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蒋介石的“自信”
偷来的锣,敲不得
有网友“鬼谷子”写文章,提出蒋介石的“自信”根据有两个,一个是自己的认知高度,另一个是报喜不报忧的团队。我觉得值得商榷,似乎文章在分析方法上,没有阶级分析法,在方法论上,没有抓住重点。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似乎也不太深刻 。
蒋介石这个人,其实没有任何自信。按照阶级分析法,蒋介石属于典型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集中了买办资本势力所有特点:对内残忍,对外懦弱,投机取巧,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毫无民族大义,个人品德上,也毫无信义廉耻之心。
这些我们不提,我们只讲蒋的所谓“自信”。作为买办势力的典型代表,蒋这个人没有丝毫的“自信”。他的一切成功,均建立在投机取巧的基础上,建立在夺取别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在对更加强大的势力的依赖的基础上。
我们从黄埔军校说起。蒋系校长,黄埔军校是蒋发家之始。按说,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蒋只是替中山先生工作。黄埔军校的学生军,自然应该视中山先生为精神领袖,不应该把蒋视为精神领袖。不过,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蒋以“校长”自居,黄埔军校的学生,也成了蒋的私人奴才,均称蒋为“校长”,公然抛弃了中山先生。而且,蒋本人及其那帮学生,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蒋第一次“因人成事”,夺取别人的努力成果。
北伐战争,立功最大的是湖南战场,其次是江西战场,是李宗仁的第七军、粤军第四军,这两支军队出发最早,战斗在最激烈的湖南战场,取得的战果最大。其实,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又极佳。等湖南战场一路顺利了,蒋介石作为北伐军的所谓总司令,才令其任军长的“嫡系”第一军,从广东出发,往福建方向打。按说作为主力,自然应该去最激烈的湖南湖北战场,福建方向并不是北洋军阀的主力方向,蒋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派到福建方向,自然是拈轻怕重。
北伐战争胜利了,蒋的第一军,还在偏远的地方,在整个战争中立功不大。上海,是共产党领导工人起义解放的。驻扎在上海附近的,也是桂系军队第七军。既然在北伐战争中立功不大,所以,自然,桂系李宗仁、粤系李济深、西北军冯玉祥、晋军阎锡山,甚至是唐生智、张发奎、四川刘湘等实力派,当然不服他,有些看不上他。尽管他是北伐军总司令,但是,北伐胜利后,他的威望不升反降。他要夺取北伐的胜利成果,他自己没有实力,甚至第一军里也有很多共产党员,也并不听他的指挥。
怎么办?蒋先生的买办本质和投机取巧再次起了作用。他立即勾结上海滩的流氓和财阀,并进一步勾结英美资本势力,借用桂系的支持,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蒋第二次依赖别人的努力取得成功,然后再夺取别人的胜利成果。这是蒋第二次“因人成事”,然后再夺取别人的革命成果。
这次政变,蒋的投机,取得了成功。果真夺取了北伐革命胜利的成果。但是,其在全国人民、革命力量和国民党内部的威望,又下降了一个等级。而威望下降,又必然强化了其买办资产阶级的投降本性和投机取巧的思维。
抗日战争,蒋再次把买办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投降性和投机取巧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时,蒋一让再让,丢了东北丢华北,丢了华北丢上海,反复央求国联、英国、德国出面调停,对日连续签订四个妥协卖国的条约。等到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特别是发生了西安事变,蒋无法压制全国人民的抗日执法了,而且日本人也不给其妥协的机会了,甚至蒋系内部也无法维护统一了,蒋才不得不抗日。即使抗日,也不敢宣战,还一直暗地里和日本媾和,甚至为了媾和而答应放弃东北主权。要不是汪派汉奸势力比蒋投降更早,已经争得了日本的崇幸,无法再满足蒋,那么,蒋也就投降了。
是共产党、毛主席倡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民族大义,给予蒋巨大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是共产党毛主席克服蒋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路线,发动群众,发展壮大抗日革命力量,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领导了这次民族解放战争,并取得了胜利。
1941年12月8日,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蒋先生一扫往日的沮丧,欣喜若狂,自己的“抗日行动”,终于等到了美国的参战,自己终于找到了大靠山。于是,蒋对日“宣战”。很奇怪吧,都“领导”抗日战争四年了,这时才想起宣战。以前忙什么呢?以前是认为仅靠他蒋自己的力量,抗战是绝对不会胜利的。所以, 不“宣战”,而是反复和日本侵略者媾和。现在,既然美国参战了,那么日本鬼子必败!
不过,当美军参战、蒋有了靠山之后,其投机取巧的本性再次发作:既然美军参战、日本鬼子必败,那我那么努力地抗战干什么呢?我等待着胜利成果就行了。蒋做了两件事,最能体现其投机取巧的特征:其一,有了美国这样“强大”的靠山,在蒋眼里,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各游击队当然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于是,再一次发动了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其二,一方面向美国索取援助,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军队躲到大后方,在抗战上更加消极。蒋的消极直接又加重了其军队的消极,于是,“前面吃紧,后面紧吃”,美援物资,很快被国军党政高层倒卖到黑市,蒋记政府的军政腐败再一次达到极点。这种消极战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在日本已经处于强弩之末时,蒋仍然遭受到如此重大失败,这让美国人不得不重新估量蒋的力量,再次压低了对蒋的评价。蒋在抗日战场上的无能表现,怂恿了美国和苏联联合瓜分中国领土主权,直接导致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主权。
上一次,北伐战争胜利,蒋的威望却下降,这一次,抗日战争胜利,蒋的国际威望,却再一次下降。
也正是看到了蒋的无能,尤其是在维护主权利益上的动摇、无能,让美国苏联起了支持蒋为中国抗日战争领袖的心意:支持蒋成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领袖,则胜利之后,这个软弱的势力在主权利益上,会对美苏让步。如果支持毛主席为抗日革命的领袖,那么,共产党在主权利益上,是不可能对外让步的。蒋,再次因人成事,被“国际社会”吹为中国的“抗战领袖”。凭着“国际社会”的支持,蒋再次夺取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抗日战争的伟大成就。
蒋也再次偿到了背靠大树的甜头,不过,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却是领土主权的再次重大损失。这些损失,在蒋看来,是值得的,因为换来了中国抗战领袖的政治地位,有了控制战后中国政治的资本。
偷来的锣,敲不得。蒋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不过,有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似乎从共产党毛主席那里、从全国人民那里偷来的锣,也是可以敲的,似乎,要狠劲敲,才能以假乱真,真的就成了自己的“锣”了。
今天,还有人替蒋猛敲这个偷来的“锣”。
仅仅出卖一些主权利益,就可以换取如此重大的政治成果,蒋先生如何不满足?这是蒋第三次因人成事,窃取别人的革命成果。
有了美国人的大力支持,有“原子弹”为后盾,蒋先生“自信心”突然膨胀,觉得“三个月”内完全可以打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可以“统一”中国。于是,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
这一次,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三年后,他败逃台湾。
临走前,他准备把大陆上的各种工业、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全炸毁,不能留给共产党、中国人民。
逃到台湾后,蒋更加不可能有自信,他只能指望美国、日本右翼的支持,维持一个残局。这是蒋第四次因人成事,也是其最后一次。不过,这次倒不能算直接窃取别人的成果。不过,考虑到台湾的回归祖国全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功劳,蒋偏居之,也不能算是名正言顺。
总结一下,这位网友讲到蒋的“自信”,其实,蒋这个人,没有丝毫“自信”,他的所有大事,都因人成事,依靠他眼里更加强大的军阀、帝国主义,他的步步政治得逞,都是窃取别人的革命成果。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窃取了中山先生的成果;北伐胜利后,又窃取了共产党、其他实力派的革命力量成果;抗日战争胜利,他依靠“国际势力”的支持,窃取共产党和抗日革命群众的抗日战争成果。但在解放战争中,这些窃取来的成果,又完全丧失了。蒋以投靠所谓强大势力、投机取巧、窃取革命成果起家,也因为这个而失败,真可谓“成败一萧何”。
文中又讲到其有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团队,这是蒋“自信”的原因之一。似乎是下面的团队欺骗了蒋。不能这么说。归根结底,还是蒋本人作风浮飘,脱离实际,不愿意调查,他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其他势力身上,对其军队建设,其实并不充分重视,也不可能有什么建军思想,有的就是一些小伎俩,被称为“谋略”之类。他是个反动军阀,自然不可能和士兵打成一片,也自然不可能和士兵同甘共苦,自然也不会得到广大士兵的真心支持。
文中又提到范仲淹,提到“范仲淹说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这个人,我认为中国史书对他过誉了。他讲过很多好话,但是其行为,我认为有些“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第一件事,让他守边,防范西夏。结果你看他的词《渔家傲》是怎么写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祖国的大好河山,居然在他眼是很萧条,并不美好。作为一个守边大帅,居然想家!而且还流了泪,一股厌战情绪。这严重点讲,叫“渎职”。这严重影响军心士气。范仲淹守边关时,军中有一句话,我认为很能反映其政治水准:“军中有一范,我们好吃饭。”戍边军人当然也要吃饭,但是,其最主要的使命是守好边关,维护人民安宁,最好能消灭敌寇。从其词、其军中的舆论来看,范仲淹这个人,不怎么样,严重对不起朝庭的重托,也配不上时人和后世的美誉。
范还有一篇美文《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是个拍马屁的文章,滕子京是受到责贬去的岳阳,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岳阳也并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范写这样的吹捧文章,过度美化了滕子京,对不起百姓,也有给朝庭上眼药的味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话说得很好听,可惜言行不一。当初让他守西北,他做得怎么样?他天天“浊酒一杯家万里”,他居然借酒浇愁,他的“愁”并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愁”,而是“想家”,是最没有出息的一种“愁”。他的这种情绪必然严重影响士气,他在防守上极其被动,他没有主动出击的精神,他不但没有打胜仗,甚至在好水川打了大败仗,他是怎样为天下“解忧”的?他有些欺世盗名、沽名钓誉。
范仲淹,有点像今天的公知型官僚。
为一说,与作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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