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劳心史 | 1922 年安源大罢工：领导的经验

原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的裴宜理，著有《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对中国近代工运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和认识。选文聚焦于1922年安源罢工的史料，详细分析了这场罢工何以在历史中留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不关切这样一场运动是如何萌芽发展，如何被组织起来，又如何发展演变的过程。选文中清晰展示了阶级斗争的两条战线：一是工人与资本(公司—官僚—商会)的直接对垒;二是对旧社会红帮、青帮等的渗透与改造，把“野猫式罢工”提升为有纲领、有纪律、能取胜的政治斗争。值得强调的是，本文特别指出，单靠所谓“结构性不满”不足以形成持久斗争，必须有组织把分散的愤怒转化为阶级行动力。而中共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先锋队作用。在这里，“先锋队”“领导者”不是抽象的功能，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实践者。安源的成功自有其创新之处，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对今天的实践者而言，最重要的正是实在地了解现实情况的运行并依此形成切实可行的策略方法。

总之，从今天回望，安源经验绝不应该只是某块属于历史的勋章，更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组织领导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的诠释。这也是本公众号一贯的价值追求，即实践者不可作壁上观地祈求群众斗争忽然就完成了自发到自为的转变，而是应该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让历史的必然一步步变成可能的现实，公众号也将尽力提供史料的支撑，以供读者参详。

1922年9月14日，由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CCP)的干部动员并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业罢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爆发。1以中国共产党资助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名义，一万三千多名矿工与铁路工人举行了为期五天的大罢工，成功赢得了重大让步：公司同意支付拖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改革用工制度，以及保证承认工人俱乐部并提供财政支持。2

1922 年的安源大罢工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具有标志性地位，是早期无产阶级力量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劳工组织者邓中夏，在他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强调了安源罢工的重要意义：“在罢工中表示群众高度的热忱与勇气……最主要的是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及增加工资，完全胜利。”3即使是对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友善的一位劳工历史学家也承认这次罢工具有的重要性，将安源大罢工描述为“在中国劳工运动史中最著名的罢工”。4

罢工的规模与取得之成功都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这场罢工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直接归功于党的组织工作，足以使其在史书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比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安源罢工为未来的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在群众动员方面的经验。这里的雏形是一种源于俄国经验、又有别于俄国经验的模式，它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为中共劳工运动提供指导。

版画：威震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秘密会社的角色

安源在中共成立前就存在劳工纷争。在 1922 年大罢工之前的数十年间，安源煤矿一直是抗议频发的场所。如果考虑到安源的工业环境，这并不令人惊讶：安源的矿业公司还拥有毗邻的铁路(株萍铁路)，将煤炭运输出省界，供整个长江三角洲的企业(如汉阳铁厂)使用。社会学家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与亚伯拉罕·西格尔(Abraham Siegel)在他们关于跨国劳资纷争的研究中指出，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且相互关联，煤矿和铁路是两个最容易发生罢工的产业部门。5而安源，正是这两者的结合。

然而，仅是结构性的条件并不足以引发反抗。要想超越野猫式罢工，需要预谋和组织。社会运动理论家指出，动员网络在引导民众抗议方面起着关键作用。6在安源的案例中，自 1892 年开矿以来，一个被称为“红帮”(即洪帮)的秘密会社长期充当中介角色。红帮的头目被称为“龙头”，不仅控制着当地的烟馆、赌馆、当铺和妓院，他的手下还充当着矿业和铁路公司的包工头，将乡亲介绍到这里工作，以换取高额的工资分成。类似宗教仪式的入会典礼、神奇的符咒与护身符、武术动作、效忠誓言、秘密守则等等，提高了成员对红帮大哥的敬畏之心，加强了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互助。这些黑帮大哥兼包工头，虽然与公司管理层关系密切，但也能从工人工资的增涨中获得经济利益。因此，他们有动力利用秘密会社对工人的象征性与强制性的权力，组织罢工以争取更高的工资。

当毛泽东与湖南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中共干部，将安源视作新生的共产主义劳工运动的希望之地时，他们意识到红帮对工人的控制将对他们的计划构成最大的障碍。按照列宁的革命教义，也就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标准操作规程，他们为工人开办夜校，希望灌输激进的意识形态，以取代秘密会社的“封建迷信”。尽管这种教育工作非常重要，但现实很快表明，中共在安源的行动并非照搬自苏联。相反，他们的行动展现出一种独特性和原创性，这两个特征将使得中国共产主义区别于俄国共产主义。

共产党的组织者：李三立与刘少奇

让中共要员取代红帮头目成为安源工人领袖的战术创新，首先要归功于李立三，他来自临近的湖南省醴陵(安源就在醴陵的右侧)，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湖南同乡毛泽东介绍，李立三来到安源，利用他对当地习俗的了解与他见识广博的品格，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形象，极大吸引了工人的注意。他活泼的教学风格，引人注目的服装，以及对工人民俗的了解——从灯笼节、舞狮到宗教游行——都有助于李立三在路矿工人中招募大量忠诚的追随者。李立三的个性和工作风格都不受约束，他的浮夸行为对于普通工人来说具有一种吸引力，而对党的上级领导而言则是一件麻烦事。李立三大摇大摆地走在尘土飞扬的煤矿小镇，或是身着长衫，或是西装革履，刻意以时髦的打扮引人注目。他把在法国得到的一枚闪亮的金属徽章佩戴在胸前，由此众人传言他“刀枪不入”，这种传闻久久不散，而他却并不辟谣。相反，由于红帮“龙头”的威信建立在拥有超自然神力的名声上，他从中受到启发，积极鼓励散播有关他在外游历时获得“五国洋人”保佑的传言。

李立三的个人魅力与创新的劳工组织方式，迅速使得运动从工人夜校到工会(委婉地称作“工人俱乐部”)再到全员罢工。在计划停工的前夕，毛泽东派遣另一位湖南的年轻劳工组织者刘少奇到安源，为即将到来的罢工提供总指导。刘少奇刚从苏联受训归国，以其沉稳的举止和秉持纪律严格的列宁主义工作方式而著称，是故毛泽东认为他可以牵制李立三的冲动性格。李立三加刘少奇形成了一个成功的公式，将热情和精力与从大局出发的克制相结合。其结果是，除了普通工人外，他们还能够获得秘密会社的知名人物和其他地方精英的支持，为罢工者的要求赢得广泛的公众同情。这种方法不仅在 1922 年的安源罢工中为党所用，而且在三年后上海的“五卅运动”中也成为党的法宝。

图片|安源路矿工会工人学校教职员合影

李立三提出了一段激动人心的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重要的是，这一口号并非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而是对“人的尊严”的呼唤。李立三在罢工宣言中阐述了这段心声，强调了罢工背后绝望与自卫的动机：

“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资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 “改良待遇” “增加工资” “组织团体——俱乐部”……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大家严守秩序!

坚持到底!7

正如宣言所提及的，也正如刘少奇所强调的，公众对罢工支持与否，取决于罢工工人能否维持良好的秩序。当时，大约有五千名无业人员在安源镇上游荡，特别使人担忧有可能会出现罢工工人与破坏罢工的捣乱者之间发生暴力对抗。刘少奇意识到，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和红帮建立合作，他指示李立三去拜访当地的龙头，指望他从中协助。李立三带着一瓶老酒和一只公鸡，这是三合会入会仪式的基本物件，和几个陪同者(工人俱乐部的成员，也是红帮成员)于某天晩上前去分堂所在地。李立三毫无畏惧地大踏步迈进大堂，重重地将他的礼品搁在祭坛上，然后用预先学的红帮行话道明他欲与之结交。看到龙头欢迎他加入红帮(哥老会)，李立三透露了即将发生的罢工，并提出三点请求：在罢工期间暂停赌博活动，关闭鸦片烟馆，以及不发生抢劫案件。洪帮老大连拍三下胸脯作保证，答应了这三项请求。罢工便只待开始。

图|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成员合影

罢工于凌晨二时正式启动，先从共产党最可靠的群众基础铁路工人群体开始。就在两个小时之内，按照事前的精心安排，罢工扩展到其余的工人部分。在四十余个厂房的每一处，飘扬着上有“罢工”两个字的黄色三角旗帜，并且有纠察队员驻守以确保无人能够进入。工人要么被劝回家，要么在宿舍里呆着，减少了引发混乱的可能。罢工期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秩序使得当地官员与商业精英感到放心，他们在谈判达成慷慨的协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罢工五日后，在没有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况下，罢工者争取到了诉求，工资得以大幅增长，同时公司保证承认中共扶持的工人俱乐部并给予财政支持。

从安源到上海

历史学家和活动家们将安源的胜利归功于工人群体在罢工中团结一致、富有战斗性的表现。但是领导者的作用也是关键。正如毛泽东的预计，李立三富有创造性的脾性和刘少奇从控制大局出发而施加约束的操作，是成功的组合。关于政治抗议的研究已有相当多的关注，但更多侧重于结构条件与网络动员在产生和维持民众抗议方面的重要性，很少谈论抗议领袖的催化作用。8然而，对于中国劳工运动史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娴熟的领导能力是区分中共参与的行动和野猫式罢工或秘密结社引发的罢工的关键因素。

自建党伊始，中共就注意到领导技巧的重要性。从 1923 年在广州成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到今天在中国各地开办的近 3000 所党校，系统指导领导技巧在干部培训中占据了重要地位。9最早的教学基于苏联的宣传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安源大罢工就是有关领导能力的典范之一。

中国共产党将 1922 年的安源大罢工视为领导劳工运动的典范，这一点在三年后已经十分明显，当时党命令李立三和刘少奇共同负责指导另一起关键的劳工抗议活动。101925 年春，上海的日资棉厂爆发了一场罢工潮。5 月 15 日，一名日本工头在一次工厂对峙中强杀了一名积极参与罢工的棉工(顾正红)。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主动宣传了这名工人的死亡，引起了人们对这场动员的广泛同情。5 月 30 日，以工人、大学生为首的大批支持者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街道上游行，表达对罢工者的声援。英国警察突然向示威者开枪，造成 10 人死亡，另有 50 人重伤，历史上的“五卅运动”就此诞生。11

五卅惨案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政治契机，他们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次日，由中共支持的上海总工会(GLU)，在李立三的主持与刘少奇的管理下正式成立。与安源的情况类似，秘密会社(上海的话是著名的青帮 12)控制着劳动力，对共产主义的发展构成阻碍。刘少奇在幕后默默地遏制暴力的发生，并在当地商界中培养支持，而李立三则表现得更加张扬。在一个青帮澡堂老板的邀请下，经党组织批准，他正式加入这个秘密结社。当时一份英国警务处的报告称：“红青帮与工运鼓动者联合起来……效忠于李立三。”13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有了与黑帮的关系，上海总工会才能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一场规模空前的罢工浪潮。仅在上海一地，就有 200 多家企业、20 多万名工人参加罢工。工厂工头(拿摩温)和包工头中的许多人都与帮派有联系，在维持罢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协助总工会从上海市商会捐赠的基金中向停工的工人发放罢工津贴。

然而，事实证明，在上海这个工业大都市中维持秩序，要比安源复杂得多。不同黑帮网络控制的对立工会，对上海总工会构成了持续的挑战。不守规矩的工人坚持多拿罢工津贴。由此产生的公共秩序的破坏引起商业精英的关注，在罢工的第三个月，他们对总工会不断要求提供罢工基金的要求越来越厌倦。8月下旬，总工会意识到不得不宣布结束停工。尽管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只为罢工者提供了有限的收益，但它仍达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即确立了上海总工会是上海有组织劳工公认的代表。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直到蒋介石在 1927 年 4 月 12 日的血腥屠杀中背叛共产党人(见本书中 S·A·史密斯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业资本中的劳工代言人，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官僚与自由派

1922 年的安源罢工和 1925 年的上海五卅运动，是中共早期劳工运动发展中的里程碑。这两起事件中，许多参加的工人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参与过劳工抗议活动的老手。但共产党干部的出现给这些正在进行的斗争带来了新的活力与纪律。尽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遵循苏联的章程，在罢工前创立夜校和工会，但他们适应当地情况，进行创新与调整。在民国时期，工人在黑帮包工头的指使下劳作，革命者要想接触工人阶级，首先需要渗透，然后抑制秘密会社的活动。若想成功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对当地风俗具有深入了解，还得有胆识、勇气与坚定的纪律。然而，每位干部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不尽相同，而领导技巧培训固然有用，却也不一定能改变天生的气质。中国共产党一个值得注意的行动特点——首先在安源运用，并在上海得到发展——便是，通过部署具有个性与倾向上相反却能互补的领袖，明智而自觉地平衡动员风格，以谨慎的态度控制事态的影响。

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指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二元对立，即坚持中央集权和正统思想的官僚与拥护削弱中央集权和摆脱正统思想的自由派。14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贯穿了儒教中国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有助于解释当一种类型的领导人被替换成另一种类型的领导人时，政策上发生的剧烈变化。但是，截然不同的领导风格既可能连续出现，也可能同时出现，这两种类型的领导可以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协同行动。中国劳工运动史表明，这种互补性在促进罢工方面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因此，它支持了社会运动研究提出的一个论点：“当风格相反的领导人能够制定一个有效的方式，让他们的互补性格得到适当的发挥时，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15

注

1: 尽管中共也支持同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但根据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说法，党对那次罢工的参与仅限于街头演讲与散发传单。Daniel Y.K. Kwan 1997.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a, 1894–1933.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86.

2: 关于1922年安源罢工的详细内容，见 Elizabeth J. Perry.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1948 年)，第 158—59 页。

4: T.Y. Chang. 1926. ‘Five Years of Significant Strike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21, no. 8:

5: Clark Kerr and Abraham Siegel. 1954. ‘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Labour and Manage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y, edited by Clark Ker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05–47.

6: Doug McAdam.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 197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年，41 页。

8: Ronald Aminzade是一个例外，见Jack A. Goldstone, and Elizabeth J. Perry. 2001. ‘Lead-ership Dynamics and Dynamics of Contention.’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ited by Ronald R. Aminzade, Jack A. Goldstone, Elizabeth J. Perry, William H. Sewell,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e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6–54.

9: Gerald W. Berkley. 1975. ‘The Canton Peasant Movement Training Institute.’ Modern China 1, no. 2: 161–79; and David Shambaugh. 2008.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827–44.

10: 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编：《上海工人运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51—258页。

11: 有关五卅运动的详细内容，见 Elizabeth J. Perry.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81–84; and Emily Honig. 1986.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3–9.

12: Brian G. Martin. 1996.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 193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1-1147, Police Daily Report, 3 August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