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解放：中国革命中的女性命运 (1949-1974)丨二、早期女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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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境网
2025-07-28
所有对女性解放和赛里斯革命（涉及4亿女性）感兴趣的人，都将在柯蒂的综述研究中找到许多发人深省和令人振奋的内容，以及思考和讨论的素材。
第二章 早期女性运动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带来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这种思想开始削弱对女性的前资本主义压迫的粗暴形式。19世纪末，梁启超和康有为等著名的自由主义男性改革家倡导女性平等的理念。这两位改革家在1898年劝说皇帝进行的“百日维新”中提出了关于女性平等的重要改革。但这些改革被慈禧太后废止，她攫取了皇权，以维护旧制度。
此后不久，出现了首批独立的女性领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秋瑾。这位睿智且坚强的女性于1875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受过经典、历史和诗词的教育。她深受1898年维新变法的影响，并成为了一名女性权利的倡导者。
在包办婚姻中感到不满的秋瑾离开了家庭，前往日本继续学业。她在那里就读于一所师范学校，活跃于革命团体，还加入了由女性进步人士组成的“共爱会”。闲暇时，她学习射击和炸弹制造。
1906年，秋瑾回到上海，加入了“光复会”——苏州、浙江两省的主要革命团体。她曾担任一所女子现代中学的校长，还在一所男子学校任教。她给学生教授的课程还包括军事战术。
1907年，秋瑾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女性主义报纸。然而，同年晚些时候，她在暗杀一位省巡抚与在学校组织武装起义的尝试都失败后被当局处决。[i]在1911年的革命中，她的学生们组建了一支准军事部队。
年轻女性是反帝制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州，数千名女学生参加了1908年的爱国示威游行。1911年反帝制革命爆发后，女学生们为争取战斗的权利而斗争。许多女学生加入了分散的女性部队中的女子军。在一些地区，女性赢得了在新成立的省政府中从政的权利。然而，1912年民国成立后，女子军被解散，因为新政府认为女性权利运动中的军事力量有很大的威胁。[ii]
女子军中一位杰出的女性是同盟会领导人莎非亚·张（Sophia Chang，张默君）。她取名为Sophia，以纪念参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女性之一索菲娅·皮罗夫斯卡娅（Sophia Pirovskaya）。张默君是一位上海教师，她组织当地女性支持革命，通过表演与美国、法国和中国革命相关的戏剧来筹集资金。
1912年民国成立时，一系列女性组织向临时议会请愿，要求新宪法赋予女性平等权利。她们的请愿被无视，于是一些青年女性通过物理手段强行闯入议会，砸碎了窗户并打伤了警卫。
1912年革命后，中国分裂为多个军阀政权。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运动遭到镇压。接下来的7年几乎没有女性运动。[iii]
尽管活动范围大大缩小，但女性运动并没有完全停止。1916年，新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译注：英文称为“Chinese Renaissance movement”），对家庭结构发起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攻击。其领导者倡导一种新的家庭制度，在之中女性可以自由选择伴侣，如果愿意就可以再婚，并在经济上独立。Ta们的批判范围可以从该运动的机关报《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看出，该文章要求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并提议将照顾孩子、准备食物、洗衣和打扫房间等工作在集体的基础上完成。[iv]
1919年，一场深刻的政治运动震撼了中国。这场运动始于北京的学生示威游行，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根据《凡尔赛条约》向日本做出的主权让步。这场运动被称为五四运动，并很快蔓延至中国其他阶层，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革新和政治激进主义。五四运动之后，女性运动再次蓬勃发展。
传统家庭制度受到广泛的质疑。易卜生的戏剧尤其受欢迎。压抑的性道德观念受到胡适、鲁迅等作家的批判，他们反对只针对女性的贞洁以及“贞洁即道德”的观念。
1919年，两本女性主义期刊《新女性》和《女声》问世。前者旨在“将唤醒女性作为改革社会的手段”，而后者则致力于“教育女性，使她们能够参与社会进步”。[v]
在普遍的动荡氛围中，女性争得了许多权益。例如，男女同校开始普及。到1922年，已有28所大学和学院招收女生。为受教育女性提供的职业机会增多了。
新的团体也纷纷成立。1920年，长沙女性参加了争取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的示威游行。1921年，湖南的“女界联合会”成立。该协会呼吁女性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权和婚姻自主权（“五权宣言”），这很快被称为“五权运动”。到1921年12月，“女界联合会”成功地将女性选举权和人身自由的条款写入湖南省宪法，并选举女性进入省立法机构。
在广东和浙江也组织起了类似的运动。1922年7月，北京的女学生组织了“女子参政协进会”。同年8月，一个更具斗争性的团体——“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除了争取女性权利外，该同盟还呼吁女性投身革命，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民主。
1922年4月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来华后，北京和上海也成立了几个促进节育和避孕的组织。
到1920年代初，争取女性权利的运动的复苏已经发展到几乎每个大城市，甚至许多农民社区都存在女性组织的程度。
1920年代初，女性在工会运动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例如，1923年，上海两万名缫丝厂女工举行罢工，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并要求每天增加五分钱的工资。两年后，上海纺织业再次发生了1.4万名女工参与的罢工。[vi]到了1924年，中国开始每年庆祝国际妇女节。1926年上海的罢工浪潮在女工中掀起了一股洪流。除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外，女工们还要求医疗服务、工伤赔偿以及在生育期间为期一个月的带薪产假。[vii]
刘群先，后来成为共产党主要工会活动者，她描述了自己曾工作的江苏棉纺厂的状况，这种状况在纺织行业并不罕见。
她的工作日从早上4:30开始，工人们迟到哪怕只有10分钟，工头就会咒骂、威胁她们。厂里有很多童工，在这种时候，ta们又累又困，刘群先说，ta们总是在哭。
她说，“我常常想：为什么全城的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开始工作呢？还不就是为了糊口吗！天不亮我们就得开始干活，直到晚上八点以后才能下班。我们几个月都见不到天日，有的好几年都看不到阳光。我每天都自己问自己：‘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呢？’并且，还祈求下班的时间能早一点到来。”
女工们是按计件工资来支付薪水，并且生活在担心机器会发生故障的恐惧中，因为这会停止生产并导致她们的工资受到影响。如果机器真的坏了，监工就会克扣工人的工资以示惩罚，实际上是强迫工人支付工厂机器的维护费用。
监工在女工中也会偏心。“要是一个年轻姑娘长得漂亮，那她也会得到优待，而那些老的和年龄很小的女工可就惨了，小女孩常常挨打，年长的可幸免此难。”然而，那些拒绝接受主管挑逗的漂亮女性遭受了最恶劣的待遇。刘群先和另外九位女性住在一个房间，她回想道，“其中，有两人年龄较大——至少有三十六岁——并且都已结婚，她们非常注意洁身自好，因此，工头对她们也最为苛刻。”
她最早参加的政治活动发生在1924年的工厂。一个女孩从高处摔下来掉到了机器上，送命身亡。“因为这件事，一大群工人开始了三个小时的罢工，迫使厂方发给那个女工的家人三十元的抚恤金。我们当时还认识不到罢工的政治意义，那次只不过是一时的激愤而已。但后来，一切活动就都处在上海来的受过政治训练的工人领导之下了。”[viii]
1970年，陈碧兰，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主要成员之一、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始人，她回忆起早期在上海女工中开展的一些组织工作。陈碧兰当时是“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领导人，该组织的成员包括学生、工人、教师和知识分子，并出版了一份名为《中国妇女》的月刊。
陈碧兰解释说：“我们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和教育上海的女工”，她们在纺织厂和卷烟厂工作，人数多达数千人，“我们设立了夜校，供女工们讨论、学习。有时我们会和她们开会，讨论女工面临的具体问题。比如，有个女工生孩子只能请一周左右的假，而且没有工资。有时，女工们工作太辛苦，甚至在工厂里就生了孩子。”
除了讨论女工的具体问题外，“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还就涉及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进行解释。“通过这种方式，”她解释说，“我们帮助女工组织工会，尤其是在所有工人都是女性的工厂，例如棉纺厂、丝绸厂和卷烟厂。”
女工们也被组织起来，在“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下参加街头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有时涉及数十万的工人，并与警察和军队展开激烈战斗。在这些场合，“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成员会冲到第一线，高举旗帜，往往比男人更勇敢”。[ix]
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也组织了农民女性。陈碧兰指出，“中共成立农民协会后，女性问题随即出现。一些女性到农民协会去，控告她们的丈夫压迫她们。另一些人则以同样的理由控告她们的婆婆。在一些农村地区，妇女协会的成立旨在调整家庭关系。农村首次出现了由女性主动提出的离婚。”[x]
早期主要的农民组织之一，是1925年成立的海陆丰农民协会。该组织与大多数其他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由男性协会和女性协会共同组成。该协会的七千名会员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女性。海陆丰还有一个由农民、学生、教师和产业工人组成的妇女联合总会，成员超过一千人。海陆丰女性领袖蔡婷丽如此描述妇女联合总会的影响：
“她们都是青年人，并且由于刚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而满怀热情。有些男子恨这个女性组织，因为它保护女性权益，并关注离婚问题。女性可以到总会投诉丈夫或家人虐待，而总会则要进行调查，并负责使这些女性得到较好的待遇或是获准离婚。该会被戏称为‘离婚和再婚局’。”
侍妾在领导机构里表现突出——在中国，这些女性通常是真正的妻子，然而，她们没有法定权利，也不受任何保护。该会的会员都很年轻，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岁，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
蔡婷丽想起，“在开始的一段时期，女性们没有参与任何作战行动，但在打海盗和土匪时，她们就在后方从事运输工作。有很多次当土匪被击溃而逃散时，女性和儿童就充当侦察员去抓住他们。”
海陆丰女性工作的主导力量是女产业工人，并且在工会里女性通常担当领导职务，不过实际决定则出自共产党。[xi]
女性角色的变化也反映在法律中。到1915年，法院开始承认婚姻自由，以及家庭成员可以分别拥有财产。
1915年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这并非是对前资本主义王朝政府崩溃的简单重复。新的军阀首领寻求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保护，在将本国经济出卖给出价最高者的同时，他们还试图模仿其帝国主义庇护者的法律和文化形式。1925-27年工人革命在蒋介石领导的新兴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手中失败后，国家（country）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国民党在口头上支持西式改革。研究表明，到1930年代，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知识青年开始相信基于自由选择的婚姻。[xii]
1931年国民党的民法典采纳了婚姻自由和女性平等的原则。离婚现在合法了，尽管理由有限，不包括反对丈夫纳妾。许多此类法律变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一般来说，只有在城市地区，女性的地位才发生了变化，即使在那里，对新标准的遵守情况也极不均衡。
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土地改革既是将中国带入工业时代，也是打破囚禁农民女性的父权制村落宗族制度的必要条件。在西欧，新兴的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将资产阶级所有制扩展到土地，以便将土地置于工业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然而，在欠发达国家，帝国主义通常沿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加改革地将其转化为面向世界市场的生产方式。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受制于地主制度，不仅仅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帝制时代，科举文官统治者（mandarin ruling bureaucracy）与欧洲的乡村封建领主不同，他们居住在城市。因此，资产阶级在旧统治阶级的控制下成长起来，甚至从经商的官员中吸收成员。因此，资产阶级、帝国官僚机构和地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家族关系。正如伊罗生（Harold Isaacs）所说，中国资产阶级“与前资本主义或半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xiii]因此，即使是女性在欧洲反封建资产阶级革命中赢得的有限权利，在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下也无法完全实现，而必须通过一场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前资本主义土地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引领。
注释：
[i] Mary B.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40-44.
[ii]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3-34.
[iii] Janet Weitzner Salaff and Judith Merkle, “Women and Revolution: The Less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Socialist Revolution, July-August 1970, p. 58.
[iv] Lang, pp. 109-110.
[v]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58.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有多个中译本。）
[vi] Helen Snow,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John Day, 1964), p. 154.
[vii] Landy, p. 14.
[viii] Helen Snow,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235-6.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张士义、张香存译；《红都延安采访实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1，译文根据“刘群先”章。）
[ix] Quoted by Caroline Lund, “Wome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June 1970, p. 13.
[x] Ibid.
[xi] Snow,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 202. （《红都延安采访实录》，译文根据“蔡婷丽”章。）
[xii] Goode, pp. 275-276.
[xiii] Harold 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1. （伊罗生著，刘海生译，《中国革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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