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11高中上一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11高中上一

难忘的高中时代

我的高中时代回忆分成两部分来写，高中本应该读三年的，而我们的这届学生在学校整整待了五年零一个月。前三年是最能充实自己的，紧张而使人留恋的美好学习时光;后两年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动乱的两年，其经历使人辛酸无奈。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们的经历在这之前的人们预想不出，之后的人又不会想象得到。残酷的战争年代人们能去想象，“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人们的经历，却像一部黑暗的、疯狂的、恐惧的、漫长的神话，使人无法相信。我只好单独去回忆它。

上·紧张美好的高中生活(一)[本章(上)共11小节，分三次连载]

(1962年—1964年)

1.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比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还少

当通知书下齐后我们才知道，考上高中和师范的人比例并不多。我们中学是这个旗的重点校，小学一个班到初中毕业时的仅有六名考入了高中，两名考入了师范。

到高中后方知，全旗32万人口，能上高中的不足百人。按这个比例算，仅占人口的约三千分之一。而九十年代，全国大学招生的比例要比这个高得多。能考上高中和师范真比今天能考上大学还难，难怪同学们都那样盼着通知书能有自己的份儿。从这个比例上看，也能分析到当时国家中、高等教育的底子还很薄，培养一个有知识的青年很不容易。通知书既然有我的名，父母也就积极为我筹备钱，准备送我入学了。

2.支出账本与助学金

高中时代，我有一个小账本，精打细算地记录着我的每一笔支出。在当时，我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不乱花一分钱，因为家中能供养我太不容易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它能反映出那个年代的物价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

一般的高中生，每个学期要花费八九十元，全班一两名较富裕的同学能花费百十多元。而我，是全班花费最少的，仅六十四五元。那时的伙食费是每月七元，加上书费、住宿费、学费，一学期约五十元。其余十几元包括购买文具、用具在内的花费。至于零花钱，除了集体包电影之外，我几乎不敢乱花一分钱。

我享受着国家助学金。我校助学金每月七元、五元、三元三个等级，有半数困难家庭的同学能得到国家的照顾上学。我高一享受三等助学金，后两年改为二等。全班只有极困难的一两名享受一等，每月七元的助学金，也就是说解决了他全部的伙食费。

我能享受每月五元的国家助学金，说明在班级里，我能上高中是生活条件比较差的家庭。按理，单从家庭收入和人口上，我能够得到三元钱的助学金也不算少了，但一年之后，班级又给我评为二等助学金享受者。

父亲工资为每月五十三元，这相当于一般农民家庭1.5个劳力的收入。在当时，农村一个整劳力每年平均能挣三千来个工分，多数生产队每个劳动日[ 注意，是劳动日，不是劳动分，通常一个劳动日有5~15个工分不等，能得多少分要看劳动付出量，壮劳力通常可以得满分，病号、未成年人、妇女通常挣不到满分。]能分上1元钱。能分上一元三四角的生产队是最好的，不足一元的也挺多。当然，特殊的差队，社员们干一天有的才能分上几分钱。

我家7口人[ 那时老姑和老叔还没有出生。]每年六百元的收入，相当于农民家庭的中等生活水平了。但是，和社员不同的是我家没条件搞养猪这样的副业来取得其它的收入。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从关里[ 关里指山海关以南，山海关以北叫关外或者关东。]来，是个裹足的小脚[ 后来放开了，但脚已长成了。整理者小时候到爷爷家时常常乱穿鞋，有时就把奶奶的鞋穿走了，她的脚算不上是三寸金莲，大约相当于七八岁孩子脚的大小。]，挑水都不成，去野外挖野菜养猪是很难的，弟弟妹妹又都小，光烧柴一项我忙得一年就无暇做其它了。父亲在家中是什么活都指望不上的，我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力。我一上学，给家庭带来的困难比其他同学都大。一年的共同学习生活使同学们了解了我，大家一致同意把助学金给我调到了二等。

整理人按：爷爷在家中有很强的封建家长作风，而且在家中是要特殊照顾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爸爸他们饿成那个样子，爷爷顿顿也不能缺了酒，他的工资有一半是自己喝酒了，爸爸他们是敢怒不敢言。这个爸爸不让说，我给补上。这是家丑，但我要尊重事实，而且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一窥封建传统文化对新中国的影响。

那时一到了暑假，我就拼命地去打柴，争取解决好家中半年的烧柴。我还要挤出几天来搞一点上学的费用，或到苗圃[ 育苗基地，培养各种树苗的地方，是巴彦塔拉的一个较大的单位。]做小工，或刨几天马莲根[ 马莲就是马兰，它的根系非常发达，是须状根，是做各种刷子的材料，现在的刷子多是塑料做的了，早前不久还有的刷子毛用马兰根做的，刷子的毛是黄色的。]卖。毕业那年花费还要大些，毕业考试后复习高考的那两个多月，学校要给毕业生吃小灶，伙食费高，还要有照相等支出。

为了多筹点钱，1965年夏，开学前我带领二弟挖了几天马莲根。开学了，我背上十几斤马莲根到三江口去卖，然后从三江口拿了得到的二三十元钱直接上学。我们本镇收是一元二角一斤，三江口是一元八角一斤。为了多卖几元钱，我背着行李和马莲根要走四十多里旱路到火车站[ 从距离上看，这是去卧虎屯车站。]。再多花两元的车费，才能凑足开学初要交的书费、学费。

我深知我上学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我要对得起国家给我的助学金。同时也要珍惜自己的劳动，这也是我有小账本，每学期的花费是全班中最少的一个原因。

我还要感谢我们家的老乡孙大伯[ 前边提到过，他妻子给爸爸家送过高粱米。]。1964年冬，他来旗里开三干会[ 他是老贫协会主任。]，那时，正是搞四清运动，我父亲正处于“上楼”时期(即干部要说清楚自己的问题，在自己的工作有没有以权谋私，有没有多吃多占。说清后叫“下楼”，群众提意见叫“梳辫子”[ 现在说抓别人的短处叫“揪辫子”是不是这么来的?这是我个人的瞎想。]，审查交待问题时叫“上楼”。)，家里没有给我寄钱。

孙大伯知道我的家庭，他在开会时到学校看我，叫我安心读书，走时非要给我留下了十元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他老人家，“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就去世了。在多年的交往中，这位老人是我父亲的密友，也是我家困难时常常解囊相助的人，我不会忘记。

3.一件痛苦的事

前面提到了“四清”“上楼”，这使我联想到我申请入团的一件事。

平心而论，在班里，我虽然是年龄最小的，但各方面表现都不差，同学们对我的评价也很高。1964年冬，团支部评议我入团，18名团员也一致举手同意我加入团组织，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与我同被评议的另外两位同学，他们才分别有15和16名团员举手被通过。

可是，学校总支在审批时，恰恰没有批准我。班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原因是“没有交待清楚你父亲的历史问题”。

我一听就懵了，我父亲能有“历史问题”?!班内五十名同学中，调查表明父亲是党员的才七八名，是革命军人的才一两名，我还曾为此感到骄傲呢。

父亲很少与我谈过去，也不谈家常，他的情况我是从小在母亲口中听到的。他在日本投降前就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挖地道同小日本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参的军。他入伍参军都有故事，当初部队在村子附近打仗，他第一个报的名，带领本村12名民兵一起入伍的。入伍的当天晚上，在南村的激烈战斗中，8位刚入伍的新兵就牺牲了[ 说起来都是亲戚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爷爷自搬家后从来没回去过。]，父亲的帽子都被打飞了，第二天，他就随大部队转移了。就连母亲，还当过妇女队长呢，怎么可能父亲有“历史问题”?!

支部书记当时找我谈话后还从学校又拿回一张志愿表，批准我第二次填表。在六天内我两次填表，这也少见了。可我找不出父亲的“历史问题”，第二张表根本填不出新内容。结果，另外两名同学加入了，我反而没批准入团。我一直对此事不理解。

第二年春，在同班里另一名同学肖国发[ 见“图6 1966年同学毕业合影”中的人物介绍。]谈心时向我透露了实情。组织上叫我写“历史问题”，是指把我父亲的四清运动中有啥事交待清楚。听到这话，我一下子哽咽了。填表时我父亲还在“楼上”，那学期我根本没有回家，怎么知道父亲在“楼上”呢?再说，父亲在“楼上”有无多吃多占的问题可交待且不说，那怎么能叫“历史问题”?如果指明是审查“四清”中有无问题，我可能会马上请假，回去了解了。

我心中暗想，我高中不入团了，我争取比你们团员先入党!因为我自信个人条件与家庭条件都不差。

我以后的工作经历证明，我确实没有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我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