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青：中国共产党抗战战略形成过程中的意阿战争

摘 要：1935年10月，正值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向全民族抗战战略转型的关键节点，意阿战争爆发。阿比西尼亚抵抗意大利侵略与中国抗战具有高度相似性，成为形成新的抗战战略的重要参照。中国共产党深刻剖析意阿战争，从中国抗战性质、战略战术、依靠力量、政治保障等维度，为构建完整科学的抗战战略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资源，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立足国际视野、紧扣中国实际、动态调整形成新的战略的卓越能力，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在纷繁复杂的时局中准确把握时代大势、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鲜明品格。

关键词：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持久战 意阿战争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此时，在万里之外的非洲，意大利悍然发动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这是继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民族发动的又一场侵略战争。面对国际局势中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敏锐洞察力与非凡战略眼光，迅速认识到这场远隔重洋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潜藏着与中国抗战相似的深层逻辑，因而将其视为形成新的抗战战略的重要参照。毛泽东非常关注意阿战争，在《论持久战》中8次提到阿比西尼亚，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6次提及阿比西尼亚，在其他文章和访谈中也经常提及意阿战争，并总结阿比西尼亚抗意的经验教训。持续且深入的思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抗战置于世界变局高度进行分析的宏阔视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抗战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学术界多从先进理论、严密组织、革命精神等维度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取得胜利的原因，从国际视野展开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将在考察意阿战争如何进入中国共产党视野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对该事件的观察与分析，系统梳理意阿战争在中国共产党抗战战略形成过程中发挥的独特参照作用，进而揭示中国共产党抗战战略形成过程中的国际视野，以期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提供新视角。

一、意阿战争进入中国共产党的视野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并通过1927年“东方会议”，将“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确立为国策，随后通过军事扩张与殖民掠夺得以实施。1931年9月18日，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3月扶植清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妄图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为转移国际视线，1932年1月，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1933年起，日军相继侵占山海关、承德、密云，强迫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获取在绥东、察北和冀东的“行动自由权”。1935年后，日本将侵略重心转向华北，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政府划定察哈尔东部为“非武装区”;以“河北事件”、“张北事件”为借口，威逼国民政府先后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丧失;收买汉奸策划“香河暴动”，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东北”。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中国的侵略行径，使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尽管处在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数次被国民党军队“围剿”的艰难时刻，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始终态度鲜明，即坚决抵抗，将日寇驱逐出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日本侵华行径，反对日本强占东三省，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中国共产党派出党员深入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抗日烽火。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敏锐洞察到民族矛盾正逐步超越阶级矛盾。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宣言，提出只有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够胜利地抵抗日本侵略，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障民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组建义勇军)下，与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任何武装力量订立作战协定，以共同反对日本侵略，宣言彰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政治担当。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争取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签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要“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停止内战”被首次写入党的文件中，目的是国共携手共御外侮。面对“华北特殊化”成为事实、民族危机“愈益严重而深刻化”的危急情势，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同时表示，任何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只要抗日，不管过去存在何种矛盾和分歧，红军都“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以中华民族解放为核心诉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初步形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敌指明方向。

然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在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中却面临着巨大阻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加无已的侵略举动，执掌政权的国民党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采取消极的不抵抗政策，继续“围剿”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面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双重压力。在此严峻形势下，推动国民党“停止内战”，实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战略转变，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

就在此时，非洲爆发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意阿战争。阿比西尼亚是非洲东北部一个古老的国家，早在19世纪末，意大利就曾入侵阿比西尼亚，但被阿比西尼亚军民击败。墨索里尼上台后，为了独霸地中海，重新分割东非和北非的英法殖民地，一直处心积虑地准备发动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战争。1934年12月5日，意阿边境华尔华尔地区爆发两国驻军的军事冲突。事件发生后，阿比西尼亚向国联提出调停两国争端的要求，随后两国直接谈判。1935年3月18日，两国谈判破裂。10月3日，意大利兵分三路猛烈进攻阿比西尼亚，意阿战争全面爆发。阿比西尼亚军民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未能成功抵御意大利的强势进攻。1936年5月5日，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陷落。5月9日，意大利宣布吞并阿比西尼亚。这场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暂时失败落下帷幕。

意阿战争与日本侵华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企图通过对外发动战争转嫁危机、重新瓜分世界、进行殖民掠夺。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战争性质而言，二者皆为帝国主义强国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于侵略者而言，是非正义的、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于被侵略者而言，是正义的、进步的、革命的反侵略战争。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侵略者凭借先进的军事装备、组织训练与战术水平，占据绝对优势;被侵略者经济与政治落后，武器装备匮乏，军队训练不足，难以抵御侵略者强势进攻。从国际环境看，西方列强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对侵略者采取默许或纵容态度，无疑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增加了被侵略国家争取胜利的难度。

在中国不断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际，意阿战争迅速成为中国舆论界关注焦点。1935年10月15日，以“反汪反蒋反日”为宗旨的《国防论坛》一篇署名“姚开白”的文章犀利指出，意阿战争的爆发将使中国面临日本这个“矮屠夫更悽酷的宰刻(应为割——引者注)”,日本必将借意阿战争分散国际社会注意力的时机加紧侵略中国，侵华野心将会愈发膨胀，侵略手段将会比现在“还要残忍”，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更是不堪设想”。半个月后，上海新知书店推出陈仲逸等人所著《意阿问题与二次世界大战》，作者一方面高度赞扬阿比西尼亚军民顽强的抗意意志，呼吁“全世界弱小民族”以它为榜样，“百折不回的去抵抗一切侵略者”;另一方面以痛心疾首之情剖析中国境况，指出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遭受日本蹂躏的程度远超阿比西尼亚，但却未能像阿比西尼亚那样，因外敌入侵“激发了政治的觉醒”，反而“让敌人不战而胜”，任由它凭借“不战而胜的余威，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上述论述体现了国人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国内舆论界对意阿战争的关注，迅速而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大事变”将会对国际局势和中国抗战产生重要影响。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陕西鄜县(今富县)东村召开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分析中国形势时提到了意阿战争，指出世界局势和中国时局都在经历剧烈变动，呈现“突变性与急转性”，在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国家反帝运动风起云涌，如“阿比西尼亚的民族战争，中国的高涨的革命运动，英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在中国，日本的侵略行动造成“独霸中国的严重局面”。12月25日，朱德在致川军的公开信中强调，尽管阿比西尼亚人口稀少、疆域有限，“却仍然与在数量上和军力上比他们强过多少倍的帝国主义国家作战”。他反问道，“我们怎能奴隶成性，而根本不考虑挽救自己的国家以免毁灭呢”，“为什么不起而仿效小国阿比西尼亚，光荣地为独立而战斗呢”，呼吁与川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中国共产党对意阿战争的观察与分析

意阿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敏锐眼光和深刻洞察力密切追踪战局动态，展开全局性、系统性、多层面的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不仅聚焦意阿战争本身，更立足于中国抗战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将阿比西尼亚的抗意与中国的抗战实践联系起来，提出一系列对于指导中国抗战具有启发性和参考性的战略论断。

意阿战争作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深刻改变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对这场战争引发的国际局势变动作出极具前瞻性的科学研判。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市)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准确指出，世界正“处在大革命与大战争的前夜形势中”。决议将日本侵华战争与意阿战争两个事件结合起来，将它们置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宏观视角下进行分析，深刻指出日本侵略中国与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的“冒险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划分势力范围的必然结果，将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无疑的存在着引导到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而两个国家的民族革命战争，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危机的成熟，则构成推动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无疑的要引导到世界的大革命”。

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暴力扩张行为。为了消解国内外的反抗力量，它们一方面发动舆论宣传欺骗本国人民，一方面寻找借口蒙蔽被侵略国家的人民。意大利在侵略阿比西尼亚时，荒谬宣称要用意大利先进枪炮的力量，“洗涤干净”当地的奴隶制度这个“污瑕”。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则打着“维持东洋的永久和平以贡献于世界和平”的幌子，把对中国的侵略粉饰为“和平使命”。面对两个国家颠倒黑白、欲盖弥彰的强盗逻辑，中国共产党给予严厉驳斥。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以极具洞察力的话语指出，“法西斯宣传中包含的真实性是如此之微小，肉眼几乎无法看到”。他巧妙运用归谬法，以建造通往火星的铁路并向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购买火车票等荒诞设想为例，辛辣讽刺法西斯国家宣传的虚伪性，认为如果这些违背常理的设想能够实现，那么意大利宣传的“解放非洲的奴隶”、日本声称的“解放中国人民”等论调才能成立。他直击要害，指出意大利、日本两国侵略行为的背后，绝无“解放”、“和平”可言，而是它们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不能设想两国人民之间除了一个要吞掉另一个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接触的基础”。毛泽东的看法一针见血，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

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并没有像它们说的那样，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带去文明和进步，反而给他们带去无穷灾难，制造了无尽痛苦。毛泽东全面而透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与凌辱：“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以辛辣的笔法讽刺道，意阿战争爆发后，“阿比西尼亚所收到的礼物，确也是文明透顶了的”，“飞机、大炮、炸弹、坦克车、毒瓦斯，哪一种不是现代文明的最尖端的产物呢?”然而，阿比西尼亚人民得到的却是，“成千成万地死去了，无辜的妇女儿童遭受到残酷的杀戮，村落城市，凡是文明的洗礼所到的地方，都被破坏无遗”。冯定以令人震撼的语言描绘出侵略战争带给人民的巨大伤痛：“阿比西尼亚和平的城市，被炸成了蜂窝一般的窟窿”，青年“一批一批被驱至战壕的旁边，变成了焦头、烂额、折臂、断腿的残废者，变成了老母、爱妻、弱子，梦中的冤魂”。他愤懑地写道，一个本无任何过错的国家，“竟被轰炸，被灭亡，被屠杀”。这些描述扯下了侵略者“文明外衣”的遮羞布，极具画面感地再现了殖民地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蹂躏的悲惨境遇。

面对意大利的残暴侵略，阿比西尼亚军民坚贞不屈，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中国共产党对他们英勇无畏的反侵略精神给予高度评价。1935年12月6日，《红色中华》刊发时评，用激昂笔法描述阿比西尼亚军民的不屈意志，写道尽管阿比西尼亚是“一个小王国，地小人稀”，但它的民众“并不屈服在帝国主义侵略的面前”;不管意军如何攻击轰炸，他们始终“顽强抵抗”，“不断的袭击意军”。时评特别记载了阿比西尼亚民众以弱胜强的传奇战绩：“有一次意军受手持原始武器的群众袭击，被俘千余人”，阿比西尼亚军队“亦以出没无常的动作包围意军，截断意军前后方交通，终使意军遭受极大损失”，“不能不全线退却”。1936年1月9日，该刊再次聚焦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热情讴歌其军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文章指出，尽管阿比西尼亚国力弱小，但它的民众“却非常激昂”，许多农民都武装起来，到前线抵抗意大利侵略，它的“官长也少有投降”的，与民众站在一起和意军作战。意大利虽然有很好的武器，“却常常被亚国(阿比西尼亚——引者注)打败”。

阿比西尼亚军民尽管凭借不屈的意志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与侵略者展开顽强的斗争，但由于敌我双方在军事装备、经济实力与国际支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最终未能成功抵御意大利的疯狂进攻，不幸全境沦陷。这一结局对中国抗战产生消极影响，部分国人将它的失败与中国抗战前途相联系，担忧中国会步阿比西尼亚后尘，致使亡国论更加盛行，严重动摇国人抗战信心。面对极不利于中国抗战的舆论氛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武器，对中国抗战与阿比西尼亚抗意展开全面深刻的比较分析。

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客观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下，中国与阿比西尼亚“同病相怜”，艾思奇甚至把中国比作“阿比东尼亚”，直观道出两个国家的相似处境。从战争双方的实力看，两国面对的敌人都非常强大，而自身都非常弱小。意大利在入侵阿比西尼亚时，已经是一个“工业发达，物质文明的现代国家”，它的“陆军有六十三万多人”，“航空员二万多人，飞机一千几百架”，“海军也有五万多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际，在各方面同样具有压倒性优势。作为亚洲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且，为了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日本进行了充分准备，军队规模由1931年的23万人扩充至1936年的38万人;从1930年到1936年，陆军高射炮由48门增至288门，坦克从120辆增加到1000辆，飞机从600架增加到1500架。反观中国，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在处理阿比西尼亚与中国遭受的侵略问题时，国联采取同样的纵容侵略者的绥靖政策。1935年11月25日，英法代表在讨论意阿冲突时提出，他们“担心”石油禁运导致意大利离开国联，使墨索里尼“走向绝望并导致敌对行动范围的扩大”。12月13日，英法提出“和平”解决意阿问题的初步方案，竟然主张阿比西尼亚割让提格雷(Tigre)东部地区，并在其南部“设立一个仅限意大利的经济扩展与定居区”。1936年4月20—21日，国联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是否使用毒气问题，仅含糊其词地表示，“无意在与作战行为相关的不同国际义务之间作出法律区分”，与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再到华北事变，英法美等国始终秉持纵容态度，不愿实质性约束日本的侵略行为，试图通过牺牲中国权益换取日本的妥协，以保持在华利益不受损害。

尽管中国与阿比西尼亚面临的处境极为相似，但两国在其他方面存在本质区别。第一，从基本国情看，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具备坚持持久抗战的基础条件。毛泽东多次强调，即便日本侵占了中国大部分区域，也无法动摇中国抗战的根基，“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个特点，是和小国如捷克、比利时等根本不同的”。相较之下，阿比西尼亚国土面积仅“120万平方里”，人口800万—1000万，军事力量薄弱，装备也非常落后，“大半是原始的刀枪”，难以长期支撑大规模战争。第二，从社会政治结构看，中国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新兴工业与新的阶级力量正在成长，广大人民已经觉醒或者正在觉醒，上升的态势成为“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反观阿比西尼亚，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除了封建农奴制关系以外，还保存着奴隶制度”，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状态，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合力。第三，从争取民族独立的历程看，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历经近百年抗争，已积累丰富的斗争经验，正“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进步性体现在，“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因素使抗日战争“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而阿比西尼亚争取民族独立的时间不长且缺乏经验，也“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决定了阿比西尼亚难以组织起持久有效的抵抗。

中国虽然和阿比西尼亚一样，在很长时间内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但能够依靠自身的独特条件坚持“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到来，从而“造成了和造成着”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反观阿比西尼亚，既是弱国，又是小国，缺乏长期抵抗意大利侵略的基本支撑因素，难以形成支持战争持久消耗的能力，“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最终在意大利的猛烈进攻下沦陷。中国与阿比西尼亚的显著差异，是中国抗战能够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暂时失败的根源所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科学预见阿比西尼亚终将重获民族独立的必然结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从世界主要矛盾演变的高度出发，指出中国与阿比西尼亚的民族革命战争，连同全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侵略斗争，将极大增强世界革命力量，削弱反革命力量，进而“葬送世界上的一切反革命”。艾思奇阐释了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指出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连成一片，“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与民族——引者注)可以在其他的国家甚至于侵略者内部的劳苦大众身上获得援助”，为阿比西尼亚重新实现独立创造了必要条件。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杨松则从战争性质入手明确指出，尽管阿比西尼亚的抗意斗争是由封建君主领导的，但它具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属性，已经“不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是民族解放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必然会赢得世界无产阶级与和平民主力量的“同情和赞助”，在内外支持的合力作用下，阿比西尼亚恢复国家独立，“是有完全可能的”。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科学判断。1941年，阿比西尼亚在国内抵抗力量与盟军的共同努力下重新取得独立。

总之，意阿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战争双方及其关联因素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不仅精准研判了这场战争对世界局势产生的深远影响，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虚伪本质与野蛮行径，赞扬了阿比西尼亚军民英勇无畏的抗争精神，而且通过纵横比较，客观指出中国与阿比西尼亚在敌强我弱态势、国际环境方面具有相似性，并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结构、所处历史阶段等角度，指出双方在反侵略斗争上有着重要区别，还科学预见了阿比西尼亚重新独立的历史结局。上述论述为中国抗战提供了现实镜鉴，为形成科学的抗战战略提供了参照。

三、意阿战争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战略的影响

作为一个极具国际视野与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意阿战争的观察与分析，始终与对中国抗战问题的深刻思考紧密交织。跨时空的审视，绝非单纯的历史对比，而是立足中国抗战的迫切需要，为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抗战战略提供借鉴与启发，目的是推动中国抗战向着胜利的方向前进。

(一)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

尽管阿比西尼亚不幸沦陷，但它顽强抵抗意大利侵略长达7个多月，生动诠释了被压迫弱小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意志，与国民党当局奉行的对日妥协政策形成强烈反差。当阿比西尼亚军民浴血奋战时，中国却因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丧失大片国土。阿比西尼亚抗意失败的结局助长了“唯武器论”的泛滥，部分国人由此对中国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时代大势的深刻洞察，坚信阿比西尼亚一定会将意大利驱逐出国门，重新赢得民族独立，实际上也预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最终结局。因此，面对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以阿比西尼亚抗意为鲜活教材，反复强调中国应该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1936年7月13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萧佛成等人提出的《目前抗日救亡最低限度之方案》等提案发表讲话。他针对日本侵略不断加剧的严峻形势和国民党内部要求抗战的呼声，宣称中国“决不怕做阿比西尼亚”，强调为维护领土完整不惜抗战到底。然而，其行动与言论却自相矛盾。当时，日本正紧锣密鼓策动华北“自治”，妄图进一步肢解中国。在如此危急局势下，他却主观判断中国“并未到和平绝望时期”，甚至认为“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坚称中国尚未“到达最后关头”，表示“我们虽则不怕做阿比西尼来(应为亚——引者注)，我们也不是愿意做阿比西尼亚”。显然，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存有错误认识，仍然不肯放弃不抵抗主义。

侵略与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被侵略国家试图以妥协退让换取和平，无异于与虎谋皮，绝无实现可能。事实上，阿比西尼亚在战前“一直在寻求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如表示愿意划定中立区、允许意大利修建的铁路过境，给予意大利部分经济利益，但是，意大利“用兵之意依然确固不动”。日本对中国亦是如此。《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并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巨大利益，反而继续制造事端，积极扶持汉奸，还提出“广田三原则”，妄图全面控制中国。可见，妥协退让无法换来和平，反而会纵容其得寸进尺，直至中国彻底沦为其附庸，任其宰割。

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深刻洞察，中国共产党尖锐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早已确定，“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论述虽未指名道姓，但鉴于国民党蒋介石长期以来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其批判矛头显然指向国民党和蒋介石。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书国民党，严正指出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竟然“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借口”，仍然坚持对日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实际上，中国“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只有动员全民族力量，发动全面抗战，才能挽救民族危亡，而且警示国民党，若不放弃对日妥协的错误方针，即使“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这对于惧怕日本、迟迟不愿抗战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无疑是巨大警醒。

“唯武器论”的危害，毛泽东很早就有关注。他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等亡国论就在流行;全面抗战爆发后，此类言论虽然转入隐蔽状态，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他指出，“唯武器论”的错误在于孤立看待战争中的强弱对比，并“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强调，武器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其效能的发挥始终依赖于人的创造、操控与运用，它“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再次指出，“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中国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增强”。上述论述正确阐明了人与武器在战争中的辩证关系，对于国人正确认识人与武器对战争胜败的作用提供了重要遵循。

面对外敌入侵，当然要坚决抵抗，但敌强我弱毕竟是客观事实。在统筹考虑敌我实力悬殊的客观实际及国际国内复杂因素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抗战具有长期性，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终胜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中国抗战是持久战，并预测了战争的大体过程。他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因敌我力量对比与战略指导的差异，有一个阶段就完结的，有两个阶段完结的，有三个阶段完结的。其中，日俄战争“只有日军进攻，俄军败退，就结束了”，意阿战争也“只有意大利进攻，亚比西尼亚失败，就告结束”，它们都只有一个阶段。中国抗战与它们不同，有三个阶段，他强调要“坚持我们的三阶段论”，“不但不怕三阶段，而且正要造成三阶段”。这一论断是对包括意阿战争在内的中外战争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基于中国抗战实际得出的科学判断。针对“中国只是一个亚比西尼亚”的悲观论调，他再次严正指出，这“是不对的”，是对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误判，要求共产党人“一方面反对速胜论，又一方面反对亡国论”。由于部分国人对阿比西尼亚的失败还心有余悸，他又着重强调在当时形势下，“反对亡国论比之反对速胜论更加重要”。上述论述对于国人正确认识中国抗战的大体过程及坚定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绝非简单的宣传口号，而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提出的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战略方针。它不仅极大振奋国人的抗战信心，而且有助于国人清醒认识中国抗战的复杂性、长期性与艰巨性，跳出一时一地胜负的局限，团结一心，奋勇向前，直至取得最终胜利。

(二)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重视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地位

阿比西尼亚国力贫弱，疆域狭小，决定了它难以从根本上抵御意大利强势进攻。但是，通过合理战略战术，可以延缓被意大利吞并的进程。在实际抗意战争中，阿比西尼亚军队虽然凭借山地地形开展游击战，在局部区域取得一些胜利，但基本上以阵地战和正面作战为主，与意大利军队直接对抗。正如当时有识之士指出的，“阿国的武器是低劣的，这就不能单单用整队大军面迎着敌人作阵地战，而应该多多地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去袭击敌人的防备松弛的地方，阿军的将领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把大军全送到飞机和坦克车的下面去”。战略战术上的失误，是阿比西尼亚迅速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基于对中国国情与敌强我弱客观态势的准确把握，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若要走向胜利，绝不能盲目套用阵地战、正面作战等传统战争模式。阿比西尼亚过度倚重阵地战与正面交锋导致迅速败亡的惨痛教训，进一步坚定了他以游击战开展抗战的信念。他在同斯诺谈论中国如何抗战时指出，如果“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日本虽占领了中国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但仍有大片土地与偏远农村尚未掌控，中国可借此开展游击战，实现消灭敌人、保存并壮大自身力量的目标。1936年12月，他在分析中国革命战略问题时再次强调：“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1938年1月，他在陕北公学讲话时再次指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办法，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应该普遍地发展游击战，游击战使敌人灭亡不了中国”。抗战初期，正规战不可或缺;进入相持阶段后，游击战则应上升至战略高度，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必须进行战略配合，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艾思奇认为，“弱小民族应用低级的武器去抵抗强敌，是只能用游击运动战去使敌人疲惫，却不能用全部大军去面迎飞机和坦克车”。可惜的是，阿比西尼亚的将领未能领悟，导致本国有限的军事力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能有效抵抗意大利侵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对中国发动猛烈进攻，导致中国在正面战场接连失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仅凭正面战场、正规作战对抗日军，难以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坚持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结合，把敌后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通过敌后游击战来打击、牵制日军。随着太原沦陷，中共中央迅速确定“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作战原则。毛泽东着重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要求党的一切工作，包括民众动员、统一战线等，均“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展开，并明确提出要做好日军完全占领华北后的应对准备，确保持续开展广泛而有效的游击战。他甚至直言，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1938年5月，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六大纲领，认为这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此外，基于游击战对弱小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重要性的深刻把握，毛泽东在分析阿比西尼亚失败原因后，又着重指出尽管阿比西尼亚暂时沦陷了，但由于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还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中国共产党立足中日实力悬殊的现实国情，深入把握中国抗战的特殊规律，把敌后游击战确立为中国抗战的核心战略。阿比西尼亚因未能有效运用游击战术而迅速败亡的惨痛教训，进一步坚定了其以游击战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与信心。毛泽东表现出卓越战略远见与高超军事智慧，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创造性地将游击战争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层面，构建起一套完整且实用的理论体系。诚如有学者所言，“在20世纪出现的各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论”。有人甚至认为，他在抗战中领导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敌后游击战，规模宏大、组织严密、战术灵活，不仅有效牵制日军大量兵力，而且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形成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的战略格局，为中国抗战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证。

(三)充分动员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意阿双方实力悬殊，阿比西尼亚唯有凝聚全民族力量，才有可能打败意大利。遗憾的是，尽管阿比西尼亚政府进行了一些民众动员工作，但与残酷战争的实际需求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有观察者指出，民众对战争形势“非常隔膜”，“远在数百里外之战场情况，每为伊等所遗忘”。也有人注意到，阿比西尼亚“没有很好地建立了抗敌的全国统一战线”，前方有替敌人引路的部落酋长，后方有破坏捣乱的阿奸分子，战线上有中途叛变投降敌人的不稳分子。还有人深刻指出，近代战争已经演变为全民族战争，后方与前线同等重要，“若后防的民众没有组织，就是前线有精兵，也不能应付铁鸟的立体战”，然而，阿比西尼亚却“纯恃临时‘乌合之众’的军队，后防民众全无组织，所以前线失利，后防即乱，秩序不能维持，力量不能复集，除树白旗投降外，没有他法了”。未能充分发动民众、未能建立抗意统一战线，导致抗意力量不足，成为阿比西尼亚迅速败亡的又一重要原因。

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奋斗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对阿比西尼亚因上述原因导致失败的教训有深刻而切身的理解。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7月23日，针对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阻碍军政民协力合作的情形，他再一次以阿比西尼亚失败的教训为鉴，严正告诫国民党，“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前车可鉴。如果坚决抗战出于真心，就不能忽略这一条”。9月29日，他在剖析国共合作实现后的抗战形势时再次指出，单纯依靠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造成“政府和人民隔离，军队和人民隔离，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隔离”，必然导致前线危机“无可避免地只会增大，不会缩小”。他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阐述道，人民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只要把他们的爱国热情激发出来，就能“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要“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解决阿比西尼亚未能解决的军政民一体化问题。上述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人民战争理念，以此为指引，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政策，推动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围绕上述问题也有不少论述。廖承志认为，阿比西尼亚的灭亡，“决不是如某些单从军事眼光分析的人物的结论一样，是因为意大利部队的机械化兵团与空军的活跃，而是由于阿国的统治者惧怕发动民众，不愿动员民众”，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人民积极抗战，可是结果仍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彭德怀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导致正面战场接连失利的严峻局势，痛心疾首地指出，国民党未能从华北抗战、上海抗战的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始终没有认识到单纯军队抗战可以招致重蹈阿比西尼亚的覆辙的危险”。杨松在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时也认为，不给人民民主自由，不组织、训练和武装人民对外作战，保卫自己的祖国家乡，必然会亡国灭种，“这也是印度、埃及、安南、朝鲜、阿比西尼亚、奥国等国亡国历史所给我们的苦教训”。上述论述从不同层面阐释了动员组织民众、建立统一战线对争取民族解放的决定性意义，有助于推动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阿比西尼亚失败与未充分动员民众、未能建立抗意统一战线有着密切联系，目的在于敦促国民党摒弃压制民众的错误政策。在正面战场严重失利、亟待聚集全民族力量进行抗战的危急形势下，国民党进行了一定的策略调整。1938年3月底、4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明确规定，要“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这一纲领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倡导的全面彻底的民众动员理念仍存在很大差距，而且没有践行的实际举措和行动，使“纲领”成为一纸空文。

(四)进行政治改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阿比西尼亚是一个奴隶制与农奴制并存的国家，落后的政治制度与抵御外来侵略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阿比西尼亚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是“靠不住的”，存在着致命的隐患，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敌人收买，去投降敌人;只要对于他们自己有好处，那末即使全体人民要吃苦，他们也是不管的”。反观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推行一党专政，压制、排斥和打击其他政治力量，极大削弱全民族抗战的凝聚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多次敦促国民党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各政治力量平等参与的联合政府，以避免阿比西尼亚政治落后导致快速失败的问题。

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国抗战要取得胜利，必须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政府必须转变成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国家体制也要“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同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要求他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政治犯，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确保“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汉奸卖国贼的当然在外)均能参加(包含共产党代表的参加在内)，以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中国共产党还主张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其“真正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并使共产党亦能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张闻天就如何推动抗战形势发展发表意见时也提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进入准备实际抗战的过渡阶段，“主要的关键是实现民主权利”。他特别强调，必须“争取国民大会通过给以民主权利的决议”，“只有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平统一才有巩固的可能”，才能充分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在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阿比西尼亚失败的惨痛教训。他深刻指出，“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7月23日，毛泽东再次向国民党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他指出，国民政府只有转变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才能避免阿比西尼亚失败的结果，“否则抗战就不可能胜利，日本永在侵略中国，中国永无奈日本何，而且难免做阿比西尼亚”。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体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精神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围绕如何改革国家政治机构提出具体主张，要求“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同时强调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采取民主集中制”，“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等。杨松在给党员干部讲授民族问题时再次指出，尽管阿比西尼亚国王塞拉西展现出英勇无畏的抗意精神，但阿比西尼亚政府“究竟不是民主的政府”，成为阿比西尼亚失败的深层原因。他以史为鉴总结道，“政治制度腐败黑暗，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及武装自卫之权，以抵抗异族之侵入，则国必亡”;反之，“若是政治开明，人民都有爱国救国的一切民主自由，人民都能手执干戈，以保卫祖国;则不仅可以避免亡国，并且足以兴国”。

面对民族危亡与舆论的双重压力，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然而，这一举措本质上是国民党为缓和舆论压力、敷衍民意的权宜之计，它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诚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全面贯彻“三三制”原则，广泛吸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代表，构建起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政权体系，既保证党的领导，又团结各阶层抗日力量，不仅极大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更成为当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把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作为思考中国抗战问题的重要参照，明确中国应该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抗战，抵抗日本侵略;明确正规战与游击战协同，游击战在敌后战场发挥核心作用;主张广泛动员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筑牢全民族抗战的群众根基;敦促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各政治力量平等参与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些战略既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又注意吸取阿比西尼亚抗意的经验教训，坚定了国人对于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

结 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行动指南，注意在洞察时代大势和世界变局中探索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形成并实施一系列符合国情、顺应潮流的战略决策。1935年10月爆发的意阿战争和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发动的侵华战争，本质上均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侵略战争。在战争性质、敌我力量对比及面临的国际环境方面，两场战争呈现出高度相似性。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敏锐意识到这场远在异域的战火，蕴含对中国抗战的启示。中国共产党深刻剖析意阿战争，从中国抗战性质、战略战术、依靠力量、政治保障等维度，为构建完整科学的抗战战略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资源。实际上，除了意阿战争，1936年德意法西斯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1939年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和进攻波兰、1941年苏德战争和同年底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中国共产党都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并据此积极探索中国抗战的新思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立足国际视野、紧扣中国实际、动态调整战略的卓越能力，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变幻的时局中把握时代脉搏、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鲜明品格。

(作者王凤青，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