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下秋来风景异，当范仲淹面对朋友的背刺时

交友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要想掌握它，却很难很难。

然而人这一辈子，所交的朋友中，即便你卯足力气，用足心劲儿，又能有几人称得上“知己”？

朋友之间，不牵扯利益时，还能推杯换盏，一旦牵扯到利益，背后捅刀子的绝不鲜见。尤其官场、职场，你死我活，无毒不丈夫，稍有不慎，朋友就可能变成背刺你最锋利的那支毒箭，要你性命就在刹那。

怎么办呢？

有人彻底黑化，有人缩成刺猬，然而当范仲淹，面对这种情况时，却是这么做的——

做朋友的底线是别撕破脸

范仲淹的性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点执拗得不近人情。

哪怕你跟我关系再好，大是大非上，你做得不合适，说的不对，我就得表态，因为这不是私人的事儿，容不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就过去了。

范仲淹画像，故宫清藏《南薰殿历代圣贤名人像》之一

可是咱们换位思考下，没有韩琦的举荐，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范仲淹，很可能就此沉沦被彻底打入另册，但到了西北边防，后者却决不顾忌荐主和朋友的观点，屡屡撕破脸，反而是三十出头的韩琦，要动辄赔小心。某次吵急了眼，范仲淹拂衣而去，韩琦赶忙追上去拉手卖萌，装逗比，这才打圆场，囫囵过去。以至连他们共同的朋友尹洙都看不下去，认为范仲淹不够积极主动，甚至有些怯懦，不如韩琦。

最终矛盾闹到了开封，韩琦的速决战攻策正合最高决策层的胃口，匆匆定下了基调之后，却又许可范仲淹应机乘变。本来范仲淹就坚主守策，不主张急进，不大买别人的帐，这下子有了圣旨作政策背书，他可以正大光明地不买所有人的帐了。

即要筹划如此重大战役部署，实现如此重要战略目标，却不能使上下同心，将帅同欲。既然决定用韩琦之攻策，却不能使范仲淹听从指挥，放弃守策，约期出师，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

可就在此时，西夏元昊利用宋廷战守不决之际，再施诡计，一面派人至延州（今陕西延安），与范仲淹约和，以坚其不出兵之心，一面又求盟于韩琦，好在后者一眼看破，认为这一定是元昊的阴谋。

好水川之战，宋夏两军形势图

庆历元年（西历1040）二月，元昊率大军十万侵入渭州（今甘肃平凉），逼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乡），其目的就是要消灭主战派韩琦统领的泾原路主力。最终，领兵的主将任福为西夏军所诱，贪利轻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好水乡）陷入伏击圈，几乎全军覆没。

实际上，元昊的此次进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琦和范仲淹的出兵谋划分歧，及其所造成的朝廷出兵策略的变动，还有陕西边臣中关于朝廷所取入讨策略的争吵，当然也有范仲淹的失策。

范仲淹的出兵态度，更是影响局势变化的关键所在。如果有范仲淹出兵的压力存在，元昊调动其东部兵力西去的行为必定受到牵制，而且即使元昊能够成功调兵于西，他若发动对泾原的进攻，也必定同时需担心在其东部边境方向，可能招致范仲淹部的乘虚攻击。但范仲淹一心招纳，则正中元昊下怀。元昊调兵成功，正是利用了范仲淹根本不会出兵，而宋廷军事策略处于僵局之机。

好水川之败后，范仲淹在军事策略运用的反思中，特别强调沿边各路的协同，最终与韩琦共谋，提出鄜延、环庆、泾原三路以协作进攻，以夺取横山之策，彰显了好水川之战对韩琦和范仲淹其后用兵策略的深刻影响。

韩范合力的横山战略

好水川之败，韩琦和范仲淹各有责任，执拗的范仲淹也不再固执己见，对防御形势下的进攻准备有了较多的认识，提出了就近攻防的新战略。

韩琦画像，故宫清藏《南薰殿历代圣贤名人像》之一

以往在西夏军进攻一路时，宋军别路的守军因路程较远应援不及，难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时，则应乘机攻取据宋境不远的夏寨，之后构筑工事加以守备。此策彰显了各路在防御战时，别路进攻配合，成为之后谋取横山之策，三路配合进攻以劳西夏军的张本。

变消极防御为攻防结合，范仲淹的反思也促成了与韩琦的密切合作，共谋西夏局面的形成。为避免再次因策略的不同而导致为敌所乘，范仲淹主动要求与韩琦共守泾州（今甘肃泾川北）。

庆历二年（西历1041）十一月，韩琦与范仲淹开府泾州，同领陕西四路军政。之后，二人奏事，大多共同署名，一直保持到庆历新政时期。

这一阶段，韩琦和范仲淹最大的合作项目，就是提出了夺取横山的具体策略。

横山为宋夏战争之枢纽要害

横山是宋夏的界山，基本上呈东西走向，它横亘于陕西北部，延绵千余里。大体上，横山以北属西夏，横山以南则为宋境。

横山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于西夏而言，其重要性就如同燕云十六州对于辽朝一般，进可攻、退可守，同时还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基地；而失去横山的宋朝，在战略上陷入极度被动，沿边州县时刻处于西夏军的威胁之下，由于机动性差不利救援，只能分兵驻守。如此，又给了西夏军逐个击破的机会。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这三场宋军的败仗，无一不是被元昊利用机动性优势，以多围寡而造成的惨败。如果宋军要反守为攻，没有横山——这个天然的前线补给基地，就只能靠民夫肩背手扛，穿越七百里瀚海进行补给，一旦后勤接济不上，便只能不战自退。

所以，欲保山陕平安，就必须夺取横山。

西夏盛时疆域图

韩琦与范仲淹的横山战略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措施：

首先，在鄜延、环（今甘肃庆阳环县）庆、泾原三路，各自建立一支专门用于攻取横山的机动兵团，瞅准时机，多路进攻，互相配合，使西夏军疲于奔命；其次，剿抚兼施，在向横山进兵的过程中，对于那些投降者，只要愿意纳质就给以优厚的赏赐，仍令其于原处安居乐业，而对于那些拒不投降者，则以武力征服，毫不手软；最后，伺机夺取近边的夏境城寨，不断蚕食，使其疆土日蹙，随着大军推进，抓紧在敌境内修筑堡寨，稳固防线，缩短后勤补给线。

韩琦和范仲淹的横山战略，最后由于元昊的纳贡称臣而未能实现，但它已经成为了宋朝夺取横山的国家战略，直接影响了宋朝后来几次对于横山的攻伐。

换言之，缓和北方与辽朝的关系后，宋朝只要稳扎稳打，完全可以耗死西夏，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水洛城事件背后的撕逼大战

如果就对陕西边防和整个宋朝的贡献而言，显然范仲淹要高于韩琦。

南宋刘松年《中兴四将图卷》

别的不说，（陕）西军作为深刻影响两宋历史的重要武装力量，不但战斗力超过河北军和河东军，即便到了南宋，中兴四将里面除了岳飞，都是（陕）西军出身，更别说吴玠、吴璘兄弟，川陕长江——一条贯穿中土的东西战略防线上的基层将官，甚至士兵，也大部分来自于（陕）西军。

可以这样说，没有范仲淹，就没有（陕）西军，没有（陕）西军，也许就没有后面的南宋了。

范仲淹认为，无良将则无善战之兵，更难以保障确保进攻计划得以成功执行。所以在堡寨随守随攻之法付诸实行后，范仲淹拔用将才的力度更加加大，他认为特别应给予中下层裨将的升迁机会。我们后来熟知的狄青和种世衡，都是范仲淹提拔起来的西军将领。

狄青画像，故宫《历代武臣像》之一

不过，恰恰是这个后来扬名天下的狄青，差点彻底毁了范仲淹和韩琦的交情，而这还要从争水洛城说起。

宋代的水洛城在今甘肃庄浪县境内，当时是渭州与秦州（今甘肃天水）——这两个显著的战线突出部的联络点，虽然不与西夏接境，但资源丰富，川平土沃能屯田，而且人口集中，既有流亡的汉人，更有不相统属的蕃部，如果组织得法，这就是三、五万剽悍善战的边军。

当地的宋军驻军负责人刘沪，是个低级武官，刚刚因功得韩琦、范仲淹荐授阁门祗候（从七品）。不过此人出身可不简单，他的曾祖姑母是太祖、太宗的祖母，保塞（今河北清苑）刘氏和宋室有双重的关系，既是姻亲，又是老乡，非一般外戚可比。所以刘沪的父亲刘文质、伯父刘文裕深得太宗赏识，特别是伯父刘文裕，那是害死杨业的凶手之一。不过刘文质父子倒是耿直的老实人，完全是靠本事吃饭，不巴结任何人，包括他们的皇家表亲们。刘沪还有个在朝担任文官的哥哥刘涣，曾和范仲淹两次共进退，从这个渊源而言，此人算是范仲淹的重点培养对象。

刘沪也真没让范仲淹看走眼，经常以少胜多，屡建奇功，颇得军心民心，他有个绰号叫“刘开门”。好水川战败后，边城昼闭，沿边诸将多闻风丧胆，不敢开门收纳亲宋的蕃汉百姓和他们的畜产，恐怕被西夏摸了城。偏偏刘沪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大开城门接纳难民，大敌当前，可谓胆识过人，所以在蕃汉居民中很有威望。当地的蕃部酋长献地后，部落里有人反悔，大举来攻，刘沪一举彻底击降。

刘沪是庄浪的城隍爷，每年春节社火都要抬出来祭奠

刘沪在当地有多大的威信呢？

蕃部对刘沪的服从，竟然终北宋一朝而不替。刘沪死后，蕃部仍想由其子弟为城主，刘沪在当地的祠堂到北宋末年还香火鼎盛。甚至到今天，当地每年正月十二都会举办盛大庆典，庆祝水洛筑城，纪念一方的守护神“刘将军”。主要形式是社火，那天必定人山人海，万人空巷，为当地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

然而，这样一个关键位置，在军事、地理和民情环境都相对复杂的边境地带，宋军却处于无险可据、无城可守的尴尬境遇，显然筑城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此时，韩琦和范仲淹都已上调中央，前者任枢密使，后者任参知政事，新任陕西军政总负责人的是他们的老朋友郑戬，而具体负责水洛城的泾原路安抚使尹洙，也是韩范的老朋友。按道理说，这再好没有了，韩范一家亲，这里外里，从上到下都是自己人，筑城还是个问题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该不该修筑水洛城，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的意见。范仲淹和郑戬都坚决主张筑城，后者尤为积极，还派著作佐郎董士廉带兵前往帮助刘沪，加快筑城速度。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尹洙

但韩琦和尹洙却不认为筑城是件好事，韩琦当时正宣抚陕西五路，是前方的最高主帅，他认为花钱太多，军事价值不大，而且刘沪是倒逼长官的越轨行为，纯粹是贪功心切。而尹洙此时正格外恼恨郑戬，除了观点差异外，还有个政坛潜规则的问题。

虽然尹洙和郑戬都是范仲淹的僚属，说起来是一条线上的干部，但此时郑戬刚罢了四路都部署，调任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尹洙调任知渭州，从管辖范围和行政程序而言，筑城的直接关系人是尹洙。但郑戬可能觉得筑城水洛是自己任上的一件未了公务，同时抱着对原来部下负责的态度，何况跟尹洙又都是范系干部，所以就根本没当回事儿！

顺便再说句，《宋史·郑戬传》说他：“遇事果敢必行，然凭气近侠。”

说白就是冲动型，这货不但得罪了尹洙，还修理了滕子京，这可都是他在范仲淹系统的铁哥们。特别是滕子京，我们都知道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上来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殊不知，正是郑戬顾头不顾腚，在陕西的一通胡闹折腾，生生把清官滕子京搞成了贪官说不清，结果被范仲淹的政敌王拱辰利用，矛头直指范仲淹，最后不可收拾，当然这是后话，咱们继续说尹洙。

越权这事是官场大忌，郑戬的所作所为惹恼了尹洙，让本就对筑城水洛有些看法的后者，干脆变为全力对抗，从支持范仲淹的立场彻底转变为支持韩琦，集中火力横扫一切范系干部，首当其冲的就是刘沪和董士廉。尹洙已经两次命令刘沪从水洛撤回，刘沪都拒绝执行军令，派别人去代行职务，也被拒之门外，矛盾因此进一步激化。

欧阳修画像，故宫清藏《南薰殿历代圣贤名人像》之一

董士廉也不给尹洙面子，说起来他还是尹洙的同年进士，而且两家还是通家之好，又跟欧阳修的好友梅尧臣走得很近，于公于私，都该站在尹洙一方。尹洙也想通过董士廉做刘沪的工作，接连写了三封信劝其罢役，但董士廉对尹洙的命令和书信都置之不理。这使尹洙深感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侵犯，于是命令自己的副职，时任泾原路副都部署的狄青逮捕刘、董二人，就地处决。

这里特别交代下狄青，狄青算起来也是范仲淹一手提拔的爱将，也是范系干部，偏偏这时候态度也180度大转弯，追随尹洙投奔韩琦。更值得注意的是，尹洙让狄青执行这个特殊任务的时间节点，当时朝廷知道此事越闹越大，已经派专使来调查和调停。而此人也是范系干部，尹洙偏偏此时要让狄青杀掉刘、董，看来可能只有一个，这就是杀人灭口，抢在范仲淹面前造成死无对证的既成事实。

狄青也非常卖力，真打算就此杀人灭口。杀刘沪似乎问题不大，别看是远方皇亲，但毕竟有军法在此，大家同在军令系统；但董士廉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你武官杀文官，这就犯了本朝以文驭武的大忌。狄青正要痛下黑手的时候，董士廉破口大骂：“你这个刺字的贼配军，连朝廷命官也敢杀？是要造反吗？！”

一句话惊醒了正在气头上的狄青，他掂量了一下，还真的不敢杀董士廉，于是索性连刘沪也没杀，只是给二人戴上刑具，关到监狱里，交给尹洙自己处理。

按理说身为一路副都部署的狄青，难道一点辨别是非的能力都没有吗？专使下来调查调停，这是朝廷的旨意，圣旨大，还是长官意志大，这还用过脑子吗？长官让你造反，你也造反吗？

郑戬石刻画像

这里还得说，也是郑戬造的孽。

郑戬算起来跟范仲淹可是“一条船儿”，就是河南话连襟的意思。还是吴县（今江苏苏州）老乡。可就是这位间接坑了范仲淹，当时前者在陕西大兴公使钱之狱，不但拿下了知庆州（今甘肃庆阳）滕子京（宗谅），还拿下了知渭州张亢，给尹洙铺好了行程，更因为拿下张亢的同时，修理了狄青，造成狄青成了惊弓之鸟，谁腿粗抱谁。

那西北这地界，现在谁是老大呢？

当然是知渭州、兼管勾泾原路安抚都部署司事尹洙和枢密副使、陕西宣抚使韩琦了！

从此狄青算是走上了党争的不归路，一个军人，闲得没事儿掺和中枢政争，那就做好吃挂捞的思想准备吧？

此处还得多交代几句：

当时狄青的所作所为，不但被陕西军界同僚视为白眼儿狼，连文官都看不下，觉得这货简直是喂不熟的恶狗。之后，狄青在陕西混不下去了，调到河北，新到的转运使直接把跟狄青有关的官员将领统统撵走。

历史遗忘了水洛城事件，但庄浪人世代心心念念刘沪将军

继续说水洛城事件，刘沪被抓，当地的蕃部不干了，几乎酿成不可收拾的民变。报到中央之后，引起朝堂热议，舆论更倾向于刘沪，而尹洙则骑虎难下。甚至尹洙的好友欧阳修也主张，宁肯把尹洙调走，也要让刘沪在水洛继续干下去，范系的干部更纷纷站出来指责尹洙，说他是二五仔，不要脸！

庆历新政后的韩范之交

争水洛城事件引起了韩琦和范仲淹系统干部的内斗，几乎一发而不可收拾，而此时北宋最大的政治就是庆历新政了。

不够，此时此刻，韩琦对范仲淹的态度，却是十分值得回味。

首先，韩琦是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的，虽然在相关年份里，韩琦的主要精力都在陕西，不是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宋夏议和，直接参与新政的内容并不多，但在反改革派试图彻底打倒范仲淹一系的时候，韩琦却是旗帜鲜明站出来，为受到侮辱和损害的朋友们站台呛声。

王拱辰拉拢韩琦，希望后者能反戈一击，关键时候站出来。何况韩琦此时已与范仲淹有了裂痕，而与王拱辰的主子吕夷简却有着更深的关系，一则韩琦的岳父是吕夷简的基本干部，又是同年进士，后来韩琦的儿子韩忠彥又娶了吕夷简的孙女，二则吕夷简更是韩琦在仕途上的恩公和荐主。可韩琦却表态，亲戚归亲戚，但落井下石——这样阴损无耻的事儿，他绝不去做，生生把王拱辰给噎回去了。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王拱辰

而且在“进奏院事件”中，吕夷简集团的火力直指范系干部，王拱辰甚至表态要一网打尽，朝中文武二府几乎所有执政大臣都一边倒的关键时刻，只有韩琦站出来，说服宋仁宗做宽大处理。可是改革派已彻底失去力量，范仲淹也被赶出朝廷。最终连韩琦，也自身难保。

此时，水洛城事件中受害者之一的董士廉，又跳出来重提当年水洛城的案子，告发尹洙贪污公款，这就更明显带有私人恩怨成分。党争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一锅乱炖，毫无道理，毫无正义可言。于是稍带韩琦也因这番折腾，受到王拱辰方面在台谏支持者的多轮攻击，被迫出知扬州（今属江苏）。这样一来，新政派的人物全被撵出了中央，他们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也几乎全被废除。

不过，同时被撵出中央的韩琦和范仲淹，倒由此消弭了裂痕。直到范仲淹去世，长约七年的时间内，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甚至心有灵犀到，竟然同一天给对方写信。

更让人感慨的是对于尹洙生前身后事的处理，范仲淹不念旧恶，仍拿尹洙当老朋友看待，亲自安排尹洙到邓州（今属河南）自己的官衙养病，在其死后办理丧葬和家眷去留赡养问题上，甚至不惜拉下脸，请被尹洙伤害和得罪过的老朋友们出面写行状和墓志铭，而且为了照顾当年韩琦和尹洙的那层特殊关系，范仲淹还特意请韩琦修正把关，以保全两位老朋友的面子。

范仲淹书《师鲁帖》（局部），师鲁就是尹洙的字

这让韩琦感动不已，所谓关键时刻见人心。随后范仲淹去世，韩琦在祭文中写道：

“感公之知，谓死不渝！”

如果让我为韩琦和范仲淹的交情，下个定义的话，正好也有八个字：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

说白了，交友之道，有分歧很正常，没有分歧才是不正常的，但千万别撕破脸，否则最终难免不可收拾，所以韩琦是有底线的朋友，而范仲淹则是那个最厚道的朋友，这也是韩琦与范仲淹之交，最令人感动之处，也正因为这个，这对忘年之交，才能最终圆满的画个句号。

庄子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