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丨双百方针是一场预谋的陷阱吗？

原编者按：本篇是一等良民（知乎同名）同志的政治论文，对1956年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到反右运动的反转的解读，或者说，一种叙事。

其认为毛泽东发动“双百”方针本身是为了借助党外知识分子力量来清除和净化党内官僚体系，但在保守官僚的压力下最终走向“反右运动”的反转。

只是，毛与官僚的对立叙事或者反面都是不够充分的，我们也不可能抛去之后的大跃进、庐山会议、文革等一系列事件来对此单独评判。

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前三十年的这个命题，既让人感到深切，又令人无所适从，是该冷眼旁观，还是狂热追寻。它不仅仅涉及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还关系到如何认识我们的国家以及如何改造我们的国家。而前后三十年的断裂，是一场深刻的连续。

由于涉及极为复杂与矛盾的历史问题，本文仅仅提供一种认知的侧面，还请各位读者保持距离与独立思考。

双百方针是一场预谋的陷阱吗？

原文：Is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 premeditated trap 

作者：一等良民（知乎同名）

翻校：32k 编辑：思空 巴别塔翻译组译制

## 1、引言

1956 年初，双百方针被纳入中共议程，名义上旨在促进科学与文学领域的知识乐观主义与多元发展。1957 年 4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旨在整顿党内作风问题的运动，党外人士也深度参与其中。党中央明确要求知识分子向党提出政治建议，监督党和政府，帮助调整党内纪律。然而好景不长。次年 7 月，运动方向突然转变，从聚焦党内纪律转向攻击党外人士，大规模迫害那些曾向党建言献策之人。回顾历史，毛泽东声称"百花齐放"运动与反右运动是党预先设计的策略，旨在揭露那些可能敌视社会主义和党的分子。但这种解释显得牵强附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是否值得对知识分子发动如此猛烈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早已被打倒在地——实在令人质疑。

本文试图通过原始资料，结合 1950 年代末共和国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描述并分析双百方针、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三者间的关系。文章将论证：当双百方针发起时，毛泽东真诚希望鼓励并团结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这并非共产党为打击异见者预先设下的政治陷阱。尽管随后政治环境恶化，加上党内官僚的反对，迫使毛泽东为保住政权而向保守派官僚妥协——通过终止双百方针与整风运动，允许他们继续打击那些试图动摇中共政治地位的知识分子。运动期间，官僚集团甚至将党内外的非主流保守派观点持有者也划入右派范畴，这种结果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正文第一部分介绍了新出现的利益集团，这对理解 195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动态至关重要——党的保守官僚集团。该集团由来自白区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与红区的工农兵干部组成，随着党委扩编和效仿苏联模式建立的部门制政府而壮大，这种政府形式象征性地掌控着经济政治事务的方方面面。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党的保守官僚作为"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靶心与主要阻力，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往后仍然如此。本文将阐述他们与知识分子及毛派分子（尽管当时尚未形成正式派系，但文中的毛派主要指那些对中国全盘照搬苏联模式不满、同时怀念延安模式的人士）之间的斗争。 那么，这篇文章可以展示 1957 年党对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以及国际形势变化对国内斗争的影响。随后，我将分析毛泽东如何从试图联合知识分子清除党内的保守官僚，转变为与后者妥协以巩固党的统治地位，并纵容前者对知识分子的报复行为。

## 2、 ****新社会阶层的出现 ****

20 世纪 50 年代，中共依据"一边倒"政策，效仿苏联模式在全社会推行重大改革，宣称要全面学习苏联，甚至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经济领域，五年计划的实施标志着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启动,旨在按照苏联模式建立合作社。在城市，通过"和平赎买"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削减企业中的私有制比重，将其转变为党官僚体系掌控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面公有制的推行，计划经济模式也被采用。这种模式排斥市场，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使得官僚阶层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名义上由全体劳动者和社会共同拥有的生产资料与社会财富，实际上沦为官僚集团的私有财产，甚至劳动者本身也成为其所支配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至"双百方针"前，工厂中的厂长职权、军代表、工人委员会、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权力逐渐被企业党委取代或从属，最终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在政治与行政层面，社会主义改造后形成的生产管理体制，名义上是党委集体领导，实际上却是书记独裁，这正是其官僚主义滋生的根源。

这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以及劳动、物资和财政资源由中央官僚掌控，还体现在基层实行的厂长负责制上。20 世纪 50 年代实行的厂长负责制，与八大后推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不同，厂长对生产过程拥有绝对控制权，而党组织则倾向于关注经济领域之外的政治问题。诚然，在厂长负责制下，由于职能人员的权责更为明确，经济和劳动秩序可以得到加强。然而，厂长并非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只对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负责的高层官僚直接任命。这种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问责制度，扼杀了本就薄弱的生产民主，单位里的工人只能按照厂长的意志进行生产。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这些新兴官僚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其权力在短时间内呈指数式膨胀。

然而，党并非没有察觉到日益膨胀的官僚体系及其自身的官僚化倾向。在北平解放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告诫全党要避免重蹈三百年前李自成的覆辙。过渡时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及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正是党对腐败与官僚主义深恶痛绝的最佳例证。对中共与毛泽东而言，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防止先锋队腐化变质与官僚化，是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这两大根本目标亟待解决的问题。

## 3、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1956 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工业化建设的推进，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祖国中的作用因专业知识需求的持续增长而再次受到重视。然而，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中共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态度似乎从未真正建立信任。虽然 1954 年宪法明确将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实践中这些宪法承诺的权利显然只是纸面空文。虽然 1954 年宪法明确将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实践中这些宪法承诺的权利显然只是纸面空文。在过渡时期，那些未紧跟党领导的知识分子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和"胡风事件"中持续遭受打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不断被压制改造。按照毛泽东的理论，知识分子因其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往往依附于其他阶级。因此，在解放前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主要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充当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载体[[1]](https://www.notion.so/29cef8bff635804a8d79edc3f4b75f9c?pvs=21).

[[1]](https://www.notion.so/29cef8bff635804a8d79edc3f4b75f9c?pvs=21)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毛泽东.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武汉: 新湖大革命反臨时委員会宣传部, 1967, p67.)

在过渡时期，党对旧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引导和督促他们自我改造，摒弃封建与资产阶级思想，转向工农群众，自觉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者，通过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那些已完成思想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应当与共和国成立后党培养的工人阶级出身的新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周恩来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指出既要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农业领域的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党对生产技术革新、科学知识研发应用的需求日益迫切，对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的需求也空前巨大。为满足这一需求，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繁荣我们的文艺事业，使科研工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由此，旨在扩大知识分子队伍、调动其积极性的"百花齐放"运动初步成型。

## 4、国际政治风云突变

1956 年对东方阵营而言是风云激荡的一年。赫鲁晓夫 2 月 25 日的秘密报告犹如惊雷，既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也引发了社会裂痕。这一举动严重动摇了苏联政权的合法性根基，而合法性危机不仅限于苏联本土，更蔓延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否定既往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方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内思想混乱、社会动荡。1956 年春的波兹南事件与同年秋匈牙利反政府暴乱的爆发，皆与此紧密相关。

讨论双百方针的发起与中止，必须考虑匈牙利事件这一国际因素的影响。1956 年 10 月末至 11 月初，匈牙利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并演变成骚乱流血，最终由苏联出兵布达佩斯才得以平息。毛泽东虽自信表示"我们的农村政策是好的，城市政策也是好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但实际仍受震动。事实上 1956 年下半年中国已显现社会动荡迹象，包括城市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农村社员退社等事件，加之知识分子批评声浪，使毛泽东担忧中国会出现类似波匈的局势，因此有必要营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

## 5、限制下的百花齐放

尽管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在党内和知识分子中流传，但讲话全文直到 1957 年才为普通民众所知。总体而言，秘密报告的公布并未打断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在兴起的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运动。

百花齐放方针最初由毛泽东于 1955 年 12 月提出。1956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党内高级干部宣示了这一方针。四个月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于 5 月 26 日在怀仁堂向党外知识分子传达了百花齐放精神，该讲话于 6 月 13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总体而言，百花齐放运动的目的可归纳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点：其一是针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普遍任用政治可靠的干部领导科技研究，导致知识分子普遍不满与科研停滞的状况，以满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快速增长的科技需求；其二是通过联合党外力量（主要是知识分子）及随之开展的整风运动，遏制急速膨胀的官僚集团。

在实践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可划分为针对科学工作者的"百家争鸣"和针对文艺工作者的"百花齐放"。对于前者，陆定一曾宣称"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们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仅体现在发展速度上。"这向科学界释放了明确信号：科学技术具有政治中立性，只要科学家不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就鼓励他们对科学理论提出不同见解。于是在日渐宽松的氛围中，科技工作者开始表达对过去党政干部粗暴干预科研的不满，甚至对一些政治关联性极高的科学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至于后者，陆定一在讲话中虽然强调"百花齐放，对于批评工作来说，就是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但他同时强调这种自由并非没有限制，这个界限就是"在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按照毛泽东的理论，文艺不像科学那样具有政治中立性，而是革命斗争中必须掌控的阵地。中共认为双百方针要提倡的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种自由必须随着中共巩固政权而不断扩大。但对于反革命分子，则不会享受这种待遇，只能通过坚决实行专政来处理。从陆的讲话明显看出，虽然言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放宽，但界限仍然模糊。尽管讲话中描述了这种自由的诸多方面并论证了其必要性，但陆并未说明人民是谁、如何界定，最重要的是——由谁来界定。这为官僚集团在未来的反右运动中进行反击留下了空间。

与科学界的争论不同，文艺界的百花齐放来得更晚些。宣传部长的承诺不足以抚平知识分子六年来遭受的伤痛。尽管中央领导层号召知识分子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并宣称予以支持，但与知识分子日常打交道的中下层官僚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并未消减。就连陆的讲话也模棱两可。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运动尚未完成，国内还存在尚未结束的阶级斗争。这些话非但不能增强知识分子参政的信心，反而令他们更加焦虑。

直到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敦促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时，知识分子才感受到更多诚意。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并号召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监督政府。他向知识分子承诺，虽然国内仍存在阶级斗争，但不会像过去那样激烈。他还重申了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爱国情怀、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强调知识分子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

毛泽东此次讲话的另一重点，是试图将斗争矛头转向整顿党内官僚主义。通篇讲话中，他反复强调 1956 年上半年国内社会动荡的主因在于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这既源于毛泽东认为党在推行苏式化进程中已蜕变为保守的官僚机器，更是为了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地位，夺回因国家政治经济路线与其他党内官僚存在分歧而在八大失去的权力。该讲话为两个月后发动的整风运动埋下伏笔，也展现了毛泽东试图联合党外力量帮助党克服官僚主义的意图[[2]](https://www.notion.so/29cef8bff635804a8d79edc3f4b75f9c?pvs=21)。

[[2]](https://www.notion.so/29cef8bff635804a8d79edc3f4b75f9c?pvs=21)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人民日报, 1957,6,19.）

## 6、百花齐放还是毒草丛生

1957 年 5 月，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党以实际行动消除了知识分子的顾虑。此次运动被定位为针对党内官僚主义者的一场严肃而温和的思想教育，主要由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实施。文件特别强调，在批评过程中，党员应鼓励党外人士提出意见而非拒绝批评。批评者的态度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被批评者的态度则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总体而言，这场运动旨在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落实两个月前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3]](https://www.notion.so/29cef8bff635804a8d79edc3f4b75f9c?pvs=21)。

[[3]](https://www.notion.so/29cef8bff635804a8d79edc3f4b75f9c?pvs=21)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人民日报, 1957,4,27.）

五一节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示发布，党政机关突然失去了压制知识分子批评的高调理由。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党员干部不得以行政命令压制批评声音。过去被压制的党外批评声浪在五六月间汇聚成针对官僚体制的风暴。官方对此类行为未作任何驳斥，更凸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承诺的严肃性。在这段短暂的言论自由与批评自由时期，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地对党和政府发表意见，指出其不足，甚至迂回地进行抨击。随着整风运动深入，批评日趋尖锐，意见愈发激烈，内容从日常问题讨论扩展到挑战重大政策。随着整风运动深入，批评日趋尖锐，意见愈发激烈，内容从日常问题讨论扩展到挑战重大政策。更值得注意的是，运动正变得更具自发性——除官方组织的批评会议外，一些非正式的批评集会开始出现。报纸上刊登了大量针对政府和党委工作的批评意见，与公共场所张贴的大字报一起，反映出群众日益躁动不安的情绪。

知识分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不平等与缺乏自由。就前者而言，知识分子对不平等的控诉与毛泽东的平等主义理念高度契合。他们批评党背离革命传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宗派主义），甚至整体上构成了一个新阶级。知识分子指出，随着配给制的取消和三十级工资制的推行，党员干部的生活方式正日益接近国民党官僚。这不仅是工资差异，更体现在住房、医疗、食品等特殊供给上，其子女教育也享有全方位特权。中共过去常用"鱼水之情"形容党群关系，而今知识分子则以"水里没有鱼了"的隐喻，巧妙点出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此外，知识分子们还批评政府过去的错误政策导致城乡差距迅速扩大，给农民施加了过重的负担和严苛管控，并谴责政府禁止独立工会成立、生产车间民主氛围消亡的现象。同时，他们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过度依赖苏联专家及其他针对苏联的批评意见，恰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形成呼应。

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的分歧源于后者——即知识分子渴望言论自由，并敦促党与他们分享政权。然而正是这一分歧，导致知识分子在随后的日子里因其言论而遭受苦果。毛泽东将这种诉求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称之为"毒草"，而持此观点者则会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 7、**官僚主义的反击——铲除毒草**

官方报纸未对那些尖锐的社会批评作出正式回应，并不意味着因恪守组织原则而无法发声的官僚们真心实意、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些批评。甚至可以认为，许多政府官员最初就反对双百方针，对人民日报不满，并对知识分子怀有敌意。在整风运动期间，地方官僚虽受到中央压制，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停止了行动。任何触犯官僚集团利益的言论都被记录在案，成为日后反击的弹药。这种行为作为官僚体系自保的本能反应，广泛而自发地存在着。待到六月运动转向时，这些材料将成为知识分子反党反革命罪行的铁证。那些在运动中挑战官僚权威的人，终将遭到严厉惩处。

对官僚们而言，一封寄给陆诒文的恐吓信为终止双百方针并发动反击提供了绝佳借口。作为民盟中亲共的代表人物，陆诒文在《人民日报》座谈会上发表与其他知识分子立场相左、支持共产党的言论后，便收到了匿名恐吓信。6 月 8 日《人民日报》针对此事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举也标志着党对知识分子批评态度的转变。过去两个月里知识分子和学生针对党和国家日益激进的批评言论，似乎印证了党内最初反对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的保守派观点。这也动摇了毛泽东依靠知识分子调整党纪的信心，此刻他不得不担忧波兰和匈牙利的骚乱会在中国重演[[4]](https://www.notion.so/29cef8bff635804a8d79edc3f4b75f9c?pvs=21)。

[[4]](https://www.notion.so/29cef8bff635804a8d79edc3f4b75f9c?pvs=21)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这是为什么?” 人民日报, 1957,6,8.）

不可否认的是，在没有一套科学评价标准的情况下，尽管毛泽东声称这显而易见，但很难区分爱国知识分子揭露当代社会矛盾的善意努力与反革命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攻击。至于 1957 年毛泽东的批评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后来反右运动给出了答案。唯一明确的是，毛泽东和党内的保守派都无法容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纪律模糊界限的批评[[5]](https://www.notion.so/29cef8bff635804a8d79edc3f4b75f9c?pvs=21)。

[[5]](https://www.notion.so/29cef8bff635804a8d79edc3f4b75f9c?pvs=21)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事情正在起变化.” 人民日报, 1957,5,15.）

6 月，随着运动进一步激进化，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显现，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终止了百花齐放运动和整风运动，站在党和政府一边发起了反右运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党内的保守官僚和基层官员发起反右运动的动机各不相同。对毛泽东及其支持者而言，他们希望打击的是攻击社会主义政权的反动知识分子；而对其他人，毛泽东仍希望他们继续协助党消除官僚主义。此基础上，保守官僚将反右运动的对象扩大到任何威胁现有官僚体制、与其意见相左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支持社会主义。

对于基层官员而言，由于官僚体系层层加码的特性以及为求升迁而希望超额完成任务的心理，他们倾向于在反右运动中进一步扩大知识分子打击范围。

因此，"百花齐放"运动的突然终止与"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镇压的再度兴起，共同粉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时期建立包含思想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希望。可以说，"反右"运动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方面的结果，与"百花齐放"运动的初衷背道而驰。它摧毁了民主党派在共和国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最后可能性，进一步强化了党对社会的控制，巩固了官僚体系的地位，并将权力彻底垄断在他们手中。此外，思想领域对知识分子的压制比以往更为严酷，其结果是任何知识分子，包括马列主义者在内，在对社会发表任何不符合党的路线的评论时都会选择保持沉默。有鉴于此，若相信党后来宣称"百花齐放"与"反右"是预先谋划的政治陷阱，实属不智之举——尽管对党而言，此类宣传或许有助于塑造其永远正确的形象。

## 8、结论

综上所述，结合 1956-1957 年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来看，不难发现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与其说是中共系统清除社会潜在异见者的策略，不如说是毛泽东首次尝试借助党外知识分子力量来清除和净化党内官僚体系的失败实践。更恰当的解释应是：由于毛泽东持续革命的反官僚理论尚未完善，对官僚阶层也缺乏深刻全面的认识，从双百方针转向反右运动实质是他在党内保守官僚压力下作出的最终妥协。

### 引用：

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六冊, 1934.1-1934.12. 第1版.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Print.

2. 毛泽东.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武汉: 新湖大革命反臨时委員会宣传部, 1967. Print.

3. 周恩来选集. 第一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4.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5. 莫里斯J·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版），纽约：自由出版社，1999年。

6. 陆定一.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怀仁堂的讲话）. 人民日报, 1956,6,13.

7. 毛澤東. 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8. 章乃器, “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 人民日报, 1957,5,14.

9.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人民日报, 1957,6,19.

1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人民日报, 1957,4,27.

11. 毛泽东. “这是为什么?” 人民日报, 1957,6,8.

12. 毛泽东. “事情正在起变化.” 人民日报, 1957,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