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纠正反右运动扩大化

1956年下半年，由于赫鲁晓夫 在苏共二十大做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秘密报告的影响，国际上出现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

1957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中共开门整风之机，向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民主党派与中共“轮流坐庄”的制度，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倡导走资本主义道路。如，章伯钧(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全国政协常委、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民主党派)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

章伯钧、罗隆基言行见《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被扩大化了。

毛泽东始终关注反右派扩大化并努力纠正。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中：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 (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有两事通知如下：(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50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的修改》中：“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其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标准六条;应划为极右分子四条;对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标准六条。

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的建议》中毛泽东要求：

“少奇同志：

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四册)。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刊登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还作出《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就其实质来说，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的阶级斗争包括国家间由于各自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分歧造成的敌对的矛盾，本国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包括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社会的普遍矛盾;狭义的阶级斗争指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包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这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主导国际霸权主义国家的大资产阶级(财团)为了经济利益，历来争当国际的统治阶级，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多年来，美国全方位打压中国，连巴黎奥运会都不放过，利用兴奋剂检测对中国运动员整事;特朗普上台就搞贸易战，妄图压我国屈服。没想到中国对等反制，特朗普不得不坐下来谈判。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阶段的新中国，不论广义还是狭义的阶级斗争都是错综复杂的。而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大量体现的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如何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使其不走向对抗性的矛盾，始终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一篇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著作。

我们的某些干部，尤其是基层的一些干部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搞清楚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很多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来处理。

从八千人扩大到十万人，毛泽东深感惋惜，要求“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出台后，又多了三十五万人。1980年前后为右派平反，有些文章披露的数字是55万人。不知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难道每年为四万五千人摘掉右派帽子不算数了吗?!

我上初中时教语文的老师孙鹤田，听说曾被划为右派分子。原因是在板报上登了他的一首诗：蜜蜂刺。大致意思是要象蜜蜂的刺一样，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据说与校团支部书记有矛盾，被其揪住不放，说孙老师的蜜蜂刺是在向党进攻。可能是因为中央的指示，后来孙老师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反右派扩大化与官僚主义密不可分。不少领导干部公开地压制民主、打击批评者，甚至对批评者进行陷害报复。他们往往用“无组织无纪律”或“反党嫌疑”的帽子对付向上反映真实情况或敢于批评他们的人。还有不少领导干部喜欢报喜不报忧。反右派在他们眼里就是整人的机会。

相当数量的干部、知识分子存在左倾思维。即毛泽东所批评的“左比右好”。1968年我有个邻居在广播电台当临时工，拿了几张废弃的唱片。当时留声机是稀罕物，走了很远的路，到石油学校家属区的朋友家听。唱片有侯宝林的相声、广东音乐等。过段时间邻居又找了几张唱片，又要到朋友家听，被拒绝。理由是在石油学校当老师的他妈不让听了，说是靡靡之音。1974年县里安排我们插队公社的知青去了砖厂。与我曾在一个大队姓马的大学生去看我，问我怎么样，我说，都是干苦力。第二天厂长告诉我，你思想反动，被辞退了。原来是砖厂负责人之一的米姓大学生正陪在马的身边。由米汇报给了厂长。

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墙头草。“极左思想”流行时，他们摇旗呐喊;在评价毛泽东时，他们采取“曾参杀人”的手法，诬陷毛泽东，指责毛泽东搞反右运动扩大化就是一例;在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面前，不去找出问题根源，提出解决问题办法，而是拍脑瓜子说话。因此，才有了“砖家”、“叫兽”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