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和人类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莫斯科附近病逝。　　

让我们在最激进的意义上大声呼唤列宁吧！

要讨论列宁年，我们也要从回忆、回想十月革命的真实经过，以及革命滑向斯大林主义的反转开始。

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重大道德-政治问题可以被归纳为“造神，却也造罪”这个主题。与充满血腥与监禁的过去公然对立之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能够幸存吗？如果可以，是以哪种形态，又到什么程度呢？

这种对立的第一个例子，当然是赫鲁晓夫于苏共二十大期间所做的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报告将斯大林的个人品行认定为其罪行的关键因素，因此，必然会缺少对权力制度问题的系统分析。　　

另外，赫鲁晓夫想竭力要保持“革命起源”的纯洁性：对斯大林的定罪局限于30年代的大清洗活动，而刻意忽略20年代末的大饥荒；更甚，报告宣称布尔什维克转回到了它的“列宁主义”根基之上，这样一来列宁就成了被斯大林破坏和背叛的纯正“革命起源”。

赫鲁晓夫之所以要这么冒险，是希望自己能够强化共产主义运动——短期来看他的确达到了目的。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美国，并向美国公众发布挑衅性的讲演，宣称“你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成为共产主义者”时。

而他于1964年去位之后，一种听天由命式的犬儒主义就占据了上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以更极端的对立手段与过去决裂为止。

一次过去的共产主义实践的回忆错位和重复就是像这样组合运作的，但这种谬误绝不是那些拒绝清算过去并因此重走旧路的左人的专利。自由派和保守派对十月革命的妖魔化同样忽视了其中显而易见的解放意义，把它贬低为一次血腥的夺权行动。

当今的左翼正面临着一整个进步运动时代终结所带来的分裂与崩解，这强迫着他们去重新定义自己事业的最基本坐标。但是，也正是这同样的经历，才催生了列宁主义。

当1914年秋天，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都决定加入所谓“爱国阵线”，投身民族主义的时候，列宁该有多么震惊。1914年的冲击是一次“大灾难”，不仅让田园诗式的资产阶级信仰崩坏，同时也重创了伴随其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连列宁本人的立场也深受动摇——他本来在《怎么办？》一文中表现出了永不满足和不畏牺牲的精神。

这个时刻，却为列宁主义的诞生敲开了大门，打破了第二国际以来的进化主义史观，也是唯一一个能清晰阐明这一切灾难背后真相的人。在迂回折返，仔细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列宁终于得以在这失望时刻重生，洞见那独一无二的革命机遇。

以下一点暂时请不要告诉别人：要是有人谋杀了我，就请您出版我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还放在斯德哥尔摩）。笔记本封面是蓝色的，装订过。我把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摘录的以及从考茨基反驳潘涅库克的著作中摘录的一切文字都收在里面，并且还作了很多批语、评注、结论。我想，如果要出版，一星期时间就够了。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考茨基都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不过先要讲好，这一切目前绝对不要告诉别人！

当今左翼所面临的处境与当初孕育了列宁主义的处境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它的任务就是要“重读”列宁。“重读”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列宁那里去，而是要承认“他已经死了”，即他给出的具体解决方法失败了，而且是遭遇了惨败。“重读”列宁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明辨什么是列宁所做的实事，什么是他所开创的可能性，也要承认列宁的行为和那甚至能压倒列宁自身的另一面思维之间的冲突。“重读”列宁不是要做他做过的事，而是要总结他未竟的事业，反思他错失的良机。

革命困境

技术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以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自由民主制随之稳固了下来，并以跨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要求构建去中心化的超国家组织。

相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资本主义运行的现实根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将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隐藏在更大的普遍性之下，以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囊括了所有不触动根本制度的批评、抗议，以此证明其永恒的民主、自由。同时，私有制的续存在今天并不仅仅依赖于财富的私有化，还依赖于利润解释逻辑。也就是说，接近权力机制、掌握社会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的人以权力为中介使得不同的资源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之间交换，从而维持着私有财富的等级秩序。

贫富之间之所以能够长久的保持着稳定的关系，就在于：最高层的少数仅仅靠着虚伪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物质发展的冰山一角来愚弄人民。

民主的精英对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而对无知的民众则通过隐匿的言语来教导,使其感到幸福,进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列维·施特劳斯

浸在资本主义的物质满足和自由民主享受中的人们渐渐忘却了被“奴役”的状态，数字化带来了虚拟空间里莫大的“自由”，仿佛只需坐享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成果而无需再提无产阶级革命。

尽管资本主义看似坚不可摧，但由于其本身的虚假性和不合理性,它的运作方式并非无懈可击。自由主义在不威胁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下广泛散布自由，它以一种虚假的形式允诺的自由恰恰激起了人们对于真实权利的渴望。

问题在于，如何赋予底层人民以普遍的革命热情？如何突破资本主义的承载力、重构政治秩序？人们进行抵制的形式和立场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是正统派列宁主义，他们认为革命可以来临，目前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种能够调动起革命的领导者，用巴迪欧的话来说就是等待“真理事件”的降临。

显然，这是一种空想。这些正统派以为可以一下子恢复列宁主义，继续讨论老话题。他们要么会充满激情地加入到关于过去的讨论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拒绝回答为什么上述讨论具有重要价值；要么就会越接近当代政治，也就越发操上一口不产生任何威胁的纯粹学术行话。

他们的症候随着每一次新的社会动荡而显现。每一次，他们都支持一些劳工运动，据说是体现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潜质，但很可惜这些运动先是被利用，继而被那些右翼的力量所背叛。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四种模式：将文化斗争(女权主义、同性恋、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冲突) 接受为解释政治学的主要领域；对福利国家制度成果纯粹的防御性保护；基于赛博共产主义的天真信念( 那种认为新媒体将直接为新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观点) ；以及最后一种，投降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他们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斗争”往往以某一种权威承认而草草收场,从而革命只能作为一种中间状态在自由民主制范围内原地打转。另一方面,这些运动把真正的无产阶级拒之门外,只是权力阶层内部的多情呐喊。这种“第三条道路”，不过是在向资本主义妥协。

拯救革命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于俄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停留在权力机制范围内，他们总是抱怨“革命走得太远了”。

列宁批判他们惧怕革命，空谈自己的政治观点。

“正因为这样,让我们枪毙你们吧。要么劳驾收起你们的观点,要么你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待”

一方面，这种主观的将自己的意志等同于无产阶级的意志，随之将一切反对自己的人打入反无产阶级立场的做法是以主观地断定某种“客观性”来强制实行的“条件决定论”。在这里，列宁扮演了大他者。基于列宁当时所面临的革命形势，集中决断、采取行动远比犹豫观望、贻误战机要好得多。我们不应该认为大他者使行动不可能，我们应该毅然决然地采取行动。行动从来都不会过早或者过晚，因为永远没有一个恰当的时机。历史窗口期的来临不是客观的，行动者主观意志本身也是客观因素，时刻的决定代表新秩序的发生。

因此，集权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自由不是在给定的框架内选择，而是突破选择机制的自由抉择。采取列宁主义的行动方式是历史获取主动权的现实需要，也是打破资本主义的框架，主体进行自由思考、自由选择的前提。

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面对党内普遍的质疑，列宁选择“从山底重新开始”,在失败中重新尝试。正如列宁所走过的道路一样，对资本主义的彻底颠覆就在于对共产主义的反复重试中发现政治真理。列宁主义的启示在于：不是接管权力,而是“重新开始”，改变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

重述列宁不是重述列宁做过的东西，而是他的革命态度，这是重建政治秩序的革命策略，更是十月革命这个历史性“事件”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遗产。

参考：

齐泽克：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

齐泽克《列宁2017》

李西祥：从列宁到行动——齐泽克革命观的批判与反思

谢亚洲：齐泽克的列宁主义革命观——试论“回到列宁”的行动式革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