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 | 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所作《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的分析，至今仍应视为对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最好的说明。“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这就是瞿秋白分析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所达到的结论。

如果不从鲁迅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上来看，就不可能懂得，为什么“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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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四年(一九〇七年)，二十七岁的时候，在日本，开始用文字发表他的思想。这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期，革命运动的中心就在日本的留学生界中。鲁迅是欢迎这个为祖国求进步，求改造的革命运动的，而且还参加过当时的革命团体之一。他当时的思想受着周围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但又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比别的人看得更远，看得更深。

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不能使他满足。在辛亥革命前，鲁迅预感到这个革命将不能真正达到改造故国的目的：“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文化偏至论》，一九〇七年)

辛亥革命时，鲁迅已回国，他虽然兴奋地接待这个变革，但他立刻看出，这革命是假的。“到街上去走了一遍，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范爱农)

民国初年的混乱的中国对于鲁迅是个锻炼，但这几年间，他的思想发展极少被用文字表现出来。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夜——从一九一八年起，鲁迅的战斗的光芒才开始辉煌地展开了。

“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固然，这种个性主义，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大部分的市侩和守旧的庸人，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障碍。为着要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瞿秋白)

一九〇七年鲁迅作《文化偏至论》，揭出他当时的思想纲领是：“非物质，重个人”;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那时的鲁迅认为，十九世纪的欧洲文明的流弊是个人被集体所抹煞，主观精神被物质生活所淹没;而纠正这种弊病的就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创的“新”思潮，这所谓“新”思潮却是以“个人主义”与“非物质主义”为标帜的。根据尼采的“超人”的思想，《文化偏至论》中说：“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盖揆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虑而可知矣。虽然，此亦赖夫勇猛无畏之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也。”同样的，也是受了尼采主义的影响，这时候的鲁迅认为唯物论思想足以造成“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的结果，因此必须靠“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以挽救这种“唯物极端”的流弊。

很明白的，鲁迅这时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是一种错觉。他把欧洲资产阶级文明堕落时期的反动思潮看做是新生的代表，以致以为二十世纪的文明将在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基础上振兴：“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

鲁迅在一九〇七年在《文化偏至论》以及《摩罗诗力说》等文中提出这样的思想，并不只是“介绍”外国思想，而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来接触了当时中国的问题。自从辛丑条约(一九〇一年)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沸腾着求革新的热潮。但老一辈的改良主义者只希望政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以达到振兴工业，求致“富强”的目的;新一辈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的革命主义者也只以为抛两个炸弹，搞几次起义暴动，把清廷推翻，为故国换上民主立宪的招牌，就可以成功了。鲁迅天才地感到这一切并不济事。但究竟应该怎样办呢?鲁迅这时候不可能提出集体主义的思想，因为在当时中国还没有掀起劳动人民中的自觉的群众斗争，他所能看到的却只是“大部分的市侩和守旧的庸人，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障碍”(瞿秋白语)。他这时候也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来看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只能根据直觉的经验体认到封建文化的传统重压是在中国民族向前进步的途程中必须用巨大力量来挣脱的束缚。——用个人的自觉力量击退传统的重压，在守旧和虚伪的“庸人”中保持个性的发扬是鲁迅当时所可能到达的战斗方针。因此，欧洲资产阶级没落中的反动思想，转过来却成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者开始他的向前追求的武器了。

应该说，提出“非物质，重个人”的思想，对于五四运动前的鲁迅并不是到达了一个思想结论，而恰恰是他在昏沉的子夜开始他的思想追求的长途的发端。在五四运动前，除鲁迅外，也还有其他一些人提出类似的思想，但是能够坚持思想的追求，以致终于克服和扬弃了这个发端的却几乎可以说，只有鲁迅一人。

因此，很明白的，在四十年前，鲁迅在唯心论与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片面地提出发展个性，加强主观力量的主张，客观上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但在四十年后，胡风、舒芜诸人企图用新的字眼来复写在实质上与《文化偏至论》中的内容相同的思想，其客观的趋向却只能是小资产阶级对于人民大众的自觉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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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是作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出现的，与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文化革命战线上表现了高度的彻底性，不妥协性。尤其重要的是，到了五四运动的一二年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已陆续与敌人妥协站向反动方面去了，而鲁迅却继续勇敢而坚决地保持和捍卫着他的文化革命阵地。

鲁迅“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瞿秋白)，固然是到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风暴以后，才彻底地完成，但是五四运动后十年间，对于鲁迅，正是循着这个方向而从事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历程。

经过五四运动后，鲁迅并没有直接走向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他在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北京城里，向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叭儿狗(包括着叛变了五四运动的“正人君子”们)，作着短兵相接的战斗。虽然在主观上他有时自己说是在作着“绝望的抗战”、“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但在客观上，他正是担任了当时整个人民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战线。

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这时期已经涌现为独立的力量，但在文化思想上还没有能够立刻建立坚强的阵地。鲁迅在文化战线上是独立地坚持着他的工作的。通过他的直感的生活经验而把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进行得如此彻底，可算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在那样的环境下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度了。应该承认，在这些年头中，鲁迅已经因他的战斗业绩表现出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表现出他“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是有着他的特点的。瞿秋白说：“他不但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

革命的知识分子，如果敢于并且能够和封建势力斩断关系，和帝国主义斩断关系，并且和一切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斗争中退却变节的资产阶级坚决对立起来，勇敢坚定地向前奋斗，那么他终究要发现，他的道路只能也必须和无产阶级的道路紧相连接起来。——这是近代中国文化革命发展上的一个规律。

就这意义说，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之间确是并没有隔开一座万里长城。但就另一方面说，从前者的立场转向后者(除非是虚伪的“作戏式”的“转变”)毕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个严肃的自我改造的过程。鲁迅正是在真实意义上完成这样的过程的一个伟大的先驱者，一个光辉的模范。用瞿秋白的说法，他是“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以为革命知识分子本来就在人民大众中，所以用不着有什么自我改造的想法是和鲁迅的道路一点也没有相似之处的。

瞿秋白在这点上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他一面指出，鲁迅作品虽然曾经只是憎恶旧社会而不能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但这仍不失为革命文学。“因为它至少还能够反映社会真象的一方面，暗示改革所应当注意的方向”;一面又指出，“而同时，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

进化论与个性主义，对于鲁迅固然曾经是战斗武器，但也曾经是障碍前进的一种负累。就这意义说，鲁迅的伟大正在于他能够通过苦痛的历程，表现了严肃的自我献身的精神，而终于克服了，抛开了这种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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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裂，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新的反动思想已经披上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这个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时候，却已经准备着。”(瞿秋白)这里所说的思想界的一次新的分裂，它的政治背景就是，一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另一方面，蒋介石国民党的新军阀统治代替了老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瞿秋白指出：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间，“鲁迅当时的《语丝》，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批评，正是针对着那些未来的‘官场学者’的”。

在这一“伟大的分裂”中，鲁迅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他和虐杀人民的任何旧的，新的统治者没有一丝一毫的妥协。他向一切披着“正人君子”面目的奴才帮凶宣战，他也无情地揭发一切挂着“革命的”斜皮带的刽子手的面目。

但鲁迅直至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还并没有完全摆脱进化论与个性论的思想基础——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对于他的思想的负累。

进化论的思想使得他这时期还不能明确地从阶级观点出发分析一切问题，虽然他从实际生活出发的最高的憎恨与打击是向着统治阶级的。《热风》的《随感录》第四十九则中说：“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这固然还是在五四运动的那一年(一九一九年)写下来的话，在五四后鲁迅自己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也就不能不渐次修正这种和平的进化观念，但从这样的看法发展到明确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却决不是简单地一跃而至的。

进化论思想加上个性论观点，又使得他不免会发生“怀疑群众的倾向”。例如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在和人通讯中曾这样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华盖集》)照鲁迅这时的看法，仍觉得在“民众”中谈改革是“很难”的，因此“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同上)这很分明的是只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由专制淫威所压榨成的某种落后性和弱点，却不能看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大众自觉地奋起的可能性。

然而这样的观点对于鲁迅这时期的思想已不是决定的因素，而只是表现为他在反抗封建传统的艰苦战斗中的思想负累。但如果说这种负累对于战斗力的发挥没有任何影响也是不对的。

像周作人那样的人以为，鲁迅是“对于中国民族抱着一片黑暗的悲观”，自然是极糊涂的看法。但鲁迅曾经——尤其在一九二五年以后的几年间，经历着中国革命的大变化，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是我们不必否认的。

鲁迅从现实的生活经验出发，赤裸裸地撕开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虚伪、卑劣、阴险、狠毒的面貌，以致使得他们的眼前——如同鲁迅自己所说——“黑的恶鬼似的站着‘鲁迅’这两个字”(《两地书》)。但同时究竟因为他这时还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也就常常难免把统治者的罪恶和被统治的人民因黑暗的统治制度而染上的病态一起归着于“国民性”的问题。“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一九二五年三月)——不看招牌要看货色，这是战斗的现实主义，然而把“改革国民性”当做革命的前提，却正足以“形成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如果革命失败就因为国民性没有改造的原故，那么，革命就会被看做是永远连续的悲剧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一九二七年九月)

悲观失望的情绪却并不能使他停止前进的脚步，这又是为什么原故呢?

与唯心论观点相对立着的，从实践斗争中培养起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起着伟大的抗毒素的作用。鲁迅尽管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与个性论思想出发，但他没有用一套小资产阶级思想构成一个小天地，使自己“安身立命”于其间。恰恰相反，他总是能突破这个思想圈套而去和现实的社会斗争相接触。鲁迅的个性论是“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这和从个人出发的利己主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底曾如此说过：“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具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两地书》)而鲁迅自己，不管在怎样情况下，总是以诚挚的心情为社会而工作，以致到了完全不顾到自己的地步。伟大的思想先驱者，有着他的最沉重的苦痛，这种苦痛之所以是沉重，就因为那并非出发于个人利害的计较，而是要追求怎样才能为社会的进步工作得更好，工作得更有效。

与悲观绝望相反的一种因素，在鲁迅身上也是一路发展着的。一九二二年的《无题》中记载他因一个卖朱古律的店员基本上未失去诚实之心而感到“惭愧”，他说：“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热风》)《呐喊》中的《一件小事》记载他从一个人力车夫的行为中得到深刻的感应：“……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鲁迅就是这样地常常从他与“卑微的小人物”的接触中检查他自己的思想。《坟》后记中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鲁迅的自我批判，从不自欺的精神正是他能够从周围现实中接受教训的基础。三一八的牺牲者更使他奋然喊出：“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勇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华盖集续编》)——这时期他所能感到的希望纵然只是“微茫”的，“遥远”的，然而正是这种希望使他不管“路漫漫其修远”，但终不放弃“吾将上下而求索”。

《野草》——这一散文诗的结集最深刻地表现着他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过程中的悲观、绝望、矛盾、愤慨和苦痛的追求的心情。他的悲观是由于他所接触到的革命现实恰恰与他所希望的相反，他的苦痛是由于在四面“碰壁”之下发现他的旧的思想武器之衰朽。整个中国正沸腾在大矛盾，大分裂中，鲁迅的苦痛是与整个时代相关连着的。这不是引导向退婴萎缩的失败主义者的心情，恰恰相反，倒是向前跨进更大一步的新生因素，虽然里面包含着悲观绝望的成分：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通过大悲观而走向真实的大希望，通过绝望而开始去学习“别种方法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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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一次演说中，鲁迅指斥了那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投机取巧的小资产阶级;他说：“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勃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但我们知道，所谓突变者，是说A要变B，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B。……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二心集》)

鲁迅的思想有过“突变”么?毫无疑问，应该肯定是有的。但这突变不是所谓在“一天晚上”忽然奇迹似地出现的。有了和封建旧势力的长期搏斗的经验，从现实的斗争中认识到旧武器的无力与失效，我们的伟大先驱者经过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的大屠杀，大流血后，从苦痛和绝望交织的矛盾中，重新抬起头来。鲁迅开始了他从革命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转向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他找到了新的真实的希望。一九二九年他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一九三〇年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那正是“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A就变成了B。

“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恨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二心集》序言，一九三二年四月)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问》，一九三四年)

“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压迫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同上，《草鞋脚小引》，一九三四年)

鲁迅自己这样地写出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这时候他已经是从社会科学中而不是从自然科学中寻求前进路程的指引，他会说：“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他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的力量“救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他有了将来属于无产阶级的信心，因而坚定了为人民大众的立场。

鲁迅的转变更有一特点是必须注意的。近二十年来，中国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革命，往往是更多带着主观的空洞革命的热情，却较少有从实际出发的沉着的思想能力，如同瞿秋白所批评的：“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鲁迅恰恰是所谓“前一辈”的知识分子中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大半生都消耗在和旧社会的顽强搏斗中，由此换来了无数的创伤和苦痛，也取得了丰富的可贵的经验。他抚摸着满身创伤，针对着他所生活过来战斗过来的中国现实，经过了认真而沉重的思索，才体认到了新的真理。当他一旦把握新的真理的时候，就像农民对于自己的土地一样地忠诚不二地为保卫它而作战了。他把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他在旧社会战斗中积蓄起来的丰富经验结合了起来，就使得他能够立刻把这新的武器运用得如此地好，如此地熟练;也使得他所有的旧经验都提炼而上升到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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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三〇年起，不足七年的时间中鲁迅作品具见于从《二心集》到《且介亭杂文》八部杂文集中。这时期的作品和以前的作品，在风格上，在思想内容上有着显然的区别。在战斗进行中的怀疑、犹豫、彷徨、悲凉的情绪已经绝迹，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是沉着稳定的坚毅的进军，是对于通过一切阻难而必将到达的前途的巨大信心，是同科学的分析与批判相结合着的分明而热烈的是非爱憎。

“从《二心集》起以后八部杂文集中，他记录了大地主大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历史，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替日本侵略者作前驱的反革命内战，残酷的文化屠杀。同时他也描写出来了各种奴才的嘴脸：自称还不知道主子是谁，然而却已判断‘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的教授;向日本法西斯献上‘征心’策的学者;捧异族侵略者为老祖宗的‘民族主义’文学家;‘徙倚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名人。鲁迅先生在文化界思想领域内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到了后期更达到了异常辉煌而完全合乎科学的高度。”(《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十月纪念鲁迅的社论)

然而，这所说的还只是鲁迅后期思想的具体表现的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他对于中国人民充满了信心，他有着满腔保护人民的热忱，而且他真是为中国人民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上)——这也是后期鲁迅作品中所表现着的鲜明色彩。这和以前他对人民大众的看法有了巨大的跃进。

这并不是说，后期的鲁迅不再指出中国人民的精神创伤，但他明确指出，这所谓“国民性”的来源，正是统治者的罪恶。例如他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南腔北调集》：《沙》)如果人民的创伤乃是统治者的“治绩”;那么和旧中国斗争当然不是和人民的创伤斗争而是向反动统治者斗争了;那么“改造国民性”的事情也就一定是在向反动统治者决斗过程中去实现的了。——前期的思想在这里是经过扬弃而提高了。

后期的鲁迅思想中，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占了主要位置。关于旧形式的采用问题就可以表现他的为大众的观点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例如他反驳了那种认为采用旧形式就是“类乎投降”，就是“机会主义”的说法，他认为，旧形式的采用和新形式的探求是不能机械分开的。“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像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这是一个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在鲁迅后期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他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还是由实际上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的作家们支持的时候，向革命作家们经常提出了及时而有力的诤戒和策励。试读《二心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南腔北调集》中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以及其他许多文章，那里面所包含着的思想原则，至今仍应承认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我们的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转不绝。……”(《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

针对着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这样的批评和提示是有益处的。

鲁迅这时又明确指出过：“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觉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上海文艺之一瞥》)意思很明白，这说的是作家要“和革命共同着生命”，就要努力在生活上“无产阶级化”。——这里用了“生命”的字眼，然而并不是唯心论，就因为这字眼在这里包含着具体内容的原故。(只有胡风才会“神经质”到担心别人，一看见生命二字就要想到唯心论。)

不要以为鲁迅对左翼文坛的批评和诤戒都已过了时了。不。鲁迅的话应该永远震荡在革命作家的耳边：“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对于左联的意见》)“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伪自由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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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算是就我的理解描画出鲁迅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

虽然我自知这样的描画还远不能包括鲁迅所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的全部内容，但我希望，由此至少可以指明流行着的一些对鲁迅思想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是如何地有害于我们来接受中国新文艺中的这一份最可宝贵的遗产。

这一种片面的，错误的观点有着种种的表现形式：

或者是片面地强调鲁迅一生中保持着首尾一贯坚持不移的精神，却忘记了鲁迅的伟大更在于他敢于以新的立场来冲破他在旧的立场上的局限性。也有人把鲁迅思想的发展描写为只有量的扩充，却不愿承认其间有过质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有着前后一贯的精神(例如他始终热切地追求中国民族的进步)，这是我们不否认的，但如果不看出他曾经在怎样严肃的自我解剖下使自己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转向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就无法了解这“一贯精神”是怎样发展下来的。

或者是片面地强调鲁迅的主观战斗精神，好像鲁迅天生就有着超人的坚强的主观力。但这种战斗精神当然并不是天生的，不是不可理解的。鲁迅的主观力量是由于他和实际的社会斗争相接触而来的。因为他和辛亥以来每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紧相接触，而且终于使自己和中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相结合，所以他才能代表了中国人民中最硬的骨头，最强的战斗精神。

或者是片面地强调鲁迅思想由生活的直觉经验出发的特点，却不愿意去看出，鲁迅并不是单靠直觉经验到达他的思想的最高度，而是通过直觉经验更上升到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的锻炼，这些生活经验的结论才显得无比的光辉。

或者是单纯歌颂鲁迅前期的个性主义思想;或者以为，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有着独往独来，孤身作战的精神;或者以为，鲁迅的战斗力量只在于暴露黑暗，怀疑一切。然而鲁迅的伟大固然在于当周围毫无响应之时，敢于孤身作战，但更在于从不放弃组成一个反对旧社会的“联合阵线”的想法(见《两地书》)，而且终于在人民大众中发现了他所全心全力与之相结合的力量。鲁迅的伟大固然表现于他以最大的执抝攻打敌人，揭破虚伪，暴露黑暗;但又表现于他以同样程度的执抝守卫真实的光明，并以严肃而宽容的态度对待一条阵线上的朋友和同志。这一面与那一面紧相结合，才构成了完全的鲁迅的战斗人格。

这一类的观点之产生，是由于只能认识，只能亲近鲁迅前期思想中的个性论、进化论和唯心论倾向的因素的结果。

这就因为，虽然鲁迅后期的思想发展到更高的历史水平，然而人们若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出发，却会觉得前期的思想较为合胃口，易亲近，反而觉得后期思想是有些格格不相入的。例如，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中劝青年艺术学徒“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与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由此而从事创作，“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对于这样诚挚的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读了，纵不发生反感，怕也不易引起感动;而宁愿只去反复地读“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热风》)那样的在鲁迅早期所写的比较抽象的句子的〔注〕。

比了鲁迅活着的时代，旧社会是在人民大众的力量撼摇下更急切地瓦解着，从这里面更多地抛出无数的“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们在“不平，反抗，战斗”中接触到鲁迅的光，然而他们往往只能从一个片面去接近鲁迅前期的思想。他们自以为是和当年鲁迅一样处身在周围一切无非是黑暗与虚伪的世界中，“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两地书》)，依然是他们的基本情调。他们总以为鲁迅的伟大就在于敢把别人所认为光明和希望看出其实只是虚妄，就在于敢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们却不承认鲁迅的伟大更在于他终于从人民大众中发现了值得信任的力量，全心全力献身于人民大众中的真实的希望与光明。他们一天脱不出“破落户的漂零子弟”的身份，就一天不能够到达鲁迅后期的“热烈地拥抱着所是，也热烈地拥抱着所非”的那种更博大，更提高的战斗精神。——曾在《希望》上发表的舒燕的《鲁迅的中国与中国的鲁迅》就正是这种“破落户的漂零子弟”式的对鲁迅的赞歌的代表。

而且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甚至对鲁迅初期的思想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例如“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是人们惯于引用的话。在那里，鲁迅甚至说了，“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然而接下去的话却常常被忽略了：“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热风》)

在周围都是黑暗的时候，敢于做“唯一的光”，但又准备着一旦有了太阳的时候，就情愿接受光明的普照。——这才是鲁迅的真精神。

从初期的这种宣告到他一生最后时期所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按：这里是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间固然有一贯之处，然而在初期，这种精神只能表达在那种抽象的形式下，由这里开始，到那“足踏在地上”的“切切实实”的语言，其间并不是没有迂回曲折，没有质的飞跃，没有艰难、痛苦的历程的。 ——懂得这，才懂得中国人民中的伟大先驱者——鲁迅的道路。

〔注〕胡风在最近一篇主客对话体的文章中引录了《热风》上这一段话后，因为上文还有“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便很得意地向“客”说：“老兄，不要太大意了。潜力啦，生命啦，照现在的行情，在诗里也是用不得的，用了就会被套上一顶你所痛恨的‘唯心论’的帽子，那可算不得什么‘人生意义’呵!”

三十年前《热风》的作者用“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来说明“生命”的自然进步发展，表现了唯心论的倾向，我们却并不能因而贬抑其历史的进步作用。可是三十年后的胡风在并不是“诗”的文章里为之解释说：“革命的思想总是现实存在，或人生渴望的反映”，却使人无法可想，只能用“现在的行情”来估量一下了。请问：真正的唯物论者会用“人生渴望的反映”来说明“革命思想”么?——“主客”相对大笑三声“哈哈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胡风文见文协总会出版《五四谈文艺》)

(一九四八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