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制度的逆变

新生事物不断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产生于旧事物内部，否定其消极因素，继承了合理的成分，形成更高级的形态结构。初期虽然弱小，但本质优越，虽然发展的过程中也有曲折性，因代表发展方向并在斗争中适应环境，一旦脱颖而出，必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前途，其不可战胜是历史的必然，最终将取代旧事物。就像19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在腐朽的土壤中诞生，在一百多个党派中脱颖而出，又涌现出了伟大的毛泽东，从五十多名党员，发展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大党。

但任何事物，在前行的过程中一旦固步自封，沉迷于正规、等级、规矩，而不勇于创新发展，就必然要僵化、消亡。所以，毛主席在发展过程中，就不断地发现推广新生事物，推陈出新，使党焕发出活力，永远年轻。

在中国，太学，学院加私塾教育几千年，科举考试千年前也是新生事物，历史上，对人才的选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早的三所现代大学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1898年)、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1895年)和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1902年)?，代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仍然沿袭科举考试的遴选机制。到1933年全国大专以上毕业生仅有15216人。而小学教育，在毛主席领导的苏区却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列宁小学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远远高于国统区的模范省江苏和土皇帝阎锡山经营的山西省。

建国初，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11.7 万人，年毕业三4万。1956年25.5万，年毕业8万多(1950年代前期，嵩县高中生约一二十人，具体几个考试大学，就不得而知了)。这些人大多产生于少数的有产者人群，天生就带着剥削者的思想。即使人民民主专政后，一些无产者的子弟加入，也很快被异化变质，到196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畸形社会现象。

毛主席始终关心着文化教育建设。建国初期，他得知三十多人在编写教材，认为太少，特意吩咐加派人手，说三百人也不多。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 只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牢固的。教育自然也就成了根基。并鉴于四万万人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1954年开始，在全国开展扫盲运动。

1958年，毛主席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展望——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1961年，他应邀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信："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

文革前夕，鉴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上台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时已经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又提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 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也是这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文革开始后，根据毛主席的提议，196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谈到：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69年，毛主席提出要办抗大式的学校——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10月15日，国务院通知全国各地高校，1970年的招生工作按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做法进行。此后，由亿万工农兵推荐，全国各地学校普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3年，针对招生工作中出现的"走后门"现象，中共中央通知要严格履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不经群众评议的不推荐，不符合条件和手续的不上报，不批准。

邓小平写检查保证“永不翻案”复出后，认为什么事情“一考就灵”。1973年主持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又把文化考试加入招生程序。辽宁张铁生下乡任生产队队长，把一些青年不安心生产，偷偷复习应试的情况，写在试卷背后。1975年才又取消了文化课考试。

嵩县1971年第一次招收工农兵学员，只有一个指标。库区公社槽子沟大队的李由吉，高中毕业后回乡锻炼，1969年政党建党时担任支部书记，被清华大学三门峡分校水电系录取。

1972年，河南省十一所大专院校，只有一部分在嵩县招生，要求高中毕业、未婚。嵩县十二个公社只有十一个名额(县直单位被忽略)，有王献民、周庆安、吴灵臣、任福平、李文生，史中卿等。毕业后多半分到外地的分到外地，回县的有三四个。

闫庄公社三十八个大队，只有长沙铁道学院和百泉农专两个名额。史中卿被百泉农专录取，5月12日入学。应届160个同学，查出有一人走后门入学，复查结果没问题，不做处理。

1973年开始，扩大了招生规模，仅郑州大学在嵩县就招收了八名学员：中文系吴喜亭，政治系刘路明、孙书杰，数学系贺运兴，历史系牌玉萍，化学系孙海献，外语系闫天仁、张冬梅。

这一年教育回潮，文教局在五七学校(县一中)设四个考场，大约一百二十人参加考试，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没有政治(1975年、1976年不再考文化课)。

那时上学也不是唯一选择。余留记、王歌曲、贺运兴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嵩造司”一二三号勤务员，不但敢闯敢干，也都学习成绩优异。1968年底他们离校返乡，已经四年多了，在生产队劳动锻炼，后招工在社直单位上班，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次余留记没参加考试，贺运兴被郑州大学录取。在库区粮管所任支部书记的王歌曲志填报的志愿是长沙铁道学院和中南矿冶学院，已婚限制，被开封师院中文系录取。因专业不理想，就把上学名额退回文教局。

1975年，大章公社准备培养大章大队的退伍军人李松敏做支书，知道他想上学，当时正在冰冷的河水中修渠的党委书记付定华，就经过党委，推荐他到刚升级的嵩县五七大学水利测绘专业学习，两年后毕业就到铺沟电站工地做技术员，一直到后来，走到哪里都兢兢业业，把工作做的扎扎实实。

库区公社张岭大队陆长寿，1973年1月在库区公社高中毕业，回村当民办教师，1976年参加大学招生。本人写申请，生产队社员评议，上报大队，择优选取一人，由一名大队干部陪同到公社，由公社组织，依次上台演讲。公社相关人员和各大队干部公开评议、投票，从十几个大队中，择优录取七人，陆长寿分到豫西农专。公社住队干部李铭宛听过陆长寿讲课，公社革委会研究生源去向时，李说农村缺教师，陆长寿不错，坚持让他读嵩县五七大学师范班。1978年毕业，分配到嵩县嵩县教育系统，一步步走到县实验中学校长，之后回教育局至退休。

在嵩招生的院校有洛阳师范，豫西师范，豫西农专，百泉农专，郑州大学，开封师院，工学院，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清华，北大，新乡师范学院，长沙铁道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山东石油学院，北京中医学院，郑州工学院等几乎遍布全国。学制有两年、三年，不说专科本科。招生院校把招生名额分到省各县、公社、大队。城镇户口的发往父母工作单位。

招生基本条件和程序是，高中生毕业必须爱祖国，爱人民，爱党，爱社会主义。下乡回乡锻炼满两年后，自己写申请，准备发言稿，在生产队(或大队)的讲用会上，申述自己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平时的表现。由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评议，贫管会代表签字通过后，交两派大联合的大队革命委员会审查，择优盖章报公社。公社革委会组织各大队革委会主任开会，按招生表逐一审查、盖章，送县文教局、招生办，部分招生院校也派人参与面试、体检、复查意见。

史中卿到闫庄公社复审时，说起远门三伯史道云干过国民党游击队，被共产党镇压。县文教局张乐平又专门到枣园大队核实。大队支书证明史道云解放前被镇压，史中卿解放后出生，且是远门自家，才通过复审。

化肥厂王转玲1974年在库区公社板闸店大队当民办教师，大队让她执笔为推荐上大学的人誊写鉴定，被推荐人必须是思想好，为人好， 学习好，工作好，团结同志。一次，一个大队干部私下递给他一份底稿，让她誊写。大队支部书记看到后说不行，鉴定将来还要十来个贫下中农代表签字，这是不会通过的。

教育局郭力娃(旧县公社人)回忆，1970年代推荐上大学，手续很严格。同等条件下，三代贫农、专业军人、党员优先。

原县知青办公室主任张长拴回忆，县革委会主任姬庆厚的女儿姬平下乡两年多，工作、劳动都是自己干出来的，得到组织和社员群众认可，被任命为大队团支部副书记，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没有任何人到我那里走后门、讲人情。

张sx在县文教局工作，发专门办理大学录取事项。儿子也到了推荐上大学的年龄，大队就是不同意。有人问起，他无奈地说，咱脸不白，大队不盖章。

不否认那时偶尔也会出现"走后门"现象。1975年，有两个县委常委的子弟符合上学的条件，只有一个名额;1976年，县招生办主任和教体局革委会主任的子弟，也只有一个名额，结果都是二取一。并且也都要经过群众推荐等一系列严格手续。

这种推荐机制和申报程序，可能还不太完美，但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遴选人才机制，像征兵一样严格，层层筛选。每一级必须把最优秀的青年上报，可以保证把品德最好、最有能力的优秀青年选拔出来。这种机制，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有制下，才能实行。

各级审查通过后，县革委会负责把学员的户口及粮食关系转到录取院校，学员就成为国家的人，带着毕业分配指标入学。最低生活标准二十九斤粮票，十四元五角生活费;体育生三十八斤，二十四元(每人每月生活费九元，菜金八元钱)。家庭困难的学员有五元机动补助津贴。

学员入学前，已经有了工作经验和能力。毕业后，带档案直接分到单位，熟悉一下业务，直接可以上手工作，成为国家公职人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嵩县在1940年代，约三十万人的县，年毕业初中生五六十人，六年制小学几百人，四年制小学三几千人。1950年代末，初中生毕业二百多人，四年制小学五六千人，六年制小学约一千余人，以致城市发展招收工人，农村生产队找个记工员都困难。1960年代，初中生约五百人，高中生不到一百人。每年考大学，多的十个八个，少的三几个。小学规模也没有多大变化。

1970年代是文化的“大跃进”时期，从小学到大学，新型的社会主义学校在全国蓬勃兴起。这也给嵩县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改变了嵩县的科学文化结构。

1969年秋，贫下中农开始管理学校。各公社成立高中，大村成立初中，学制两年，村村有五年一贯制小学。二三十户的生产队也有教学点，十几个学生一个教师，设复式一、二、三年级课程。学生上学到学校约一千米距离。有人的地方就有读书声，《国际歌》在大山深处回响。到1975年前后，全县约四十万人，年毕业五年一贯制小学生一万五千人，初中生五六千，高中生两千多人。

各公社成立高中的同时，原县一中更名五七学校，为农村培养专业人才。开设农业，水利，卫生(三班)，机电(两班)，每班五十人，政治、语文为必修课，学制两年，一直延续到1974年。

1975年4月，五七学校升级为嵩县五七大学(同年，在三门峡成立洛阳地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学制两年，郭瑞星应召往读。1977年改革开放后，与嵩县五七大学一起停办)，扩大了招生专业和教学规模，先后开设财会班， 农机班，机电班，戏曲班，两个师范班，两个卫生班，体育和艺术班(音乐美术，河南大学开门办学， 学员四十名)，共九个班，一届约三四百人。学制有半年，一年，两年不等，也有短训班。

从1969年(朱辛卯是第一届机电班学员，学校对困难家庭的学生，补助二至三元助学金。当时，国家经济虽然不富裕，国家和集体根据情况，对不同的专业或个人，有不同的补助，逐年提高，最多是十几元)，到1976年(黄鸿1976年12月初到77年11月体音美第二届学员)，八年约毕业两千多人。他们和数万名初、高中毕业生一起，学习了社会主义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大部分回农村做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卫生员，农业技术员，林业技术员，棉花技术员。也有不少人生产队、大队、公社、县直工作，甚至担任领导职务。更成为了1970年代兴起的县办工业企业和社队企业的主力军，参与工厂的建设和管理，是八九十年代嵩县各项事业的中坚力量，为嵩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时候的农村也基本实现了毛主席1958年对人民公社的畅想，“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注：大队都有科研站】，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

毛主席去世后，从上到下，开始刮起一股否定风(翻案风)，十年文革什么都是错误，教育也不正规，要重新接受正规教育。那么，什么是正规教育呢?还是考试，似乎一考就灵。

1977年，根据邓的意思，推翻了1973年中共中央要求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招生部门取消了"群众推荐"，终止推荐上大学，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看后考虑到"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又取消了“单位同意”，只剩下了“自愿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社会道德和国家政策对考生不再有约束作用。

当年第二次招生会议上仍然有不同意见，争论了几个月也不能统一。 最后，小平说“不行就换人”， 才平息了争论。

就是这一年，付德芳在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温州水警区服役，连队分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他考了第一。结果，国家四机部(后更名电子工业部)部长的儿子，学习也不错，但在社会高考中落榜，就事先占用了这个名额，连长指导员也无可奈何。付德芳退役后在县广播电视局一直是业务能手，先进工作者，几十年后说起部队番号从4203改37512改37880，还是脱口而出。

嵩县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1976 年10月入学，其中洛阳师范六十多名，毕业时，已开始改革开放，什么都是考试。学员档案在教育局拖到1979年，才重新考试分配。 车村一名叫慧琴的女学员，入学前已经是不错的小学教师，这时却被按比例考试淘汰，羞愤自杀。

邓在改变大学招生办法的同时，对全国教材的编写问题，又说到：目前我们国家学校的教材几乎都不能用，脱离时代，脱离实际。要用外汇购买国外的教材。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也从九年制，逐步恢复到十二年。重新编制的毒教材也开始泛滥。

1978年，我正在上高中，学校为应付高考，开始分文理科，使高中生不管是否参与高考，进入社会前，就带着文化残疾。

1996年开始，大学毕业，国家不再分配。1999年，大学开放扩招，不知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科研教育和应用教育，一股脑地搞教育产业化，教育质量迅速下滑，造成了教育资源和青春生命的极大浪费。

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处都是“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昂扬向上的家国情怀。而改革后的大学生是“到城市去，到国外去，到人间最奢靡的地方去”。本身都是无产者，却偏偏希望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也可能是社会的诱导和逼迫)。以致出色者出国卖国，反之或躺平，或内卷。比文革前的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贻害尤甚。这算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副产品吧?希望国家的教育能够快速走出这梦靥搬的轮回。

附：李德晨小传

上文拟名《教育逆变》，因其一逆变于传统，再逆变于潮流。成文后，才见到了李德晨的文章，系统回忆了工农兵学员从推荐到入学、学习和毕业的全过程。今简述于后，以便于系统了解那段历史。详见《陆浑文学》《我那一段工农兵学员的经历和思考》。

李德晨是文革后、1969年闫庄公社第一届高中生，1971年底毕业，回村参加劳动，1972年当民办教师并入党，后任大队当党支部副书记。1974年推荐工农兵学员，全县十二个公社，一个公社共约五六人。

李德晨首先由生产队贫下中农推荐，大队革委会上报公社，公社派两个人，到村里考核了几天，把调查材料报到公社，公社革委会研究后报县文教局。招生院校的人员还到家里面访问面谈。大约九月初，李德晨接到洛阳农机学院(后称洛阳工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到粮管所派出所办理粮食关系和户口，顺利入学。

当时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学习费用全免，书本和学习用品甚至铅笔都由学校发放。一个月十八块钱，其中十三块五是餐票，其余为日常费用。粮票一个月男生三十四斤，女生三十三斤，粗细粮比例为三比七。学校中午一份回锅肉两毛钱，素菜一毛，伙食标准比县、社干部还要高一点。

刚入学，先参加军训，第二年春天就开始学军。他们在军营的半个月里，体会了紧张有序的军营生活，和战士们一样，凌晨紧急集合，在雄壮嘹亮的军歌声中出操，训练，刺杀，射击。见证了毛泽东时代人民军队指战员的朝气蓬勃、雄壮威武的英姿，磨炼了意志，坚定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进入新型学校，学员们没有进行过一次正规考试，但学习热情都非常高。他们的志向是学好本领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生)。他们都很刻苦，特别是四成的初中毕业生，补习基础课阶段，晚自习在教室里学到深夜，那时候学院不设班主任，老师赶都赶不走。李德晨是班长，学院就让他们带头，动员大家早点回宿舍休息。这样，老师们用两个多月，讲解了高中阶段的物理和数学基础课。为以后专业知识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学员们基本都跟上了后面的教学节奏。

国家的教育，应该有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应用教育和科研教育之分，以防一窝蜂大家都“陪太子读书”，做些无用功，浪费人力物力。

洛阳农机学院——至少李德晨他们的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文革期间不叫系，叫专业)，应该属于应用教育，教学方式和教学计划，“应该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学生的基础状况制定的”。没有过多的、复杂的理论知识，学习的都是最简单、最基本、最实用的课程。学用结合，学一门，就到工厂实践一次。实践课除了自己的校办工厂，还先后到过新乡，合肥，郑州，江苏镇江等地。大家现场设计的图纸，厂方还是比较满意的。那时候参加设计的内容——包括毕业设计课题都是最一般、最简单、最实用的。

那时候，国家社会主义大协作，大多数教师都是从全国各个院校抽调来的，水平都很高。他们因人施教，删繁就简，兢兢业业，用最适合的教学方法，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把知识传授给学员们。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是第一届招生，学员很幸运，三十个学员就有二十三个老师，几乎是一对一、手把手地教，学员们都感觉像被老师揣在怀里、捧在手里一般。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师道尊严”，老师们自然受到了冲击。在大学，老师要称呼“学员们”，而不是“同学们”。学员们有时也能感觉到一些老师的无奈和战战兢兢。

不过这也确实改变了旧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学员们回忆起来，那时的老师很亲切。一天早上，几个学员“中煤毒”，老师们有的找校医，有的回家做“病号饭”，端到他们身边，就父母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

一次，查主任自己花钱为大家办事，当人们把条子交给他时，他说这个不能报销，当面撕毁了条子【这是上行下效的结果。1961年困难时期，毛主席把自己的工资从606元，下调到404.8元，全国工资高的干部，大都积极响应。嵩县李维卿等人也放弃了涨工资的机会，伊川人杨红文在湖南一煤矿任总工程师，把涨工资的名额让给了一线工人(改开后他说，不能让了，一是会让人嘲讽“神经病”，二是你让给谁?)到1970年代，人们互帮互助已蔚然成风。在部队，战士跟首长出差，除了正常开支单位报销，小费用是首长的，自己可以“吃白食”。闫庄公社闫庄大队一小学教师家里失火，烧的精光，大队和生产队及时给予了救助安排。社员们也排着长队，擓着篮子端着碗，你一把芝麻我一捧豆，你一兜玉米我一碗麦……给这个家庭送来了希望。

1969年开始，农村中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城市里有“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管会”和“工宣队”都是由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组成，他们进驻学校，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管理学校，改造学校。

洛阳农机学院的“工宣队”都是“拖厂”的工人，航队长是八级工，任学校党委的常委。分在李德晨他们专业的张义山师傅是建筑工人，人非常好，成了师生们的好朋友和勤务员。他们的到来，犹如“芝兰入室”，以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造着师生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有时也体现在生活中没有隔阂的善意的玩笑中。

师生们也到农村学农。通过学工学农学军，不但初步了解、熟悉了部队、工厂、农村，从工农兵那里学得了各种技能，更学得了他们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优秀的品德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还有主人翁慷慨豪迈的担当。

那时候提倡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但学员中大多数人意在“上大学”，学习知识，提高自己，“学好本领，将来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和“改变自己的人生”，而无意“管理”和“改造”大学。即使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学员们的表现都非常平静，仍然热衷于学习。学校组织师生到清华、北大学习两校经验，也仍然没有反应【这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不彻底性。而对改革开放后，教育界出现的一系列丑恶现象，文中感慨，文革“为什么在不需要发动的时候却发生了，而到了需要发动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了呢”?也只能说明毛主席深邃的洞察力和英明决断，而到我们感知的时候已经是“尾大不掉，为时已晚”】。

即使在社会风气最好的1970年代，剥削阶级思想还是有的，比如师生们到工厂学工，参加设计，同工不同酬，学员一天补助一毛钱，老师却补助六毛。学员们提意见，查主任用幽默的口吻说，这个规定，标准的就是叫合法不合理。无形中化解了师生矛盾【虽无结果，学员们还是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象征性的斗争。他们不知道，这种“合法不合理”也属于资产阶级法权，也在文革的改造范畴】。

那时的院(学)校，很少规章制度，但纪律很严，大家也很自律，在校三年，没有严重违犯纪律而受到处分和开除学籍的。学员们(中学生也一样)“比较封建”，男女同学“授受不亲”，但大家的感情是很深的。【这不难理解。前者，当时大多数人虽然不能大公无私，但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已蔚然成风，很少有人会为了自己的蝇头私利而损害集体荣誉。至于人们的感情，因为1970年代，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从部队到社会，和在战争年代一样，在政治上，大家是平等的，经济上也只有很小的差别，思想上最接近，有共同语言。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所以，那时的人们最有感情——这可能就是阶级情吧，现在的人们是不能理解、也很难产生这样的感情的】。

文革前，公检法的名誉很糟糕，文革期间的1967年后半年，六七十人全部到孟津集训。范豹子回忆，年底，武装部副部长李朋奇去看望他们，说这样是保护他们，因为民愤大，怕他们回去会有意外。1970年代，“抓革命，促生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靠的是人民群众，全县社会秩序井然，有文化的广大青年都积极参加工厂生产(企业的福利也比机关、事业单位高)。整顿后重组的公检法虽然仍然六七十人，压力并不大。

李德晨1977年毕业，分配到县汽车配件厂，工作中刚有点成绩。1979年，

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机关开始大批招揽人才，年轻干部符合条件的，就强行调走(如今，专政机关约一千五百人以上)。李德晨名列其中，虽不情愿，也只好丢弃大学几年学习的工科知识，从机械制造技术员变成刑事侦查现场勘察的技术员。工厂的产品计划也被取消(改革开放影响生产的事情无独有偶，文革前的大学生乔铭久，学的地质探矿专业。1969年从教育系统调车村萤石矿担任技术领导，1974年到电池厂任技术员。到哪都很重视，单位只有一个调资名额也照顾他。改开后，技术人员定工程师职称，不在本专业岗位的，只能评副职称，就申请调往陶村金矿。电池厂也因技术断档停产，后破产)。

很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国家近一百个军工项目停止了研发，军工企业开始生产民用产品，这就是1980年代家喻户晓的“军转民”。再后来，大部分国营企业开始倒闭破产……

李德晨虽然丢了专业，但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没有丢，这已刻在了工农兵学员的的骨子里，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依然干的风生水起，给社会做着他们的贡献。

几十年来，主流声音对工农兵学员的恶意中伤，使他们误认为自己是“毒草”，抬不起头来。不知道自己是少有的香花，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句话。

但看一件事情，要看它的初衷、目的、过程、结果和后世影响。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比较，他们是整体素质最好的一代“学生”，他们和1969年后，成千上万的初高中毕业生有知识，能实践，在文革后期到改革前期，在夹缝中发展，对社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单凭文革前，一年毕业的几百个初中生和几十个高中生，嵩县1970——1980年代、乃至以后的快速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工农兵学员最值得骄傲，他们应该被堂堂正正地写在中国的历史上。

陋县小民

2025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