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第四章 东北角逐

一、

苏联的暧昧

意识形态上的共同信仰会带来什么？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历程去看，有时候表现为合作，有时候表现为支援，有时候表现为互助，还有的时候表现为暧昧。

是的，我们都没有看错，是暧昧。为什么会有暧昧？这事还得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双方对东北的角逐开始说起。

1945年伴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东北突然间出现了政权的真空。

很显然，国共双方都很清楚东北的重要性。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考虑必须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复东北，他把东北地区称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巩固的基础”：“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

而蒋介石当初之所以签订那个丧权协议，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唯一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保证国民党能够从苏军手中接管整个东北。对蒋介石来说，签了不过是丧失点权力而已，东北还可能是他们的，要是不签，那他们根本不可能从苏军和共产党军队的手中拿回东北。

蒋介石将中国东北地区称为“革命的归宿地”，与毛泽东所说的“巩固的基础”不同，在蒋看来，只要拿下了东北，国民党所秉承的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就算是完成了。所以他说：“经过本党三十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革命已经快到归宿地了。”

然而快到和已经到了往往是两回事，有时候你以为离得最近的时候，恰恰是渐行渐远的时候。

此刻，对于苏联来说，彻底消灭日本关东军已经完全不构成一个问题，真正难的是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利益。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来看，苏军与共产党毫无疑问是最为亲近的。但是由于斯大林一直都不看好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认为他们根本无法撼动国民党集团，因此出于苏联自己在东北的利益考虑，他们必须遵守《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移交给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可是现实又是，当苏联方面知道了美国正在源源不绝的帮助国民党运送兵力，特别是美军军舰已经进入了渤海湾，这使得苏联方面感受到了严重的不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就算再弱小，终究是制约美国和国民党联姻的关键力量。

因此，用一种极其暧昧的态度，默许共产党武装力量进入东北，就成了苏联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怎么个暧昧法？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首先，把政权移交给国民党这是不容更改的，可是怎么移交，选择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

第一种：派重兵守住锦州、山海关等要地，不允许任何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进入东北，直至国民党军队全部占领东北全境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为止，这是一种方式，是一种彻底的移交方式。

第二种：只守住各大中城市，然后默许共产党武装在不占领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东北占领各中小城市，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则全部移交给国民党。这是一种半彻底的移交方式。

第三种：同样也是只守住大城市，但是在正式移交之前，既不交给国民党，也不交给共产党。也就是说，不反对共产党的军队在旁边盯着，等一旦移交给国民党以后，你们可以凭本事自己去抢，我们不干涉你们的内政。

这第三种方式，就是一种极其暧昧的方式，恰恰也是苏联最后选定的方式。

二、

进军东北

苏联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延安就命令距离东北最近的几支武装力量急速开进东北。而国民党也几乎在同一时间里下达了进军东北，接收主权的命令。

但是，两党之间的差别立刻就显现出来了，国民党的主力军队在抗战结束之初，都集结在了西南地区，那里与东北几乎是中国版图的两极。很多通往北方的铁路也因为战争的摧毁而多数还处于瘫痪状态，即使有驻华美军的援助，仅仅依靠飞机和军舰，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运送过多的兵力。而共产党人在抗战中所建立的根据地，最近的距离东北南部边缘仅仅百余公里。

共产党武装兵力虽然不多，但是执行命令却异常坚决。这些贫苦百姓家的子弟们，从加入这支军队开始，就从来没有奢望过搭乘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他们的奔袭转战完全依靠自己的双脚。他们也很少有辎重，除了一支步枪和少量子弹之外，最多就是再携带几个土造的手榴弹。他们还会有一个干粮袋，在他们出发的时候，当地的百姓会给这些干粮袋里装上不少的食物。

当时进军东北的共产党武装里，距离东北最近的一支部队是驻扎在河北、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延安给他们的命令是去了东北，与东北境内的苏联军队配合作战，但是对于去哪里找苏联军队，以及去了以后该如何面对一个没有党支部，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的陌生环境，他们此时还一头雾水。

而对于早已习惯了独立自主，创建根据地，发展根据地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来说，与群众结合在一起，早已成为了他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立足的根据。

在接受命令四天后，这支武装部队中的其中一支——十六军分区的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队伍越过了长城，到达了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叫前所的车站，车站里的400多名伪军很快向他们投降了。而很快，朝着这个车站开来了一支苏军队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首次与苏军相遇。

双方持枪对峙了两个多小时，尽管曾克林和唐凯可以很清晰的从对方的外貌和装备特征上看出这是一支苏联军队，但是对方却很显然无法弄清眼前这些衣着各式，有的手里还拿着大刀和梭镖的队伍到底是这一带的土匪还是哪里的军队。此时双方也找不到一个翻译，无论如何都难以取得一致的沟通。

这时候，司令员曾克林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他对唐凯说，让他们看看你的胳膊。

唐凯一下子恍然大悟，把自己的衣袖卷了起来，露出了右臂上一个醒目的标志：镰刀和斧头。

当初唐凯参加革命的时候，是一位领导穷人暴动的少共书记带他走上这条革命道路的，但是没过多久，那个曾使他心中明亮起来的少共书记就被地主民团用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了。才十三岁的唐凯在一盏油灯下，用钢针沾着草木灰，在自己的右臂上一针一针的刺出了一个完整的镰刀和斧头图案，他说这是为了不忘记那位少共书记的话：共产党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死也不反悔。自此，这个图案一直印刻在了唐凯的身体和心灵上，直到他八十三岁那年终老之时。

苏军军官看清这个标志以后，大叫了一声：“格米尼斯特（共产党）。”然后便向唐凯伸出了双臂。

紧接着，两支武装开始了首次合作：攻打山海关。此时的日军还未完全投降，在与日军谈判无效后，苏军的大炮在后面轰击，曾克林和唐凯的部队在前面冲锋，战斗以共产党官兵牺牲百人和苏军牺牲两名士兵的代价胜利结束。

又过了半月有余，9月5日这天，曾克林和唐凯的部队已经到达了沈阳。由于在山海关战斗中缴获颇丰，这支部队看上去已经十分威风：不但有机关枪和崭新的日式步枪，而且每个官兵身上都挂上了一个牛皮盒子，里面装满了弹药。沈阳的百姓第一次看见共产党的部队，却并不清楚这代表着什么，欢迎和围观的群众蜂拥而至，手里举着的旗帜更是五花八门，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有青天白日旗、有美国的星条旗、有英国的米字旗，甚至还有伪满洲国的龙旗和日本的太阳旗。这就是那时候的中国东北，长时间被各种势力统治下表露出的是含糊不清的怪异心理，与此时东北混乱的社会秩序斑驳相交。

曾克林很快搭乘苏联代表的飞机折回了延安，他回来的目的很简单，催促我军尽快进军东北，占据要地。

原因是在他刚刚进入东北的时候，看到的是大量举着白旗投降的伪军，以及散落了一地的轻重武器和各种资材无人看管，随便可拿。

事后证明，我军到了东北以后，并没有看到曾克林所说的“武器散落一地，资材无人看管的现象”，这个说法给后来进入东北的部队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但是这倒也并非曾克林有意夸张，而是他们进去的时间太早，等后续部队去了以后，那些日军留下的武器和资材很多已经被苏联军队一扫而光，运往苏联去了。

但是曾克林带来的关于东北的情况的信息，却对于后来整个解放战争的发展和走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当晚延安即彻夜开会，最终形成了一个重要决策：那就是舍弃南方所有根据地，全力抢占东北。于是，一个“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思想在此时就形成了。这对后来的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形态，战役图谱，结局走向，都犹如一个重要的牵引线。

而三年后，另一个叫粟裕的人，又一次提出了在长江以北打大歼灭战的构想，从而完全确定了整个解放战争在长江以北完成决定性战役的战略形态。

此刻，关内各解放区部队开始了向东北的急行军。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是当时进入东北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九月二十三日，第三师接到中央命令以后，一共三万五千余人的部队即刻从苏北淮阴出发北上。但是，黄克诚没有轻信东北到处都是物资和武器的说法，他不但坚持让官兵们把武器都带上，而且还带上了过冬的棉衣。事后证明，他这个命令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八路军山东军分区部队也分别从陆路，海路进入辽东半岛。中央的命令异常坚决：“向东北进军和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和中国人民今后的行动，有决定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

毛泽东则更是心情急迫：“……务必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

山东军区的所有部队昼夜兼程，六万多兵力先后到达了东北。

这些乡音不同，建制杂乱的共产党官兵们，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最初基础。第四野战军，要不了多久，就会以其巨大的规模，充实的装备，以及官兵们头上顶着的各色狗皮帽子和勇敢强悍的战斗风格，还有指挥他们的那个极其精于战术计算的著名军事将领而闻名于世界之林。

三、

“七无”境地

林彪，中国当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红军时期，年仅二十五岁的林彪就已经成为了红军主力作战部队之一的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与另一位率领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一起，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途中，承担着冲锋陷阵的重要任务。

全国抗战爆发以后，林彪曾担任115师师长，与聂荣臻一起指挥了平型关战役，后因身体中弹受损而长时间处于修养状态。

1945年9月，林彪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正在赶往山东的半路途中，他接到了中央让他立刻北上的命令，当时的他可能未必想到，这个命令将会使他在解放战争的军事史上留下最为彪炳史册的战绩。

这一年，林彪三十八岁。

与林彪几乎同时到达东北的国民党东北地区最高司令官叫杜聿明。

杜聿明与林彪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这个年仅41岁的国民党将领此时已经到达了其军事生涯的巅峰。他指挥的国民党军第五军，在抗日战争中是对日作战最强硬的部队之一，在著名的昆仑关一战中重挫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被第五军郑洞国指挥的荣誉师第三团击毙。

他还曾是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官，在缅北的热带丛林中与日军作战并率领部队九死一生的突围经历，在中国传遍了大街小巷。

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的部队立即从山海关进入东北，杜聿明要求蒋给他十个军，蒋说调不出十个军，目前可供指挥的只有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

毛泽东此时已经从重庆返回了延安，他一开始寄希望于最早进入东北的李运昌部可以守住山海关，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但是这支部队不仅人数少，装备差，而且分散在辽西的各个地区，山海关那里仅有三个团的兵力。

杜聿明不会给共产党的军队留下集结的时间，他亲自制定了攻击山海关的作战计划，很快占领了山海关。

于是随即毛泽东又命令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锦西一带，希望保住辽宁军事重镇——锦州。

但是杜聿明依旧没给共产党部队集结的时间，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连续攻击前进，十八日即占领了绥中并接近了锦州。

这个时候，林彪已经到达了锦州，可是现在还没有他发挥的余地，因为他的身边此时并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他虽然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设想待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到达后，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指挥，对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击作战。可是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此刻却还并未到来。

林彪原准备离开锦州前往兴城和锦西一带考察一下战场地形，待黄克诚和梁兴初来了以后再从长计议。可是在兴城，他遇见了我军从山海关一带撤到这里的杨国夫部队，部队的情况令他十分吃惊：伤亡很大，极度疲惫，没有棉衣，甚至没有鞋，而此时又正直寒冬来临，很多官兵们却还得光着脚作战。

二十一日，林彪终于等来了梁兴初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一师七千多人，这支部队从山东走到兴城，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艰苦的长途跋涉令官兵们根本没有立即投入战斗的可能。

林彪当即作出决定：放弃锦州。

三天后，杜聿明顺利占领了锦州。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共产党的部队再也没有占领过这一军事要地，直到三年后林彪指挥着七十万东北野战军再一次向锦州发起攻击，而那一次攻击将会成为国共大决战的序幕。

几天后，黄克诚的部队也赶到了东北。大家一致商讨的结果是：就目前部队的情况而言，唯一能做的就是避战。寒冬已至，进入东北地区的官兵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困难。苏军坚持不给共产党军队进入大城市的机会，不准备让共产党军队接受日军留下的武器和物资，对于苏军来说，能让他们进入东北如入无人之境，已经是暧昧的极限。然而这些困难对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来说，本不算什么大的困难，他们从来也是独立自主习惯了。可是东北的特殊性在于，这个地方此时还没有任何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没有地方党和地方政权的支持，东北民众对共产党军队极度陌生和缺乏了解，近十万官兵的吃与穿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黄克诚给毛泽东发去的电报，把当时部队的处境归结为“七无”：“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自华中及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背好武器等乐观心理。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并直达长春。我提议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占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似乎占领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都是最适合共产党武装的战略发展路线。这也是从井冈山时期这支队伍建军之初，人民军队的军队性质所决定的。从古田会议上关于到底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到苏区时期到底是诱敌深入还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再到与张国焘的南下北上之争，这些斗争无一不是指向到底是走群众路线还是走其他路线的原则分歧。

然而，令人疑惑丛生的一个电报发到了，这个电报是在共产党的军队一退再退，难以抵挡国民党军队强势向北推进的情况下发来的。电报指示：“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处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这封电报是中央发来的，很显然是经过了毛泽东同意的，从后续毛泽东亲自发的一系列电文来看，夺取东北的大城市，坚决抵御和消灭向着共产党军队所占领的大城市进攻而来的国民党军，就是这一时期的战略指导方针。

正是在夺取大城市的思路之下，催生出了后来极具争议的“四平之战”。

为什么毛泽东此时的思路变成了夺取东北的大城市？为什么我军随后舍弃了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歼灭战，却始终要坚持与国民党军拼消耗？这一点，还要另一头关于重庆谈判以后《双十协定》的签订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