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阅读经典文本的策略——以读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

/一、文本内容的再度经典化策略

读者、文本和阅读过程是构成阅读的核心要素。若就 20 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政治实践性阅读论题而言，读者即阅读主体是明确的，主要以政治领袖和党的高级干部为核心群体；阅读过程也是相对清晰的，典型特征是阅读主体结合实际展开经典阅读与经典诠释，通过对文本内容的横向移植、纵向比鉴和综合运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并同时生成理论的和实践的共生性成果。然而，作为阅读对象的文本却不是先在的，其意义和价值也不是完全透明的，需要阅读主体施以持续性的阅读、诠释和确证。事实上，《联共党史》自1938年问世以来，即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奉为“创造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古典著作的模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国际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可靠的指南针”，但它在系统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的阅读视野时，特别是在被确立为党内各级干部学习“联共党史”课程以及“干部必读”书目前，也必须经过一个文本再度经典化的过程。

论及文本经典化论题，类似于《史记》评点是《史记》史学经典化和文学经典化的核心途径，《联共党史》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共产党经典文本阅读序列，旋即又成为各级干部必须长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问”，既仰仗于前述文本蕴含的历史内容、经验属性和理论品质，更有赖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阅读与权威评点。一般而言，“评”是权威阅读主体立足世情、国情和党情，从革命建设任务和政治主体思想立场出发，认识和发现《联共党史》的文本密码，阐释文本的政治历史意涵，揭示文本的经验参考效用，释放文本的知识理论价值。“点”是在“评”的基础上，阅读主体通过赋予文本以特殊的概念、标识或符号，给予关联读者以阅读提醒和政治暗示，并借此形成阅读引导和领袖示范，推动《联共党史》由领袖个体阅读向全党乃至全国范围的集体阅读延伸。

中国共产党党内率先发现《联共党史》文本价值的，当属曾在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弼时。在翻译和校对1938年苏联外国文出版局中文版《联共党史》时，他就认识到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学习资料，应该尽快地介绍到中国去。而当中文版本在延安面世后，毛泽东在党内率先肯定《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上述评价虽然简约，但由“评”至“点”的政治释读和文本荐读意涵业已彰显。由此开始，毛泽东在多种正式场合和私人场域反复评点《联共党史》，推动了苏联经典党史教科书的文本再度经典化，推动了全党对其展开政治实践性阅读，以此助力干部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制度变革。

进而言之，推动《联共党史》的文本再度经典化，并非完全出于毛泽东的个人好恶或者主观意愿，而是基于特定的文本前提、时代背景和政治诉求。就文本自身层面而言，这无疑是一本“有史有论、以论为主、文字简明、利于普及的教材”。从国际层面看，因由斯大林的主持编撰和联共（布）中央的强力宣介，进而又在共产国际层面上被定于一尊，这就使得“有系统地研究和真正精通这部灿烂的著作”，成了全世界每一个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领袖的“基本历史任务”。及至国内层面，自20世纪3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加强（在职）干部教育、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研判社会主义进路，不仅构成毛泽东评点《联共党史》的核心历史场域，同时也寄寓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旨趣。由此，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经典化的评述：1941年，为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制度，整顿党内广泛存在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评价《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他据以号召党内“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为倡导实事求是的党的作风，毛泽东鼓励党员干部阅读五本马列主义书籍，称赞《联共党史》“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1953年，为悼念斯大林逝世和持续主张“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内政与外交诉求，毛泽东在署名文章中将《联共党史》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甚至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毛泽东在党内讨论和评价赫鲁晓夫的政治报告时，仍将《联共党史》视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的重要文献。

综上可见，横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重要阶段，毛泽东结合文本内容、实践需要和时代背景，对《联共党史》施以权威评点和高度肯定。这既与从事理论工作的读者的学理阐释不同，也与一般读者接受政治教育时的阅读感受有异，而是基于服务现实趋向的阅读旨趣，以及直接政治性的阅读目的，形成对《联共党史》的二度知识发现、价值研判和意义生产。同时，这些极具政治权威性的评点，既有来自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实践验证，以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组织认可，又在实践中逐步得到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和取得系列成就的验证，再经由党内政治人物的反复阅读、诠释和推介，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引领意义。这同时意味着，政治领袖在进行建构性阅读之际，还需要对《联共党史》施以必要的解构，恰如1957年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批评“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一般，此乃构成文本（再度）经典化互动过程的客观要求。总体而言，作为党和国家的政治领袖，毛泽东是以超乎寻常的理论运用、理论创造、政治实践的综合能力，以及专业理论家望尘莫及的影响力与动员力、实践性与群众性，推动着《联共党史》的再度经典化，进而影响着文本内容的政治实践化诠释和组织系统化宣介。

/二、文本诠释的政治实践化策略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认为，经典文本阅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每当党在思想理论上出现偏差，或在实践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就尤为重视号召加强全党学习，“以便打通思想，或者为了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或者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考验”。在《联共党史》问世之际，同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之时，毛泽东随后在党内掀起的系列性《联共党史》学习高潮，实际均为解决党的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如何顺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问题，同样历史地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建设经验。

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党史》施以政治实践性阅读，关键动因就是为着加强理论教育、反对教条主义和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切实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此时毛泽东对《联共党史》文本内容的诠释，不管是苏联经验的横向移植，还是苏共历史的纵向比鉴，抑或政策理论的综合运用，核心旨趣均在于寻求指导中国实践的方法与路径。在此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实践化诠释策略，正如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言：学习《联共党史》，为的就是“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对于上述论断，通过梳理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的文本定位，实可进一步证实。从1938年全党发起干部理论学习运动，到1953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随后掀起《联共党史》学习运动，它的文本角色先后经历了从党的干部需要“长期”学习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中心的材料”，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完全的典型”、研究经典作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的中心”，再到学习世界革命、外国政党和共产国际经验的“理论书”，直至认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质上就“是联共党史第九章至十二章的路线”的系列性转变。而在此期间，毛泽东并未从史学规范意义上进行文本界定和理论诠释，而是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着文本的历史认知和价值判定。客观而言，这既符合共产国际号召的各国共产党应当“善于把联共（布）)底经验运用到工人阶级斗争底新的历史条件上去”的学习要求，也契合毛泽东所倡导的政治实践性阅读的核心旨趣，即借助学习《联共党史》及其“结束语”，然后“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并“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进而切实“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如此逻辑，不仅适用于20世纪40年代的整党整风运动，而且尤为适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不仅适用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同时也更为适用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中国化。由此，这也就决定了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的诠释，必将以其“结束语”六条经验内容为中心，而且始终秉持着直接的、现实的实践化态度。换言之，不管是就具体问题结合“结束语”六条经验总结展开阐释，还是借助《联共党史》及其关联文本进行集中解读，均是为了达至既解释实践又改造实践，既改造主观世界又改造客观世界的双重政治发展诉求。

至于微观释读场域，上述论断亦可得到确证。1941年，为批驳党内在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援引《联共党史》“结束语”中的第四条和第五条经验内容，批评主观主义者的两条战线的“乱斗法”，即无法区别对敌斗争的方法和对犯错同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42年8月，他又在延安干部会上援引相同内容，揭露党八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典型“罪状”，强调须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待偶然犯错同志，而非施以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上述两点，实际是对《联共党史》所说的党要坚决打垮机会主义和坚持党的优良作风的历史经验的具体化。同年11月，毛泽东结合党的革命实际和延安整风实况，依据《联共党史》“结束语”和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长篇报告，不仅指斥党内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而且提出了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具体要求。到党的七大召开前后和1954年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关键节点，毛泽东再次援引《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和第二条经验，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的政治目标，以及不要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造成偶像和不能批评的政治状况。除上述重点诠释和直接比鉴“结束语”相关经验内容外，毛泽东还多次结合《联共党史》中的具体史论研讨中国问题，如194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联共党史》很少提及“路线”二字，提醒中国同志“少用为好”；在党的七大上借《联共党史》开卷有关联共（布）党的创建史实，总结并揭示中国共产党“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发展规律；1955年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借《联共党史》所述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讨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急躁冒进问题；等等。

毛泽东对《联共党史》及其“结束语”的广泛应用，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解和诠释，而且是一种实践化的理解和诠释。这也正如他本人所强调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事实上，自1939年开始进入党员干部教育序列起，《联共党史》就被认定成中国共产党“解决精通马列主义任务的最重要的道路”。而根据该“道路”特有的规定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问题，既要研究同其发生与发展不可分离的世界革命历史，还应秉持科学态度和实践第一的原则，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实践化路径。

对此，毛泽东早在1942年所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指出，同时也是《联共党史》“告诉我们”的，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使其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出布尔什维主义，并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推进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随后由斯大林推行三个五年计划，直至最终创造出社会主义的苏联。循此历史进路，横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阶段，毛泽东对《联共党史》所述经验展开系统诠释，主张汲取联共（布）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与方法。从总体上看，即便显见如《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经验内容的横向移植、多维比鉴和综合适用，毛泽东也是秉持着一种“崇而用之”的现实态度，即从中国政治发展需要的战略选择或政策考虑出发，将对《联共党史》的阅读、理解和诠释，应用于制定党和国家的政治行为规范（路线、方针、政策），进而动员千百万党员群众进行更大、更广和更深范围的政治实践。

/三、文本推介的组织系统化策略

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但理论无法直接动员和规范群众的行动，它需要借助一定的组织力量和方针政策作为中介，以应用于实际和改造世界。前述毛泽东推行文本经典化与政治实践化的阅读行为策略，并未专注于或停留于对《联共党史》解释体系的建构，这原本主要是理论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作为实践型的阅读者，毛泽东无暇将《联共党史》阅读诠释的结果系统化和文本化，而是聚焦于先以个人的阅读作为政治示范，再借由组织力量的引导和规范，推动群体性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运动，推动联共（布）历史经验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基于此点，这就需要毛泽东发挥出政治领袖兼理论导师的双重身份作用，全力推动《联共党史》文本宣介的组织系统化，直至最终促成域外经验成功转化为中国实践。

众所周知，《联共党史》是一本与1930年代联共（布）和苏联社会政治生活高度关联的经典党史教科书，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其时代价值看，它已远超一般经典文献或理论教科书的范畴。自延安时期起，毛泽东之所以要全力推进《联共党史》的组织系统化推介，实际源于该文本所蕴含的知识与权力的双重价值属性。及至中国阅读场域，鉴于深受教条主义之害和匮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国共产党能否推动《联共党史》自上而下、由内向外的阅读实践，既高度关乎党的意识形态的重构，又深刻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普及。这就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领袖，积极推动其中知识与权力的有机结合。对此，1938年联共（布）中央《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传》决议的翻译和出版，实际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组织系统化宣介《联共党史》的“教科书”。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它对于消除党的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中的“手工业方式”，还具有着非同一般的方法论价值。以此为借鉴，自1939年2月中央干部教育部设置“联共党史”课程起，毛泽东既亲自组织、领导和参与党内学习活动，又借助党和国家系列重要会议予以推介，同时还就学习规范和制度建设进行规定和设计，据以推动文本阅读行为适时介入延安干部教育运动和整风运动，直至1953年至1955年的全国性的《联共党史》学习教育运动。

对于上述论题，会议形式的组织系统化推介可以给予有力证实。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在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各种会议在《联共党史》的宣传推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组织作用。诸如，1939年和1941年，为动员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学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借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延安干部会，在党内率先号召学习《联共党史》；1942年，为部署整顿“三风”各项工作，毛泽东借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学习组会议、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会议设定《联共党史》及“结束语”的学习重点和考核要求；1943年，为讨论学习党的路线问题，他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对《联共党史》的“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1945年，为沟通和阐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相关事项，他又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上借比鉴《联共党史》所述普列汉诺夫和联共（布）早期建党史实，评价陈独秀、总结建党辩证法和梳理党的路线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7月、1957年3月、1957年7月，由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成为毛泽东借《联共党史》讨论党的理论教育和政策实践，特别是借此学习苏联建设经验和反思苏联模式的核心政治场域。上述会议，尽管规格、形式、性质和目的各不相同，但无不成为助力毛泽东系统推介《联共党史》的重要平台。

除上述推介形式外，毛泽东还适时结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将《联共党史》纳入各类理论学习、宣传教育和社会政治运动中。在整风运动期间，他将《联共党史》及其“结束语”纳入十件“研究资料”和“二十二个文件”之列，强调延安各级干部如无此种学习，则“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同时还电请刘少奇等人“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不仅如此，他还多次以“干部必读书目”的形式，规范党的各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阅读对象的选择。例如，他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党员干部至少要读含《联共党史》在内的五本理论书，强调如果能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且有大体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1948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党内干部应阅读含有《联共党史》在内的五到十本马列著作，并主张“不要太多，多则不灵”的经典文本阅读观念；1949年，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将《联共党史》纳入“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要求党员干部在三年内阅读一到两遍，并认为如有三万人读完和三千人读通 “就很好”。新中国成立以后，《联共党史》得到全国各级党员干部群众的系统学习，其内容实际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模板”，毛泽东的推荐作用至关重要。甚至，在批示1964年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相关问题时，《联共党史》仍被毛泽东列入三十本书之列。基于上述组织推介形式，中国共产党成功推动了《联共党史》阅读主体及其行为实践的发展，不仅实现了由领袖个体阅读向全党乃至全国范围的集体性和组织化阅读的转变，而且还在与政策实施过程的有序融合中，为20世纪中国革命建设实践提供着思想引导、理论支撑和经验启迪。

/四、余论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指出：“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全党必须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出发，理性对待作为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述及延安时期以来对《联共党史》的政治实践性阅读，毛泽东所秉持的文本内容再度经典化、文本诠释政治实践化、文本推介组织系统化的阅读策略，虽然着重从应用价值维度审视和对待联共（布）历史经验，但其中却饱含着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战略性选择和政策性考虑。也正是基于此点，不管是毛泽东对《联共党史》阅读文本的选择，还是上述经典文本阅读策略的践行，均是契合 20 世纪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也是符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需要的，并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借此推进建党、建国和建制。对此，日后也得到了实践检验和学理证实，集中表现为“对于学习和了解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对于党史书写、党史研究和党史教学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看到，从毛泽东就《联共党史》政治实践性阅读所实施的策略路径来看，也创造了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样态和理论形态。作为从事实际政治实践的党和国家的政治领袖，毛泽东本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主体之一。他对《联共党史》的经典阅读与经典诠释，从本质上来看，就是要推动联共（布）历史经验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和具体化，使之成为研判和推动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论题的工具和武器，进而推动构建党的行动纲领、方针政策、制度规范甚至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并在系统总结概括的基础上升华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作为权威的阅读主体，以苏联经典党史教科书作为核心的阅读对象，通过实施政治实践化的阅读策略，无疑满足了中国共产党既直接指导政治实践，又同时推动理论创造、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作为毛泽东和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利器，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典，以及镜鉴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蓝本，《联共党史》实际影响了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知、理解和接受。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阅读实践过程中趋于教条化，抑或是趋向过度功利化，就很容易产生工具主义的不良倾向。毛泽东反复强调，要通过《联共党史》来学习“列宁的精神”，领会贯通个中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与实质”，以及彻底“把主观主义反倒”，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改造世界精神，并未在《联共党史》的阅读实践中一以贯之得到执行。当前，当我们再度省察政治领袖实施政治实践性阅读的策略路径和经验事实，对此仍需系统研判和理性检讨，此乃建构新时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阅读观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