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不远千里前往北京，四处奔走求得了留法名额，好不容易为第一批勤工俭学的学生（包括他自己）筹集了16000元的留法学费。在万事俱备之时，毛泽东最终却没有踏上远洋的游轮，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秘密？因为没钱？因为法语不好？因为想要留俄？还是因为觉得中国还有很多问题亟待研究？

我们需要去梳理这段历史的脉络，以期与伟人走得更近一些。

1918年，历经五年寒窗苦读的毛泽东终于在湖南一师顺利毕业。可是，这样一位心系祖国，胸怀天下的青年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此时，在首都北京正上演着激烈的府院之争，两湖一带，南北军阀也大打出手。自皖系军阀张敬尧担任湖南督军起，便对全湘施行高压统治，尤以知识界所受之摧残最为严重。

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谈道：

“对国家、对人生、对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

如此混乱、动荡的时局，要想活下来都是个问题，更别提经世济民，实现人生理想了。

可是，偏偏峰回路转，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突然从北京传来了一大喜讯，给这群在泥潭里扑腾的青年，送来了救命的稻草。

“（北大蔡元培正在筹备）勤工俭学会，汝等若能抓住此良机，就可赴法深造，届时必得偿所愿。”

大家纷纷沉浸在对留法之事的向往之中，无法自拔。但随后便被现实的残酷泼了冷水：留法名额凤毛麟角，光是北京就人才济济，达官显贵亦是不在少数，怎么可能轮得上既没大学文凭，又没家庭背景的中专生（毛泽东他们）呢？

这一次，又展现了毛泽东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乐观和从容的精神。他认为凡事总有办法的，于是鼓励大家趁早赶赴北京，便宜行事。

初到北京，对于这群穷哈哈的青年来说，自是欣喜万分，但没钱的窘境也是让人苦恼。那段时间，他们七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翻身都成困难。吃饭问题也到了自己生火做饭，甚至饱一顿饿一顿的地步。但为了心中的那个求学之梦，他们痛并快乐着！

后来据毛泽东回忆：

“我们几个人，全挤在一条炕上，连呼吸都非常困难，甚至想要翻个身，都得和身边的人，打声招呼。”

萧瑜也曾谈道：

“那年冬天，北京冷得厉害，可我们七个人只带了一件大衣，由于囊中羞涩，又没钱买，所以，一件大衣只能几个人轮流穿着外出。”

“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本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之前承诺垫付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费用的华法教育会，突然毁约不干了。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他们要想勤工俭学，需要自掏腰包。这对于平民子弟来说，岂不是走投无路了！他们在沮丧和不甘之中，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挣扎之中。

这时，又是毛泽东站了出来！

“唉声叹气也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联络人想办法，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此事就一定会有希望。”

后来，他们打听到清末修铁路时，湖南乡绅曾筹款了300多万元，后来因为爆发了辛亥革命，所以搁置了。此时钱还在北京银行，由熊希龄、范静生等士绅把持。事不宜迟，毛泽东和同学们赶紧前往，希望能游说成功。谁承想，这两位官绅听后却一口回绝，毫不留情。

图为熊希龄

要不怎么说毛泽东满腹韬略和胆识呢？他一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如果你们不拿出钱来，支持勤工俭学，那我们就带着学生来仔细查查你们这些年的账。”熊希龄和范静生哪里经得起查？为了缓和舆论的压力，他们被迫答应了承担湘籍赴法学生的费用，一共出资16000元。

正当远洋的游轮，正要启程之时，毛泽东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我要留在中国，不去法国了！

这件事至今让很多人感到无法理解，历经艰辛，过关斩将把球运到球门边，本可以临门一脚，结果毛泽东把手一背：“看书去了”。

为此，众说纷纭，但仔细梳理之后发现，大致有四类猜想。

第一类：“没钱说”

其立足点在于抓住了萧瑜的一段话：

“虽经我们的努力，船费已减至一百大洋，但这对毛泽东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毛泽东也知道，当时，是无人会借他这么一大笔钱的。”（节选自《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

乍一看似乎有点道理，但细细想来，却是最站不住脚的观点。且不说毛泽东的家境如何，比毛泽东惨几十倍的蔡和森都能凑够一百大洋（蔡和森高中毕业之后，失业在家，和母亲、妹妹租了一所房子，生活窘困，时常无米下锅）。更何况据了解，毛泽东父亲那时攒下的家业算是富农的水平（1936年，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表示其父亲那时的资本有三千多元），怎么可能因为一百大洋而放弃留法呢？

第二类：“语言障碍说”

萧瑜曾谈道：“在语言方面，毛泽东也有不少障碍。比如在学校，他连最基本的英文发音，都弄得不十分清楚。”

这一条比上一条更具有说服力一些，但是也有漏洞。按照毛泽东的这种学习劲头，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朗读，晚上还在路灯下看书，并且曾经还是省状元。再怎么差劲，也不会“掉车尾”吧？此外，对于毛泽东而言，他所喜爱的事情，是非下一番死力不可的，这点困难怎么可能难得住他？更何况，勤工俭学之前会有法语补习班，给他们提供留法前的培训。

第三类：“留俄说”

在毛泽东给陶毅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去法，想安顿住俄，而叔衡则想留法，我为此劝他，留法不如留俄。”

按照人们对苏联曾经帮助中国的印象来看，似乎这样子的想法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只要稍加留意一下时间就会发现，其中漏洞也是百出。

毛泽东拒绝留法的时间大致在1918年上半年。此时的苏俄正四面楚歌，新生政权岌岌可危，怎能有心搞留学生项目呢？就算苏俄有心招募留学生，此时的北洋政府对苏俄也是充满敌意的，根本也不可能轻易放你过去。

毛泽东给陶毅的信是写于1920年春的，此时的国际形势完全不同，毛泽东的心境和信仰也发生了转变，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这类说法自然不攻自破。

第四类：“研究中国国情说”

笔者更偏向于此类说法。

“毛泽东之所以帮别人实现了留法计划，可自己却不愿去欧洲，是他觉得中国还有许多事情要研究，需要做。因此，他认为把时间花在国内，回避出国留洋更为有益。”（节选自《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

此时的毛泽东正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并且李大钊先生颇为重视这位青年才俊，为满足其求学之心，将其工作大都调到了晚上。这样毛泽东便可以白天去蹭课，晚上又在图书馆看书。同时，李大钊也多方周旋，为毛泽东协调旁听一事，并且经常给予其指导。

相比于以“勤工俭学”身份去法国读个三流大学，拿个洋文凭的路而言，待在北大，这所国内顶级学府岂不更好？更何况，毛泽东是最不看重文凭的人。

“吾好独立蹊径，对学校的分数，或奖励之虚荣，尤其鄙弃。”

当初，毛泽东以省状元的身份考进湖南省立一中，读了一个月之后，觉得该校限制颇多，学业繁重，严重阻碍毛泽东的自我成长之路，于是，开学短短一个月，他就做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选择：退学！然后，一头扎进了图书馆里，自我学习，如痴如醉，好不快活。

此时，作为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他，岂不更加快活？感兴趣的课就去听听，也不用为了考试而烦恼。与此同时，也能享受这么多的优质资源，每个月还能有八块大洋的薪水拿。这对于，毛泽东而言岂不是“天下第一等美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勤工俭学”风潮席卷全国之时，杨昌济曾鼓励毛泽东：“希望毛泽东能考北大”，可是毛泽东婉言谢绝了。对于北大和勤工俭学，毛泽东选择了勤工俭学；现在，对于勤工俭学和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选择时，毛泽东却选择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文凭、官职这些世人无比看中的东西，他是多么的不屑一顾。相比于现在的我们而言，是否也具有同样深刻的教育意义呢？那些顶着各种头衔却招摇撞骗的专家教授，那些把文凭看得比道德、学识、品行都要重要，最后却作奸犯科的人，是否应该先把浅薄的目光和对文凭着了魔般的追求收一收呢？

周世钊在回忆中谈道：“润之，那时就常教导我们，一个人要胸怀大志，就不能过分追求个人的名利，老打升官发财的主意。在这方面，应多向古代那些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舍身救世，为国忘家的英雄们学习。”

笔者始终认为，读书人就应当立大志，做大事。至于物质、地位、名利等外在的东西，是伴随你学识、才华增长而水到渠成的东西。倘若将个人的志向一开始就定在了这些世俗之物上面，那么读书人的清高和情怀便很容易因中途的诱惑和污浊而被腐蚀。长远来看，更有可能名利皆失，于国而言，更是一大悲哀！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放弃留法勤工俭学一事，还有一点值得补充：

“这里有本国古今学说之大要，如吾人将其深入研究，再到西洋留学，就有可资比较的东西。还有，要为当今世界尽点力，自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这段出自《毛泽东早期文稿》的文字，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见了一个为国为民，胸怀大志的毛泽东。他若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不能引导世界人民走向独立解放的道路，还有谁可以呢？

若今日之青年能以润之为榜样，则中华民族之复兴，便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了吧！

乌有之乡网站特别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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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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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