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楼高休独倚：韩琦与范仲淹的忘年交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左）与韩琦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是一首北宋仁宗时代，流传于西北宋夏边界的民谣。

宝元元年（西历1038），西夏李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对宋不再称臣，并勾结辽朝，互为犄角，兴兵侵扰宋境，西北进入多事之秋。

康定元年（西历1040）正月，宋夏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宋军大败，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鄜（今陕西富县）延路副都部署兼管勾泾原路兵马刘平，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被俘，西夏军进逼延州（今陕西延安）。

北宋与周边政权形势图，宋徽宗政和元年（西历1111）

延州东带黄河，北控灵（今甘肃吴忠）夏（今陕西靖边），内藩关陇，为形胜之地。如果西夏军夺取了延州，则得高屋建瓴之势，南下长安便如探囊取物一般，于是三辅震动，满朝皆惊。

正在川中赈灾的益（今四川成都）利（今四川广元）路体量安抚使韩琦，自请效力军前，并推荐老朋友范仲淹和自己一同抗敌。

此时的范仲淹，因为屡次得罪宋仁宗和权臣吕夷简，基本已经被打入另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多次拉帮结派，跟中央核心领导集体搞对抗，而且屡教不改、贼心不死。这已经是第三次被从开封撵出来，而且这次，还是一贬饶州（今江西鄱阳），再贬润州（今江苏镇江），又贬越州（今浙江绍兴），可谓臭不可闻的政坛过气人物。

可偏偏是韩琦，却敢给宋仁宗写推荐信，而且还表示，我推荐范仲淹，完全是出于公心，毕竟人才难得，你们要是怀疑我们勾搭一起，怕耽误国事，那就请先把我满门抄斩，鸡犬不留吧？！

同样的孤儿寡母

范仲淹画像，故宫清藏《南薰殿历代圣贤名人像》之一

范仲淹大韩琦十九岁。

宋太宗端拱二年（西历989），范仲淹生于成德军（即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节度掌书记舍中，他的父亲叫范墉，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曾是北宋在江南地区的卫星国吴越的官员，吴越末代王钱俶归宋后的十二年间，历任成德军、武信军（遂州，今四川遂宁）和武宁军（今江苏徐州）掌书记。

掌书记是个从八品的幕职官，其职责大抵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室主任，负责文秘，还要管章，主要任务就是辅佐长贰，处理日常政务公文。由此看来，范墉的仕途极其不顺。淳化元年（西历990），他卒于武宁军任上。

范墉家看来也挺穷的，死后连妻子谢氏都不能养起来，后者只好带着儿子范仲淹改嫁朱文翰，当时范仲淹只有两三岁，改名朱说。近代以来这叫“拖油瓶”，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在北宋寡妇改嫁实属常事。后来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佑早死，范仲淹的门生王陶刚好死了妻子，范仲淹就把寡居的儿媳妇嫁给了王陶。范仲淹甚至还在家族里面订立规矩，为再嫁女提供资金支持。

应天（今河南商丘）书院，范仲淹曾就读和掌教于此，也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关于范仲淹的继父朱文翰，相关史料很少，只知道他做过一任淄州长山（今属山东邹平）县令，朱家人应该待范仲淹相当不错，基本没什么歧视。范仲淹的集子中有十五篇与朱家亲戚的书札，而且称呼也非常亲近，如八叔员外、七哥、五哥、大郎、五娘子、九郎等，从起居饮食到解决生活困难和求学问题，一如自家人，毫无芥蒂。

不过，朱文翰作为基层文官，日子也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拮据，范仲淹在外求学，不愿给家里增加压力，经常是每天只煮一碗粥，等粥凉了，把粥划为四份，撒上点盐和野菜末，再拌上点醋吃。饶是如此粗鄙的饭食，他也只能一天吃两顿饭。

韩琦也是幼而丧父，但家庭处境却要比范仲淹好太多了。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西历1008），韩琦出生于泉州知州的官舍中，他的父亲韩国华时任右谏议大夫、泉州（今属福建）知州。时至今日，韩国华、韩琦父子，还是泉州的城隍爷。

韩琦画像，故宫清藏《南薰殿历代圣贤名人像》之一

泉州是当时世界级的外贸大港，虽然韩国华的时代，还没设立市舶司，却也是中国四大沿海港口之一，从唐代开埠以来，这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的海外交通航线，往东可通往台湾、日本琉球和印尼的巨港。往南可以抵达南海诸岛，更远的还可以到达南亚、西亚和东非、南非。

韩国华是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太平兴国二年（西历977）的进士，这是太宗继位后的首批天子门生，当年他只有十九岁（古人的虚岁，实际年龄18岁），仕途生涯可谓春风得意，曾经出使辽朝，最后的行政级别达到从四品的右谏议大夫，这在本朝叫做“京朝官”，而范墉则属于“幕职州县官”，换成今天的官场术语来说，一个是中高级领导岗位，一个属于基层公务员。

两者的区别有多大呢？苏轼的老爹苏洵，后来曾经给韩琦写过一封《上韩丞相书》，里面有句话：

“凡人作官，稍可以纾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耳。自此以下者，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

就是说，做官只有到了京朝官，才会有做官的感觉，而幕职州县官说白了，就是个摧眉折腰，累得要死，还要看人脸色的活儿，其实跟奴仆杂役没啥区别。

你说韩琦的爹和范仲淹的爹，都是官儿，这区别咋就这么大呢？

安阳韩琦庙，韩家是当地望族（大地主），岳飞就曾是韩家的庄客（佃户）

不过饶是如此，韩琦的童年也不幸福，韩国华死的时候，韩琦只有四岁，是老爹最小的儿子，他的母亲名不正言不顺，是韩家的婢女。

还好主持家务的三哥韩琚是个厚道人，而且作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西历1015）的进士，仕途还算顺利，韩琦后来还曾到过黄州（今属湖北黄冈）和濠州（今安徽凤阳），投奔担任知州的三哥。

顺便说下，范仲淹也是这年的进士，宋人极重同年关系，从这点而言，韩琦和范仲淹可谓早有渊源。

不太同样的人生起点

韩琦中进士，要比范仲淹晚十二年，不过起点却高了许多。

宋仁宗天圣五年（西历1027），二十岁的韩琦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这科可谓群贤毕至，状元是后来韩琦和范仲淹在西北变法的老战友王尧臣，出名的还有文彦博和包拯。

宋仁宗画像，故宫清藏《南薰殿历代帝王像》之一

相较而言，二十七岁的范仲淹，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的成绩就远不如韩琦了，所以授官广德军（今属安徽）司理参军（从九品），尚在幕职州县官之下。而韩琦起家，便被授将作监丞（从八品）、淄州（今山东淄川）通判。

宋代前期，科举及第的授官，每次都是临时取旨，所授官职没有一次相同。自真宗朝起，授官原则才比较相对固定，大致情况是：前三名多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其余进士甲第较高的，多授节察推官或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县事；甲第较低者，多授判（军巡判官）、司（司理、司法、司户参军）、薄（主簿）、尉（县尉）。

在考中进士授官之后，韩琦和范仲淹都办了同一件事儿，就是把亲妈接到自己的官舍去。这里最特殊的就是范仲淹，“拖油瓶”寄人篱下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据说有这样一则故事。

朱家兄弟挥霍享受，范仲淹对这种奢侈浪费的作派很是看不顺眼，多次劝止，却遭抢白：“我们花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

范仲淹听了大吃一惊，觉得话中有话，于是追究盘问,方知自己的身世。此事对他产生极大的刺激和震动，于是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发奋读书。

范仲淹书《道服赞》

不过，从范仲淹日后和朱家亲戚的良好关系来看，这可能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但就当时人来看，很可能是处于认祖归宗的血缘溯源，因为随后他还给皇帝上《奏请归宗复姓表》，始复范姓。

进士及第后的范仲淹，此后十年间，仕途并不顺利，甚至长期担任监当官。宋代的监当官，是相当重要的基层官吏，负责盐、茶、酒的专卖，征收商税，以及制造铜铁钱与纸币等工作，对于本朝的经济发展有相当重要的贡献。但对于泛道德化的进士们而言，却觉得太过具体琐碎，虽然收入颇丰。

很巧的是韩琦也做过监当官，通判淄州后，明道元年（西历1032），韩琦迁太子中允，改太常卿，直集贤院，次年六月，监左藏库，掌管左藏库的收支，包括凭据的查点，清点出入库的钱财等等。

这是个琐碎而且繁忙的工作，在这里很难做出惊天的伟业，除了国家正常官阶迁转制度之外，几乎再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当时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名次的人，多数直接担任显要的职务，别人对他在这里供职都觉得惋惜，唯独韩琦自己处之自若，不觉得怎么不顺，并且在做好工作的同时，还针对弊端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意见。宫中需要钱和绢，历来都由宦官直接领取而不用验印，因此管库官员也就可以从中混水摸鱼。

韩琦书《信宿帖》

韩琦看到这一弊端，立刻上奏朝廷，要求设立“传宣合同司”，使收发双方相互监督，以杜绝作弊行为。每批贡品送到宫中，须主管宦官清点，才算交接完毕。但宦官往往几天不到场，以致物品就一直处于暴露状态，既难于管理，又产生损耗。韩琦奏请减去这一程序，仁宗答应了韩琦的请求。

如果我们以从七品的太常博士为一个坐标轴：

范仲淹在天圣九年（西历1031），时年四十三岁；韩琦在景祐二年（西历1035），时年二十八岁。

韩范相交在西北

韩琦和范仲淹的交往，一般认为要从康定元年（西历1040）韩琦荐举范仲淹任军职开始，但实际上早在景祐三年（西历1036），两人已同朝共事了。

宝元元年（西历1038），时任知谏院的韩琦，几次对仁宗说起现在的执政者都不是治理国家的器才，要重择辅弼之臣。在他罗列的人选名单中，也赫然提到“忠正之臣”范仲淹，但这时范仲淹刚由饶徙润，正被皇帝和多数宰辅大臣恼怒着。

宋仁宗甚至内降劄子，告诫范仲淹和他的那些哥们，不要整天搞在一起，搞什么政治小团体，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啊，图样图森破！

记住，永远不要跟领导玩心眼。

河南巩义宋仁宗永昭陵前的石像生

康定元年，元昊叛宋，边事突起，朝廷重用韩琦，而后者第一个要启用的就是范仲淹。一个月后，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而后改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陕西都转运使，又迁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

短短几个月内的升迁速度超过此前十几年，由僻远冷落之地调到举国瞩目、备受关注的边塞，对五十二岁的范仲淹来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为他充分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从而使他日后入朝辅政、施行新法成为可能，而范仲淹命中的贵人，则非韩琦莫属。

韩琦荐举仲淹，范仲淹应是心存感激的，但两人并不以此相屈，在对夏战略上互不相让，各持一端。

终宋之世，宋朝从来没有中止过征服西夏的决心，意在恢复汉唐疆域，故而在西北一线并不像秦汉那样修筑长城。这是想效法汉唐，实行进攻性防御，想通过卫青、霍去式的集中优势兵力，深入敌方腑心地区寻机歼其主力，取得几次决定性胜利给敌方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为稳定西北大局奠定基础。这也造成宋夏一直没有固定的边界，宋军则长期处于被动的守势，边防战线过长，防御面过广，庞大的守军粮饷已是不堪承受的财政负担，而分兵防守更造成兵力分散，临战则以寡敌众，难免常败。

河南巩义宋陵中的宋代武士形象

韩琦就认为，宋朝在西北仅正规军就至少二十万，而西夏的野战机动兵团却不过四、五万，只守不战必使士气沦丧、军费糜耗，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寻找西夏主力进行决战，打速决战。

而范仲俺则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虽相对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又远在黄河以北。如果贸然起兵深入，则会造成粮草辎重的补给线过长，极易被西夏割断。倘粮饷不济，就必有被歼之虞，故而不宜贸然深入敌境、大举进攻。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多数战略及生活物资均须从外输入，这又是其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加强训练，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努力修固边城，伴以经济封锁，在元昊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这样西夏军必会无隙可乘，劳师无功。长此以往，西夏的穷兵黩武必然造成本国经济的严重危机，军队的战斗力也会逐渐消亡，宋朝就可不战而屈人兵。然后进取绥州（今陕西绥德）、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占领茶山、横山，完全控制这一战略要地，就能有效控制西北局势。

根据以上分析，范仲俺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军事战略。这是一个符合客观情况的战略决策，但在当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悲观怯懦的表现。很可能，也包括立功心切的韩琦在内。

如果把宋朝看作是个病人的话，在他诸多的病痛中，西夏就像是久治不愈的牛皮癣。

韩琦像西医，认为与遗传免疫和内分泌等因素有关，要立刻让人输液打针、用激素，认为这个来得快。

范仲淹像中医，认为是风邪入侵，邪气蕴积，气血瘀阻，外不能宣泄，内不能利导，气血不畅阻于肌表而生。他深信“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如果单纯求快，难免治标不治本，他要综合调理去除病根儿，可这个太慢。

病人真不幸，找了两家大夫，开了两剂方子。踌躇不定之间，两个大夫又争得面红耳赤，把病人丢到了一旁。这下糟了，病人本就病得一塌糊涂，一看俩大夫掐来了，更没主意了！

未完待续，还有下篇。

宁夏银川西夏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