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纹玉琮：商代和田玉东传的历史见证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殷商时期的玉器：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弦纹玉琮。我国出土和传世的玉琮众多，但带有弦纹造型的玉琮则罕见。这件弦纹玉琮的主人妇好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将军，同时兼具王后、祭司等多重身份，似乎也从侧面彰显了弦纹玉琮的不凡。弦纹玉琮的背后是和田玉等河西走廊玉器与中原交融的历史进程，见证着商代“玉石之路”和玉料东传的历史。

弦纹玉琮体现商代高超的玉雕工艺

妇好是商朝第23任君主武丁的配偶，拥有较高的军权，曾主持武丁朝的祭祀活动，甚至还拥有自己的封地，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其墓出土的随葬器物近2000件，玉器就达755件。其中的弦纹玉琮，器高9.3厘米，射径4.7厘米，内孔径4.3厘米，呈长方形柱体，中心呈圆筒状贯通结构，体现“内圆外方”传统形制。内孔壁光素无纹，方柱四角两侧面均阴刻粗细不同的纵向弦纹，中部在圆柱上凸出四个三角形柱体，圆筒上下两端阴刻多道平行弦纹。

弦纹玉琮，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弦纹玉琮是商代玉雕的代表作。众所周知，玉璞未经雕琢，就无法成为宝器。《礼记》称“玉不琢不成器”，《尔雅》称：“治骨曰切，治象牙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切、磋、琢、磨都是制作工艺品的方式。《尔雅》还有“玉谓之雕”“玉谓之琢”之说。因玉隐于石中，玉器雕琢技艺实则是建立在先民打制石器的基础之上，由石器制作技术直接发展而来。从玉璞到雕琢成玉器，一般需要经过采矿、设计、开眼、打磨、钻孔、雕刻和抛光等多道工序。而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玉器便已展现出高超的治玉技艺。

商周时期的玉琮基本保留新石器时代以来内圆外方的传统形制，但数量不多，且多为单节琮，器表多光素无纹，装饰简化，与同时期图案繁缛、造型复杂的玉器种类形成鲜明的反差，表明此时人们的审美取向和加工重点正在朝着新的趋势转变。这件弦纹玉琮的玉雕工艺，显示了商代晚期的工匠对玉料的选择、开料和琢磨技术已具相当水平，玉器的切、割、挖、凿、划、琢、雕、刻等工艺已很娴熟，并进一步掌握了钻孔、细磨和抛光等工艺，还可能使用了带有机械原理的木构“砣床”等。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除祭祀、仪仗用器外，主要是供玩赏的小型动物玉雕和装饰品，多为和田玉，也有少许岫岩玉和独山玉。弦纹玉琮的玉料处理展现了商代工匠对和田玉特性的深刻理解。和田玉质地坚韧细腻，抗压强度高，适合精细雕琢与长期保存。工匠选取结构均匀、无明显绺裂的玉料，规避了和田玉常见的棉絮杂质集中区域，确保器体受力均衡。玉琮“内圆外方”的经典形制，对加工精度有着极高要求。商代工匠采用“先方后圆”的制作流程：先将玉料切割为长方体坯料，再通过反复研磨修整出规整的方形柱体，中心圆筒采用管钻技术，内壁留存清晰的“台阶”状旋痕，表明采用了分段钻孔后衔接的工艺——这种技法需精准控制钻具转速与压力，避免玉料因脆性开裂。对比良渚文化玉琮的钻孔工艺，商代管钻的同心度误差已大幅缩小，技术进步显著。

兽面纹刀和纹斧

这件弦纹玉琮的弦纹装饰看似简约，实则暗藏匠心。纵向弦纹采用“勾彻法”雕琢，先以尖状工具刻出浅槽，再沿槽壁斜向切削，形成一侧陡峭、一侧平缓的断面效果，在光线照射下产生明暗对比。弦纹间距整体遵循对称原则，四角纹饰密度略高于侧面，既强化了方柱的结构感，又通过线条节奏变化避免单调。这种“减法艺术”与同时期青铜器繁缛的兽面纹形成鲜明反差，凸显了商代玉雕“以简驭繁”的审美追求，展现了纹饰雕琢的艺术张力。最后，工匠们使用细粒度的玉砂反复研磨，再以兽皮擦拭提亮，以使和田玉的油脂光泽充分显现，这种抛光不仅提升了器物美感，更形成致密氧化层，为弦纹玉琮历经3000多年仍保存完好提供了技术保障。

玉琮承载的深层文化内涵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礼》注：“琮之言宗也，八方所宗。故外八方象地之形，中虚圆以应无穷，象地之德，故以祭地。”由此可知，玉琮为祭地礼器。我国古代的玉琮有短筒形和长方柱形两种，有一节或多节的造型。玉琮形状外方内圆，象征天圆地方，代表天地乾坤，中空的圆柱形状象征通天之柱，局部雕刻的图形是巫师通天的助手。作为礼器，玉琮在祭祀仪式中承担沟通人神、祈求丰产与大地安宁的功能，反映出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依赖。

玉琮“外方内圆”的形制，是古代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隐喻的物质化表达。这件弦纹玉琮，弦纹的装饰位置颇具深意：四角纵向弦纹模拟大地的经纬脉络，两端横向弦纹象征天体的运行轨迹，这种纹饰布局将“天圆地方”的抽象观念转化为可视的器物形态。妇好作为主持祭祀的王后，在沟通祖先与神灵的仪式中使用玉琮，正是通过器物形制与宇宙秩序的同构性，强化祭祀活动的神圣性与权威性。

玉琮除了作为象征天地乾坤的礼器之用，还有象征地母女阴的含义。《周礼》规定，玉璧、玉圭等礼器一般为男性使用，而玉琮则为女性使用。玉璧礼天，天属阳;玉琮礼地，地属阴。因此，玉琮常与女性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在妇好这位女性祭司墓中有玉琮出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弦纹玉琮所体现的选材与工艺标准，暗含着商代“玉德”观念的萌芽。和田玉质地温润、色泽纯净、结构致密，被视为“天地之精”的物质化身。商人开始对和田玉赋予道德属性——玉的坚韧象征君子的操守，温润象征仁爱之心。弦纹玉琮的简约庄重，正是“重质轻饰”审美取向的体现，与后世“比德于玉”“君子如玉”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

总的来说，在古代不同的历史语境和价值观体系下，玉琮的文化内涵也有不同。史前时期玉琮主要是通天地之法器、代表神权之物，体现了原始宗教信仰，尤以良渚文化为甚。夏商周时期，宗法(血缘)结构下的玉文化成为主流，玉琮逐渐成为以祭祀、丧葬为主的“玉器”，是身份等级的标志。妇好墓同时出土的玉戈、玉钺等仪仗用器，进一步佐证了玉器在商代“寓礼于器”的功用——玉琮与这些器物共同构成了维系贵族等级秩序的物质载体。

商代和田玉之东传

这件弦纹玉琮的材质大部分为透闪石，符合和田玉的矿物学特征。其玉料呈青白色，局部带黄褐色沁斑，油脂光泽明显，半透光状态下可见细微絮状纹理，与新疆和田玉龙喀什河出产的籽料质地吻合。应当说，弦纹玉琮是商代晚期和田玉礼器的典型代表。

妇好墓中的玉料产自新疆和河西走廊地区，这充分说明，早在商代晚期，中原王朝与西域已经有了玉器的流通与文化的交流。那么，商代为何会有和田玉的东西方交流?这跟当时中原王朝的强盛有很大关系。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前1192年)是商代晚期的鼎盛阶段，武丁是商朝第23任君主，史籍记载他“唯才是举”，通过改革官僚体系广纳贤才、强化王权，励精图治。这一时期的商朝农业、手工业和青铜制造业均达到高峰，甲骨文的使用也相当成熟，同时武丁善于用兵，击败了鬼方、土方、西羌、荆楚等众多部族，通过军事扩张将商朝疆域版图扩展至前所未有的范围(北抵燕山、南达江淮、西至陕西、东至海滨)，使商朝进入“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的鼎盛期，成为当时东亚最强盛的国家，史称“武丁盛世”“武丁中兴”。

商朝疆域的极大扩展，使得商朝的影响力远播西域。同时，玉礼制的逐渐形成使得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有了对美玉的渴望，事实上，甲骨文中有不少商王征讨北方少数民族的记载，一些学者推测其根本原因就是迫使周边民族不断地向其贡玉。此外，在商晚期，马的驯化和马车的出现使远距离交通具备了一定条件，这些都成为玉器交流和玉料东传的驱动力。近年来，随着考古新成果的不断涌现，朱鸿、叶舒宪等学者也提出在距今4000年左右，新疆的和田玉就开始进入内地。妇好墓中出土的和田玉，彰显了商朝对西域地区的影响，印证了商代和田玉料东传的历史。

在商代，和田玉料是如何东传至中原的?弦纹玉琮所用的和田玉料，需穿越数千公里才能抵达殷商都城。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提出“玉石之路”假说：玉料从和田出发，分南北两路运输——南路经民丰、罗布泊至敦煌，北路经喀什、库车、吐鲁番至敦煌，再经河西走廊、关中平原抵达安阳。

这一路线的可行性得到了多重证据支撑：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约公元前2200—前1600年)出土的和田玉器，表明河西走廊在商代前已成为玉料运输通道;内蒙古赤峰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器物，与新疆阿勒泰同类器物形制一致，印证了草原游牧部落在东西交流中的“接力”作用;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石峁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玉器，由于目前在陕北及周边临近地区尚未找到合适的玉料产地和玉矿资源，专家认为石峁玉料很可能是从外地输入的，如甘肃、青海甚至新疆地区。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陕北地区，以玉料为媒介的东西方交流交往就已存在。

弦纹玉琮以其明确的材质、精湛的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商代和田玉东传历史的见证。但实际上，和田玉的东传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商代跨区域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妇好墓出土了6800余枚海贝，经鉴定其来源可能包括南方沿海、南海海域以及更远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暖水区域，通过贸易和交流途径传入中原地区;殷墟出土了西域风格的金器，也都表明商代已存在连接东西南北的贸易网络。另外，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了具有二里头风格的青铜牌饰，表明在商代之前这些地区可能就已经存在着文化交流。这些跨区域交流的文化旁证，都与和田玉东传一起共同构成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物证链。

这些发现表明，商代的“玉石之路”并非单向的资源输送通道，而是技术、文化、观念等双向流动的载体——西方的玉料、金器东传，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西入，形成了早期的“丝绸之路”雏形。这不仅是一条物质的交流通道，更是文化、艺术与思想融合的媒介，有力促进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