学艺术本身视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即手法本身｡但柳青和什克洛夫斯基不同的是，他强调的是“对象化”，而非“陌生化”｡本雅明提出，一部作品的政治倾向包含了它的文学倾向及其文学质量，文学倾向就存在于文学技术(literarytechnique)的进步或者倒退之中;一部文学作品在时代的生产关系中具有怎样的功能，直接指向的就是这部作品的创作技术(literarytechnique)①｡在这点上，柳青和本雅明也不同，柳青文艺思想的终极所指是“社会生活”，而非“文学技术”，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这也是柳青“三个学校”的“起源”和“终点”所在｡

综上，《柳青随笔录》中的诸多内容论证，或者充实了柳青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念｡除了典型学说和作家的倾向性外，柳青的文艺观念还可以从其他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探究，诸如柳青的真理观，柳青对风格､语言等的看法｡这些内容都可以在《柳青随笔录》中找到些许原始的踪迹｡当然，柳青的所有看法和理解，都奠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来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不断深入的思考｡故而，无论是《柳青随笔录》，还是柳青的文艺思想，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美学笔记》，最早以“艺术论(摘录)”为题，收入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后改题名为“美学笔记”，内容有略微变化，收入《柳青文集》(上下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本文所引均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柳青文集》(四卷本)｡

②柳青:《美学笔记》，见《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③柳青:《美学笔记》，第277页｡

④初版有“面对面”｡初刊见柳青:《创业史》，《延河》1961年10月号｡初版见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93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⑧较之初刊，除了加“面对面”在“斗争”前面，初版这几段还有其他修辞性的改变｡此处暂略｡

⑨柳青著:《创业史(第二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216—217页｡

⑩洪子诚:《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⑪在柳青看来，“典型”就是理想的，它高于真实｡他所说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见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291页｡

⑫刘可风著:《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579页｡

⑭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90页｡

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91页｡1932年，此信被译为俄文，发表在《文学遗产》第二卷(莫斯科，1932)｡

⑯卢卡奇:《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页｡

⑰卢卡奇:《现实主义辩》，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⑱柳青:《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见《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⑲柳青:《美学笔记》，见《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