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式的调查”——调查研究中的一桩历史教训
这次中央办公厅《关于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我们看到了对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坚持,看到了新时代继承马列毛的行动,看到了“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
中央办公厅关于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提出了具体调查方法:“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座谈访谈、随机走访、问卷调查、专家调查、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式,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调查研究”。
首要方法“座谈访谈、随机走访”,历史上在党内是有过争论的,也有教训。
1961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谈到了他的一桩伤心事变成高兴事,象找到了丢失的孩子,发现了闽西农民赖茂基捐献的30年前自己的文章《调查工作》。毛泽东回忆,是在著名的古田决议后,“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毛泽东年谱》,第4卷,555),这篇文章有对调查技术的七点总结,主要是调查会方式。(《毛泽东选集》第1卷,166)。
毛泽东的伤心事由来已久。1931年2月,毛泽东同志给《寻乌调查》报告撰写小序时,提到20年代自己做的7个调查:“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4423062/,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不断的失败和先烈前仆后继中,怎样保证胜利,就是要先调查研究。后人由此看到的是一位一切置之度外,吞下苦楚,只要能保证胜利的志士,“永久也不会忘记”的,是革命事业的胜利,是对敌人血战到底的大勇,是对战友和家人的大爱。
1960年12月26日,浮夸极左造成局部饿死人的悲剧逐步暴露,有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暗自垂泪自语,他们不让我知道情况……,毛泽东倡导1961年为全党调查研究年。在1961年3月13日给中央领导和与会同志写信,要求对生产队之间,生产队个人之间平均主义这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的公开质问,担心“置之不理”是有道理的。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底开始纠正左倾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同于社会上的盛名,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在党内高层往往处于少数,而分歧出自对情况的掌握,出自一些人主观先验的“老爷式调查”。
1964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大会,会上,刘少奇要求,“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见《毛泽东年谱》,第5卷,393)
作为名义上的党内二把手,实际上的工作主持者,处在权力中心,这种组织要求极有分量。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巳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同上)
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调查研究,得先当学生再当先生,而不是颠倒过来,先教育群众,“老爷式的调查”,搞“四清”先搞敌对斗争,再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的“搞清楚”,即使现场“蹲点”,也是带着框框,主观先行。历史证明,四清前期工作遭受严重挫折,有的地方充满血腥,吊打普遍,有资料反映前期斗死数万人。一位亲身参加过“四清”的老同志在微信群里验证了这一点说,一开始斗争扩大化,后来毛主席制定23条才得以纠正。纠正了大规模调查研究中的主观先验倾向。如湖南吉首被定性干部从94%以上降为3.66%(https://wap.jssxww.cn/content/2021/09/01/10102376.html)。
群众后来反映,把过去白区地下工作的习惯带到四清,单线联系,扎根串连。毛泽东点名批评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首先是认清矛盾,不要那么暴躁,要侦察清楚。例如王光美去的大队,叫不叫暴躁呢?”(《毛泽东年谱》,同上)
1956年6月29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仅仅过了10天,即7月10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619页),主抓反右(分任中央反右工作小组正副组长)的邓小平、彭真在具体组织中,提出指标式反右,全国共划右派55万人,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装袋子,继承了历史上残酷斗争歪风,败坏了延安整风以来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解决党内分歧建立起的民主作风,成为翌年刮浮夸风共产风的重要原因。这些工作中的错误源自“老爷式的调查”。一些历史文件回避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曲折的因果关系,回避党内分歧,把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纠正努力从事实上的1958年冬第一次郑州会议认定到1960年冬,是不符合历史的。也不利于对“老爷式的调查”作出正确总结。
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指出:“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
相对第二个历史决议,此处与概述和详述有一定关系,但采取无主化处理,没有明确推责于毛,为澄清历史原因留下空间,阻遏了把违背毛的斗争扩大化和平均主义极左全部推诿给毛、推诿给毛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企图,这是历史进了一步。
为什么在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中会有“老爷式的调查”?在这之前毛泽东曾分析过: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在这里,提出了著名的“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年谱》,第5卷,224-225(1963.5.10-11))
现在比半个多世纪前已时过境迁,有不变也有变。
不变的,是党和群众的舟水关系,依然存在“老爷式调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依然有变质为舟水统治关系的可能,原因依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缺乏唯物认识论的自觉性,过去是“残余”,现在则是社会经济基础现实的直接反映,反映在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真理观上;过去是工农干部为主,现在是知识化干部,有高度的情商和形式主义官场技巧。
中央办公厅《关于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是个好文件。含金量高,没有套话,是我党在20大和两会后高举旗帜的新气象。细化了习近平过去强调的调查研究的五个方面,落实了“坐在办公室都是问题,下去调研全是办法”。文件简短,文风鲜明,反映了群众心声。严明工作纪律,“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四不两直”,“要转换角色、走进群众,了解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这些针对的,就是历史上的“老爷式的调查”。特别是“防止嫌贫爱富式调研”,是具有时代性、针对性的预防针。
十九大后首次中央深改小组领导小组会议曾决定,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笔者曾评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重大举措。但五年来公众对国有资产情况并不明确,特别是看不到不同经济成分比较,可见淡化所有制的西方理念影响之深。
这次中央办公厅《关于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我们看到了对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坚持,看到了新时代继承马列毛的行动,看到了“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今天,任务艰巨,克服“老爷式的调查”,坚持党内民主,推进新的斗争局面,人们充满信心。
2023.3.21
乌有之乡网站特别附录:
乌有之乡网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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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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