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中华本土理论范式带动两大系统论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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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投稿
2026-02-02
目前所经历的这场世界科学与文明革命首先属于一场理论范式的革命，它由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所集中体现出来，既由它率先“踢场子”或“掀桌子”，也由它统合各种文明与理论，并由它打响我们中华文明大打翻身仗的第一枪。
目前我国学界对我们中华理论基本范式的认识普遍不足，也更是重视不够，简单来讲，它属于我们中华本土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其类似于太极图，或者说其本身就属于在近现代科学发展条件下由太极图演化而来，它对构建我们独立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着提纲挈领的纲领性作用。更直白些讲，目前所经历的这场世界科学与文明革命首先属于一场理论范式的革命，它由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所集中体现出来，既由它率先“踢场子”或“掀桌子”，也由它统合各种文明与理论，并由它打响我们中华文明大打翻身仗的第一枪。
由于这是根据我们党“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所构建的原创性、自主性理论体系，所以我们中华文明这场翻身仗却首先会遇到学界的普遍不适，因它除在原理上与我们古老理论相通外，其实质上不同于古今中外任何既有理论，所以其会导致学界一下难以适应。尤其是曾被西方哲学洗脑并靠其讨生活的那些人，他们会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并会运用各种手段阻止这场科学与文明革命的发生，所以，克服重重阻力既需要毛泽东那种“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也需要一定的战略战术，面对网络中的各种反映，本文就继续对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和两大系统论再尝试着给予更系统性梳理，并继续谈点补充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中华本土理论范式浴火重生与两大系统论推陈出新
统观这次中华本土理论范式浴火重生与两大系统论推陈出新，其属于世界大变局在我们中国的具体反映，基本可以概括为“东升西降”。然而围绕理论问题具体细数起来，其一直处于我们党的领导与推进之中，比如：1）建党前毛泽东就意识到需“向大本大源探讨”，而马列的兴起却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中撕开了一条缝，并透出了一道光，尤其是苏联革命的成功为迷蒙中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为我们建党提供了实质性借鉴。而建党后很快就强调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而领导中国革命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新中国；2）然而马列并没能战胜资本主义，国际共运反而先热后冷处于被围剿并式微中，说明这套理论仍不够成熟，我们党被迫不得不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鼓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由此而探索一条独立自主之路；3）新时代我们党除鼓励继续解放思想外，也极力倡导“文化自信”，并指导需“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也进一步提出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用以领导继续探索新路并深化改革。正是在这一系列政治鼓励和理论指导下，我们才在学习与考察中突破一切思想障碍，并大胆探索与尝试，最终走通了这条异常艰难之路。也正是由于这条路艰难，所以才爬坡过坎较多，在交流互鉴中所积累的各方面条件也就越加成熟和充分，通过对一团乱麻的不断梳理才保障其能够集众家之长，摒众家之短，由此而在近现代科学充分发展条件下得出了最为切合客观实际的理论体系。
（一）中华理论基本范式浴火重生
本文在起草过程中曾几易其稿，之所以如此成稿，就是根据领袖们的指导，想谈谈该怎样思考并怎样提纲挈领探究我们中华文明独立自主的本土理论与思维问题，因为根据网络观察，目前学界仍然对书本知识迷信有加，不是迷信中国书本就是迷信西方书本，基本都将精力集中于对既有书本的解读与理解中，鲜见有人将文科与理科结合起来，并勇于去解读近现代科学背后那本无字之书，缺乏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实际给予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致使我们的理论研究也一直难有突破和进展。
1．我们古代理论研究与近现代科学发展存在着巨大的代沟。前文已有过交代，我们古代易经和道德经等所观察到的宇宙都属于肉眼所及范围，而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天文望远镜观测，在我们肉眼所及的视野之外还存在着更多的星系和更广阔的时空在运动，这属于非常明确的事实。
既然事实如此，再回看我们的理论研究，3000年来可以说没什么进展，甚至还有些倒退，目前基本仍在通过对易经与道德经等的解读来给予理论表达，而解读它们的权威仍属于老子与孔子，学界现在基本仍停留于对圣人语句解读中，这当然可以说明我们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但也不得不承认，古代易经和道德经等思考所依据的素材和参考资料都属于肉眼所及范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由其所形成的理论与阐释也就难以摆脱其时代特征，与近现代科学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巨大的代沟（弥补这一代沟就需要吃透我们古老理论的原理，根据近现代科学前沿所提供的资料创建更高一级的理论，从而推动我们古老理论浴火重生，以适应科学视野的扩展和知识的增长）。
（1）古代认知与近现代科学发展之间的巨大代沟需要填平。这种代沟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许多学者通过寻章摘句罗列前贤的各种论述，然而都与近现代科学的大爆炸理论对不上号，于是便形成了“刻舟求剑”那种讽刺的画面，在那艘3000多年前古船坠剑的刻痕处却怎么也捞不出现代的宇宙，这种画面便成为了我国学术理论界的一幕滑稽戏。
为照搬书本的问题，毛泽东早就写了一篇《反对本本主义》，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然而在我们党“文化自信”的鼓励下，许多学者却“发言”很是积极，把古籍堆上前来大谈宇宙和社会问题，并且似乎也形成了某种风气，其固然可以说明其学识渊博，但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那种“实地”的调查研究，并解决其现实问题，如果所持学问与现实牛头不对马嘴，那就真该进行一下反思了。
对这种本本主义问题，我们古圣先贤早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虽然可使我们学习前人所积累的知识，但有时也害人不浅，比如我国古籍中所述“太极→阴阳→八卦”以及其所蕴含的“0→历史→现在”运动逻辑关系，由于其在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所以学界至今都不愿认可，而对于下面再次强调的我们中华理论基本范式，学界更是视而不见躲着走，不愿正视一眼，甚至装睡怎么推也推不醒，其仍然是抱着古籍闭着眼睛念经不止。由此不仅要问：我们的学问为何不敢正视事实，为何只是隔空打牛，又为何不敢介入实战，其何其怪哉！
（2）无机界与有机界不予区分，导致宇宙学与人类学不分。以上所谈代沟问题，其反映出科学发展所积累的条件可能还不够充分，导致难以形成新的理论予以升级换代，然而即便有些领域的条件已经非常成熟，而我们的理论却依然是原地踏步，难以适应历史的进步。
无机界与有机界的分野，这属于近现代科学所证实的基本事实，由此宇宙学与人类学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然而有些研究学术理论的学者对近现代科学发展却一直无动于衷，依然根据孔子对易经的拟人化注释而阐释“天人合一”，有些高知学者甚至对人类进化的基础知识知之甚少，其同样将我国学界搞得是一片混乱。
总体来看，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虽然导致我国学界产生了历史性的大混乱，但我国学界的不争气，其3000年前的基础知识与近现代科学之间所形成的代沟，也导致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难以翻身，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2．中华古代理论与近现代科学相结合产生了现代化本土理论基本范式。这条路走起来虽然很艰难，但走通以后再回头看，其最初的那一脚该踏在何处，并将怎样迈出那第一步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包括读懂易经、道德经等古籍），即从我们领袖们所强调的“大本大源”（立论基础）出发才能走通这条路，此时便会想起那句“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
通过对近现代科学学习与考察，并对“暗物质”资料等反复核实，继而将其划归“形上”之能量，由此将其前沿科学之“大爆炸理论”与物理学统合于一体，经排列组合竟然反映出我们古老理论“太极→阴阳→八卦”的基本轮廓，并使其具备了现代化表达形式：
中华理论基本范式：本根→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特殊矛盾（相对运动）。它在明确告诉世人，这属于从其本根生长起来的一种现代化通史理论范式，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且盖世无双。同时，它也对搞理论研究怎样“纲举目张”提供了基本的思路。
大家都深知，近现代西学东渐以来，我们中华文明与本土理论范式一起被打入冷宫惨遭蹂躏，我们中华民族险遭亡国灭种之灾，然而经近现代科学充分发展所证实，我们中华古老理论所反映的基本原理才属于整个人类所苦苦求索的那种真理，由此说其“浴火重生”恰如其分。
在此提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中华理论基本范式属于一种通史理论范式，其也属于一种认知通识（搞本土理论研究必须具备的前提），古今中外绝无仅有，这才属于保障我们中华文明一直屹立不倒并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我们所说其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等，其实质上就是这种通史特征，它对于构建宇宙学与人类学理论体系都具有基础性的规范作用，不允许乱来。
（二）两大系统论推陈出新
中华理论基本范式属于我们本土理论构建与思维的基本模式，其与西方理论思维存在着本质性区别，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及其运行的实际，结合无机界与有机界的分野，其促使我们古老的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两大系统论实现了推陈出新。
1．天道文明。在我们道统理论范式中，其天道文明指的是宇宙演化通史理论体系。而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追究出宇宙“本根”或“大本大源”，将其明确为现代的“能量”，由此而使其实现了现代化：
宇宙演化通史理论体系：（大爆炸）能量→正能⇄负能→正负能推动物质诞生并运动。
宇宙通史理论体系，其对易经和道德经以及气论等给予了“推陈”，而将其与近现代科学融通后又给予了“出新”。
请注意：“（大爆炸）能量→正能⇄负能”这些因素都存在于宇宙运动的最深层，也越容易被忽视，而经近现代科学所证实，它才属于宇宙运动的主体性存在。
2．人道文明。在我们道统理论范式中，其人道文明指的是人类进化通史理论体系。而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人类的“本根”或“大本大源”是现成的，只要将马恩人类起源于“劳动意识”概念带入进去就可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人类进化通史理论体系：劳动意识→人性⇄兽性+劳动性⇄寄生性→断代史运动。
人类通史理论体系，其对道儒释等概念给予了“推陈”，而将其与马列人类起源论彻底融通后又给予了“出新”，同时经近现代科学考察和社会实践证实，“劳动意识→人性⇄兽性+劳动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才应该属于人类社会运动的主体性存在。
在网络中讨论这一话题时，东北大学的陈凯教授提示我们战国时期的管子就曾对这一问题有所论述：“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经核实，这一论述比西方亚当·斯密的“劳动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早了整整2000年，其说明我们先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我们更应该将其结合马列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研究予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也请注意：“劳动意识→人性⇄兽性+劳动性⇄寄生性”这些因素也存在于社会运动的最深层，也同样越容易被忽视。所以，活跃于社会表层（并且毛病最多）的往往是那些肤浅的现象，而非本质。如果对三农问题了解越深入，就会发现农民的感情才最朴实敦厚，也最真挚，并且其心胸“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对于与社会存在和运动相悖的负面因素也斗争最为坚决，其具有“广谱性”的扶正祛邪功能。自己就是在农村长大，也当过农民，后来又经常回到农村关注农民的生产生活，了解其“劳动意识→人性⇄兽性+劳动性⇄寄生性”应该最能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最符合“民心”。（注：平民百姓对⇄这样的科学符号可能不太熟悉，所以在下面引述时一般将其转化为文字表达，如“人性与兽性+劳动性与寄生性”对立统一运动，如此便有利于社会的通俗性理解。）
这时我们便会运用人类通史中这些基本概念与我们道儒释原先的那些概念进行一下比对了，由此便会发觉，比如拿“仁义礼智信”与“劳动意识→人性+劳动性”的对立统一运动进行比较，前者显然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许多是为取悦于人（或社会表演）服务的，并曾演绎出许多“技巧”（也曾产生过许多“衣冠禽兽”），而后者则直接源出于人类诞生本根，将人性与劳动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劳动”赋予了人性的基本内涵，这种概念显然较前者更为深入，其彻底摆脱了在社会活动中努力取悦于人的虚礼和技巧培养，有效克服了其惯于空谈的流弊（那种表演“文化”便难以继续装下去了），更深刻揭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为人类文明进步接通了其源头活水，增强了其原发性的生命力。
同时也要相信我们的企业家和整个社会，在人类通史基本矛盾解决并对社会给予普遍教化后，他们在“人性与兽性+劳动性与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中，定会自觉地将其运用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和经济活动中，在我们党的统一领导下，也会自觉地解决好社会腐败和分配问题，并为“历史周期律”找到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案。
根据我们党的理论指导，结合近现代科学学习与考察，只要重新确立起我们中华理论基本范式，并确准了两大系统论的本根或大本大源，其通史理论研究反而更简单（只要抓住其“本根+基本矛盾运动”这个主体环节，一切事物便都简单了起来）。由此经过实践证明，通过打好基础，并运用好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研究完全可以重新走出一条贯通古今并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
（三）中西方理论范式比对，其本根或“大本大源”能够说明一切
请参见下面附表，有关中西方理论范式的相互比较，其已非常醒目地赫然在列，然而为说明问题，还是想就此多说几句。
1．中华理论范式绝无仅有，其属于我们文明和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以上所谈中华理论基本范式和两大系统论，它们都属于通史，就其原理来讲，这属于我们古老文明所特有的一种文明特征与理论研究范式，并且在古今中外文明史上属于唯一，绝无仅有，由此其也属于我们文明和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通过前文和以上探讨，结合对近现代科学一系列学习考察证实，我们所得出的中华理论基本范式和两大系统论是正确的，其都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并在网络辩论中经过了长期的考验，也与各路高手基本都过过招（发现各路优长也基本都消化吸收了进来），其不但始终处于不败之地，而且还越来越被补充得更加完善了起来，由此在学术理论界其已经成为了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存在。
上面已经提到，这些探索和研究基本都能够与我们党所要求的“理论创新”合辙押韵，尤其是其“人文经济学”可以说完全一致，与我们党所反复强调的“创新理论”并无背离之处，所以我们在此就可以谈得更大胆一些了。
既然宇宙和人类通史理论体系都真实可信，那么其各种断代史研究就需要由其给予统合，这是难以杜绝的历史规律，也属于各种历史研究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然而统观网络中各种学术理论研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也就是本文撰写的初衷。
也正是由于我们中华宇宙和人类通史理论体系都真实可信，也都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所以其便为我们审视其它理论真伪提供了基本的判据，同时也为夺回我们话语权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案例。
2．西方神哲科理论范式“从头来”洋相出尽，难堪至极。总体来讲，在我国学界，由于受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长期影响，所以其有些伪论需要清理出局。为此在积累资料准备中曾写了不少文字，但最终还是得回到我们领袖们所强调的“大本大源”上来，所以罗里吧嗦的那些分析越说越乱（由此都删除不用了），不如我们政治领袖们能够提纲挈领。
文明的“大本大源”与理论体系的“本根”或立论基础属于一回事，其既像植物的本根也像电路的电源，若斩断其本根或拔掉其电源，其文明系统和理论体系就彻底完蛋了（西方“唯物论”就曾斩断过我们文明本根，并拔掉过我们电源）。然而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结果，若将其前沿科学包括进来，它则又为我们中华文明理论体系接通了电源（能量或气），使我们古老文明又枯木逢春繁茂了起来，而不幸的是它也同时拔掉了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电源插头“上帝”，直接将其给“整没电了”。
在聊天中也曾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位小伙子被人打了，有人便提醒他：“你学的武术呢，怎么不用？”结果那位小伙子便哭丧着脸说：“他不跟俺从头来”。现在我们也学学这种不按常规套路出手的招数，既不按照其西方神学“从头来”，也不按照其科学与哲学“从头来”，而是按照我们领袖们所要求那种真实的“大本大源”，根据我们的科学考察结果跟它“从头来”，运用其审视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于是便出现了以下结果：
（1）对西方神学给予了证伪。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前沿（大爆炸理论）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宇宙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上帝”与“神佛”，其首先就对各种神学给予了证伪，对此大家都不应该存在异议。
（2）对西方“唯物论”给予了证伪。近现代科学已经证实，物质仅占宇宙质能总量的4-5%，宇宙自然的本质并非“形而下”或有形的物质，所以由西方科学界尊奉“唯物论”所建立起来的数理化等也被近现代科学发展前沿给予了证伪，其所提供的数据明明白白摆在那里，难以置辩。
另据考证，西方科学与哲学主要是由其耶稣会传教士向我国传播而来，由于其是与西方神学绑定在一起发展起来的，所以即便在其哲学与科学应用中不提神学，其绝对运动最终仍然是要追究到神学，牛顿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最终都没能摆脱神学的控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由此，西方科学与哲学本身就带有浓重的宗教神学色彩，所以其物理学才只表现象而不表本质，我们只能将其物质运动划归宇宙演化通史的断代史加以理解与笑纳（附表中已经列明）。
（3）对西方哲学给予了证伪。既然“唯物论”都已经被证伪，而根据物质运动通过“抽象思维”所产生的哲学自然也就被抽去了梯子（立论基础），其更是被给予了证伪，也更是稀里哗啦塌了架（由于其委身于物质运动现象，所以较容易迷惑我们那些不通中华阴阳的专家）。
这真有些令人匪夷所思，西方看似逻辑严谨的神哲科理论体系，我们老百姓只要不按其人为规定的“形式逻辑”套路出牌，而是换一种“务实”的思路，结合科学考察所得出的一些最基础的科学知识（立论基础）跟其“从头来”，就将其整个神哲科理论体系一锅端，并使那么多对西方文明及其理论体系迷信有加并顶礼膜拜的专家教授们出尽了洋相，难堪至极！
这一节主要是根据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对两大理论体系（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进行了一下概略性梳理，其主要是从通史这个脉络梳理而来，从而解决社会认知的通识问题（其平行于西方神学与哲学），下面就据其再对近现代断代史一些具体细节也尝试性梳理一番，不妥之处欢迎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二、试谈我国近现代理论研究的阶梯式发展关系
运用人类通史梳理断代史，这本身就属于一种新鲜事，而近现代世界各地的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一起向我们袭来，各种“新鲜事”层出不穷，把我们搞得手忙脚乱，在我们党诞生并逐步走上政治舞台后才又逐渐稳住了局面，经过几代人救亡图存的接续努力，才又出现了运用人类通史梳理断代史，并将我国的理论研究导向了正确的轨道。回顾近现代以来我国理论研究的概况，其既包含国际潮流所裹挟的因素，也包含我们国学本性倔强的内在坚持，由此而走出了一条顽强不屈的特色之路。尽管国际潮流为我们送来了一阵历史性动荡，但其却也为我们送来了大量素材供我们中华理论消化吸收并促进了自己的发展，而我们发展后又要回过头反哺世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虽然世界曾给我们中国带来过剧烈的历史动荡，而我们却以德报怨要反馈世界一片安宁（我们自己的文明和理论体系补充完善后，其也等于为世界和平提供了参考方案）。
十八大以来，在“文化自信”的鼓励下，我们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被大幅度焕发了出来，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空前高涨，其正在向着文化强国的方向迅猛发展。然而最近几天也看到有篇文章反映《精英们为什么厌恶自学者？》有些精英或学阀也在积极发视频讲座并仍在积极兜售西方哲学与佛学，企图误导我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但在爱国主义的汹涌浪潮中，这股逆流显得无足轻重。
（一）试用“上医医国”之理回眸我国近现代历史
在我们传统的本土理论中，中医药学较少受儒学影响，其发展是最为充分的，其中有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前者通过治国安邦实现利泽万民，后者通过救死扶伤践行医者仁心”。而根据我们中医的诊疗原则对我国近代历史尝试“号脉”，在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与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我们中华民族所遭遇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毫无疑问应属于“急症”，需进行急救。
我们中医学的核心治则为：“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然而当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猛烈扩张和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野蛮侵略，其这种急症也显然属于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瘟疫。在这场普遍的世界性瘟疫和急症面前，我们的道儒释等传统理论都失灵了，其就像剧烈的蛇毒那样，只有在蛇窝旁边寻找其生长最为茂盛的植物入药才能对症治疗，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引用西方正蓬勃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世的良方，也毫无疑问属于正确的选择。
现在网络中对满清摧残我们中华文明兴起了一轮讨伐之风，对其历史罪责正在进行着历史的清算，然而统治我们中华文坛主流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和西学东渐则基本是无计可施，这时也只有马列的“阶级斗争”才能作为一剂良药唤起我们整个民族的抗争意识，从而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除此之外我们也别无选择（像义和团那种反抗显然也并非良方）。
然而在夺取全国政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那就不属于急症了，而是需要“缓则治本”了，所以继续运用“治标”的处方就有些不能对症了，尤其是“文革”，曾期望运用阶级斗争这味西药“治本”，并大力推行“破四旧立四新”就更不相宜了。
由于没有解决理论问题，我国的建设曾左右摇摆，浪费了太多的资源和人力，也丧失了很好的历史机遇，幸好我们党执政能力很是出色，发现问题每次都能及时纠偏，也在不断地试错和摸索前进中越来越向着我们传统的中华之道在回归（下面还会继续这一话题）。
（二）试用“民心政治”回眸我国近现代历史
“民心政治”这个概念是由习近平提出的，它是由“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提炼而来，不过自己是在撰写本文过程中搜索资料时才有所感悟，由此对领导人更加敬佩。
通过网络观察，在我国学界普遍存在着一种现象很值得深思，即政治家与一些专家教授因国学功底不同对某些概念的理解与运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点在理论的系统性梳理中也明确反映了出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专家教授们往往是根据教科书照本宣科，甚至由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被西学攻陷后因没能重新构筑起自己新的理论阵地，导致我们中华文化几乎完全变成了“马列化”，出现了“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一幕。然而我们杰出政治家在指导中国社会实践中则始终不忘我们中华“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传统理念，其在马列理论的实际理解与运用中则始终不忘将其“中国化”甚至“本土化”，导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在执行中便出现了一条明线和一条暗线（实质上这条暗线一直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这两条线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遵义会议与改革开放就应属于这种矛盾的大爆发，由此也导致基层在实际运用中难以把握。
1．中华古代“民心政治”内容较为宽泛。不瞒大家，由于自己属于半路出家，并非科班出身，所以一些有关科学和中西方文明理论等相关知识许多都是通过网络获取的，在我们领袖们一系列政治理论指导下，顺手得出了理科与文科的通史认识，虽然（不谦虚地讲）其具有些理论的深度，但缺少其历史知识的厚度，所以仍需要继续向大家和我们博大精深的历史学习。
最近通过与网友的交流，也学习了王班班教授所写的一篇《论孟子政治思想的民主本质》，现摘录其一段供大家参考：
- 《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进一步将天命转化为民的意志。《左传·襄公十四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后来学者总结出“民为神主”和“立君为民”两个观念。正是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然而根据我们人道文明通史理论体系的基本矛盾运动作为判据，“民心”概念显然属于人类社会本质学内容（周公已作出了示范），而“民”则仍停留于现象学层面，比如由其所延伸出来的“民主（选举）政治”，由此便在这个很容易混淆的问题上出现中西方政治的分野了。而这种分野虽然在“民”这个字上并不太引人注意，但其在中西方政治中所出现的导向性结果可就严重了。
所以对于我们政治家所提“民心政治”这一概念，虽然我们基层有些后知后觉，但也能感觉得出，我们政治家也早已发现了问题，其除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外，也强调“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这对我国学界所遇到的难题在求解中明显具有救场的意味，由此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导向了“本土化”。
2．中华近现代“民心政治”主要通过阶级斗争形式体现出来。由此，毛泽东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其的实际运用中，其实质也就是民心化，这与教科书中那种本本主义阐释大为不同，比如我们大家一直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聚焦“民心民意”的味道非常浓厚，由此这样的军队才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戴，并具有着能够战胜一切敌人的战斗力。
运用阶级斗争宣扬“民心”，其优点是，能够充分调动工农阶级的斗争性，有效克服并弥补了传统儒学“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疲软性那种缺欠与不足，但其缺点是过于偏狭和肤浅，难以深入到人类思想和内心的深层，在理论研讨中也越来越经不住推敲，并暴露出其缺欠与不足。对这段历史，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对其做出了《决议》，并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渗透在我们骨血中的一种认知，我们党的政治理论工作所抓的就是民心，并且“以人民之心为心”。在我们党的理论词汇中，“人民”这个概念运用得非常多，这应该与西方“民主政治”的蓬勃发展对我国的影响有关，但在我国的具体运用中，无论是“人民”还是“民主”，其都与“民心”深深绑定在一起，这是在我们潜意识中抹不去的一种特色。所以，我们所尊奉的理论虽然属于西方理论范式，但其基本内容则是始终围绕着“民心”而运转。
还有，比如在马列理论中对于“唯物论”这个概念，其在我国实际很大程度上是被当做“实事求是”来理解并运用的，并非像教科书那样本本主义。
由此，我们传统的“民心政治”在中华文明史上是立有大功的，它基本维持了我们中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不变，即便有所曲曲折折其也能通过努力给予纠偏，从而继续保障其屹立不倒，并源远流长。
（三）试解我国近现代理论研究接续发展的三个阶段
对于我国近现代这段历史，总感觉其非常复杂，内容也非常丰富，其既具有“民心政治”这种文明历史的“底色”，又具有世界文明运动发展的“调色”，其大体可区分为三个阶段：
1．近代历史在一片“混沌”中重开天地。自1840年开始，伴随着西方列强的频繁入侵，我国进入了非常的混乱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怎样救亡图存，我们传统的道儒释等基本都束手无策，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进入了暗无天日的迷茫之中。在这期间，理论务虚的有，实业救国的也有，满清被推翻后虽然国民党曾借鉴美国的民主政治推行“三民主义”，但也难以廓清迷雾，中国仍处于军阀混战等的一片混乱之中，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而将这个历史背景类比于盘古的“开天辟地”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有几分相似。
纵观我们党的发展史，它很会利用客观条件借势推动自己的发展，比如国共合作抗战期间，我们党始终就没放弃自己的主心骨，其军队改换国民党军服后继续抗战，并在抗战中借势发展壮大自己，最终形成了一支完全独立自主的胜利大军（在西方“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我们党也同样能够借势发展）。
在我们党诞生的初期，虽然高举着马克思主义大旗，但其在中国究竟该怎样运用仍然不够明晰，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与实事求是的论争一直就没有停歇，直至1925年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才搞清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从而领导我国开辟并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如果按照我们中华文明的传统理论来分析近代以来这段历史，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应具有“盘古重开天地”的不世之功，对此不应该存在异议。
2．改革开放从务实中摸索务虚之路。为探讨这一重大命题，故先通过DeepSeek搜索出其“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与成就”，其中列明：1）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2）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5）增强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通过其所列明的这些成就能够看出，其基本都属于明面上的，都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一些发展，的确是成就斐然。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其首先是实现了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以上成就也都是在这一系列拨乱反正中取得的。然而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我们还根据“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突破了本本主义束缚，毅然决然重新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在务实的摸索前进中开启了理论务虚进程，并向着中国特色理论的方向摸索前进。
然而对于理论务虚问题，其难度之大世所罕见，虽然有很多学者也已经意识到历史发展需要新理论，但对其深度和难度仍估计不足，更缺少改变历史的政治智慧与胆略，而真正意识到其难度和历史的严峻性，并拥有卓越智慧与胆略者，仍唯有我们党的几位杰出领袖，比如由邓小平领导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属于一篇开创历史的大文章，其将马列的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长系统性结合在了一起，并“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由此而揭开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从而发生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3．“通天达地”这篇历史大文章趋于完成。对于理论的务虚与务实研究课题，这实质上属于我们党的一种优良传统，早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就曾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交锋等方式统一全党认识；而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也将这种形式推向了制度化，并使其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统一思想、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机制。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曾鼓励要大胆探索、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并勇敢地“杀出一条血路”。由此可见，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并非仅仅属于将经济搞上去，而是要通过“务实与务虚”和“摸着石头过河”，在本本主义的束缚与禁锢中趟开一条独立自主前行的新路，这从毛泽东“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到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和习近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都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出来，其说明这属于我们几代领导人共同的心愿，也属于我们党早已在心底内定的一项战略性研究课题和一篇历史性大文章，绝不可掉以轻心。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加强了对理论研究的领导，曾多次发出重要指示，也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全国性部署，推动这一课题研究不断深入，在务虚与务实研究中取得了一些不俗的进展，其既能够“通天”又能够“达地”，基本能够达到我们党所期望的那种效果。由于这方面内容较为复杂，所以下面需要专立两节给予综合性探讨。
（四）马列中国化与本土化的区别和联系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我们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跌入了谷底，变成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悲惨境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
在这场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们党在马列的指导下应运而生，运用其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毛泽东也很快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清了敌我，正是由这一基本观点入手，我们党才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另辟蹊径，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之路。
现在我们既然掌握了人类通史之理（人道文明），那就可以通过这一理论对我们近现代以来所走过的革命与建设之路展开一番系统性梳理与分析，从而在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中，通过其基本矛盾的绝对运动得出其这一历史阶段的特殊矛盾运动，以求得出一种更为通透的答案。
1．中华古老文明阵地在西学东渐中严重失守。这是我们不愿面对也不愿承认的一个话题，但其又属于一个不争的事实，若不对其给予客观的梳理便难以衔接好改开前后理论研究怎样前后衔接的问题，甚至影响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个方面，一直就不乏自以为是的理解与聒噪。
根据马列本土化所产生的人道文明通史或人类文明新形态，虽然我们传统的道儒释与马列本本在思想和原理上有些相通，但也存在着其各自的一些偏差，有的甚至还偏差较大，都需要给予历史性矫正或纠偏。比如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这段历史中，马列哲学理论属于我国学界唯一被允许运行的理论体系，而我们中华理论则被置于被批判的状态（至今仍记得其在“文革”期间我们的玄学曾被当做“形而上学”加以批判），致使我们本土理论范式一直处于历史虚无主义状态之中。所以，我们需要根据人类通史正视这一断代史的具体运动才能评判其是是非非，否则便难有定论。
2．中华古老文明中的“体用”关系需要澄清。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古老文明中的“体用”关系阐释得并不够十分明确，原本就因为儒学在“道统”释义中的“公权私用”产生了混乱，再加上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又横插一杠子，就更使其有些乱上加乱。但白璧微瑕，总体来讲，其从下面三个方面还是能反映出其基本概念的含义（注：其释义中所谓的“哲学”，可作为我们中华语境中的“理论”给予理解）：
- （1）DeepSeek给出的释义。体（本体、本质）：指事物固有的、根本的、内在的实质或规律，是相对稳定的存在基础。如儒家的“仁”“道”、道家的“自然”、易学的“阴阳”。
- 用（功用、现象）：指“体”在具体情境中表现出的功能、作用或外化形式，是动态变化的实践呈现。
- （2）太极八卦图给出的释义。太极为本体（体）：太极（阴阳鱼图）象征宇宙未分化的本源，是“一”的状态，蕴含阴阳两种根本势能。
- 八卦为功用（用）：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由太极衍生，代表阴阳交互产生的八种基本现象或能量状态。
- （3）近现代科学考察给出的释义。请参见下面附表，科考结果都明确标注了出来。
这也正应了我们那句常用成语所讲：“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阐发表反倒为我们理解古老文明及其理论阐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网络辩论中不但始终屹立不倒，而且也与越来越多的学者取得了共识。
同时，它也为回眸我们所走过的来时路，并梳理我们在人类通史或人道文明中曾迈出了怎样的步伐提供了重要参考。
3．我国学术理论正处于由“西体中用”向“中体西用”转型的进程中。这一段的内容较为难写，因为其涉足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以上几节实质上也都是在为这个小节的撰写在做铺垫，比如“急则治标”和“民心政治”等，也都是在为本节的撰写积累条件。
（1）“实事求是”原则应该一视同仁。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在我们中华近现代历史上无人能及，他已经在我们国人的心目中被当做了“神”一样的存在，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对其提出半点批评，更不会允许将其著述作为断代史文献看待，甚至对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议》一直就存在着不同歧见，其深刻影响着我国文化与政治的客观分析，也影响着其继续深入研究与发展。
通过以上梳理和分析，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甚至比原来还高），也反映出其在我国学术理论领域所存在的缺欠与不足，其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像我国历史上“独尊儒术”一样“独尊马术”，虽然其在对马列的实际运用中通过“民心政治”推动了其中国化或本土化，但其理论范式则实质上也落入了自己所反对的那种马列本本主义之套中难以自拔，并深受其束缚没能推动我们中华文明继续复兴，比如发动“文革”并“破四旧立四新”等，不但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思想界产生了进一步的混乱，导致中华文明在“打砸抢”中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其所引发的内乱也严重阻碍了工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这些问题一般在明面上都讳莫如深，一是担心老人家的形象受损，二是也担心其会不利于我们内部的社会稳定与团结，但历史的发展已来到了一个不得不做出决断的十字路口，根据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汹涌浪潮，我们究竟是继续坚持本本主义还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我们的学术研究究竟是继续坚持西方理论范式还是要转化为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我们的大脑究竟是继续坚持西方哲学理论思维还是要回归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思维？这些问题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继续犹豫不决，我们不得不毅然决然做出明确的历史性抉择。
另外通过网络也发现，无论我们的学术理论研究如何深入与发展，也无论我们在将西方理论本土化过程中怎样扬弃其理论范式并将其消化吸收进我们中华本土理论中来，更无论我们党怎样强调要“赓续中华文脉”，有些专家却仍然将这种创新理论继续称为“XXX主义”，如此不着调的调门与我们“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完全是背道而驰，并南辕北辙。
（2）我们党和国家所反对的本本主义实质上就属于“西体中用”。对于本本主义，其一直属于我们党所主张改革的重头戏，也一直属于党和国家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从建党之初就明确反映出来了，正是由于其“瞎指挥”导致我们的起义队伍蒙受了重大损失，也正是因为它毛泽东才不得不率领秋收起义残部上了井冈山（毛泽东称其“被逼上梁山”），由其亲自领导从基层的革命实践中开始了对本本主义的改革，并由此而开始摸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之路。
在摸索前进中，本本主义仍不时回潮，曾为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除毛泽东率领起义残部“被逼上梁山”外，红军被迫长征和我国被迫改革开放便也属于其典型案例，其也属于我们党在检讨本本主义危害中的深刻觉醒。为此，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才发出了那句铮铮作响的警世之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也正是通过如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国学术理论才结束了“独尊马术”并一直偏左的弊端，也由此结束了在“西体中用”中继续滑行的方向性错误，从而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着手探索我们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之路。
而对于改革开放这一重要的历史功绩，我国学界一直认识不足，甚至对在消化吸收西方资本主义优长过程中所伴生的一些负面因素不但不知道该怎样运用我们的创新理论加以克服，而且还有意拔高用以诋毁改革开放，对我们继续深入改革产生了不利影响。
（3）放弃意识形态之争实质上是放弃了西方理论范式和思维。对于邓小平所主持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我国学界对其的认识是不够深刻的，不少学者认为其没有撰写多少理论著作便将其称作“邓小平理论”有些不够服人，但其实质上却干了实事。面对十年“文革”和国际共运所遭遇的艰难处境，我国毅然决然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争，将国家战略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长结合在一起，这一决策和调整显然是非常明智并正确的，中国高速发展的基本事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当年对姓社姓资问题“不争论”，放弃意识形态之争反而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属于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其同时也说明，我们曾经坚持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也同样出现了“瞎指挥”的问题（如“大跃进”和“文革”），事实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
然而我国学界并没能认识到其实质属于理论（肤浅）的问题，也没能认识到其属于“西体中用”问题，更没能反思在西方哲学理论范式的套路之中，无论我们如何左冲右突都难以摆脱其对自己思维的拿捏与掌控，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则实质上扬弃了西方理论范式和思维，转而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我们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之路。
（五）党的创新理论解决了人类社会“广谱性”的基本矛盾难题
请参见下面附表，我们党所倡导的“人文经济学”实质上就属于人道文明，其与我们的道统理论一脉相承。
1．我国学术理论走过了一条从“西体中用”到“中体西用”的中华文明复兴之路。梳理我们的理论创新之路，基本可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1）引进马列，虽然强调其“中国化”，并指导革命取得了成功，但也大致形成了“独尊马术”的“西体中用”局面；2）改革开放，结束了“独尊马术”，从而广采博收开始探索新的出路，在摸索前进中，国民经济建设获得了飞速发展；3）新阶段，通过“文化自信”和“守正创新”，开始探索“中体西用”之路，在上下共同努力下，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已经初具雏形，目前正处于补充完善中。
回首贯彻落实我们党的政治与理论指导，结合对中西方文明和近现代科学学习考察，其所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对我们党改革的意图领悟不够到位（如“原创性”就是要广采博收闯出一条新路），也包括对中西方文明认知与各种迷信难有突破，更包括对近现代科学发展没能给予融会贯通并消化吸收，尤其缺乏自己的主见等，所以，由我们党所主导的创新理论走出迷谷与泥泞，其难度与深度实质上要甚于历史上的百家争鸣。
这次的思想理论争鸣包括国内与国际两大战场，我们中华文明在更加宏阔的背景下被推上了历史舞台。而在这次登台亮相中，我们中华文明既对西方学术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也对其合理成分进行了选择性吸收，而其合理吸收的内容主要为马列。
2．人文经济学（人道文明）与近现代科学的关系。我们所敬佩的伟人从不忘学习科学知识，也从不忘消化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比如恩格斯那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其既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吸取了营养，也采纳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科学考察结果，所以伟人所提出的一些论断一般都具有可靠的科学依据，由马列本土化所产生的人文经济学（人道文明）自然与近现代科学发展存在着很深的渊源。
在我们传统的道儒释理论中，往往将人类与动物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物种（这样的高知学者还真碰到不少），但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已证实人类是由普通动物进化而来，其已被定性为“高级动物”，即说明它也类属于动物物种，而其与普通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认知并改造自然的“劳动”，这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人类如果不劳动便无法生存，便又会返祖退化到普通动物的行列，这属于无可置辩的科学依据，更无法否认。
根据马列的人类进化论，人类实质上应属于“人性与兽性+劳动性与寄生性”对立统一运动的复合体，这既与人类进化的基本事实相符，也与我们阴阳互根互存的矛盾运动相投，由此其便属于人类不断进化中基本的矛盾运动，并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
科学越发展，其有些基础性问题便越清晰，也越简单，越深入，由此，这便又回到了毛泽东那句：“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根据马列本土化所产生的人文经济学，由于其从社会现象学的“阶级斗争”已深入到了社会本质学的人道文明（人文经济学），所以其敌我矛盾便也深化到了“人性与兽性+劳动性与寄生性”对立统一运动深层，由此而改写了整个人类学理论体系。
由社会现象学深化为社会本质学，这既属于理论的跃升或升级换代，也属于人类文明的跃升或升级换代，它不再单指具体的人和人类外化行为，也不着重聚焦于使人难以脱俗的“利益”，而是已深入到人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深层，从而其涵盖更深更广，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理论一直走不出迷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深受西学影响而走不出社会现象学迷谷与泥潭，严重阻碍着我国学术理论的顺利发展。
这个问题估计会引起一些争论，欢迎大家提出不同意见，通过共同交流提高，从而达成社会的广泛共识，共同推动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促进社会的顺利发展。
3．创新理论又回归了我们中华道统理论体系。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探索我们独立自主的“特色”之路并非那么顺利，目标也并没有那么明确，而是边走边看，由此才走出了一条东张西望的曲折之路，我们党在短短几十年出现了一大串指导思想便反映着这种探索性，虽然一人一把号最终都基本能将其粘贴并拼接在一起，但也反映出其指导思想有些乱，仍没能抓出那种文明之纲。
对于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建设，我们党一直就没有放弃，而实质上则非常重视，尤其对于“特色”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立即召开“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而十八大以后，我们党更是专门召开座谈会，并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全国部署深入研究“新思想、新理论”工作，以解决社会发展的方向性与根本性问题，从而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引领力。
我们党的创新理论，虽然其历经100多年才逐渐成熟，但在我们中华文明史上，它则属于在历次劫难中复兴最快的一次，也属于补充完善最为完满的一次，由此其理论范式更为明确，由其所统领的宇宙学与人类学两大通史理论体系也更为专业并切合实际，尤其是其“人文经济学”，它将文科与理科紧密结合在一起，既符合我们中华历史运行的真实，也为我们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在操作中提供了便利，其所揭示的基本矛盾“人性与兽性+劳动性与寄生性”对立统一运动，都与人类诞生本根直接相通，其实际上也正是人类社会一直在运行的两种基本的意识形态。其突出特征是，在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中，它并非像西方哲学那样要消灭对方，而是与对方互根互存，这也属于我们中华理论与思维的突出特色。
通过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及其两种意识形态的分类，其实质上为整个人类出了一道非常明朗并自我监督的选答题：究竟是尊奉“人道信仰”还是尊奉“兽道信仰”，究竟是要走人道文明之路还是要走兽道文明之路？而这道选答题也显然为仍在尊奉丛林法则并推行世界霸权和战乱的国家给予了对号入座，并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公敌。所以，其这种敌我分明的基本矛盾和意识形态，既具有着人类文明发展明确的方向性，也对兽性或兽道具有最为精准而坚决的斗争性，并会自觉地调适人类社会的健康运行，在全世界的拨乱反正中具有着广泛的普适性。
有关人道文明及人文经济学整编有神论等内容，曾在前文中给予了详细阐述，由于其直接接通了人类诞生本根，所以其功能非常强大，为节约篇幅，故在此不予赘述。
请反思一下人类社会的所有矛盾，其文科都没有超出“人性与兽性”对立统一运动的范畴，而经济学则都没有超出“劳动性与寄生性”对立统一运动范围（在经济活动中自然要包括理科），再对比一下马列本本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其是否更为本质与通透？我们党的创新理论“人文经济学”是否比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本本涵盖更为深广并符合实际，也更能反映自然的真实？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中华人道文明（人文经济学）将我们的信仰与人类命运更本质性地联系在了一起，根据其所揭示出来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人性与兽性+劳动性与寄生性”对立统一运动，人类若不尊奉“人道信仰”，不走“人性+劳动性”之路，而是沿着“兽性+寄生性”之路继续滑行，其必然会走向灭亡，不但个人如此，而且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所以在人道文明与兽道文明的对立统一运动中，人类唯有崇尚人道信仰，并走人道文明之路才能通向光明的未来。这属于由人类通史所反映出来的普遍性生存需要，其显然较那种由断代史想象出来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更加符合人类进化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再运用医学观点予以审视，我们的人文经济学有些类似于我们中医的养生学，其对于人类社会所有病症具有“广谱性”诊疗功能，由于其直接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本根，所以其可以急病缓病一起治（历史周期律自然不在话下），甚至能够保障社会健康运行不生病，而这也正是我们党和国家所期盼的那种效果。
这也正如我国古代药房对联所写：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
在此再提请大家继续思考，我们人文经济学的基本矛盾：“人性与兽性+劳动性与寄生性”，其人文与经济是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并抓得是否精准而完全可靠？其是否更有利于平民百姓自觉地掌握并运用？其是否能够弥补我们传统道儒释斗争性的缺欠与不足？其是否比马列的阶级斗争更加精准并更加稳准狠？其在我国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运行中是否会更具有人情味，并对邪恶势力更加具有抑制作用和威慑性？其是否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问题都由自己去得出答案。
由此可以说，在我们党的一系列指导下，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将马列予以本土化，并通过“正本清源，守正创新”，“赓续中华文脉”等所形成的人道文明及其人文经济学，其已经趋于成熟，但还差那“临门一脚”，而这一脚需在对其系统审核后，应由我们党和国家做出决策，我们基层没有这个权力，因其关涉国家政治这个更复杂的问题，我们外行对此无能为力。
以上所谈均属个人拙见，由于才疏学浅，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附表：
说明：最近曾拜听了范勇鹏教授视频一句话，其提到不应将“战略”列入什么，当时由于正忙别的事，没听完全其整句话，但忙完别的再回想其这句话（也找不回其这个视频无法核实了），感觉其批评与本表栏目内容有关，于是便将其最显眼处的“战略与战术”删除了。当初在填写这一内容时，的确曾将我们党的军事理论考虑在内，并且也想通过大家所熟悉的这一术语引起重视，确有此私念，所以不得不接受批评，并坚决改正！| 中华本土 理论范式 |
经学（根干）：中华本土理论主体（中学之体） （主研“形而上”时空之能量运动，含人类思想、精神信仰或软实力） |
纬学(枝叶)：理论客体（用） (“经天纬地”之物质运动和人类活动) |
||
| 历史演进 | 古代 | 太极阴阳运动：形而上者（因） 道（亦称“玄学”，属历史运动之经，从通史，通文明） （含天道、地道、人道，属运动之纲，属“文治”） |
五行八卦运动：形而下者（果） 德(属“器或术”,从断代史,通文化） （能量推动物质运动，属“武功”） |
|
| 现代化 （重构） |
文 明（务虚：通史运动时空，属基础理论论述范畴） | 文化(务实：断代史时空，应用范畴) | ||
| 本质：本根（本性:气或能） （属立论基础，类“君”） |
基本矛盾(“天道与人道”绝对运动) （属认识论之总纲，类“臣”） |
现象：特殊矛盾（物理相对运动） （属实践论或行动之目，类“佐使”） |
||
| （无神论） 中华文明 (古今互补) |
（直根系：属理科）（天道 宇宙本根：能量（气生太极） |
文明）（与神道文明对立统一） 正能⇄负能（阴阳） |
特殊矛盾（太极图外围物质运动） （由正负能推动物质运动） |
|
| 意识形态：属于天道无神论（彻底颠覆“神创说”和哲学“抽象说”） | 能量推动物质运动,颠覆“物质神动”说 | |||
| （侧根系：文理兼备）（人道 人类本根：劳动意识（中+马） （统合道儒释等生成人类学） |
文明）(与兽道文明对立统一) 人文:人性⇄兽性(人类进化矛盾) 经济:劳动性⇄寄生性(经济学矛盾) |
特殊矛盾（人道思想+经济活动） 基本矛盾结合具体历史条件而运动 （中华特色社会→人道社会） |
||
| 政道合一:在人道⇄兽道对立统一运动中,类属人道意识形态和信仰 | 意识形态：人性+劳动性（双文明） | |||
| （有神论） 西方文明 (古今互拧) |
宇宙本根：上帝（创世主） | 神学（上帝推动宇宙绝对运动） | 神学+物质（上帝+力学混合运动） | |
| 意识形态：由上帝推动宇宙绝对运动（居形而上），其科学亦如是。 | 上帝推动物质绝对运动 | |||
| 人类本根：上帝（创世主） （属于虚拟的人文科学） |
哲学（抽象对立统一，操控思维） （因神性=人性，遂人性=兽性） |
人文：人性=神兽性(拧巴文化) 经济：哲学+商品制造及流通 |
||
| 意识形态：虚拟人文，现实社会属半神半兽特征，践行丛林法则。 | 意识形态：半神半兽（丛林法则） | |||
| 特 注 |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在西方资本主义疯狂扩张和西学东渐的狂潮中，我们中华文明也迎来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挑战，其神学、哲学与科学等一起向我们袭来，并将我们中华文明直接打入了谷底，使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史诗级劫难。然而在这场历史性劫难中，我们党领导中华民族奋起抗争，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从而使我们中华文明再度起死回生，并枯树新枝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本表是经近现代科学学习考察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浓缩而来，其一开始既不从中也不从西，但其梳理结果却与我们古代理论体系结构基本相似，并且其基本范式也越来越向着我们传统的中华之道靠拢。由此可以不谦虚地讲，这实质上应属于根据我们中华文明基本立场和观点（即认识论）对古今中外理论体系的一种系统性综合与概括，既涵盖宇宙学也涵盖人类学，其理论范式的基本特色属于通史（这也属于我们的话语权所在），所以，在梳理中需要运用通史理论范式扫描古今中外所有科学与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并根据基本规则使其各安其位，从而引导人类社会有序发展： 1．天道文明（通史）：特殊矛盾（相对运动）服从基本矛盾（绝对运动）。这实质上就属于我们古老太极图现代化的一种表格阐发形式，它将我们中华古老理论与近现代科学有机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其独一无二的系统性理论基本范式。 天道文明通史理论范式的基本结构属于“以道驭术（器）”，在对自然科学及其理论体系梳理时，首先需根据我们领袖们“从大本大源处探讨”的基本观点梳理出宇宙本根（本源），然后再根据我们传统的“阴阳”思维根据能量运动原理（如熵增熵减规律）梳理出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并由此统率其特殊矛盾（相对运动）问题。虽然近现代科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异常复杂，然而运用这一基本原则给予梳理，其自然会在“乾坤”两卦统率下予以分门别类，并各得其所，也各安其位。 2．人道文明（通史）：断代史服从通史。这实质上也属于我们古老太极图根据生物学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现代化表格阐发形式，其中间的“阴阳”也根据人类学基本内容给予了相应的调整，从而使其按照熵减定律体现出人类学通史所特有的那种基本矛盾的绝对运动，并伴随人类社会运动的始终。 在对古今中外所有文明及其理论体系的考察梳理中会发现，除现代宇宙学（通史）外，人类文明通史实质上也一直严重缺位，所以才导致世界文明一片混乱。然而通过梳理并由马列人类起源论予以补位后，它则发挥了一锤定音的奇效，由此而促使一系列疑难问题迎刃而解，从而产生了我们天道文明项下名副其实的人道文明“通史”理论体系，并由其在“人道与兽道”的对立统一运动中统率各种各样的有神论等根据去芜存菁基本原则各安其位，并各尽其责（如神学还俗归入思想意识，而儒学等礼仪则划归社会规范等）。 3．“政道合一”才能引导社会有序发展。这一要求很高，它不但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既通天道又通人道（尤其是人道），而且要引导社会如此发展，无论官场还是学场与商场等，概莫能外。 4．兼析西方文明：运用中华理论范式剖析其“神哲科”理论体系。请参考表格以上所列兼析内容，其属于运用我们中华理论范式对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一种剖析结果，它不但会与其所宣扬思维大相径庭，而且也会令人大惊失色，对其曾经的迷信更是会一扫而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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