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国民党有个‘黄埔’，我们就办一个‘红埔’”

从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到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以此为基础组建红军大学，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创建一所“红埔”军校的想法，亦开创了我军办大学的先河。从我军的“红埔”军校走出大批优秀学员，在创建新中国的革命战争中，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

早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提高官兵的军事、 政治、文化素质，各军团就开办了培训红军官兵的随营学校，进行不定期、不定点的流动式办学。1931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国民党有个‘黄埔’，我们就办一个‘红埔’，把红军学校办成培养我党军事政治人才的基地！”

“红埔”军校的创办

1931年9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政治部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1年11月，由闽西红军学校（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和红三军团随营学校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初设在瑞金城东章屋坪，后搬到城南的天后宫。任命萧劲光为校长，其到任1个月就被调离，由何长工（代理1个月左右）、刘伯承、叶剑英等先后继任。周以粟、刘伯坚、刘畴西、欧阳钦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邓萍任教育长，杨至诚任校务部部长。学校于1931年11月开始招收第一期学员。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学校规模不断扩大。1932年6月，在办第三期时，中革军委将校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为“红军学校”或“红校”，校址迁至瑞金上阳杨氏宗祠群。“红校”总部设在杨氏宗祠的朝奉太祠，政治部设在时省太祠，校务部设在孟舟太祠，俱乐部设在中宪第祠，教导部设在时泰宗祠，时泰宗祠左侧屋为教职人员住处。毛泽东提出的“红埔”军校就此诞生。

位于瑞金象湖镇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旧址原杨家祠

学校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践并重，前方与后方结合。主要课程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步兵战斗条例、野战条例、军事基本知识、射击刺杀技术等。学校开设了高级研究班、政治班和特科（包括机枪、炮兵、工兵等特种连队）、上级干部班等训练班，学制一般为3至5个月。

刘伯承校长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课，他的授课风格通俗易懂，特别受学员欢迎。有一次，刘伯承到工兵连讲射击学，在讲弹道知识时，他问学员们：子弹出了枪口是直的还是弯的？有的说是直的，有的说是弯的。这个问题连里早就争论过，大部分同志脑子里一下子还是转不过弯来，仍相信弹道是直的。刘校长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没有讲什么道理，只是说：大家都看到过小孩子挺着肚子小便吧！弹道和小孩子小便相似。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说得大家哄堂大笑。经过他这一诱导启发，对于弹道是弧形的这一点，就再没有人怀疑了。

从建校到1933年10月，共招收6期学员，合计6000余人，培养了我军一大批中、高级军事和政治指挥人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王稼 祥、董必武、瞿秋白、陈云、邓小平等都曾到学校授课。

“红埔”军校的壮大

为适应战争需要，苏区进行了“扩红”运动，红军建设也进入鼎盛时期，各部队对军事干部的需求急剧加大。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现将红校组织重新变更，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以六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七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工兵营、炮兵连、重机关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训练班改为游击队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依令扩编为5所学校：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和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其中红军大学为高等军事学校，其余4所为专科学校。红军的院校就由一所综合学校发展为多所、多层次、专业和学科相对齐全的军事院校，也标志着红军院校教育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初、中、高级培训体系。

红军大学全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又叫红军郝西史大学（纪念参加广州起义被杀害的苏联红军将领、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郝西史），由原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为基础扩建成立。校址设在瑞金城外大树下（今沙洲坝镇大布村），校舍是何长工设计，由红军大学学员们自己动手建的。一边作学习准备，一边在木工的指导下修建校舍，将大树留作支柱，小树锯成横梁、板壁，漫山坡的茅草用作砖瓦，就地取材地盖了许多课堂和宿舍，用砖瓦砌了一座可以容纳五百人的大礼堂，又把林间小路扩展成一条宽敞的公路，一直通到瑞金城。校舍四周开辟了宽阔的操场、球场。三个月工夫，这座森林中的大学校就建成了。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旧址（瑞金沙洲坝大布村）未修复

何长工、周昆（代）、张宗逊先后任“红大”校长，何长工（兼）、徐梦秋（代）、张宗逊（兼）、彭雪枫先后任政治委员。校政治部主任徐梦秋，教育长钟伟剑，中共校总支部书记危拱之（女），校务部长杨至诚。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红军高中级军政干部人才，学员大部分是师、团级干部。内设高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指挥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专职教员有萧劲光、周士第等16人，还招收了被俘国民党高级将领，如原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和郭化中、何迪宙等来“红大”担任专职教员，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兼职教员有瞿秋白、李弼廷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王稼祥、董必武、 刘伯承、贺昌、邓小平等都曾到“红大”作报告或讲课。

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主要负责培训中、初级红军指挥员（主要为连排干部），由原红军学校步兵团一部组成，校址设在瑞金九堡坝溪村花门兜，校长陈赓。为纪念彭湃和杨殷烈士，该校又称“彭杨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主要负责培训中、初级红军指挥员（主要培训连排干部），校址设在于都县，校长林野。为纪念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黄公略烈士，将该又称作“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主要负责培训红军特种部队，如炮兵、工兵部队的指挥员和专门人才。胡国杰、武亭、孙发力先后任校长，校址设在瑞金武阳镇武阳围。游击队干部学校，是专门训练区、县以上地方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干部的学校，滕代远、刘云海先后任校长，政治委员张灵，校址也在瑞金。与此同时，还成立了4个教导团，负责短期培训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长征后的“红埔”军校

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韩振纪奉命率公略步兵学校从雩都（于都）转驻九堡圩，与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编成军委干部团，番号为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由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直接指挥。干部团下辖4个营1个队，其中彭杨和公略步兵学校编成3个步兵营，特科学校编为特科营，红军大学编为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合计1000余人，由叶剑英直接指挥。陈赓任军委干部团（梯队）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方强后调任干部团总支部书记，钟伟剑、毕士悌、韩振纪先后任参谋长。莫文骅后调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干部团随中革军委机关行动，从九堡出发开始长征，其主要任务是：护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为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必要时参加战斗。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决议，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成立新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何畏任政治委员，李特任教育长，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莫文骅任党总支部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编有上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步兵团和特科团。其中，特科团以原干部团为主改编而成，韦国清代理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毕士悌任参谋长。

1935年9月上旬，由于张国焘不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顽固坚持南下，导致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人员离校南下，10月在松岗改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原干部团人员则跟随党中央继续北上，与红一军教导营合并，在甘肃哈达铺组成陕甘支队随营学校。原红一军教导营营长陈奇涵任校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

1935年11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随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后，在永平镇与陕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会合，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郭化若任训练处处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后第二年，即1936年2月，改称西北红军大学，6月1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19日，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也就是著名的“抗大”，并随中央机关迁至延安。

原题：《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红埔”军校》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