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阳、莱阳起义

和全国多数地方一样，莱阳县打着办新政旗号巧立名目征收捐费的胆子很大。

1906年莱阳县征收庙捐作为兴办新式教育的经费，一年后抽取油捐以开办巡警，1908年又相继开征戏捐和城厢铺捐，1909年巡警局改为巡警公所后，又加重了契税的征收。

其中绅商王圻来自莱阳著名的王氏家族，其堂兄王垿担任法部侍郎，王圻本人在莱阳城内开设多家钱庄店铺，在当地绅商界势力很大。莱阳知县朱槐之委派王圻担任劝学总董，负责新式教育。在王圻举荐下，同族王景岳担任了县巡警局局董。

另一位绅商于赞扬在莱阳县城也开有钱庄酒店，充当绅董二十多年，与朱槐之私交甚好，人称“于二知县”。

这些绅商在主持地方新政改革以后，权力进一步扩展，为他们利用公权谋取私人经济利益提供了条件。比如，王景岳在参与新政之前负债累累，但担任巡警局局董后不久就还清了所有债务，并购置土地，翻修房屋，被人怀疑滥支和贪污公款。王圻更是大肆利用公权，包占荒山，操纵市场，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打压其他商号，垄断了莱阳城内最有利可图的鸦片生意。

王圻、王景岳、于赞扬等绅商还承揽修缮工程，通过向全县乡社征税的方式筹款，购买他们合办的窑场生产的砖瓦，并用工程完成后剩余的捐款放贷生息。

1909年，莱阳钱粮银大幅调升，给征收造成极大困难，地方政府决定将稽征权承包给王圻、于赞扬等人开办的商号。当时银价昂贵，铜元贬值，王圻等人便要求用铜元缴纳时以七折计，变相增加了农民的税赋负担。于是，民怨沸腾，民变一触即发。

1910年春，莱阳地方自治开办，政府又准备再次向乡民筹款，县教育会也准备一次性征收庙产提成捐，取代庙捐作为新式教育经费。除了捐税以外，荒地也要征收赋税，地方钱粮征收的数额大幅度提高。为解决经费严重不足问题，莱阳办理新政的官绅还打算向农民加征亩捐。

此时的海阳、莱阳一带，重霜成灾，麦苗枯死，夏收无望，断粮绝炊者“十居有九”。四乡人民一致要求将丰年时储存在“社仓的粮食退还给民众，或抵纳捐税，以渡荒年。而当地官吏却将万余担秋谷全部变卖，中饱私囊，激起了民众义愤。4月21日，莱阳县柏林庄人曲诗文，邀约各村代表聚会唐家庵成立联庄会，推举曲诗文为会长，以集体力量讨还储存的社仓的粮食。27日，群众再次集会，决定到莱阳县城讨粮，推举曲诗文为进城讨粮的总指挥。

5月21日，以曲士文、于祝三为首的30多名村长、社长，率领近千名乡民进入莱阳城，找王圻、于赞扬等绅商追讨积谷。王圻等人事先得到消息，躲藏起来，乡民便转到县衙与知县朱槐之交涉。朱槐之在乡民压力下，答应向经管绅商质询谷款一事，并允诺在十日之内公示解决办法。乡民在得到知县答复后，返回各自村庄。

然而朱槐之只是缓兵之计，暗地里却报告登州府请求派兵镇压。此时，海阳县监生宋煊文父子激于义愤，鼓动群众联名上书10次，请求海阳知县剔除种种陋规，废除苛捐杂税，并惩办劣绅。海阳知县方奎对民众的要求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借口实施新政，又增加了新的浮捐杂税，部分群众自发的起来抗捐抗税。

海阳知县方奎疑为宋煊文父子教唆，便于5月4日将宋煊文父子逮捕入狱，判刑10年，以求“杀一儆百”。宋煊文父子被判刑的消息传出后，海阳县民众震怒。徽村会首高启旺、南泓村会首宋维屏等组织嵩山、行村、林寺、乳山等4个乡的民众，准备合力攻打海阳县城，营救宋氏父子。

数千渔民、农民自备干粮，拿着农具、棍棒，从四面八方向县城进发，沿途自愿加入者愈来愈多，队伍迅速扩大到万余人。当天到达凤城北门外望石山上，将海阳城团团围住。知县方奎惊慌万状，严令紧闭四门。乡民举事，方奎早有风闻，并于前一天将宋氏父子由狱中提释，这时让其登城劝说群众解散归农。

乡民不予理睬奋起攻城，守城官兵开枪打死四名爬城群众，人们怒不可遏。孙云鹏等从城西北角矮墙处越入，打开西门，高启旺率众蜂拥而入，城内官兵慑于乡民人多势众不战而逃，知县方奎也化装潜匿。

愤怒的群众冲进县衙，砸了大堂，救出宋氏父子，宋煊文在客店稍事休息，即派人进城约绅士们寻获方奎。

六月七日，诸绅力劝方奎亲赴望石山，群众提出九项要求：

一、发仓谷八千石，以救灾民;

二、钱粮银两浮收大钱三百文，要求绅公议办法，宣示理由;

三，筹建研究所、巡警局八千吊钱，要求乡绅包纳;

四、马差已奉上裁撤，要求免纳;

五、庙产不能归城里学堂，仍归各社自办学堂;

六、戏捐、铺捐以及累年各项杂款，要求张贴出入榜示;

七、一切新政用款，中多弊端，拟公举公正人经手办理;

八、税契浮收钱项，请为革除;

九、百姓来城请示，被巡警枪伤四人，要求处置巡警局。

以上九项条件，方奎逐一批示，并广为张贴，以作退兵之策。他为了解脱罪责，又把盗卖积谷，勒收浮捐等弊，完全归之于绅耆。绅耆多为劣绅，平素作恶多端，积怨很深，于是群众斗争矛头转向了绅者。

当日，高启旺、王林、张明举等率领抗捐队伍涌进县城，会同城内贫民打开土豪的树德堂、味经堂、颂臣堂、兴太堂等粮仓，放粮济贫;接着奔赴东村，分了地主修汇川大钱三千五百吊和李筱林、修绍堂财物若干;继而发展到哲阳、秋林头、留格庄等数十处村庄。大闹绅耆事件历经半月，参加者达数万人。时值麦收，天降喜雨，群众急于夏收夏种，闹绅耆队伍不宣而散。

这边队伍自行解散，清政府就要动刀子了。山东巡抚孙宝琦转奏朝廷，清政府派道台陈公亮，协同知府石景升、前知县凌曾到海阳查办。陈公亮查明真情，如实回报：以为并非民变，实为民愤。因方奎“昏庸贪劣”而激成，议革职“永不叙 民 用”。

之后道员余则达，主事石金声复查海阳一事，他们勾结新知县，对抗捐和惩办劣绅的群众实行血腥镇压。衙役四处滥捕勒索，劣绅乘机报复。宋煊文见官府狡黠残毒，即带领儿子们到黑龙江省避难。高启旺、王林、张明举、王明江等不幸被捕，于八月十一日慷慨就义。高付荫、高卓荫等被通缉，海阳人民的斗争宣告失败。

再说回莱阳，6月10日，曲诗文在莱阳城西九里河集合4000人，商议再次进城讨粮。莱阳知县朱槐之慑于群众的压力，将征收苛捐杂税的责任都推脱是劣绅、恶吏王圻、王景岳所为，转移了斗争目标。

次日，曲诗文率乡民七八千人找王景岳说理。王景岳事先逃匿，愤怒的群众便将王家的房屋烧毁。6月12日，群众又将王圻的两个走卒家的房屋烧毁。6月13日，又有三四万群众集结城外，准备进城与官绅论理。

6月14日，朱槐之怕激起民变，被迫派人调解议和，答应群众的要求，如征收地丁仍按旧章、赔还盗卖的租谷、巡警不得随意下乡骚扰、革去王景岳等人的官职、宣布曲诗文无罪等。抗捐群众恐朱槐之以后变卦，逼其立碑为凭。

王景岳不甘失败，派其子去省控告。6月27日，山东巡抚孙宝琦革去朱槐之的职务，推翻原来的许诺，并派新任莱阳县令奎保捉拿曲诗文。7月3日，由于形势紧迫，曲诗文发出“转牌”告急。7月4日，曲诗文集合5万群众，在九里河宣布起义。起义军帅府设在柏林庄，曲诗文任起义军总指挥，鲁凤岐任军师。

莱阳起义震动了清王朝，命令孙宝琦派重兵镇压。孙宝琦派省城巡防队、灵山常备军协统叶长盛、登州镇总兵李安堂等前往镇压，并勾结驻青岛的德国军队协助镇压。

7月10日，起义军分东、西、南、北4路军攻打莱阳县城。因起义军武器不济，激战3日攻城未克。7月12日，曲诗文攻城时坠马受伤，下令收兵。

7月13日，孙宝琦派来的灵山常备军协统叶长盛、登州镇总兵李安堂亲自督军攻击九里河起义军总部，莱阳县城内的清军乘机冲出城门，内外夹攻，起义军溃败。之后曲诗文率领起义军转入海阳，终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而失败。

曲诗文在避过清军围捕后，率余部活动于莱阳、招远、栖霞边境一带。最后曲诗文只身去东北避难，数千群众被杀害。1911年，曲诗文拟与招远县郭福年联合，计议再攻莱阳县城，后因郭福年被害未成。

1914年秋天，曲诗文由外地潜回家乡，却被地方士绅发觉告密，官兵将曲诗文和他的两个儿子曲洪彦、曲洪昌抓走，在莱阳城大牢内受尽酷刑。三日后，北洋军阀莱阳县知事周大封将曲诗文父子押往烟台，在烟台镇守使聂宪藩的衙门里又遭酷刑虐待，曲氏父子毫不屈服。12月，曲诗文与其长子曲洪彦、三子曲洪昌同时在烟台就义，时年65岁。

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莱阳人民斗争被镇压以后，又有二、三百人，潜至莱阳东南一带联合当地群众四、五百人继续进行斗争，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县农民也“遥为响应”。鲁西曹州府带农民，以王四为首聚集一千余人，表示誓为曲诗文复仇。

由于莱阳官绅自知罪大恶极他们召开“征实”会议，编成《莱阳乱事征实录》,竭力歪曲事实，推脱罪责。山东咨议局中的新派人物张介礼，王、丁世峄周树标、尚庆翰等，在派人赴莱调查后，为抗议顽固派包庇贪官污吏，愤然辞职。

山东旅京同乡派人调查后，写成《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他们联合京城三千余家商号递呈都察院控告，并在山左会馆两次召开旅京、旅吉、旅黑同乡代表千人大会，磋商对策。

驻沪山东同乡会馆也议定筹款赈抚，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举人张春海等人也联名向都察院呈控，御史王宝田参奏孙宝琦纵兵殃民。南北各大报对莱海人民斗争都极为关注，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共同指责官兵残杀无辜。

在舆论压力下，十月六日清政府被迫下达“谕旨”:莱阳知县朱槐之、海阳知县方奎、都司衔留省补用守备陈忠训永不叙用;候补道员杨耀林、莱阳知县奎保、选县丞王折、登州知府文淇著即职;增生王景岳、岁贡生葛桂星均著褫革;登州总兵李安堂著即开缺;山东巡抚孙宝琦仍著免其置议。

然而这种处置已经挽回不了失去的民心，九月份安徽和苏北也发生饥民暴动，一系列暴动事件预示着带清的统治即将覆灭。1910年不光是饥民暴动，十一月东北发生了著名的鼠疫事件。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