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

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

吕梁学院吕梁精神研究中心  刘自强

晋绥革命根据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在华北敌后创建的四大根据地之一，他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晋绥革命根据地包括晋西北、晋西南和绥远大青山三个地区。到解放战争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到共辖75个县（旗）市，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

晋绥革命根据地有着十分重要的而特殊的战略地位。它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东至同蒲铁路，与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相连；南达山西最南端的风陵渡；北接中国北疆的百灵庙、乌兰花一带，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

晋绥革命根据地从1937年9月至1949年9月，经历了整整12年的漫长岁月。纵观党组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9月至1940年初，是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阶段，也是根据地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从1940年1月至1942年8月，是晋绥根据地正式形成并经受严峻考验的阶段，也是党组织坚持和巩固的时期。

第三阶段，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是晋绥根据地和党组织逐步恢复和发展时期。

第四阶段，从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是晋绥边区及党组织大发展、大兴盛时期。

1949年9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军区同时成立，晋绥分局所辖组织划归山西省建制。晋绥革命根据地经过12年的战斗洗礼，完成了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

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六大卓越贡献

大屏障。山西的西部地区，吕梁山绵延起伏，黄河穿流千余里，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阻敌西进的屏障，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在延安的党中央的前卫阵地。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师主力、一一五师主力分别扼守晋西北、晋西南黄河以东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围攻，打击和牵制日军，打破了日军渡黄河西犯的企图，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后来形成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1942 年 5 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统一两个地区的作战行动与建军工作。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赋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三项职权：一是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与军事建设，二是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三是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贺龙曾对干部说，晋西北虽然条件最差，但离党中央最近，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们来守延安的大门，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大通道。如果把在延安的党中央比作巨人的头脑，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就是巨人的肩臂、身体的部分，抗日根据地的交通孔道就是巨人的血管。党内交通工作的地位极其重要，作用十分突出。

山西在创建发展各抗日根据地中，就建起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沟通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通过交通线传送信件、文件，护送干部过往，转送物资等。为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分割、包围和封锁，沟通各抗日根据地之间、党中央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中央于 1942 年1 月作出“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的指示，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主要的交通线北线由延安通晋西北到晋察冀北岳区再到冀中、平西和冀东，中线和南线由延安通晋西北到太行和太岳区，再到冀鲁豫、冀南、山东和苏北、华中、华南。护送干部和转运物资，有公开掩护前进、秘密护送前进、派部队武装护送三种形式。山西各抗日根据地接送了数以万计的干部安全到达目的地，接送了许多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各抗日团体人员、国际友人、民主人士等 2800 多人，1942 年到延安参加整风的各根据地干部和 1945 年到延安出席“七大”的各根据地代表，大都是由山西各根据地交通线护送的。还接送了延安和各根据地之间往返的许多重要文件、书刊、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 1000 余吨。山西军民为打破日军的封锁、切割，保障战略通道的畅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西北战场所需的粮食，除晋绥外，大部分来自晋冀鲁豫和晋察冀，通过河东转运河西。1948 年 8 月晋绥军区后勤部长陈希云在报告中说： “从 1947 年起至今年上半年止，除河西在河东吃用者外，尚运过河西粮食 37 万石。还有 20 万石正在运输中。”要知道，1947 年陕甘宁边区全年征收公粮不过 20 万石，一年间通过晋绥运来的粮食接近这个数字的 3 倍，足见数量之巨。廖汉生回忆： “为了运这些粮食，晋西北的毛驴都不知累死了多少！我军北上打榆林，背的就是贺老总从晋西北运来的小米子。”罗元发（时任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回忆： “我们现在所吃的粮食，都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经过重重困难，才从千里之外运到部队的。”仅 1947年，河东的抗勤任务就超过抗战时期的总和。30 万套单衣、12 万套棉衣、7 万床棉被、200 万双单鞋、1 年超过 8 年的抗勤……这些枯燥数字的背后，是晋绥老百姓怎样的付出？

大后方。据不完全统计吕梁人民在东征时期参军人数3000余名，抗日战争时期参军人数5.4万余名，解放战争时期为1.5万余名，抗美援朝时3800余名，合计7.6万余名，成为名副其实的“子弟兵的的故乡”。

晋绥边区1940年2月开展的献金、献粮、献鞋和扩兵四大动员，共献金1810625元，献粮90426石，献鞋118441双，征兵15885名。晋绥边区人民在异常艰苦条件下赤诚奉献支援陕甘宁边区、支援党中央。据不完全统计，1940 年到 1945 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财政的 50% 至 60% ，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 70% ，其中仅 1943 年上解中央的经费就占到了吕梁几个专区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 。

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成立于抗战最艰难的1942 年，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中共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了延安 70％的经济来源。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的习仲勋亲做了这样的记录：“据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的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二百一十八万二千人次，支援牲畜一百四十七万八千头次，做军鞋九十二万九千双，筹送粮食一百二十余万石、柴草一亿二千万多斤，动员了四万二千名青年参了军。”吕梁作为两大工作机构的承载体，作为解放战争支援西北战场的重要战略基地，党中央的战略后方，做出了异常的努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大学校。一二 0 师创建晋绥根据地初期，兵力不足8 000余人，军队和地方共有党员 5000 余人。 尽管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党和红军的精华，但人数太少，开创晋绥革命根据地， 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工、农、青、妇、动委会、牺盟会群众团体，组建自卫队、游击队，改造旧的乡村政权，开展减租减息等项工作，都是百业待举，四方八面需要干部，仅有的干部显然不足。当时，晋西北、晋西南和绥蒙区还未能联结成统一的革命根据地，各个区党委分别从根据地内的青年学生、工人、商人和东北、河南、河北、延安来的学生中选拔了一大批优秀分子，经过短期培训，一部分吸收入党，一部分参加干部队伍，并派往各地开展抗日工作。这些新党员、新干部“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慌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加之，当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教条主义在党的干部队伍中影响还很大，一部分青年干部，甚至资历较长的于部在开展抗战斗争的实际工作中，严重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出了许多弱点。“知识不多，进步不快，气量狭小，意识落后，简单粗鲁，不了解复杂问题，安心落后而不求进取者有之，甚至动摇投敌者亦间或有之”。

面对这样一种党员、干部状况，在创建晋绥革命根据地过程中要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以及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全新的体系，必须把培养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类抗日干部作为党的战略决策。晋西北区党委、晋西南区党委和绥蒙区党委遵照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开展全党干部学习的 决定》，积极开办了各种类型的短期培训班，直到晋绥分局成立，逐步建立了军政干部学校、抗战学院、晋西青年干部学校、抗大第七分校、晋西北财政干部学校、晋西北行政干部学校、晋西北民运干部学校、绥蒙建国学院和塞北实验学校，为创建晋绥革命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干部，增强了民族抗战的战斗力。

民国时期，教育部规定小学四二学制。以小学教育来说，如方山县全县学龄儿童2,609 人，而就学的只有1,437人，占54.5%，岢岚占56.5%，而学校最发达的县份如晋中介休，就学儿童占到学龄儿童的77.8%。抗战前，临县没有中学，离石有一所平民学校，汾阳有一所河汾中学，早年还有过一所师范学校，后来停办了。临县有几所四二制的两级小学，分设在城内、三交、白文、青塘、碛口等区镇。这些两级小学用的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阎锡山政府教育厅审定的课本，杂以私人所著的教材。村里没有官办的学校，只有私人集资合办的一些初级小学和私塾，所使用的教材更杂，以《三宇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为主。无论是官办的或私立的，多是为少数富贵人家的子弟而设，对穷苦人是陌生的、无情的。

兴县著名绅士牛友兰在京师大学堂读书时，深受孙中山著作和报刊的影响。回乡后，他见兴县地瘠民贫，人口稀少，文化落后，到处可见庙宇，少见学校。他积极宣传办新学，反对读经书，与志同道合的人士在北坡村办起了第二高小与刘少白一起扩充分校，在黒峪口办了女子国民学校，在赵家川口办了男女合校的国民学校。1925年，办起了县立初级中学校(简称兴县中学)，这是晋西北兴县附近数县的第一所最高学府。到1936年被迫停办，共办了38个初中班和一个师范班，培养了300多青年学生。兴中传播“五四”运动以来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发展山区人民的教育事业，发挥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作用，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保护进步师生，对当时和后来革命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

在晋西北，从很早以前就有冬学的习惯。私塾先生是为了増加一点收入。平日读不起书的农家子弟是为了识几个字，在农闲时候，交上少量学费，请先生吃几顿好饭，在私塾中就读三两个月，学习《三宇经》、《百家姓》，以识字为主，一冬可以认上二三百字，粗通文字。有的学生冬季学了，其余三季自己在劳动中复习和使用，连续学上三年冬学，认得一二千宇，塾师加上一些讲解，教给一些应用文，就可以学会写信、记账。这样的学生，则是凤毛鳞角了。

主战场。在八年抗战中， 120师及晋绥军区部队，作战近2万次，消灭日伪军12万余人，建立了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协同晋察冀军区部队开辟了恒山区，加强了平西区，巩固了冀中区，并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 2月，日军以第 109师团及第26师团各一部，向晋西、晋西北进犯，企图压迫第 120师西渡黄河，并威胁陕甘宁边区。22日，北面日军第26师团主力8000余人，伪军3000余人，由朔县、井坪、清水河出动，在南面汾阳至离石公路沿线日军第109师团的配合下,至3月1日先后占领宁武、神池、偏关，并前出至河曲、保德、府谷等城,控制黄河渡口。3月7日八路军120师发起收复晋西北七座县城战斗，4月1日晚，宁武收复，反围攻战役即告结束。共歼日伪军1500余人，收复了岢岚、五寨、保德、河曲、偏关、神池、宁武 7座县城，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开国上将杨勇“吕梁三战三捷”是杨勇指挥才能的生动写照，具有“宋江三打祝家庄”那样的传奇色彩。1938年初，杨勇率６８６团随一一五师主力进至汾阳、孝义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在薛公岭、油房坪、王家池三次伏击战，共歼日军1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吕梁三捷”作为我军抗战时期的成功战例，被广泛流传。

1942 年底，晋绥八分区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作出了重点围困交城山芝兰、岔口敌据点的行动部署，实行了全方位的“挤敌人”斗争，使被动局势发生根本好转。毛泽东得悉后指示晋绥军区：“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试验田。晋绥根据地全面建设构建了新中国的雏形。在晋绥地区，八路军、中共地方组织、山西新军部队、战动总会、牺盟会等一起，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从晋西北挺进绥远大青山，同中共地方组织、当地抗日武装汇合，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 年“十二月事变”被粉碎后，晋西北结束了双重政权局面，正式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晋西南转入地下隐蔽斗争；大青山区也正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随后，三块相对独立的地区统一为晋绥边区大战略区。1940 年2 月成立的晋西北行署实行管辖晋绥边区的行政工作，后更名为晋绥边区行署。晋西北吕梁地区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兴县成为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长期的所在地。

抗日根据地全面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推进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进行了制度、法制创设。其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贯彻“三三制”原则，人员组成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 1/3。政权结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边区和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权力机关。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并有边区政府派出的专员公署，县政府以下设区公所。开展“村选”运动民主选举普遍建立了村政权。司法机关在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分院、县设县法院。各根据地依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参照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结合各自的实际制定颁布了施政纲领及各种法规、条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为解决战争和生活需要进行的，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并建立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实行合理负担，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在工业生产中规定了调整劳资关系的办法，并发展公营工业。实行一系列鼓励生产、财政税制、征收公粮等政策。根据地的文化事业，包括宣传新闻出版事业、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事业、文艺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等。在教育方面，各根据地创办了“抗大”分校等一批干部学校，还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和文化人才。

八路军 120 师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前，当地经济非常混乱，物价不稳定，金融严重受阻，日伪大量发行伪钞，加上战争的恐慌因素，使山西旧钞票迭连贬值。为全力配合八路军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华北党组织在 1937 年 9 月初决定：在晋西北首先创办一个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银行，并决定由刘少白同志负责全权筹建工作。刘少白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协助八路军120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了帮八路军筹措资金，他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他把自己多年来的全部积蓄拿出来，并动员全县一百多位富户入股，凑起6万多元股金。这是以股份形式建行并发行我党最早抗币，金融作为“蓄水池”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40 年 5 月 10 日，在原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扩建成为西北农民银行， 1947 年，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统一为西北解放区， 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西北农民银行，统称为西北农民银行，原陕甘宁边区银行钞票停止发行。这时的西北农民银行已真正成为我国大西北地区根据地的银行，西农币也已成为整个西北解放区的本位币，到 1948 年12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时，西北农民银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原始发起行， 成为新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基石之一 。

后甘泉村是我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地。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中央法委会住临县后甘泉村，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谢觉哉为法委会主任，宪法组长为王明，法律组长为陈瑾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担任党支部书记，另有何思敬、李木庵等，共100多人。期间，起草完成了全国宪法及研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就1947年在临县后甘泉村起草《宪法》一事，谢觉哉写于1947年的《甘泉即事》一诗中写道“共编大法共研修”“法悬象魏民心善”“草法正如草檄急”，王定国著述《后乐先忧斯世事》中记述了临县后甘泉村起草《宪法》的过程及相关故事。谢觉哉主张“新的法律，不只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而且形式也不能为旧的形式所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了解”。1947年10月22日，谢觉哉、王明带着《宪法》草案，西渡黄河，在陕北佳县白云山上的中央临时住地，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宪法和几个法律草案，从而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必要的立法准备。

晋绥土改。1947年晋西北的土改整党，虽然在所有地区都程度不同地犯了“左”倾错误。1948年以后，随着我军解放了晋北和晋西南广大的地区，在党中央指示下，总结了老区、半老区的经验教训，健康地开展了新区的土改。土改运动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改变了旧社会对劳动人民及劳动的观念，“劳动光荣，封建剥削可耻”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吕梁这一块“共和国的试验田”，默默无闻地完成着党安排的各项任务，有如黄河般宽广的胸怀容纳一切，又如吕梁山的脊梁坚韧挺拔，这里的成功、这里的探索对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都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