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与多面，售票员、革命者、文学家和大特务的朋友圈

九十年代初，我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篇课文《一面》，2006年这篇文章下放到了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这种事情在教材史上并不少见，如今小学四年级下册的《小英雄雨来》，最初进入课本是1952年，不过不在小学《语文》课本，而在初中第六册。

如今小学阶段的《小英雄雨来》，其实是个节选，当年初中版是把这篇短篇小说一字不减，全部入选。题目也从《雨来没有死》变成《小英雄雨来》，可能是怕孩子们觉得残酷吧？不过小英雄雨来的最初原型，的确是牺牲在还乡河畔的冀东了。

不过今天不讲雨来，还是讲《一面》。现在的课本里已经没有这篇文章了，我个人觉得挺可惜，因为这是从工农兵的角度看鲁迅先生。文章里的“我”，当年只是上海英商中国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一名售票员，还是个备受某些西装同胞歧视和轻慢的底层“苏北佬”，却因书结缘，与鲁迅有了“一面”之交。鲁迅先生是什么人？毛泽东同志赞他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曾在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面》

但就是这样的超级“大人物”，在一位年轻的穷工人面前，却像严肃和慈爱的父亲。鲁迅先生不是什么狗屁“民国大师”，而是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当穷工人拿出自己和同住的失业工友攒下的饭钱，他们宁愿饿着，也要读革命小说，但却不够在内山书店（其他地方是买不到这种进步图书的），买一本鲁迅先生翻译的《毁灭》。可是又喜欢这本书，进退两难了。此时鲁迅先生走过来，推荐了另一部苏联小说，曹靖华翻译的《铁流》。《铁流》售价一元八角，比《毁灭》还贵四角钱。这就有些尴尬了，便宜的都买不起，何况贵的呢？

可是鲁迅先生却十分诚恳地说：

“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等于一块钱，把两本合计售价三元两角钱的书，都半卖半送给了这个爱读书，却买不起书的年轻工人。有朋友可能会想，为啥还要一块钱，不是免费呢？原因很简单，尊重！这不但是年轻售票员“我”的感受，也是东北来的文艺女青年萧红，还是邮局临时工唐弢和无数教师、工人、学生、店员、学徒，对鲁迅先生的共同感受。

鲁迅先生丧仪，沙飞摄

正因为这种尊重，鲁迅先生去世后，1936年10月19日成殓当天，有成千上万各种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和青年学生为他送殡。其中也包括刚回国的“我”，此时的作者阿累——江苏涟水青年朱凡，已经是一位老资格却年轻的共产党员。

走出内山书店，告别鲁迅先生，朱凡领导上海英汽工人大罢工后，为掩护黑名单上的同志，被国民党沪西区曹家渡公安局逮捕，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5年，在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执行。熟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地下斗争史的朋友，应该清楚，这基本就是“雨花台上见”的节奏了。

上海施高塔路（今四川北路）上的内山书店

幸好朱凡家是江苏涟水的大地主，祖父在清末作过靖江县的训导（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副局长），父亲作过省参议员、淮（阴）淮（安）涟（水）泗（水）清乡总办，更是能左右地方形势的“乡贤”。清末到民国，不管是叫知事，还是叫县长，一上任时，就得去登门拜会他，人称为“二县长朱大太爷”。这样的家庭出了“逆子”，既恨又怜，于是一县士绅哭着喊着，都找“剿”共东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说情。顾祝同也是涟水人，算起来还是朱家的门生，自然要给面子，所以朱凡只关了两年，就交保出狱了，然而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拒绝了家里安排好的前程，朱凡下南洋，任教于吉隆坡尊孔学校后，找到了马来亚共产党，又因参加和支持爱国学生运动，被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当局迫令出境。重返上海后重新入党，逢抗战爆发，参加新四军，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涟水县抗日政府县长。

作为家乡的父母官，共产党员朱凡一方面对敌斗争坚决，屡次大义灭亲，对家族中有投靠日伪军鱼肉乡邻的亲戚，一经抓获，便亲自签署处决令，还把自己配枪交给锄奸部的同志，要求就用这把枪来执行。另一方面重视贫苦家庭青少年的教育工作，照顾和资助他们上学，并四处寻访人才，加强师资队伍，注重用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学生。解放战争中，朱凡同志作为军代表多次进驻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和湖南大学都留下过他的身影。解放后，1953年朱凡接替李达，三次担任湖南大学校长，1987年在长沙逝世。

解放初期的朱凡（阿累,1907-1987）

说完《一面》的作者阿累，我还想再说说鲁迅先生推荐的《铁流》译者曹靖华。对于这位河南老乡曹靖华，我不能叫人家“先生”，得叫“同志”，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在1956年入党之前，59岁的曹靖华同志就是一位地地道道地、名副其实地，像鲁迅一样的，党的最可靠最信任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是一位属于起大早赶晚集的革命者。

1920年，曹靖华进入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北里的“外国语学社”。听起来好像是个一般性校外教学机构，跟您家孩子上校外培训班似的，实际上却是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办的培训进步青年赴俄深造的学校。虽然只办了10个月，却为培养党、团的后备干部和造就革命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柯庆施、汪寿华、陈为人、蒋光慈等，都是从这里参加革命的，曹靖华在赴苏学习已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百年，从这个意义而言，曹靖华同志可是老团员了。此后，他虽然没有走上社会革命之路，但作为文学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作用同样巨大。

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

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看，曹靖华的文学活动总是和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革命战争年代影响了无数青年人走向革命。仅以鲁迅先生推荐的《铁流》为例，真的做到了“洛阳纸贵”，不但在白区热销，在苏区也是如此。林伯渠同志曾经说过，《铁流》在长征途中是人人争看的书，鼓舞我们去完成长征。后来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

在川陕根据地的达县（今四川达州），一位不知名的红军战士，在油灯下，一边阅读曹靖华翻译的《铁流》，一边写下自己的读书笔记：

“《铁流》是被践踏着争取自由的光芒万丈的火炬，守着一群乌合之 众——贫苦的农，在白党——哥萨克的军官和地主——的屠杀下带着女人孩子牲畜的难民穿着破烂的衣服赤着脚，一个男人只有三颗子弹，有一半只有一支空枪，这样原始的‘亚洲式’的军队，在血的教训中，在不能形容的艰苦环境中，终于在艰苦残酷的斗争里，埋葬了自己的苦难，建立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铁流》里有死有丧失有严格的痛苦，然而已经没有羊子似的驯服，在艺术上的修饰是很粗浅的、随便的，但却充满着深刻的动象．表现整个的时代，指出革命群众心理之中起了什么样根本的转变和描写一个人（郭如鹤）和群众的互相关系，表现群众的行动。”

青年时代的曹靖华（1897-1987）

所以，鲁迅先生真是慧眼识人，发现了曹靖华：

“然而也有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一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十一》，出了《铁流》以及其他单行小册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这固然也因为一时自称‘革命作家’的过于吊儿郎当，终使坚实者成为硕果，但其实却大半为了中国的读书界究竟有进步，读者自有确当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骗了。”

顺便说，正因为曹靖华同志坚持宣传革命文学，既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青眼有加，也让有些“人”愤恨不已，国民党的乏走狗们攻击他是——

“似通不通的曹靖华，河南今日之下三等流氓、无赖。”

一捧一骂，穿越至今，不知大家是否当有会心一笑？

人民文学1973年版《毁灭》和《铁流》

这里还多说一句，尽管苏联解体已经要31周年了，但《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难历程》、《静静的顿河》和《青年近卫军》——这些充满革命色彩的苏俄文学作品，却依然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华，永远值得老读者怀念，也值得新读者去品味。

《铁流》的译者就是曹靖华，《毁灭》的译者则是鲁迅，鲁迅还是两本书的出版人和《铁流》的校对人。这里还有个跟今天俄乌战争相关的话题，俄罗斯、乌克兰两民族都出自古罗斯人，但长期历史的分离造成了俄语和乌克兰语，东乌克兰语与西乌克兰语，在语言和文字的差异。《铁流》的作者绥拉菲摩维支，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乌克兰语，这就把学俄语的曹靖华难为坏了，最后不得不找到绥拉菲摩维支，请他用俄语来注释《铁流》中，自己实在搞不懂的一些词汇。

为了这本翻译佳作，鲁迅先生不断给曹靖华写信，前后至少也有二十次，其中1933年2月9日的一封信里，提到了此次光华书局版付给曹靖华的稿费划拨情况。

“令寄尚佩芸五十元，又尚振声一百元，已于本月一日，由邮局汇出。所存尚有一百七十元，当于日内寄往河南尚宅也。”

青年时代的鲁迅先生（1881-1936）

相应在鲁迅日记中，也有对应的记载：

“（1933年2月1日）下午为靖华寄尚佩芸信并泉五十，又寄尚振声信并泉百，皆邮汇。”

曹靖华的妻子尚佩秋是河南罗山人，1929年曹靖华去苏联时，曾将女儿托给尚家，也就是自己的岳父母家代管，所以鲁迅多次为他们代转书信，汇钱、寄药。尚佩芸是尚佩秋的妹妹，关于尚振声，各种注释里都只说他是曹靖华妻子的本家亲戚，却没说他还有个骇人听闻的职业——大特务！

尚振声，原名尚芳，字振声，毕业于我们河南大学前身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三期英文科。

青年时代的尚振声（1902-1942）

这期学生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活跃的，大批南下广州，投身革命，报考黄埔。最著名的当然是黄埔一期侯镜如，我党方面还有黄埔二期的周邦彩、四期的黄志忠，周、黄都是烈士；国民党方面则有黄埔四期生刘艺舟、六期生尚振声。

顺便说，最近这段网上的风云人物张捷，他外祖父赵九章也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科毕业的，不过是最后一期（七期）。赵九章的姨夫是戴季陶，蒋纬国是赵九章的表兄弟，至于戴季陶和蒋介石啥关系，你懂的。可赵九章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差点没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却不忘初心。解放前夕，顶住压力，率领中央气象研究所全所人员留下来，建设新中国，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

这里重点说说尚振声，军统河南站的前身——复兴社河南分社就是经他手创建的，所以在军统中尚振声的资格很老。抗战初期，已经成为少将级的大特务，任军统南京区副区长，一度以筹备处长，兼书记和行动组长。1939年10月，轰动一时的“南京毒酒案”，就是由他策划实施的。军统在日本南京总领事馆的线人，担任杂役的詹长麟，基于日寇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义愤，用军统提供的美制氰化钾毒剂，放在日伪宴会的酒菜中，意在把日军华东派遣军和伪维新政府的军政高官一勺烩。不过结果不理想，只毒毙了两名一般的领事馆官员。

汪伪时代的南京日本大使馆，即毒酒案的总领馆

后来，由于军统同事被捕叛变，导致尚振声被捕，他表面接受伪职，实际则继续为军统服务，直到被二次破获，被押赴上海江湾刑场杀害。临刑前，尚振声非常坚决，军统方面后来找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行刑者了解到，尚振声不肯下跪，且高声朗诵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

这是尚振声的“一面”，其实还有其他“面”。前面提到他曾多次资助曹靖华，如果说因为亲戚关系不避嫌也就罢了。在军统河南站工作期间，尚振声还曾多次告诫我党叛徒出身的安阳站负责人谢梅村，对所侦查的共产党员，如未取得确切的证据和未经站部批准，绝不要擅自逮捕。换言之，作为河南站部书记，抓捕权掌握在他手里，基层不能乱抓乱咬。

问题是这么做，好像跟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一贯风格不太搭啊？当然你也可以解释为，尚振芳要求稳准狠。不过还有奇怪的，在各种史料中，基本没有看到他抓捕和破坏我党的记录。当然这也可能是我没看到。

不过这就让人有些怀疑尚振芳的“出身”了，即跟我党的渊源。军统人物没有提到过，比如跟尚振芳很熟的陈恭澍，晚年的回忆录里多次提到尚振芳，却没有提到过前者参加过我党我团的什么情况。

已有110周年历史的河南大学

可是我党的同志有人提到过，这就是解放后河南大学党组书记的郭晓棠。郭晓棠是尚振芳的师弟，1927年考入河南省立中山大学（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升级为大学）文科，攻读历史专业。这是位中州大学附中上来的同学，学习又好，人脉基础又好，而且很“红”，所以一直担任学校学生会负责人，跟本校张鸿烈、凌冰、查良钊（他有个族弟就是金庸）和黄际遇四位校长都斗争。要不是文科长冯友兰被张鸿烈校长、李敬斋校务主任（等于副校长）排挤走，估计郭晓棠的战绩会更高。读大学四年，学校换了六任校长，能以一敌四，郭晓棠的战斗性可见一斑。1932年，郭晓棠入党，长期在河南地下党内担任重要职务。1940年撤往延安，担任中央政治局下属的“白区与统战工作小组委员会”成员。在整风审干中，郭晓棠介绍河南军统组织时，提到了尚振声，说：

“河南复兴委员会秘书长尚振声，原名尚芳，河南光山人，河大毕业，叛徒。”

这就有意思了，为啥要说尚振声是“叛徒”呢？郭晓棠没有进一步说明，而且写错了尚振声的籍贯，但这个“叛徒”的定义，却足以说明尚振声曾经加入过我党。这就让我想起了罗山尚家，另外两位著名的共产党员——尚伯华和尚钺。

青年时代的尚钺（1902-1982）

尚伯华原名尚炜，1901年生人，曾是罗山党组织的创始人和最早的领导人。1920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以尚伯华、尚钺、尚振芳和尚优如——这些罗山尚家子弟为主，团结进步青年，成立了罗山“青年学社”，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党团员。尚优如烈士1928年牺牲，曾任罗山县委委员，牺牲时23岁；尚伯华烈士1937年牺牲，曾任确山县委书记，牺牲时36岁。

尚钺原名尚宗武，诸尚中的幸存者，曾是曹靖华在开封省立二中的同学，考上北京大学后，又成为鲁迅先生的学生，和鲁迅先生关系很近。从1925年4月28日至1927年4月7日，仅鲁迅日记中就记载他们的交往达30次之多。

1926年9月6日，北大毕业后在河南省教育厅三科当编辑的尚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豫南组织农民暴动，创建豫鄂皖边工农红军别动大队。在这支革命武装里，尚钺担任宣传鼓动部主任和四大队的党代表，他的直接领导——别动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叫马尚德，他们同为豫南特委委员，共同组织参与了“四望山（今属河南信阳）起义”。起义失败后，尚钺在罗山被捕，本来作为县苏维埃主席，又打死过不法地主，是必死无疑了。不过尚家势力大，县电报局长是尚钺父亲的老同学，压下国民党省党部的电报，打了个时间差，由尚钺的伯父作保释放。后来在杭州做地下工作，尚钺二次被捕，这次又是鲁迅先生作保，才得以释放。由于国民党追捕太紧，尚钺出关，到吉林毓文中学教书，成为“学九年乙班”一位朝鲜族少年的革命引路人。

青年时代的杨靖宇（1905-1940）

这位朝鲜族少年，还是鲁迅和蒋光赤的小迷弟。尚钺和蒋光赤同为狂飙社成员，蒋光赤则是曹靖华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学。尚钺还是曹靖华和夫人尚佩秋的介绍人，当时尚佩秋在开封北仓女中读书。马尚德当时也在开封读书，是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这群河南老乡里唯一的工科生，学纺织印染的。

在东北的日子里，尚钺并不知道，几乎同时，老战友马尚德也来了，并改名“杨靖宇”。“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曾担任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很巧合的是尚钺的学生，那位朝鲜族同学也参加了抗联，而且是杨靖宇的部下，一路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他叫金曰成，未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1938年11月濛江县（今吉林靖宇县）南牌子密营，杨靖宇曾会见过金曰成，这是两人唯一一次见面。两年后的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烈士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

左1就是尚钺的学生（1912-1994）

几十年后，金曰成仍然对杨靖宇非常崇敬，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写道：

“杨靖宇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眼就吸引了我。人值千金，眼值八百。我一看杨靖宇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忠厚而热情的好汉。”

就是不知道，在濛江抗联密营里，杨靖宇和金曰成是否提到他们共同的熟人尚钺？

问题来了，当时的罗山尚家真是我党的“窝”，连尚佩秋都是共青团员，难不成尚振声也是个深潜者？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军统中的程一鸣，程一鸣1926年入党，1931年由于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打击而脱党。1933年，在留苏同学吴景中（就是《潜伏》里那位吴站长）的怂恿下，加入复兴社，成为军统的高级干部。1964年，作为台湾蒋介石反动集团“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离开澳门，到达广州，弃暗投明，起义归来。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沙飞摄

历史就是如此多面，稍稍画个历史人物的朋友圈，就能看到诸多超级大IP和历史大V。甚至阿累和曹靖华之间，不但有鲁迅先生这个共同的熟人，毛泽东同志也和他们，包括鲁迅先生，都有交集。

又：最近总有朋友问我为啥不更新？原因很简单，谋生要紧！恕我直言，没有稳定工作的我，平时要阅读大量史料，这些并不一定都有电子资源，很多需要买来，而且价格不菲。更别说牺牲大量时间来解读和写出来了，我不想以数量来糊弄大家，更希望出来一篇就是一篇，所以大家多多见谅，我不可能做到更新率高。或者说，一定会在某一时间段里就有一篇产出。

至于希望我研究这与那，要求我写这个，写那个的朋友，你们提出来的方向，有的足够专项经费下，一所大学的历史学院折腾几年才能出成果，您收了神通吧？臣真的做不到啊！

笑话归笑话，这爿熟人茶馆，只要大家喜欢来看，哪怕都是白嫖，我也会继续下去，因为有些事，总要与人来做。至于原因，前面鲁迅先生讲过了。