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系列3——为什么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无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革命，就要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各阶级力量进行分析，确定要团结和打击的对象。

正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乡村地主土地所有制剥削雇农的农耕经济生产关系、农民小资产阶级个体所有制农耕经济生产关系，这两大生产关系展现的落后的农业生产力。

阶级：

地主阶级、贫雇农阶级、富农阶级、中农阶级。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城市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殖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扶植的买办资产阶级半殖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展现先进但是非独立的帝国主义生产力。

乡村地主和富农为前身，间接勾结或直接创业形成的城市民族资产阶级雇佣工人阶级和个体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轻工业经济——展现的数量小、力量薄弱的轻工业生产力。

阶级：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勾结联系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直接、间接联系中小地主阶级或富农阶级）、小资产阶级（直接间接联系小地主或富农）

具体的阶级分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为了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总体的本质状况，就要具体分析中外民族矛盾、中国内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所有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农民阶级内部等等矛盾的特殊性。

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所说：“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

​认清当时中国社会全局状况，就要对这些不同的矛盾的各自特殊的状况进行分析，并具体的分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等各阶，也就是这些构成各个矛盾的各个特殊方面在各个矛盾中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根据不同阶级（矛盾方面）和不同的矛盾的特殊情况以及在不同时期这些矛盾和构成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时期地位的变化，综合判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判断“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

正如艾思奇同志所说：“以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例:这篇文章首先分析了当时在中国社会中起着不同作用的各个阶级……本身的特点，又从各个阶级的相互联系中分析了各个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然后综合起来，对各阶级之间的总的关系，即矛盾的总体的特点作出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又注意了这些阶级矛盾变化和发展的情况，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对这些矛盾和它们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从而为党制定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的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保证了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根据各个阶级的经济利害关系，精准定义了各个矛盾参与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从而深刻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不同时期，根据对各个矛盾方面的具体分析、对各个矛盾关系的具体分析，确定团结什么力量、打击什么力量、如何联合、如何打击，以及什么是主要矛盾。

​第一，地主阶级，主要剥削中国的广大劳动人口——雇农阶级，欺压广大贫农阶级、下中农阶级，并勾结国外的资产阶级形成买办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是反动的敌人。

第二，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扶植产生，压榨中国无产阶级，联合地主阶级压迫最广大农民阶级，是阶级敌人。

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说：“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第三，广大雇农阶级，受地主阶级严酷剥削压榨，劳动价值用于服务地主阶级享乐、农业再生产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工业再生产，是被残酷压榨的革命团结依靠的力量。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说：“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勉强维持生活……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第四、贫下中农小资产阶级，受地主阶级土地兼并压迫严重，分散经营个体经济，生活相对困难，是革命过程中可以团结的对象。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说：“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

第五、上中农、富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可以具体分为左、中右三派，生活相对强于雇农和贫下中农，革命性较弱，需要联合、团结，但是要再实践中不能过度依靠。

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第六、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富农阶级有千丝万缕联系，革命性比较弱，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排挤，也有革命性，需要对这些力量联合又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毛主席评价：“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中国社会是一个大事物，社会各阶级是矛盾参与的各方面，各阶级关系构成各种矛盾。《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是毛主席对矛盾各参与方面和各个矛盾具体分析并进行综合判断后进行精准定位，从而根据各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确定必须打击的敌人和可以争取的朋友，从而制定“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团结多数，孤立少数；集中优势，各个击破”策略的经典基础性著作。

毛主席总结：“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革命斗争方式：

第一，由于当时中国是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利益不同、矛盾重重，于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各个军阀代理人也因为利益冲突产生了军阀混战。

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说：“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在军阀之间内斗不止、相互混战的过程中，中国红色政权就有了趁军阀之间相互争斗、无暇顾及红色力量的时候，在距离城市敌人比较远、敌人力量相对弱小的农村生存、发展、壮大的可能。

正如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说：“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性质革命政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就自然要团结当时中国最主要人口——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大多数在中国的乡村。贫雇农在乡村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贫下中农则遭受着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残酷压迫，这些乡村广大人口，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依靠对象。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

为了集中的孤立乡村最主要敌人——地主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要团结中农、也争取团结或中立富农。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消灭农村最主要反动阶级——地主阶级。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性质革命政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在当时大城市使不可能的。由于城市以帝国主义殖民资本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半殖民资本主义经济为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扶植的傀儡——买办资产阶级直接控制城市，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军阀拥有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支持，中国城市无产阶级力量远远不如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军队，在大城市暴动率先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是不现实的。

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

第四，乡村以地主阶级压榨贫雇农的经济生产关系和分散的贫下中农以及上中农、富农的家庭小农经济生产关系为主，而控制乡村的地主阶级远离城市，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援助比较少，武器装备相对落后，被地主阶级压迫的广大农民阶级在数量上比地主阶级的民团组织占绝对优势。而民团的战斗力也是相对低下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主要占据的城市相对强大、地主阶级统治的广大乡村地区处于薄弱环节。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

​于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如果率先进入中国乡村，集中优势力量打败战斗力相对弱小的地主及其民团组织，对中国大多数人口——农民阶级进行有效的团结、帮助、依靠，在农村开展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使当时最主要人口——贫雇农和贫下中农得到实际解放，并团结其他中农和富农，就可以因为使农民得到了实际的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物质利益得到当时中国最主要人口——农民阶级的强烈支持，从而在农村站稳，并逐渐建立党组织、政权组织、军队组织，成功的生存、发展、壮大。

正如毛主席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所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第五，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解放中国最主要人口——农民阶级之后，就要发展更先进的生产力，为中国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一方面是地主阶级集中剥削贫雇农的生产模式，另一方面是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小生产者分散无组织的小农经济。中国乡村多数劳动力的松散、无组织，生产的劳动成果无法集中，难以有足够的资金扩大再生产，严重的不利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方面，为了解放中国生产力，就要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说：“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

另一方面，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之后，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把分散的中国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组织了起来，组织中国广大农民阶级建立广泛的互助组、合作社，从而通过集中把中国最主要劳动人口通过合作互助的方式组织起来，统一有组织有规划的进行乡村的水利工程开发、基础交通设施建设，集中组织中国农民合作开展工商业的生产，从而使中国乡村真的有了属于最广大农民群众集体的、而且可以集中做大的、产品丰富多样的工业产业体系。

毛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讲：“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

毛主席领导下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各种产业的合作互助组织，把数千年封建社会分散的农民小生产者组织了起来，有利于农民集中劳动成果，获得更多资金，扩大再生产——这就极大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成功的为中国革命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毛主席成功开辟了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团结中国反帝反封各革命阶级、扎根敌人最薄弱环节、率先变革最主要人口所在地区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从而率先建立乡村的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并在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紧密依靠农民群众，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党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以武装斗争为中心逐渐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逐渐形成革命力量对反革命力量的优势，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孤立、包围各个城市，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

正如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