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第二章 决不拿原则作交易

一、

1945年8月14日，延安收到蒋介石第一封急电：

……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8月20日，延安收到蒋第二封急电：

……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肯惠诺为感。

8月23日，延安收到蒋第三封急电：

……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伢，特再驰电速驾。

在蒋介石看来，毛泽东会不会来重庆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来，一种是不来。

如果他来了，很好。正好借着谈判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借以尽快将日军占领区接收，将位于西南一隅的兵力迅速运送至长江以北，控制中心城市和重要战略据点以及交通线，做好内战准备。

如果他不来，也很好。那蒋就可以公开宣布，是共产党不要和平，不愿和平，将来他再发动清剿战争，那就名正言顺，这样可以占领舆论的高地。

再往下思考一步：对于蒋来说，如果毛泽东来了，同样也会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真的通过谈判解决了国共之争，实现和平；一种就是谈判破裂，内战开启。

如果是第一种，那么蒋的原则无非两点：中共交出解放区的军队，改组解放区政权，如果这两点能够实现，那么战争也就没有意义了，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如果说谈判破裂，那蒋也并不十分担心，因为他可以将破裂的责任甩给中共，同样还是可以发动战争，当然这会在舆论上更被动一些。

那么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来看，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勇敢不勇敢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科学不科学的问题。

要看去了比较科学，还是不去比较科学，还得看看当时中共的处境。

中共当时面临着三个方面的艰难困境：

第一，美国正在加紧给国民党输送武器，并且直接出兵帮助国民党运送兵力。此外，五万美军在日军快要投降之前，就已经准备在华北沿海的港口城市登陆，名义上是以反法西斯同盟军的身份配合中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区的接收，实际上就是防备共产党军队的，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退到了大西南，整个华北敌后都是共产党的军队。所以他们绝不会让中共提前占领或接收日伪军所占领的地方。到了国共谈判期间，这些美军已经占领了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第二，中共当时并不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可不要小看合法性的问题，你没有这个合法性，就意味着你想要在日军战败以后接收日军占领区的地盘和相关的财产物资，人家日军也不会合法移交给你。你如果强占，放下武器的日军可以随时拿起枪来对准你。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公开对国民党说：“我既受了天皇的命令投降中国，我就应该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我们驻在中国的军队还有一百几十万，在还未遣散回日本前，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

第三，如果说前两个方面的艰难局面，是早已能够预料到的话，那么来自第三方面的困难，就实在让共产党感受到了极大的被孤立。这个困难来自于苏联。当初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日军投降之前，为了防止日军从中国战场上脱身，将兵力全部投入太平洋战区和印缅战区，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搞了一个私下协定，这个协定里劝说斯大林出兵中国直接打击中国本土日军，而斯大林之所以出兵，就必然规定要在战后利益的分配上得到一定好处。这个好处里除了恢复日俄战争时期苏联在日本那里的各种损失外，更多的条件涉及中国的东北。包括保证苏联在大连的权益，恢复租用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满洲里至绥芬河）和南满铁路（哈尔滨至长春至旅顺），另外还有维持外蒙古现状等等。对于这个协定，蒋介石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这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仍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关乎主权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原则怎么可以用来交易？

但是很快，蒋介石就觉得这个协定真香，于是毫不犹豫的与苏联签订了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雅尔塔协定里关于中苏的内容确定了下来。为什么蒋会觉得真香呢？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苏联出兵东北剿灭关东军以后，自然就率先占领了东北各大要道。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不签这个协定，那么苏联必然是把东北移交给共产党，哪怕名义上不移交，但是共产党在华北距离东北太近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苏联军队一走，共产党顺势就可以占领东北。东北那样的重工业基地一旦落入共产党的手中，蒋介石再想用武力收回来，那当真是千难万难了。可是如果他签了这个条约，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条约是同具有合法性的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么自然苏联为了保障自己在东北的利益，也就自然而然的要保证国民政府占领东北。所以它就不会把东北移交给共产党，而是要保证最后移交给国民党。所以，中共不但接收东北日军投降已经不可能，就是想要占领几个东北的大中城市也是不能的了。

斯大林为什么那么做？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取得在东北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也因为那时候他严重低估了中共解放军的实力。当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斯大林才承认：“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该寻求同蒋介石的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承认当时我们是做错了。”

斯大林的这段话，对于后来已经赢得了战争胜利的共产党来说，也只能算是一种慰藉了。而在战端之初，这些困局表明：共产党已然陷入了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外援可以依靠了，他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以及站在他们身后的千百万解放区的人民群众。

二、

要依靠人民群众，怎么依靠？靠嘴是不行的。

在饱受战争摧残以后的人民群众对于抗战胜利后最渴切的是什么？是和平，是恢复，是建设。

蒋介石要打内战是一回事，共产党要全力争取和平是另一回事。争取一切和平的可能，做好一切打仗的准备，这也是辩证法。

而要想最大程度的争取到和平，那么毛泽东亲赴重庆，所表达的就不仅仅是一种诚意，而且还是一种切实争取到和平的最大可能。

为什么说蒋打内战的主意是定了的，但是争取到和平的可能性同样是存在的？这岂不是矛盾？

并不矛盾，蒋介石坚持要打是一回事，他能不能打是另一回事。

从表面看，蒋介石有若干有利的条件，比如：他有合法的政治地位，掌握着全国主要的经济命脉，有美国、日本，甚至苏联的支持，有优势的军队，有大批美式装备和武器，这些都是有利的条件。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困境，这些困境就是官僚内部和军队上下贪腐成风；资源垄断在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和大官僚手里，与群众分裂严重；不管是国统区人民还是解放区人民，全国的人民都不支持内战；美、英、苏虽然都站在了国民党一边，但是他们也并不支持内战，支持蒋介石并不等于支持内战，尤其是美国，他们支持蒋介石继续统治中国，以保证他们的在华利益，保证中国不归入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刚刚经历了旷日持久、代价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希望因为中国的战争而将自己卷入其中。因为一旦中国爆发战争，谁也无法预料这是否会演变成一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较量，如果演变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后果更是难以估量。这就是战争的不确定性。

所以，尽管毛泽东清楚的知道蒋是要打内战的，但是什么时候打？以什么方式打？有没有可能在打之前争取到一个和平时期，哪怕是短暂的和平时期，这些都充满了变数。所以，打之前还要谈。

总之，你要打，我就陪你打，你打你的美式装备，我打我的小米步枪。你要谈，我也同样陪你谈，只要你有和平的诚意，那我们就争取一个和平的可能性。谈是为了争取和平，打也是为了争取和平，这就是科学。

回过头来看，共产党此时是孤立的，它好像失去了一切的外部支援和帮助，但是它把自己一切行动的准则立足在了人民群众身上，它就可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那时候它还会孤立吗？反过来看，国民党此时并不孤立，它得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外部国家的所有支持，得到了一切优越的战争资源保障，可是它一切行动的准则，却是立足于自己那个狭隘集团的私利，它必然很快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包括国民党自己统治区域里的人民群众，那时候原本的不孤立，难道不会转化成孤立吗？由此可见，孤立和不孤立同样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其中区别，仅仅在于你把谁当做你要依靠和同行的力量，仅此而已。

一个集团也好，一个组织也好，一个人也好，总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绝望处境，这时候要从哪里去寻找摆脱绝境的力量源泉？要怎样选择接下来要走的路，走正路还是走歪路？是依靠人民群众还是依靠资产阶级？是选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选择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这些问题蒋介石也许没有想过，但是毛泽东却早已想清楚了。

坚决依靠人民，就是共产党的出路。——《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什么是科学？一切有利于群众的事，坚决去做，一切不利于群众的事坚决不做，这就是科学，这就是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的依据。

三、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了重庆，当晚与蒋介石见面了。

他们至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上一次见面可能是在广州，那时候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代理宣传部长。一年后，国共决裂，两人从此成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手，他们率领各自领导的武装力量已进行了长达快二十年的生死存亡的较量。在他们握手的那一瞬间，一切都似乎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由于蒋介石压根就没有想过真的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双方的分歧，所以国民党这边根本没有准备任何谈判条件和材料，而关于整个谈判的十一点意见，全部都是共产党方面提出来的。

蒋介石只能临时提出了三个谈判的原则，这三个原则是这样的：

第一，不得于现在的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问题；

第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实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归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需以此为中心。

这三条简单理解就是：只能我改组你的政权，不能你改组我的政权；只能我收编你的军队，不能你收编我的军队；一切问题马上就要解决，不解决就不要怪我掀桌子打仗。

你看，三条就是那么的赤裸裸，那么的毫无顾忌。

共产党提出的十一点意见里，一些关于民主、承认蒋为领袖、承认三民主义、惩办汉奸等等问题，双方还都有得商量。但是最难谈判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解放区的政权问题，一个是军队问题。

这两个问题又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没有军队，解放区的政权就没法保障，没有解放区，军队就没有根据地，也就没有依托。

蒋介石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共产党可以把军队都交给他，然后解放区的政权由国民党派高官去改组。交出军队很好理解，改组政权是啥意思？意思也很简单，可以那么理解，那就是一旦由国民政府去改组解放区政权，那所有的政策都要变化，比如土地革命要取消吧、人民选举要取消吧、以前的高利贷政策要恢复吧，各种国统区的法律，政治结构也都可能复制过去。一句话，所谓的改组，就是把一个建立在解放区人民群众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打烂，把国民党的那套上层建筑搬过去，这就是改组。它意味着，以前合法的东西可能不合法了，而以前不合法的东西，又可能变成合法的，而其背后不过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而已。

所以，马克思才说：法律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

谈判要能进行下去，就必须要有得谈才行，要有的谈，那么就必须要双方都作出一些让步。

因此毛泽东说：“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于是双方的底线就出现了，共产党方面提前得到了蒋介石谈判底线的情报，这份由中共南方局地下党提供的情报相当准确：蒋介石在军队上最后可能让步到十六个师，也就是说最高允许共产党保留十六个师的武装力量，而国民大会代表的名额可以让步到百分之七。政权问题怎么解决呢？蒋介石的方案是可以邀请中共领导担任一些省份的省主席一职，其中主要指解放区所在的省份，同时邀请一部分中共领导参加政府要职。

当然，到底是什么样的要职咱不知道，这个要职有没有实权，有多少实权也难以判断。但是引用当时国民党内部的一个说法，大家就知道蒋在谈判中有多么的一厢情愿了。这个说法是：非到不能让步的时候，准备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无法得知，在毛泽东听说蒋准备让他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但是很明显，双方的底线根本就距离着十万八千里。

蒋介石所谓的底线，根本上说就是一个意思：让中共领导到国民政府里面去当官，甚至可以当大官，但是军队问题，政权问题，他们能让步的极其有限。这很显然是把对付地方军阀那套手段用到了共产党身上了。说白了就是要招安了。

而反过来，在毛泽东看来，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恰恰是维护解放区人民权益的根本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又怎么可以用来交易呢？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我们会发现他无数次的面临着这种触及原则的问题，从上井冈山时期一直到建国以后，我们经常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有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原则，有建立根据地还是单纯游击的原则，有军队要不要搞政治工作的原则，有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进攻路线的原则，有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有包办代替还是发动群众的原则，有独立自主还是依靠外援的原则，有依靠资产阶级还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有哪个阶级专政的原则等等等等。

但是没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他是决不会做任何妥协和退让的。

而如果我们再认真一点，把所有毛泽东身上发生过的关于原则性的争论都拿出来分析一番，那么我们就一定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所有关于毛主席的原则之争，背后又都遵循着同样一个原则：那就是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列宁说过一句话：决不拿原则作交易。

而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从踏上革命征途开始，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这一句话。

谈判的艰辛令毛泽东感到十分疲惫，作为美方调解员的赫尔利都没有耐心继续下去，他公开宣称：要么承认国民党统一，要么宣布谈判破裂。

毛泽东给他留下这样一句话：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正在谈判的艰难阶段里，一场双方的局部战役已经打响了，战场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上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